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任

洪武太祖 朱元璋

孝慈高皇后 马秀英(1333一1382),

安徽宿州人，早年丧母，被郭子兴夫妇收养为义女。1382年（洪武十五年）五十一岁的马皇后病逝。”

第2任

建文惠帝 朱允炆

皇后马氏 光禄少卿马全女

洪武二十八年十月,册后为皇太孙妃。建文改元,立为后。生二子,文煃、文圭。

第3任

永乐成祖 朱 棣仁

孝文皇后 徐氏

洪武九年(1376年)册封为燕王妃，朱棣称帝册封为皇后。永乐五年(1407年)七月四日去世,享年46岁。

第4任

洪熙仁宗 朱高炽

诚孝昭皇后 张氏

仁宗元配,永城人,指挥使赠彭城侯张麒 诚孝昭皇后画像之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封燕王世子妃,永乐二年(1404年)封皇太子妃。仁宗即位,册立为皇后。宣宗即位,尊为皇太后。英宗即位，尊为太皇太后。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十八日去世

第5任

宣德宣宗 朱瞻基

孝恭章皇后 孙氏

他是邹平人，永城县主簿孙忠女。济宁人胡氏,被选为皇太孙妃,孙氏被选为嫔。宣宗即位,册封胡氏为皇后,孙氏为贵妃。胡后身体不好,常常有病,渐被宣宗冷落。宣宗为立孙氏为后,命胡后上表辞位,以早定国本(太子)。宣德三年三月,胡后辞位,退居长安宫,贵妃孙氏被正式册立为皇后。天顺六年(1462年)九月四日,孙太后去世

第6任

正统英宗 朱祁镇

孝庄睿皇后 钱氏

英宗元配,海州人,都指挥佥事（后封安昌伯）钱贵女。正统七年(1442年)立为皇后。宪宗即位,尊为皇太后,加“慈懿”徽号。成化四年（1468年）六月二十六日,钱氏病故。

第7任

景泰代宗 朱祁钰

皇后 汪氏

北京人，祖父汪泉世为金吾左卫指挥使。正统十年(1445)，郕王朱祁钰18岁，册封汪氏为郕王妃。正统十四年(1449) 册封王妃汪氏为皇后。进汪皇后祖父汪泉为都指挥同知；，汪氏去世与景帝合葬金山。

第8任

天顺英宗 朱祁镇

孝肃后 周氏

宪宗生母,昌平州文宁里柳林村(今属北京市海淀区)人,锦衣卫千户追封庆云侯赠宁国公周能的女儿。正统十二年(1447年)生宪宗皇帝,天顺元年（1457年）册封为贵妃。宪宗即位,尊为皇太后。孝宗即位后,尊为太皇太后。弘治十七年（1504年）三月一日去世

第9任

成化宪宗 朱见深

孝贞纯皇后 王氏

上元人，中军都督追赠阜国公王镇之女。为宪宗皇帝第二位皇后（第一位吴氏于天顺八年[1464年]八月被废）。孝宗时，她被尊为皇太后，武宗时尊为太皇太后，正德十三年(1518年)二月十日,王氏去世

孝穆皇后 纪氏

孝宗生母,广西贺县人,是当地少数民族土官的女儿,成化时南征,俘人宫中。因她机警通文,被授为女史,管理皇家典籍。一次,宪宗偶然来到内藏,见纪氏对答合意,就在内藏私幸了她。纪氏从此有了身孕。成化十一年(1475年),孝宗年已6岁, 六月二十八日,纪氏突然死去。宫里传说是万贵妃乘宪宗召见纪氏时,在酒中下毒,纪氏被毒害而死。

孝惠后 邵氏

昌化人,邵林之女,小时候因家贫,卖给了杭州镇守太监,由此被送进皇宫。邵氏“知书,有容色”,初居外院,一天晚上,皓月当空,邵氏即兴吟咏她所作的《红叶诗》,宪宗偶然从那里经过,隐约听到,遂召幸,册立为宸妃,进贵妃,生兴王朱佑杬及岐、雍二王。世宗入继大统后,邵氏已因年老双目生翳。她听说自己的孙子当了皇帝,拉世宗到自己跟前,从头摸到脚,非常高兴。世宗将她尊为皇太后,嘉靖元年(1522年)上尊号“寿安”,十一月十八日去世,谥“孝惠康肃温仁懿顺协天佑圣皇太后”。

第10任

弘治孝宗 朱佑樘

孝康敬皇后 张氏

孝宗元配,兴济人,都督同知封寿宁伯张峦女。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选为太子妃。孝宗即位,册立为皇后。武宗立,尊为皇太后。二十年1541年)八月八日去世

