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平山申氏世谱，著者待考，明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有残缺。现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

江苏苏州申氏世谱，(清)申理等纂，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赐闲堂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第二～十卷。现被收藏在江苏省苏州市博物馆。

湖南邵阳申氏受族再续族谱，著者待考，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江苏苏州申氏续修世谱八卷，首一卷，(清)申祖璠修，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赐闲堂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吉林大学图书馆、江苏省苏州市踏歌、江苏省苏州市博物馆。

江苏申氏世谱八卷，(清)申王番等纂修,清道光辛丑年(公元1841年)赐闲堂木刻活字印本六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申氏谱系略，著者待考，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赐闲堂木刻活字印本一册。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

江苏苏州申氏谱系略，(清)申濬等纂修，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赐闲堂稿本。现被收藏在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有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湖南邵阳申氏受族三续谱，首一卷，著者待考，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木刻活字印本，今仅存卷首。现被收藏在湖南省图书馆。

江苏苏州申氏世谱十卷，首一卷，著者待考，清朝年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注始祖为[元]申敏三，先祖为申处士、申保御。

浙江金华仙源申氏宗谱二十六卷，行传十四卷，(民国)申绍周总纂，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注始迁祖为[后晋]申寒。

湖南祁阳申氏八修族谱，(民国)申蕙主修，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木刻活字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注始迁祖为[明]申智照。

江苏苏州申氏乙酉修谱外记八卷，(民国)申听禅撰，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木刻活字印本。

山东济宁唐口申氏族谱，著者待考，民国年间手写本复印件。现被收藏在中国异侠网站传记部。

云南镇雄、毕节申氏宗谱不分卷,(现代)申时誉主编，1997年铅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注始迁祖为[明]申召禄、申凤。

云南省罗平县

四川资阳申氏族谱，著者待考，1999计算机激光照排胶印本。公开出版。

重庆璧山县申氏宗族家谱，(现代)申永康主编，2000年油印本。现被收藏在中国家谱网站档案馆注始迁祖为[清]申朝仲。

湖南邵东新编申氏族谱，著者待考，2005年计算机激光照排胶印本。公开出版。 立人品，敬亲长，睦族党，慎交游，忌轻薄，戒*博，守耕读，务勤俭。

据有关专家证明，“付”与“傅”是同一姓氏的不同书写方式。

“付”是“傅”的白字。

这是历史动荡和文字改革(简化)所致。

由于建国后中国文字改革在某些方面还不成熟，因而在户籍管理和各类档案中出现了“付”姓的书写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民众也接受了“付”变“傅”的替代。

实际上，在姓氏的表述上，这是完全错误的。

从文字学上考证：

“傅”，字从“人”，起初有逐渐相传之义，后意会为辅助、教导。

本意上讲，“傅”字起源于氏族社会末期，是新兴奴隶制社会的产物，与“赵(赵)”字同时诞生。

“傅”，是贴身于奴隶主的高级仆人，就是当今从教授到家教、以及白领主管一类的角色；而“赵”，则是贴身于奴隶主的高级侍卫，就是当今警卫、保镖、保安一类的角色。

作为奴隶主，当然希望得心应手的大奴才代代相传地为自己服务，“傅”字便应运而生，及至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当今社会因之。

作为姓氏，则主要源于官职称谓。

“付”，字亦从“人”，起初是人与人近距离传递物品之义，后意会为给予、支付，交给，后延义到涂、搽、符合、归附、附着等。

第一个渊源

源于妫姓，出自殷商时期名相傅说，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相传，自从盘庚将商王朝的都城迁至殷墟(今河南安阳)以后，商王朝只是兴旺了一个很短的时期，等到商高宗武丁即位时，国势衰微，武丁决心振兴朝纲，可是举目朝中，却找不到一个能协助他改革国政的大臣，一直为此忧虑。

后来，武丁在一个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叫说的人，那人的背有点驼，身穿粗麻布衣，胳膊上栓着绳索，状如囚徒。

梦中神人说：“这就是你要找的圣人！”武丁醒后，令人按梦中说的模样画成图像，命群臣四处寻访梦中的圣贤，结果在虞、虢交界的一个叫“傅岩”(今山西平陆)的地方找到了那个叫“说”的北虞奴隶，便将其带到朝中。

