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山东焦氏家族大多自元末明初从国内其它省份移民而来。其后屡经迁徙，目前已遍布全省。但由于年代久远，分布广泛，历史记载又少，一时很难把全省众多焦姓统笼起来。现提供出来，供宗人们参考：

1、东部日照焦氏：据传，始祖值元朝末年战乱频繁，又加旱蝗瘟疫之灾，兄弟三人（讳：升、斗、木）由江苏苏州苍门过江北上，迁至海州（江苏东海杏黄村）定居。因海州滨海地处斥卤，不宜耕植，兄弟三人继续北上山东，一居日照，一居诸城，一居平度蓼兰（一说长兄在该地留下，兄弟二人北上山东）。来日照时沿海地区袅无人烟，始祖族谱遭兵燹失落，何时迁居日照无从考究，惟传说迁自元末。清光绪四年（1878）续谱时，阖族认定自十八世排出：“永建安自广、淑世继宗祥、传忠得庆兆、衍正宝维良”二十个字为世排行辈。世传远祖系源出自晋朝镇江（江苏）京口焦山之焦光。

诸城吕标镇焦家庄子村（谱牒已失），有年长老人自称与诸城北关焦家同为升、斗、木之后裔，具体是升？或斗？或木？之后裔分不清楚。但从老人提供的祖传手抄本可以看出：一世祖无考、二世祖陆盘、三世祖衍国、四世祖坦、五世祖照吉。至今已繁衍二十五、六世。自十八世起，世排行辈：“永建安自广、淑世继宗祥、传忠得庆兆、衍正宝维良”。据老人称：“祖传升、斗、木三兄弟，一居日照大花崖，一居诸城北关，一居平度蓼兰。后来蓼兰兄弟来诸城省亲，不幸去世，就安葬在诸城北关”。笔者以为：不管是从行辈排列，还是祖辈传说，都可以认定本支和日照焦氏为近支或同宗。

平度市蓼兰镇焦家寨村：现有谱。始祖名焦思恭（思恭以上十世失传），世传自云南先迁四川，又自四川迁日照，后自日照迁来。该支现分布在50余村，自思恭算起，已传至一十六世，包括始迁祖在内应为二十六世。该族繁衍的幅度与诸城焦氏基本同步，同时他们的一些说法又与诸城焦氏的传说相吻合。笔者以为：该族和日照或诸城焦氏疑为同宗。但由于缺少历史资料佐证，在此不敢妄断，需有志者作进一步考证。

日照焦氏为山东东部望族，状元焦竑即出自本支，在日照谱为七世。对本支情况，笔者了解无多，仅供宗人参考。

2、中、西部焦氏：现有谱，据记载：明朝洪武二年兄弟四人（讳增、玖、城（成）、埸（仪））从河北枣强迁来山东。长兄焦增，住昌邑市大庄。其后人分布在昌邑市、高密市等地。该支人丁兴旺，且谱系分明，至今已传二十余世，人口上万之众。自十五世起世排行辈：“乃延宗绪，丕广来世，一本所联，伯仲叔季。”（详细情况另文记叙）。

二弟名玖，据传住古登州（今蓬莱、黄县一带），一说居直隶（今河北省）。章丘十九世焦肇骏进士及第后，为访宗亲，曾于同治九年（1870）庚午七月到过昌邑大庄、高密沂塘，时值两地宗人共议续谱，骏欣然为之序，并有字画、墨宝传世。同年八月至安丘郎君庄，并留有谱序两篇。其中对四兄弟之说是这样叙述的：“骏自幼读时，闻族中父老云：始迁之祖凡兄弟四人，讳曰增、玖、城、埸。有章丘我族城祖之后固昭昭矣。惜外则纷纭传闻，迄无定所，欲联本族不得时。自戊辰捷后，一车两马，周历四方，得增祖后焉。昌邑之大庄、沂塘是也。玖祖之后在登州府黄县，然究未得考其谱系，则疑以传疑耳。即此推彼，未尝不慨然曰：埸祖后岂无考乎？遂由昌返潍，忽有郎君庄族人，口称埸出，言之颇详，盖自上世先人与归家园等村为一脉之分支”（同治九年（1870）庚午肇骏为安丘郎君庄《焦氏族谱》序）。

三弟，焦成，据《焦氏家谱》。焦成大概元末明初成化年间由山西洪洞携三子迁于山东泰安大汶口焦家庄，（由公开资料可见应先至章丘后至大汶口）。村内无他姓，故名焦家庄。子辈：“式元肇其念，方裕守体传，有余允志广，百世受承延”现村八百多人，辈分目前范围元至传字辈。

