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下”位于村西的山脚下。山风穿过山上的古松林，给人以清新绝尘之感，而步入古建筑群中，凝重丰厚的历史令人不愿走开。对全村古建筑了如指掌的陶焕弘，自家老屋建于清光绪年间，坐西朝东，砖木结构，面积近千平方米，很有气势。最典型的是边门上有横批称“五柳遗家”，中堂称“五柳堂”，这既表明家风志向，又与陶渊明连上干系。陶焕弘就是陶渊明第57代后裔。或许陶家为崇尚“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的境界，把“五柳堂”改成了“爱菊堂”，堂内3代后裔子孙近50人。另一座建于清朝咸丰年间，场面宏大，中堂左右八只牛腿分别雕有戏剧人物、风景、狮子和鹿等动物，中间各嵌刻一个字：福、禄、寿、喜、荣、华、富、贵。刀功利落精美，加上花窗壁画，天井细石构图，可以想象当年的豪华。假如这仅是建筑上的显示，那么邻近一幢同样建于光绪年间的大屋中，存有的四首诗则可作为主人精神和生活的风景画，其中有“乡村四月闲人少，绕了蚕桑又扦田”、“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风漠笛在沧浪”、“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桃花源是陶渊明笔下乌托邦式的世外小天地，古人明知虚境不可得，却愿其境长存可居，甚至不畏艰险，百般寻觅，哪怕捞到一鳞半爪的外景片段，也拟化成形，言之凿凿。而陶氏之后，更以陶渊明的英名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自豪。族谱之类也是往往万山归其一峰，千水溯于一源。陶村上畈心在清朝道光年间，建起了陶中祠堂（又称陶氏东祠），面积达500多平方米，四合院式，部分两层砖木结构，中堂大厅，方形石柱之上，镌梁刻柱，花团锦簇，充满富贵气。听老人介绍，话语总绕不开陶渊明，少不了桃花源。解放后这里曾办过学校，现已办成文化中心，大门口就是人来车往的街道，现代开放气息浓重。离祠堂不远还有陶隆俊和陶泽法等人家的老屋，分别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和明末。前者厅堂长达近20米，廊道深深，牛腿上八仙人物雕刻得栩栩如生，檐口瓦有勾头滴水，堪称少见。后者大梁镂刻又显得更古朴一些，尤为稀罕的是墙壁上画有戏曲故事，而其来历却有待专家考察。

陶村后山脚的古民居，建造上讲究的是一个“精”字。邹家宗祠的石柱刻字，戏台雕梁及其牛腿镂镌华美而细致。郑岳文等家庭的前厅堂，门外鹅卵石铺嵌地面和天井，图案有菊花、荷花等。马头墙封檐用的是特制砖，有雌雄榫，檐下墙画有兰花和故事人物。堂中石柱两两对称而双双浮刻花纹各自不同。所用隔壁的门扇窗框，无不拼花或用花板，人在其中仿佛被立体的古人物古动物古花卉包围。这里的特色是前堂大门有防偷防盗石柱，用来加固大门闩；后堂还有许多科举捷报单遗迹留于左右板壁上，其家族盛况环顾几眼即可明了于心。

而陶村街路两旁的几幢古屋也与众不同，除了建于明朝的楼栅斗拱及云头花饰雕刻之外，陶伯新家的老屋充满刚烈刀剑之气，突出一个“武”字。这幢房屋原由武进士陶建勋居住。陶建勋生于1870年，自幼爱武习艺，拜陶村武举人郑树标为师，喜用大刀、剑、千斤石练武。清光绪二十年（1895）中武举人，次年中武进士，钦点花翎侍衙，派乾清门行走侍卫。所以其居墙上有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赠送的条幅：“秀名满江国，芳声腾海隅。”柱子上有武进士亲笔题写的对联：“书田菽粟皆真味，心地芝兰有异香。”现存的遗物还有：武进士头像、一对圈椅、一对茶几、一张石床、三块千斤练功石以及两块书有“钦默”字样的背匾和一把宝剑。从中看出，陶渊明的后裔，不限于世代消极避世、洒脱悠逸地生活，也有“金刚怒目”式的人物。这些又可以从陶西宗祠一脉中就有23人进入仕途得到证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用此真正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来解释陶家祖先的志向和节操，应该是妥当的。

后记

曾经的繁荣与富有以及建筑时代和风格，陶村古民居能与相邻数十公里的俞源太极星象村媲美，只可惜现代建筑的夹杂和缺少必要保护措施，与兰溪的诸葛村或更远的古代徽州民居建筑相比，那逊色已不是一二了。正因此，去年仲秋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等人来陶村视察，提出要维护优秀古民居，传承民族文化。 延福寺位于浙江省武义县桃溪镇福平山，由僧宗始建于后晋天福二年（937年），原名福田寺，宋绍熙年间（1190～1194）赐名延福寺。大殿于元延祐四年（1317年）重建，清康熙九年（1670）重建后殿观音阁和两厢。雍正八年（1730）至乾隆十三年（1748），多次修葺大殿，并增设天王殿和两廊厢房，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建后殿厢房。

现存的建筑以中轴线排列为山门、天王殿、大殿、后殿和两侧厢房。殿间有长生池，殿后有石涧井。山门和观音堂前有石狮拱门。为江南已发现的元代建筑中最为久远的珍品，殿方形，分五间，重檐歇山顶。殿内柱为棱形，侧脚有防震功能。柱础，一为雕饰宝相花的覆盆柱础，上加石礩；一为礩形柱矗前檐柱与金柱之间用乳栿蜀柱，下端雕刻似鹰嘴。平梁与金柱之间加弓形月梁，起搭牵作用，此法开江南弓形梁之先声。四周墙壁绘山水壁画和行草书作品，多为明代佳作。山门、天王殿和观音堂为清代建筑，装饰富丽堂皇。东厢房为明代建筑。