因为他居住在傅岩，“故遂以傅氏之，号曰傅说”。

后来，傅说果然兢兢业业地帮助武丁治理朝政。

傅说执政以后，修政行德，使商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还在征服洪水泛滥时因发明“版筑法”而闻名遐迩。

他尽心竭力辅佐武丁，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在说的辅佐下，使其在位期间成为商王朝后期的极盛时期，武丁也因此被誉为“中兴明主”。

在傅说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号为姓氏者，称傅氏，世代相传至今，史称傅氏正宗。

傅氏族人大多尊奉傅说为得姓始祖。

1955年文字改革简化之后，该支傅氏一族有误改为付氏者。

第二个渊源

源于姬姓，出自黄帝裔孙大由的封地傅邑，属于以国名名为氏。

远古时期的黄帝有个裔孙，叫大由(唐侯丹朱之子)，他曾被封于傅邑(今山西平陆)，还建立了古傅国。

在大由的一部分后裔子孙中，有以国名为姓氏者，称傅氏，世代相传至今，是最古早的傅氏一族。

1955年文字改革简化之后，该支傅氏一族有误改为付氏者。

第三个渊源

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末期赖国族人，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据家谱文献《赖氏族谱》的记载，春秋末期，赖国(今日河南息县包信镇)在周景王姬贵七年(公元前538年)与傅阳国(复阳国)一起被楚国所灭，赖国君主的族人和一些国人恐为当时的楚灵王芈围所害，为避祸及，便将赖氏改为罗氏、傅氏、复氏等。

故而，至今仍有赖、罗、傅三家联宗之说。

1955年文字改革简化之后，该支傅氏一族有误改为付氏者。

第四个渊源

源于姚姓，出自舜帝之后裔所建傅阳国，属于以国名为氏。

据史籍《姓源》的记载，在上古时候曾有一个诸侯国，叫傅阳国，有的史书上亦称其为“复阳国”，故址在今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涧头集镇西南候塘村，“城周十余里，中据土山”。

据典籍《国语·郑语》中的记载，傅阳国为商王朝大彭国陆终所封，姚姓，为陆终第四子。

这个古国在春秋时期因孔子之祖孔纥(字叔梁)曾在此地作战，并以双手勇托溃落的傅阳城门框、掩护士兵和民众撤退而闻名遐迩。

傅阳国后在周景王姬贵七年(公元前538年)被楚国所灭，其后，该地区的住民中有以古傅阳城名为姓氏者，称傅阳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傅氏、复氏、阳氏，世代相传至今。

1955年文字改革简化之后，该支傅氏一族有误改为付氏者。

第五个渊源

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典·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记载：蒙古族鄂尔克特氏，亦称额尔德特氏、鄂尔特氏，蒙古东方三部落之一，世居喀喇沁(今内蒙古赤峰喀喇沁旗)、黑龙江地区。

后有满族、达斡尔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ErketHala。

清朝中叶以后，蒙古族、满族鄂尔克特氏多冠汉姓为傅氏、鄂氏等。

1955年文字改革简化之后，蒙古族傅氏一族有误改为付氏者。

第六个渊源

源于 ，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文献《广西 及 寺》记载： 傅氏，先世系 人，随万葛思应唐王之求来中国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后留居中国，进入广西。

傅氏始祖宏烈于明末清初由江西来任广西提督军门，又于清顺治十六～十九年(公元1677～1680年)任巡抚，殉职后葬于临桂旧村滚狮岭(一称滚子岭)，后裔定居于旧村，成为傅氏一族。

1955年文字改革简化之后， 傅氏一族有误改为付氏者。

如今， 傅氏族人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河北等省区。

第七个渊源

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满族八大姓》记载：

⑴满族傅佳氏，满语为FugiyaHala，祖先原为汉族，东汉末期被辽东鲜卑乌桓部虏携后融入鲜卑族，后逐渐演化为辽东女真，世居辉发(今吉林柳河、辉发河以及沙河下游，桦甸、辉南一带)、福宁额(今黑龙江虎林)等地。

