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允炆（1377～1402？），1377年12月5日出生，生母是吕妃，父亲是朱标。他是明太祖的孙子。朱允炆在位4年，年号建文。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标病逝，明太祖不得不重新考虑皇位的继承问题。在此期间，他曾想到了皇四子朱棣，因为朱棣又许多地方都与自己非常相似，但向群臣咨询的时候，大臣刘三吾提出，如立皇四子，那么将皇二、三子立于何地？当时朱元璋已经分封了诸王，而且皇二、三、四子分别被封为了秦、晋、燕王，三人的封地都是边境重镇，而且手握重兵，一但由于争储而出现内讧，后果将非常严重。而若根据嫡长继承制度,应该将皇位传给太子的长子,也就是虞怀王朱雄英但是雄英于洪武十五年（1383年）五月薨因此太祖只得将朱标的次子朱允炆立为皇太孙。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逝世。朱允炆即位，改年号建文，称建文帝。从年号来看，一个建文，一个洪武，二位皇帝的性格截然不同，而且朱元璋不愿立皇太孙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朱允炆像他的父亲一样，过于柔弱，过于仁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严重，恐怕日后会吃大亏。

　　建文帝即位之后，一改洪武时期的紧张气氛，使中国大地吹过了一阵清风，他重用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等文人，对先朝的政治实行改革，为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吏都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建文帝实行惠民政策，减免租赋，赈济灾民，老弱病残者由国家扶养；重视农业生产，兴办学校，考察官吏，任用贤能， 派侍郎暴昭、夏原吉等24人充任采访史，分巡天下，以体察情。

　　在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削藩，当时的藩王多是朱允炆的叔叔，而且手中都有兵权，他们在自己的藩地为非作歹，有的甚至摩拳擦掌准备造反，对建文帝造成严重威胁。燕王朱棣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当时朱元璋的前三个儿子都已经亡故，朱棣成为了皇子中的最长者，而且随着朱棣在对蒙古作战的过程中不断壮大，他已经成为了皇权最大的威胁。

　　可以说建文帝的削藩主要是针对燕王的。但建文帝的软弱害了他，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他并没有先削燕王，而是先从燕王的同母兄弟周王下手，这样不仅引起了亲王们的岌岌自危，还打草惊蛇，使得燕王加紧做出准备。在建文帝决定对朱棣下手的时候，为时以晚，燕王朱棣迅速扯起了靖难的大旗。

　　在最初的战斗中朝廷的兵力占绝对优势，但由于李景隆的指挥不当，明军屡遭败绩。由于兵力所限，燕军占领的城市都是很快的放弃，因此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在此期间明军中涌现出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将领，他们的顽强抵抗给朱棣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但是朱允炆的软弱再一次显示出来，他的一道圣旨，“我要活的叔父”使得朱棣逃过了多次劫难，建文帝的妇人之仁最终将朝廷推向了深渊。

　　经过四年的拉锯战之后，燕王正确分析了形势，只要建文帝在一天，地方军对就会抵抗一天，而且自己就是叛王，但如果一旦攻占了南京，赶走了建文帝，那么自己就可以成为一国之君，相信也没有多少人反对，因为大家都是观望的态度。

　　于是燕军绕过大城市、一路南下，当时的建文朝廷已经乱作了一团，很多地方将领按兵不动，很快燕军就攻到了南京城下，城内的亲王与某些将领又擅自开门投降，南京终于被占领，朱棣到了皇宫，看见宫中熊熊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而且正如朱棣所料，地方上几乎没有人反对。“靖难之役”宣告成功，朱棣称帝，改年号永乐，朱棣就是明成祖。

　　而在朝廷内却是另一番情景，投降的文臣只有四人，其他或逃跑，或自杀却有千人。永乐朝廷几乎无人可用，可见建文帝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建文帝的帝王之旅，四年即告结束，作为皇帝他太过仁慈，有时甚至优柔寡断，如果让他作臣子，相信他可以爱民如子，两袖清风，但做皇帝不一样，皇帝注定与鲜血分不开，他要排除异己；他要树立皇威，如果不能做到这些，皇帝也终将被历史淘汰，建文帝就是这样一个悲剧人物。

　　建文帝的下落

　　一种说法认为建文帝是自焚而死的。据永乐年间修撰的《明太祖实录》中记载，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征战，燕王获得全胜，建文四年（1402年）6月13日，燕王统领大军开进南京金川门。当燕王军队进入皇宫时，宫中已是一片火海，建文帝也没了踪影。与此同时，建文帝所使用的宝玺也毫无踪影。正史记载建文帝死于宫中的大火中。《太宗实录》卷九记载：“上（即明成祖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耶!吾来为扶翼不为善，不意不谅而遽至此乎!’……壬申，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仁宗朱高炽御制长陵后碑也说，建文帝殁后，成祖备以天子礼仪殓葬。成祖后来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中说：没想到建文帝在奸臣的威逼下纵火自杀。但是，太监在火后余烬中多次查找，只找到马皇后与太子朱文奎的遗骸，建文帝是活是亡无从得知。燕王为让天下知建文帝已自焚，曾作有祭文，但其坟墓在什么地方，无人可知。明末崇祯帝就曾说过：想给建文帝上坟，却不知在何处。

　　另一种说法是在南京攻破之时，建文帝曾想自杀，但在其亲信说服下，削发为僧，从地道逃出了皇宫，隐姓埋名，浪迹江湖。明成祖死后，他又回到京城，死后葬于京郊西山。朱棣登位后，感到生死未卜的建文帝对他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此多次派心腹大臣到处访问。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陪同官员中，有不少锦衣卫士，这显然就是用于暗中察访建文帝的。明成祖曾向天下寺院颁布《僧道度牒疏》，将所有僧人名册重新整理，对僧人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调查。从永乐五年（1407年）起，还派人以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到处查找，涉及大江南北，前后共20余年。民间传言中，在许多地方都有建文帝的踪迹与传说。有的说建文帝先逃到云贵地区，后来又辗转到了南洋一带，直到现在，云南大理仍有人以惠帝（建文帝）为鼻祖。也有现代学者认为，当年建文帝潜逃后，曾藏于江苏吴县鼋山普济寺内，接着隐匿于穹窿山皇驾庵，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在此病亡，埋于庵后小山坡上。

朱允文

建文帝朱允文，太子朱标的长子，朱元璋的孙子。由于朱标早逝，朱允文被册封为皇太孙。朱元璋死后，朱允文即位，年号建文，即位后，他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削番。这一措施触动了众番王的利益，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借口发动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战斗，朝廷军队最终难以低档强大的燕军，朱棣率军攻进了南京城。建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明史第一谜案。因为建文帝在太祖严苛统治之后，力行宽政，所以他的遭遇引起了无数人的同情，他的下落就格外引人好奇，在各种野史、戏剧里可以看到人们无尽的猜测和演绎。

自焚说。《太宗实录》中记载，燕王进入金川门后，建文帝也想出来迎接燕王，然而又自叹道：“我何面目相见耶!”于是与皇后一起闭宫自焚。朱棣看到宫中火起，急忙命人前来抢救，可惜没有来得及。从灰烬中找到建文帝烧焦的尸体，燕王朱棣不胜悲戚，抚尸痛哭，说他只是前来帮助皇帝学善，你又何必自寻死路呢？事后，朱棣备礼以葬建文帝，遣官致祭， 辍朝三日。近人孟森等学者持建文帝自焚说。

