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民间百姓对权贵集团怨声载道，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叫 “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兄妹孔家财” ，很是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掏空近代中国国库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其中孔家的代表人物孔祥熙，既是蒋介石的大姐夫，又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家族十分显赫。

作为国民党的高官，孔祥熙还有一个身份更让人津津乐道——万世师表孔子的第75代“祥”字辈孙子。 奉命出访时，外国人的报纸也喜欢大肆渲染一番。孔子闻名全球，而咱们这位贵客孔部长，是中国圣人的后裔，国际国内对这一身份的宣传，让孔祥熙倍感尊荣。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直到1930年孔府重新修订族谱，才将孔祥熙的名字载入其中。而在修订族谱的过程中，老孔还捐了一笔钱，这就更使人怀疑其中藏有猫腻了：

是孔祥熙发达了碰瓷孔子，找个显赫的先祖，硬往自己脸上贴金么？

清王朝的土崩瓦解的那一年，孔祥熙的老父亲 孔繁慈 撒手人寰。孔繁慈是读书人，山西太谷县人。奈何屡试不第，尤其在晚清取消科举考试之后，只能以贡生的身份，做了个教书匠。

民国肇始，老孔悉心培养的小孔，将在未来几年，一飞冲天。

1890年以前，孔祥熙一直跟着父亲孔繁慈学习儒家经典，之后才进入一所外国教会创办的新式学堂华美小学。

抛弃旧学拥抱新学，学贯中西并且最后顺利留学，这一番机缘巧合和他10岁时的一场病颇有渊源。

那年孔祥熙患上了腮腺炎，吃了大半年中药毫无好转迹象，只好求助于西医，由此结识了外国传教士，并最终变成了一个基督徒。

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归来后，孔祥熙一边办学一边经商，因为头脑灵光和人脉广泛，收入丰厚。

举个例子，1912年时，孔祥熙争取到了壳牌煤油在山西省的独家代理商资格，那时候老百姓普遍使用传统的油灯，烟大不说而且照明效果差。如何鼓励老百姓都改用煤油灯，来买自己公司的煤油呢？孔祥熙的办法在那时堪称一绝： 凡是来买煤油的，达到一定数额，就送一盏全新的煤油灯 。很快顾客纷至沓来，山西的家家户户几乎都用起了煤油灯。

这只是孔祥熙生财有道的一个小小缩影，总而言之，短短几年他就已经是极为成功的商人了。1913年以后，孔祥熙奔赴日本，在这里为孙中山出钱出力，还结识了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宋霭龄，并于次年成为了孙中山乃至于后来的蒋介石的连襟。 ——当然了，也由此先后被孙中山和蒋介石视作自己的心腹。

随着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日益稳固，孔祥熙也摇身一变，从一个商人变成了国府要员，先后出任实业部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重要职务。这个昔日的买办商人，也由此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官僚资本家，强悍的吸金能力，在四大家族中拔得头筹，被百姓咒骂为“国蠹”，即国家的蛀虫。

那么，如此显赫的一位国民党高官，为何又突然有了一个孔子第75代孙的身份呢？

按照孔祥熙方面的说法，他的先祖在明朝末年从山东曲阜迁徙到了山西太谷，由于离大宗越来越疏远，几代以后他家这一支系便无人过问了。孔府自乾隆以后就没有重修族谱了，因此好些代子孙就这样湮灭于 历史 ，没能进入孔府的族谱当中。

孔祥熙是“祥”字辈的，父亲孔繁慈是“繁”字辈的，这个和孔家的字辈排行保持一致。他也曾从父亲的口中，得知自己确实是孔子后代，且同样是第75代“祥”字辈子孙。

不过，孔祥熙自己说了不算，还必须让孔府承认才算权威。

民国初年，孔祥熙在山东曲阜办事，结识了 孔府八府老爷子的长孙孔祥勉 ，俩人都是一个字辈的，分外亲近，于是孔祥勉应承下来，帮忙核实孔祥熙是否是孔子后裔的事情就包在了他的身上。

孔府八府是什么？原来衍圣公死后，他的嫡长子会袭封衍圣公的爵位，居住在孔府内。而他的弟弟们就只能搬出去分家住。就这样形成了各个府。相比于孔府，他们虽然也是显赫世家，但是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远远不如。

根据孔祥熙的自述，他的父亲叫 孔繁慈 ，祖父叫做 孔庆丰 ，再往上的几代不清楚，但能追溯到有个当县令的祖宗叫 孔宏问 ，生了两个儿子 孔闻钦和孔闻美 。于是孔祥勉回家里拿出保存的家谱仔细查看，终于发现了孔弘问和他的儿子们的名字。

