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家族本体文化，是指只与陈郡谢氏一族相关的特有文化现象。

陈郡谢氏家族的本体文化包括：字辈文化、家谱文化、遗传文化、家风族风等等，在此先尝试来领略一下谢氏族谱。

谢家最早见于记载的家谱，是南朝人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时引用的《谢氏谱》，其中又分为《陈郡阳夏谢氏谱》和《会稽山阴谢氏谱》两种。

前一种家谱在书中共引用七处，后一种引用一处。

从全部引文综合分析，这两种家谱的基本内容，包括东晋时两族谢氏人员的名讳、字号、承属关系、官爵、姻娅、子女、子女婚配等等。当时的社会特别重视谱牒，不仅朝廷选官要查寻家谱，而且社会上嫁女择婿也要以家谱为据。

为防止假冒，国家还专门成立有谱局，社会上也有专门编撰和研究谱牒的世家。

所以谢氏最早的家谱，有可能是根据谢氏提供的资料由官府修成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东晋建国以后。

一、谢氏《家乘》

家乘是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字。春秋时晋国史书名《乘》，后因称史籍为史乘。

谱牒是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有专记帝王诸侯世系的，也有记载一姓一族世系及重要人物事迹的，后者又称“族谱”“宗谱”“家谱”或“家乘”。

魏晋南北朝时特重门第，官方选用人才必须考察谱牒，因此，撰修族谱之风盛行，隋代以后虽然施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取仕，但直至明清时期，许多家族仍编修族谱。

族谱主要内容有姓氏起源、播迁、分支始祖、世代相传的统系、辈字、祠堂、祖茔、族规等，正文前有序和凡例。

二、《世说新语》所引用的《谢氏谱》

《世说新语》所引用的《谢氏谱》，大概出自当时的官谱。至于《隋书·经籍志》中收录的《谢氏谱》十卷，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家谱，即可能出自谢氏族人之手。

谢氏最早的一部完整家谱，是宋朝人汪藻根据《世说新语》和魏晋南北朝及隋朝史书编辑的《世说·陈郡阳夏谢氏谱》。

全谱包括世系表、正文、别族、人名考补四个部分，收录三国至隋陈郡谢氏94人，附录会稽谢氏4人。

这部家谱的现存最早刊本，藏于日本，与宋本《世说新语》汪藻《叙录》放在一起，近年曾以珂锣版影印的形式与《世说新语》联合刊布发表。

三、谢氏修谱

谢氏修谱，约始于东晋、南朝时期。

南朝梁刘孝标为南朝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作注释时，曾引用《谢氏谱》。

此谱分为《陈国阳夏谢氏谱》和《会稽山阴谢氏谱》两种。

此外，《隋书·经籍志》著录《谢氏谱》十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谢氏家谱》一卷。这些书皆已亡佚。

四、谢氏世系

在谢姓人及其编修的家谱中，都称炎帝为太始祖，申伯为一始祖，并说他是炎帝的六十三代孙，在周宣王五年（前823年）因功被封于申国谢邑。子孙别姜为谢，以地为氏。

这样，就用一条血缘纽带把炎帝和申伯联系在了一起，同时还确定了申伯受封的确切时间，不过，仅就这一时间而言，历史上还有不同的记载。

明确记载申伯受封时间的书籍是《竹书纪年》，这本书原是一本在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从魏安厘王墓中发掘出来的书籍，记夏商以来至魏哀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但它的原书在宋代以前已经亡佚，今天所能看到的除几种辑本外，还有一种是由明朝人伪造、假称是南朝人沈约编定的《竹书纪年》。

属于辑本者一般还能遵循历史的原貌，不擅自改写或添加原文；伪造者不仅全部抄袭他书，而且还随意添文去字，望文生意，甚至加注日期。

说申伯在宣王某年确切受封者便出自这本伪造的书中，全文是“宣王……七年，王赐申伯命”，而前者对此事只字未提。

这种确切的受封日期与前述受封时间虽有两年之差，但也大约是其说的根据，当然也不否认可能是另有所据。

至于谢姓有关家谱明确记载申伯受封时间的做法的初衷，大约也不外乎为了解开人们心中可能存在的疑问，使人有一种确切无疑的历史感，同时也使之树立一种以祖宗为荣的自豪感。

另外，大约也正是由于这一缘故，谢姓人还编定了自己传说中的世系，并在这一世系中确定了自己列祖列宗的姓名，以及他们的事迹、婚配、子女、迁徙、寿夭、在位时间等情况，使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到了他们在后人心目中的位置。

关于谢姓传说中祖先的名字和世系，不少家谱都有记载，其间虽存在一些差别但大同小异。

六朝时期的谢氏家族除风云于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领域外，还有特色鲜明的宗族文化。