出亡说。《太宗实录》的可靠性为人们所质疑，因为朱棣就曾经三次修改《太祖实录》，目的就是要美化自己，为自己夺取皇位寻找冠冕堂皇的理由。《太宗实录》所记的建文帝自焚事，就有很多人持怀疑的态度。由于永乐朝的政治高压、文网严密，对建文帝出亡之事没有留下记载。天顺、正德朝之后，严峻的政治环境有所好转，关于建文帝出亡说的史料开始多 起来。

我们发现，越是早的史料越是含糊，越是晚的史料越是具体。万历二年十月，12岁的神宗曾向 张居正问及建文帝下落一事，张居正回答：“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者相传，言建文皇帝 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可见首辅张居正也倾 向于建文帝出亡之说。值得注意的是，民间传闻已经入天子耳中，而且这时谈论建文帝出亡已经不再是禁忌话题。关于建文帝出亡一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的记载最具有代表 性。他认为建文帝并为自焚，而是在大臣的保护下由密道逃出南京。

建文四年夏六月乙丑，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 如出亡。”少监王钺跪进曰：“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qiè），曰：‘临大难，当发。’ 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舁（yú）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 二锁亦灌铁。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焚大内，皇后马氏赴火死。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 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帽、鞋、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 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程济为帝祝发 。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臣名贤，应贤无疑。”亦祝发。 各易衣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随亡，帝曰：“多人不能无生得失，有等任 事著名，势必穷诘；有等妻子在任，心必萦系，宜各从便。”御史曾凤韶曰：“愿即以死报 陛下！”帝麾诸臣，大恸，引去若干人。九人从帝至鬼门，而一舟舣（yǐ）岸，为神乐观 道士王升，见帝，叩头称万岁，曰：“臣固知陛下之来也。畴昔高皇帝见梦，令臣至此耳！ ”乃乘舟至太平门，升导至观，已薄暮矣。俄而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同至。

上面这段文字的真实性的确让人有所怀疑，可谷应泰偏偏讲得栩栩如生，真是令人真假难辨 。建文帝到底是自焚而死呢，还是由密道逃离南京？史学家对此各持一说，尚无定论。当年 清朝编修《明史》之时，明史馆中诸史臣即对此意见不一。撰写《明史·恭闵帝本纪》的徐 嘉炎认为建文帝未死于火，而是逊国外逃。而同在明史馆的著名学者朱彝尊则相信《明实录 》的记载，认为建文帝已死于火。于是，正如我们所见，《明史·恭闵帝本纪》便有如下的表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看来当时谁也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只好选择这种折中的意见。

现在，随着对建文帝出亡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史料掌握的不断增多，相信建文帝未自焚而是出亡的人渐多。那么，明成祖朱棣礼葬的是建文帝吗？有人认为当时下葬的并不是建文帝而很可能是马皇后。朱棣在废墟中找到的尸身面目全非，难以分辨真伪。而且，史料没有发现安葬马皇后的记载。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朝中后期竟然没有人知道建文帝葬于何处，可见当时的人也都不认为真的安葬过建文帝，因此不用祭奠扫墓，时间久远就变得无人知晓了。其实，朱棣本人也可能知道礼葬的并不是建文帝本人，但这并不影响举行礼葬仪式，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遮蔽天下人耳目，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坐上皇帝的宝座。

另外的一个疑点就是城破时没有发现建文帝的长子。当时建文帝有两个皇子：长子朱文奎， 7岁，次子朱文圭，2岁。朱文圭，史称建庶人，被成祖幽禁在广安宫，直到英宗天顺年间才被放出来，当时已经57岁了。由于一直被关在宫内，出来时连牛马都分辨不清。然而作为建文帝长子的朱文奎却一直下落不明，《明史》中说“燕师入，七岁矣，莫知所终”。既然朱文奎可以逃脱，没有理由相信建文帝不能出亡。而且，所谓的“靖难之役”长达4年，并非朝夕之间，建文帝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朱棣进入南京时，江南、西北、西南、东南等大部分还都不在朱棣的控制之下，建文帝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反攻。

那么，既然建文帝有可能逊国出亡，他又去了哪里呢？综合各种资料，有如下几种说法：

逊国为僧，云游四方正如《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建文帝从南京逃出后，带着杨应能、叶希 贤、程济两比丘一道，隐名易服，云游天下。学者根据地方志、遗迹、遗址等资料考证，认为建文帝曾流亡于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江浙、广东等地，《明史纪事本末》说他为逃脱追捕，“西游重庆，东到天台，转入祥符，侨居西粤，中间结庵于白龙，题诗于罗永，两入荆楚之乡，三幸史彬之第”。

西南数省，留有很多有关建文帝的遗址和传说。徐霞客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载有建文帝曾在贵州白云山修行时遗留的遗迹：“有巨杉二株，爽立磴（dènɡ）旁，大合三人抱；西 一株为火伤其顶，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为白云寺，则建文君所开山也；前后架阁两重。有泉一坎，在后阁前槛下，是为‘跪勺泉’。下北通阁下石窍，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龙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龙潭，时有金鲤出没云。由阁西再北上半里，为流米洞。洞悬山顶危崖间，其门南向，深仅丈余，后有石龛，可旁为榻。其右有小穴，为米所从出流以供帝者，而今无矣。左有峡高迸，而上透明窗，中架横板，犹云建文帝所遗者，皆神其迹者所托也。洞前凭临诸峰，翠浪千层，环拥回伏，远近皆出足下。洞左构阁，祀建文帝遗像（阁名‘潜龙胜迹’，像昔在佛阁，今移置此）乃巡方使胡平运所建， 前瞰遥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门，其后即山之绝顶。”

一些书中还记载有建文帝的诗文，虽然无法判断是否是后人假托，但还是有些符合建文帝身份的。下面这首诗据说是建文帝避难贵州金竺（今贵州广顺）时所作：

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

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朱棣做了皇帝以后，对于建文帝出亡也是将信将疑，又听说了很多传言，于是派户科给事中胡分巡全国。《明史·胡传》载“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指成祖） 疑之。（永乐）五年遣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 ，以故在外最久。”朱棣是让胡以颁布御制诸书和访寻张邋遢的名义探寻建文帝的下落，前后长达16年之久。这里所说的张邋遢，就是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张三丰。他是个奇人，不修边幅，飘忽不定，据说能一日千里。成祖对胡侦缉建文帝的事情非常重视，不允许他为母“丁忧”的请求（官员父母逝世，应守孝三年，称为丁忧）。永乐二十一年，胡匆忙赶回北京， 恰巧成祖北征驻军宣府。胡赶到宣府时成祖已经休息，听说胡回来后马上接见，二人一直谈 到四更。《明史》中说：“先未至，传言建文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看来胡是打听到了建文的确切消息，似乎事隔多年建文帝已经没有重夺帝位的想法了，成祖朱棣由此放心，不在究问建文帝踪迹。

漂洋出海，不知所终有传言建文帝泛舟出海，去了南洋，并在某个小岛上过着自食其力的恬然隐居生活。当时中国去往南洋的人很多，据说张士诚失败后，他的一些部下就逃往南洋， 拓荒移民。近人有人考证建文帝避难泉州开元寺，并在开元寺扬帆出海，最终隐居印尼苏门答腊岛东海岸，然而没有更多的证据，仅仅是猜测而已。