孔祥勉仔细核对后的结论是，孔祥熙的确是孔氏家族的后裔，他的先祖属于孔氏“六十户”当中的 “纸坊户” ，孔祥熙的确是“祥”字辈的孔子第75代孙。

那么问题来了，“纸坊户”又是什么玩意？

原来在清朝康熙年间，孔子后人光是男丁就已经超过了两万人。孔府再大也塞不下几万口人住着，事实上他们也早已分家，在山东曲阜城内城郊四处开枝散叶。当时就根据他们搬迁后所住的地方名，命名了他们的户头。大户多达数千人，小户则只有三五百人。

得到了孔子家族的确认，自此以后孔祥熙自称孔子后人更有底气了，也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他是孔子第75代孙的身份。为了表示对孔祥勉的酬谢，得知孔祥勉是个工程人才，孔祥熙特意托人买了一份德国顶尖工程师的设计图纸，送给他参阅。

1928年时，全国已经推翻封建制度，成立共和政权多年了。 社会 上对于孔子家族后代依旧当着“衍圣公”颇有微词。

孔子死后，孔家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作为儒家代表的孔子及其后裔，就得到了无上尊荣，被历朝历代的政权不断加封，爵位也水涨船高，到了北宋时期直接成为了“衍圣公”。

除了拥有极高的政治地位，还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孔府占地面积广阔，名下还有不计其数的田地宅院，整个家族也因为有个好祖宗孔子，香火旺盛绵延两千多年。

在革命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晚清，“衍圣公”家族无疑是封建制度的代言人，哪怕是个吉祥物，也是站在封建制度那边的。到了民国时期，皇帝都没了，你怎么还能当“衍圣公”呢？

1935年，民国政府改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德成为 “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当然了，这是后话了。

摆在衍圣公家族面前最大的难关，从来不是什么虚头巴脑的封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1928年蔡元培率先向孔府开火。

蔡元培丢出的王炸是 《改革曲阜孔林办法》 ，他认为衍圣公家族和民国格格不入，应该进行改革。孔家的衍圣公封号应该取消，孔府占有的广大良田和一些特权应该被收回。老蔡还算是个厚道人，提出了对孔府的财产四六分的建议，政府收回六分，留下四分养活孔府嫡系的子孙后代。

民国靠的不是什么儒学，衍圣公这个封号名存实亡，所谓的政治地位孔府也不奢望了。但是蔡元培这个动议，真是要了命了，一锄头锄在了孔府的钱袋子上。

若按照这么个改法，孔府的经济收入无疑锐减，换做是谁都不可接受，再开明的人也不行。

为了阻止蔡元培的这个提议通过，孔府不断动用各种金钱关系上下活动，但收效甚微。眼看就要接受现实了，突然天降猛男，帮助孔府力挽狂澜。

这个人是谁呢？正是不久前刚确认孔子第75代孙的孔祥熙。

在国民党高层会议中，孔祥熙对这提案表达了不同意见，他觉得这样处理太过激进，很不合时宜。

孔祥熙为孔府衍圣公家族辩解说，他们的田地宅院都是历朝历代的中央政府赏赐的，不好没收，对于孔府放高利贷、兼并土地、压榨贫农的恶行避而不谈；孔祥熙还说，衍圣公家族是有着两千多年 历史 的大家族，受到历朝历代的尊崇。国民政府也应该这样，对孔子家族取一种尊重的态度，倘若逼得孔府上下鸡飞狗跳，会为政府招来国内外的种种非议。

经过孔祥熙的阻止，这份提案便从即将执行变成了束之高阁。 毫无疑问，孔祥熙成为了孔府的救命恩人，成为了当时孔子家族最有出息的好儿孙。

1930年的时候，衍圣公孔德成决定重新编修族谱。上一次的编修还是在乾隆年间，过去了二百多年，添丁不少，也是时候了。

当时许多孔子后人都捐钱帮助重修族谱，孔祥熙也是大手笔， 直接捐了1000银元 ，还动用自己的关系网，帮助找寻失散的孔子后人支系。

这一次的族谱修订完成后，孔祥熙的名字也正式载入衍圣公家族的族谱，在“纸坊户”这一卷当中，将近六成的版面全都用来记载孔祥熙这一支的事情。自此，孔祥熙坐实了自己是孔子第75代孙的身份。

1943年，孔祥勉的儿子在重庆结婚，邀请孔祥熙当证婚人。孔祥熙在婚宴上说起了孔祥勉帮助自己查实身份的过往，还讲述了孔子后裔身份带给自己的尊荣。说他1937年初以特使身份出访英国，参加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时，当地报纸都拿他孔子后裔的身份来作宣传。