3、还有一支脉在山东：从江苏迁入山东济阳，丰县焦氏字辈：“元运文明世泰景祥慎修宗德永保家邦”。

出自姬姓。一说出自姜姓。以国为氏。据《通志·氏族略·以国为氏》所载：“周武王封神农之后于焦。今陕州东北百步焦城是也。”焦国故址在今河南省陕县南部具体看http://unamecn/tools/result_7aspfname=%25E7%2584%25A6

盛世修志，旺族建谱。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全国首轮新方志大潮影响下，邳州很多家族也纷纷建谱或续谱。时隔三十年后，民间宗族续谱之势，方兴未艾。笔者喜爱民俗，有幸拜读或接触了几十部族谱。有民国以前的影印本，有建国后的手抄本，更多的是近现代印刷本。虽版本不一，但设计装潢都很用心、精美。每部族谱都饱含着丰富之内涵。很多族人族事均可作为官修史志文献资料的有益补充。据说有关邳地为夏代奚仲封地的史料最早就出自民间族谱。所以，方志学家将宗谱与官修史志相提并论：“邑之有志，如国之有史，家之有谱也。”如此可见，姓氏宗谱不仅是一家之史，同时也是国史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姓氏起源于炎黄二帝。据姓氏专著记载：炎帝居姜水，以姜为姓。黄帝居姬水，以姬为姓。黄帝24子中有半数以封地为姓。其后人又以其先祖姓名官爵为氏。这些姓氏有的延传至今，有的中途消亡。邳州最早的土著姓氏则源于夏代车正官奚仲、徐国国君徐偃王，以及在邳地有所建树的名人官宦。这在古《邳州志》中已有记载。随着历史的进程一页页翻到现在，邳州族谱有言传不尽的厚重感和可读性。邳州的单姓均源于父姓，邳州的“复姓”（体现在姓名中仍是单姓），则源于母姓。如土山“孟沈”、徐塘“杨龚”、滩上“丁张”、铁佛“冯张”等。赵墩“倪、王、张”三姓同宗，则另有一段动人故事。邳州各姓氏的始祖都是炎黄二帝的子孙，名门望族的佼佼者。但其邳地始迁祖的身份却各不相同。有些是山西洪洞喜鹊窝的移民，有些是携家带眷异地从政的官员，有些是带兵打仗封侯的军人，有些是远离故土闯江湖的商贾，还有些是躲避天灾人祸的逃难者。这些家族的历史，客观反映了古代华夏社会背景和邳地生存环境。族谱从不同视角记载的这些史料，对研究邳州历史是十分有用的。

族谱，旧时记载一姓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谱籍，源于宋代（辞海注）。又有宗谱、家乘、世谱、统谱、支谱等多种称谓。其内涵有二十余项。但常设的主要内容有凡例、本族来源、祠规祖训、字辈谱、名人传图、族人世系表、生卒年与祖茔墓地等。相对而言，民国以前的老谱，有一定的局限性。现代新谱在传承中有发展创新、更规范。但细细观之，却有诸多不尽人意或不合时宜之处。笔者不妨坦然言之，有心者不妨姑妄听之。

族谱，一般设有本族来源专栏，或在开篇序言中作木本水源之追溯。远则本族始祖（血缘祖），近则一地或一支始迁祖，为何许人也？无论创谱或续谱，都要原原本本记之。不能简化或省略。老谱操作比较到位，而有些新谱却忽视这一点。存在有源无尾，或无源有尾现象。源，是指一族血缘始祖和一地之始迁祖。尾，是指始迁祖所在地族人传承现状。包括字辈谱、世系表、族人蕃衍和播迁情况。这是族谱的主体内容，是项难活细活。如有疏漏错误将会影响族谱质量，伤害族人感情。