后有锡伯族引为姓氏者。

清朝中叶以后，所冠汉姓即为傅氏。

⑵满族傅锡哩氏，满语为FuciriHala，世居苏克特依卡伦(今新疆巩留吉尔格郎哈拉木苏克村)，后所冠汉姓即为傅氏。

⑶满族富察氏，亦称傅察氏、蒲察氏、富查拉氏，源出唐朝末期女真“通用三十姓”之一的富尔察部，金国时期称蒲察氏部落，以部族名称为姓氏，满语为满语为FucaHala、FucalaHala，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后所冠汉姓即为傅氏。

⑷满族福塔氏，亦称付哈氏，满语为FutaHala，汉义“绳子”，世居长白山地区，后多冠汉姓为傅氏、福氏等。

⑸满族富尔库鲁氏，亦称富勒库噜氏，世居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后有人改汉字单姓为傅氏。

⑹满族富勒哈氏，亦称富尔哈氏、富勒察氏、富勒洪阿氏、富勒瑚氏，满语为FulhaHala，汉义“杨树、布施”，世居佛阿拉(今辽宁新宾永陵镇)，后有赫哲族引为姓氏者。

清朝中叶后，多冠汉姓为傅氏、富氏、杨氏、付氏等。

⑺满族郎佳氏，满语为LanggiyaHala，东汉末期被辽东鲜卑乌桓部虏携后融入鲜卑族，后逐渐演化为海西女真，世居辽阳、吉林一带地区。

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有满洲正白旗将领郎佳·升，以乾清门行走往军营协剿川、楚地区的白莲教，在镇压白莲教起义过程中骁勇善战，清嘉庆皇帝十分欣赏他，特赐号巴图鲁，擢蒙古副都统，并赐改名为傅升。

在傅升(郎佳·升)的后裔子孙中，皆称傅氏，世代相传至今。

⑻满族敷辰氏，满语为FucenHala，世居黑龙江流域两岸地区，后所冠汉姓即为傅氏。

1955年文字改革简化之后，满族傅氏一族有误改为付氏者。

第八个渊源

源于官位，出自西周时期官吏太傅，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太傅，亦称师傅，简称傅，历为王朝总教之师，负责教导君王、太子、王族子弟百般学问。

各公爵、伯爵诸侯国亦设有太傅之官位，为中央王朝的巨摩之一。

到了三国时期的曹魏王朝，开始为各封王设置师傅一名。

到晋朝时期，因为要避晋武帝司马师之名讳，去“师”，单称“傅”。

到了隋朝时期，有意改晋制，单称为“师”。

到了唐朝，又单称为“傅”，官秩为从三品，相当于今天的副部级。

到了元朝时期，王廷之傅称“太师”，各王所属之傅称“师”。

在历代太傅、师傅、傅、太师、师的后裔子孙中，皆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傅氏，人数甚多于上述“正统”之傅氏，世代相传至今。

1955年文字改革简化之后，该支傅氏一族有误改为付氏者。

第九个渊源

源于官位，出自西周时期官吏傅御，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傅御，是两周时期辅佐王政之官的名称，与冢宰(太宰、宰相)地位相同。

在典籍《诗·大雅》中就记载：“傅御者，贰王诏事，谓冢宰也。”

在傅御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傅氏，世代相传至今。

1955年文字改革简化之后，该支傅氏一族有误改为付氏者。

第十个渊源

源于官位，出自西周时期官吏傅相，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为亦各封王设置了丞相，由中央王朝派遣。

到了汉景帝刘启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汉景帝改称其为“傅相”，以与中央王朝的宰相有别。

在傅相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傅氏，世代相传至今。

1955年文字改革简化之后，该支傅氏一族有误改为付氏者。

第十一个渊源

源于官位，出自两汉之脊新莽时期官吏傅丞，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在西汉末期，王莽成功篡汉，建立了新王朝。