还有一幅漫画，说比起英国皇室的家族谱系，这位孔特使的家族就好比一棵参天大树，前者不过是一朵小蘑菇罢了。

不管是孔祥熙的个人说辞，还是孔子家族正式确认，似乎他孔子后代的身份都难以动摇了。

然而很多人却一直怀疑，这背后并没有什么 历史 事实，而不过是双方的利益交换罢了。

还有人觉得，孔祥熙是因为纵横商海而后官运亨通，便希望掩盖自己祖上并不显赫的过去，硬给自己找了个大家族挂靠着，处心积虑地证明自己是孔子的后代。

毕竟孔氏“纸坊户”跟孔子的血缘没多亲近的关系，而且“纸坊户”定居与山东曲阜附近，而你孔祥熙家族一直住在山西呀！

所谓的和孔祥勉核对了自己的某个先祖，谁知道是不是你俩一看族谱，看哪个合适就挑了哪个？

孔祥熙为衍圣公家族“仗义执言”，衍圣公家族投桃报李，这似乎更能逻辑自洽。此外，孔祥熙捐出去的那1000大洋， 更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属于花了钱把自己写进的族谱？

这么说，那就是孔祥熙攀附衍圣公家族这根高枝咯？

可是笔者认为，在民国时期，孔祥熙和衍圣公家族两个放在一块，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衍圣公家族是昔日的高枝，眼下最粗壮的高枝分明是孔祥熙。所以，说孔祥熙攀高枝，似乎并不合适。

倘若孔祥熙入衍圣公家族族谱的事情，确实有悖于 历史 事实而藏有猫腻的话，那么这更像是双方在互取所需。

孔祥熙位高权重财源广，缺的就是个名人后裔的光环加持。而在风雨飘摇的民国，衍圣公家族也需要一个可以紧紧抱住的大腿，以求保全整个家族的利益。

当家产的即将被没收走60%的时候，当整个家族乱作一团毫无办法的时候，一个有能力改变局面的人，不但无偿相助，还乐意当你家孙儿，谁又能拒绝呢？

　　宋濂，字景濂。出生于金华潜溪（今金东区 傅村镇），后举家迁居浦江青萝山。少时就学于金华闻人梦吉。后慕名至浦江东明精舍从吴莱学，又游学于柳贯、黄溍之门。至元二年（1336），应浦江义门郑氏之聘，讲学于浦江青萝山下东明精舍。前后主讲席20多年。曾任浦江月泉书院山长。元至正九年（1349），被荐为翰林院编修，以亲老辞谢，隐居龙门山著书讲学。

　　至正十八年，朱元璋攻取婺州，开郡学，聘为五经师。次年，应征至应天（南京），任江南儒学提举，授太子经，修起居注。常侍朱元璋左右，以备顾问，明洪武二年（1369），任《元史》总裁官，书成，升翰林学士。四年，调任国子司业，次年升赞善大夫。太祖征召四方儒士，择少年俊异者入宫中文华堂肄业，命濂为师。六年升侍讲学士，知制诰兼修国史。十年，致仕归里。

　　宋濂勤奋好学，著作甚丰。系明代“开国文臣之首”。著有《孝经新说》、《周礼集说》、《潜溪集》、《萝山集》、《浦阳人物记》等。后人将其诗文合辑成《宋学士全集》75卷。文章不仅风行国内，当时在高丽、安南、日本等国亦广为流传。

　　如今有两部宋濂后裔宗谱《长陵宋氏宗谱》（今兰溪市横溪镇宋宅、大斯等村宋濂孙宋怿、曾孙宋信后裔）和《潜溪宋氏宗谱》（横溪镇下溪前村宋濂孙宋恺后裔），写成《宋濂后裔祖籍考》在《浙江日报》、《古今谈》和《兰溪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0年5月出版的《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中又发现了一部宋濂孙宋愠后裔宗谱《京兆宋氏宗谱》（兰溪），这破解了宋濂孙宋愠的下落不明的千古之谜，此对于研究宋濂生平以及浙东学派等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据介绍，该宗谱为清宋永坛等纂修，清道光19年（1839）木活字本，1册，存卷1-5。

