1、乔家大院位于祁县东观镇乔家堡村，是山西省集中反映晋中地区民俗事象的博物馆，也是我国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一座民居建筑。

2、乔家是典型的浸*了传统文化的家族，从排辈起名到家规经商，无一不显示出儒家思想的要义。比如各户的堂名，“在中堂”取”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执两端而用“之意，德兴堂取自“长发其祥，唯有德者居之”，宁守堂取自“宁静致远，取信守约”，等等，这都给了乔家的后人潜移默化的影响。

3、乔家从发迹到衰落，一共传了7世。

4、乔贵发是乔氏家族的发家始祖，原系一贫苦农民他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白手起家，离乡背井在内蒙古一家当铺当伙计，十余年后，多少有点积蓄，便转到包头开了一个草料铺，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并无商号牌子。乾隆二十年农业丰收，粮价低落，便大量买进黄豆，准备做豆腐，恰该年豆价骤涨，他们卖豆盈利更多，便挂出了“广盛公”的牌子。诚信经营经商屡屡出奇制胜，幼年的生活经历，锻炼了他坚毅的品格，也为他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5、乔全美在“广盛公”字号下增开了钱铺、当铺、估衣铺等，并与秦家合伙把“广盛公”改组为“复盛公”，此后，乔家不断设立“复”字号，逐渐雄居包头市场。

6、乔致庸少年时因兄长变故，弃学从商，乔致庸活到89岁，创造了乔家的鼎盛时期，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乔致庸当家后，为光大门庭，继续大兴土木，修建乔家大院。乔致庸治家很严。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

7、乔映霞为人精明强干，敢作敢为，思想激进。深受家风祖规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严谨。在他的努力下，乔家大业蒸蒸日上，达到了鼎盛。乔映霞思想比较开明，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主任，到了事业的顶峰。

8、光绪年间，外国资本进入，加上户部也成立官商银行，民间票号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乔家的生意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缓慢下滑。军阀混战，日本军队侵占包头，又霸占了复盛公在包头的钱庄、当铺，在众多打击之下，乔家从此一蹶不振。乔映霞有两个儿子，乔铁汉和乔铁民，1950年，在公私合营的大潮当中，复字号最后就是由乔铁汉代表乔家出面，由乔铁民及其堂弟乔子珍来包头办理结束的，乔家与百年复字号从此脱离关系。

9、昆曲表演艺术家，1943年在天津乔家的大德通票号里出生，与乔致庸长孙乔映霞共同生活十余年，15岁入梨园，退休前曾是现北京北方昆曲剧院的花旦演员，至今仍在从事昆曲教育行业。

世界富豪也不过如此，乔致庸带领乔家走上巅峰，乔致庸被迫弃文从商，也与他悲惨的童年生活密切相关，早年父母双亡，得亏祖上留有积蓄，当时他在它哥哥的庇佑下长大，作为乔家的第4任大当家，也算是叱咤一时的晋商风云人物，由于他有非凡的胆识和极高的商业天赋。

尽管乔家在他接手时，繁荣盛况已经大不如从前，但这恰好给了他施展的机会，他祖上积累了多少财产呢？也就是乔家第一任大当家乔贵发，再说他的名字一样，自带贵族气质，又有发财祥兆，乾隆时期有机会外出经商，在外拼搏多年积累了1000万两白银的资产，别的不敢保证，在山西也算得上富甲一方了。

分红拿到手软，用钱生钱成为金融大鳄

乔致庸时期，可以说将乔家的资产发挥到了顶峰，在当时乔家已经算是金融界的大鳄，尽管那时候还没有金融的概念，但他们从事的行业无异于现代金融，毕竟绝大部分收入来源直接与金融挂钩，毕竟很多人对于“钱有四条腿”这句话深信不疑。

当时的乔家可以说用钱赚钱，并不是简单的依靠双手挣钱，就拿84年当时乔家的大德通票号，仅仅一股分红高达850两，1908年已经涨到了17,000两之多，别忘了还有一家与之实力相当的大德恒票号。

赚钱机器遍布全国各地，吸金能力堪比聚宝盆

当时包头作为重要的商业金融中心，乔家的“复字号”也是巅峰一般的存在，处于包头商业的垄断地位，或许整个包头大部分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都需要仰仗人家的威望和庞大的财力支撑，比起之前他哥哥留给他的烂摊子，可以说达到了质的飞跃。

提起乔致庸，许多人都会毕恭毕敬的称他们一声“亮财主”，乔家的有钱也是众人皆知，不仅在整个山西省具有极高的名气，而且他们的商业范围遍布全国各地，不得不承认乔治庸的经商之道，当然也离不开他祖上的原始资本积累，给他后来的商业运营提供了极其可靠的保障，当然，乔家的生意不仅仅限于与平民百姓，地方商贾大户，也与朝廷有着极其密切的来往。

清政府也要向他借钱你敢相信？

朝廷有许多机构也愿意把银两存在乔家的各大票号，极大地提高了使用的便利程度，当时左宗棠有难拜访亮财主，尊称乔致庸为大哥，足见当时乔致庸不仅财力雄厚，而且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就在左宗棠临走前，也不忘顺手划给他10万两白银。算起来前前后后资助了当时的清政府也有几十万两白银。

说起乔家，就不得不提乔家大院，至今还遗留在人们心中的乔家大院，当时也算是乔家极具影响力的社会象征，乔致庸硬生生把山西作为了当时全国的金融中心，晚年的乔致庸，大量购买房产地产，尽管祖上有告诫，但是乔致庸还是力排众议修建了乔家大院，毕竟他也有那个话语权，花自己赚的钱就是任性。