王莽特为太子设置了四位老师，其中之一即为傅丞，亦称“太子傅丞”，官秩如同大夫。

其他三位为师疑、阿辅、保拂，由当时学识、为人、武功、技艺最高的人担当。

当时，王莽以大司徒马宫为师疑，故少府宗伯凤为傅丞，博士袁圣为阿辅，京兆尹王嘉为保拂，史称“四师”。

西汉更始元年(新朝地皇四年，公元23年)农历9月，王莽被商人杜吴所杀，新朝灭亡。

其时，曾担当傅丞的宗伯凤家族门人纷纷迁逃避难，其中有以祖上官称为姓氏者，世代称傅氏至今。

1955年文字改革简化之后，该支傅氏一族有误改为付氏者。

第十二个渊源

源于官位，出自元朝时期官吏傅尉，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元朝初期，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在中央 仿汉朝制度，为属下诸王设置了“王傅”之官，总领诸位王爷部下诸事。

在王傅之下，按王爷名数设有傅尉、司马，分管文政武事。

傅尉的权力仅次于王傅，位在司马之上，下属有府尉、府丞、府吏、府役等，活动范围限于王府辖域之内，不得越界。

到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执政以后，整个大元帝国有四十五个王，但只有三个王府设有“傅尉”之职，即宪彻不花王爷府、也不干王爷府、斡罗温孙王爷府，其他诸王的相应官员仅称“府尉”，地位要比傅尉低一级。

元朝灭亡后的明朝初期，北元政权中仍有王傅、傅尉之官。

北元政权在明朝大将蓝玉的打击下于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灭亡之后，有王傅、傅尉的后裔子孙纷纷改汉姓，其汉语及文学修养皆非常好，比明朝那些汉兵要高明得多，因冒汉族，以避兵祸。

此后多称傅氏，为今蒙古族傅氏的重要姓源之一。

1955年文字改革简化之后，该支傅氏一族有误改为付氏者。

大由、傅说、宗伯凤、傅宏烈、郎佳·升。

商朝从盘庚将商都迁至殷墟以后，只兴旺了很短的一个时期，等到商高宗武丁继位时，国力已经很是微弱。

武丁决定振兴朝纲，可是朝中却找不到一个能协助他改革国政的大臣，为此他一直忧虑。

一日晚，武丁梦见了一个叫说的圣人，此人状如囚徒模样，却口称腹有良谋，武丁笑醒后，命人按梦中模样画成图像，四处寻访。

结果在一个叫付(傅)岩的地方找到一个叫说的奴隶，他们把他带回朝中。

说给武丁提了不少关于治国方面的建议，武丁便任命说为宰相。

说执政以后，修政行德，使商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得到了迅速发展。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在说的辅佐下，商朝后期达到了极盛，武丁也因此被誉为“中兴明主”。

