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空首布币

布币是春秋时期除齐，楚以外普遍使用的货币。早期的布币形体较大而无文字，以后多铸有纪数、纪地、纪干支、纪币或币值的文字。

春秋时期空首布币有：

空首耸肩尖足大布空首无文布平肩桥足空首布

这类空首布多有一字或二字地名，也有纪干支、数字的。

“高”空首布：“高”，地名，即高都，春秋时晋地，在今山西省晋城县东北。

“周”空首布：“周”，地名，即平周，春秋时晋地，在今山西省介休。

“留”空首布：“留”，地名，即屯留，属晋，在今山西省屯留县。

“示”空首布：“示”，地名，即示邑，属晋，在今山西省祁县。

“同”空首布：“同”，地名，即“同是”，亦即“铜”，晋邑，在今山西省沁县。

“雨”空首布：“雨”，地名，露的省写，亦即潞，晋邑，在今山西省潞城县。

“吴”空首布：“吴”，地名，即虞山，属晋，在今山西省虞乡。

“智”空首布：“智”，地名，即智城，晋邑，在今山西省解县。

“吉”空首布：“吉”，地名，晋邑，在今山西吉县。

“文”空首布：“文”，地名，属晋，在今山西文水县。

“耒”空首布：“耒”，地名，即耒邑，晋地，在今山西黎城县。

“吕”空首布：“吕”，即晋吕邑，在今山西省霍县西南。

“侯”空首布：“侯”，地名，即晋温邑，今河南武陟县。

“南”空首布：“南”，地名，魏地，今河南南阳。

“于”空首布：“于”，地名，在今河南沁阳西北。

“武”空首布：“武”，地名，赵邑，在河南省北。

“甘”空首布：“甘”，即甘丹，地名，亦即邯郸，赵邑，在河北省。

“向”空首布：“向”，地名，春秋时郑地。今河南洧川县西南。

“是”空首布：“是”，地名，即“同是”。见上释。

“贞”空首布：“贞”，即贞阝，地名待考。

“戈”空首布：“戈”，即武的省写。

“木”空首布：“木”，即木门，地名，属晋。

“尚”空首布：“尚”，地名，即邬，春秋晋邑，在今山西介休县。

“西”空首布：“西”，即西都，地名，本属晋，后属赵。

此外，尚有●、商、宋、毫、粤（或释雩）、羊、阜、成、鬲、土、木、王、羽、易、公、非、朱、工、羔、良、居、益、松、井、文货、大、屯、止、瓦、仁、甘、台、合、●、、、鸟、贸、莫、阳、定、谷、竹、册、室、城、康、下、云、瑁、皿、白、幺、曰、垂、艹、窒、氏、叔、空、安周、金、斤、古、富、田、上、君（群）、群、室、、安臧、宫考等。其中有些字的考释仍有待研究，上已引用的考释是否准确，也还有推敲的余地。空首布中纪数字者已见的有一至十，其中“四”与“九”未见，纪干支的有丙、戊、辛、壬、癸。纪地支者，有子、卯、已、午、未等。

空首布中尚有斜肩的，如王川（旧释三川金化或齐金化）、东周、武等数种。

二、平首布币

空首布进一步轻型化和小型化发展，成为首部平直不空，裆部加深的平首布。在其演变过程中，又可分为尖足、方足、园足等。体形亦由大向小发展。

各种形状的平首布分别介绍如下：

尖足布

“晋易”尖足布：“晋易”即晋阳。战国时赵邑，今山西太原。此布有大小两种，小者称“晋易半”，但亦有无字者。半即两枚当大者一枚之意。

“易人”尖足布：“易”为阳字简写。阳人，地名，秦地。在今河南临汝县西。此布亦有大小二种。

“文阳”尖足布：“文阳”现释为“汶阳”，恐不确。汶阳为鲁地，后属齐，故地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齐国用刀不用布，故此文阳当不指此。文阳尖足布亦有大小两种，其背有字者，意同上。

“西都”尖足布：“西都”，地名，战国赵邑，今山西孝义县。

“中都”尖足布：“中都”，地名，本属晋，后属赵，故城在今山西平遥县西北。

“甘丹”尖足布：“甘丹”为邯郸的简写，地名，春秋时属晋，后为赵都。故城在今河北邯郸。

“榆乡”尖足布：“榆乡”，地名，战国赵邑榆次，晋时名榆邑，地在今山西榆次。

“离石”尖足布：地名，战国时赵地，在今山西省。

“平州”尖足布：“平州”，地名，现释为齐地，在今山东省莱芜县。齐不用布，此释恐不确。

“平周”尖足布：“平周”，地名，魏邑，在今山西介休县西。

“莆子”尖足布：“莆子”，地名，在今山西。

“新城”尖足布：“新城”，地名，赵邑。《史记秦记》：“庄襄王三年，蒙骛攻赵新城。”在今山西朔县西南。

“武安”尖足布：“武安”，地名，战国赵邑，在今河南省。

“皮氏”尖足布：“皮氏”，地名，魏邑，故城在今山西河津。

“长葛”尖足布：“长葛”，地名，郑邑，在今河南长葛县东北十二里。

●丘”尖足布：“●”即显，“显丘”地名，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商丘”尖足布：“商丘”，地名，宋国都，在今河南开封附近。

“霍阝”尖足布：即霍，国名，地在今山西霍县西南，为晋所灭。

“于半”尖足布：“于”即于阝，地名，在今河南沁阳县西北。“半”为二分之一之意，释同前。

“中阳”尖足布：“中阳”，地名，赵邑，即山西中阳县。

“●邑”尖足布：“●邑”，地名“●”字为虢字变体，即北虢所在地，为晋所灭。地在今山西平陆县。

“●”尖足布：即“蔺”字，地名，赵邑，即山西离石县。

“腧”尖足布：“腧”，地名，即山西榆次县，本属魏，后属赵。

“阳化”尖足布：“阳”，地名，即阳邑，在山西太谷县。“化”，币名。

“兹氏”尖足布：“兹氏”，地名，春秋属晋，战国归赵，地在今山西省。

“韦”尖足布：“韦”即韩，地名，在陕西省韩城，韩邑。

“武平”尖足布：“武平”，地名，赵邑，在今河北省文安县、汾阳县附近。

平肩尖足布尚有兹、豕●半、北兹、邪山、●、寿阴、大阴、艹等多种。

春秋时期，楚国最初使用的主要是海贝，如淅川下寺楚墓中就出土了大量海贝。这些海贝当是从沿海各地进入楚国市场的。

随着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楚国货币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三种金属货币形式。

铜币：主要是铜贝，椭圆形，背面平，正面凸起，有文字，字形像蚂蚁，两口像鼻孔，故称蚁鼻钱。又因它取象于贝，似古文“贝”字，像一人面，故又称“鬼脸钱”。楚国的铜贝也有铲形的。

银币：以银为币，是楚国独创。1974年在河南扶沟出土了18块铲状银币(银布)就是楚国制造银币的物证。币成铲形，是中原地区货币的特点，从此可见楚国与中原各国商业贸易的密切。