成祖朱棣担心建文帝纠集当地的中国人，或者是以宗主的身份号召南洋诸国兴兵 ，因此很不放心，特意派遣郑和数下西洋，一为宣扬国威，一为踪迹建文帝。据《明史》载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在郑和的船队里，还有一部分是锦衣卫，专门负责侦缉，至于是否探知建文帝踪迹,就不得而知了。

北京西山说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和郑晓《吾学篇》中，记载有正统七年，建文帝因年纪已老，就到广西思恩州官府，自称是建文帝。当地官员急忙上报朝廷，将其送至京师。朝廷派老宦官吴亮前去辨认。建文帝一见到他就叫出了他的名字，吴亮否认。建文帝又说当年他进膳时，扔一片鹅肉到地上，吴亮像狗一样趴下去吃掉。吴亮听后伏地大哭，回去后就上吊死了。建文帝被迎入西内，老死于宫中，葬于西山，不封不树。

其实这是谣言，不过还是有一定根据的。《英宗实录》载正统五年十一月，有个僧人从云南到广西，自称是建文帝，年九十余。当地官员将其遣送到京师，大臣们怀疑他是假冒的。经过究问，他承认本名叫杨行祥，河南人，洪武十七年为僧，受到别人的蛊惑才假冒建文帝的 。于是英宗将其押入大牢，过了4个月就死在狱中了，同谋的12名僧人被发配到辽东守边。

江苏吴县说 《文汇报》的记者徐作生亲自到江苏吴县去考察，发现了建文帝出亡时遗留下的 一些遗迹、遗物，并结合文献资料，认为建文帝当年藏于吴县普济寺内，不多久姚广孝归隐禅寺，在姚广孝的监护下，建文帝隐藏于穹窿山皇驾庵，直到1423年病殒于此，葬于庵后山坡上。这也自成一说。

四川望京寺说有人则认为建文帝在四川平昌佛罗寺躲藏过，并病逝于此，葬于寺后山坡上。 建文帝之所以选择佛罗寺，是喜欢这里偏僻难寻，不容易被发现。因他常常面向京城的方向暗自哭泣，后人就把佛罗寺改称望京寺。

另外，近几年有人自称建文帝后人，献出《让氏家谱》，称建文帝通过地道逃离南京，假扮僧道，云游各地，后隐居于武昌，死后就葬在武昌洪山。当然，这一说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对建文帝出亡谜案的解释、传说、附会决不是上面列出的几种，有许多凄美的故事在许多书籍、口头上流传开来，而且也必将流传下去。当然，建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

朱允文的谜

中新网8月25日电在中国历史上，明代初年的“靖难之变”中，建文帝朱允文的下落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在被自己的叔父、后来的永乐帝朱隶夺取了皇位之后，建文帝去了哪里于是自焚而死还是削发为僧；甚或流落海外，各种说法众说纷线，历史学家们各抒己见；谁也说服不了谁，从而使这一悬案成为中国历史的“四大谜案”之一。

据金陵晚报报道，日前，84岁的南京有线电厂退休工程师让庆光老先生带着一本自家保藏多年的《让氏家谱》找到记者，翻开家谱，让先生告诉记者，建文帝当年并没有自焚死，而是逃出南京，改名让銮，在湖南湖北一带定居。世代繁衍生息，让庆光先生本人就是明建文帝的十五世孙。

建文帝逃出南京改姓“让”

让庆光先生指着家谱为记者讲述了建文帝朱允文开创“让”姓的历史源流。让庆光说，让氏先祖朱允文是明朝的第二代皇帝，其父朱标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子，早年立为太子，不幸中年早逝。朱元璋按封建礼法传统，立朱允文为皇太孙。1399年，朱元璋去世，皇太孙朱允文即位，史称：“建文帝”，但在位仅仅四年，建文帝的四叔燕王朱棣就发动“靖难之变”用武力推翻了朱允文。

朱允文被朱棣赶下台后，并没有像许多史家所说，在宫中自焚身死。而是从地道逃亡出宫，离开南京，隐居于民间改名为“让銮”，假扮僧道，云游于滇、黔、蜀、粤、桂、湘、鄂各省，在游历名山大川期间，让銮还题写过许多诗词和符号，向世人暗喻自己就是建文皇帝。晚年，让銮隐居于武昌，死后就葬在武昌洪山。以上的事情，在《让氏家谱》中有明确记载。

至于为什么建文帝出宫隐居民间后，改姓为“让”，更名为“銮”，让庆光解释说，建文帝认为自己是逊位退国让出江山的，所以改名“让銮”，是让出了皇位的意思。

建文墓地隐匿山林

为了让记者相信自己确是建文帝后人，让庆光还举出了一些例证。让庆光说，他出生在武昌，而先祖建文皇帝朱允文就葬在洪山宝通寺的宝塔旁。让庆光还记得，小时候宝通寺的和尚都知道建文皇帝的墓地具体方位，和尚们还曾经指引让庆光的祖辈前去祭扫。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动荡，这座隐匿在民间的帝王陵寝已经找寻不到了。

1945年，让氏后代让廉修根据历代先祖口授心传的描述和家藏中元烧包单(上有历代祖先名讳)，修成《让氏家谱》一书，得到了著名学者张其昀、昌彼得的认同，张其昀为家谱题写书名，昌彼得则作《<让氏家谱>叙录》，肯定让氏为建文帝后人。而让庆光的舅舅、台湾的陈万鼐教授曾作有《明惠帝出亡考证》，1950年由台北百成书店出版，该书持让氏为建文后裔说，只是可惜没有引起明史学界充分关注。

另据记者了解，贵州黄果树大瀑布附近的神秘石刻碑文“红崖天书”的破译也为证实建文帝未自焚死提供了佐证。上海工程师林国恩考证出“红崖天书”其实是退位后，建文帝颁下的一道讨伐燕王朱棣的檄诏，说明建文帝逃出南京后，流落西南一带，并有可能繁衍后代。

尘封7600年的秘密

对于自己家族的这段历史，让庆光老先生从小就听父亲讲过，但一直深埋在心里，当作一个秘密。让庆光说：“我们的先祖被夺去了皇位后，朱棣还多方寻找，想斩草除根，明朝的时候，祖先们自然是不敢暴露身份。而到了清代，更不能讲自己是明朝皇族后裔。这600年来，让氏只好一直隐瞒先祖身份，家族的历史也只能口耳相传，这本《让氏家谱》也是到上世纪40年代才敢公开编纂的。”

到今年，“靖难之变”已经过去了602年，让庆光说，是到了该建文帝的后人站出来解开这个千古之谜的时候了。据让庆光介绍，目前全国有两支让氏，一在湖北湖南一带，一在山东巨野，山东的让氏是不是建文帝后裔目前还不得而知。让氏人数虽然不多，却多为高级知识分子，很多定居在海外。

社科院专家力证《让氏家谱》

在这两天举行的第十届明史学术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商传研究员向大会递交的论文就是名为《<让氏家谱>与建文帝出亡考》的论文。

论文中，商传研究员介绍了《让氏家谱》这一有助于解开建文帝下落谜团的重要资料，商传研究员充分肯定了《让氏家谱》的价值，他对记者说：“《让氏家谱》在明史学界还几乎没人知道，因此，我的论文公布后，肯定会引起不小的轰动!”