　　宋濂后裔祖籍考

　　宋濂始祖为宋宪，唐时自京兆迁吴兴，继迁婺州乌伤（义乌），而金华，而浦阳。始迁祖愠，明洪武间自浦阳避居兰溪，家于城南15里横山乡聚凤岩。明名臣宋濂出于是祖。卷一凡例、家规等，录有明方孝儒撰《潜溪先生祭文》，卷二像赞，余卷载世系、世谱等。该宗谱现藏于上海图书馆。从宋濂后裔故乡兰溪宋宅传来消息，他们将联合所有的宋濂后裔和有关部门修葺“宋氏家庙”，筹建宋濂纪念馆，相信这一部宋濂孙宋愠后裔宗谱《京兆宋氏宗谱》的发现，对此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最近出版的《浙江家谱总目》共收五部宋濂后裔的家谱。

　　其提要分别如下：

　　一、[兰溪]浦阳长陵宋氏宗谱：十六卷/宋安成编纂—1945年三近堂木活字本—16册—书名据书名页题—12修本 始祖：伯成，宋代自严州府城（今建德市梅城镇）公村村迁居浦江县邑城（今浦阳镇）。始迁祖：信，明建文年间（1369～1402）自浦江县邑城迁居本邑长陵村宋宅自然村（今兰溪市横溪镇宋宅村）。本谱始修於清顺治十一年（1654）。世系修录至第七十九世，排行字为文。本支派排行字自四十一世起：亚庆芳昌万福俊殷富道安泽连玭清洪庸荣乾杰仁圣祯祥瑞雍熙福寿隆慈和积善厚忠孝显文宗。卷一：源流、谱序、图像、年表；卷二：传赞、议约；卷三、四：世系图；卷五～十五：行传；卷十六：坟图、助约。珍贵史料：议约、助约。收藏单位：兰溪市横溪镇宋宅村宋其信、宋来今

　　二、[金华]金华上目宋氏宗谱：□□卷—1927年木活字本—6册—存卷一～六—书名据卷端题 始祖：宪，字秉彜，唐武德年间（618～626）自京兆府城（今陕西西安市）迁居浙江吴兴府城（今湖州市）。始迁祖：恺，行传，宋代自浦江县迁居金华县（今金华市金东区）芝麻山头村（今属赤松乡）。世系修录至第二十四世，排行字为信。本支派排行字自六世起：传曾寿庆瑞华昂惟荣祥皋嘉彬美仁义礼智信。卷一：墓图；卷二：世系图；卷三～六：行第。

　　三、[兰溪]潜溪宋氏宗谱：四卷/宋学炳等编纂—1923年同乐堂木刻本—4册—书名据书名页题—10修本 始祖：宪，字秉彜，唐武德年间（618～626）自京兆府城（今陕西西安市）迁居浙江吴兴府城（今湖州市）。始迁祖：瓒，明洪武十三年（1380）自浦江县感德乡孝门桥村（今属郑宅镇）上寿罗山自然村迁居本邑通化乡樟树潭村（今兰溪市横溪镇下溪前村）。本谱始修於明代。世系修录至第三十二世，排行字为常。本支派排行字自十八世起：恺悌纯怀允恭克让系厚熙伦纪纲常。卷一：谱序、谱记、像赞、行状；卷二：世系图、宅图、祀产、议约；卷三：行传引、行传；卷四：行传。

　　珍贵史料：议约。 收藏单位：兰溪市横溪镇下溪前村宋永剑

　　四、浦江宋氏宗谱：十四卷—1945年木活字本—14册—书名据封签题—10修本 始迁祖：子啜，明嘉靖年间（1522～1566）自浦江县通化乡长陵村宋宅自然村（今兰溪市横溪镇宋宅村）迁居本邑觉寺村（今前吴乡宋宅村）。本谱始修於清顺治十一年（1654）。世系修录至第三十一世，排行字为寅。本支派排行字自十七世起：子文大国登家承祖德元士绍其贤寅恭怀辅佐希遇乐良田。卷一：家宝、谱序、祖像、墓志铭、谱例；卷二：像赞、传略；卷三：像赞、传略、寿序、诗文；卷四：祭仪、祭约、助银、田产、墓图、坟图；卷五、六：世系图；卷六～十四：行传。

　　五、[松阳]朱竹京兆郡宋氏宗谱：二卷—清宣统三年（1911）木活字本—1册—存卷二—3修本 始祖：韬，濂第三子（笔者按：此处估计记载有错误，其可能是宋濂的后裔），明永乐年间（1403～1424）自浦江县迁居松阳县宋村村（今三都乡呈回村）。始迁祖：回一，明正统年间（1436～1449）自松阳县宋村村迁居本邑朱竹村（今属三都乡下田村）。本谱始修於清咸丰六年（1856）。世系修录至第十八世，排行字为正。本支派排行字：回记成俱二（显）叶道子恒文万士有运显（礼）嘉承正起元道德仁礼智。卷二：世系。 收藏单位：松阳县板桥畲族乡大毛科村宋华发