在内容众多的宗族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东西便是以孝传家的宗族风貌。

孝原本是儒家思想的中心命题之一，至汉末三国以后，由于世族制度的发展，社会上展开了“忠君”与“孝亲”谁先谁后问题的争论，其结果是“忠君”思想从汉代的第一位退居第二位，孝于双亲和祖宗成了天下人物的首要责任。

这便是六朝时期谢氏家族所处的社会环境。

由于社会舆论的提倡和谢家人的天性，实践孝和以孝为本的治家思想一直贯穿于谢氏家族的14代人中，舍身奉亲、悌于宗族的事例史不绝书。

如谢尚“幼有至性，七岁丧兄，哀痛过礼”，“十余岁遭父忧”“号啕极哀”；谢几卿在父亲谢超宗因罪流徙时“年八岁，别父于新亭，不胜其痛，遂投于江。

谢超宗命估客数人入水救之，……十余乃能言。居父忧哀毁过礼”；谢蔺“五岁时，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饭，蔺终不进”，“及丁父忧，昼夜号痛，毁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视譬抑之”。母后遇乱而卒，蔺“号痛呕血，气绝久之，水浆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终月余日，因夜临而卒”。其子谢贞，祖母患风疾，“每发，便一二日不能饮食。贞时年七岁，祖母不食，贞亦不食，往往如此。”年十四，父卒，贞“号顿于地，绝而复苏者数矣。初，贞父蔺以忧毁卒，家人宾客复忧贞。从父洽，族兄蒿乃共清华严寺长爪禅师为贞说法。仍譬以母须侍养，不宜毁灭，乃少进，饍粥。”后遇乱，母不知所在，贞“必昼夜涕泣”。

上述诸人，或孝于父母，或友于兄弟，或慈于干侄，皆各禀家风，出于天性，充分反映了谢氏家族的家族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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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读世说新语》目录

国无史不立，族无谱不传。宗谱作为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是中国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份，与国史、方志并称为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三大支柱。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宗谱的有些功能已经消失，但是，其中包含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仍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对族人寻根问祖、缅怀先贤，增加宗族凝聚力仍具有重要作用。所以，续修宗谱仍具有深远而巨大的意义。

姓氏作为一个宗族的重要标记，她不仅仅是个人的事，也不仅仅是宗族的事，她其实是一种历史，是一种文化。只有通过姓氏，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生命之所由来，从而打开久郁心中的大结：“我从哪里来？”；只有通过姓氏，我们才能明白我们其实始终与祖先血脉相连，祖先曾经的苦难与辉煌，一定会通过这血脉流传到我们现在，并流向永远。

根据公安部治安管理局2007年4月对全国户籍人口的一项统计分析显示：王姓已成为中国第一大姓，有92881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25%。王姓是中国各大姓中来源最复杂的一个姓，她有五大源头，多位始祖，其中后裔最多的一位始祖即太子晋，王姓中十有七八即为其后。龙溪王氏实乃太子晋之后也！

始祖太子晋，姓姬，名晋，字子乔。十五岁被立为太子，辅佐周灵王处理朝政。他才识过人，能言善辩，诸侯折服。十六岁时，谷、洛二水泛滥，威胁王宫，灵王主张壅塞二水。他力陈不可，主张像大禹治水那样，顺其自然，因势利导。由于太子晋的言辞过于犀利，灵王震怒，仍然派人壅塞河道，后来还废掉了他的太子名位。十七岁时忧郁而终。太子晋并没有因太子名位被废而威风扫地，名声反而比以前更大。后世之人都对他怀有崇敬的心情，有些文学作品中还将其演绎成一位半人半神的人物。其子姬荣，字宗敬，曾任周司徒，后引退而避居太原。时人称他为王家，意指“帝王之裔”或“王家之后”，遂以王为姓，从此开始了王氏家族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我们的祖先曾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发挥过重大作用或产生过重要影响，王氏家族历史可谓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缩写本。在此恕不一一叙述，谨选择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为线索以简述王氏家族之历史。

15世王翦，时居频阳（今陕西省富平县）。与其子16世王贲同拜大将军，在辅助秦始皇消灭六国的战争中立有大功，除韩国外，其余五国均为其父子所灭，堪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最大功臣！17世王离亦拜大将军，后在平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战争中，兵败自尽。王离去世后，其二子王元、王威避乱迁琅琊皋虞（今山东省即墨市）。18世王元是为琅琊王氏始祖，王威九世孙王霸迁太原，是为太原王氏始祖，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是为太子晋后裔之两大支派。在王氏诸望中，最显贵者当属琅琊王氏，因为她从始祖太子晋开始，就已有先声夺人的咄咄气势。龙溪王氏即属琅琊王氏派也。