金币：史称楚金币为郢爰和卢金，又称印子金，即有特定铭文的扁平金版，此外还有无钤印字的金版、金饼等。

爰当中的“爰”字为称量的意思，“爰”前一字为地名，郢爰的“郢”，即郢都。类似的货币在楚国流通的还有“陈爰”、“郑爰”等。通常以郢爰代指楚金。

目前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爰金是中国最早的黄金货币。

楚金币的形制有两种，一种是正方形或长方形的金版，另一种是扁圆体的金饼，以前者为多见。从出土实物来看，整版的“郢爰”每件约重250至260克，正面都刻有排列整齐的“郢爰”印记，印记多少不等。金饼上多无印记，有实心和空心两种，形状酷似龟。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楚金币，除极少数为墓葬出土外，绝大部分来自于窖藏财富。从文献中可以看出，黄金的流通限于上层社会，而且只在国际礼聘、游说诸侯、国王赠赏、大宗交易时才使用。使用时动辄百金、千金，至少为一镒。

楚金币是一种称量货币，使用时根据需要将金版或金饼切割成零星小块，然后通过特定的等臂天平称量再行交换。因而出土的楚金币，大都是零星碎块，大小轻重相差悬殊，而且明显可看出曾被切割过的痕迹。它虽非等量货币，属初级铸币，但已充当了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反映了楚国商品流通领域的活跃。

楚国之所以能在中国最早利用黄金作货币，是因为楚地拥有丰富的黄金资源。楚国金币是选用高品位的天然金块熔铸而成。楚金在战国后大量发展，战国晚期则达鼎盛。今湖北、安徽、江苏、河南、山东等地均有大量的出土。

　　耿姓在古代多以高阳（今属河北）为郡望，当代则以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东、山西、黑龙江、辽宁等省为主要居住区。历代名人，主要有汉太守耿夔、大司农耿寿昌、唐诗人耿湋、宋名将耿京、清蕃王耿精忠、当代外交家耿飚等。

　　关于古耿国的建立，最早的记载见于《尚书·商书·祖乙》中：“祖乙圯牗音yi牍于耿，作《祖乙》。”可惜《祖乙》的正文没有流传下来，只有上述作为《祖乙》序言的一句话，但尚书中的这一句话，首次将耿作为一个国都记载下来，其时代当在祖乙时期，即公元前14世纪。那么祖乙何许人

　　也？原来黄帝的曾孙喾牗音ku牍，将他的儿子契牗音xie牍封于商，契当是商人的祖先，自契始经过14代传至成汤，成汤推翻夏朝建立了商朝，商朝从汤到纣经历了17代30个君王，祖乙是商朝的第7代第13个君王。

　　关于商君祖乙的定都，《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帝中丁迁于嗷牗音ao牍。河亶（音dan）甲居相。祖乙迁于邢牗音geng牍。”古代邢与耿同音，是否指一个地方，史学界仍有争议。但据耿氏家族流传下来的说法，邢与耿不是一个地方。相传祖乙迁至邢以后，就将国都定在那里，而将他的弟弟祖丙封于耿地，建立耿国并立祖丙为国君。后来的耿氏族人，尊祖丙为耿氏之祖，每年的腊月初五祖丙诞辰，供祭祖丙时摆设柿饼，当地方言柿饼近似于“思丙”，有追思祖丙的意思。柿饼中的上品又叫做耿饼，源于此。那么耿地在哪里呢？据《括地志》中记载：“绛州龙门县东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国也”。

　　另据《国家地名词典、河津词目专辑》中记，距河津城关镇东南10公里的山王村，即是耿国国都所在地，古代俗名称帝王村，村北洞门楼所书“古耿名都”四字，数代不易。清初时因村中几近王姓，遂易名三王村，嘉庆年间为昭彰古迹，正名王村，民国年间称帝王村，解放后因此名有封建色彩，改名山王村。据说该村中宫、金库、暗地、城前、城后等古耿国遗址犹存。

　　关于古耿国的灭亡，古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中这样写道：“十六年，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伐灭霍、灭魏、灭耿。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这一段明确记载了古耿国灭亡的时间是在晋献公十六年，即公元前661年。从殷商时期的祖丙立国到春秋时期耿国末代国君太乙的弃国归隐，古耿国共经历了商、周、春秋三个时期，先后共25代32位君侯，时间长达700余年。这与耿氏族人保存的《先祖君侯谱》中“君侯三十二，国运七

　　百长”的记载是相符的。一个古代的诸侯小国，能够衍延生息如此长的时间，足以证明其先祖建立和治理耿国的业绩，同时也充分体现出耿氏先民的品格和智慧。

　　我国汉族人的姓氏很多来自古代的诸侯国名，诸侯国消亡后国名作为地名和姓氏则长期保留下来，古耿国也不例外，当它消亡以后，耿就作为姓氏延续下来，凡现在的耿姓汉人，不论远近都应该是古耿国的传人，而河津则是耿氏后裔的根祖之地，我(指的是“耿秉强”)的临猗农村老家就是一个耿氏后裔的集聚地，整个村子里几乎全姓耿，据老辈人讲，我们村过去就有续修家谱的习惯，每隔几年就要续一次家谱，到文革前家谱资料摞起来足有半人高，人称“文献世家”，只可惜这些家谱资料在文革中作为宗族势力的典型，被当作阶级斗争的反面教材在全省范围内参观展览，至今下落不明，实感可悲可叹。

　　起源一

　　以地名为姓

　　商代有君王名祖乙，祖乙继父河亶(DAN)甲，起初都城设在相地，即今河南省的

　　内黄县境。因内黄县地处黄河下游，河水时有暴涨，河水一涨洪水泛滥，不仅大量庄园被冲毁，黎民百姓难得定居，生命财产时有淹没的危险，就连帝王都城也朝不保夕,商王祖乙为此整日锁眉不展，食寝不安，他身边的贤臣巫贤子早已估摸到祖乙王的心事，于是便直言不讳地向他启奏说：“君主之虑卑职早就洞察，无非是为都城之变迁而已!”祖乙王听了甚是欢心地说：“贤相既然了解，就该为朕出谋定夺。”巫贤大臣坦然应曰“闻说西有耿地，位汾阴，那儿一 则物阜民顺，二则非诸侯兵家瓜分之地，何不迁耿建都城。” 祖乙闻听后思谋良久，不久便下了一道通令，把都城一举从相地迁到耿地。即现在的山西河津市东南二十里的山王村。

　　而后，次年，由于河患，祖乙由耿迁至邢以后，一部分商朝的公族没有跟随他南迁，仍然留在了耿地，而将他的弟弟祖丙封于耿地（今天的山西河津山王村一带），建立耿国并立祖丙为国君。耿国后人便以地名为姓 ，后来祖丙被尊奉为耿氏之祖，每年的腊月初五是祖丙诞辰，为纪念这位氏祖，摆设柿饼（“柿饼”一词在晋南发音：SI BING，有思念祖丙的意思 )

　　起源二

　　以国为姓

　　周朝建立后耿国灭亡，周室封同姓人再次于耿（今山西河津山王一带），重新建立耿国，是为姬姓耿国，春秋时（公元前661年），晋献公灭耿，原耿国公室后裔逃往他国，以国为姓，是为耿姓。