不过，商传也指出，要彻底弄清建文帝下落，还要进一步做考证工作，“让氏家谱”虽明确说自己是建文后人，但目前还没有发现当年的实物证据证明这一点。《让氏家谱》中说：“公(指建文帝)生前书法甚佳，武昌候补衙范衷愚家有祖遗一联，是其墨宝。殁后葬于武昌洪山之阳，生殁不详，惟知其享寿一百岁整。”由此可知，让氏先祖建文帝有一副对联传世，并有墓地在武昌，如果能够找到这副对联或者墓葬，将有助于彻底解开这个谜团

“湖北沈万三”说明了什么的文化论文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经常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学术界进行成果交流的工具。相信写论文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头痛的问题，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湖北沈万三”说明了什么的文化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江苏省昆山市周庄现存有一部来自湖北省孝感市的《澴川沈氏宗谱》。据该谱序文介绍，它于清顺治戊子年（1648年）创修，又在嘉庆间、咸丰间、民国八年、1995年四次续修。现共28卷（册），分有“宗祠全图”、 “历代溯源考”、“先德烈传”、“行状墓志”、“艺文志”及各屋各房世系支派表等多个部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该沈氏八十世祖、元末明初巨富沈万三的家世——他的父亲、兄弟、儿孙的记载是非常“另类”的……

　该谱载：沈万三兄弟共六人，父为沈黼朗；沈氏兄弟六人各有不同际遇；沈万三以次子宗卿出嗣弟弟万四，并改名承祀，承祀生观。沈观即为湖北孝感沈氏始祖。

　《澴川沈氏宗谱》有关沈万三家世的记载有多处，其中最详细的是卷二《溯源考》中的“世系表”：沈万三父，黼朗，为七十九世，下注“子六”。在谱中，此公行状基本空白，只说了他有沈万三等六个儿子而已。

　沈万三兄弟六人，为八十世。万一，下注“原名寿一，江同知（原文如此——笔者注）”；万二，下注“洪武元年攻张士诚，驻跸太湖（原文如此——笔者注），迎忠武王（原文如此——笔者注）徐达及诸王于家之百尺楼，献饷万石，封骠骑将军”；万三，下注“洪武欲诛之，马后谏之，得不死，十四年徒云南，以子宗卿嗣万四，更名‘承祀’，留江南”；万四，下注“原名寿四，字世长，洪武以其孙介（应为“玠”——笔者注）为户部员外郎”；万六、万七，下注“分居越之乌程、归安、仁和诸邑”。

　八十一世共五位。良卿，万一子；永卿，万二子；仲卿，万三长子；传卿，字承祧，万四子；宗卿，字承祀，万四嗣子，洪武辛未以骠骑将军从庆王出封陕西宁夏卫，开府潍州群牧所，子观。

　八十二世共八位。松、柏、俊、清、澄、忠、玠、观。末位的“观”，即沈观，是湖北孝感沈氏始祖。

　沈观的简略行状在谱中“世系表”有记载，介绍了他生南京、迁宁夏、最后落户湖北的全过程：“一名官，字光域，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十月初六日子时，生于南京应天府江宁县水西门外上新河柴家港。从父承祀祖徙居陕西宁夏卫。时孝感徐公讳寅，任宁夏经历，以女字焉。徐公宦成，遂偕来孝感，住洪乐乡……”

　从谱中看，沈万三兄弟六人的遭遇各不相同。该谱卷二《溯源考》中的《江宁世系》对此作了简略交待：“惟万四获令终，万一则走昆山矣，万二游湖湘间矣，其余或迁浙江，或徙河南，不一其地，而万三，则明太祖欲害之，傥（倘）非纳马后谏，虽云南之戍不可得也。”这段文字虽不长但很概括，清楚地说明沈万三兄弟六人，只有万四在朱元璋手下过得比较滋润，文中的所谓“令终”，即为结局圆满，能保持善名而死之意，而其余的沈氏兄弟们的命运就都不太妙了。

　从该谱的这些记载看沈万三家世，其叙述表面上似清楚流畅，称得上是“世次甚详，血脉甚贯，支派甚严，抑扬甚当”。可是，细读该谱诸文，则从字里行间似乎还可以听到修谱者们对于沈万三这样的家世怀有些许不确定的踌躇不安的心跳声。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值得探析。

　该谱实际在明天启间已成稿，但即使是那时也已离沈万三时代250余年了，中间还隔有两个非常时期，因而造成沈万三确切信息缺失的状态。始修者对沈万三家世并不清楚，他在自己的序文中回避了“沈万三”，而由别人来说事。所以谱中有关沈万三家世记载的可靠性从开始时就存在着“先天不足”的问题。

　按始修者沈惟炳自己的说法，他“雅意编辑”《澴川沈氏宗谱》的时间始于清顺治戊子年（1648年），但是实际上他的宗谱撰稿工作早在此时的二十多年前就已基本完成。为什么这样说？卷首有叶向高所作的《创修谱序》称：“今年七月，高予告归，将戒行，斗仲来饯，携族谱一箧，问序于余。”文中“斗仲”者，指的是沈惟炳；“今年”者，看叶向高文末标明的撰文时间是“大明天启四年”，也就是说早在1624年，这“头版”沈氏宗谱稿子已经完工，装了“一箧”，已到了请人作序的阶段。

　叶向高不仅指明了《澴川沈氏宗谱》始修的撰稿时间，还提到了该沈氏宗谱稿子的结构。他在序中说：“余见其先为旧简，后系新编，尚未成梓。”由此可见，这部湖北孝感的“头版”沈氏宗谱稿子的主要内容是由两个部分——旧简（沈氏老宗谱摘要）与新编（湖北孝感沈氏当时的繁衍状况）组成。

　接着叶向高在序末又写了如下文字：“至黼朗之于万一，兵燹之际，旧谱未订，而新编固不登，且若为美，表之章之，若为疵，微之削之，一准舆情，毫无臆断。”这个信息给人们的印象是：沈黼朗与他的万一等六个儿子的行状，老的沈氏宗谱并没有记载，原因是“兵燹”，即元末明初的战乱，而这湖北孝感的“头版”沈氏宗谱稿子，即所说的“新编”，对他们也就不作自己的叙述，只是依照当时人们的看法，作了客观记录。这就表明谱中有关沈万三父子两代的文字，只是沈惟炳“采访”——“一准舆情”的材料，既不在旧简又不在新编之中，很可能只是以“附录”的形式出现而已——如现在谱中所能看到的《江宁世系》那样的记载。

　但是，沈惟炳当时与沈万三父子的时代已经隔开了250余年的时间，且中间还有过元末明初战乱以及朱元璋打击江南“户家”——即富户的两个特殊时期，而沈万三又是朱元璋重点打击的对象，这三点就使得沈万三父子情况变得非常不明了。对于这最后一点——明初人们纂实录时都惮于当时可怕的抄家杀头迁徙高压政策，对于朱元璋猜忌残忍之迹都采取隐匿回避的态度，作为大明皇朝臣子的叶向高尤其是心知肚明的，但不能提，也不敢提，只好回避，只好单把“兵燹”说事。但实际上确是这三重原因使得有关沈万三的确切信息留传下来的自然会较少，后世传说的相关信息的误差则会更大，沈万三最终变成了扑朔迷离的人物。所以，沈惟炳“采访”的巨富沈万三情况所得材料的可靠性自然是要打折扣的。也可能是这个原因，沈惟炳在谱中自己的序文中对沈万三家世事就未置一词。

