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的正确写法如下：

家谱除了具有民用存录文书共有的特点之外，还有以下特征：

一、由族人编修和续写家谱通常由同一支脉家族的后代进行编修和续写，其他人一般不参与。因为，这是家族内部的事。

二、入谱者有严格规定。在旧式家谱中，只要有据可查的来历清楚者，不论身份贵贱，不论地位高低，都可以入谱。但是，不是所有的家族成员都可以入谱。例如，许多家谱对被收养的人员和母亲改嫁后带到家族中的人，大多不准入谱。

论资排辈的编写次序：

家谱十分讲宄论资排辈，严格按照辈分的高低和山生的先后来排列家族成员。在旧式家谱中，对官位显、地位高、名望大、影响广的人物，除了介绍他们的举考、仕宦、功绩、分迀、生卒、聚葬之外，还要单独为他们立传，以表述他们荣宗耀祖的功德，供后世族人效仿。

实录来龙去脉：

家谱的编写，着重于记录家族支脉的来龙去脉，列清血缘源流。自始祖而下的家族衍生、发展、存亡、变迁的历史，要一一实录，不能有虚妄之处。

写作要点提示：

续编和新修家谱，最主要的是如何处理好继承传统和发扬新风的关系。对旧式家谱中的封建性做法要剔除，如对收养的人，对母亲改嫁后带到家族中的人，不应有所歧视，应一视同仁。

家谱中新修的内容，既要发扬新风，又要符合家谱的特点，不是什么材料都可以放进去的，要有一些新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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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又称族谱、家乘、祖谱、宗谱等。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体裁。家谱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

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最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

墓志记载傅游艺“夫人河南拓王氏”，而未叙其祖系与来历。拓王，文献或作柘王。

中国自北魏由平城迁都洛阳，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南迁北方民族诸姓均改为汉姓。西魏文帝大统十五年（549），反孝文之所改，“初诏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复旧”，而旧姓之中并无“拓王”。《元和姓纂》拓王氏条曰：“状云：本姓王，乐浪人，祖罴，后魏伏波将军，镇武川。赐姓拓王氏焉。”又于“武川”条下曰：“罴生懋，后魏少司寇、安宁公；孙伯益，隋大府卿、略阳卿；孙奉，巂州都督、永宁公。”而王罴之子王盟，文帝也予“赐姓拓王氏”，类似重申。帝姓“拓跋”，是国家第一贵姓，王姓是高句丽贵族大姓，在姓氏复旧的时髦潮流中，皇帝赐王姓为“拓王”，官僚引为恩宠，以为尊贵。是君臣联络感情，密切关系的手段。

以往洛阳出土由“秘书监集贤学士贺知章撰”于开元二十年的《皇朝秘书丞摄侍御史朱公妻太原郡君王氏墓志》云：“夫人讳，姓王氏，太原祁人，五代祖宇文朝司徒思政，即周太祖之外氏，故受锡姓之恩，加以拓字，故今为拓王氏矣。”追述其姓来历，是有所本。王思政，太原祁人，仕北魏、西魏、北齐，《周书》、《北史》有传，并无赐姓纪录。而《北史》记载，西魏废帝二年（553），王思政之子王康“镇天水郡。寻赐姓拓王氏”，显系效仿先帝成例。思政父子应是移居太原的乐浪人后裔，其本传所谓“汉司徒允之后也”的记载纯属依附假冒。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徳五年（576），有“大总管龙门公拓王述”将信州治所由瀼西移于白帝城。

检两《唐书》，此姓已稀，仅初唐仪凤中有“巂州都督拓王奉”，见前引《元和姓纂》。盛唐时期的《朱公妻王氏墓志》自述姓王，仅追叙先人姓拓王氏而已，可见自此以后采用省称了。

《古今姓氏书辩证》“拓王”条曰：“后周王秉、王兴，并赐姓拓王氏。旧唐史仪凤二年，命巂州都督拓王奉击吐蕃。”前二人分见于《北史》、《周书》。关于河南拓王氏，是书曰：“河南王氏，其先代人，姓拓王，随魏南徙，居中国，始改为王氏，后魏安康公王瑜是也。”所谓代人，指定都于代（今山西大同）的北魏鲜卑族人，后徙居河南（洛阳）。则宋代已将乐浪王姓混淆于代北诸姓之中，将赐姓误为本姓了。