殿内文物有宋宝祐二年（1254年）铸造的大铁钟一口；后殿前有元代石狮一对，殿内有元泰定元年（1324年）刘演书写的《重修延福寺记》石碑、明天顺七年（1463年）陶孟端书写的《延福寺重修记》石碑。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延福寺建筑艺术的特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古建筑学家梁思成曾前来考察，并在著文中多处记述延福寺的结构特色。上海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曾三次前来考察，1980年9月与1981年4月，日本横滨大学博士关口欣也、南京工学院教授潘谷西等分别前来考察。此外，1978年3月2～3日，全国古陶瓷器研究会在延福寺召开。 武义桃花源峡谷漂流位于浙江省武义县桃溪镇陶村，顺山势而成，隐于崇山峻岭深处。漂流全长45公里，上下落差108米，两岸山高林密，在峡谷中穿行，时而游龙逐浪，时而平缓惬意，时而万马奔腾恩，时而跌宕起伏，沿途欣赏着飞鸟穿梭。游鱼戏水，四季常绿，山峦叠嶂的奇景，感受从高山玉带奔流而下的刺激，穿越游龙峡，时光隧道1，情人谷，龙潭峡，惊涛峡，将军峡，林荫大道，飞瀑峡，等幻境景点，尽情感受旋转，飞跃，驰骋，尖叫，血脉喷张的激情旅程，让身心得到最好的放松和享受。。

武义桃花源峡谷漂流景区距武义县城30公里，距离省道300米，路面平坦宽敞，交通便捷，是情侣约会，朋友小聚，家人共享，野外拓展的理想场所。 据传，迎大蜡烛源自陶村的百年古殿“镇善堂”。镇善堂，也称后殿，始建于明末清初，距今已有三四百年的历史，是善男信女祈求神灵赐福，保一方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圣殿，也是陶村每年马灯会、龙头会、大蜡烛会等民间组织碰头议事与聚会的地方。据村里的老人回忆，镇善堂原址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四周古木参天，背倚后龙亭，亭如华盖；面朝溪水，亮若一湾明镜，钟灵毓秀，风水极佳，人气极旺，常年香火鼎盛。镇善堂前后两部分，总共十五间房，里面供奉着弥勒佛、观音菩萨和文武曲星等10余尊神佛之像。

1942年8月23日，侵犯陶村的日寇一把火烧毁了后殿古建筑及通惠桥，大蜡烛无宗地，被迫中止。直到2002年才复兴，且规模空前。这年正月十四日，四百余人分二路纵队排成300多米长的游艺队伍。叠完八仙，从中心广场出发，整整三个多小时，游经主要街道和路巷，许多人家摆设香案迎接。节日气氛四处洋溢，民众同乐的热闹场面，盛况空前。此后活动延续至今。

内容主要有：叠八仙、祭祀，游艺道具有大蜡烛、旌旗、盖伞屏扇、神像阁、大灯笼、乐队等等。应该说有所创新，也有所发展，如工艺的制作、机械的、人员的安排，乃至吹打乐曲的变化。这项活动靠的是群策群力，和民众内在的凝聚力与对乡土节日文化的执着需求，并非外力所迫而勉它既有历史的根源，又有传承与发展的成因。

2007年“迎大蜡烛”被浙江省政府批准为全省民俗类三十五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之一 守岁通宵、莫放笙歌散。所谓“浪街”，其实是武义县桃溪镇陶村除夕之夜的一项颇有特色的民俗活动。

在陶村，每年除夕和元宵之夜，当热热闹闹的放花炮、迎花灯、舞龙等喜庆活动进入尾声时，民间乐手们便集结而行，演奏着幽雅的乐曲，穿行于大街小巷，当地人称之为“浪街”。据当地民间乐社《五音社》老艺人回忆，约在清朝末年，“浪街”即已在陶村盛行。

杜审言诗里说：“故节当歌手，新年把烛迎”，除夕之夜，听多了花炮声喧闹声之时，忽然传来清丽的竹笛声、婉转的弦乐声、抑扬顿挫的竹梆声、清脆的碰铃声……你是否会倾耳聆听呢？

陶村的浪街，以笛子主奏(正吹)、二胡、三弦等丝弦乐器伴和，板鼓、扁鼓、竹梆、碰铃压板击板，小锣、苏锣、次钹结合旋律作点缀性轻敲，速度舒缓，曲调文静幽雅、柔和细腻。演奏者少则三五人，多则十余人。演奏者大多着长袍、礼帽，一人高挑纱灯(早年用松明火把)在前引路，一人肩挑锣鼓担供乐手敲打，鼓板先生指挥，丝竹弹拨随后，左右两边有大灯笼相伴而行。夜阑人静，乐曲优扬，穿街而行，乐音绕街……

据当地老艺人回忆，浪街在陶村流传至少已有百多年。早年间，陶村开明士绅徐凤鳌与陶云芳创办陶村昆腔坐唱班。徐凤鳌少年时曾在叔伯开办的昆腔坐唱班学艺，工大花脸，亦擅吹弹；陶云芳钟爱昆曲，擅长吹笛。徐凤鳌、陶云芳两人志趣相投，于1909年前后创办了昆曲坐唱班，常应邀为村人喜庆演奏。陶云芳还与弟弟陶舍昌及儿子等人组织过时调坐唱班，足迹遍及本地和周边乡村以至溯江而上到杭州演唱。当时当地民俗，大年三十夜是坐夜守岁，下半夜大多冷冷清清。不甘寂寞的乐手们便商议决定在村里的大街小巷上浪走一番，给平静的除夕之夜，给坐夜守岁的乡亲们送上清婉幽雅的音乐——这便是最早的浪街了。