　　后晋献公将耿地封给赵夙，赵氏后人也姓耿。

　　起源三

　　出自他族或他族改姓

　　① 清高丽人有耿姓，世居博川郡。

　　② 清满洲人有耿姓，世居沈阳。

　　③ 裕固族各尔格兹氏汉姓为耿。

　　④ 羌族耿家志（房名），后改姓耿。

　　⑤ 今满、蒙古、土家、锡伯等民族均有此姓。

　　证据

　　(补注）：以下是证明耿姓来自山王的史书证据

　　①《山西通志》(卷八) 、《 河津县志》(光绪版)云:“河津古耿地,‘禹贡’冀州之域。历唐虞

　　夏皆为甸服。商祖乙(公元前1525～前1507 年)自相迁此,为王都,凡七世。”

　　②《索隐》：“刑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东皮氏有耿乡。”

　　③《集韵》 三十九耿部，有“刑”字，云：“地名，通耿。”

　　④《路史国名记》亦说“耿”即“刑”。这说明“祖乙迁于耿”一作“祖乙迁于刑”。二者为一地，即之：今河津山王一带。

　　⑤《河津县志·古篇》载：“耿都城在县东南二十里，汾水西迳耿乡城北，故殷都也。

　　⑥《通志二六以国为氏》记载：“耿氏，姬姓。商时侯国，鲁闵元年(公元前661年)为晋所灭。今河中龙门县南十二里耿城是。”

　　⑦《古今姓氏书辨证三十九耿》记载：“耿氏，出自姬姓。侯伯之国，其地皮氏县东南耿乡是也。

　　耿姓的得姓始祖非祖乙，而是祖丙，公元前1525年，商第十四代君王商祖乙只是将商都迁到了一个叫耿的地方，并没有建国，次年，由于河患，重新迁都，而将弟弟祖丙封于耿地，建立耿国，并立祖丙为国君。后来的耿氏族人，尊祖丙为耿氏之祖，为纪念这位氏祖，每年的腊月初五祖丙诞辰，供祭祖丙时摆设柿饼，将姓改做耿。

　　耿姓逐渐散居于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西汉时，耿姓人始崭露头角，其中以耿寿昌最为著名，他被赐爵关内侯，子孙遂留居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另有耿育、耿丰、耿昌、频阳（今陕西

　　省富平）人耿定见诸史册。

　　汉武帝时，迁徙郡国吏民豪杰到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东北），时巨鹿（今属河北省）耿姓一支以二千石官吏身份迁于该地。此支耿姓下传至东汉耿况时，耿姓历史上最为显赫的家族诞生了，其膝下六子：耿弇、耿舒、耿国、耿广、耿举、耿霸。在中兴汉室的战争中，个个军功显赫，威震四夷，而且其子孙后代，亦不遑多让，竞现于史。自光武中兴迄于汉末建安，此支家族出了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列侯十九人，娶皇家公主三人，嫁于皇家并贵为皇后一人，中郎将、抚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此支耿姓光芒四射，压倒了同时期的巨鹿宋子（今河北省赵州）人耿纯家族（其封东光侯，堂兄弟三人及子皆封侯，可谓一门五侯）。东汉末期，此支耿姓几乎遭受灭顶之灾，耿国曾孙耿纪，被曹操诛灭三族，耿霸玄孙耿援亦被灭族，只存耿援孙耿弘一支。另耿纯起事时，率有宗族宾客两千多人，后其家族被留居蒲吾（今河北省灵寿西南）。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耿姓人在河东、高阳、扶风等地繁衍得颇为兴盛，并在上述三地形成耿姓郡望。此际之耿姓也有徙居今江苏、安徽等江南之地者。宋元之际，耿姓在江南之地分布更广，但族小势微。明初，山西耿姓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地。明末，耿仲明由山东迁居辽东盖州马兰峪（今辽宁省盖县境内）。清康乾年间及以后，冀、鲁、豫等地的耿姓伴随闯关东的风潮入迁东北三省。如今，耿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河北、河南、江苏、安徽、山东、山西、黑龙江、辽宁等多此姓，上述八省之耿姓约占全国汉族耿姓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七。耿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四十八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零七六。

皮姓起源有二：

一、源出姬姓，出自樊姓，周天子卿士樊仲皮之后，以祖字为氏。据《风俗通义》及《元和姓纂》所载，鲁献公次子仲山浦辅佐周宣王中兴，受封于樊邑，其后有樊氏。春秋时，周卿士樊仲皮的后代，以父名为姓，相传姓皮。

二、出自春秋时郑国大夫子皮之后，以祖名为氏。据《姓谱》记载：“出郑大夫子皮。”　 

皮姓是一个发源于我国北方的古老姓氏，始祖可追溯到二千八百年前辅佐周宣王中兴的名臣仲山甫。最初皮氏所居的皮氏邑，虽在山西境内，但最早发源地实际上还可以推溯到河南的济源。

到了汉、晋、南北朝之时，皮姓已崭露头角，出了不少历史上知名的杰出人物。

譬如，后汉有著名的谏议大夫皮究，以及官任上计掾、撰《秦嘉集》的皮仲固；三国时期有受刘备和曹操同声赞扬的皮容；南北朝时北魏的名将皮豹子，北齐时以善于骑射见称的皮景和，以及曾著《春秋意》十五卷的学者皮元等。皮姓望居下邳、天水，并逐渐扩散到全国各地。

扩展资料：

皮姓名人

一，皮豹子　(-464)，北朝北魏将领。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人。少有武略。太武帝时历官征西将军，封淮阳公。后屡破京师，积功擢内都大官。

二，皮　喜　(-483)，豹子第八子。本名欢喜。史籍避讳改。文成时，以名臣子为侍御中散。孝文帝初，为平西将军，仇池镇将。经略陇西、汉中，数有战功。转散骑常侍、安南将军、豫州刺史。在州饮酒废事，被杖罚。卒。谥恭公。

三，皮罗阁　(698-748)，唐时南诏君主。公元728-748年在位。唐开元十六年(728)立为诏王。本为蒙舍诏之主，后逐洱河蛮，以次合并蒙巂越析、邆睒、施浪、浪穹五诏，统一六诏。

四，皮日休　(约834-约883)，唐代文学家。唐代文学家。生于大和八年(834)至开成四年(839)之间，卒于天复二年(902)以后。字袭美，一字逸少。居鹿门山，自号鹿门子，又号间气布衣、醉吟先生。

五，皮锡瑞　(1850-1908)，清经学家。字鹿门，一字麓云。湖南善化(今长沙)人。光绪举人。因崇尚今文大师伏生，所居题名“师伏堂”，故世人称其为师伏先生。

-皮姓

#能力训练# 导语罗，出自妘姓，为颛顼帝之孙祝融氏之后裔。妘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姓氏之一。下面是 分享的国学宝典《百家姓》：罗姓。欢迎阅读参考！

　　罗姓简介

　罗，出自妘姓，为颛顼帝之孙祝融氏之后裔。妘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姓氏之一。据《说文通训定声》记载，鄢、郐、路、逼阳、鄅等姓，都是古时的妘姓国。祝融，名黎，为帝喾时的火官（掌管民事），后人尊为火神因有攻，能光融天下，帝喾便命曰祝融。祝融的后裔分为八姓，即己、董、彭、秃、妘、曹、斟、芈等，史书称为祝融八姓。到了周朝的时候，有子孙被封在宜城（今湖北省宜城县），称为罗国。公元前690年，罗国被楚国所灭，于原地另置鄢国，祝融氏的子孙就逐渐向南迁移，最初迁居枝江（今湖北省南部，长江沿岸的枝江县），至周末又南迁至湖南长沙，遂以国名罗为氏。