谢姓主要有两个来源：任姓和姜姓。传说中任姓谢氏至少已有3500年的历史了，在“夏商周”三代之际几乎湮灭。姜姓谢氏已有2800年的历史了，发源于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金华东西谢营村，尊奉炎帝（姜姓）第六十三世申伯（西周末年）为得姓始祖。

谢姓最早活跃于河南南部。楚人灭申并迁谢姓族人于淮河上游，从此，谢姓族人开始了南迁的历程，春秋时期，谢姓已经迁到山东、湖北、湖南等地。战国时，扩展到四川和贵州并汇容到当地的少数民族。汉晋时谢姓已播迁到陕西、云南、贵州、江西、浙江等地。

三国至南北朝时，谢姓家族成了天下最著名的家族之一。唐朝时，谢姓始入福建。到明朝开始进入广东，并且发展到台湾，成为东南地区的名氏大姓。

扩展资料：

谢姓，发源于河南，申被楚灭后，楚把谢姓人一部迁到淮河上、中游一带，后又把其中部分再迁到今湖北武当山东南的荆山，楚国亡后，谢姓一部南迁潇水流域，一部入重庆涪陵。

汉魏时期，原潇水谢姓的谢夷吾发迹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一带，后裔谢嫁女于孙权，使自己的家族变为皇亲国戚；而中原的谢缵与其子孙均显贵于曹魏。

两晋南北朝时期，以陈郡阳夏（今河南省太康）谢衡为代表的谢姓人（谢缵后裔）从北方渡江南下，东山会稽派始祖谢衡迁会稽始宁，其子谢鲲迁豫章（今江西省南昌），谢鲲弟谢褒，因担任会稽郯县令而迁居郯县（今浙江省嵊县）。

这支谢姓显贵于东晋南朝，侨居于江浙三吴，以谢安、谢石、谢玄、谢琰为代表，并且使得原分为南北的谢姓获得了新的交流，同时阳夏还有一支谢姓迁康乐（今江西省万载县东），又有谢姓北上西迁至陕西冯翊郡，南迁居四川成都、彭水、云南永昌一带。

隋唐五代时期的谢姓在以前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发展，其中谢夷吾和谢缵的后代都在东南沿海地区或中原一带进一步繁衍播迁，唐僖宗时，谢衡后人中还有一支迁江西宁都。宋时，有会稽山阴谢夷吾之后迁居福建长乐，以及嵊县、上虞等地。

至元明清时，南方各省的谢姓人，发展势头远远超过北方，并诞生了许多知名人物和著名家庭，江西宁都的谢新（谢衡后裔）随文天祥收复梅州后，任梅州令，谢新之子谢天佑，定居梅州福乡，成为谢姓在闽、粤之地的开基始祖。

谢姓入台，始于明末，同时也有谢姓人迁吕宋（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地，清同治年间，有广东南海丹山的谢姓迁美国旧金山……，至此，谢姓人广布全国各地。

-谢姓

第二次宋蒙战争

第一次宋蒙战争结束后，抗蒙名将孟珙、杜杲相继病逝，实乃南宋一大损失。而蒙古在完成了对南宋的大包围后，于1258年发动了第二次宋蒙战争。蒙古大军共分三路，中路军由蒙古大汗蒙哥亲自率领，南下四川、直扑重庆，南路军从云南出发，经广西，直扑长沙，北路军由忽必烈率领，直扑鄂州（今武汉）。三路军计划在鄂州会师，然后顺江东进，直取临安，企图一举灭亡南宋。

由大汗蒙哥率领的中路军是三路军的主力，开始的时候进展非常顺利，一举攻克了成都，此后宋军节节败退，四川大部失守，蒙军顺嘉陵江南下，妄图攻占重庆。合州位于重庆北边门户，抗蒙名将孟珙曾在这里经营过，并在合州旁的钓鱼山修筑堡垒以加强合州的防御能力。孟珙死后，其部将王坚也不敢怠慢，一直在加强防守，因此，当1259年蒙哥率领的蒙古军来到合州后，马上就遇上了挫折，此后，双方在合州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相持了几个月，蒙古军一直不能前进半步，心情焦急的蒙哥亲自率兵攻城，被石炮击中，当晚死在营中，中路军士气低落，只得撤退。