　这个可靠性“打折扣”的问题，我们现在看到了，385年前的叶向高也是意识到的。于是，为了打消人们的这种念头，叶向高特别指出沈惟炳“采访”的客观性：“一准舆情，毫无臆断”，同时还连带赞扬了沈惟炳撰族谱体现出的“才、学、识”史学“三长”：“呜呼，后之读是书者，可以观感而兴起矣。余喜夫三长并集，而知不独可以家，并亦可以国也，遂提笔而为之序。”

　叶向高作文极漂亮，又极具高度：一是为沈惟炳的“采访”的客观性鼓掌叫好，表扬他关于沈万三家世的记载是“实话实说”，二是将沈惟炳的撰谱工作提高到修史态度，号召人们以“实话实说”精神，修家谱、撰国史。在这样的高调感染之下，加上叶向高其人，官至内阁首辅，还是明万历、泰昌、天启的三朝元老，可谓是“一言九鼎”式的人物，有他这样地“打保票”，人们还可能对谱中沈万三家世的可靠性产生“打折扣”的质疑吗？

　尽管有叶向高这样的名人对谱中沈万三家世事作了“担保”，并且接下来也有人发表言论支持之，但续修宗谱的沈氏后人们却还时不时对谱中相关沈万三家世的记载流露出不踏实之感……

　叶向高的名人效应是相当明显与持久的。至清嘉庆间《澴川沈氏宗谱》头次续修，为这初续谱作序、曾任贵州学政的萧广运就很认可沈万三家世，并在他所作的《初续谱序》中有进一步的发挥：“君江宁祖八十一世万三沈公，家富敌国，洪武忌之，将没其籍，乃以一子出嗣万四，更名承祀。万四纳粮资饷，太祖大悦，以万四之本孙玠为户部员外郎，辛酉十四年以其嗣子承祀从庆王出封陕西宁夏卫。君之始祖为光域公，则承祀公之季子也。”

　很明显，萧广运在这里解说了沈万三为何要将次子宗卿过继给万四的这样一个敏感问题。为何要解说？是不是因为那时就已经有人质疑了谱中的沈万三家世，且谱中也确没有为“出嗣”一事给出理由，就由作序者出面解说“补台”，以确保其正确性？

　但是，萧广运作序，虽说是在证明沈万三家世的正确性，但他的行文却与谱中记载出现了自相矛盾——或者说他有对沈万三家世并不明了的毛病。一是他把沈万三的辈份搞混了：从谱中世系看，沈万三父，黼朗，是“七十九世”，沈万三是“八十世”，而萧广运却在文中说是“君江宁祖八十一世万三沈公”，弄错了一个辈份！二是承祀赴宁夏的时间，这是一个更大的毛病：萧广运说是“辛酉十四年”（1381年——笔者注），而谱中承祀行状却写明是“洪武辛未”（1391年——笔者注），两者相差10年，孰是孰非？

　当然，对于头个毛病也许是会有解说的。例如说，乾隆时的萧广运已是相当古的古人了，比现在的我们更靠近沈万三的时代，应该不会搞错，恐怕只是一时的“笔误”。那末这“笔误”在编辑时为何没有纠正而成了“刊误”？特别是之后清咸丰间、民国八年、1995年该谱三次续修为何都没有发现这个错误，反而成了一错再错三错四错的“笔误”？而对于第二个毛病，不知又会出现怎样的解说——因为谱中两种时间的说法都是错的。查《明史》、《明太祖实录》可知，庆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只是受封而已，至二十六年（1393年）才“出封”至宁夏！如果这种错误也是“刊误”，人们面对如此离奇的“刊误”，不禁要提问：湖北孝感的沈氏修谱者们对沈万三家世究竟是不是非常清楚？

　另一方面，该谱为证明沈万三家世的可靠性，除了萧广运的说法外，谱中还有其他一些“论证”。如在卷二《江宁世系》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的话“乙未岁大悟公自镇江归，雅意编辑，会有吴兴宗人讳峨者，携其族兄大司寇演公引文及其追远谱牒，自浙之楚来议宗亲，与大悟公所编旧谱，彼此勘合，并所访于江宁者无不画一。今旧谱尚在也，观其文，乃知吾族所自始，并悉吴兴之世次矣。”

　上文中的“大悟公”，为沈惟炳子沈宜，曾任镇江推官。据谱中介绍，他与父一同创修“头版”沈氏宗谱，也曾“采访”过沈万三家世。这段文字说明，湖北孝感“头版”沈氏宗谱有关家世的记载与吴兴沈氏的谱牒记载完全一致。此话目的很明显，就是要证明沈惟炳父子有关沈万三家世的“采访”材料是可靠的，接下来的逻辑就是谱中相关沈万三父子的记载也应该是可靠的。

　笔者对上文中“今旧谱尚在也”这句话很有兴趣，因该文未标出撰写时间，此处的“旧谱”似可有两种理解：一是指“吴兴宗人讳峨者”带来的沈万三祖籍地沈氏“追远谱牒”。这可是给我们现在的沈万三研究带来的一条重要线索，今后我们尤要注意在“吴兴”——今湖州一带地区搜索沈氏宗谱，以求证内中有没有如此这般的沈万三家世。一是指“大悟公所编旧谱”。如真是这样，就很可惜了。因为，比萧广运稍晚、参与头次续谱的沈氏族人沈明陟在嘉庆五年（1800年）所作的序文中就称：“惜少宰公（指沈惟炳——笔者注）书成晚岁，未及授梓，是以族间未得人有其书，迄今距修谱之年，百有五十余岁。”才隔了150多年，到清嘉庆时，沈惟炳父子修的“头版谱”在沈氏族人间就已缺失了！

　所以，谱中尽管罗列有若干“确证”的说法，湖北孝感沈氏后人对沈万三家世的可靠性始终是流露出疑虑的心情的。如尽管萧广运已在初续谱的序文中明明白白地宣称“君之始祖为光域公，则承祀公之季子也”，即沈观是沈宗卿的小儿子，或者说是第四个儿子，可在谱中的“世系表”“宗卿”条下又只写“子观”，似乎沈宗卿只有一个儿子。由于存在这样的抵牾，卷二《溯源考》中的《秦楚之际》中只好忧心重重地提出了“始祖（即指沈观——笔者注）兄弟，不知几人，亦不知始祖行次第几”的疑问。对自己始祖的情况就已有不明之处，对始祖的祖父、曾祖父情况能够更加清楚吗？沈万三家世可靠性的问题，总是这样无情地折磨着湖北孝感沈氏后人，让他们一直怀有不踏实的感觉！

　如横向比较其他记载，该谱所描述的沈万三家世就存在更大的疑问，在笔者统计的记载沈万三事的126种明清著作中就未见过有类似的记载。而该谱关于沈万三父子情况的一些文字存在的明显悖谬历史的内容，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谱中沈万三家世的可靠性存在着疑义。

　沈万三家世，在一些明清著作中是有记载的，但是其中有相互传抄的，也有记录口头传闻的，可靠性大都存在着一定的“折扣”，引用时尤要当心，宜深加考证后再定取舍。在笔者统计的载有沈万三事的126种明清著作中，未见有与《澴川沈氏宗谱》相似的沈万三父子情况记载。但是，在这126种明清著作中，有2书关于沈万三家世的记载却是比较可靠的：一是明刘三吾的《坦斋刘先生文集》，一是清陶煦的《周庄镇志》。