　出自他族或他姓加入。一是，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实行汉化，将原鲜卑族复姓多罗氏、叱罗氏皆改为汉字单姓罗。二是，唐代，西突厥（游牧于今新疆大部分和中亚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可汗斛瑟罗归附长安，留居中国，其子孙以斛瑟罗为氏，后简为罗氏。三是，赖氏族人也有在春秋战国之时为楚灵王所害，改罗、傅二氏的。四是，清代爱新觉罗氏中有的也改姓罗。

　迁徙分布

　罗国传至24世万通时，被楚国所灭，万通与次子苍噩逃至襄阳黄龙洞避隐，其长子芳噩逃往四川。周显王时，有31世罗乘迁往枝江，其孙罗守陇自枝江迁至今湖南长沙。40世罗君用次子罗珠迁居豫章（今江西南昌）西山，为豫章罗氏一世祖。唐昭宗时，罗珠28世孙罗景新迁往虔州虔化（今江西宁都），31世有两支分别徙居广东大埔、兴宁。45世罗尚立，元代由虔州迁居福建汀州宁化石壁村，明代又迁往上杭县扶阳，其子罗新松徙广东梅州。另外，罗国亡国后，罗氏有部分人从滇南、滇东迁入湄南河下游，融入泰族；迁入四川的有一部分定居阆中，后成为板楯蛮七姓之首姓大族，有的融入土家族或彝族；还有一支迁入贵州东部、南部，融入布依族；迁到湘南的，有的融入瑶族。隋唐以前，除上述地区外，罗氏还分布于今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浙江、江苏等省的一些地方。唐高宗总章年间，有河南罗氏随陈政、陈元光父子入闽，在福建安家落户。自清代开始，居住在广东梅县、大埔、及福建宁化等地的罗氏，曾多次向台湾迁徙，还有一些人迁往南洋的文岛（印尼）等国家。其中，祖籍广东嘉应州梅县石扇堡的罗芳伯在西婆罗洲（今加里曼岛）建立了一个共和制的兰芳国，实行兰芳大总长制，立国时间达108年（1777~1885年）。

　罗氏，在台湾是个较为普遍的姓氏。台湾的罗姓，来自福建宁化。主要集中居住在苗栗和新竹两县，其他各县市也散居不少。台湾的罗氏与北方的罗氏是一脉相承的。

　　郡望堂号

　豫章堂、尊尧堂：罗氏郡望豫章。宋朝时候，豫章人罗从彦是大儒陈颐、诗人杨万里在《四库全书》中留下《诚斋文集》，保存了大量罗氏珍贵史料，其在《罗氏万卷楼记》一文中断言：“罗氏，皆豫章别也。其在于晋，君章（注：罗含字君章）”以文鸣降；及五季（唐五代十国期间），则有江东公（罗隐号“江东生”），今庐陵之罗，其后也”。明确庐陵（今吉安地区）罗氏是豫章罗氏的一个分支，其先祖可追溯至晋长沙相、散骑常侍、文人《湘中记》作者罗含及唐末五代初的诗人“唐三罗”之首——罗隐。

　唐·林宝受御命主撰的《元和姓纂》中，不知为何没有“豫章罗”的名次。大概唐朝时，李世民改革姓氏制度，强制削弱“晋、谢，唐之崔卢”的世家大族势力，按当朝官品位重排姓氏大族。“豫章罗”在唐朝林宝撰《元和姓纂》时没有在当朝有高官者，所以与“长沙罗”一样未列名次。

　姓族：名族，望族。《后汉书朱穆传》：“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李贤注：“引用士人有族望者”。又北魏孝文帝下诏制定姓族，以奕世有大官者为姓，次为族（见《魏书·官氏志》）。汉代，豫章人首见封侯者为罗邵，他官为“侍中”，必出自姓族，其封侯之事由，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有记载。可惜笔者所见罗氏族谱，竟无一本有载，但他为“豫章罗氏”是汉代姓族，留下确证，为豫章罗氏争得很大的光荣，是一位被罗氏后人遗忘的、为“豫章罗”姓族声誉做出杰出贡献的罗氏先人。

　现在海内外—千多万罗氏，大多数源出或奉“豫章”为郡望。

　长沙

　长沙郡，秦置，时户二十五万五千八百五十四，人口：一百零五万九千三百七十二人。十三城。临湘；攸；茶陵；安城；酃；连道；昭陵；益阳；下隽；罗［原注：帝王世纪曰：有广陵亭。《湘中记》（笔者注：罗含著）亦云：二妃之神（罗孝女、孟姜女），刘表为之立碑］；醴陵；容陵。（据《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

　“长沙罗”与“豫章罗”一样，属于罗氏五个郡望之一，在《元和姓纂》为不列名的郡望。但在唐末，长沙王罗弘信、邺王罗绍威父子封王，功高一品，若当时续编《元和姓纂》，“长沙罗”一定名列榜首。

　湖南长沙，以汉·梁国相罗怀、交州刺史罗宏；汉·临海太守罗彦；汉末晋初荥阳太守罗绥；晋·长沙相罗含、唐·长沙王罗弘信、邺王罗绍威父子、“唐三罗”诗人、浙江罗隐、罗邺、罗虬等为代表，形成长沙郡望。据明·状元罗洪先花费三十多年时间，在《秀川罗氏族谱》等文献中断言，吉安、吉水罗崱，前先世来自湘东。清·湖南娄底教育家罗辀重的父亲“陶龛先生”（湖南罗氏大部奉崱公为始祖）在其自传中亦写明为“江东公”罗隐的后裔。

　笔者在宋·杨万里文集中找到有关罗氏的大量史料，因杨万里是举人罗绋的女婿，杨在“罗氏万卷楼记”一文中明确断言：吉安、吉水之罗，源自晋之罗含，唐之罗隐。但目前罗崱后裔亦有一些改奉“豫章”为郡望，此是“郡望”的演度，文化认同的结果。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欠缺，《秀川、桃林、竹溪罗氏族谱》乃断自罗崱而不上溯。

　湖南罗氏虽大部奉唐·吉安刺史罗崱为始祖，但乃有数支罗氏如宁乡罗氏，仍然奉长沙王罗弘信、邺王罗绍威为始祖。

　襄阳

　在湖北襄阳，以汉·广汉太守罗蒙；汉·牂牁太守罗式；晋·持节（注：持节即掌有三品官以下“先斩后奏”之权）西鄂侯罗宪；持节夷陵侯罗尚；广、益州刺史罗友；唐·燕王罗艺（注：曾赐姓李，后改回罗姓）；秦王左右、陪戒副尉罗甑生（从二品，周绍良藏拓本），襄阳男爵、京兆尹罗珦；赠礼部尚书、福建、江西观察使罗让等为代表，形成襄阳郡望。该郡望后裔，笔者所见除江西吉水山原罗氏支系外，其它均与兄弟姓氏发展规律一样，统一“郡望”，改奉“豫章”为郡望。明代“吉水三罗”之一的罗大纮即出自该支。在《禁毁四库全书》中，罗大纮的文集得以保存，为山原罗氏属于襄阳郡望留下典籍依据。在唐朝林宝受御命主撰的《元和姓纂》中，“襄阳”列为罗氏二郡。其一齐郡，其三，河东。