现金流稳定健康，怕是清政府都羡慕

据统计，乔致庸的精心治理下，乔家账面流动资金也有四五百万两之多，全国各地遍布的票号，钱庄，当铺、粮店，共有几百处之多，后来乔家巅峰时期，流通资金高达上千万两，要提起乔家的生意，可以说遍布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只要是政府不让涉及的除外，其他的生意乔家都做，即使有些生意，政府管控严格，也给予了乔家特权，各处田产地产更是不计其数，各类资产折合3000万两白银，何况当时白银的价值远比现在的人民币要高，折合人民币也有几亿之多。

那要说当时乔家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对标清政府年税收入1500万两白银，也与当时清政府的国力相比拟了，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尽管算不上世界首富，但要能算世界富豪，也还是绰绰有余的。

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

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

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

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

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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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他执掌家业时，“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乔致庸成为商场巨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于用人，他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

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

-乔致庸

　　1乔致庸(1818―1907)字仲登，山西祁县人，乔家第四位当家人，著名晋商，人称“亮财主”。他出身商贾世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他是乔家门中最长寿的人，活了89岁，一生娶有6妻，因乔门中有不许纳妾的家规，都是续弦，6妻留下6子11孙。当国家到了国将不国的境地，大批银子流向海外时，他一改往日不治家宅的习惯，于同治初年（1862年）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至今保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建筑，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乔致庸是清朝末年山西晋商的代表商人，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弃文从商接手生意。在他的不断努力下，生意日渐兴隆，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在国弱民贫的清朝，晋商能够走向全国，实属不易。

　　2经商之道

　　“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他执掌家业时，“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起先是“复字号”称雄包头，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他成为“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财势跻身全省富户前列。

　　乔致庸:儒商大道

　　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乔致庸尤善于用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3用人之道

　　乔家的商业得以超常规发展，是因为乔致庸能够不拘一格用人才。马公甫，本是复盛公字

　　号里的小伙计，雄才大略的乔致庸识出他是个人才，在大掌柜告老后，让他当 上了复盛公的大掌柜，给包头商界留下谚语：马公甫一步登天。马荀，本是复盛西字号下属粮店里的小掌柜，不识字，但经营有方，盈利不小。乔致庸便给他一副资本，让粮店独立经营，他成为大掌柜后也给乔家赚回不少银子。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也是如此，后来为乔家收进几十万两白银的红利。

　　阎维藩(剧中潘为严原型)，本是平遥蔚字号福州分庄的经理，给一个下级官吏支垫白银十万两帮其升迁，结果此人升为汉口将军，其胆识为同行所称道。后因与总号有左，辞职还乡，消息传至乔家，乔致庸慧眼识人，派儿子从半路接到乔家，待以上宾之礼，聘任阎维藩为大德恒票号总经理。他为报知遇之恩，殚精竭虑，使大德恒票号后来居上，成为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票号之一。

　　4为人处事

　　素性恬淡、酷嗜读书，经营财务非其甘愿亦非其所长，然知人善任。待下宽厚。豁达大度，慎始慎终，人都乐为其用。“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为其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的主导思想。

　　5治家之道

　　乔致庸治家很严。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

乔致庸是我国清朝时期山西祁县人，乔家大院第四代人。他讲究诚信为本、“以德经商”，并且善于用人，通过自己的用心经营，乔家事业突飞猛进。

起初是复字号称雄于包头，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当时乔家的财势已跻身于全省富户前列，家资千万，商业遍布全国。

乔致庸从一介儒生至晋商翘楚，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5个朝代，他的人生可谓浓缩着山西商人的传奇。

乔致庸是乔家第四代人。他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挑起理家、理财之重担。乔致庸讲究诚信，待人随和，大胆开拓。以致在他执掌家业时，资产越滚越多，成为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

乔家的商业得以超常规发展，首先是和乔致庸以“义、信、利”求生存分不开的。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昀后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这是乔致庸作为一介儒商的根本。

乔家在包头的各商号，曾出现过以次充好、欺骗顾客的现象，极大地损害了“复字号”的声誉。乔致庸从接手之初，便扼住店大欺客的歪风，不仅销毁了全部劣质油，而且还对曾经购过劣质油的顾客给予一定经济补偿。

虽说赔上了一大笔银子，却是力挽狂澜大厦于将倾，铸就了乔家诚信的金字招牌。

不仅对顾客如此，对待掌柜和伙计们，乔东家也投之以诚信，换来的是对方的报之以忠，更为可贵的却是劫难中伙计们仍能不离不弃。不难看出，我国的许多百年老店之所以成其久，法宝不是别的，正是“诚信”两字。

挣了一辈子银子，无论得意抑或落魄，这位乔东家却从没成为过银子的奴隶。朝廷的海防捐款派发至祁县，他带头捐以重金响应号召；朝廷出兵北伐，他解囊借银助军；天下闹饥荒时，他几度甘愿倾家荡产为10万饥民开设粥场。

尽管这都是朝廷的事情，而他却不吝将大把的银子散出去，只求物有所值，一个“忠”字放大了写。然而朝廷希望他花银买官时，他却“吝啬”了起来，死也不肯捐官。

尽管曾经10年寒窗苦，曾为争得功名累，但如果这个官是用银子买来的，则一文不值，则实属不“义”。由此可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疏财常有时，只为仗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