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 。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23]（P1169） 。此后，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但规模也在扩大，且逐渐稳定下来。至南宋时期，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岿然复兴”之时，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与初创时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义庄的庇护下，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迁徙他乡的命运，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时，由于义田对“仕而家居”者同样予以支助，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就范仲淹一系来说，出于仕宦的需要，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不得不南迁。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范仲淹）立义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见，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

其次，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兴学倡教，不遗余力。义庄创置的动机，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

再次，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鼓励子弟赴考。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嘉定三年（1210年）的续定规矩，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

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更重要的是，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即使有波折，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在历史的短时段内，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但在长时段内，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10](P580)

不过，就两宋时期而言，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计过高。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如荫补、婚姻关系、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应当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内部，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贵，曾“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勾当”，据云“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26](P1089) 。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27](P994) ，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这说明，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范邦瑞，范氏家族的***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而且重要处罚还要“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明人方苞曾说：“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见，义庄在教养、团聚族人的同时，也束缚、控制住了族人。

三、结语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依靠荫补、科举竞争、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义庄的创置，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

是的 , 范文澜（1893～1969），字云台、芸台、仲云，小名麒麟，笔名武波、武陂，清光绪十九年十月初八日（1893年11月15日）生于绍兴城内锦鳞桥范家台门。据范氏宗谱记载，系范仲淹后裔，南宋时迁来越州。

范氏的由来 尧有个裔孙叫刘累，西成王时迁居杜（今陕西西安东南），建立杜国，称为唐杜姓，他的孙子士会，春秋时任晋国大夫，因授封于范地（现在的河南县），以封邑为姓，就是范氏。士会死后被称为范武子，其之后，又有范文子、范宣子、范献子，世代为晋国上卿。公元前4世纪中叶，晋国为韩、赵、魏三家所分，范姓进入魏国。在西汉以前范姓部分人已迁徙到南方。汉代到南北 朝时期，范姓分布更为广泛。到宋代，范姓称盛在福建，人才济济。此后，范姓除在闽南一带发展繁衍外，又分布 广东海阳、嘉应、梅州、大埔、长乐、陆丰、饶平等支派。从明末开始，闽（MIN）、粤（yue）范姓陆续有人移居台湾，有的又进而迁到海外。宋代以前的范姓名人，大都出自现在的河南。例如：春秋末政治家范蠡。东汉学者范丹，清诏使范滂。东晋经学家范宁，南朝宋史学家范晔（yan ），顺阳人。齐、梁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范缜。唐代武则天时宰相范履冰。此外，十六国时涪（fu）陵丹兴（今天的四川黔江）人范长生，在李雄称帝成都时被尊为天地太师；北宋有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画家范宽，南宋有福建农民起义首领范汝为，诗人范成大，荆湖都统范天顺；元代有文学家范椁(guo)；明代有戏曲作家范文若,藏书家范钦；清代有太傅(fu)兼太子太师范文程，乾隆时围棋国手范西屏，太平天国将领范汝增，文学家范当世；近现代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新闻工作者范长江。在当今按人口多少排次序的中国姓氏中，范姓居于第61位。

范姓起源于何时,祖先是谁,什么朝代的历史有明白的给解释下吗 范姓全国名列第61位。远祖始于周代诸侯国杜国国君杜伯，于周宣王时被杀，其子逃到范（今河南范县），并以住地名为范姓。

范姓先祖开发青海亦早，宋代范育，于元佑初（1086年）出任熙州（今甘肃临洮县），与朝廷力争经营并巩固青海河湟地区。以后移民中又有范姓先民来青海开发定居，故如今有范姓村庄2个。

这一个辉煌的钜族著姓，有一个比许多其他姓氏更特殊的地方，就是对于自己姓氏的来龙去脉，十分清楚。关于范姓的姓源，根据《姓纂》的记载是这样的：“帝尧刘累之后，在周为唐杜氏，周宣王灭杜，杜伯之子温叔奔晋为士师，曾孙士会，食采于范，遂为范氏。”

由此可见，范氏的始祖，可以远远地追溯到4000多年以前的圣君唐尧，尧的这一支子孙历经虞舜、夏、商诸代，都称为唐杜氏，入周被改封于杜，不久被周宣王所灭，当时杜伯的儿子就跑到晋国，被任为士师，并因官命氏改姓为士，传到他的曾孙士会的时候，做了晋国的上卿，食采于范，于是，士会的子孙也按照当时“以邑为氏”的习惯，统统姓了范，而一直繁衍到现在。