“五音社”的老艺人说，上世纪70年代，当地艺人陶岳宣将乐曲工尺谱译成简谱进行传授。《浪街曲》原是由曲调风格近似昆曲的十首曲牌联套而成，由于年代久远，如今只留下《文路》、《插花饮酒》、《小令》三首曲牌。然而，就是这不多的曲子，给当地百姓的春节，带去了喜庆、带去了祝福…… 陶村共有六座宗祠，同处一村，蔚为大观，在县内村落中也是十分罕见的，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祠堂文化”。其中陶姓3处，邹、徐、郑各1处。陶村上畈心在清朝道光年间，建起了陶氏祠堂(又称陶氏东祠)为中心祠堂，坐西朝东，面积达500多平方米，部分两层砖木结构。中堂大厅，方形石柱之上，镌梁刻柱，花团锦簇，充满富贵气。西山下和下畈心祠堂为西陶祠堂。邹、郑祠堂建在后山脚片，两座祠堂门对门，两祠仅隔约30米。徐氏宗祠坐落于徐家地段内，坐北朝南。六座宗祠建筑都为四合院，并建有既与门厅后檐相连又相对独立于门厅的戏台，牛腿挑檐，飞檐翘角。后厅明间采用台梁式构架，柱子多为截面方形抹角的石柱，前厅后檐、后厅及厢廊前檐普遍施牛腿托挑檐檩。硬山两坡顶，粉墙黛瓦，五花山墙，外墙檐下绘有壁画。

在中国古代，皇族有太庙，百姓有祠堂。祠堂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的建于唐宋时期。到明代嘉靖年间，“明世宗采大学士夏言议，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允许庶民建宗祠，老百姓有了专门祭祖的地方。到了清代，宗祠大量出现，清雍正皇帝在《圣谕广训》中说:“立家庙以蔫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家庙即祠堂，设家塾、置义田、修族谱等宗族大事，往往通过祠堂议事来完成，陶村的中心祠堂自民国时办学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供本村和外村的子弟读书求知识。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等。是记载各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功用，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由官修变为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功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如今，家谱同各姓氏的郡、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的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族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后来在民族融合中。逐渐在各民族中开始出现族谱。族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桃溪陶氏溯源

陶澍曰：“寻陶之得氏，实源于济阴，所谓陶丘者，帝尧初封于陶，其后子孙居焉。”以技为氏、以官为氏是错误的；以邑为氏，查无陶氏；以名为氏，以地为氏，陶叔、陶邱后亦为陶氏；以族为氏即以国为氏，陶唐氏帝尧是为大宗，而今之陶氏，实始于汉开封侯陶舍，望出丹阳、浔阳。

陶氏之族，出自济阴，居于平阳，今郡望皆云丹阳、浔阳。唐之姓氏书中，皆不载丹阳，而《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中又列青州乐安郡，注为陶唐氏之后。唐末有陶英，因忤朱温而避祸迁居广西昭州（今平乐），从此只见丹阳、浔阳二望。绛州至明时尚有陶琰一支大族。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陶舍自济阴从汉王，后以功封开封侯，子陶青袭爵，汉文帝时任御史大夫、丞相，参与平定吴楚七国之乱。裔孙陶睢，于元鼎五年（前112年）以酹金失侯。汉宣帝元康四年（前62年）始诏复家。

陶青9世孙陶敦，京县（今河南荥阳市东南）人，于汉安帝永初四年（110年）被征召，后为少府。顺帝即位，陶敦以翊戴功为司空。一年后以卷入党争而免官。陶敦为避祸举族南迁至丹阳，卒葬当涂县东。从此陶氏宗族居于吴，晋时盛于丹阳。

又据陶翊《本起录》：陶弘景13世祖陶超，汉末渡江，始居丹阳。《当涂县志》云：汉征君陶超墓在小朝山边。陶弘景8世祖陶基，吴时为交州刺史，子陶璜，于晋时仍为交州牧，开发越南中、北部起了巨大作用，璜封宛陵侯。子威、淑。威子绥，四世五牧交州达80年，恩威并孚。后柳宗元有铭曰：“汉光中兴，马援雄绝域之志；晋武一统，陶璜布殊俗之恩。恩随德成，功与时并。”

陶谦为陶基从父，《后汉书》与《三国志》均有传。谦父为余姚长，已迁居丹阳。陶谦与陶敦之关系史书不载，而各族家谱皆云陶谦为陶敦之孙，如果这样，陶敦又是陶超孙辈。

陶敦之孙陶同，在吴孙亮时，因职守而徙居鄱阳，其子陶丹徙居浔阳，丹妾湛氏，剪发待宾，其子即晋大司马、长沙桓公陶侃。魏时仍居鄱阳（今都昌苏山、左里间），陶侃子孙遍布鄱阳湖四周，是为浔阳之望。

陶侃第七子陶茂，茂子敏，配孟嘉之女，敏子晋陶渊明一代诗宗，承汉魏，开唐宋，三史列传，千古一人。元配陈氏，生子俨、俟、份，继配翟氏，子佚、佟。

《陶茂麟家谱》是陶氏最早的家谱，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江州从事赞皇李庆孙所作旧序载于《昌邑陶氏族谱》中，把世系上接陶渊明长子陶俨。（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亦载此世系，但云渊明生族人熙之）昌邑谱以陶侃祖陶同为1世祖，陶俨为7世祖居鄱阳马鞍山，陶茂麟为18世，其子19世庆元迁星子长岗，23世整迁马沥，24世陶诠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迁居新建昌邑陶家林，遂世代居之。34世为陶叔量，与文天祥同榜进士。其子孙分居会门、良门、东门、西门等地形成巨族。43世陶语，二子秉思、秉念迁居都昌之周溪、和合、西源。整兄陶鉴乃居长岗窑林，鉴裔述之（29世）迁进贤平塘，述尧迁南城。鉴裔又徙居南昌之石梁、瑶溪。

渊明三子陶份居都昌，迁湘城日就乡、阳城（即吉水）、奉新及抚州金溪。

浙江之陶起自泰顺，谱仍接茂麟家谱，但上接陶渊明第三子份。至处寂子陶褒因避武氏之难，寄居婺州兰溪。褒7世孙泰，泰子戬、乔。乔登唐穆宗长庆辛丑（821年）进士，为避权奸之害，弃官而遁入瑞安白鹤溪口（泰顺司前、溪口），复徙仙稔、下革。乔子永，永子归、史。史于后梁龙德元年（921年）徙居桂峰、葛，散居于司前池村葛、下洪、碑排、大安等地。其族有迁福建拓荣、霞浦、泉州及安徽淮南者。