因说曾居于付(傅)岩，所以称他付(傅)说，付(傅)说就成为付(傅)氏的得姓始祖。

付(傅)百一郎、付(傅)念九郎：南宋初迁居福建汀州上杭县治，其三世孙念九郎，后自邑治迁县南之白砂，为上福建付(傅)氏始祖。

付(傅)诩、付(傅)正：世居清河，唐朝由郓徙越。

始迁祖付(傅)正，宋初迁居山阴荷湖。

为山阴荷湖付(傅)氏始祖。

付(傅)晓俞、付(傅)胜霖：北宋大臣，世居须城城山，建炎南渡迁义乌。

十一世孙胜霖，为避元兵人侵，由豫章西洛村迁居润洲城南塔山，为始迁祖。

为润洲付(傅)氏始祖。

付(傅)盛梅：付(傅)百一郎十七世孙，清雍正间由上杭迁居衢州府西它县通仙门外三十四庄沧。

为沧洲付(傅)氏始祖。

付(傅)元午、付(傅)嘉祥、付(傅)仕和：原居福建龙岩州铜镖村。

十世孙嘉祥，于明清之际由龙岩迁居江西瑞金县上陶。

嘉祥子仕和，由瑞金转迁金堂、简州，最后定居于在都北玉局，为江西始祖。

付(傅)逵、付(傅)启远：居南城厚坪。

始迁祖付(傅)启远，清康熙三十六年由常山江家堡迁须江，初住邑之吴村上庄，继移家嘉湖荒塘尾，终居淤头庄达塘边。

付(傅)宝：唐僖宗光启间避地人闽。

为武荣付(傅)氏始祖。

付(傅)如锦、付(傅)子良：原居义乌壹门，其子子良，南宋初由壹门迁居金华雅付(傅)。

为金华付(傅)氏始祖。

付(傅)奕、付(傅)晓俞、付(傅)恩齐：唐邺县人，其十七世孙晓俞之子恩齐者，宋室南渡时迁居浙省鄞县鉴桥。

为鄞县鉴桥付(傅)氏始祖。

付(傅)仲一、付(傅)茂二：世居鄞县付(傅)家，子茂二，宋咸淳间因避疫徙居五乡契，为始迁祖。

付(傅)伦、付(傅)雄、付(傅)平：北宋自义乌云黄山稽亭里徙居邑之青岩，至孙雄，析居虞陵；曾孙平，又徙钟墟，与住表岩者合称三大派。

为义乌青岩付(傅)氏始祖。

付(傅)鹏、付(傅)崇学：唐贞观间由闽中莆田迁义乌，定居县前二十五步，建壹门，鹏二十二世孙传至崇学。

宋末避元兵，自壹门分迁邑这左溪塘、上铜塘、稠岩。

为壹门付(傅)氏始祖。

付(傅)熹、付(傅)雄：世居清河，东晋时由南阳巫仕乌伤，遂家焉。

始迁祖付(傅)雄，宋嘉佑间由义乌双林析居龙祈之虞陵。

其裔有名藻者，仕明为翰林编修，晚年还乡创建杜门书院。

后因以地名。

为杜门付(傅)氏始祖。

付(傅)继宗、付(傅)绍一：世为中原人，金人减宋，裔孙南迁越中，至十一世孙绍一，元末由余姚龙泉乡迁邑之孝义乡，为本支始迁祖。

为余姚孝义付(傅)氏始祖。

付(傅)六翁、付(傅)巍：五季由义乌迁居山阴县荷溪，十一世孙巍，南宋末避兵乱由诸暨直埠再迁萧山横山之阳，为始迁祖。

为萧山付(傅)氏始祖。

付(傅)逵：先世清河人，唐末同信州铅山迁抚州南城，至其孙，别为仁义礼智信五大支，又阅二十一世，时当明季，礼房下思义、思能、思诚、思美、思玉兄弟，信房之量盛，先后由南丰迁来龙游，分居北乡之等地。

为龙邱付(傅)氏始祖。

付(傅)荣右：明洪武四年由江西丰城徙居湖南醴陵县堂宾卫。

为醴陵东乡尚宾付(傅)氏始祖。

付(傅)廷鹤：字兴旺，明正德二年丁卯六月初三日未时生，万历十一年癸未十二月初五日申时没，葬湘阴录水霞徐虎山袁树觜丑山未向兼癸丁有石志墓图。

子一：大学。

为宁乡付(傅)氏始祖。

付(傅)德厚：世居江西省临江府新喻县凤巢岭石山里。

元配：罗氏。

子二：崇道；崇宏。

为邵阳付(傅)氏始祖。

郡望

北地郡：战国时期秦国置北地郡，治所在义渠(今甘肃宁县)，统领甘肃旧宁夏、庆阳、平凉、固原、泾州诸府州地。

西汉时期移治到马陵(今甘肃庆阳)，统领甘肃旧宁夏、庆阳二府之地。

东汉时期又移治到富平(今宁夏吴忠)；东汉末期其地曾被划入羌胡辖境。

三国时期曹魏国沿置，治所在泥阳(今陕西耀县)。

隋朝时期的北地郡，治所在今甘肃省宁县。

清河郡：西周至春秋中期以前先为卫国之邑，后为齐国所占，成为齐国邑地，位于山东菏泽汲堂河一带，因水草清茂，古代齐国人称其为清河。

西汉高祖刘邦五年(己亥，公元前202年)改置清河郡，后屡改为国，汉元帝永光年间(公元前43～前39年)后期为郡，治所在清阳(今河北清河)。

东汉改为国，移治甘陵(今山东临清)，其时辖地在今河北省清河县至山东省博兴县、临清县一带地区。

元朝以后辖地在今河北省清河市及枣强县、南宫县各一部分、山东省临清县、夏津县、武城县及高唐县、平原县各一部分地。

到了明朝时期，清河县改归京师广平府(今河北大名)管辖。

此后直至清朝时期，清河县隶属于直隶省广平府。

民国初期，清河县初属直隶省冀南道，民国三年(癸丑，公元1913年)改为大名道，民国十七年(戊辰，公元1928年)直隶于河北省，民国二十五年(丙子，公元1936年)初划属河北省十四督察区。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民国二十七年(戊寅，公元1938年)9月，中国 创立了冀南区抗日根据地，清河县为其辖地。