忽必烈的北路军也久攻鄂州不克，而忽必烈又急于回国抢夺汗位，正好南宋权臣贾似道背着朝廷前来议和，正中忽必烈下怀，双方签定议和协议后，忽必烈便率蒙古军撤退争汗位去了。至1260年，所有入侵南宋的蒙古军全部撤退，第二次宋蒙战争以蒙古大汗蒙哥战死，三路大军无功而返告终，但贾似道私自与忽必烈议和，为以后埋下了祸根。

蒙古内乱与南宋奸臣当道

蒙古大汗蒙哥战死于合州后，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争汗位打了起来，1260年，急忙从鄂州前线赶回来的忽必烈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分别在开平和蒙古国首都和林自称大汗，双方因此展开了长达四年的内战。1262年，掌管山东的汉族军阀李檀又起兵反叛，并与南宋取得联系，蒙古局势一时非常混乱。

蒙古内乱本来是南宋的好机会，可是南宋这几年都干了些什么？奸臣贾似道本是市井一混混，凭借外戚身份，竟位极人臣，专横跋扈。在鄂州前线，本来忽必烈急于回蒙古争汗位，南宋是掌握主动权的，而贾似道竟私自与忽必烈签定对南宋极其不利的和约。回临安后，其又编造打败忽必烈的谎言，更博得皇帝的信任。贾似道此人外强中干，表面嚣张，内心非常惧怕蒙古人。其残害正直的大臣，尤其是一些抗蒙将领都被他关进了监狱，抗蒙名将向士璧、曹世雄更是被贾似道害死在狱中。而在迫害忠良的同时，贾似道又大肆提拔那些只会阿谀奉承的所谓心腹，用这些庸才来代替被害忠良的位置，从而完成了对南宋军政各界一次致命的大换血。

趁蒙古内乱和贾似道营造的太平气氛，杭州的君臣又过起了醉生梦死的生活，岂料大难即将来临，南宋之亡，始于贾似道。

襄樊保卫战

忽必烈平定李檀叛乱后，于1264年又彻底击败阿里不哥，从而结束了蒙古4年的内乱。而反观南宋，在贾似道一手遮天下，名将被杀，军政日趋腐朽，于是，忽必烈将灭亡南宋作为头等大事。也就在这个时候，南宋四川守将刘整见其他将领被害，为求自保，率所部向蒙古投降。刘整本为孟珙部将，深得孟珙所传，而其所部水师更是精悍，也因此，蒙古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水师。而后，为表忠心，刘整又向忽必烈提出了先取襄阳，再攻临安的亡宋战略，被忽必烈采纳。

1268年，蒙古以阿术为主将、刘整为副将率领蒙古军队和降蒙的南宋水师攻打襄樊，襄樊保卫战拉开序幕。 襄樊自1239年被孟珙收复以来，一直被南宋苦心经营，城防坚固，兵多粮足。蒙古军开始进攻重点是樊城，用尽各种办法，都无法破城。

1271年，忽必烈又从四川增兵，襄樊两城所受压力越来越大，到1272年，襄樊已被围五年，粮食已基本耗尽，但两城军民依然斗志昂扬，元兵始终无法破城。同年，南宋大将李庭芝派张贵、张顺率3000士兵，携带城内急需物资，成功突破元兵的包围，冲进了襄阳，这是五年内第一支进入襄阳的援兵，极大鼓舞了全城军民的士气。此后，襄阳宋军与外围的宋军取得联系，双方约好共同夹击元军。只是有叛徒向元兵投降，出卖了这条计划，致使襄阳宋军遭到元军埋伏，损失惨重，再也无力反攻，至此，襄樊保卫战对蒙古已是极为有利。

1273年，元军终于攻破了樊城，守将范天顺、牛富自杀与城共存亡。襄阳已孤立无援，守将吕文焕向元朝投降，历时6年的襄樊保卫战以失陷而告终，南宋的门户彻底打开。

临安失陷

早在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就自称皇帝，改国号为大元。1274年，忽必烈下令20万元兵自汉江入长江，沿长江东下，一路上南宋将领或者纷纷投降，或者望风而逃，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到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下，而南宋各地官僚将领只求自保，勤王之师甚少。最终，谢太后带领小皇帝宋恭宗投降，元军占领临安，南宋气数已尽。

思州田氏，是贵州历史上四大土司之一，而且是四大土司中势力范围最广的土司。在元朝和明朝初期，思州田氏占据了今天的铜仁、黔东南大部分地区，其面积大约是现在贵州省的三分之一。史学有“思播田杨，两广岑黄”的说法，足见当时思州田氏的地位重要。而在贵州历史上，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1413年，思州土司被废除，成为了贵州建省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思州田氏的来源