21世王吉年少时好学明经，遂以此显名。汉宣帝时，官至谏议大夫，在朝中属于中级官员。但由于他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生徒众多；又心忧国事，多次忠言直谏，时人比他为古代圣贤，因此他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远非官位高低所能代表。其子王骏、孙王崇，皆登三公之位。祖孙三代，禄位弥重，有“累世之美”。王吉确实为琅琊王氏以后的显贵奠定了基业。因此，西汉以后的琅琊王氏，皆以这段历史为荣耀，无不自称“汉谏议大夫吉之后也”。

22世王骏早卒，未及拜相，时人无不为他感到遗憾。23世王崇因避王莽之祸而自动辞职，也未等到登上相位的那一天。琅琊王氏的宰相梦，直到二百多年后的东晋时期才变成现实。从此宰相辈出，成为世家。

西晋末年，天下大乱。29世王导与琅琊王司马睿友善，王导建议司马睿移镇建康（今南京），认为那里虎踞龙盘，有长江天险为屏障，可建王霸之业。迁居建康后，王导又召来族兄王敦，共谋大业。西晋灭亡后，司马睿便在建康称帝，建立东晋，遂拜王导为丞相，封王敦为大将军。王导、王敦兄弟，一个在朝中身居宰辅，一个在首都上游手握重兵，形成了东晋初年“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对于王导，后世之人认为他在两晋多事之秋，拥立东晋以抵抗外侮，使民族得以独立，文化得以延续，称之为“民族大功臣”，这种评价实非过誉之词。29世王导堪称王氏家族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随着王敦、王导的相继去世，琅琊王氏渐渐离开了东晋政治权力的核心，却没有在政治上一落千丈，更不意味着王氏家族的衰落。在整个东晋南朝约三百年间，琅琊王氏基本上保持着江南第一望族的地位。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有三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琅琊王氏在政治上仍然有所作为。

从30世王洽至37世王褒，连续八代皆官居副丞相之职。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都在东晋南朝的政治舞台上顽强地表现自己，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威望继续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这无疑对保持家族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种原因，琅琊王氏以文化传家，是东晋南朝的文化大族。

东晋南朝时期是中国书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书法家辈出。从29世王导至37世王褒，世世代代皆为当时之书法大家。29世王导有《省示帖》拓本传世，30世王洽有《仁爱帖》等拓本传世，31世王珣有《伯远帖》现藏于故宫博物院，32世王昙首有《服散帖》拓本传世等等，行云流水，可见一斑。除书法家之外，琅琊王氏中还有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如34世王俭是南齐朝的大学者，当属琅琊王氏文化传家之佼佼者。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层出不穷的文化人才，确保了琅琊王氏家族始终拥有巨大的活力，并具有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这正是“忠厚持家久，诗书继世长”之最好写照。

第三种原因，琅琊王氏与时俱进，从不为腐朽的王朝殉葬。

自曹魏以后，改朝换代频繁，而琅琊王氏从来就有不为腐朽王朝殉葬的传统。从家族角度讲，我们的祖先明智地选择为新兴王朝服务，以避免家族在政权更迭中被无情倾轧，这对保持家族的传承与兴旺无疑是大有益处的。查阅东晋南朝历史资料，可以发现差不多每次改朝换代，总有我们的祖先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32世王昙首与兄王弘在南宋代东晋中起了劝进拥戴的作用，事成后王弘拜丞相，王昙首拜侍中（副丞相）；34世王俭在南齐代南宋中立有大功，事成后王俭拜侍中；在南梁代南齐中，35世王骞亦是积极拥护者，与子王规、孙王褒均身佩相印，位极人臣。西魏破南梁后，37世王褒被俘入长安，在西魏、北周亦深受重用，官居要职。

随着隋唐一统天下的春风吹拂，琅琊王氏又焕发出新的活力。37世王褒入西魏后，即迁居咸阳。尽管政治环境和地理环境皆发生了重大变化，琅琊王氏在隋唐时期仍不失为世族大家之一。40世王綝在唐初武则天时任宰相，45世王玙在唐中肃宗时任宰相，48世王璧兄王抟在唐末昭宗时任宰相，其间世系，源源不断，中外百官，代有所出。因此，琅琊王氏仍然是唐朝为数不多的宰相世家之一。

回顾汉唐千百年间，我们的祖先都在历朝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宰相辈出，代有名贤。由于历朝官僚体制变化不定，要为琅琊王氏所出的宰相作一个确切的统计，实非易事。如果根据官名和职权分工，把担任宰相包括副宰相和拥有相当权力的人都算作宰相的话，那么整个琅琊王氏家族共出宰相92人，属本宗祖的就有11人。琅琊王氏千年历史上的蝉冕交映、公兖相袭，不仅在隋唐以前没有任何家族可比，即使在隋唐之后也找不出第二个，琅琊王氏家族实为古今中外所仅有！