　为什么说这2书中的相关记载比较可靠？笔者经过考证认为：前者关于沈万三家世的信息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时间最早的记载之一，明清不少著作有关沈万三家世的内容都是抄自或转抄自该书的；后者虽已是清光绪间所作，但它关于沈万三父子的记载是出土的墓志铭，而该墓志铭又是作于明洪武二十一年，比刘三吾披露相关信息的时间还早数年，且两者能够相互印证，当然更宝贵可靠。

　在《坦斋刘先生文集》中，刘三吾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所作的《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文中，介绍了沈万三父子情况：“汉杰之先，吴兴人，家南浔。其大父祐始徙今姑苏长洲之东蔡村，爱其水田膏沃、土俗忠仆，因家焉。……恒谓二子：‘乐莫如兼济。’二子世遵先训，益大厥家。长讳富，字仲荣，即万三公；次讳贵，字仲华，即万四公。仲华二子，德昌其长，汉杰其次。”墓主沈汉杰是沈万四次子、沈万三亲侄。该墓志铭表述的'沈万三家世比较清楚。

　而且作者刘三吾是洪武年间老儒，曾为翰林学士，受朱元璋指令删去《孟子》一书中85条冒犯君上的言论，编成《孟子节文》。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的开头就作了自我介绍——“自予备官春坊词垣以来，日于班次拱听圣训，恒钱谷所暨，必首称吴中沈氏。国初有万三公、万四公兄弟，率先两浙户家，输其税石者万，玉音嘉叹久之”，可见他不仅是沈万三同时期的人，且还是较为了解沈万三事内情的人。因此，刘三吾对沈万三父子情况记述的权威性、可靠性是无容置疑的。

　更重要的是沈万三的这一家世得到了清道光间在周庄东北杏村沈氏墓地出土的另一篇墓志铭的印证——《故沈伯熙墓志铭有序》：“曾大父祐，由南浔徙长洲，见其地沃衍宜耕，因居焉。大父富，嗣业弗替，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父旺，丰姿庞厚，有二子，长曰至，季即伯熙也。”墓主沈伯熙是沈万三的孙子、沈万三季子沈旺的季子。作者卢次农稍晚于沈万三，江西南昌人，入昆山籍，其伯父卢熊为明《洪武苏州府志》编撰者。该墓志铭作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这一记载恐怕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关于沈万三家世的信息了。

　综合上述两篇墓志铭，及其他著作中的零星记载，人们可以知道，沈万三家世的基本情况是：沈祐有二子沈万三、沈万四；沈万三、沈万四又各有二子，沈万三的二子是沈茂、沈旺，沈万四的二子是沈德昌、沈汉杰……

　然而，这些情况与《澴川沈氏宗谱》中描述的沈万三家世——沈黼朗有六个儿子——万一、万二、万三、万四、万六、万七等等情况——完全不同！如果谱中不是说到“万三沈公，家富敌国”，“明太祖欲害之，傥非纳马后谏，虽云南之戍不可得也”等情事，人们很可能把这“湖北沈万三”与沈万三当作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由此看来，《澴川沈氏宗谱》所载沈万三父子相关情况的大部分内容，缺乏墓志铭之类家族文献的印证与支持，很可能是错误的！

　另外，《澴川沈氏宗谱》有关沈万三家世的一些记载有明显悖谬历史之处。如陈述沈万二的情况：“洪武元年攻张士诚，驻跸太湖”，“迎忠武王徐达及诸王于家之百尺楼”，这短短不到30个字的里面，就至少有3处错误：一“洪武元年攻张士诚”，时间搞错了。张士诚在洪武元年的前一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或称吴元年（1367年）的九月就已为徐达等俘执，朱元璋对张士诚的战争结束。二“驻跸”一词是皇帝专用的，明清时老百姓用了这词，恐怕就是“僭用”、“犯上”的罪名，能说万二“驻跸太湖”吗？三“迎忠武王徐达”，也是张冠李戴、混淆不清的错误。徐达从来没有做过所谓的“忠武王”——他死后追封的是“中山王”，朱元璋的另一员大将常遇春亡后，追封“开平王”，谥“忠武”。谱中类似这样漏洞百出的说法，不可能是当时的家族实录，颇似后来历史文化知识欠缺人士的手笔。

　所有这些蹊跷与莫名错误，都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对谱中沈万三家世记载的可靠性产生怀疑，湖北孝感沈氏后人因之怀有不踏实感觉的原因至此也就很清楚了。该谱中关于沈万三父子情况的记载大部分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得不到其他记载的印证。这“湖北沈万三”与沈万三之间存在着那末大的差异，看起来几乎是判若二人，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

　明代在“仁宣之治”以后，朝廷内部激烈斗争的态势趋缓，政治逐渐稳定，使得全国生产得到稳步发展，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社会富裕起来，人们的生活日益安定平和。与此同时，随着财富向往意识的增强，人们开始怀念一百多年前的社会名人、巨富代表沈万三，以至于当时著名小说《金瓶梅》中也会出现“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树，人的名儿树影儿”的民谚，足见沈万三在市井间的知名度、影响力。

　然而，即使是在那时沈万三也已是一位朦胧人物，人们对他的详细信息就已经了解不多了。如明嘉靖年间一位致仕官员董谷在自己的一本书《碧里杂存》中记有沈万三事，说沈万三是“赀巨万万，田户遍于天下”的明初大富豪，但又坦白地承认自己对于“沈万三秀，不知其名”，他关于沈万三的记载，已经是“闻故老言”而已。

　明代《留青日札》是相当有名的一部笔记著述，作者田艺蘅曾被后人称为“学者”。他在该书中说到沈万三家世：“万三名富，字仲荣，弟万四名贵，字仲华，本湖州南浔人。父沈祐，始徙苏之长洲东蔡村。贵之子汉杰，又徙于化周庄。今南京会同馆乃其故宅，后湖中地乃其花园。初居东蔡村时，人以污莱之地归之，祐躬率子弟服劳，粪治有方，潴泄有法，由是致富”。这些信息相当清晰，来自何处？未加说明。

　与田艺蘅同处嘉靖年间的郎瑛，为明代文学家，著有笔记《七修类稿》，后人评价该书“卷帙颇富，资料可取”。该书也有记载沈万三的内容：“国初，南都沈万三秀，甚富。今会同馆是其故宅，后湖中地是其花园（原住苏之周庄）。……详《近峰闻略》”——郎瑛是提到消息出处的。

　《近峰闻略》是何时何人著作，郎瑛会征引此书？查该书作者为皇甫録，此人是明弘治年间进士，长洲人，与郎瑛差不多是同时代人。该书有多处说到沈万三，其中称“刘三吾撰沈汉杰墓志。沈之先为吴兴人，后徙家长洲之东蔡村。万三讳富字仲荣，与其弟万四讳贵字仲华，率先两浙输其税为石者万。……”看来皇甫録是读过刘三吾写的《故吴兴处士沈汉杰墓志铭》的，知道沈万三家世的一些信息，并写进自己的书中。同样，田艺蘅应也是读过刘三吾书或《近峰闻略》的，所以他们三者关于沈万三家世的记载才会如出一辙。