民国三十年(辛巳，公元1941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成立，辖冀南区，清河县为冀南区十三专区。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民国三十四年(乙酉，公元1945年)11月清河县改属冀南区二专区。

民国三十七年(戊子，公元1948年)9月华北人民 成立，晋冀鲁豫边区即行撤销，清河县随冀南区二专区归属华北行政区。

1949年8月1日河北省人民 成立，清河县划归河北省衡水专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清河县人民 由城关迁驻葛仙庄。

于1952年11月7日撤销了衡水专区，清河县改隶邢台专区。

1958年4月28日撤销邢台专区，清河县归属邯郸专区；同年12月20日，撤销清河县并入南宫县。

1960年5月3日又撤销邯郸专区，清河县境随南宫县归邯郸市辖。

1961年5月23日，复设邢台专区，南宫县还属。

同年7月9日，恢复清河县建制，仍隶邢台专区。

1970年邢台专区改为邢台地区，继辖清河县。

1993年7月，邢台地区与邢台市合并，改由邢台市管辖。

堂号

北地堂：以望立堂，亦称义渠堂。

清河堂：以望立堂。

兴商堂：商朝武丁时刻想振兴自己的国家，但缺乏贤人帮助。

一天夜里，他梦到圣人来到他面前。

这位圣人名“说”，治国的本领很大。

于是武丁就画了那圣人的像，命许多人去找，结果在付(傅)岩找到了一位做泥瓦匠的奴隶，正在那里筑墙，他很像武丁梦中见到的人的模样。

他就是付(傅)说。

人们将他请到朝廷，他后来果然帮助武丁振兴了商朝，是历史上的名宰相。

产[产，读音作sà(ㄙㄚˋ)，亦可读作shàn(ㄕㄢˋ)，但不可读作chǎn(ㄔㄢˇ)]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姒姓，出自夏王朝诸侯国郑候萨，属于避难减笔改姓为氏。

相传，夏王朝时期郑候姓萨，从小就有忧国忧民的远大抱负，做了郑侯以后，勤政亲民，做了很多好事，很得百姓爱戴。

有一次，郑侯萨随夏王启外出打猎，启因为追逐一只受伤的天鸡而踩坏了很多农民的庄稼，为此，郑侯萨就与夏王启争执了起来，从此，就和夏王启接下了怨恨。

在后来的治理国家大事的过程中，郑侯萨常受到夏王启的阻挠而不被重用，于是郑侯萨心怀不满，纠集了一班臣子密谋造反，谁知谋反之事还没有开始，消息就已经走漏了。但在夏王启责问此事的时候，郑侯萨他们抵死都没有承认。

鉴于这班臣子对国家的贡献以及当时的情况，夏王启没有杀掉他们，只是对刑司大夫说：“去顶割耳！”

在夏王朝，去顶、割耳是一种非常羞辱人的刑法，“去顶”就是削去犯人的头发，“割耳”就是割掉犯人的耳朵，使犯人受刑后再也难以见人。

刑司的大夫原来是郑侯萨一手提拔的，于是，他很圆滑地处理好了这件事——刑司大夫告诉郑侯萨：“老人家，我要执行‘去顶割耳’之刑了，就是把您的萨氏笔画中除掉一个‘艸’(艹)顶，再除掉左边的‘阜’(阝)耳，您就改姓产吧！”如此，便完成了“去顶割耳”的“刑法”。

古人万分崇敬父母所赐之姓名，因此历来都“行不更名”即不管走到哪里也不改变自己的名字、“坐不改姓”即犯事坐牢也不改变自己的姓、“万死不变氏”即世代也不改变自己的氏！

但郑侯萨为了“留得青山在”，只好万分委屈地接受了老部下的意见。之后，郑侯萨携带族人皆改为产氏，远走他乡，从黄河流域迁徙到长江流域繁衍生息，由此启肇了“改氏”的开端。