台临陶氏出于陶侃21世孙陶儒（字述之，号柴桑），唐天二年（905年）进士，为严州太守，徙台州太守，因世乱而家于临海长潭。子温、良。陶温迁缙云陶滩、筠川。良12世裔孙应吉迁会稽，16世陶凯弟谊迁天台，又迁仙居、永康。陶温17世孙陶尊迁武义。浦阳陶氏，浔阳陶渊明裔孙陶弼之孙常修自临海长潭迁缙云筠川，常修孙公显迁金华八咏门，公显7世孙致和、致英、致祥迁浦阳通化乡。

9世孙陶河之子陶持迁居六丽之桃溪为一世祖因迁易名为善字孝良缘父爵号六评事

桃溪东陶的陶氏在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8)始祖六评事，名善，字孝良，由处州缙云县陶滩析派而来。《桃溪东祠陶氏谱》云:“桃溪陶氏宣阳之世家也，其始祖六评事公，讳善，字孝良者，先由缙云陶滩析派，因赘余相公(讳静，字善卿，宋政和间历仕太师兼总五军都尉，典赠忠肃公)之女，由东床(即女婿)斯土，见山川景物之秀，土沃民淳，遂就居其地，名曰桃溪，是始迁为第一世祖。”陶善因其父亲官“评事”，故以官称名，余太师女为驮娘，生六子。

桃溪陶氏东祠

陶村上畈心在清朝道光年间，建起了陶氏祠堂(又称陶氏东祠)为中心祠堂，坐西朝东，面积达500多平方米，部分两层砖木结构。中堂大厅，方形石柱之上，镌梁刻柱，花团锦簇，充满富贵气。祠堂前半部分现已建成服装大楼出租，陶氏东祠名下现共计有1200余人。 大事件：

1参股成立武义五柳旅游休闲用品有限公司购回大楼产权，继续出租。

22012年又捐资20余万元委托金华天下谱局重修族谱。预计重阳节前出版。

1、印制书籍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方法

　　我国印制书籍大约起于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金、西夏，沿袭于元、明、清。但在唐以前，我国书籍的制作方法大概依书籍的制作材料而定，先后有过刀刻、铸造、笔写等不同的方法。

　　初期书籍之一的甲骨文书，从现存的甲骨文片看，其上面的文字都是用刀刻的。为什么非要用刀刻？这大概取决于这种材料的质地。我们知道，骨头是有一定硬度的，而吃墨的能力却不怎么强，如果用笔写，可能不会保存很久，因而只好用刀刻。用刀刻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刀刻的笔道纤细匀称。如果用笔写，那时有没有那么细的笔还是个问题。一块龟甲或一块兽骨，没有多大的平面。除掉占卜时形成的卜兆裂纹，能着字的地方所剩无几，如果笔尖稍粗，根本无法写下。这大概也是采用刀刻的原因之一。刀刻的字迹既能保持久远，又能笔道匀整，又适应甲骨仅有的空余平面，又有一定的硬度，所以我们见到的甲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的。有的刻得十分纤细，像陕西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甲骨，其字迹要用五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可见那时的微雕技术已经相当精湛了。

　　初期书籍之二的青铜器铭文，据现在所知道的，其上面的文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凸出来的阳纹，一种是凹进去的阴纹。两种纹路不同，它们的制作方式也不同。凹进去的阴纹文字比较好理解，那就是在事先设计制作好的青铜器上，如果什么时候想在上面镌刻文件或事件，都可以随时请人操刀镌刻就是了。这种用刀在青铜器上直接镌刻阴纹文字，比在青铜器上铸字要方便得多，自由得多。在青铜器上铸字，事先就要有周密的计划。有的在设计时大概就不想当作器具用，而是想铸字，以文字意义为主的。例如郑国、晋国铸造的刑鼎，目的就是为了公布法律，晓谕全国。这类青铜器物上面的文字，在制造浇铸模子时就要考虑周详。一份文件，一个事件，一共有多少字，如何布局，乃至每个字的锼〔sou搜〕锓〔jian坚〕，都要精心设计，精心制作。而且模子内壁的阳阴纹字迹必须是凹进去或凸出的反字，浇铸出来的才是凸起或凹进的阳纹或阴纹正字。这就牵涉到模子内壁上阴阳纹反字究竟是怎么弄上去的问题。正写反贴双勾再锼锓，自然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古人是不是这样做，不敢肯定。考古学界有人根据青铜器铭文中常用虚字的酷似，推测青铜器铸模内壁的阴阳纹反字，可能是一个一个事先做好的阳阴纹正字压挤出来的。这种推想十分大胆，假如这种推想能够成立，那就表明我们的祖先老早就懂得制造活字的原理了。当然这种活字尚不是为了排版印刷，而是为了铸造青铜器铭文。

　　初期书籍之三是石质文书。我国自周秦以来，以玉片、石片、石鼓、摩崖、碑、碣、套帖等形式刻、写的石质文书，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归纳起来，往石质材料上着附文字，就现在所知也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书写，一种是刀刻。书写者见于侯马盟书。1965年在山西侯马春秋晚期晋国遗址出土的盟书，都是以朱色或墨色书写在玉片或石片上。其中最大的长32厘米，宽38厘米，上尖下方，形态规整。这种盟书为什么要用笔写而不用刀刻，道理说不清楚。也许因为侯马盟书是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大凡需要发誓定盟，总是事有急需，发于义愤。并且盟书要一式两份，一份留作证据，藏于盟府，以备查验；一份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以示永不背盟。事急，又要两份，刀刻可能不适应，故采用手写。不过这只是推测，不能算是科学结论。除侯马盟书以外，传世的所有石质文书，包括摩崖石刻、碑、碣、历代所刻儒家石经、释家石经、道家石经等，全部都是用刀刻的。这些刀刻的石质文书，不同于侯马盟书的一份要藏于盟府，一份要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而是要立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本来就是依山刻石，风吹日晒自是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用笔在石质上写字而不是用刀在石质上刻字，时间一长，或经过雨水的冲洗，字迹就会模糊不清，甚至是字迹全无。所以古代的石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成的。