范氏的始祖，在得姓之初更已显赫万分，自士会以后，范武子、范文子、范宣子、以及范献子，世代都是晋国的上卿，可以说是曾经左右早期政治的世家巨族之一。

2000多年以前就发迹于晋国的范氏，后来是高平的望族，古时的高平，就是现在山西省的高平县，位置在晋城县的北面。换言之，以后各地的范姓人家，有很多都是发源于山西，跟山西的范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卧薪尝胆，勾践复国”中的范蠡，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范蠡的更难能可贵之处，是他的懂得急流勇退。据传，勾践复国之后，把范蠡高封为上将军，可是他却认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并且深知勾践的为人是可与同患难，而难同安乐，所以毅然辞去高官厚俸，乘舟浮海以行，而且从此未返越国。

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在功成身退之后，据说是改名换姓历游齐、陶等地，后来并操计然之术以治产，结果却变成了巨富，自号为陶朱公。他的一生，真可以说是“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了。

是当今中国第六十一大姓。

范姓的由来？清朝哪些大臣是范家人？ 范时崇 范锡篆

范姓的名人 春秋战国范武子范会（士会）范昭子范吉射（与中行氏相睦，结为姻亲。晋定公时，帮助中行氏对赵氏发难，结果被智氏等四卿所败，逃往齐国。范蠡（前536－前448），字少伯，又称范伯、邸夷子皮、陶朱公。楚国宛三户人（今河南南阳）。著名春秋后期越国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精通韬略，足智多谋，拜为大夫，封上将军。范雎（前？－前255），也叫范且，字叔，战国时魏人（今河南开封），著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前266年，任为秦相，封于应（今河南宝丰），称应侯。秦汉范增（前277－前204），今安徽桐城人。著名秦末楚王重臣，政治家、谋略家。是秦朝（前221－前206年）末期农民战争中霸王项羽的主要谋士。封历阳侯，项羽尊称他为“亚父”。范式（生卒年待考），字巨卿，山阳乡人也，一名汜。东汉名士。曾任荆州刺史、泸江太守等职。范丹（112－185），又名范冉，字史云，陈留外黄县人（今河南杞县），著名东汉高士。是中国古代廉吏典范。“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指的就是范丹，逝世后谥号“贞节先生”。范滂（137－169），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今河南郾城）。著名东汉末年士人领袖。范明友（生卒年待考），为霍光女婿，初为中郎将，又被封为度辽将军。宣帝继位，封范明友为关内侯。范迁（？－65），字子庐，沛国（今安徽省濉溪县）人、东汉大臣，官至司徒。魏晋南北朝范晷（生卒年待考），字彦长，南阳顺阳人。西晋重臣。任冯翊太守，征拜少府，又出任凉州刺史，转任雍州刺史，封左将军。范长生（218－318），一名延久，又名重久，或名文（一作支），字元。涪陵丹兴（今四川黔江）人，西晋时大成名相。天师道首领，西晋时大成政权（都成都）丞相，封为天地太师．西山侯。范贲（？―349），范长生之子，十六国初期蜀地（今中国四川省）民变领袖，曾任成汉丞相。347年，成汉被东晋所灭，成汉将领隗文、邓定等因此推范贲为帝，据成都。根据史书记载，范贲“以妖异惑众”，因此蜀地很多人归附。349年，东晋益州刺史周抚、龙骧将军朱焘攻击范贲，范贲被杀，益州平定。范汪（约308－372），字玄平，又称范东阳，范晷之孙，范稚之子。南阳顺阳人（今河南内乡）。著名东晋医学家。曾任东阳太守。撰有《范汪方》（又作《范东阳方》、《范东阳杂药方》）一百七十余卷，今佚。其佚文散见于《外台秘要》、《医心方》等。范宁（339－401），南阳顺阳人（今河南淅川），范汪之子。著名东晋经学家。曾任豫章太守。所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十二卷，是今存世最早的《谷梁传》注解。范泰（355－428），顺阳山阴（今湖北光化西北）人，范宁之子。南朝宋大臣、学者。初为太学博士，历官谢安及会稽王道子参军，后升中书侍郎，加振武将军，升侍中。入宋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后加特进、王师如故。卒谥“宣”。范晔（398－445），字蔚宗，南阳顺阳人（今河南内乡），范泰之子。南朝宋著名史学家、散文家。所著《后汉书》为上起汉光武帝、下至汉献帝的近两百年历史的宏篇巨著。范缜（约450－515），南乡舞阴人（今河南泌阳）。著名南朝齐梁时期哲学家、思想家和无神论者。著有《神灭论》，有人曾以升官诱惑他改变观点，他不“卖论取官”。范云（451－503），字彦龙，南乡舞阳人（今河南泌阳）。著名南朝齐、梁间重臣，政治家、诗人。历任侍中，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再迁尚书右仆射，居官能直言劝谏。逝世后谥号“文”。隋唐范履冰（？－689），河内人（今河南武陟）。唐朝重臣、史学家。知名于唐高宗，武则天执政后，出任宰相，并主持了大唐国史的修撰。后被诬坐举逆人，为酷吏所杀。范希朝（生卒年待考），字致君，唐河中虞乡（今>>

