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的文字，如水柔软，给人爱的力量。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冰心 随笔 精选，希望你喜欢。

冰心随笔精选篇一：我的故乡

　我生于一九○○年十月五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七个月后我就离开了故乡——福建福州。但福州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我的故乡，因为它是我的父母之乡。我从父母亲口里听到的极其琐碎而又极其亲切动人的 故事 ，都是以福州为背景的。

　我母亲说：我出生在福州城内的隆普营。这所祖父租来的房子里，住着我们的大家庭，院里有一个池子，那时福州常发大水，水大的时候，池子里的金鱼都游到我们的屋里来。

　我的祖父谢子修(銮恩)老先生，是个教书匠，在城内的道南祠授徒为业。他是我们谢家第一个读书识字的人。我记得在我十一岁那年(一九一一年)，从山东烟台回到福州的时候，在祖父的书架上，看到薄薄的一本套红印的家谱。第一位祖先是昌武公，以下是顺云公、以达公，然后就是我的祖父。上面仿佛还讲我们谢家是从江西迁来的，是晋朝谢安的后裔。但是在一个清静的冬夜，祖父和我独对的时候，他忽然摸着我的头说：“你是我们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地读呵。”说到这里，他就源源本本地讲起了我们贫寒的家世!原来我的曾祖父以达公，是福建长乐县横岭乡的一个贫农，因为天灾，逃到了福州城里学做裁缝。

　这和我们现在遍布全球的第一代华人一样，都是为祖国的天灾人祸所迫，飘洋过海，靠着不用资本的三把刀，剪刀(成衣业)、厨刀(饭馆业)、剃刀(理发业)起家的，不过我的曾祖父还没有逃得那么远!

　那时做裁缝的是一年三节，即 春节 、 端午节 、 中秋节 ，才可以到人家去要帐。这一年的春节，曾祖父到人家要钱的时候，因为不认得字，被人家赖了帐，他两手空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等米下锅的曾祖母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沉默了一会，就含泪走了出去，半天没有进来。曾祖父出去看时，原来她已在墙角的树上自缢了!他连忙把她解救了下来，两人抱头大哭;这一对年轻的农民，在寒风中跪下对天立誓：将来如蒙天赐一个儿子，拚死拚活，也要让他读书识字，好替父亲记帐、要帐。但是从那以后我的曾祖母却一连生了四个女儿，第五胎才来了一个男的，还是难产。这个难得出生的男孩，就是我的祖父谢子修先生，乳名“大德”的。

　这段故事，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的感触也极大!假如我的祖父是一棵大树，他的第二代就是树枝，我们就都是枝上的密叶;叶落归根，而我们的根，是深深地扎在福建横岭乡的田地里的。我并不是“乌衣门第”出身，而是一个不识字、受欺凌的农民裁缝的后代。曾祖父的四个女儿，我的祖姑母们，仅仅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就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当我把这段意外的故事，告诉我的一个堂哥哥的时候，他却很不高兴地问我是听谁说的当我告诉他这是祖父亲口对我讲的时候，他半天不言语，过了一会才悄悄地吩咐我，不要把这段故事再讲给别人听。当下，我对他的“忘本”和“轻农”就感到极大的不满!从那时起，我就不再遵守我们谢家写籍贯的习惯。我写在任何表格上的籍贯，不再是祖父“进学”地点的“福建闽侯”，而是“福建长乐”，以此来表示我的不同意见!

　我这一辈子，到今日为止，在福州不过前后呆了两年多，更不用说长乐县的横岭乡了。但是我记得在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一二年之间我们在福州的时候，横岭乡有几位父老，来邀我的父亲回去一趟。他们说横岭乡小，总是受人欺侮，如今族里出了一个军官，应该带几个兵勇回去夸耀夸耀。父亲恭敬地说：他可以回去祭祖，但是他没有兵，也不可能带兵去。

　我还记得父老们送给父亲一个红纸包的见面礼，那是一百个银角子，合起值十个银元。父亲把这一个红纸包退回了，只跟父老们到横岭乡去祭了祖。一九二○年前后，我在北京《晨报》写过一篇叫做《还乡》的短篇小说，就讲的是这个故事。现在这张剪报也找不到了。

　从祖父和父亲的谈话里，我得知横岭乡是极其穷苦的。农民世世代代在田地上辛勤劳动，过着蒙昧贫困的生活，只有被卖去当“戏子”，才能逃出本土。当我看到那包由一百个银角子凑成的“见面礼”时，我联想到我所熟悉的山东烟台东山金钩寨的穷苦农民来，我心里涌上了一股说不出来难过的滋味!

　我很爱我的祖父，他也特别的爱我，一来因为我不常在家，二来因为我虽然常去看书，却从来没有翻乱他的书籍，看完了也完整地放回原处。一九一一年我回到福州的时候，我是时刻围绕在他的身边转的。那时我们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这个住址，现在我写起来还非常地熟悉、亲切，因为自从我会写字起，我的父母亲就时常督促我给祖父写信，信封也要我自己写。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子才)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译的线装的法国名著《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

　我们这所房子，有好几个院子，但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的院子，只是在一排或一进屋子的前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每个“天井”里都有一口井，这几乎是福州房子的特点。这所大房里，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室和书房。几乎所有的厅堂和客室、书房的柱子上墙壁上都贴着或挂着书画。正房大厅的柱子上有红纸写的很长的 对联 ，我只记得上联的末一句，是“江左风流推谢傅”，这又是对晋朝谢太傅攀龙附凤之作，我就不屑于记它!但这些挂幅中的确有许多很好很值得记忆的，如我的伯叔父母居住的东院厅堂的楹联，就是：风光月霁襟怀

　又如西院客室楼上有祖父自己写的：

　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

　这两副对联，对我的思想 教育 极深。祖父自己写的横幅，更是到处都有。我只记得有在道南祠种花诗中的两句：

　红紫青蓝白绿黄

　在西院紫藤书屋的过道里还有我的外叔祖父杨维宝(颂岩)老先生送给我祖父的一副对联是：

　知君身是后凋松

　那几个字写得既圆润又有力!我很喜欢这一副 对子 ，因为“不羁马”夸奖了他的侄婿，我的父亲，“后凋松”就称赞了他的老友，我的祖父!