　　随着书籍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正规书籍的出现和发展，以前的甲骨、青铜器、玉、石材料等都不再适应需要，竹木简便广泛地被采用为书籍的制作材料。这种材料不同于以前的甲骨、青铜器和石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将文字着附在竹木简上，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重大课题。历来出土的大量竹木简，证明了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过去有所谓“刀笔吏”的说法，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刻成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刀、笔、墨、砚要预备齐全，才能书字于竹木简上。笔、墨、砚的功能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唯有刀的用途，过去说法不一。一种说法，刀就是笔，用刀笔在竹木简上刻字。这早已为事实所推翻。还有一种说法，道破了刀的用途。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小学生，甚至包括初中学生，每天上学，他们的书包里所带的铅笔盒中，必带有铅笔、笔刀和橡皮。 目的是当写了错字时，就用橡皮将错字擦掉，而后改成正确的字。竹木简书盛行时期，之所以要把刀、笔、墨、砚同时备齐，同样是各有各的用途。其中的刀的用途就类乎今天中小学生所用的橡皮。当在竹木简上写了错字时，就及时用刀子刮去，然后再写上正确的文字。过去人将“刀笔”连读，解释为刀子笔，进而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子刻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

　　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之一。用这种材料制作书籍，就无法像甲骨、青铜器、玉石那样，其文字可以铸造，可以刀刻，而只能是用笔书写。这道理很简单，用刀在缣帛上刻字，那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像后世印制纸书那样，将文字印在缣帛上，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帛书只能是用笔书写而成，不可能用其他的办法将文字着附上去。事实上，历来出土的帛书，也确实都是用笔书写而成的。

　　纸张取代竹木简、缣帛而成为书籍的普遍制作材料之后，不但改变了竹木简笨重，缣帛贵重的弊病，而且由于纸张比竹木简、缣帛更易于着墨，所以自东汉至五代上千年的时间里，纸书多是用笔抄写而成。又由于纸张具有特殊的吸墨能力和柔软，所以又承担起自唐代开始的印制书籍的任务。雕版印制书籍中经五代的缓慢发展，至两宋而极盛，标志着书籍的生产方法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人类文明也跨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2)印制书籍的出现与发展

　　我国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印制书籍，大概在唐朝已经开始。这无论从文献记载或实物留存都能得到证实。但印书之始，绝不意味着雕版印刷的技术到唐朝才发明，反而表示这种技术在唐以前应该早已出现。到了能够印制整部的书籍，则应该是这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了。但长期以来，参与讨论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问题的中外古今学者，却多以印书之始来论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结果不是提前，就是靠后，始终得不出一致的意见和科学的结论。早的有东汉发明说，东晋咸和(公元326—334年)发明说，六朝(公元222—584年)发明说，隋朝(公元581—617年)发明说，唐朝(公元618—906年)发明说；晚的有五代(公元907—959年)发明说，北宋(公元960—1126年)发明说。时代跨度上千年。这些说法，有的因论据不足固然不能成立，有的以流存的实物为证，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因而也不能成立。好在我们这里不是讨论印刷术的发明，我们注意的是用这种技术来生产书籍在唐朝则是史不绝书了。

　　明朝有位史学家叫邵经邦(公元1491—1565年)，他写了一部历史著作叫《弘简录》。在《弘简录》卷四六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洛阳人，年仅36岁就不幸夭亡了，唐太宗很是悲痛。当宫女们将皇后生前所编纂的《女则》10篇呈献给皇帝时，唐太宗抚物生情，“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这里的“梓行”二字，指的就是雕版印行。这是迄今所知关于印制书籍的最早记载。长孙皇后卒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的六月，印行《女则》应当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或稍后一点。表明在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已经懂得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生产书籍了。而且生产的第一部书就是妇女著作。

　　冯贽的《云仙散录》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我们知道，唐玄奘到印度取经出发的那一年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取经回国，前后经过了17年。再过19年，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玄奘涅槃圆寂。所以他用回锋纸印刷普贤菩萨像，施于四众，应当在贞观十九年他取经回国，到麟德元年他涅槃圆寂之间。这件事情的发生，距雕印长孙皇后的《女则》仅10多年的时间，说明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不仅懂得雕版印制书籍，也懂得雕版印制佛画了。

　　此后，关于唐代雕印历书、字书、韵书、文集、道书、阴阳杂记等书的记载，屡见不鲜。流传于世的实物也不只一两件。像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jie 介〕为父母祈福而雕造普施的《金刚经》、西川成都府樊赏家雕印的历书、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的梵文《陀罗尼经咒本》等，就都是至今还留存在世的雕版印刷品。特别是那件被斯坦因携走，现在庋〔gui 鬼〕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金刚经》，可以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而又相当成熟的印刷品。它用七张纸粘连而成，全长152尺，完整无损。卷首有释迦牟尼佛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等僧众说法的扉画。妙相庄严，栩栩传神。经文字体端庄凝重，刀法稳健。印纸精良，墨色精纯。古朴大方，赏心悦目。说明到9世纪中叶，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时期了。

　　进入五代之后，雕版印制书籍的方法已被政府正式采纳，并且用来印制儒家经典了。从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起，到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止，中原地区的四个不同朝代唐、晋、汉、周，在22年的时间里，由国子监连续不断地完成了《九经》的校勘和雕印工程。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用雕版印刷的办法生产出来。或者说儒家经典的第一代版本，就是五代时期国子监出版的，监本之称也就开始于此。与此同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以及解释儒家经典的《经典释文》，也先后被雕版印制出来。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县)人和凝，不顾别人指责，自己主持雕版印制了自己的文集，开创了版本学史上“自刻本”的先河。后蜀宰相毋昭裔，不但主持雕刻了《蜀石经》，还主持雕版印制了《九经》，还让自己的门人句〔gou勾〕中正、孙逢吉主持雕版印制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地方政府以及民间雕印的佛经、佛画更多，道家的某些著作也被雕印出来。整个书籍的生产方法，已面临全面改革的前夜。