求大名县范姓由来，我爷爷叫范怀信，有家谱么？ ，

姓氏范的来源 范姓的始祖，可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圣君唐尧。尧的后世子孙，在舜、夏、商诸代，称唐杜氏。入周后，改封于杜，后被周宣王所灭，杜伯之子隰叔逃到晋国，被任为士师，并因官命氏而改姓为士。后其曾孙士会为晋国的上卿，食采于范，自此，士会的子孙便按照“以邑为氏”的习惯，以范氏为姓，一代代繁衍下去。《元和姓纂》就有记载：“帝尧刘累之后，在周为唐杜氏，周宣王灭杜，杜伯之子隰叔奔晋为士师，曾孙士会，食采于范，遂为范氏。” 以此看来，范氏的开基始祖无疑是晋国的士会了，其发源地为晋，既现在的山西。山西的范氏，以高平为盛大。晋时的高平，即现在的山西高平，它地处今山西南部，南临河南，西近陕西长安。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在世代的繁衍中，范氏逐渐南迁至中原和江南地区。

济宁市姓范的人最初来源于哪里 据资料考证，鲁西南支系最符合历史情况。济宁市姓范的人最初应来源于鲁西南支系，即今山东西部的金乡县附近济宁以南，郑县西北一带地区。

据范氏族谱载，唐信宗乾符元年（874年），由于中原战乱，河内范坤举家18口徙居浙江杭州，后移江苏南京，再徙至福建宁化，是为范氏入闽的始祖。至宋代，范氏称盛于福建，人才济济。范氏除在闽南一带发展繁衍外，又分出广东海阳、嘉应、梅州、大埔、长乐、陆丰、饶平等许多支派。从明末开始，闽、粤范氏陆续有人移居台湾，后来有的又进而迁至海外。

第一个渊源：源于祁姓，出自帝尧裔孙刘累之后，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西南夷，出自晋朝末期林邑王范文，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第三个渊源：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鄂温克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第五个渊源：源于其他各少数民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鲁西南支系： 即“六卿之乱”后，范氏流民在此所建的第二个“高平郡区”)。位于今山东西部的金乡县附近济宁以南，郑县西北一带地区。这是当时范氏流民在“六卿之乱”时为了避乱，集结而成的范家去系。约于公元前四世纪末所构成的支系。自此之后，变有较大发展。该郡已于晋代秦始元年，即公元二六五年改为山阳郡。

另，还有山东济宁嘉祥县范氏字辈，族训为“树圣广朝志,东明启好光”。

建议查询本家家谱，从而溯源寻本，找出本系范姓来源于何地。

范姓名人大全 春秋战国时的政治家范蠡

东晋时的范宁，撰有《春秋b梁传集解》

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范晔；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范缜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

南宋的福建农民起义首领范汝为，诗人范成大，荆湖都统范天顺；

明代有戏曲作家范文若；

清代有太傅兼太子太师范文程，乾隆时围棋国手范西屏；

太平天国将领范汝增，文学家范当世；

近现代有最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是范旭东。

当代基督教的领袖人物范承祖

当然他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取功名，而是通过读书提高见识或待考取功名后为国分忧。另外他遵从传统的宗法制度，超越家，重视族，坚持将光宗耀祖、赡宗睦族视为己任。其子范纯仁曰:“臣父仲淹，先任资政殿学士日，于苏州吴、长两县置田十余顷。其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谓之‘义庄’。一直以来范仲淹致力于修家谱,创义田,兴义庄,通过多种手段为范氏家族建立了一个多重架构的宗族福利保障体系。

其次，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若没有范氏子孙们的自觉认同，也很难造就这般荣耀。明末范凤翼在《复宗侄孙石夫孝廉书》中曰:“质老同宗同道,生平知己,何异同胞。”范景文亦有赠诗:“水木自吴天衍派,玺书专尚月为卿。同人应语偕忧乐,独往宁堪滞钓耕。”他们都是范仲淹的后世，从他们的字里行间能很明显地看出他们强烈的精神归属感。他们往往是通过家谱了解家族的历史渊源、迁徙轨迹和世系脉络，并以史为鉴——择其善者发扬光大，其不善者摒弃修正。