第11任

正德武宗 朱厚照

皇后 夏氏

武宗元配，庆阳伯夏儒女。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册立为皇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被尊为“庄肃皇后”。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去世，谥“孝静庄惠安肃温诚偕圣毅皇后”。

第12任

嘉靖世宗 朱厚充

孝洁肃皇后 陈氏

世宗元配,元城(隶河北大名府)人,都督同知陈万言女。嘉靖七年(1528年)十月二日病故。

孝烈皇后 方氏

世宗第三后,江宁人,左都督安平侯方锐女。世宗即位10年,尚未得子。大学士张孚敬上言：“古者天子立后,并建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妇、八十一御妻,所以广嗣也。隆下春秋鼎盛,宜博求淑女,为子嗣计。”世宗遂于嘉靖十年(1531年)三月,选方氏(即方皇后)、郑氏、王氏、阎氏、韦氏、沈氏、杜氏、九人册封为九嫔。

方氏被册封为嫔后的第三年，世宗的第二位皇后张氏被废。方氏因“端慎不怠，甚称帝意”，被册立为皇后。并册僖嫔沈氏为辰妃，丽嫔阎氏为丽妃以副之。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十一月十八日，方氏逝世，世宗因她在嘉靖二十一年的“宫婢之变”中救过自己的命，下令以元配皇后礼仪葬永陵，并命将其棺椁停放于皇堂（玄宫主室）棺床上左侧，经礼部大臣建议，仍命放置右侧。谥孝烈皇后。隆庆初，上尊谥“孝烈端顺敏惠供诚袛天卫圣皇后”。

孝恪后 杜氏，

穆宗生母，大兴人，庆都伯杜林女。嘉靖十年（1531年）封康嫔，十五年（1536年）进封为妃。三十三年（1554年）正月十一日去世，赐谥“荣淑”，葬金山。穆宗即位，当时，孝洁陈皇后、世宗皇帝的棺椁一同葬入陵内。其安葬的情况有“依次列袝”的记载，这说明，永陵一帝三后系同葬一室。

第13任

隆庆穆宗 朱载垕

孝懿庄皇后 李氏

北京昌平人,礼部奉诏选得良家女1200人,李氏被选为裕王妃,暂住宫内,第二年二月行迎亲礼,正式册为裕王妃。

成婚两年后,李氏生子朱翊 ,嘉靖三十六年正月复生皇长女,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十三日,病故于裕王府。

孝安皇后 陈氏,

北京通州人,国子监监生陈景行(陈氏入选裕王继妃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九月选为裕王继妃,隆庆元年(1567年)册立为皇后。

陈氏无子,且多病,颇受穆宗冷落。万历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陈皇后病故。神宗上尊谥为“孝安贞懿恭纯温惠佐天弘圣皇后”，葬昭陵。

孝定后 李氏

通州永乐店人,神宗生母,初为宫嫔,待穆宗于裕王府中,隆庆元年(1567年)三月封皇贵妃,万历元年（1573年）被神宗尊为“慈圣皇太后”,万历四十二年二月九日病故,享年70岁

第14任

万历神宗 朱翊钧

孝端显皇后 王氏

神宗元配，浙江余姚人，永年伯王伟之女，生于京师。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二月册立为皇后。

孝靖皇后 王氏

光宗生母。宣府都司左卫人，原任锦衣卫百户赠明威将军指挥佥事王朝寀之女。生于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正月二十七日，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二月初二选入皇宫，初为慈宁宫宫人，侍奉孝定皇太后。后被神宗私幸有孕，于万历十年六月册封为恭妃，同年八月生光宗朱常洛。万历三十四年四月进封为皇贵妃，万历三十九年九月病故

第15任

泰昌光宗 朱常洛

皇后 郭氏

顺天府人，博平伯郭维城之女。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册立为皇太子妃，四十一年去世。

皇后 王氏

熹宗生母，顺天府人，新城伯王钺之女。初为选侍，因生熹宗，封为才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去世。

皇后 刘氏

崇祯帝生母，宛平人，瀛国公刘应元之女。初为淑女，后被打入冷宫，病逝后葬京西金山。

第16任

天启熹宗 朱由校

皇后 张嫣

熹宗原配。河南祥符人,太康伯张国纪之女。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四月被册立为皇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白成农民军入城时自缢。