　从“不羁马”应当说到我的父亲谢葆璋(镜如)了。他是我祖父的第三个儿子。我的两个伯父，都继承了我祖父的职业，做了教书匠。在我父亲十七岁那年，正好祖父的朋友严复(幼陵)老先生，回到福州来招海军学生，他看见了我的父亲，认为这个青年可以“投笔从戎”，就给我父亲出了一道诗题，是“月到中 秋分 外明”，还有一道八股的破题。父亲都做出来了。在一个穷教书匠的家里，能够有一个孩子去当“兵”领饷，也还是一件好事，于是我的父亲就穿上一件用伯父们的两件长衫和半斤棉花缝成的棉袍，跟着严老先生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师学堂，去当了一名驾驶生。

　父亲大概没有在英国留过学，但是作为一名巡洋舰上的青年军官，他到过好几个国家，如英国、日本。我记得他曾气愤地对我们说：“那时堂堂一个中国，竟连一首国歌都没有!

　我们到英国去接收我们中国购买的军舰，在举行接收典礼仪式时，他们竟奏一首《妈妈好糊涂》的民歌调子，作为中国的国歌，你看!”

　甲午中日海战之役，父亲是“威远”舰上的枪炮二副，参加了海战。这艘军舰后来在威海卫被击沉了。父亲泅到刘公岛，从那里又回到了福州。

　我的母亲常常对我谈到那一段忧心如焚的生活。我的母亲杨福慈，十四岁时她的父母就相继去世，跟着她的叔父颂岩先生过活，十九岁嫁到了谢家。她的婚姻是在她九岁时由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做诗谈文时说定的。结婚后小夫妻感情极好，因为我父亲长期在海上生活，“会少离多”，因此他们通信很勤，唱和的诗也不少。我只记得父亲写的一首七绝中的三句：此身何事学牵牛，燕山闽海遥相隔，

　会少离多不自由。

　甲午海战爆发后，因为海军里福州人很多，阵亡的也不少，因此我们住的这条街上，今天是这家糊上了白纸的门联，明天又是那家糊上白纸门联。母亲感到这副白纸门联，总有一天会糊到我们家的门上!她悄悄地买了一盒鸦片烟膏，藏在身上，准备一旦得到父亲阵亡的消息，她就服毒自尽。祖父看到了母亲沉默而悲哀的神情，就让我的两个堂姐姐，日夜守在母亲身旁。家里有人还到庙里去替我母亲求签，签上的话是：堂中寂寞恐难堪，若要重欢，

　除是一轮月上。

　母亲半信半疑地把签纸收了起来。过了些日子，果然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听到有人敲门，母亲急忙去开门时，月光下看见了辗转归来的父亲!母亲说：“那时你父亲的脸，才有两个指头那么宽!”

　从那时起，这一对年轻夫妻，在会少离多的六七年之后，才厮守了几个月。那时母亲和她的三个妯娌，每人十天替大家庭轮流做饭，父亲便帮母亲劈柴、生火、打水，做个下手。

　不久，海军名宿萨鼎铭(镇冰)将军，就来了一封电报，把我父亲召出去了。

　一九一二年，我在福州时期，考上了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第一次过起了学校生活。头几天我还很不惯，偷偷地流过许久眼泪，但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怕大家庭里那些本来就不赞成女孩子上学的长辈们，会出来劝我辍学!但我很快地就交上了许多要好的同学。至今我还能顺老师上班点名的次序，背诵出十几个同学的名字。福州女师的地址，是在城内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旧家第宅，我记得我们课堂边有一个小池子，池边种着芭蕉。学校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还有一道石桥，连接在两处亭馆之间。我们的校长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之一的方声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们的 作文 老师是林步瀛先生。在我快离开女师的时候，还来了一位教 体操 的日本女教师，姓石井的，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在这所学校只读了三个学期，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赞侯)，又来了一封电报，把父亲召出去了。不久，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

　我对于故乡的回忆，只能写到这里，十几年来，我还没有这样地畅快挥写过!我的回忆像初融的春水，涌溢奔流。十几年来，睡眠也少了，“晓枕心气清”，这些回忆总是使人欢喜而又惆怅地在我心头反复涌现。这一幕一幕的图画或文字，都是我的弟弟们没有看过或听过的，即使他们看过听过，他们也不会记得懂得的，更不用说我的第二代第三代了。我有时想如果不把这些写记下来，将来这些图文就会和我的刻着印象的头脑一起消失。这是否可惜呢但我同时又想，这些都是关于个人的东西，不留下或被忘却也许更好。这两种想法在我心里矛盾了许多年。

　一九三六年冬，我在英国的伦敦，应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VirginiaWoolf)之约，到她家喝茶。我们从伦敦的雾，中国和英国的小说、诗歌，一直谈到当时英国的英王退位和中国的西安事变。她忽然对我说：“你应该写一本自传。”我摇头笑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写自传的风习，而且关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写的。”她说：“我倒不是要你写自己，而是要你把自己作为线索，把当地的一些社会现象贯穿起来，即使是关于个人的一些事情，也可作为后人参考的史料。”我当时没有说什么，谈锋又转到别处去了。

　事情过去四十三年了，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她的话也有些道理。“思想再解放一点”，我就把这些在我脑子里反复呈现的图画和文字，奔放自由地写在纸上。

　记得在半个世纪之前，在我写《往事》(之一)的时候，曾在上面写过这么几句话：将这些往事移在白纸上罢——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这几句话，现在还是可以应用的。把这些图画和文字，移在白纸上之后，我心里的确轻松多了!1979年2月11日

冰心随笔精选篇二：我的童年

　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命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的刻划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