　齐郡

　齐郡，秦置，时户十五万四千八百二十六。人口：五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五人。县十二：临淄、昌国、利、西安、钜定、广、广饶、昭南、临胊、北乡、平广、台乡。（据《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

　在山东济南，古称齐郡、历城。有一支罗姓族人从河南沿黄河而下，魏晋南北朝时，逐步发展成大姓，隋末与湖北襄阳等罗姓族人共同参与十六姓兴唐的战争，其代表人物有的封王，如燕王罗艺（正一品），有的封国公，如郯国公罗仕信（从一品），有的封侯，如左骁卫将军、上柱国（正二品）安山县侯罗君副（据周绍良藏拓本）；诩卫神羽大都督罗端（据北京图书馆藏拓本）；果毅将军罗承先（从二品，据周绍良藏拓本）；开国县公罗君预（从二品，据古文献室藏拓本）等。而历城所在地——齐郡，在唐·林宝编的《元和姓纂》中列为罗氏首郡，发展成罗姓的郡望。因唐朝定姓族时，以当朝官品位排列，可见当时齐郡罗氏人才之盛。现山东罗氏大部奉唐·郯国公罗仕信为始祖，而且断自罗仕信。据宋·郑樵《通志·氏族略》，罗仕信赐姓“李”。但他族人的后裔仍然坚姓“罗”。

　河东

　河东郡，秦置，时户二十三万六千八百九十六。人口：九十六万二千九百一十二人。县二十四：安邑、大阳、猗氏、解、蒲反、河北、左邑、汾阴、闻喜、斐泽、端氏、垣、皮氏、长修、平阳、襄陵、彘、杨、北屈、蒲子、绛、狐镊、骐。（据《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

　在山西太原附近，北魏时，以代州人（今山西）屈蛇节侯罗结（《魏书》有传）家族为代表，罗拨封济南王、罗斤封带方国公等，翻开《魏书》，罗氏自成半壁河山，形成罗姓河东郡望。至唐朝，名列罗氏三郡之一。其代表人物除上述罗结家族外，还有唐·播州侯罗荣，为唐大将，自山西东进南下，征战福建、广东、广西、至贵州落户，《遵义府志》，几成罗氏家谱。宋开国元勋罗彦瑰，为宋朝的建立，名垂千古，广东罗贵支系，有的奉罗彦瑰为始祖。但目前已少见奉河东为郡望的罗氏支系。估计已改奉罗氏其他郡望，体现民族文化的趋同。

　河东，是由少数民族改姓为主而成的罗氏郡望，可见少数民族在罗氏的发展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历史名人

　罗珠：字怀汉，号灵知，称大农令，又称洪崖先生，君用次子；黄帝一百0八世孙，郐公四十一世孙。生于湖南浏阳，后徙豫章(江西南昌)，卒于汉景帝丙戌二年九月十八日辰时，寿九十一，葬南昌新建县大平乡西山大岭山。为罗姓始祖。

　罗企生：晋代政治家，豫章南昌人。多才多艺，曾任武陵太守，为官刚正为人忠直，“企生尽忠”为一代佳话，与其弟的罗遵生被世人称“忠孝一门”，是最早为罗氏赢得巨大声誉的人。

　罗士信：唐代军事家，即隋唐演义中的罗成，济南历城人。少年英雄，隋唐之际的一大虎将，在演义评书中，将罗士信描写成可与神人般的李元霸打个平手的人物，足以看出后人对罗士信这名少年虎将的喜爱程度之深。

　罗通：唐朝军事家，隋朝镇守辽东名将罗艺之孙，为唐抗击外敌立下赫赫战功，传下“罗通扫北”的佳话，赠封护国舍人，一生故事多编剧为中国各地方戏武戏表演，且广为民间道教立庙祀神至今。

　罗隐：唐代文学家，余杭人。所作散文小品，笔锋犀利，鲁迅谓其所著〈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

　罗邺：唐代诗人，余杭人。有素有英姿，笔端超绝之誉，号诗中虎，为唐代三罗之一。

　罗从彦：宋代理学家，字仲素，号豫章先生，南沙剑州剑浦人，闽学四贤之一。

　罗存：宋代画家，今河南开封人。喜作小景山水画，极有韵致，时人评价他的画作，披图便知登高望远，鱼鸟往还，浩然有江湖之思。

　罗点：宋代政治家，江西崇仁人。官至代理兵部尚书。淳熙二年（1175）举进士第二名，即谓“榜眼”。初授定江军节度推官，受到漕运使赵汝愚的赏识，荐为太学博士。

　罗洪先：明代理学家，江西吉水人。为嘉靖八年状元，传承“王学”之说的儒学家。著有《念庵集》二十二卷，《冬游记》一卷。

　罗牧：明末清初画家，江西宁都人。工诗文、书画，喜饮酒，善制茶。其画林壑森秀，笔法多变，水墨清润淋漓，画风深沉粗犷，是“江西画派”的。

　罗贯中：元末明初杰出小说家，今山西太原人。相传他一生作过十七史演义，现存有《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其中代表作《三国演义》（简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罗聘：清代画家，为江苏甘泉（今江都）人。画人物、佛像、山水、花果、梅、兰、竹等，无所不工。其笔调奇创，超逸不群，别具一格，为扬州八怪之一。其子允绍、允缵，均善画梅，人称罗家梅派。

　姓氏源考

　关于罗姓的来龙去脉，历来许多有关姓氏学的古籍，都有十分详尽的考证，譬如：《名贤氏族言行类稿》指出：“祝融之后，ㄆ姓国，初封宜城，徙枝江，周末，居长沙，汉有梁相罗怀，襄阳记有罗蒙。”《姓氏考略》：“世本，熊姓，广韵，本自颛顼末胤，受封罗国，子孙以为氏，望出豫章，长沙。”《通志氏族略》：“罗国之后，一曰祝融之后。”《魏书》：“破多罗氏，斛瑟罗氏，叱罗氏，皆改为罗氏。”

　从以上这些记载看来，罗氏是源自火神祝融氏，祝融氏名黎，是颛顼帝的儿子，祝融的后裔，到了周朝的时候，被封于宜城，称为罗国，当时的宜城，就是现在在湖北省的襄阳，在汉代曾被置为宜城郡。后来，由于该地为楚国所有，于原地另置鄢国，祝融氏的子孙就逐渐向南迁移，最初迁居于枝江（今湖北省枝江县），至周末定居于湖南长沙，最后还繁衍到现今江西的南昌一带，成为长沙和南昌两地的望族。

　唐代的《名贤氏族言行类稿》中，曾经提到罗氏是一个“ㄆ姓”国，所谓“ㄆ姓”，就是历来姓氏学上用以表示源自祝融氏的一个古姓，据《说文通训定声》的记载，鄢、郐、路等姓，都是古时的ㄆ姓国，则论起家世渊源来，罗氏与这五个姓氏，自然也是系出一源的一家人了。