唐代王姓大家族中融入了西迁的乐浪人在内的外族血液，傅游艺妻是其中一员。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保存着汉族和少数民族图腾（Totem）信仰的纪录。如《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教熊、罴、貔、貅、豹、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其中的“熊、罴、貔、貅、豹、虎”实际上是指以野兽命名的六个氏族。这些野兽就是六个氏族的图腾。所谓图腾，是指上古时期人们认为每个氏族部落与某种生物有着亲缘关系，或跟某种无生命的物体有着特殊的联系，初民们把这类生物或物体视为整个部落的祖先、象征物、庇佑者。《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遁水，有三节大竹流于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这种图腾崇拜其特点是“相信人们的某一血缘联合体和动物的某一种类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普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三卷383页）综上所述，可以知道，中国的姓氏同样萌芽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中。

第二阶段：姓、氏、名分化形成阶段。

姓氏表示血缘关系的世系群的称号，它起源于母系氏族。从“姓”的本身可以看出，它有“女”和“生”两个字构成。中国最早的姓大多带有母系社会的痕迹，如“姬、姚、姒、妫、姜、嬴”等。氏则是同姓衍生的分支，源于父系社会，也就是族号。郑樵的《通志氏族•略序》有一段话讲得很明白：“三代（夏、商、周）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氏，氏不可呼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这段话将姓和氏产生的时间（三代之前），作用（“别婚姻”、“明贵贱”）说得很清楚。

第三阶段：姓氏合一阶段。

战国时期，由于旧的宗法制度的瓦解，人们的个性意识有了提高，出现了姓氏逐渐合一的现象。上指君主，下至平头百姓都有了自己的姓。

第四阶段：姓名充分发展阶段。

之所以说是充分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姓氏的数量超大规模的增长。根据黄帝和炎帝的传说，皇帝之子十二姓，炎帝之子四姓。从那时起，到唐太宗诗高士廉重修、李义府修改的《氏族志》录有235姓，到了宋初，广为传诵的《百家姓》录有503个姓。明代人吴沉编的《皇明百家姓》共收有1968个姓。清代则更多。

其二：少数民族姓氏的汉化。

之所以姓氏大规模的增长，少数民族的汉化是一个重要原因。从魏晋到明清，是少数民族大规模融入汉族的过程，汉族统治者通过赐姓、改姓或其他行政手段使得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也有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文化过程中主动改姓；另有少数民族为适应时代和环境改从汉姓。

其三：等级制在姓氏中逐渐占重要地位。

魏晋之后，受九品中正制的影响，人们把姓氏的高贵、血缘的纯正作为选官授职和联姻缔亲的重要标志。北魏孝文帝拓拔（元）宏在坚持民族大融合的前提下，进行了一次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姓运动。在这一项改姓运动中，他把汉族中的卢、崔、郑、王定为一等姓氏。唐初时，唐太宗将崔、卢、李、郑作为高等姓氏。在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经唐太宗批准的《氏族志》把293个姓评为九等。这种将姓氏划分等级的做法一直延续到明清。

第五阶段：实名与虚名分化阶段。

如果说，姓氏发展的第四阶段是社会生活充分发展的结果，那么，当社会出现了具体情况，譬如，清代统治者制造的“文字狱”；明代统治者为了镇压不同政见者而进行的特务统治（“东厂”）。一部分政治家、文化人根据不同情况，运用虚名抨击时政。这种虚名包括笔名、化名等等。现代社会使用的网名，也属虚名之列，当然其原因与明清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纵观中国姓氏的发展史，中华民族的姓氏发展如同咆哮奔腾的长江，由涓涓细流形成的壮丽宏大的巨澜汇聚到浩瀚的大海；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中国姓氏犹如一株巨大无比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其根如须，盘根错节。梳理以下中国姓氏的发展，人们可以发现其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开放性。

所谓开放性，是指姓氏外延的扩大以及名字系统内涵的完备和丰富。由于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在社会的发展过程，在各民族的融合进程中，姓的数量几乎是跳跃式地增长。炎黄时期为16姓，唐代姓的数量是293个，宋初的姓是503个，明代的姓最多达2635个。到了现代，据最新资料统计，中国的姓共有11969个（其中有些姓氏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不少消亡的）。其中单字姓是5233个，双字姓为4329个，三字姓为1615个，四字姓为569个，五字姓为96个，六字姓为22个，七字姓为7个，八字姓为3个，九字姓为1个。

开放性的另一个方面是名字系统的日趋完备和内涵的渐趋丰富。姓和氏在上古社会就产生了，为了区别社会成员，作为标志，名也就随之产生了。《仪礼•丧服传》记载：“故子生三月，则父名之。” 《仪礼•檀弓》曰：“人女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之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古人对人的称谓，除名字之外，还有号，大致可分为自号、别号、法号、室号、绰号、谥号等。姓氏和名字系统的各个部分各有其作用，姓用来明血缘，氏则别贵贱；字的作用是正体，“字以表德，号以美称”。这种名字系统最早形成于商和西周时期。顾炎武的《日知录》就有明确的论述。