　我的童年生活，在许多零碎的文字里，不自觉的已经描写了许多，当曼瑰对我提出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还觉得有兴味，而欣然执笔。

　中年的人，不愿意再说些情感的话，虽然在回忆中充满了含泪的微笑，我只约略的画出我童年的环境和训练，以及遗留在我的嗜好或习惯上的一切，也许有些父母们愿意用来作参考。

　先说到我的遗传：我的父亲是个海军将领，身体很好，我从不记得他在病榻上躺着过。我的祖父身体也很好，八十六岁无疾而终。我的母亲却很瘦弱，常常头痛，吐血——这吐血的症候，我也得到，不是肺结核，而是肺气枝涨大，过劳或操心，都会发作——因此我童年时代记忆所及的母亲，是个极温柔，极安静的女人，不是作活计，就是看书，她的生活是非常恬淡的。

　虽然母亲说过，我在会吐奶的时候，就吐过血，而在我的童年时代，并不曾发作过，我也不记得我那时生过什么大病，身体也好，精神也活泼，于是那七八年山陬海隅的生活，我多半是父亲的孩子，而少半是母亲的女儿!

　在我以先，母亲生过两个哥哥，都是一生下就夭折了，我的底下，还死去一个妹妹。我的大弟弟，比我小六岁。在大弟弟未生之前，我在家里是个独子。

　环境把童年的我，造成一个“野孩子”，丝毫没有少女的气息。我们的家，总是住近海军兵营，或海军学校。四围没有和我同年龄的女伴，我没有玩过“娃娃”，没有学过针线，没有搽过脂粉，没有穿过鲜艳的衣服，没有戴过花。

　反过来说，因着母亲的病弱，和家里的冷静，使得我整天跟在父亲的身边，参加了他的种种工作与活动，得到了连一般男子都得不到的 经验 。为一切方便起见，我总是男装，常着军服。父母叫我“阿哥”，弟弟们称呼我“哥哥”，弄得后来我自己也忘其所以了。

　父亲办公的时候，也常常有人带我出去，我的游踪所及，是旗台，炮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我的谈伴是 修理 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水手，军官，他们多半是山东人，和蔼而质朴，他们告诉我以许多海上新奇悲壮的故事。有时也遇见农夫和渔人，谈些山中海上的家常。那时除了我的母亲和父亲同事的太太们外，几乎轻易见不到一个女性。

　四岁以后，开始认字。六七岁就和我的堂兄表兄们同在家里读书。他们比我大了四五岁，仍旧是玩不到一处，我常常一个人走到山上海边去。那是极其熟识的环境，一草一石，一沙一沫，我都有无限的亲切。我常常独步在沙岸上，看潮来的时候，仿佛天地都飘浮了起来!潮退的时候，仿佛海岸和我都被吸卷了去!童稚的心，对着这亲切的“伟大”，常常感到怔忡。黄昏时，休息的军号吹起，四山回响，声音凄壮而悠长，那熟识的调子，也使我莫名其妙的要下泪，我不觉得自己的“闷”，只觉得自己的“小”。

　因着没有游伴，我很小就学习看书，得了个“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习惯。我的老师很爱我，常常教我背些诗句，我似懂似不懂的有时很能欣赏。比如那“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独立山头的时候，就常常默诵它。

　离我们最近的城市，就是烟台，父亲有时带我下去，赴宴会，逛天后宫，或是听戏。父亲并不喜听戏，只因那时我正看《三国》，父亲就到戏园里点戏给我听，如《草船借箭》、《群英会》、《华容道》等。看见书上的人物，走上舞台，虽然不懂得戏词，我也觉得很高兴。所以我至今还不讨厌京戏，而且我喜听须生，花脸，黑头的戏。

　再大一点，学会了些精致的淘气，我的玩具已从铲子和沙桶，进步到蟋蟀罐同风筝，我收集美丽的小石子，在磁缸里养着，我学作诗，写章回小说，但都不能终篇，因为我的兴趣，仍在户外，低头伏案的时候很少。

　父亲喜欢种花养狗，公余之暇，这是他唯一的消遣。因此我从小不怕动物，对于花木，更有普遍的 爱好 。母亲不喜欢狗，却也爱花，夏夜我们常常在豆棚花架下，饮啤酒，汽水，乘凉。母亲很早就进去休息，父亲便带我到旗台上去看星，他指点给我各个星座的名称和位置。他常常说：“你看星星不是很多很小，而且离我们很远么但是我们海上的人一时都离不了它。在海上迷路的时候看见星星就如同看见家人一样。”因此我至今爱星甚于爱月。

　父亲又常常带我去参观军舰，指点给我军舰上的一切，我只觉得处处都是整齐，清洁，光亮，雪白;心里总有说不出的赞叹同羡慕。我也常得亲近父亲的许多好友，如萨镇冰先生，黄赞侯先生——民国第一任海军部长黄钟瑛上将——他们都是极严肃，同时又极慈蔼，生活是那样纪律，那样恬淡，他们也作诗，同父亲常常唱和，他们这一班人是当时文人所称为的“裘带歌壶，翩翩儒将”。我当时的理想，是想学父亲，学父亲的的这些好友，并不曾想到我的“性”阻止了我作他们的追随者。

　这种生活一直连续到了十一岁，此后我们回到故乡——福州——去，生活起了很大的转变。我也不能不感谢这个转变!十岁以前的训练，若再继续下去，我就很容易变成一个男性的女人，心理也许就不会健全。因着这个转变，我才渐渐的从父亲身边走到母亲的怀里，而开始我的少女时期了。

　童年的印象和事实，遗留在我的性格上的。

　第一是我对于人生态度的严肃，我喜欢整齐，纪律，清洁的生活，我怕看怕听放诞，散漫，松懈的一切。

　第二是我喜欢空阔高远的环境，我不怕寂寞，不怕静独，我愿意常将自己消失在空旷辽阔之中。因此一到了野外，就如同回到了故乡，我不喜城居，怕应酬，我没有城市的嗜好。

　第三是我不喜欢穿鲜艳颜色的衣服，我喜欢的是黑色，蓝色，灰色，白色。有时母亲也勉强我穿过一两次稍为鲜艳的衣服，我总觉得很忸怩，很不自然，穿上立刻就要脱去，关于这一点，我觉得完全是习惯的关系，其实在美好的品味之下，少女爱好天然，是应该“打扮”的!