堂号，也叫堂名。旧时，家族祭祀祖先和议事的厅堂或祠堂家庙的名称。是一个家族或一支系族的徽号，也是民间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堂号命名取材较广，总体可分为两类：一以发祥地名为堂号。包括郡望总堂号和以州、府、县、邑地名命名的支系堂号。二为自主堂号。一般取材于本支系始祖的名字、官讳、谥号，或功业文章、嘉行懿德、居所斋馆等。建谱时，对本族的堂号由来要加以考证，名称用字要规正，不可有随意性。笔者翻阅族谱时发现，有些族谱堂号在用字用典时有欠准确。如“半部堂”是赵姓堂号之一，源于宋代功臣名相赵普。他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高论。如把“部”写成“步”，当何解释？“叙诗堂”是赵墩毛姓堂号，典出毛姓先祖、宋代学者毛晃。毛晃，江西人，酷爱文学，闭门著述。传世作品有《禹贡指南》、《增注礼部韵略》，又有“铁砚先生”之誉称。经查证，“叙诗”二字可能是“学仕”口音之误。“学仕堂”才是正确的。“记阳堂”是赵墩卞姓堂号，源于春秋战国名士卞和。楚文王得宝玉后，封卞和为“零阳侯”，卞氏堂号中的“记”可能是“零”之误。又如蔡氏“济阳堂”误写成“洛阳堂”，闫氏“榆德堂”误写成“树德堂”。焦姓有“林易堂”、“传易堂”二说。经查，其先祖焦赣，梁人。汉昭帝时官至小黄令，元帝时位列“三老”。有著作《易林》传世，现堂号是否与此书有关？炮车一杨氏堂号为“悬鱼堂”。经查，“悬鱼堂”之典出自东汉名臣羊续。当时民间有羊续廉洁从政，拒收“鱼”礼之美谈。这其中是否有从“羊”姓演变为“杨”姓之隐情？否则，有错认先祖之嫌。还有一些疑点，不一一赘述。目前，邳州姓氏中尚有一些堂号不明由来。笔者对堂号稍有搜集，可为不详堂号提供帮助，以助贵氏家谱更加完美地传于后人。

字辈谱，是规范族内成员姓名排行的字语。又称排行诗、行第、排行等。也是有关族内尊卑的严肃问题。邳州姓氏大多采用一辈一字，百辈百字。为便于记忆，习惯四字或五字一句，并有明确的内涵。如宋氏采用百世百字。自十二世起，四字一句，共二十四句。少数姓氏的字辈谱固定为八字或十二字，族人起名采用循环式。因此出现同字不同辈现象。这类族人见面不问年庚，先报世辈，然后定尊卑。但在个别族谱中，续谱人为扩大本族势力，或提高个人辈分，存在造假和错认祖宗的荒唐现象。此举是对本族先祖之大不敬，也有碍族内团结。好在发现后及时更改。但其恶劣影响却一时难以消除。凡有心于修谱者，应引以为鉴。

另外，新族谱还存在一些不应传承的陈规陋习。如族谱文体，民国及以前的老谱采用的是文言文，这是时代的印记。新谱应与时俱进，采用白话文。而一些新谱出现文白夹杂现象，不便族人阅读和理解。新谱的正确选择只能是白话文。有的新谱存在重男轻女陋习，女儿不入谱，嫁入女子以某氏入谱。旧中国，妇女地位低下。尤其不识字女孩一般没大名，出嫁后随夫姓。新中国的女性被誉为“半边天”，女孩应全名入谱，女儿不能传宗接代的观念要更新。还有族谱送印环节，要注意装潢、纸张、校对等，确保族谱的质量。切莫功亏一篑，更不能省盐坏酱，留下遗憾。总而言之，今后做谱时要避免以上问题。要搭好班子，执笔人不仅要掌握修谱常识，具备深厚的文字功底，而且要品行端正，不负众望。在不违祖训的前提下，对入谱资料要有考证和取舍，不能盲目全盘继承。一部完整准确，有传承，有创新的族谱，才是国史、方志的补充，才能达到其应有的品位和价值。

好久没有为家族写点东西，时逢辛丑中秋，万家团圆的日子，着重写一下近代山东焦氏比较重要的一位先祖-焦肇骏，关于肇骏祖的功绩，我曾在不同场合有所表达，此次录于笔端，一则梳理思路，二则抛砖引玉，诸本家如有更详实文字资料，不吝补充为盼。

山东焦氏起源于明初的大移民，元末战乱之后，历经20余年，朱元璋一统天下，但江山已是遍地疮痍，布满战争创伤，山东、河南、河北一带多是无人之地，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使人口均衡、天下太平，巩固明王朝的统治，自洪武初年，朱元璋采取了移民政策，按"四家之口留一、六家之口留二、八家之口留三"的比例迁移。明初经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处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后，向全国广大地区（重点是河南、山东）移民，经洪洞县大槐树处迁往全国各地的移民曾达百万人之多，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世界移民史上也是罕见的。

根据王渔洋《少司徒焦公传》（王渔洋给焦毓瑞写的传记）记载，"公讳毓瑞，字辑五，姓焦氏。其先枣强人，始祖成，永乐中徙章丘之清平乡，大王父瑁，王父馨，考日培。"又据章丘《焦氏族谱》记载，"我焦氏原籍北直隶枣强人也，永乐初年迁居于山东章丘县之清平乡。"两相对照，明永乐初年山东焦氏的先祖增、玖、成、仪兄弟四人自河北枣强背井离乡徒居山东，开启了山东焦氏六百年奋斗的篇章。