唐朝末年，天下纷争。48世王璧时居杭州，追随杨行密东征西讨，屡立军功。杨行密封吴王后，擢升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兵部尚书。杨行密死后，子杨渥继位，*虐无道，王璧被贬黜为祁门县令，遂迁居祁门苦竹港。苦竹港，今地已不可考。王璧生九子，皆仕于南唐和吴越。九子二十三孙，分徙各郡，散处江南大地，如安徽之祁门、歙县、绩溪、黟县、休宁、宣城，江西之婺源、九江、彭泽、湖口，浙江之建德，以及江苏之南京、泰州、高邮等地，号称一百三十六房，遂成江南琅琊王氏又一大族。王璧是为新安王氏始祖也。王璧墓现坐落于祁门县闪里镇铜锣湾村，为黄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的发展就像长江后浪推前浪，家族的兴旺总有山穷水尽的时候。随着大唐帝国的瓦解和世族时代的结束，琅琊王氏逐渐退出了中国的政治大舞台，悠然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物是人非，风光不在。“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一首《乌衣巷》，代表我们对琅琊王氏曾经的辉煌发出了无限感慨。

但是，岁月漫漫无法磨灭我们祖先的勤劳与勇敢，历史的风雨怎能阻挡我们祖先的迁徙步伐！北宋末年，57世王宣五因避金兵之祸从祁门查源迁绩溪龙溪。龙溪即今下溪，何时何故更名已无从考证。王宣五即龙溪王氏始祖也。至明朝初年63世王开公，育七子二十三孙，而后子昌孙炽，人文蔚起，家声日振，代不乏人，至清咸丰初年进入全盛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朝龙溪王氏共出正七品以下官吏9人，邑庠生（含武庠生，即县学生员）25人，太学生（含贡生，即国子监生员）28人，寿官（因长寿而恩赐顶戴者）16人。自惨遭太平军荼毒而来一百五十年，如今龙溪王氏又成泱泱大族也。龙溪即今下溪，何时何故更名已无从考证。下溪，即村在龙溪河下游之意。建国初期隶属第三区芦塘乡西溪行政村。1952年至1955年，隶属大溪乡。1956年并入校头乡。1958年建立下溪大队，隶属尚田公社校头管理区。1961年改属校头公社。1983年农村体制改革，称下溪村民委员会，隶属校头乡。2001年并入板桥头乡。现辖下溪、墓坑（古名磨坑）、外墓坑、龙门岭（古名龙尾岭）和太子坑五个自然村。

纵观王氏家族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家族之兴衰是与社会之发展变化紧密相关的。一旦社会发生重大变化，或为家族对社会发生影响提供可能，或使家族对社会发生影响失去基础。王氏家族曾经几兴几衰，其兴之因各有不同，其衰之故不一而足，归根结底，无非两大因素：政治和文化。隋唐以前，察举制作为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是琅琊王氏长盛不衰的重要政治因素。隋唐以后，选拔官吏采用科举制，琅琊王氏随着历史的发展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衰落。其次，与时俱进是一个家族永葆政治青春的重要途径，但只能是一个家族阶段性特点，不可能永远保持，“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就是历史的宿命。关于文化兴族，就是指一个家族以自身独特的文化建树对当时社会和后世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分两种方式：一是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最终形成一个家族的整体影响；二是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最后集中体现在某一个杰出人物身上。但是，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决不可能由某一家族长期垄断，文化家族走向衰落也成为必然。

当然，此处所谓之兴衰是指王氏家族政治地位起落或社会影响大小变化，并不意味其人口之减少或后嗣之断绝。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看王氏家族的兴衰，我们就会理解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一个家族的荣枯盛衰其实是十分自然的事情。那些曾经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王氏祖先也不过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滚动翻腾的几朵浪花，他们的起落沉浮决不会使长河之水枯竭。龙溪王氏的发展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同步，目前的王姓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各姓中的第一大姓就是最好的证明。如今的龙溪王氏正以其不屈不挠、坚韧不拔之意志奋斗在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中，以其自强不息、奋发向上之精神，在国家建设的各个岗位上兢兢业业、默默奉献，也同样是最好的注脚。龙溪王氏子孙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弘扬祖德，不断进取，为家为族，再创辉煌，为国为民，更立新功！

值此宗谱续修完工之际，谨简述王氏宗族之历史并妄加评论，权且作为序。

黄帝121世、太子晋80世、琅琊王氏元公63世、新安王氏璧公 33世、龙溪王氏宣五公 24世

王葆红 顿首百拜并谨撰

二零一零年六月

基本概念 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是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 (220年)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这一制度创始于曹魏,发展成熟于两晋,衰落于南北朝时期,废除于隋朝,随之科举制形成 设置方法 以魏晋之制为例,其主要内容为：

先在各郡设置中正,稍后又在各州设置大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称为“访问”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