　第四是我喜欢爽快，坦白，自然的交往。我很难勉强我自己做些不愿意做的事，见些不愿意见的人，吃些不愿意吃的饭!母亲常说这是“任性”之一种，不能成为“伟大”的人格。

　第五是我一生对于军人普遍的尊敬，军人在我心中是高尚，勇敢，纪律的结晶。关系军队的一切，我也都感到兴趣。

　说到童年，我常常感谢我的好父母，他们养成我一种恬淡，“返乎自然”的习惯，他们给我一个快乐清洁的环境，因此，在任何环境里都能自足，知足。我尊敬生命，宝爱生命，我对于人类没有怨恨，我觉得许多缺憾是可以改进的，只要人们有决心，肯努力。

　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生命是一张白纸，他的本质无所谓痛苦，也无所谓快乐。我们的人生观，都是环境形成的。相信人生是向上的人，自己有了勇气，别人也因而快乐。

　我不但常常感念我的父母，我也常常警惕我们应当怎样做父母。

　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歌乐山。

　(本篇最初发表于1942年4月《妇女新运》第4卷第4期。)

冰心随笔精选篇三：再寄小读者

　似曾相识的小朋友们：

　先感谢《人民日报》副刊编辑的一封信，再感谢中国作协的号召，把我的心又推进到我的心窝里来了!

　二十几年来，中断了和你们的通讯，真不知给我自己带来了多少的惭愧和烦恼。我有许多话，许多事情，不知从何说起，因为那些话，那些事情，虽然很有趣，很动人，但却也很零乱，很片断，写不出一篇大 文章 ，就是写了，也不一定就是一篇好文章，因此这些年来，从我心上眼前掠过的那些感受，我也就忍心地让它滑出我的记忆之外，淡化入模糊的烟雾之中。

　在这不平常的春天里，我又极其真切，极其炽热地想起你们来了。我似乎看见了你们漆黑发光的大眼睛，笑嘻嘻的通红而略带腼腆的小脸。你们是爱听好玩有趣的事情的，不管它多么零碎，多么片断。你们本来就是我写作的对象，这一点是异常地明确的!好吧，我如今再拿起这支笔来，给你们写通讯。不论我走到哪里，我要把热爱你们的心，带到那里!我要不断地写，好好地写，把我看到听到想到的事情，只要我觉得你们会感到兴趣，会对你们有益的，我都要尽量地对你们倾吐。安心地等待着吧，我的小朋友!

　自从决心再给你们写通讯，我好几夜不能安眠。今早四点钟就醒了，睁开眼来是满窗的明月!我忽然想起不知是哪位古诗人写的一首词的下半阕，是：“卷地西风天欲曙，半帘残月梦初回，十年消息上心来。”就是说：在天快亮的时候，窗外刮着卷地的西风，从梦中醒来看见了淡白的月光照着半段窗帘;这里“消息”两个字，可以当作“事情”讲，就是说，把十年来的往事，一下子都回忆起来了!

　小朋友，从我第一次开始给你们写通讯算起，不止十年，乃是三十多年了。这三十多年之中，我们亲爱的祖国，经过了多大的变迁!这变迁是翻天覆地的，从地狱翻上了天堂，而且一步一步地更要光明灿烂。我们都是幸福的!我总算赶上了这个时代，而最幸福的还是你们，有多少美好的日子等着你们来过，更有多少伟大的事业等着你们去作呵!

　我在枕上的心境，和这位诗人是迥不相同的!虽然也有满窗的明月，而窗外吹拂的却是和煦的东风。一会儿朝阳就要升起，祖国方圆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将要有六亿人民满怀愉快和信心，开始着和平的劳动。小朋友们也许觉得这是日常生活，但是在三十年前，这种的日常生活，是我所不能想象的!

　我鼻子里有点发辣，眼睛里有点发酸，但我决不是难过。你们将来一定会懂得我这时这种兴奋的心情的——这篇通讯就到此为止吧，让我再重复初寄小读者通讯一的末一句话：

　“我心中莫可名状，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你的朋友冰心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一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3月18日，后收入小说、 散文 、诗歌合集《小桔灯》。)

 

　　宗法制源于氏族社会父家长制公社成员间的亲族血缘联系。作为一种庞大、复杂却又井然有序的血缘一政治社会构造体系，宗法制孕育于商代，定型于西周。宗法制规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天子”，是天帝的长子，奉天承运，治理天下土地臣民。从政治关系而论，天子是天下共主；从宗法关系而论，天子是天下大宗。君王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家地位。其余王子（嫡系非长子和庶子恻封诸侯，他们对天子为小宗，但在各自封国内又为大宗，其位由嫡长子继承，余于封卿大夫。卿大夫以下，大、小宗关系依上例。嫡长于继承制、分封制、严格的宗庙祭把制度，共同构成宗法制的基本内容。

　　231西周之宗法制度

　　周朝的”家”，是一个政治单位，并不等同於我们现在对”家”的概念。所以我们看《孟子梁惠王下》中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从这段文字的叙述中可以明白，当时的”国”是拥有千辆马车的战斗单位，而”家”是具有百辆马车的战斗单位，可见在这时”国”和”家”是相提并论的。不过我们现在从古代的文献来看，”家”虽然是一个政治单位，但是仍然以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为织成核心。一般而言，”家”所涵盖的范围，是由同一祖父的三代组合而成。至於”族”，则由同一高祖父的血亲，以及他们的配偶，上下九代共同合起来的。简言之，”家”是包含在”族”之中。所以相较之下，”家”中的人，比起”族”中的人，血缘关系更为亲密。