关于思州田氏的来源，历史上有不同的记载。嘉靖《贵州通志》记载思州田氏的始祖是从田克昌，在唐朝进入了思州，“唐有天下，田氏始祖克昌陟巴峡，绝志宦游，从事商贾，遂卜筑思州”。而《思南府志》则记载为隋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太守，后陟居巴峡，唐高宗时，其四世孙田克昌卜筑思州。”这又将思州田氏入黔的时间推移到了隋朝。不仅如此，田氏的家谱还将思州田氏和齐国田氏相联系。

在史料选择上，个人觉得地方方志只能作为官方史书的补充史料，其可信度是比不上官修史料的。《贵州通志》和《思州府志》认为田氏来源于中原，这是受到田氏攀附中原大姓的影响。同样的，播州杨氏和水东宋氏都会将自己的族谱和中原的豪门大姓联系，实际上，这些土司基本都是地方的传统势力。

通过官方史料可以得出，思州田氏来源并非汉族，而是少数民族。从宋代诸籍的有关记载看,田祐恭应非汉人。《舆地纪胜思州》云:“徽宗即位八年，西南夷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成书于南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思、黔州巡检田祐恭，本思黔夷，所部土丁药箭手，悉其种族，轻捷习山险,知夷中事”。由此可见，思州田氏始祖就是当地的少数民族。

通过官修史书也可以证明，田氏的祖先很早就活动在乌江下游和武陵山一带。《南齐书蛮传》云:“永明初，向宗头与黔阳蛮田豆渠等五千人为寇”；《周书李迁哲传》又云:“黔阳蛮田乌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为百姓患”。

可见早在南北朝时期，田氏就在此活动，被成为黔阳蛮，并且常常入寇周边地区。《周书蛮传》、《北史蛮传》记载田氏是当地最大的势力之一，云“有冉氏、向氏、田氏陬落尤盛”，他们常常称王称侯，占据三峡地区，阻断水路交通，进行抢劫活动。

隋朝建立后，田氏首次归顺于朝廷，隋朝在此设置了奉州，后来改为黔州、黔安郡。《元和郡县志》载:“黔州……本汉涪陵蛮田思鹤以地内附，因置奉州，建德三年，改为黔州，隋大业三年，又改为黔安郡。”《思州府志》记载，田宗显在隋朝开皇二年（482）被派遣来征讨黔州的蛮夷，接着被封为“黔州刺史”，这实际上就给了田氏抹去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并且和中原田氏攀附上了关系。

唐朝建立后，田氏首领田惟康归顺，被册封为了黔潭二州节度使，到田阳明时，被册封为了黔州都督府大总管。可见田氏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大，不过终唐朝一带，田氏的势力始终局限在乌江下游一带，该时期不能叫做思州田氏，只能叫做“黔州田氏”。

二，宋元时代的思州田氏：走向鼎盛

思州之名，最早出现在唐朝。唐贞观四年（630年），设置思州，治所在务川县（今沿河），其管辖范围主要在渝东南和黔东北一角。宋朝时期，田氏势力开始强盛起来，控制范围从扩展到了今天的整个铜仁地区，而原本的思州也从务川（沿河）迁徙到了乌江中游的新务川（今务川县）。

《方舆胜览》记载:“大观元年（1107），蕃部长田祐恭愿为王民，始置思州。”南宋之交，田氏的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其首领田祐恭不断向黔南一带发展，“诸夷落皆降，拓土环二千里”，当时的贵州城（贵阳）也一度被其占据。1119年，田佑恭被册封为了贵州防御史。

元朝建立后，贵州土司纷纷归属于元朝。1275年，思州土酋田景贤归附，元朝在此置思州安抚司，开始设治于水德江（今德江），后来又迁徙到了龙泉坪(今凤冈县)，在元朝后期迁徙到清江（今岑巩县）。

于是，将新治清江称为“思州”，而旧思州称为“思南”。1284年，思州安抚司降为思州军民安抚司，受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节制。当时，思州地区已经划分为了一府、十四州县、五十二长官司。一府就是镇远府，而镇远府的知府也是思州田氏的人担任，是土知府。

宋元时代是思州田氏是其发展的顶峰。在势力范围上，思州的版图扩展到了最大，不仅占据了整个黔东北，还将黔东南和渝东南和湖南部分地区纳入了势力范围之内。而在经济和文化上，思州在宋元时代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思州靠近巴蜀和湖南，在战争期间，会有大量的流民进入思州，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播种工具以及劳动力，推动了思州地区的农业发展。