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道德﹑才能家世又称“簿阀”﹑“簿世”,指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如曹魏时中正王嘉“状”吉茂为“德优能少”西晋时,中正王济“状”孙楚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类别却只有二,即上品和下品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

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任官者其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又称“起家官”)往往为“清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

中正评议人物照例三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由于中正品第皆用黄纸写定并藏于司徒府,称“黄籍”,故降品或复品都须去司徒府改正黄纸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但中正如定品违法,政府要追查其责任 设立原因 九品中正制度是继承东汉官吏选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结果东汉选拔官吏,主要是依据儒家的道德行为标准,宗族乡党的评定成为政府选拔官吏(具体途径是察举﹑征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据汉末大乱造成人士流移,给乡闾评议带来困难,用人不可能一一核之乡闾曹操当政的二十多年中,用人“决于胸臆”﹑“各引其类”的情况大量存在然乡闾评议并未完全废弃,史称曹操平定荆州时,托当地大名士韩嵩“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又称替曹操主持选举的崔琰﹑毛玠“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所谓“总齐清议”就是掌握和平衡各地的清议曹操对乡闾评议并未笼统否定,反对的只是汉末乡闾评议中产生的弊病他纠正的办法一是提倡“唯才是举”,以反对虚伪道德和名实不符；二是压制朋党浮华和私人操纵选举,力图将选举之权控制在政府手中如韩嵩之条品荆州人士,就不同于汉末名士私人操纵的乡闾评议,而与后来中正由政府任命并向政府负责的情况更为近似九品中正制的许多特点在曹操当政时期已有萌芽,曹丕﹑陈群进一步加以制度化 发展历史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梁朝史学家沈约甚至说它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胄高卑”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甚至父祖官爵的高低也无关重要,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具有少数民族统治的性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与两晋南朝相提并论后赵主石勒曾清定九品,石虎亦恢复雍秦二州望族免役特权,但似乎并未设中正之职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崔浩曾欲恢复分别族姓的做法,因而被杀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阴之变后,此制亦流于形式到了隋代,随著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 东汉末年,曹操当权,提倡“唯才是举”,后各州,郡推选有“声望”的人担任“中正官”,将辖区士人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分为“九品”,由政府按等选用,即所谓“九品官人法”司马懿当权,又于各州设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门担任,原则上以“世家”为重,从此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 相关评论 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因此当士族没落以后,九品中正制也被彻底废除了

历史意义及作用 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 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因此当士族没落以后,九品中正制也被彻底废除了 专家们关于九品中正制的历史作用及其与门阀制的关系的争议 刘访师认为,从公元220年到280年的60年间,因九品中正制破除了察举制的束缚,在选用人才上出现了一派新气象,这是它的隆盛时期 吴霓认为,九品中正制是历史上选举制度继两汉察举、征辟后的又一变迁作为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九品中正制对私学不可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又是很直接的、很明显的九品中正制在客观上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学的兴盛 唐长孺认为,九品中正制诚然是曹魏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某种妥协,但更体现了中央集权对地方大族势力的强有力控制尽管创立九品中正制的初衷在于将选举权收归中央,但却无法逆转门阀专政的历史倾向,九品中正制最终还是巩固了门阀的统治 韩国磐认为,九品中正制本来是要按才能品选人物,却演变成由中正来决定人才的高下中正又都是本州郡的世家名门贵族官僚来担任,因而所定为上品者,无非世族名门九品中正制成为士族把持选举,操纵政治的工具,由此而形成了以后的门阀政治 张旭华认为,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从陈群创建到司马懿设立州中正,为九品中正制的初创阶段这一阶段,此制在选贤任能方面确曾起到积极作用第二,自司马懿设立州中正到 西晋建立,是九品中正制的成熟阶段这一阶段,九品中正制终于完成了向门阀化转变的历史过程,成为巩固门阀统治的政治支柱 陈琳国认为,九品中正制颁行之初,门地不是唯一标准,才能还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重视但是不能否认,由于九品中正制把选举大权交给了朝廷权贵和地方大族,它抛弃了汉代选官中的推荐、考察、试用等好传统,因此不可避免地逐渐变成高门大族的工具,促进和加速了门阀制度的确立 陈清泉、郑天禄认为,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存在着过多弊病,在魏晋南北朝三四百年间,政治上纷乱不已,阶级矛盾尖锐,道德风尚败坏,这一切也同它的实行是有密切关系的 胡宝国认为,九品中正制应该与汉代的任子制进行比较研究,才可以更清楚它的作用任子制与九品中正制虽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某些差异首先,在人数上,任子制有严格限制九品中正制建立时并不是一项特权制度,因此不可能规定高官子弟可以获得上品的人数没有人数限制而在实际执行中又确实成为特权制度,这就构成了九品中正制度的一大特点在此种情况下,高官子弟大都可以获得上品,步入清途,“坐致公卿”其次,汉代的任子制不具有垄断性,而在九品中正制度下,广大庶族地主以及一般的低等世族很难进入上品之列,步入清途没有人数限制、封闭性是九品中正制别于任子制的关键所在在此制度下,高门世族的政治力量必然呈现出日益扩张的趋势毫无疑问,在不断扩大基础上的世袭特权具有更稳固的特征,因为某一分支的衰落不会影响整个宗族政治权力的继续传袭南朝一些高门世族的家世,往往可以追溯到晋代,其原因必定是复杂多样的,但九品中正制度的实行显然是原因之一 九品中正制的称谓问题 陈长琦对史学界习称的“九品中正制”这一提法持有异议他指出,现存的魏晋南朝史料,均无“九品中正制”的提法,最早的提法则是“九品官人法” 实际上,无论是认为“九品中正制度”就是“九品官人法”,二者无需区别；或者认为九品中正制是对九品官人法的更准确的表述,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认识产生的根源,在于误解了魏晋时人对九品官人法的评价 魏晋人集中攻击的是中正制度,攻击中正对人才的不公平评价由于中正制度是九品官人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一些学者产生误解,将中正九品之制误认为就是九品官人法其实,中正九品制或者我们所常说的九品中正制,只是九品官人法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 中正为士人评定的品级的称谓问题 陈长琦指出,九品官人法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对现职官员进行品评,一是对官吏的候补人进行品评前者完善、发展为九品官制,后者形成为中正九品制,习惯称之为九品中正制对于九品官制的品第,人们习惯称之为“官品”,而对由中正给予官吏侯补人品评出的品第,有称之为“中正的品第”,也有称之为“乡品”的 他认为,九品中正制下,评品权力握于中正之手,品第之高低,常常系之于门第世资,一个人的宗族地位及父兄官爵,即“资”,在品评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故此,使用“资品”的概念来称谓九官人法中中正综合给予官吏侯补人的“品”,既合乎习惯,又切合事实,中正给予官吏侯补人的品第,实质上正是一种基于被品评者门资家格的任官“资格品第”