　　进入宋代以后，书籍的生产方法便以雕版印刷为主流了。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流通之宽，版印之精，都堪称前所未有，后世楷模。上自中央各殿、院、廊、司、局、监，下至地方各府、州、军、县，各路茶盐司、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公使库，各府学、州学、军学、郡斋、郡庠、学宫、頖〔pan 盼〕宫、学舍，各县县学、县斋，各地书院，私宅、家塾、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各地寺院、道观、祠堂等等，都竞相刻书，形成了广泛的刻书网络，使书籍生产出现了空前未有的高潮。两宋以后，迭经元、明、清，旁及辽、金、西夏，书籍的生产方法多是采用这种雕版印刷，为今天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典籍。

　　(3)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雕版印制书籍，比起用手抄写书籍，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只要雕刻一套版，你想印多少，都可以随心所欲。但这种技术必须是每一种书籍雕一套版，每套版只能印一种书籍。它只能在部数上增加，不能在种数上生新。若要生新，就只能再雕一套版。这显然是工本极大，劳师费时。这种固有的弱点，在两宋雕版印制书籍充分发展的同时，也就充分暴露出来。能否克服这种弱点，使之既省工本，又能随意生新？这是摆在当时书籍生产者面前的新课题。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平民毕升用自己的天才和实践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图5)。

　　关于毕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北宋沈括在他所著《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有翔实的记载。沈括说：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为余群众所得，至今保藏。

　　这段记载，从制字、排版、常用字的储备、生辟字的临时制作、不用时的收藏方法，以及不用木料制字的原因等，都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法，除了稍显原始古朴之外，其余关乎现代排字印刷的基本原理，那时几乎都已具备了。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闪现了现代书籍生产方法的最早火花，比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排印书籍大约要早400年。可惜的是，毕升用这种泥活字排印过什么书，不见记载。实物更无流传。但按照毕升泥活字排版印书的原理，仿制泥活字，用它来实践印书，却是代有其人。周必大在南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根据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在潭州(湖南长沙)仿制成了泥活字，用它排印了自己的《玉堂杂记》二十八事。这是现在所知关于用泥活字印书的最早记载。元朝定鼎前夕，忽必烈的谋士姚枢，在河南辉县教弟子杨古根据沈括的记载，也仿制了泥活字，排印《小学》、《近思录》、《经史论说》等书，用来化民成俗，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直到清朝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苏州人李瑶仍仿制出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等书。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安徽泾县翟金生及其家人，经过30年的努力，仿制了10多万个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自己的集子《泥版试印初编》、家谱《水东翟氏宗谱》，以及他朋友黄爵滋的集子《仙屏书屋初集》等书。

在泥活字原理启发下，被毕升当年扬弃了的木活字，到元朝初期又由王桢试制成功。与此同时，还创制了转轮拣字法。王桢用自己创制的木活字，排印了自己主持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比王桢晚20年，浙江奉化州官马称德，在任内也主持制作了10多万个木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大学衍义》等书。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的木活字也被制造出来，如回鹘文、西夏文木活字都已出现。至今还有西夏文木活字排印的佛经传世。新疆博物馆、敦煌艺术研究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还分别收藏有回鹘文木活字的实物。回鹘文不同于汉语，每个词组的字母构成不同，词组的长短也不同，因而形成的木活字长短也就不同。这种长短不一的木活字，排版技术要比一样大小的汉字木活字复杂得多。可当时被忽必烈誉为神逸俊秀的回鹘人，居然能解决这样复杂的排版技术问题，不能不说是开了拼音文字活字排版技术的先声。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为中国书籍史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

　　到了明朝，使用木活字印书的地区已普及到苏州、杭州、南京、福州、四川、云南等地。明朝用木活字印的书，有书名可考的，至今仍有百余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由于形势的需要，朝廷发布的邸报，也叫作朝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了。这可以说是开了报纸活字排印的先河。清朝，木活字已在全国通行。上至内府，下至各级衙署、书院、书局、书坊等，大都备有木活字。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陕西、甘肃等省，都曾用木活字印过书。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诏求天下遗书，复出内府秘籍，并校辑《永乐大典》所见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原先打算选择其中传世极罕，又足资考镜者，先行刊印流通。无奈工程太大，于是采纳金简的建议，刻了25万多个大小不等的木活字，用来排印上述的难得之书。乾隆皇帝以为称活字不雅，便赐名“聚珍”。又因为这项工程在武英殿进行，所以将用这批木活字所印的相同规格的书，就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收录图籍134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工程。

　　金属活字，包括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等。其中铜活字应用较广，现知最早铜活字印书活动是在15世纪末，即明朝的弘治年间。当时江苏的无锡、常州、苏州一带都有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出现。最有名的是无锡的华家与安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华燧用铜活字摆印了《宋诸臣奏议》50册。因铜字难受水墨，印制出来的书叶，墨色浓淡极不均匀，但它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因而显得十分珍贵。现知华燧以会通馆名义用铜活字先后排印过15种书。华燧的叔父华珵〔cheng成〕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铜活字排印过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诗稿》。华燧的侄子华坚和华坚的儿子华镜，也用铜活字排印过《蔡中郎集》、《白氏文集》、《元氏长庆集》等。无锡除华氏外，尚有安国桂坡馆也用铜活字印书。安国字民泰，是无锡的巨富，有“安百万”之称。他用铜活字排印的书，可以考知者也有10余种。其中的正德《东光县志》，是国内现存最早用铜活字印制的地方史志。此外，福建建阳书商也用铜活字排印过《墨子》。清代，福建人林春祺，从18岁开始刻制铜活字，花了21年的时间，耗去白银20万两，制成大小铜活字40多万个，并用这套铜活字排印了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及军事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等七种书籍。当然，规模最大的还要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一万卷，目录40卷。分六编32典，6109部。内容繁富，区分明晰，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类书之一。这次铜活字印书活动，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

　　锡活字，元朝人的著作中就有记载，但不见实践。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广东佛山镇有位姓唐的书商，出资一万元铸造锡活字20多万个。并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用这套锡活字排印过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铅活字，明朝人、清朝人都有记载，但不知印过什么书。

　　用活字排版来印制书籍，在我国出现很早，但发展却很缓慢。然而它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较之雕板印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代表了书籍生产方法前进的方向，所以到了清朝晚期，随着西方铅字排印技术的传入，中国书籍的制作方法也就走上了世界铅字排印的共同道路。今天，激光照排、电脑打印等新方法不断涌现，书籍生产方法又面临一场伟大的革命，人类文明将要跨入新的历史时期。