元朝建立后，命令思州等地劝课农桑，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诏喻四川行省“抚治播州、务川西南诸蛮夷，官吏军民各从其俗，无失常业”，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诏渝思州宣抚司“因阅户惊逃者，使各安业”。在明朝之前，贵州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就是播州和思州两地。

思州古镇

思州地区物产十分丰富，这给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交通。据《太平寰宇记》所记载，思州地区产朱砂、腊等，其中朱砂被定为“元贡”。在今天铜仁万山有汞矿遗址，这里的汞矿储量和产量在古代曾经一度位居中国第一。另外，思州出产的茶叶也十分有名，《茶经》记载“茶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另外思州还出产石砚，是中国较早的八大石砚之一，苏东坡誉之为“珙璧”。由于乌江贯穿思州之地，因而思州地区成为了贵州水运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乌江沿岸的思南成为当时贵州的航运中心。除了乌江之外，思州境内还有清水江、都柳江、舞阳河、锦江等，都可以通航，因此思州也是贵州商业最为大大的地区之一。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文化的发展。思州地区靠近四川，在文化上也受到四川的影响。《思南府志》记载北宋时期田祐恭被召入觐，其行为举止不像蛮夷之人，宋徽宗十分好奇。田祐恭回答有门客夏大均教授。可见在宋朝时期思州就已经引进了中原文化。贵州省最早的书院，就是出现于宋朝时期沿河的鸾塘书院。宋代思州已经出现地方志书，如《思州图经》，《黔州图经》等。另外，中原文化传入思州的同时，佛教和道教文化也开始进入了此地。

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宋代：“黔州佛教已盛”，田祐恭大境内建造了许多佛寺，思南地区出现唐宋古寺有白柱神庙、集福院、福常寺等寺庙、整山寺、常乐寺、昉龙寺。北宋乾德年间，在印江一带出现了贵州最早的道观，是道教传入贵州之始。

二，思州田氏分裂和灭亡

1368年，明朝建立，到1381年朱元璋派遣大军远征云南，从此云贵高原已经被明朝控制。此后明朝在贵州大量驻扎军队，推行屯田，设立贵州都司等军事机构。为了加速贵州的发展，朱元璋还实行了“调北填南”，使得几十万移民涌入了贵州。此时，贵州的改土归流已经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土司制度必然会走向衰亡。

1362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镇远知州田茂安于是将北思州和镇远献明玉珍，被明玉珍在此设立思南都元帅府、思南宣慰司，从此思南田氏分裂为了思南和思州两部分。1365年，朱元璋的军队已经进入了湖南西部，通往贵州的大门已经敞开。在这种情况下，思南和思州均投降于朱元璋，朱元璋于是分别设立思南宣慰司和思州宣慰司。

思州之地，是湖南通往云南的咽喉之地，如镇远一州，史称“欲据滇楚，必占镇远；欲通云贵，先守镇远”。田氏归附后，明朝就在其交通要道驻扎军队，设立卫所，包括包括镇远、偏桥、清桥、清浪、平溪、五开、铜鼓等卫，黎平、新化、新化亮寨、平茶屯等所。这些卫所的设立，使得田氏两大土司已经被明朝的军事实力牢牢的控制，一旦有机会，明朝必然会推行了“改土归流”。

在岑巩县注溪镇的龙江河畔，有一个古老的寨子，它叫衙院，这里居住着80余户土家族的田姓人家。

洪武末期到永乐初期，思南、思州二宣慰司又因为争夺土地而结怨，相互仇杀。1410年，思州宣慰使田琛联结原为思南司宣慰副使、后改辰州知府的黄禧进攻思南，杀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之弟，并发其祖宗坟基，并戮其母尸。田宗鼎于是到明朝上诉，于是明成祖朱棣派率兵5万剿灭思南土司。之后，朱棣又以田宗鼎缢杀亲母为借口，废除了思州宣慰司。

至此，田氏的思南、思州两大宣慰司均宣告灭亡。明朝在思州之地设置了思州、石阡、黎平、新化四府，在思南之地设置思南、镇远、铜仁、乌罗四府。两大宣慰司的废除大大推动了黔东地区的改土归流进程，此后虽然还有几十个长官司，但是已经不成气候。

永乐十一年（1413），朱棣正式设置贵州承宣布政司。第二年，就将思州府、黎平府、新化府、石阡府，思南府、镇远府、铜仁府、乌罗府纳入到了贵州省的范围。可见，思州土司的灭亡直接推动了贵州改土归流和建省，因此贵州民间有“先有思州，再有贵州”的说法。

贵州省建立后，铜仁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思州土司曾经在宋元时代推动了铜仁地区的开发，但是在明朝却成为了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最终被历史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