记得小时候每年清明节跟大人去上坟，第一个去的就是老陵祖坟，我记得老陵柏树成林，坟头错落。最好玩的是在一个坟头立有巨碑，坟前有石马石羊，小孩们都要骑上去玩。老人们说，这是武略将军的坟。他是明朝跟随朱元璋征战的将军。再大一点才听说，我和门有一本家谱，记载了武略将军的战功。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才在七大家目睹了《和氏家谱》的真容。它是由黄宣纸锥订而成，先祖那刚劲俊秀的小楷令我折服，匆匆一翻，给我以震撼，“偿思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与邑之有志也。国无史则一代无文献，邑无志则一方无故实，家无谱则一族无支派，是家之不可无谱也。”（《和氏家谱》序一语），真是大手笔，开宗明义，把家谱比作国史、邑志，直陈家谱的重要性。

后来我又看过两次，对和门世次有了基本的了解，就在那时，七大告诉我，他有续谱的打算。七大，名叫生兰，在我的父辈中排行七，他幼年上私塾，毕业于同官县立中学。曾在陈炉二高任教，后调县文教局教研室工作，1961年困难时期，他响应政府号召辞职回家务农，在我父辈中，他是读书最多的人。因此《和氏家谱》从我祖父传到七大手中是顺理成章的事。他对我和门的最大贡献就是珍藏并保护了我《和氏家谱》孤本。

我《和氏家谱》成书于清道光十二年，光绪十六年由先祖自谦续之，时他已74岁。自谦，学名时雍，据《同官县志》载，他“事父母以孝，处兄弟以友，时家庭食指七十余，恒产入不敷出…… 时雍舌耕自给，盈余悉储蓄生息，以备不时之需…… 光绪丁丑之荒，负债者率多逃亡，乃举劵悉焚之，存亡者概不取偿…… 著有《野处杂俎》四卷。八十余犹作楷书数百，卒年九十一，因自号九十翁云。”《和氏家谱》就是他一手书写，至今已110多年。他在续谱的序言中说：“从来载笔之法，因贵有创之其前，尤贵有继之于其后，夫不有创者，则前事莫传，不有继之者，则后事莫著。”可见，续家谱同样的重要。如果七大健在，续谱的事可能就容易的多，不幸就在他着手收集资料时，突然患病，于1994年三月去世，在他去世前，我去探望时，他将续谱之事托付于我，真是诚惶诚恐。因余才疏学浅，自感责任重大，只有同堂侄都蛮共商续谱之事。