　　”宗”的本义是祭祀祖先的庙，只有属一同一家族的人，才可以到”宗”去祭祀祖先。不过在祭祀祖先时，必须依照血缘的亲疏远近来决定”大宗”和”小宗”。一般最简单的分别，就是以始祖的嫡长子一脉相传的为”大宗”，其余的庶子便是”小宗”。以当时的制度来看，周天子的传承是”大宗”，其他的诸侯（含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便是小宗；但是在这些诸侯世袭的领地中，继位的嫡长子在领地中便是”大宗”，其他的庶子就是”小宗”。以此类推，扩及到每个阶级之中。以这个精神来看，”家”中的成员，比较接近”大宗”，而”族”中的成员，则比较接近”小宗”。

　　这种制度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后代子孙不可忘了自己的来源出处，用血缘关系把人紧紧的团结在一起，这项措施对於当时正在发展的周民族而言，是一项十分有利的制度。我们现在看到先秦留下来的许多文献，都会先谈到如何持”家”，再谈如何治”国”，最后才谈到如何平”天下”。探究其中的发展过程，我们也可以说，在当时观念中，先要将”小宗”的力量凝聚起来，再去发巩固并发挥”大宗”的力量，於是才可以得到”天下”。基於这样的认知，特别重视家族中伦理的观念便自然出现了。

　　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的宗法组织

　　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生，是阶级统治在社会中的一种完善。

　　关于大、小宗的组织，《礼记大传》有记载： 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有五世则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也。

　　别子:或曰庶子，或曰包括本国公子、异姓公子（来自他国者）以及庶民起为卿大夫三种，或曰除嫡长子之外的其他儿子。后一说较合理。

　　继别:谓继承别子位置的后代，就是别子的嫡长子孙。

　　继祢:祢，指宗法制度下死去并在宗庙中立了神主牌位的父亲。此处当指诸弟，继祢是指继承别子诸弟的后代子孙。

　　别子为一宗的正支，虽经百世仍得祭其始祖，是为大宗。别子诸弟是一宗的旁支，传至五代之后其与别子关系已超出同一高祖范围，因此就不再祭别子的祖先，而另祭祀本支的祖先，是为小宗。大、小宗虽是相对的，但对于天子来说则是绝对的。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天子、诸侯、大夫（卿）、士形成一个严密的家族式的统治体系。

　　分封制

　　宗法直接导致了分封制（或封建制）。

　　嫡长子分封诸弟，在政治上是“授土授民”，在宗法上是“别子为祖”，对于巩固嫡长子的最高统治和天下宗主地位，是大有裨益的。

　　后人追述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御极六合，四方如星拱卫。因此需要选建道德贤明之人，藩护王室，成为天下中枢的屏障。

　　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

　　宗法之“宗”，“宀”为房顶，“示”为神主，合指供奉神主之位的庙宇，其原始义为“尊祖庙也”（《说文解字》）。 “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白虎通义》）。”

　　宗法制度既以血缘亲疏来辨别同宗子孙的尊卑等级关系，以维护宗族的团结，故十分强调“尊祖敬宗”。商人也有繁复的祭祀仪式，但不像西周人那样具有严格的宗法意义。西周时代，祭祖是大宗的特权，所谓“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礼记曲礼下》）。又所谓“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大宗的责任在于尊统收族，在于别亲疏，序昭穆。

　　周朝以前，天子宗庙为五庙：

　　到了周中期，尽管文、武功业辉煌，但按周人世系的排列，已不复属于考、王考、皇考、显考辈，按制不专列庙。但“有德之王，则为宜宗，其庙不可毁”，故增设文武二庙，将文武以下、显考以上诸神主供奉于内，故成七庙。即《礼记王制》所载：“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

　　严谨的道德维系与礼乐文化

　　宗法制度既严格区分亲疏之别，因此血缘重孝、崇德、亲民等道德伦理遂得以建立。诸如同姓不婚这一道德内容得以体现。礼乐文化确立。

　　232宗法制度影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

　　一是父系单系世系原则的广泛实行

　　所谓父系单系世系，是指在血缘集团世系排列上，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虽然这在世界文明早期历史上是普遍的，但只有中国最为坚决。

　　二曰家族制度长盛不衰

　　家族由男性同祖子孙团聚而成，因其经济利益和文化心态一致，形成稳固的、超越历史的社会实体，成为社会生生不息的基本细胞。

　　“族权”成为与政权、神权、夫权比立而四的强劲的社会维系力量。

　　族权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强大影响，是中国家族制度长盛不衰的主要标志。族权有严格、固定的组织形式，它既与地方绅权结合，同时又与政权相结合。族权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地方政权的职能。

　　三曰家、天下同构

　　此亦所谓“家天下的延续”。

　　“家国同构”的本质就是家、家族、国家在结构上的同一性，也就是国是家的放大，“族权”与“政权”的统一。换句话说，中国的社会伦理、国家伦理都是从家族伦理演绎而来的。或者如梁漱溟所曰，中国有家而无国。

　　在古代西欧，血缘政治基本被地缘政治、等级政治所取代。在中国则不同，地缘、业缘、物缘都以血缘为基础，君权与父权互为表里，“国”与“家”彼此沟通，“社会赖以运转的轴心，是宗法原则指导下确立的以父子—君臣关系为人格化体现的伦理—政治系统。”

　　四曰根据血亲道德关系形成宗法法律制度

　　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使宗法秩序呈瓦解之势；秦汉以降，分封制被郡县制取代除帝王继统仍由皇族血缘确定外，行政官员的选拔、任用，实行荐举、考试制（隋唐以后定型为科举制），即以“贤贤”取代“亲亲”。但是，宗法制的影响仍然延及后世——

　　其一，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的继承，普遍遵循父系单系世系原则，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以确保权力和财富不致流入异姓他族。

　　其二，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组织——家族长盛不衰，成为超越朝代更迭的不绝如缕的社会细胞。这种家族香火的延绵，又往往仰赖祠堂、家谱、族田三要素的顽强存在。