今“产”字简化为“产”字，产氏亦改为产氏，但读音仍为sà(ㄙㄚˋ)，是姓氏字拆减笔画后读音不改的特例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郑国政治改革家公孙侨，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家谱文献《姓苑》记载：“产，姓，彭城人也，郑子产之后。”

公孙侨，公元前？～前522年，字子产，又字子美，郑穆公姬兰的孙子，是春秋时期郑国人(今河南新郑)，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郑僖公姬恽五年(公元前566年)，郑穆公之子姬騑(子驷)为郑国宰相，子驷谋杀了郑僖公姬恽，立其子姬嘉即位，是为郑简公。当时郑国诸公子皆欲诛杀宰相姬騑，结果姬騑先下手为强，尽除诸公子。郑国由姬騑执政，郑简公成了摆设。后晋国伐郑国，姬騑赶紧与晋国结盟；由此惹恼了楚国，出兵伐之，姬騑又赶紧与楚国结盟。到了郑简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诛杀了姬騑，任公孙侨为上卿，在公孙侨的政治举措下，郑国赖以存。公孙侨在上卿位三十六年。

郑简公元年(公元前565年)，公孙侨的父亲公子姬发率军攻打蔡国，大胜，当时郑国人皆喜。公孙侨却指出此举将导致楚国来攻和晋国反击，反而使夹在中间的郑国饱受战祸。两年后，公子发在贵族内讧导致的政变中被杀，郑简公亦被劫持到北宫。公孙侨沉着机智，部署周密后开始率家兵攻打北宫，并在国人的支援下平息了变乱。

当时姬騑与晋、楚两国签订盟书，强调维护个人特权，结果引起郑国诸多贵族大臣的反对。当时姬騑打算强制推行改革政策，公孙侨力劝他焚毁盟书，平息众怒，以稳定郑国政局。

郑简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姬騑终因专权而被杀，公孙侨得立为卿，任少正。在与春秋霸主晋国的一系列交涉中，公孙侨据理力争，不卑不亢，维护了郑国的权益。

郑简公十八年(公元前548年)，公孙侨随执政公孙舍之攻打陈国时，也能注意军纪，遵守传统礼制。事后在向晋国献捷时，又有理有据地驳回了晋国人的责难，迫使其承认郑国的战绩。为此，郑简公给予公孙侨重赏，他却只接受了与其地位相称的部分。

郑简公十九年(公元前547年)，楚康王熊昭为慰抚许国，率军伐郑，公孙侨主张坚守不战，让楚军获取小利后满意而归，以换取较长期的和平。郑简公照此办理，果然促成了“弭兵之盟”。

郑简公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郑国大臣内讧，执政姬伯有被杀。公孙侨严守中立，以其卓越的才能受到多数人的尊重，遂在显贵首领姬罕虎的支持下，于公元前543～前522年执掌郑国国政，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政治家。

公孙侨没有著述传世，他的言行事迹，主要载于史籍《左传》、《史记》等书籍中。

公孙侨是一个刚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的封建贵族，为了保持贵族的某些特权，他不但不公开反对周礼，反而赞美它，甚至认为“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但是，在公孙侨执政后，却进行了一系列违反周礼而有利于封建化的改革，甚至带有比较激进的法家色彩。因此，他的法律思想具有折中于礼、法之间的特征。

公孙侨在法律上所做出的贡献主要有：

①铸“刑书”：公元前536年，公孙侨“铸刑书”，把自己所制定的刑书铸在鼎器上，开创了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否定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

②主张“以宽服民、以猛服民”：在统治劳动人民的方法上，公孙侨第一个提出了“宽”、“猛”相济的策略。“宽”即强调道德教化和怀柔，“猛”即严刑峻法和暴力镇压。

后来，儒家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公孙侨的“以宽服民”之策，法家责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公孙侨的“以猛服民”之册。

公孙侨治国特别注意策略，他一方面照顾大贵族的利益，团结依靠多数；一方面对个别贪暴过度的贵族断然给以惩处，以维护 威信。他不毁乡校，允许国人议论政事，并愿从中吸取有益建议。而对自认为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却不顾舆论反对，强制推行。