我当时还在单位上班，只有周日回去走访当时的老人并收集有关资料，南凹好说，人员我熟悉，可入户采访。但上屽村的事就复杂了，一是我人不熟，二是我对过去和现在的事情了解不多。这多亏生华大的支持和参与。生华大在我父辈中排行十二，他的父亲是我祖父最小的弟弟，分家后他搬回上屽村老宅居住，他曾在上屽村当过多年队长，对续家谱十分热心。在110多年的空间里，八世，九世的续接成了大问题，在这方面他老人家做了大量的工作。这里举一个例子，在《和氏家谱》中有长门、二门，现在和门大部分为二门后裔，但谁是长门传人呢，生华大多方走访也不得知。后我仔细研读了家谱，发现二门的祖坟在老陵三十五亩地，而长门的祖坟在叫斜里的地方，我把这一发现告诉生华大后，他又在村中走访，问谁家在斜里上过坟。先是打听到生泰叔安排儿子去过，他又问生泰叔，生泰叔说，前几年，长阳不在家，他吩咐我替他去斜里上坟烧纸。这才确定了生真（长阳）是长门后人。生真，是我的父辈，他幼年丧父，随母亲外嫁，待生真长大成家后才迁回上屽村。他的母亲是我的祖母辈，幼时因不缠脚，我们都称她“大花鞋婆”，为人豪爽，好戏言说笑。长门上次续谱时尚有四户，可惜经光绪三年年馑留下仅此一户，悲哉！

另一个支持续谱并做了大量工作的是东成兄，他是上屽村的老户，也是我们和门一位读书人，年轻时教过书，后调铜川市委党校任总务科长，最后按副县级退休。在我辈中他可能算是为数不多当官的。他为续家谱不辞劳苦，工作之余将自己一门几十户、百十口人的情况调查清楚，提供给我。

就这样，在我和门宗亲的配合下，经两年余，终成初稿，我同时列了一至十二世族系表，亲赴西安，送都蛮侄，请他文字把关并梳理承传格式，他又增加了“一至八世家谱辑录”“《同官县志》和氏编目”两个附录，并打印制作成书。

这次续谱只是在原家谱的基础上续之，在上屽村还有和门一族及罗寨和门都没有列入，我期盼有一天能看到完全的《和氏族谱》。

家谱是人类以血缘关系为核心亲缘的投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纪录家族的来源，迁徙，还包括家族的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在当今社会，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生活方式的转变，家族意识也似乎正在淡出人们的思想，然而，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对于认同感和归属感的追求更加强烈。对于每个人通过家谱重拾来自血缘共识亲情的共识和认同都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家谱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它的生命力必将更加长久。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不幸的是生华大已作古两年多，当时东山弟打电话告我，我因老伴被车撞，卧病在床，实在离不开，没赶回去送老人一程，实是惭愧。这篇文章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纪念吧。

会有查族谱，主要是门第观念的问题，不过主要是唐和唐朝以前，自此科举制后就渐渐减少

1、盛行魏晋南北朝盛行官修合谱，朝廷举才先察访其家谱，任用显赫人士为官，是谓世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

2、南宋《通志·氏族略》：“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

大蒙古国　汗号：成吉思汗　庙号：太祖　谥号：法天启运圣武皇帝　姓名：孛儿只斤铁木真　统治时间：1162-1227　1206年称汗，在位22年　成吉思汗铁木真，姓孛儿只斤，名铁木真，蒙古族人。1206年，被蒙古贵族推举为“成吉思汗”建大蒙古国。之后进行大规模的侵略扩张，死于1227年。　汗号：也可那颜　庙号：睿宗监国　谥号：景襄皇帝　姓名：孛儿只斤拖雷　统治时间：摄政1227-1229　汗号：窝阔台汗　庙号：太宗　谥号：英文皇帝　姓名：孛儿只斤窝阔台　　统治时间：1229年－1241年　1229年即位，在位13年，成吉思汗的第三子，成吉思汗死后，由其四子拖雷监国一年，1229年才由窝阔台即位。1234年，联合宋朝灭掉金国。1235年後又攻宋朝，1241年，死时年56岁。　汗号：－　庙号：称制　谥号：昭慈皇后　姓名：乃马真脱列哥那　统治时间：摄政1242-1246年称制 昭慈皇后，姓乃马真，窝阔台的第六皇后。窝阔台死后，推举大汗未果由昭慈皇后称制。　汗号：贵由汗　庙号：定宗　（1206-1248）　1246年即位，在位3年 定宗，名贵由，太宗长子，母乃马真氏。1246年即位，1248年死，时年43岁。 钦淑皇后　（1248-1251）年称制 钦淑皇后，元定宗第三皇后。 元宪宗 蒙哥　（1208-1259）　1251年即位，在位9年 宪宗，姓奇渥温，名蒙哥，成吉思汗的孙子，父拖雷。即位后，一面更改政制，一面继续扩张，1257年占领大理，1259年，蒙哥在攻打四川钓鱼城时，被炮石击伤而死。时年52岁。　庙号 谥号 汗号 姓名 统治时间 年号 元世祖　圣德神功文武皇帝 薛禅汗 孛儿只斤忽必烈 1260年~1294年 (中统1260~1264 至元1264~1294) 元成宗　钦明广孝皇帝 完泽笃汗 孛儿只斤铁穆耳 1295年~1307年 （元贞1295年~1297年，大德1297年~1307年） 武宗　仁惠宣孝皇帝 曲律汗 孛儿只斤海山 1308年~1311年 至大 元仁宗　圣文钦孝皇帝 普颜笃汗 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 1312年~1320年 （皇庆1312年~1313年 延祐1314年~1320年） 元英宗　睿圣文孝皇帝 格坚汗 孛儿只斤硕德八剌 1321年~1323年 至治　无 （泰定帝） 也孙铁木耳 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 1324年~1328年 泰定　无 （天顺帝） 阿里加巴 孛儿只斤阿刺吉八 1328年 天顺 元文宗　圣明元孝皇帝 札牙笃汗 孛儿只斤图帖睦尔 1328年~1329年　1329年~1332年 天历　1328年~1330年至顺　1330年~1332年 元明宗　翼献景孝皇帝 和西拉古图土孛儿只斤和世琜 1329年 元宁宗　冲圣嗣孝皇帝 宜林奇葆孛儿只斤懿璘质班 1332年 至顺 元惠宗　　顺帝（明朝上谥号) 图干铁木耳孛儿只斤妥欢贴睦尔 1333年~1368年 （至顺1333年 ，元统 1333年~1335年，至元1335年~1340年，至正1341年~1370年）