　　其三，族权与政权结合，族权在宣扬纲常名教、执行礼法、维护宗法专制秩序方面，与国家政权目标一致；国家政权也以家族精神统驭臣民，正所谓“家国同构”、“君父一体”。诚如近人梁启超所说：“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

　　近人严复也认为，直至近世，中国人“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这都是透视古今的灼见。

　　中国社会组织的特色，与宗法制延绵不绝紧密相连的，是专制政体的长期持续。

　　早在国家初成的商周时代，君主专制便现端倪。如果说，春秋以前，天子的专制权力以分封制为基础，世袭诸侯赐土而且临民，享有较大分治权；那么，战国以后，郡县制逐步确立，君主的专制权力通过直接指挥非世袭的朝廷官吏实现，从而向统一的专制主义集权制过渡。公元前206年，秦王赢政“振长策而御宇内”，正式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此制一直沿袭至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与欧洲在中世纪后期方形成君主专制相比，中国的君主专制形成早、持续久，而且两千余年间虽有起伏跌宕，其总趋势是愈益强化，并形成对社会生活各层面的严密控制，包括用户籍、里甲制度牢笼人身；用政治控摄文化、权力干预学术，从而使“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

　　“宗法一专制”社会结构与农业自然经济相辅相成，造成一种以“内圣一外王”为目标的伦理一政治型文化范式，延绵久远，直至近代方有解体之势，然其深层结构继续承传不辍。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

　　（1）皇帝集最高立法者权、最高行政权和最高司法权，不受任何约束与监督。

　　（2）广大官吏唯上是从，官场具有浓厚的因循守旧之风。

　　（3）官僚机构膨胀，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盛行等。

　　中央集权是“地方分权”的对称，是国家统治权力集中统一于中央政府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统一服从于中央，并根据中央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办事。

　　君主专制通常指奴隶制和封建国家实行君主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君主拥有无限权力，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以国家为其私有财产，依靠庞大的军事官僚机构维持其统治。

　　贯穿于中国古代政治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因其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而为人熟知，也使很多人把“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混为一体，产生了错误的认识，正确理解这两个概念对学习和研究历史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专制主义

　　专制主义是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政权组织方式，其主要特征是：

　　1君主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等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在专制国家里，法律仅是君主的意志，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等大权于一身，天下之事皆决定于上。君口一言，君言的好恶成为评是非、功过的最高原则。君主凌驾于一切之上，极易出现专横、残暴，而臣民则被剥夺了权利和自由。

　　2无数的大小官僚，作为君权代表对百姓实行专制统治。这些官僚是皇帝的奴仆，随时听从使唤。他们在辖区内代表王权统治百姓。

　　二、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主要指国家的整体与部分、中央与地方的密切关系，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其主要特征有：

　　1中央严格控制地方，不允许有相对独立的行政体系存在。

　　2中央为控制地方，重视对地方官员的任用和监督。中国自秦开始，地方官员的任用、升迁、调动，一律由中央决定。绝对地执行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最后一切听命于君言的制度要求。同时君主在官职设置上有意造成职权重复，使之相互牵制，相互监督，无限制地将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

　　三、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的区别与联系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二者是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政体，体现君臣关系；一个是国家结构形式，体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专制主义可行之于中央集权国家，也可以实行于地方割据王朝，同时并非中央集权都导致专制主义。但在封建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把两者完全分开是不可能的。凡是在专制主义皇权加强之时，往往是中央集权比较有效之时，反之亦然。中国自秦汉确立中央集权制度，后经隋唐宋元王朝，形成一套严密完整的政权组织和行政制度，到明清时中央集权高度加强，其结果是集地方三权于中央，又集中央之权于皇帝一个之手。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专制，专制主义也是愈来愈加强。

　　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既有区别又紧密相联。认清二者的区别，不至于在批判专制主义时，连中央集权合理性的一面也一起加以否定；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可以防止过分集权造成的弊端。

　　（4）存在时间长，影响广泛。

　　主要影响:

　　封建社会的中前期以进步作用为主

　　（1）有利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

　　（2）有利于各地区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推动了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在较广范围传播，对促进民族融合起了积极的作用；

　　（3）有利于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从事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兴建大型工程，奠定了中华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基础；有利于防止割据和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和统一。

　　在封建社会晚期则主要起了消极作用。

　　（1）政治方面：皇权专制赋予了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极易形成暴政；空前强化的专制统治使人民毫无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可言，民主政治无从发展，束缚和压制了中华民族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发挥；形成了长期的人治传统，派生了庞大的官僚队伍和特权阶层，扭曲了人格和灵魂，极易出现政治腐败的局面。

　　（2）经济方面：皇权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压制了新生产关系的成长。

　　（3）思想文化方面：专制主义制度必然导致思想文化控制的加强，文化专制的日趋严厉，严重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也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孙 权 （1 8 2 — 2 5 2 年）

吴郡富春人（今杭州市富阳县）孙权，字仲谋，三国时吴国的建立者。在位二十二年，江东六郡得以有相对安定的局面，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他重视农业、设立农官、奖励农事，兴修水利，还在山越地区建置郡县，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他派遣大将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渡海开发台湾，开拓了大陆与海岛的联系。

东汉末，孙权继兄孙策据有江东六郡。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上表请封孙权为讨虏将军、会稽太守，他屯守江浙一带，并以此为根据地逐步收罗人才，发展势力。建安十三年（208年）和刘备联合大败曹操于赤壁。建安十九年，刘备定蜀，孙权西联蜀汉，北抗曹魏，成三分天下的局面。建安二十四年，孙权败关羽，袭荆州人，任骠骑将军、荆州牧，封南昌侯。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曹丕自立为帝，派使者安抚孙权，封他为吴王。黄武元年（222年）吴蜀彝陵之战，大败刘备。黄龙元年（229年）称帝于武昌（今湖北鄂城），国号吴。不久，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以后和蜀魏时和、时战。在位期间，曾四改年号，称黄龙、嘉乐、赤乌、太元，七十一岁去世，谥为吴大帝。