第17任

崇祯思宗 朱由检

皇后 周氏（

？-1644年），祖籍苏州，生长于大兴（今北京大兴区人）。父周奎以兵马副指挥升五军都督同知，晋封伯爵。周后于天启年间入信王府。思宗（即信王）即位，立为皇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农民军陷都城，帝令周皇后自裁，自缢而死。

至于公主太多了，可以参看

http://guoxuebaiducom/page/c3f7cab7/120html

没有昭明公主

说到纪昀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是谁，但是一提纪晓岚大家肯定会想起来，那个拿着大烟袋，拥有着三寸不烂之舌的纪晓岚，纪先生。其实纪昀就是纪晓岚。

纪（jǐ）昀（1724年7月26日－1805年3月14日），字晓岚，又字春帆，晚号石云，又号观弈道人、孤石老人、河间才子，谥号文达，直隶沧县（今河北沧县崔尔庄）人。在文学作品、通俗评论中，常被称为纪（jǐ）晓岚。清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任《四库全书》总纂修官。影视剧形象的纪晓岚，有铁齿铜牙，三寸不烂之舌，身材高瘦，但根据史料记载，因纪（jǐ）晓岚本人肥胖，近视，患有轻度口吃，所以颠覆了常人对他的印象。（本作者最喜欢的就是张国立老师的纪晓岚，铁杆粉丝哦。）其实我们看古人不是看长相而是看他的才华。

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收正式入库书3461种；存目书6819种，93500余卷。乾隆三十八年开始纂修，初稿成于乾隆四十六年。因《总目》卷帙浩繁，翻检不便，又删节编成《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进献之书有105种，入存目者41种。藏书钤有“春帆校正”、“心与古人会”、“校书天禄”、“河间纪昀”、“瀛海纪氏阅微草堂藏书之印”等。

话说当时纪先生的《阅微草堂笔记》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中国小说史》）

除此之外还编撰了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卷、《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四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PS其实咋们纪先生的作品很多，只不过因为手头资料有限，而且时间紧就没有详细一点。）

在作者看来，编著《四库全书》只是咱们乾隆皇帝一时兴起，因为当时并没有写《四库全书》的必要，只是咱纪先生所在的翰林院那是比较闲，而因为一个管事无意说翰林院工作比较清闲，乾隆皇帝听了之后便让纪昀主持编著《四库全书》。

　　刘墉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生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卒于嘉庆十年(1805),享年八十五岁,谥清正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安徽学政江宁知府太原知府广西考官江西盐道漕运按察使湖南巡抚吏部尚书河道总督直隶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他还是诗人书法家有<<石庵诗集>>与<<清爱堂帖>>传世

　　观其一生,足智多谋刚正不阿再其调回京后不阿附和绅而独善其身,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不可能与权势滔天的和绅针锋相对

　　与纪昀、和珅并为乾隆朝三大中堂。 刘墉与纪昀与和绅年纪相差十分悬殊，有三十多岁，即他们的暮年正是和珅的盛年，二人即使反和，也没站在一线主力军上，最多是参谋之类。甚至据说和还救过纪，因此二人关系不差。

　　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刘统勋死前，刘墉一直未得入京为官。他死后，刘墉才入朝为官。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纪昀

　　(1724-1805)

　　纪昀（jì yún），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1404），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乾隆《献县志》），始迁来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献县城东九十里之景城镇。到纪晓岚，北迁已十四世。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1570—1642），庠生，屡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1632—1716），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1665—1732），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1685—1764），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纪晓岚为纪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勤奋好学。博古通今。正如自谓的“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骋。”他襟怀夷旷，机智诙谐，常常出语惊人，妙趣横生，盛名当世。

　　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种，7930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

　　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为代表清代目录学成就的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际上是一部学术史，对每一部书和源流、价值等都作了介绍。它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这些古书的一个切入点。很多大学者都承认，他们是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作学问的。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晓岚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著作较少。《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以《总目》而言，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云：“或言纪文达公（昀）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一手裁定”、“一手删定”、“一手编注”《总目》或者说纪昀“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都说明纪昀对《总目》所倾注的心血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文化思想就不是什么无本之木了。正如黄云眉所言：“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删改、整齐画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晚清张之洞对读书士人谈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对该书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还谈到清朝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将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

　　纪昀在四库馆修书十年，“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其辛劳不言而喻，却也是人生收获颇丰的十年。他既为恰逢“王事适我”的历史机遇而欣慰，又为“期于世事有补”愿望的实现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题校勘四库书砚》诗中所云：“检校牙签十余万，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曾读人间未见书”只是一个表象，纪昀和他的同仁们为中国学术文化树立的一座丰碑才是看不见的永恒！ 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文学