　始封于周朝初年的罗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子孙才“以国为氏”的？根据史书的记载，其始封于宜城，是在周武王得天下后大行封建之时，到了距今约2200年前的春秋末期，宜城为当时的强楚所并，子孙失国南迁，才开始以罗为姓的。

　经过漫长的奋斗，罗姓人士在秦汉之际开始崭露头角，当时以迄于三国，南北朝时期，在史书上出现的罗姓名士，绝大多数都是襄阳、长沙和豫章三个地方的人，譬如，三国时曾任蜀汉为太子舍人的罗宪是襄阳人，晋朝曾任武陵太守的罗企生是豫章人，晋室再迁以后深受桓温器重的襄阳太守罗友也是襄阳人。由此可见，当时的罗氏仍然主要繁衍于长江南北岸的湖北、湖南和江西一带。

　汉末三国鼎立时期以四川为主要地盘的蜀汉，也出现过不少姓罗的名人，除了上述那位罗宪外，还有一位曾经谏公孙述归汉的成都名士罗衍，以及曾以计破益州刺史李特之叛的名将罗尚等。这种情形，自然也是罗氏播迁四川的有力说明。

　隋唐二代，对于罗氏而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一方面人才辈出，大放光芒；一方面则逐渐自两湖和豫章向全国各地播迁，终于成为了一个大姓。

　南方的罗姓人士，实在不难找到自己家族的来龙去脉。但大致说来，福建的宁化，应该是罗氏在南方的播迁中心，从晋室南迁以后，姓罗的人士就已零落到达该地开基，而于唐明皇以后大举南迁。后来广东和台湾等地的罗氏全都是来自该地。元代的罗贯中，大名鼎鼎，他所著的《三国演义》是中国历来最畅销的古书之一。

　罗姓的源流考据：

　据唐·贞观年间，左骁卫将军、上柱国、安山县开国侯罗君副墓志铭：“升龙之族，有熊之胤”，明证至少在南北朝、隋唐，罗氏即奉黄帝为始祖。

　罗氏的原古先祖，按文化认同原则，可追溯至黄帝。其世系如下：

　黄帝——昌意一一乾荒——颛顼——称——老童（卷章）——吴回（祝融）——陆终——季连（芈）——附沮——穴熊——鬻熊——罗

　以国为姓

　熊姓及妘姓是罗子国姓氏的主要来源，现在1000多万罗氏主要来源于罗子国遗民的后裔。另一大支是北魏时少数民族的改姓，还有不同时期兄弟姓氏及带“罗”字复姓改罗氏。

　祝融氏吴回之孙季连，是以“羊”为图腾的芈（音：米）部落的首领，芈姓之祖，也是春秋时楚人的先祖。

　夏朝时，季连的后裔芈部落穴熊氏族已经活动于有熊氏之墟和熊山之间，约在今河南中部的新郑和郾陵一带。罗氏族分自穴熊氏族，以熊为姓，据湖南省社科院炎黄研究所罗文华、何光岳先生考证：“因善于制造罗网，并勤于罗捕鸟类，而称罗氏族”。其中罗氏早期来源之一的“大罗氏”更早见史载，其主要活动区域：大别山南北的河南罗山和湖北的罗田之间，北靠穴熊氏族。这一地区森林茂密，鸟类群集，是大批候鸟南北迁移的重要地带。直至近代，这一地区的农民仍保留着围网捕鸟的谋生职业和技术。

　在夏朝，穴熊部落进入河南北部的楚丘，今滑县东，改称楚部落，而罗部落是楚的一个分支，主要活动于长江流域，属楚文化的一部分。商朝初期，楚和罗部落逐渐发展。到了两朝后期，商王武丁（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在位）征伐夏朝的残余势力楚、罗、卢等部落。迫使楚、罗、卢等向西迁移，楚迁到今陕西渭河流域的荆山，部落改称荆楚，罗氏先民迁移到荆楚北面的甘肃正宁县东的罗山。商朝末，荆楚及以狩猎为主、英勇善战的罗氏先人追随周武王讨伐商。周武王灭商后分别封楚、罗等部落于丹阳、房州。楚氏族越秦岭，沿淅水南下，到达今河南西南的淅川（古丹阳地），罗氏族跟随荆楚向东南跋涉，沿汉水到达湖北西北的房县，受封宜城，建立“罗子国”，（注：子，子爵）它是依附于楚国的小国。国在宜城西的罗川城（罗子国遗址在今之湖北襄樊市南漳县内）。宜城之“罗子国”是正式见载史册及罗氏族谱的罗氏故国。公元前699年，罗子国曾有过“弱罗胜强楚”的战例，《左传》予以记载。公元前690年楚武王并罗国，罗国子孙遂以国名为氏。长期以来，其后裔有强烈的“复国情结”，《罗氏族谱》中有不少复国的描述，但未见史志记载，待考。罗氏至少有4000多年的历史。罗姓正式使用也有2700多年的历史。

　早见著典籍的、的罗子国大臣是伯嘉，湖南有的罗氏支系至今奉伯嘉为始祖（笔者注：有资料称“伯嘉姓郭”）。司马迁的《史记》中有卫国罗御与孔子学生子路参与宫廷斗争的记载。笔者所见，罗御亦是罗子国并入楚国后，第一位见著史册的、以国为氏的罗姓人。不知何故，古今有关罗氏的姓氏书籍，均不见载。从此，“以国为氏”的罗子国遗民后裔，在中国历史中相继出现，与兄弟姓氏—起共同创建伟大的中华文明。

　兄弟姓氏溶入罗氏

　秋战国时期，罗国与赖、傅两国毗邻，人员交往密切，难分彼此，因此，有赖、罗、傅同宗之说，已召开过xx届代表大会的“世界赖罗傅宗亲联谊会”便是此历史的产物。

　不同时期，曾有过其他姓氏溶入罗氏的记载，尤其北魏孝文帝时，曾有过大规模的官方改姓，有许多少数民族如叱罗氏、破多罗氏、斛瑟罗氏、解瑟罗、武罗等改为罗姓，其中北魏时，鲜卑族、代州人屈蛇节侯罗结、带方公罗斤、罗敢、罗伊利、济南王罗拨家族、南阳郡公罗协等便是典型代表。

　“大罗氏”以官名“大罗”（掌罗鸟兽与女以贡）为氏，秦时有将军大罗洪（弘），秦以后“大罗氏”历史罕见，其后裔可能已加入罗氏，是早期溶入罗氏的先民。

　也有外国人改为罗氏，如唐朝，有印度人改为罗姓名好心，功至封新平郡王，但笔者至今未见有奉其为先祖的《罗氏族谱》。明朝时赐元人阿拉克萨姓为罗姓，名秉忠，官至一品都督等。

　今彝族、壮族、蒙古族、布依族、苗族、瑶族、土家族、满族等少数民族有罗姓，这些优秀人才赐姓改姓后，为罗氏带进新鲜血液，添加新的遗传基因，其中杰出人才、特别杰出者，如鲜卑族、山西代州罗结家族掌管北魏半壁江山，为罗氏的声誉做出巨大的贡献。