富阳县城南四十里的龙门古镇，为孙权的后裔聚居繁衍之地。现在全镇一千六百多户，孙姓占90%以上，从孙氏第十九世宋奉议大夫孙仁匡一支迁居龙门后立的《孙氏家谱》推算，到1939年，孙权的后代正好是六十五世。

白居易（772－846）

字乐天，晚年号香 山 居士，他酷爱茶叶，曾自称是个“别茶人”。其先太原（今属山西）人，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诗风深入浅出，平易通俗，作品流传广泛。长庆二年（822年）为杭州刺使，任内曾开发、建设西湖。此词回忆了当年的生活，描绘了江南春天的美丽风光。

忆江南

白居易（772－846）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

最忆是杭州。

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头。

何日更重游。

毕升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北宋时杭州人毕升首创的活字印刷，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毕升是一名普通劳动者，他的生卒年月无正史记载可查，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提到：“庆历中（1041一1051年）有布衣毕升，又为“活版”等文字。

毕升是北宋时杭州著名印刷匠，他用了八、九年时间，创制了一套胶泥活字，发明了活字印刷。活字是选用细腻的胶泥，制成一个个小型方块，每块上面刻上一个阳文反手宇，而后用火烧硬。每个字印按用的多寡制备，多的达二十多个，以备同一字印在一个印版中多次重复使用。为便于拣字排版，活宇印按照字的韵目分别放在木格子里。然后是制版，按所印文字的字句段落，将字印放在盛有作为粘合剂的松香、蜡和纸灰的铁板上，四周围上铁框，放到火上加热，使粘合剂熔化，待粘合剂稍为冷却而仍有可塑性时，用一平板在字面上加压使之平准。当粘合剂完全冷却固结后，即可付印。最后是拆版，印完后，把印版拿到火上烘烤，粘合剂重又熔化，用手拂扫活字，活字便掉下，可再供排版使用。他还在此基础上研究过木活字排版。还采用两块铁板互换，一版印刷，另一版排版，印刷效率大为提高。毕升的活字印刷，包括了造活字、排版和拆版一整套完备的过程，其原理和今天铅字排印基本相同，每个生产环节，都含有科学规律。 (右图为毕升墓碑)

沈 括（1033 — 1097）

北宋钱塘人沈括，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学者，十一世纪第一流的科学家。

青少年时随父沈周先后到过润州、泉州、开封、江宁等地，增长了不少书本外的知识，为他以后做学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沈括自幼好学不倦，对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药、水利、军事、文学、音乐各个方面部有兴趣，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东京（开封）任过昭文馆编校、司天监等职，使他有机会阅读了大量丰富的皇家藏书。他晚年提出的用太阳历，即“十二气历”的主张，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太阳历和农历结合的人。他对传统历法的缺点作了科学分析，说传统历法用闰月的方法来调整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周期，是费力又不解决问题。他为此主张采取太阳历，按十二节气把一年分成十二个月。1930年，英国气象局局长肖伯纳也曾提出了与沈括相同的理论，但比沈括晚九百多年。

1070年（熙宁三年），沈括积极参加了王安石变法，成为王安石主要助手之一，担任过“权三司使”（主管财政经济），“兼判军器监”等职。

1090年（元佑五年）沈括五十八岁，住在润州梦溪园（今江苏镇江东门外），撰成《梦溪笔谈》，这部巨著是他一生所学和实践的结晶。全书共三十卷，分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等十七目、六百零九条。其中涉及到科学技术的条目就有二百多条，如铜壶滴漏的讨论、凹面镜的解释、透光镜的探讨、立体地形模型的制造、指南针使用方法的经验、地磁偏角的发现等等。全书广博的内容，独特的创见，被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

沈括一生中曾有两次较长时间居住在杭州，并曾到浙江察访和在秀州（今嘉兴）任职。一次是他十九岁随父返归故里，父病亡，他将父亲安葬于钱塘龙居里，直至二十二岁父丧终才离去。第二次是三十六岁时护送母亲灵柩回杭，葬于龙居里，三十九岁才返京复职。沈括四十一岁时，奉命来浙江治理水利，察访两浙，向朝廷建议兴筑温、台、明等州以东的堤堰，增辟耕地。他在考察雁荡山时，对形成雁荡山奇妙群峰的原因，首次作了科学的解释。沈括对故乡杭州寄满深深眷恋之情，在《梦溪笔谈》中，对杭州的人物事迹、科技成果、政策得失等等，都悉心记载。沈括六十五岁病故于梦溪园，临终时嘱咐后人将遗体归葬故乡杭州。今杭州市区后市街附近的沈公井巷是他的旧居。墓在距杭州市不远的安溪乡。

岳 飞 （1103 — 1142）

岳飞尽了毕生的力量，抵抗外敌，卫国护皇。他的勇敢与机智，为他取得了多次的胜利和荣耀。可是，岳飞在军事上的成就以及他在民间的广受爱戴，却引起了皇帝的妒忌和不安。后来，这位英勇爱国的将军，终于被被赵构、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于杭州大理寺风波亭。

岳飞于公元1103年生于现今的河南省。据说在岳飞诞生时，一只大鹏从岳家屋顶上飞过。岳飞的父亲认为这是一种吉祥的征兆，就给他取名“飞”，字“鹏举”，希望他将来鹏程万里，前途无量。

岳飞的父亲是个农夫。岳飞未满月时，黄河泛滥，造成大水灾，使岳家生活更加贫困。因此，岳飞从八九岁起，就得开始在田间工作。

岳家生活虽然困苦，但却影响不了岳飞对书本的喜爱。他白天在田间辛苦劳动，晚上就努力读书，一直读到深夜。他从小就对兵书有特别的喜爱。

岳飞十一岁时，他的外祖父请来了一位著名的武功师傅，教他武功。岳飞也另拜师学射箭。箭术师傅非常器重岳飞，把自己心爱的两张弓赠送给他。

依照当时的传统，岳飞十六岁时就结婚，次年生长子岳云。岳云后来长大成为一名勇将，跟随父亲在战场上打仗。

岳云四岁那年，岳飞应政府的号召，加入军队抵抗来侵的金兵。据说，在他离家之前，他的母亲用针在他背上刺了“尽忠报国”四个字。

公元1122年，岳飞从军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身为孝子，他依据传统回家守丧，到1124年才重返军队。