　明清两代记有沈万三事的书，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达126种，但除刘三吾《坦斋刘先生文集》等三五种著作贴近沈万三时期外，绝大多数是明弘治、嘉靖之后所撰，早已不是第一手材料，而是相互传抄的材料及“闻故老言”，甚至于有一些是以讹传讹的内容。所以，沈万三这些资料的可靠性、权威性，需要认真考证后，才能确定并正确运用，这是现在沈万三研究中尤要注意的。而沈万三过去才170多年，到同是明代的嘉靖年间的不少人——如《碧里杂存》作者董谷那样——就已经连他的名字都不清楚了，这是当初朱元璋“封杀”富户的后遗症之一，也是现在沈万三研究资料缺少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沈万三作为财富的象征，及其助筑南京城、积极纳税等公益性、合法性活动和后来备受打击的种种传奇式遭遇，数百年以来广为人们传诵与同情，至清初甚至出现讽刺朱元璋打击沈万三的传奇剧，后来沈万三更作为“财神”出现在民间年画中。总之，沈万三不是令人憎恨的反面人物，而是人们喜爱、仰慕、广泛传说的平民创业致富的经典性人物。由于这种实际的历史文化背景，至明末清初——距离沈万三已250余年的沈惟炳父子，将沈万三作为自己的先祖，采入了自己撰写的族谱中。但他们缺少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只能以“一准舆情，毫无臆断”的“采访”材料——实际就是只能以当时民间流传纷纭的关于沈万三的部分朦胧传说，作为内容，最终导致了现在人们看到的谱中“湖北沈万三”的“另类”家世，应该是很自然、很可理解的事情——人总爱追求美好的人与事！

　　建文帝朱允文

　　明太祖朱元璋是历史上了不起的皇帝，他由一个放牛娃、寺庙里的小沙弥，经过十几年的戎 马生涯，一举扫荡雄、元朝，开创了大明基业。他深知，创业难，守业亦难，因此， 十分重视对人的培养。他登上皇位的同时，就册立了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并延请名儒宋 濂等人为太子之师，希望能将朱标培养成为一代明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洪武二十五年（ ）四月，年仅38岁的皇太子朱标英年早逝，史称“懿文太子”，这令朱元璋异常伤心。 朱元璋制定的嫡长子继承制受到了考验，朱元璋不得不重新选择他的继承人。按照嫡长子继 承制，朱标的长子朱雄英是不二人选，可惜他在10年前就死了，这样朱标次子朱允文就成为首选。然而朱元璋担心朱允文儒雅仁柔，难以担负起治理国家的重任。此外，朱元璋也曾考虑过从几个儿子中选择。二子秦王朱此时最长，但他实在是不成器，荒唐成性。四子燕王朱棣文韬武略，是个不错的人选。一次，朱元璋对几个心腹大臣流露出立燕王的可能性时，翰林学士刘三吾认为不可，“立燕王，置秦、晋王于地？且皇长孙四海归心，皇上无忧矣。 ”朱元璋于是下定决心，九月，立朱允文为皇太孙。 洪武三十一年（），开国皇帝朱元璋病逝，遗诏命皇太孙朱允文继位。朱元璋在遗诏中说朱允文“仁明孝友”，这是为史家所认同的。朱允文14岁时，他的父亲太子朱标患有重病 ，身上有个大肉瘤，苦不堪言。朱允文尽心伺候，日夜守在身边。朱标去世后，朱允文将三 个年幼的弟弟接到一起，对他们的饮食起居照顾得十分周到，并没有让他们觉得孤独。朱元璋病逝前，脾气异常暴躁，许多人担心因此遭到祸患，朱允文亲自服侍，常常整夜无法入睡 ，但他也没有一句怨言。

　　生性“仁明孝友”的朱允文，21岁的时候被推上了权力的巅峰，承继了朱元璋开创的一统天下，改年为建文。然而，细心的大臣会发现，新君的脸上并没有君临天下的惊喜，更多的则是愁容。是啊，年轻的皇帝面前有两道难解的题目：一是如何改变太祖建国以来形成的动辄杀戮的严峻氛围；二是如何解决太祖分封宗藩形成的尾大不掉的局面 。也许太祖朱元璋生前并没有想到，外表仁弱的皇太孙登基伊始就开始着手变革他所开创的大明王朝。

　　建文新政

　　洪武年间，经过太祖朱元璋的整治，当时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吏治较以前大为清明。然而他生性“雄猜好杀”，屡次兴起大狱，动辄杀戮，气氛非常凝重，文武大臣人人自危。 建文帝对局势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继位伊始，就着手改革，改变了太祖朱元璋的一些弊政 ，史称“建文新政”。

　　“秀才朝廷”。太祖朱元璋用武力夺得天下，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右武的局面。洪武时， 军事衙门大都督府的左右都督都是正一品，都督同知也是从一品，而六部尚书却只有正二品 。《大明律》中明文规定文官不许封公侯，因此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刘基仅仅得封“诚意伯” ，而武将得封公侯者多，称王者也不少。这种局面下，文官在议论朝政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

　　建文帝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大力加强文官在国家政事中的作用。初登大宝之时，他自己确定新年为“建文”，与乃祖父“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从中可见建文帝治国方略的改变。他还立即将六部尚书升为正一品，大开科举考试，并下诏要求荐举优通文学之士，授之官职。

　　建文帝身边几个被委以重任的大臣也是饱读诗书的才子。兵部尚书齐泰，洪武十七年（ ）应天府乡试第一，次年进士。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洪武（）会试第一 ，与齐泰同榜。翰林侍讲方孝孺是建文帝身边的主要谋士，幼时就以聪敏机警著称，后师从当代名儒宋濂，诗文为时人所推崇。据说后来成祖入南京继帝位时，怪僧姚广孝怕成祖杀他，为之求情，说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正是因为建文帝所依赖的大臣 多为这样的文人，所以人称新朝廷为“秀才朝廷”。 这种情况下，文人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地位，再也不用担心像洪武朝那样动辄以一言获罪的情况，因此他们胆量也大了，对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文帝忠心耿耿，这也是后来大批文臣甘愿为建文帝殉难的原因。

　　宽刑省狱。建国之初，太祖朱元璋以刚猛治国，乱世用重典，法外用刑情况严重。他认为： “法严则人知惧，惧则犯者少，故能保全民命。法宽则人慢，慢则犯者众，民命反不能保。”因而，屡兴大狱，杀的人很多；还使用了许多恐怖的刑罚，如抽筋、剥皮、、凌迟等 ，因此有获罪的大臣跪求“臣罪当诛，谢主隆恩”，比较起来，能被砍头也成了幸运的事。

　　建文帝在当皇太孙时就已经意识到太祖用刑过猛，因此登基后力图改变这种情况。他在做皇太孙时就向祖父请求更定《大明律》。他以《大明律》与历朝法律作比较，认为《大明律》 用刑过重，改正了其中量刑较重的部分律法。其父朱标生前曾练习处理国事，以宽大为怀。 朱标死，太祖也叫朱允文断刑狱之事，朱允文一如其父风格。那时，他就获得了广泛的称誉 。如今即位，他要全面改正洪武吏治，力图创造出和谐的宽政。 建文帝即位仅一个多月，下诏全国行宽政、冤狱。洪武时期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 ，一批无辜的官吏得以恢复，被发配远方的人也得以回到家乡。据记载，建文朝监狱里的罪犯比洪武朝减少了三分之二。建文帝的这些措施实际上是对太祖朱元璋严刑峻法的一种调整，也反映了建文帝与太祖执政风格的迥异。