至于河北枣强是否为我山东焦氏发源地，待考证，家族中一直流传老家是 "山西洪洞大槐树，大槐树下老鸹窝"的说法，而同时史料记载大槐树为"凭照川资"的移民第一站，这应是确凿无疑的。而枣强在明初永乐年间河北并不属于人口稠密的迁出地区，反而是人口相对稀少土地荒芜的迁入地，且笔者求证过其他姓氏，也有不少来自于河北枣强，因此据笔者推断枣强只是第二中转站，将山西来的移民稍事停留整顿，登记造册，再分别迁至山东等地，而在枣强停留后应该是逐渐分流的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因此过程中有的移民就滞留在枣强繁衍生息，2018年枣强的几位本家到淄博寻访焦裕禄故居，闲谈中得知枣强有一老人家，手中有一本枣强的老谱，有可能记载了枣强之前的迁居情况，但老人因文革时受到冲击，密不示人讳莫如深，因为无人见到实物，我们只能认为不足信。而枣强之后的谱（尤其是我成祖一脉，近三百年间，出进士十一位，举人贡生二十多人，或为侍郎督抚，或为知府县官，或为教谕，多有政绩卓著，诗文传世者，县志有载的二十几人）瓜瓞延绵未见紊乱，故在枣强县王均乡焦家庄村有碑题：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同志祖籍地。

根据当时移民律法，为避免串通逃回原籍，成年兄弟不可以住在一起，而未成年人可以选择一名长兄同住方便照顾，待成年后另觅住处，因此有史料记载，四弟仪祖（一说场祖，当时未成年）起先随大哥增祖在昌邑居住，后迁安丘（后代又迁青岛城阳旺疃，待考证），四位先祖的迁居地及脉络梳理与肇骏祖的寻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公历2015年7月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笔者去海南三亚的圣旨博物馆，出于对家族事务的敏感性，惊喜地发现了肇骏祖的名讳，同治七年（1868年）四月二十一日告示：戊辰科第二甲第十七名，选庶吉士。

在距离家乡四千公里的天涯海角看到祖先名讳的惊喜自不必说，想起他对近代山东焦氏的贡献，心中也是百感交集。据同治九年（1870年）庚午八月潍坊安丘郎君庄的《焦氏族谱》序中肇骏祖所书"自戊辰捷后，一车两马，周历四方"，进士及第后为何要周历四方？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古代的知识分子的收入问题，"十年寒苦在书房，两耳不闻窗外事"，完全脱产读书，小门小户少一个壮劳力，生活自然会十分拮据，莫说是发财，连填饱肚子都是问题，而赴京或上任路上的花销，到任后的请客送礼、保姆佣人、人吃马喂又是一笔极大的开支，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惯例，可选的筹钱渠道有四种：家里提供、打秋风、借钱、拜客，靠家里是不可能的了，而所谓"打秋风"则是向外省官员四处讨钱。肇骏祖选择的则是"拜客"，"拜客"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打秋风"，只不过对象和借口不同而已，进士及第，这在老家也是上百年才出的大事，这就给了向亲戚故旧、山东各地的焦氏族人、各县地方官、著名乡绅、外地经商的同乡筹钱的机会，这并非个例，而是每人都在遵循的潜规则，无可厚非。举一个名人的例子，据记载道光十八年，曾国藩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成为京官，在进京之前，五次外出拜客，共收到礼金1495两，进京途中继续拜客，又收到500两左右的礼金。前后加起来进账2000两，也算是发了一笔小财，然而这些钱在扣除日常开支以及三场红白事费用之后，也所剩不多。连曾国藩这样的大儒都未能免俗，我们就没有理由求全责备我们的先祖，何况族人送礼金也是一种对未来的很好投资-当然回报也需要写个诗，题个字回馈族人，比如上文说到的为安丘《焦氏族谱》作续。