修谱

唐代以前的族谱属官修，国家专门设有谱局机构，内设总纂、主修、调查员、誊写员等人事。族谱的内容，大致包括谱名、谱序、凡例、谱论、世系谱、迁徙图、源流考、人物传、恩荣录、艺文志、遗像、坟茔祠庙图、五服图、族产、契约、字辈谱、族规、家训、领谱字号等，以世系谱和人物传为核心内容。

在门阀制度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族谱也成了世族间婚姻与仕宦的主事依据，并得以迅速发展。宋代以后，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私家修谱盛行起来，且一般都是 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族谱、家谱亦进入寻常百姓家门。

在南方以唐末山西古云应为南迁始祖的族谱中，要数广东省梅县（旧称程乡县）和五华县（旧称长乐县）的《古氏族谱》较为完整、全面。它与江西省宁都县横塘《古氏族谱》的不同之处，就是在历代谱系都完整的情况下，还能洞悉修谱的时间、谱序撰者是谁。但江西谱有谱规、族约、家训等内容，广东谱却缺之。

谱序

从目前遗留下来的五华县《古氏族谱》序中，可以看出广东省古姓第一次修谱时间是在宋仁宗皇祐至嘉祐七年间（1049—1062年），由时任殿中丞、勋都骑尉的古宗悦所修，但这次修谱时的序文已失。到了宋代绍兴十四年（1144年），古革、古巩在梅州分了家后，各自修谱，各撰序文，是次序文方见谱传。因这次修谱的序文是海内外古姓家族中所见最早的谱序，最具代表性。

此后，古姓在每次修谱时，都会将前几次修谱序文转载编人，以方便后人知道修谱人的思想、修谱经过以及修谱者对本姓所寄予的厚望。

谱序一般延请那些取得一定功名或有很高誉望的本族士子或外姓社会贤达撰写，从而提高氏族声望，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

明代洪武年间，广东梅县古姓在第三次修谱时，请原任五军都督府参议、后任程乡县知县的樊思明和洪武五年壬子科解元、任职程乡县儒学训导的刘德海分别撰写《古氏宗谱引》和《新安古氏家乘记》。

万历年间第五次续修时，则请广东省潮阳县人林大春撰序。林大春是一名进士，两奉敕谕总理两浙学政，参与预修《世宗皇帝实录》，任职浙江等处按察司副使，他撰的序文，议人叙事。

江西省瑞金县的古姓，虽在明初拓基，却以忠厚传家，耕读为本，至清代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续修族谱时，因族中没有显赫人物，只得请县中望姓杨氏家族的杨以兼撰写序文。杨以兼在县中是知名学者，进士出身，还担任过康熙庚午科河南同考官，杨氏在《瑞金带溪古氏谱序》中也毫不吝笔地写道：“家本诗礼，业惟耕稼，越先朝万历年间，必伟公初得蜚声庠序，今距其世已数十年矣，卒未闻有继必伟而起者。”

江西省宁都县，是南方所有古姓的祖籍地。世居该县的古全规后裔，于乾隆年间发起续修族谱。时有本族进士古宗泰，即将上任知县，来拜谒宁都古氏祖祠，恰逢这次修谱盛事，欣然提笔作序，以表孝思，以励后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