　罗子国遗民及其后裔的早期迁徙

　罗子国并入楚国后，失国、得姓之臣民及其后裔，开始了漫长的迁徙过程，先迁枝江，再徙长沙。周朝末年在长沙郡形成以“罗”命名的县。1957年出土的“罗县城遗址”，当地以“罗子国城遗址”定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便是明证。《湖南省志》中第一位见传的女性是秦朝武陵郡守罗君用的女儿“罗孝女”，其兄弟“罗孝子”同期见《湖南省志》，可见长沙罗县罗氏在湖南的影响。罗君用的另一儿子罗珠，参加汉高祖刘邦的军队，“从灌婴，定豫章，有功德于民，卒官。晋末有罗企生、遵生，今南昌柏林罗氏是其后也”（据《江西通志》）。罗珠是第一位见诸史志的豫章罗氏，开启了豫章罗氏的郡望（笔者注：其具体官职有数说：大司农或治粟内史、大将、大臣等，查灌婴传，其部下五人共斩项羽，官封列侯，罗珠是否名列其中，待考）。

　在湖南汨罗江北岸的楚塘乡楚南村有汨罗山，又叫罗山，屈子祠前有罗渊，皆以罗氏活动地域而名，清湘籍儒将罗泽南便以“罗山”自号。湖南湘阴罗县以北就是麋氏族的活动范围。到周朝末年，罗、麋等附庸楚而聚居的姓氏县，都统辖于黔中郡。

　秦汉时，罗子国遗民，有的留居长沙郡，有的东迁豫章郡，《广韵》云：“本自颛顼末裔，受封罗国，子孙以为氏。望出豫章、长沙。”《太平寰宇记》卷一O六洪州载，豫章郡五姓中就有熊、罗二姓，一直到宋、明代，豫章罗氏都是大姓，人才辈出，散布于全国各地。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绢画古地图中，在湖南省江华县的潇水支流有一条罗水，当系一支罗人南迁于此而得名。至于西江中下游一带分布之区，至今壮族语称田为罗，即山间田之意，也说明罗人有一部分南迁至两广与骆越相融合而保留了很多以罗为名的地方，由此可知，全国各地留下许多以“罗”命名的山、水、村庄、城市决非偶然之事。又有一支罗人则又向西南，从滇东、滇南迁入湄公河下游，建立了罗斛国，后来并吞了暹国，便合称“暹罗”，即今泰国的主体，成为泰族的一部分。

　当罗被楚并时，还有一部分罗人不愿降服楚国，他们和卢、赖、傅等遗民向西越过神农架进入川东，定居于阆中，“罗”成为板楯蛮七姓之一。

　1、后来有的罗氏便融入于土家族。一支则继续西迁到北胜县，成为彝族的大姓。

　2、另一支则迁入贵州东部、南部，与于越、扬越融合为布依族，罗姓成为布依族的大姓。罗姓布依族人是古罗子国之后。罗子国遗民被楚文王徙至湖南省汩罗后，在那里定居过一段时期。后来，有一支又越过罗霄山脉到江西。据说罗霄山脉的得名也与罗子国后裔有关，《罗氏族谱》中留有汉代“罗霄”的名讳。再后来，复从江西西经湖南辗转迁到贵州，

　3、形成罗甸国和罗番。《经世大典·招捕总录》的《八番顺元诸蛮》篇中载：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罗殿国主罗阿察等及遏蛮军番主罗笃纳土来降。《元史·地理志》的《八番顺元诸蛮夷官》篇中则作：“罗甸国主罗阿察”，“罗阿资罗甸国遏蛮军安扶使”，又谓“八番，罗氏等国”，后又分别立八番、罗旬二宣慰司。在罗甸国置罗番遏蛮军安抚司。又设罗博县，后改为罗甸县。今罗氏仍为布依族中之大姓，为罗甸国和罗番的后裔。咸丰《安顺府志》卷一五《风俗志》载仲家七大姓中有罗氏。

　4、有的罗人，则由湘北南迁于湘南，加入了瑶族十二姓之一，如广西龙胜的白水保存的瑶族《评王券牒》中署有罗道门、罗行。原存湖南蓝山县荆竹乡新寨村的《万福攸同，兰桂腾芳》瑶人谱牒中有罗竹奉。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至今有罗氏。

　历罗氏先后形成五个郡望，即豫章、长沙、襄阳、齐郡（济南）、河东（太原）。

　继往开来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的兄弟民族、姓氏改为罗氏，有的罗氏因各种原因改为兄弟民族、姓氏。但是，“以国为氏”的罗子国遗民——罗氏，在中华民族交溶中，以宽大的胸怀，有容乃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其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兄弟姓氏的平均速度，终成名列中华第二十位的姓氏。

　罗氏，历经几千年磨难，生生不息，蓬勃向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罗氏的遗传基因，得以代代传递，它的历史雄辩地论证了罗氏是遵循自然进化法则而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姓氏。

　“适者生存”，能生存、发展的罗氏，是自然界中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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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th century 70 to 1980s, foreign social linguistics theory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Euphemism the special social function by some scholars engaged in social linguistics research interest ChenYuan in

　　建构主义理论与英语口语教学

　　山东省淄博市教研室 司洪海

　　摘 要: 只有加强对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的学习，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教学，英语口语教学效率才能得到提高。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建构主义的灵活性理论及其随机通达教学和情境性教学、支架式教学理论可供英语口语教学借鉴。

　　关键词: 建构主义理论；英语口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 G62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36（2005）04-0008-03

　　中国学生英语开口能力差是我们每一位英语教育工作者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改革传统英语口语教学模式，提高英语口语教学水平，增强英语口语教学的实效性，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经之路。而要想做到这一点，仅有努力是不够的，因为力终究是一个矢量，它不仅有大小，更有方向，只有用科学的理论来为英语口语教学导航，解决“哑巴英语”问题才不致于成为空话，这也正是笔者力图将建构主义理论整合到英语口语教学中来的原因所在。

　　一、对现有英语口语教学模式的反思

　　有人认为，很多学生英语口语能力差是传统的英语教学过分强调语言知识教学和阅读与写作技能教学所致，因而对各层次的英语教学大纲以及英语教师的教学能力和语言素养提出了种种质疑。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首先，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责任推给口语教学与学习的客观环境。尽管加入WTO的经济因素客观上提高了人们对英语口语的重视程度，但能够获得去英语母语国家学习英语口语的机会或者大量聘请外籍教师仍不现实。其次，我们不能期望英语教学大纲和教材的改革能够直接改变英语口语教学的被动局面，因为即使有再好的菜谱、再好的蔬菜、再高级的调料，没有厨师对火候等过程性操作技巧的把握也不可能烹调出高质量的美味佳肴。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教师加强对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的学习，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英语口语教学、指导学生的英语口语学习和训练，才能尽早提高英语口语教学的效率。

　　二、将建构主义理论引入英语口语教学的理由

　　（一）对建构主义理论历史渊源的追溯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最早提出者可追溯至瑞士的皮亚杰(JPiaget)。作为认知发展领域最有影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创立了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日内瓦学派。皮氏的理论从唯物辩证法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观点出发，对儿童的认知发展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的（张建伟、陈琦，1996）。一方面，儿童通过同化把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吸收进来，并与自己已有的认知结构结合，把外界刺激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认知结构内；另一方面，通过顺应使原有的认知结构因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其认知结构就在同化与顺应过程中逐步建构起来，并在“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这一循环中得到不断的丰富、提高和发展。这就是皮亚杰关于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