对其所知甚少，仅供参考吧。

1、翟国彦：湖南邵阳新宁县万塘乡人。

2、参与镇压陈开、李文茂起义

陈开、李文茂起义后攻占浔州府城后，即建立“大成国”政权，咸丰十年（1860）二月，陈开又率梁赞、冯康、刘八、梁司等反攻，包围柳州城。与清军“苦战两月”，清军总兵翟国彦等三人身受重伤，都司何通胜等被击毙。

3、参与镇压太平天国

清咸丰11年（1861年）3月，清军总兵翟国彦率重兵追击石达开部，在长蛇岭一带（有说在甘棠渡，大抵是同一地区)瓦解太平军1万多人。

4、同治四年（1865）还在广东做总兵，1868年6月升任提督广东水师衙门，清廷赏劲勇巴图名号。

附其它信息如下：

1、翟氏家谱辈分如下：

兴银必朝大，临仁启正世；

国绍声名远，祖遗德泽长；

传家唯忠孝，历代有贤良。

2、翟国彦前后任提督广东水师衙门：

前任：任星源（1867年1月17日--1868年）

翟国彦（1868年6月19日--1880年11月23日）

后任：吴长庆（1880年11月23日--1884年7月26日）

低[低、氐、邸、砥、厎，读音作dǐ(ㄉㄧˇ)，亦可读作zhǐ(ㄓˇ)，不可读作dī(ㄉㄧ)]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上古神农氏十五世孙氐，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在史籍《山海经·海内经》中有记载道：“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与姜姓同奉伯夷、四岳为祖神而异姓，表明了四岳苗裔的分化。氐族人与羌人一样，是炎帝的苗裔。

传说，少典氏为祝融氏支派的少典国君，于黄帝纪年前557年(丁亥，公元前3274年)诞生在厉山的少典国，称为少典，娶妻有娇氏之女安登，生炎帝、黄帝，衍传炎、黄世胄满人间。

神农氏姓姜名轨，一名石年。神农之子有神氏、农氏、列氏、厉氏和柱。厉氏后来分衍出丽氏和赖氏。自柱开始称炎帝，其后的世系分衍为：柱生庆甲；庆甲生甲和临；临传承；承传魁；魁传明；明传直；直传厘；厘传居(哀)；居传节茎。节茎之后有节、戏、克三支。克传榆罔(参卢)，其后衍生榆、露、赤狄；戏传器和小帝。器的后裔为钜、伯陵、祝庸三支。钜之后有封、钜、封父、富父；伯陵生蜂和逄，逄生殳、延和鼓，鼓生灵恝，灵恝生氐。

这样，氐氏族人的源流世系便为：少典→神农(轨)→临魁→姜柱→承→明→宜→来→里→节茎→克→戏→器→伯陵→逄→鼓→灵恝→氐(互)。

氐之后裔一直以“盍稚”为自称，而“氐”、“互”则是其他民族对氐氏族人的称呼。魏、晋两朝以后，渐为自称，此为正宗氐氏。

氐氏后裔繁衍为庞大的氐族，分衍有逄氏、蠭氏、逢氏、殳氏、延氏、氐氏、元氏、乞氏、夸氏、勾氏、勾龙氏、吕氏、申氏、许氏、由余氏、余氏、羌戎氏、杨氏、蒲氏、齐氏、符氏……等等诸氏。

氐族人主要生活在中国西、北地区，在历史上曾建立过各种政权，例如：东汉末期乞氏后裔杨氏建立的前仇池国(公元296～371年)、后仇池国(公元385～443年)、武都国(公元447～477年)、武兴国(公元478～553年)及阴平国(公元477～580年)；东晋朝时期关中扶风元氏后裔齐氏所建立的流民齐氏政权(公元294～299年)；五胡十六国时期的蒲氏后裔符氏建立的前秦国(公元351～944年)、吕氏建立的后凉国(公元396～403年)；乞氏后裔杨氏建立的隋朝(公元581～618年)等。

到十六国时期的前秦国政权期间，氐族人发展强盛至颠峰状态，总人口接近百万。随着历史的演进，氐族人最终逐渐被融合于黄帝世系之中，成为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中的砥氏、氐氏、邸氏、低氏、狄氏、翟氏等，读音作dǐ(ㄉㄧˇ)。

第二个渊源：源于姒姓，出自夏朝时期少康帝给幼曲烈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该支低氏的祖先，是上古圣君夏禹王的后裔。

治水有功的夏禹是“五帝”之一的颛顼高阳氏的裔孙，而颛顼高阳氏，则是黄帝轩辕氏的嫡孙。当夏禹的第五世孙少康中兴了夏室以后，曾经把自己最小的儿子曲烈封于一个叫作“邸”的地方，这就是古代著名的“邸国”(今山东临沂兰山区南坊镇邸古城)，少康的这一房子孙世代在邸国相袭繁衍了将近两千年。

到春秋时期，邸国被莒国所并灭，怀着亡国之痛的邸国太子巫，就出奔到邻近的鲁国，并且在鲁国作了官。他以故国的国名“邸”字“去邑当氐”，令后裔以“氐”为姓氏，称氐氏，后有加“亻”偏旁称作低氏者，亦有取“邸”的通假字“砥”称砥氏者，砥氏读音作dǐ(ㄉㄧˇ)。

第三个渊源：源于妘姓，出自西周武王分封的邸国，属于以国名为氏。

据顾东高《大事年表》记载，“邸国，妘姓，子爵，在今山东临沂县北十五里”(今山东临沂兰山区南坊镇邸古城)。

史籍《春秋·左传注》中记载：“鲁昭公十八年(公元前524年)六月，邾人入邸。”邸国后来在春秋时期被并入鲁国。

到战国时期，鲁国被楚国所灭，其地被并入楚国，称邸县。史籍《姓苑》中也记载，邸为县名，邸氏当以县名为氏。

在春秋、战国时期，“砥”、“邸”二字同义通假，因此亦称砥氏，也有简笔为氐氏者，改笔为低氏者等，读音作dǐ(ㄉㄧˇ)。

第四个渊源：源于西域大月氏，出自大月氏贵霜翎侯邸就郤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姓氏考略》记载，邸氏出自西汉时期西域大月氏贵霜翎侯邸就郤之后，其后裔入居中原，取祖上原名首音的谐音汉字“邸”为姓氏，汉化称邸氏，后有去“邑”简笔为氐氏者，也有改“亻”称低氏者，读音作dǐ(ㄉㄧˇ)。