　　减轻赋税。建文元年（）正月，建文帝令减轻江浙地区的田赋。明初以来，江浙地区的田赋明显重于其他地方，这是因为朱元璋憎恨江浙地区的缙绅当年依附张士诚而采取的惩治 措施。另外，朱元璋特意规定江浙人不许担任户部的职位，目的在于防止江浙人偏袒家乡。 明故宫玉带桥建文帝则认为江浙重赋只是用惩一时，不应该形成定制，既然田赋减轻了，浙东人自然也可以担任户部的官职。他还针对寺庙侵占民田的情况，下令僧道每人占田不得超过5亩，多余的要退官分给农民。

　　然而，建文帝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长，接受的是儒家学说的熏陶，缺少对现实的了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读书人，因此改革中难免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议，甚至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他还使用一些《周礼》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职。中国后世的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崇古情结，言必称三代，似乎那时的制度是完美的，那时的社会是理想的，今不如昔。其实，且不说井田制是否真正的执行过还有争论，即使有过井田制但在今天的情况下，复古这些制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从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建文集团过重的文人气息，成为他最后失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锐意削藩。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保证大明国祚绵长，亲自设计、制定了多项重要政策，并以宝训的形式固定下来，要求后代子孙严格遵守，大臣有敢轻议者严惩不贷。分封宗藩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朱元璋先后于洪武三年（）、洪武十一年（）、洪武二十四年（）三次共封25人（二十四子和一个从孙）为藩王，分镇全国各地。朱元璋认为 ，“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 藩王的权势很重，拥有自己的军队，少则三千，多则数万。特别是北方边防线的几名“塞王 ”，拥有指挥军队的权力，如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连朵颜三卫都要听他调遣 。太祖朱元璋本意是要以藩王来确保朱家江山，却没有想到虽然为继任者去掉了骄兵悍将这根尖刺，却留下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宗藩这另一根尖刺。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宗藩为“三忧”之一（另两忧为边防和河患），多次上疏太祖。朱元璋不允许有人要改变这项政策，甚至加以杀戮。然而他没有想到，在他刚刚辞世不久，他亲立的皇太孙就因此而丢掉了皇位，真是莫大的讽刺。

　　藩王拥兵自重、分踞一方的形势成为建文帝心腹大患，使他常常难以入眠。建文帝知道，虽然自己贵为天子，但是以朱棣为首的藩王多是自己的叔叔，正挟重兵虎视眈眈，未必会把自己放在眼中。他还清晰地记得，一次只有燕王和他在的场合，燕王以手拍他的后背，以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不意儿乃有今日！”这情景恰巧被太祖朱元璋看见了，责问朱棣怎敢如此无礼。建文帝急忙为朱棣开脱，但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从那时就开始考虑如何处理宗藩问题了。

　　即皇帝位后，建文帝依赖齐泰、黄子澄等人，将削藩付诸实际行动。建文帝削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周王朱。建文帝密令李景隆以北上备边的名义兵临开封，趁周王毫无准备之际突然将其抓捕，送至京师。建文帝将周王谪遣到“烟瘴之地”的云南蒙化，后又把他召回京师禁锢起来。为什么首先选择周王呢？周王朱，朱元璋的第五子，洪武十一年（）封周王，十 四年（）就藩开封。这次削周王名义上是因为周王次子告发他“异谋”，其实还有另外一层原因。藩王中以燕王朱棣实力最强、野心最大，建文帝一直以燕王朱棣为最大的对手， 这次削藩的周王是燕王的同母弟，二人皆为妃所生（在此问题上有异议，见下节），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建文帝先废周王，有去燕王手足的用意。随后，建文帝又先后废湘王、齐王、 代王、岷王等四王，目标直指燕王朱棣。

　　在削藩问题上，朝臣本来有着不同的意见。以前军都督府左断事高巍和户部侍郎卓敬为代表的一些大臣主张采用汉代“推恩”的办法曲线削藩。他们建议建文帝把藩王的权力分封给藩王所有子孙而不仅仅是嫡长子一人，而且要异地分封，这样藩王的权力就会逐渐削弱，不会再威胁到朝廷。卓敬更是建议建文帝立即将燕王迁封到南昌，既维护了亲情，又削弱了他的力量。建文帝认为很好，却没有去实行。以齐泰、黄子澄为首的大臣坚决主张削藩，但在具体削藩策略上有所不同。黄子澄认为燕王实力强大，应该先削弱小的周、齐、代诸王，去燕王的羽翼，待时机成熟再削燕王。齐泰则主张擒贼先擒王，只要先铲除燕王，其他诸王自然无力反抗了。可惜的是，建文帝听取了书生黄子澄的意见。建文帝并未意识到他的行动实际上已经打草惊蛇，燕王朱棣正发展势力，蓄势待发，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叔侄大战

　　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等人游说下以“清君侧”为名举兵起事，从而拉开了长达四年的叔侄战争，史称“靖难之役”。“靖难”，就是削平祸乱的意思。这是燕王方面的用 词。对于建文帝来说，这个词是很可笑的。燕王打着为朝廷“靖难”的幌子，却是来跟自己作战，这不是又是什么？（须知，这时的朝廷不是他燕王的，而是建文帝的。）有一部佚名史书，叫《奉天靖难记》，写的就是这四年战争的历史。这部书是燕王方面的人写的 ，后来的《太宗实录》卷一至卷九燕王即位前的内容就是以此书为蓝本增改而成的。《太宗 实录》上接《太祖实录》，中间没了建文帝的实录，建文朝在明代官方历史中成了一个不存在的朝代——燕王即位以后，宣布革除建文年，建文元年称作洪武三十二年，建文朝只称作“革除年间”。这显然是成者王侯败者寇的演绎逻辑了。于是，“靖难”就成了正经的官方历史名词。但这里既然以建文帝为主角，自然不宜以他所反对的名词来概括他的历史，所以这节就叫“叔侄大战”，实际上确实是做叔叔的夺了侄子的皇位。

　　建文帝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天罗地网，擒拿朱棣只是早晚的事，但他明显低估了燕王的能力。战争开始之前，建文帝以防边为名，调走了燕王的护卫士兵，又派张文（bǐnɡ) 、谢贵到北平监视燕王的一举一动，宋忠统兵3万驻军开平，另在山海关、临清皆有军队协防，将燕王紧紧包围起来。只是建文帝没有想到，朱棣有统兵作战的经验，临危不乱，先后荡平了周围的军队。 八月，建文帝命耿炳文将兵13万伐燕，兵败退守真定。九月，命李景隆将兵50万出征。李景隆只会纸上谈兵，没有实际作战经验，失败在所难免。建文帝知道李景隆的平庸后，启用保卫济南的功臣盛庸为将，取得了东昌之役的胜利，但这也无法改变燕王势力逐渐增强的事实。建文三年十二月，燕王朱棣反守为攻，率军直趋南京。六月十三日，李景隆和谷王打开金川门迎降，朱棣取得了“靖难之役”的最终胜利。

　　应该说，建文帝在位的4年，所积极推行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是深得民心的，那又为何以失败而告终呢？这与他削藩策略失误有直接关系。他一直视燕王朱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