除此，不忘出身，重教守业也是一个家族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范仲淹生于贫寒之家，即使通过自身努力成为朝廷贵族，但人们常说“攻城容易，守城难”，家道中落的戏码时常发生，就连朝代都会更替，更何况是家族？范氏家族历代子孙严于律己，时刻保持危机意识并对前人的事情铭记于心。

范文正公家训不过百字：孝道当竭力，忠勇表丹诚；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过境。勤读圣贤书，尊师如重亲；礼义勿疏狂，逊让敦睦邻。敬长舆怀幼，怜恤孤寡贫；谦恭尚廉洁，绝戒骄傲情。字纸莫乱废，须报五毂恩；作事循天理，博爱惜生灵。处世行八德，修身率祖神；儿孙坚心守，成家种义根。

虽然只有区区百字，其中蕴含的真谛是无穷的，总的来说，它是在告诫后世要不断学习，不忘出身，完善自我，积善行德。

第一段原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释义：

庆历四年的春天，滕子京被降职到巴陵郡做太守。到了第二年，政事顺利，百姓和乐，各种荒废的事业都兴办起来了。于是重新修建岳阳楼，扩大它原有的规模，把唐代名家和当代人的诗赋刻在它上面。嘱托我写一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情。

越，到了，及。政通人和：政事顺利，百姓和乐。政，政事；通，通顺；和，和乐。这是赞美滕子京的话。废，这里指荒废的事业。具，通“俱”，全，皆。兴，复兴。

出自：宋 范仲淹《岳阳楼记》

主题思想：

这篇文章叙述了事情的本末源起，通过描绘岳阳楼的景色及迁客骚人登楼览景后产生的不同感情，表达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胸襟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

作者轶事：

龙图老子

宝元元年至庆历三年（1038年—1043年）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经略西线边防，改革军事制度、调整战略部署，构筑以大顺城为中心、堡寨呼应的坚固防御体系，西北战线固若金汤，夏人不敢犯。

西北边陲谣曰：“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羌人称范仲淹为“龙图老子”；夏人称其为“小范老子”，认为“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

人物纪念：

2006年10月28日，坐落于苏州天平山的范仲淹纪念馆新馆正式落成开放。

新馆建在原范仲淹祠堂西侧，为宋代建筑风格，采用了庭院式厅堂布局，分三厅一廊一房，总面积达600平方米。

其中北厅为序馆，主要是范仲淹的生平简介、范氏家谱等内容，中厅重点介绍范仲淹一生的功绩，南厅则展示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有范仲淹所作的辞赋、散文、诗词、书画及各地研究范仲淹的专著、论文等。

另外，附房展示了漆雕“万笏朝天图”和“高义园世宝”，走廊的墙上还布置了16幅瓷板画，以连环画的形式来展现范仲淹的一生。

范仲淹是北宋名臣，也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范仲淹少年时经历坎坷，父亲在他幼年时去世，母亲改嫁长山朱氏。此后范仲淹苦读诗书，成为参军才接回母亲，并且改回本名。应该大部分的朋友都不太清楚范仲淹的“仲淹”是什么意思，古人取名字都会赋予各种含义，范仲淹也不例外。那这次就为大家讲讲有关范仲淹名字的秘密，还有他一生的经历，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范仲淹是我们熟知的宋朝名臣，不仅仅是他写出闻名天下的《岳阳楼记》，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更因为他文能写红一座楼，武能镇住一个国，范仲淹成为文臣武将效仿的典范，他的谥号是文正，能够担得起这个谥号的大臣，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数的过来的。

范仲淹年幼的时候生活条件并不好，但是他通过自己的努力中进士，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参政的过程中，范仲淹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在他的方针政策下，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镇住了一直不安分的西夏，元昊不得不向宋称臣，不敢侵犯大宋的边境，1043年，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发起“庆历新政”，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并藉以达到节省钱财的目的，不过新政触犯守旧贵族官僚的利益，于是他们纷纷阻扰，不久后，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邠州、邓州、杭州、青州，最后在上任颍州的路上去世，终年64岁。

范仲淹一生的成就想必很多读者都或多或少了解，但是在范仲淹成长的过程中有一段不太为人知的冷历史，就算史书中也是记录寥寥，那就是范仲淹曾经有个名字叫朱说(yue)，他中进士的时候也是用的这个名字，直到他成为朝廷大臣才认祖归宗的，该名为范仲淹的。