第五个渊源：源于职业，出自古代研磨工具砥砺，属于以职业称谓为氏。

砥砺，是古代对磨刀石的称谓，俗称砥石。在典籍《书·禹贡》中记载：“荆州砺砥砮丹。砥细于砺。”在史籍《山海经》中也记载：“崦嵫之山，其中多砥砺。”

有专职制作和贩卖砥砺的工匠、商贾，其后裔子孙中有以职业或物品为姓氏者，称砥氏。在春秋、战国时期，“砥”、“邸”二字同义通假，后有去“石”改“邑”为邸氏者，亦有改“亻”偏旁称低氏者，还有简笔为氐氏者，但读音皆作zhǐ(ㄓˇ)。

另外，自古以来就有对专职磨刀、剪的工匠称作砥工、砥匠、游砥师傅等，该称谓一直延续到今天，亦或有引为姓氏者。有待进一步考证。

第六个渊源：源于职业，出自黄河激流中的砥柱山，属于以神话传说为氏。

砥柱，亦称厎柱、砥柱山，是矗立在汹涌奔腾的河水之中巍然不动的山状岩体，例如 尼洋河上的砥柱山，黄河中的砥柱山等。在典籍《书·禹贡》中记载：“厎柱析城。厎柱，山名，在河水中。”

在黄河的河南三门峡段中央，就有一座著名的“砥柱山”，文人墨客称之为“峡东砥柱”，政治家称之为“中流砥柱”，黄河上的艄公则千百年来称它为“朝我来”。这座“中流砥柱”矗立在那里已经有数万年，神话相传它是大禹治水时留下的镇河石柱，而在黄河两岸百姓们的心目中，它是一位黄河老艄公的化身。

传说在很久以前，一位老艄公率领几条船驶往黄河下游，船行到神门河口，突然天气骤变，狂风不止，大雨倾盆。刹那间，峡谷里白浪滔天，雾气腾腾，看不清水势，辨不明方向。老艄公驾船穿越神门，眼看船只就要被风浪推得撞向岩石。老艄公对其他船工大喝一声：“掌好舵，朝我来！”之后就纵身跳进了波涛汹涌的黄河之中。船工们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听到前面的黄河中有人高呼“朝我来，朝我来！”原来是老艄公站在激流当中为船只导航。船工们驶到跟前正要拉他上船，一个旋浪将船只推向下游，离开了险地。当船工们在下游将船拴好，返回去找老艄公时，只见他已经变成了一座高大的石岛，昂头挺立在浪涛滚滚的黄河激流中。从此以后，它就一直矗立在那里为过往的船只指引航向，艄公们都含着热泪把这座“中流砥柱”称为“朝我来！”它成了峡谷中的永久性航标，所有的船只驶过三门以后，只要朝砥柱直冲过去，在眼看船头就要与砥柱相撞时，砥柱前面波涛的回水正好把船只推向旁边的航道，并避开航道中的明岛暗礁，顺利驶出三门峡峡谷。

人们自古以来，就用“中流砥柱”来形容那些勇敢无畏、坚强不屈、或起决定性作用的人或集体，就像屹立在黄河激流中的“砥柱山”一样。在典籍《晏子春秋·谏下》中就有：“吾尝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中流。”这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不朽的精神。

在黄河上的艄公中，自古就有以“砥柱山”为姓氏者，称砥氏、厎氏，后有去“石”简笔为氐氏者，亦有改“亻”称低氏者，读音作dǐ(ㄉㄧˇ)。

得姓始祖：邸就郤。

汉时大月氏国王侯。月氏，也作月支，祖居甘肃敦煌和青海祁连之间，后迁新疆伊犁河流域，西汉时期为匈奴所灭，遂远迁于大夏国(今阿富汗北部)，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都密等五部翎侯。贵霜翎侯治护澡城，建立了强大一时的贵霜政权，所居区域大致在今阿富汗东北部和巴基斯坦北部一带。邸就郤的后裔后入居中原内地，以王父名为氏，称邸氏，并尊邸就郤为其得姓始祖。

注：

本书总体上倾向于低、氐、邸、砥诸姓氏源出氐族人之说。

二郡望堂号：

1郡望：

河西郡：最早的河西郡是战国末期魏国所设，其境约在今山西省、陕西省一带。汉朝时期所说河西郡是指河西四郡，即今甘肃省的酒泉、张掖、敦煌、武威，是西汉武帝拓边后于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所设置的。北魏时期设置的河西郡故治在今山西省临汾地区。唐朝时期设置的河西郡，其时辖地在今云南省蒙自县、山西省汾阳县一带地区。

中山郡：中国古代称“中山”者有四：①战国时期原为顾国的都城(今河北定县)，一度为魏所灭，复国后迁灵寿(今河北平山)，周郝王十九年乙丑(公元前296年)为赵国所灭；秦朝时期归属于巨鹿郡。②西汉汉高祖刘邦初年(公元前206年)设置中山郡(今河南登封)，汉景帝执政时期改回为中山国，治所在卢奴(今河北定县)，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登封市西南部与河北省正定县之间一带，包括今河北定州、安国、唐县、新乐、无极、满城、完县、望都和保定一带；南北朝时期后燕以为都城；隋朝开皇初年(公元581年)废国置郡。③宋朝时期以定州为中山府，治所为安喜(今河北定县)。④宋朝时期的香山县；民国十四年乙丑(公元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民国 将其改为中山县，今为广东中山市，孙中山故里在中山市南部的翠亨村。

2堂号：

河西堂：以望立堂。

中山堂：以望立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