　　20世纪70年代末，以布鲁纳（JS Bruner）为首的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将前苏联维果斯基（LS Vygotsky）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等思想介绍到美国以后，对于建构主义思想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陈琦、刘儒德，1997）。维氏认为高级心理机能来源于外部动作的内化，并且内化的智力动作也外化为实际动作，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而内化和外化的桥梁便是人的活动。当今建构主义者非常关注如何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念为基础来建构知识。他们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对学习和教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这些应该说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维果斯基思想的广为流传。由此种种，目前“在教育心理学中正发生着一场革命，人们对它叫法不一，但更多地把它称为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Slavin, 1994，转引自张建伟、陈琦，1996）。

　　（二）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英语口语教学的可行性

　　建构主义者以其对学习的基本理解为基础，就学习内容的选取和组织、教学进程的整体设计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认知灵活性理论及其随机通达教学、自上而下的教学设计及知识结构的网络概念、情境性教学、支架式教学等。笔者对其中可供英语口语教学借鉴的部分观点逐一做了分析:

　　1认知灵活性理论（Cognitive Flexibility Theory）及其随机通达教学（Random Access Instruction）主张，一方面要给学习者提供建构理解所需要的基础，同时又要留给他们广阔的建构的空间，以利于其针对具体情境采用适当策略（Spiro et al, 1991，转引自张建伟、陈琦，1996）。

　　英语口语教学通常的做法是以会话课教材为教学内容，先分析材料、理解材料，进行语音语法练习、跟读、背诵，然后一般是看图讲话等模拟练习。这是从掌握语言形式进而使用语言表达思想的教学过程，有不少人是这样走过来的，但是有更多的人靠这种途径并未达到熟练掌握口语、流利地讲英语的程度。应该说这种做法是采取了一种“复用”型的教学模式，由于只是简单地由记忆过渡到复用，并未与理性自觉的思维活动进行必要的联系，就很难达到活用型的脱口而出。依照认知灵活性理论及其随机通达教学的主张，我们发现:在给学生提供语言形式的复用式训练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创设条件，留给他们足够广阔的建构空间，更多地联系具体情境，使学生的口语学习在模仿强化和熟记的同时更加关注上下文语境和语言形式本身所暗含的语言信息。

　　2建构主义所提倡的情境性教学（situated or anchored instruction）强调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展示与现实中专家解决问题过程相类似的探索过程，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型，并指导学生的探索；强调以模拟真实性任务供学生了解自己所要解决的问题，以整体性、复杂性、挑战性任务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部动机，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显然，情境性教学的仿真性正是英语口语教学应竭力追求的教学思路。仿真性探索过程或原型式问题解决过程展示，更是当前普及的英语口语教学模式。只要看看外文书店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音像口语教学材料，我们就能感受到人们单纯依赖英语口语教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情境性教学理论对于我们转变学习观、教学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如何大胆地取舍教材，如何大胆地汲取各种信息媒介中的英语口语课程资源，已经成为我们目前必须正视和思考的问题。

　　3建构主义的支架式（scaffolding）教学理论是针对教师和学生在教和学的过程中各自所起的作用而言的:教师引导着教学的进行，辅助学生掌握、建构和内化所学的知识技能，从而使学生进行更高水平的认知活动（Slavin, 1994，转引自张建伟、陈琦，1996）。也就是说通过支架（教师的帮助）把管理学习的任务逐渐由教师转移给学生自己，最后撤去支架。

　　具体到英语口语教学，教师的引导和辅助作用也十分重要。克拉申（Stephen Krashen）的输入假设理论（Input Hypothesis）认为成人语言习得（acquisition）需要在课堂上尽可能多地接触可理解的语言输入（input）（Mason，1999）。尽管目前理论界对于克拉申的理论颇多质疑，但我们无法否认英语学习中语感的存在，无法否认大量输入对于语感形成的重要作用，因此笔者还是倾向于成人外语学习中习得（acquisition）与学习（learning）并存的说法。联想到我国英语教学法在传统教学法与交际教学法之间如何作出选择的问题，笔者认为我们不应该要非此即彼，而应依照和而不同的原则，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在英语口语课堂教学中，教师必须做的就是让学生理解语言输入，进而保证学生从i阶段（习得者的能力水平）移向i+1阶段（Mason，1999），即按某种自然顺序（natural order）习得的阶段。而如何把握“可理解”的尺度是非常关键的，是非常需要教师发挥其“支架”作用的。

　　三、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英语口语教学

　　（一）激活学生英语口语学习的积极态度

　　许多来华从事英语口语教学的外籍教师都有一个共同感受，那就是很多中国学生的害羞心理是需要师生共同突破的第一道障碍。应当说绝大多数学生还是希望能够流利地说好英语的，无论是为了应试还是为了应用，学习英语口语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那么怎样激活学生潜在的积极态度呢？我们不妨在备课阶段设计适合学生水平的教学任务，打消其害怕出错的畏惧心理；同时采取情境性教学设计方案，首先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呈现一定的音像会话资料，必要时点出关键的可供学生模仿套用的句型、短语、词汇，之后按类似模式选题，如以谈论个人爱好的“My favorite”等为题，由学生按照自己的爱好作答，参考教师事先提供的有关材料，用目标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情，进而体会到成功的喜悦，使其逐渐放开胆子开口讲英语。

　　（二）熟记常用习语和句型，变复用为活用

　　英语中的一些习语和句型是应该在学习之初就熟记使用的，可以暂不考虑语法关系。初学者由于还没有习得英语口语，就应借助熟记这些习语和句型来进行初步的交际活动。能够打个招呼，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说点什么，是初学者往往具备的而且不仅仅是出于热情的复用行为。要想帮助他们保持这种复用积极性，就必须引导他们加强习得训练，否则他们会逐渐感到难以自如地表达思想感情。此时，教师应辅之以必要的语言分析，用传统教学法作为“支架”，引导学生自觉地由热身开始，进入教师设计的任务驱动式问题情境；之后，再指导学生确立目标，或进行发散性词汇拓展，或进行相关情景、人物及可能的人物相互作用的想象，在开拓学生思路的同时，使学生专注于问题本身而非语言。实际上，当学生意识中不再把语言当作学习活动的明显目标或者说唯一目标时，我们才能够说口语教学不再是为了教而教，而是为用而教，为活用而教。

　　当然，建构主义理论的实质是要求我们从事英语口语教学时，不要忽视学习者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师生之间不是主客体间关系，而是主体间关系，是双主体。正如克拉申所主张的:一方面学生不自觉的语言习得产生流利话语，另一方面教师的引导又使学生以理性自觉的语言学习而有能力对语言输出实施监控，保证语言输出的正确。至于英语口语表达时自觉监控是否来得及的问题，笔者认为问题的解决只有依靠更高水平上的再习得与再监控了，二者如此循环的过程不是波状起伏的而是盘旋上升的。

　　参考文献:

　　Mason, Timthy Input Only 〔EB/OL〕

　　http://wwwtimothyjpmasoncom/WebPages/LangTeach/Licence/FLTeach/Thunk3_1htm，25 Sep 1999

　　陈琦，刘儒德 1997 当代教育心理学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张建伟，陈琦 1996 从认知主义到建构主义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7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