　　纪晓岚天资颖悟，才华过人，幼年即有过目成诵之誉，但其学识之渊博，主要还是力学不倦的结果。他三十岁以前，致力于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姑妄听之》自序），加之治学刻苦，博闻强记，故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学术，“主要在辨汉宋儒学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纪维九《纪晓岚》），主持风会，为世所宗，实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纪晓岚为文，风格主张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内容上主张不夹杂私怨，不乖于风教。看得出，他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除开其阶级局限外，其在文风、文德上的主张，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价值。纪昀对于文学的批评，主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与若干书序(如《爱鼎堂遗集序》、《香亭文稿序》、《云林诗钞序》、《田侯松岩诗序》、《挹绿轩诗集序》、《四百三十二峰诗钞序》等)，另有《文心雕龙》评和《李义山诗集》评。他的文艺批评标准，虽仍不脱“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传统见解，但不甚拘泥，较为通达。承认“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诗日变而日新”，认为文学的演变取决于“气运”和“风尚”，强调后代文学对于前代文学既应有“拟议”又要有“变化”。在艺术风格上，肯定“流派”，而反对“门户”，反对“舍是非而争胜负”的朋党之习。纪昀晚年主持科举会试时，曾以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内容出题策士，实为创格。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只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和一部《纪文达公遗集》传世,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郑、《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他还参与编选、评点其它一些书籍，也参与了另外一些官书的纂修。 。《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二十四卷，其中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陆续写成。嘉庆五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本书内容丰富，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无不涉及，知识性很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来饶有兴味。内容上虽有宣传因果报应等糟粕的一面，但在不少篇章，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穿了道学家的虚伪面目，对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对人民的勤劳智慧予以赞美，对当时社会上习以为常的许多不情之论，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在艺术上，文笔简约精粹，不冗不滞，叙事委曲周至，说理明畅透辟，有些故事称得上是意味隽永的小品；缺点是议论较多，有时也不尽恰当。此外，评诗文，谈考证，记掌故，叙风习，也有不少较为通达的见解和可供参考的材料。不失为一部有很高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籍。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藉位高望重以传者矣。”（《中国小说史略》）。其《纪文达公遗集》，是纪晓岚的一部诗文总集，包括诗、文各十六卷，为人作的墓志铭、碑文、祭文、序跋、书后等，都在其中。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

　　政治

　　在政治上，纪晓岚也是很有见地的，惜为其文名所掩。他认为，“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主张“酌乎事势”，趋利避害。也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因势利导。其目的在于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一决横流，出现明末农民大起义那种局面。纪晓岚的家族，在明末动乱中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打击。纪晓岚重视民情，因势利导的主张，不能不说是一种经验之谈。同时也说明，他对当时在“盛世”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看得比较尖锐。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对民间疾苦比较关注。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严重水灾，盗贼蜂起，大批饥民拥入京师就食，秩序十分混乱，大有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之势。纪晓岚看到这种情势，急忙向皇帝上疏陈情，剖析利害，奏请截留南漕官粮万石，到灾区设粥放赈，京师饥民不驱自退，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虽然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朝廷统治，但在客观上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不能不说是一宗善政。

　　在政治上提倡“酌乎事势”，因势利导，在理论上就不能不起来批判宋儒之苛察。自从宋儒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后，流毒明清，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程朱理学成了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一些道学家只会空谈义理性命，一遇实际问题，就茫然如坠五里雾中。等而下之的，更是一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纪晓岚对道学家的迂腐和虚伪十分痛恨，其冷嘲热讽，但有机会，一触即发，措词也相当尖刻。在《阅微草堂笔记》的一则故事中，他甚至借冥王之口，向社会疾呼道：“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在他八十岁那年，还挺身而出，就烈女范畴问题向程朱理学展开了一场挑战。有司规定，妇女抗节被杀者为烈女，予以旌表；而对“捆缚受污，不屈见戕”者，不以烈女视之，例不旌表。纪对此大不以为然，以为纯属道学家不情之论。他公然郑重上表称：“捍刃捐生，其志与抗节被杀者无异。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虽缚使跪拜，可谓之屈膝贼廷哉？”经他慷慨陈词，皇帝“敕下有司，略示区别，予以旌表”。纪晓岚无疑是胜利了。这虽然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争论，但在如何看待妇女这个社会问题上，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纪晓岚“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是十分中肯的。他与那些虚伪的道学先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物。纪晓岚及其作品，都是很值得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