在金兵的侵略底下，北宋朝廷不知所措，国家混乱不堪。1127年，北宋皇帝，皇父和家人都被金兵俘虏，并押送到中国北方的金人京城。

皇帝虽然被捉，宋朝的爱国志士仍继续奋力抗敌。岳飞加入这些爱国志士的队伍，共同建立南宋，以宋高宗为皇帝。

此后几年，岳飞以英勇战士和精明战略家的姿态出现，屡战屡胜，把金兵逐出宋朝国土，逼他们渡过长江。

尽忠报国的岳飞要乘胜追击，把金兵赶回他们的老家去, 并且要拯救前任皇帝和他的家人回京。可是，他的好意却受到高宗皇帝的猜忌。

原来高宗担心的是：他的哥哥（前任皇帝）获救后，自己可能失去皇位，所以拒绝了岳飞攻打金国的要求。他反而决定与屡次违反和平条约的金国讲和。

岳飞广受人民的爱戴，也引起皇帝的不满。因此，高宗在1142年以岳飞企图谋反的罪名而赐他死罪，他的儿子岳云也受牵连而被处死。

这位人格高尚的爱国志士岳飞含冤而死时，才39岁。他虽然出身于清寒的农家，后来却因为抵抗金兵，屡战屡胜而成为民族英雄。他的大半生都与家人分开，因为他认为保卫国家和保护皇帝，是他的职责。

方腊（？一1121年）

北宋末年浙江农民起义首领；又名方十三，睦州青溪（今杭州淳安）帮源洞人，雇工出身。

北宋末年，浙江地区遭受“花石纲”的掠夺，逼得农民无法求生，方腊利用摩尼教的“二宗”（明、暗）、“三际”（过去、现在、未来）之说，组织群众，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宣和二年（1120年）秋天在帮源起义，反抗北宋王朝，自号圣公，年号永乐，先后占领青溪县城，攻下睦州，分兵出击杭州、歙州。教徒兰溪朱言、吴邦，歙县仇道人，仙居吕师囊，方岩山陈十四，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等纷起响应，人数扩大到几十万，连续攻下杭州、歙州等六州五十二县，东南震动。方腊计划划江而守，渐图进取，十年内推翻宋王朝。

宋徽宗派童贯率军十五万镇压，起义军战斗失利。宣和三年夏，方腊率余部退守青溪帮源洞和梓桐洞，后被叛徒告密，宋军从小路攻入洞中，方腊受伤被俘，同年秋在东京（今河南开封）就义。余部在吕师囊等率领下，转战温州、台州，到宣和四年夏秋间失败。今淳安县有郭沫著题字的方腊洞，方腊塑像。杭州一带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方腊起义的传说，留存着这些传说的遗迹，如方腊之妹方百花的点将台，方百花攻打杭城屯兵地等等。

苏东坡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的这首诗，使西湖愈益形象鲜明，声名远播。

苏轼是继白居易之后又一位在杭州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不可磨灭影响的大诗人。他和白居易一样，是来杭州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后才认识西湖的。他俩的出身、遭遇、思想、创作有许多共同点，就象苏轼自己说的那样：“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惜前贤。”苏轼曾于熙宁四年和元佑四年两次来杭州，第一次任通判（副知州），第二次任知州，先后达五年之久。他除了为抗州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之外，还深深地眷恋着“故乡无此好湖山”的杭州山水；并用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的诗歌，为西湖平添了几分美丽，几分光彩。这位既是诗人。又是画家的艺术大师，他的观察力是特别敏锐的。他的《饮湖上初睛后雨》一诗，把西湖写活了，一千年来成为描写西湖风景的绝唱。他的另一些描写西湖风景的小诗，《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有美堂暴雨》等，同样把一些日常生活常见的事物写得精辟入微，读来回味无穷，如“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浮云拨不开”，“十分潋滟金樽凸，千杖敲铿羯鼓催”，把西湖上的雷雨写得富有生活情趣。白居易对西湖的描写是一种平面形的介绍和铺叙，苏轼的西湖诗词则是一种立体的渲染、烘托和强化，达到了“诗中有画”的境界，使西湖形象更丰满了。

于 谦 （ 1 3 9 8 一 1 4 5 7 年）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这首诗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的自我写照。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出生于浙江钱塘县太平里（今杭州庆春门附近），后迁居词堂巷。

明永乐十年（1412年），于谦十五岁，录取为钱塘县学生员（秀才）。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杭州参加“乡试”，中第六名举人；次年中进士，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宣德二年（1427年），于谦奉命巡按江西，平反了数百件冤狱。以后十余年间，又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山西、河南，深入民间察访，惩治贪官，严惩特殊贪暴分子；兴修水利，改良农事，创“平仓”、“义仓”储粮，以备荒年赈灾；设“惠民药局”，救治百姓疾病，百姓爱戴于谦，称他为“于青天”。

于谦居官清廉朴素，不馈赠权要，不拉拢私交。上京奏事，不带一物。有人对他说你即使不带金银，也该带些土产便中送点人情。于谦笑笑举起两袖说：“带有清风！”明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刺部酋长也先分兵四路大举进攻。英宗亲率大军迎战，于谦代理兵部事留京辅助监国郕王朱祁钰（英宗之弟）。8月15日英宗兵败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五十万大军全部覆没，英宗被俘，消息传来，全国震动。皇太后命拥立郕王为景帝，于谦为兵部尚书，统帅全军。于谦针对瓦刺利用英宗作为要挟的阴谋，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口号，防守京城，抗击外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