对于晋、楚两霸，公孙侨既遵照传统礼制谨慎奉事，不给对方寻衅的借口，又在有条件时大胆抗争，驳斥其无理苛求。

公孙侨宣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反对迷信鬼神星象，却又承认贵族横死能为厉鬼，而要将其子孙立为大夫加以安抚。

公孙侨曾指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强调治国必须照顾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一意孤行则不能成功。他又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即遇事应胸有成竹，执行中要坚持既定规划而不轻易越轨。

公孙侨十分注意搜罗人才，用其所长，并能广泛听取建议，择善而从。郑国在公孙侨执政之初，改革措施也曾遭到广泛斥责，但他不为所动，坚决推行。其后改革成效显著，人们又普遍歌颂他的政绩，甚至担心后继乏人。

公孙侨既是守旧的士大夫们景仰的人物，却又“铸刑书”，公布成文法典，执行严格统制人民的“猛政”，创立加重剥削的“田洫”、“丘赋”等新制以“救世”。这说明公孙侨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他虽然力图维护传统的旧制，却不能不适应形势的变化而从事必要的改革。

公孙侨执政二十余年，做到了“谦恭、尽责、惠民、义行”，是做实事的榜样，孔子也予其高度评价，被孔子称为“仁人”、“惠人”。

在公孙侨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名字为姓氏者，称子产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产氏，读音作shàn(ㄕㄢˋ)。

二分布

今安徽省的安庆市怀宁县石牌镇产家垄、腊树芝岭村，重庆市的大渡口区、沙坪坝区，天津市，上海市，陕西省，江西省、四川省、江苏省和浙江省等地，均有产氏族人分布。

三郡望：

彭城郡：彭城郡原为西汉时期的楚国所置。汉宣帝地节元年壬子(公元前69年)以楚国改置彭城郡，治所在彭城县(今江苏徐州)，西汉朝黄龙元年壬申(公元前49年)复名楚国，东汉朝章和二年戊子(公元88年)又改为彭城国。南朝宋永初二年辛酉(公元421年)复为彭城郡。隋开皇时期(公元581～600年)废郡，隋朝大业三年丁卯(公元607年)复置。唐朝武德四年辛巳(公元621年)又改为徐州，唐朝天宝元年壬午(公元742年)名彭城郡。唐朝乾元元年戊戌(公元758年)复为徐州。历史上的彭城郡，其统辖范围大致包括今山东省微山县、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县、沛县东南部及邳县西北部，安徽滩溪县东部及山东微山县一带。彭城郡与沛郡在地域范围上有部分重叠。

四字辈排行：

安徽怀宁产氏字辈：“志必宗同原本自立光启斯文世余芳国”。

五历史名人：

产　麟：(生卒年待考)，江西瑞昌人。著名明朝大臣。

明朝永乐举人，曾任兵部主事。

产　瓘：(生卒年待考)，安徽怀宁人。

明正德中期出任训导。

产　伟：(生卒年待考)，安徽怀宁人。

明嘉靖年间贡士。

产炜堂：(生卒年待考)，安徽怀宁人。著名中医外科专家。

产炜堂现为安徽怀宁县人民医院主治医师，从医三十八年，曾先后在南京市古楼医院，广西南宁303医院和马鞍山十七冶医院工作和学习。

产炜堂在医疗上擅长自炼丹药调治中医外科杂症，如骨髓炎、骨结核及各种肿毒，内科胸腔积液、妇科 肿块及皮肤科疾病，自研有风湿性关节止痛膏，还按道家养生古方配制了“视仙延寿酒”。

产炜堂当前正在对肝病攻关治疗。推敲病因，病势参究六脉，结合现代仪器说，平衡阴阳道其中，开展同类疗法。以毒攻毒相对于经，必然获胜建奇功。

1977年，产炜堂参加省医疗队。走遍皖南山区各县，拜访老中医，收集了不少民间验方及古方、奇方治怪病。多次在省级以上杂志及全国性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

产立清：(生卒年待考)，安徽怀宁人。著名地方干警。

产立清是南京市公安局下关分局二板桥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在2002年获得了南京市“人民满意警察”的光荣称号。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