同治九年（1870）庚午七月肇骏祖到过昌邑大庄、高密沂塘，时值两地宗人共议续谱，骏欣然为之序，并有字画、墨宝传世。同年八月至安丘郎君庄，并留有谱序两篇。其中对四兄弟之说是这样叙述的："骏自幼读时，闻族中父老云：始迁之祖凡兄弟四人，讳曰增、玖、城、埸。有章丘我族城祖之后固昭昭矣。惜外则纷纭传闻，迄无定所，欲联本族不得时。自戊辰捷后，一车两马，周历四方，得增祖后焉。昌邑之大庄、沂塘是也。玖祖之后在登州府黄县，然究未得考其谱系，则疑以传疑耳。即此推彼，未尝不慨然曰：埸祖后岂无考乎？遂由昌返潍，忽有郎君庄族人，口称埸出，言之颇详，盖自上世先人与归家园等村为一脉之分支"。脉络梳理一目了然，四位先祖之增祖居昌邑大庄、沂塘，玖祖居黄县，成祖居章丘，仪祖（场祖）居安丘（后代分支又迁青岛城阳旺疃）。

本是无心插柳的"打秋风"却无意中串起了半个山东的山东焦氏脉络，清末的通讯仍极其落后，除国家管理的驿站之外，信息的交圈和闭环非常难，只能依靠道听途说，迫切需要这种机缘巧合将其串起 ，2015年开始我们在笔者所在的淄博举行的山东焦氏宗亲联谊会，来自泰安莱芜临朐安丘临沂章丘的本家，我们要感谢肇骏祖，没有他在近代的这次串联，我们的归宗就不知要延至何时。

据史料记载，肇骏祖于1872年由庶常馆散馆授广西贵县知县，并曾代管桂平、富川、宾州等州县事务，1873年（同治癸酉）春季遇极旱，肇骏祖在贵县城西北的龙潭-龙床井举行祈雨仪式，结果"城大雨"，本要在龙床井刻石纪之，但不久便改任他处。整整十年后，1882年，肇骏祖二度到贵任知县，于是便"补镌"当年祈雨一事，在龙床井中那块巨平正光滑的巨石上镌刻了"霖雨苍生"四个大字，这是对龙床井自五代时期以来，对这一处与南山同属贵城名胜的历史概述。

从这一典故我们看到，在1872年肇骏祖离开老家赴广西，史料中未查到何时回乡抑或去世的信息，因此在光绪10年（公元1884年）由十六世钧祖、十七世式恒祖、十九世肇深祖主导的续谱中，未见肇骏祖参与其中，毕竟《中国美术家大辞典》记载焦肇骏"书法宗颜、柳"，如果在乡一定会执笔此次谱序，也就在这次续谱中始见传承至今的辈份，自十七世以下"式元肇其念，方裕守体传，有余允志广，百世受承延"。 137年来辈分不乱，传承最远的也仅是二十六氏"传"，我们开放的去看，1949年12月新续二十字行辈是否操之过急？

笔者一支认成祖为始祖，即一世祖，族谱云："中丞祖文运始开"，中丞即焦馨，为十世，其祖父为峥，父亲为瑁，皆因焦馨的缘故被朝廷封赠。 出仕当官后，按惯例要封赠三代， 在刁西修建祠堂，修葺祖坟。前几年笔者数次拜访章丘刁镇，期望拜谒祖陵，却被本家宗亲告知祖陵已于文革期间炸毁，据老人讲述祖陵其时"方圆百尺，松柏苍翠"，因为使用石材规整坚硬，炸毁后被周边百姓盖房子、垒猪圈，老祖奶奶有一宗庙，配冠镶嵌有一颗鸡蛋大的夜明珠，文革期间宗庙被捣毁，夜明珠不知所踪，历史造成的悲剧，也非个人可更改，唯有内心凄惶悲苦。

借用曹雪芹的一首词"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

"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要到哪里去"这是一个哲学最基础也最玄奥的终极问题，我们之所以要尊重祖先，追思先贤，是因为我们每个人也在力图破解，在浩浩荡荡的历史中，人的生命如蝼蚁一般渺小和转瞬即逝，我们能为这个世界留下什么，在几百上千年后是否还有人记起我们？我们都在追寻心中的那个归宿。

人的一生只为返乡。

山东莱芜嘶马河村二十三氏 裕字辈 焦伟于辛丑中秋

写在后面：因老母亲姓徐，在外走访时会关注徐氏一脉，现考证山东莱芜姚家岭村、嘶马河村徐氏与山东郯城县徐氏疑为一祖， 郯城徐氏字辈：清雍正年间20字：简 靖 淑 慎，贞 敏 祗 勤，熙 嘉 辑 新，绍 振 丕 烈。字辈与莱芜高度重合，台湾明星"徐熙媛、徐熙娣"其祖父就是郯城人，目前郯城徐氏大部分传到"祗勤 熙嘉"四代，也与莱芜高度重合，提供此线索，徐氏亲友如有兴趣可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