汉唐名臣后代，家道破落，生活困苦

范仲淹也是名臣的后代，只不过到了他这一代，因为遭遇到变故，所以才没落了，范仲淹的亲生父亲是范墉，他历仕武德武信武宁三军节度、掌书记、赐绯，初赠尚书、刑部郎中、太子少师，加赠太子太师、累赠太师、周国公，不过他服务的不是唐朝，而是五代十国中的吴越国，跟随钱俶归入北宋，官至武宁军节度使。而其先祖更是唐朝宰相范履冰，在追溯远一点的话，他的祖先是范滂，东汉时，举孝廉，历任清诏使、光禄勋主事，江夏八俊之一，可见范仲淹也是名门之后。

在范仲淹只有两岁的时候，范墉突发疾病身亡，范仲淹的母亲不是正室，这点在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但是在《范氏家乘》特别是苏州范氏总谱可知，范仲淹有两位母亲：嫡母陈氏，庶母谢氏，而范仲淹实为庶出。范仲淹的父亲死后，其嫡母陈氏带着自己所生的仲温兄弟回了苏州老家。

而范仲淹母子作为侧室庶子，在范家其实已无立足之地，同时谢氏的家境不像陈氏那么好，因此就变的很无助，于是谢氏被迫改嫁，除了穷以外，还在于她的侧室身份。

谢氏改嫁的是山东长山(现在山东邹平)朱文翰，由于是改嫁过来的，因此范仲淹的名字也就改了，改成了朱说，朱文瀚是长山县令，谢氏改嫁过来之后依然不是正室，而是侧室，因为朱文瀚已经有初氏，并且生有儿子，这也是在家谱中有记载的，只不过家谱中并没有记载初氏是不是活着，但根据范仲淹的遭遇来看，初氏是活着的。

偶然得知身世，范仲淹发誓要认祖归宗

史书并没有记载朱文瀚对待范仲淹的态度，但是从记载来推断，朱文瀚对范仲淹应该是不差的，如果对范仲淹很差的话，史书肯定会记上一笔的，谢氏改嫁的时候范仲淹还小，并不知道自己原来姓范，但是朱文瀚的儿子却暴露了范仲淹的身世。

事情是这样的，从小过惯了节俭生活的范仲淹，看不惯朱家兄弟的奢侈浪费，忍不住多次规劝，朱家兄弟不但不听，还冷冷地回敬他：“我们花的是朱家的钱，关你何事”这时范仲淹才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不甘心再居人篱下，下决心脱离朱家独立生存，不过这个时候的范仲淹是没有能力的，因为他和母亲是嫁入了朱家，所以范仲淹也只能暗暗发誓，等考取了功名，一定要认祖归宗。

于是范仲淹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南都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范仲淹刻苦读书，五年都没有脱衣服睡觉，为了节省开支，他坚持每天只煮一碗粥，冷却后划为四块，然后撒一点盐和菜末，每天早晚各吃两块，这就是文坛上流传甚广的“划粥断齑”的故事。

功夫不负有心人，1015年)，范仲淹以“朱说”之名，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为进士，就当时的情况来，范仲淹名义上不是寒士，但过的是寒士的生活。

不过范仲淹并不能马上认祖归宗，他的级别还不够，知道他当上节度推官才推动这一事情，宋史本传称：范仲淹“举进士第，为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迎其母归养;改集庆军(今安徽亳州)节度推官，始还姓，更其名”。

另外范仲淹的墓志铭也记载了此事，他的墓志铭为富弼所做《范文正公墓志铭》：“公既长，未欲与朱氏子异姓，惧伤吴国(按，其母谢氏赠吴国夫人)之心，姑姓朱;后从事于亳，吴国命，始奏而复焉。”，这事兹事体大，范仲淹也是奏明皇上，得到宗族的认可才真正认祖归宗。

范仲淹取名仲淹的含义

那么，当年的“朱说”究竟为什么更名“范仲淹”而不是范说呢其实留给范仲淹的选择很小，首先姓氏是不能改的，其次就是仲字也不能改，因为是范家既定的辈分，留给范仲淹的只有最后一个字。

最后一个字留给范仲淹发挥的空间也很小，因为宋人取名有一习惯：亲兄弟小排行常从汉字同一部首中选取。既然范家兄长仲温等取名从“氵”，那么他也只能从“氵”。“氵”部可选字甚多，让他最为满意的，应该就是这个“淹”。为什么因为范仲淹选择了这个字，这个字义兼褒贬，一方面，淹迟、淹泊、淹没、淹留、淹滞、淹塞、淹蹇等等，最能反映他的坎坷不幸;另一方面，淹贯、淹通、淹识、淹博、淹该、淹雅、淹穆、淹华等等，最能代表他的志向追求。

通过这个字，既能反映范仲淹苦难的过去，又能表明范仲淹的志向，可谓一语双关，范仲淹也是用心良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