第二，等级性。

最早给姓氏打上人为印记的是北魏孝文帝拓拔（元）宏。拓拔（元）宏用强制的手段使自己的鲜卑族兄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至少表面汉化的过程。而且还进行了一系列匪夷所思、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的一项是姓氏改革，拓氏（元）宏将天下的姓氏分成三、六、九等。并且给每个等级制定了标准。在拓拔（元）宏开了先河的情况下，以后，谁掌握政权，谁的身份就高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到了唐代，李世民直接下诏，将原本第二等级的李姓，提升为第一等级，把王姓挤入第二等级。以后历朝君主基本如此。这种姓氏的等级制，造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现象，譬如改姓、赐姓、讳姓等。这些所涉及到的姓氏绝对不在少数，拓拔（元）宏的姓氏改革就牵涉到一百多姓氏。

第三，地域性。

所谓地域性是指在全民族的范围内，姓氏往往按地域分布。例如，唐代形成的“五家七姓”，即李（陇西、赵郡）、崔（清河、博陵）、卢（范阳）、郑（荥阳）、王（太原）。人类学家、文化史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文中，曾经引用过他的朋友罗伯特•哈特给他的信说：“在中国许多地方遇到很大的村庄，全村只有一个姓。比方说，在一个地区见到三个村庄，每一个村住三千人。第一个村庄全姓马，第二个村庄全姓杨，第三个村庄全姓牛。”这种现象在中国极为普遍，这种自称村落的姓氏带有排他性。

第四，多源性。

所谓多源性，是指在中国的常见姓氏中（按照国家自然基金会研究划定：人口占01%的姓氏称为常见姓氏，现有129个。占人口总数87%），大多数有多个源头。为了便于说明起见，用列图表的方式，借以表达。

第二大姓“王”姓来源是这样的：

周灵王太子姬晋——宗敬

周文王 “王”

周考王

帝王赐姓

少数民族汉化

第十二大姓“孙”姓来源是这样的：

周文王——惠孙

孙叔敖 “孙”

田完后裔（由齐景公赐姓）

第二十三大姓“郑”姓来源是这样的：

后稷（神农氏） 姬友（郑桓公）

帝喾 “郑”

郑公子鲁

第九十五大姓“武”姓来源是这样的：

夏朝大臣武罗

商朝武丁后裔 “武”

周平王后裔（姬姓）

春秋时宋国宋武公

第一百大姓“文”姓来源是这样的：

姬昌（周文王）后裔

炎帝后裔（姜姓）封地许国国君许文叔 “文”

舜的后裔（妫姓）

五代时因讳姓石敬塘而改姓

这种多源性，既说明中华民族姓氏的丰富多彩，又给梳理姓氏的源流带来极大的困难，由此更加证明我国姓氏文化的源远流长。

第五，时代性。

在人的名字中往往散发着时代的气息，这是时代光芒的折射。汉代人的名字多用勇、超、雄、固等，反映大汉雄豪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塘人喜欢排行相称，就是当代皇上唐太宗，可称之为二郎，这种习俗表现唐代是一个豁达宽容、自由宽松的社会风气；宋人多山用老、叟、翁，这同当时社会对老人优厚有关；现代人则更为明显，子女的名字寄托着父母的理想和希望。

中国的姓氏产生至今有五千年的历史，其历史之悠久在世界文化史上极为罕见。这种社会现象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姓氏（包括名字）在民族文化的温床上形成，它是一座蕴藏丰富的精神矿藏。开发这座精神矿藏对于我们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具体意义是：

首先，认祖寻根是中华民族团结富强的凝聚力和纽带。

当一个民族危难之际，民族要生存，就得携手并肩，共同战斗，这就要全民族认同祖宗和“本是同根生”的意识，继而产生凝聚作用。比如屈原再其抒情长诗《离骚》开篇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意思是说我是古代帝王高阳氏的后代子孙，我的先祖叫伯庸。这就是一种认祖行为。于是产生了不能将祖国当旅舍、不能视国君为路人的爱国情感。鲁迅在年轻时，写过一首《自题小像》，其中有一句：“我以我血荐轩辕”，轩辕就是黄帝。鲁迅表示愿意为社稷江山、祖国之邦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其次，中国的姓氏文化蕴含着民族文明进取精神。弘扬中国文化也应当包括中国的姓氏文化。五千年来，姓氏文化经过历史的积淀，与民族精神融为一体，这种包容姓氏文化的精神对于现实社会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中，人们耳熟能详的“岳家军”、“杨家将”，则是在民族危机时抵御外族入侵的一种民族自强精神的象征；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孔孟之道，则是中华文明的表现。

在中华民族，人们口耳相传的、融入姓氏文化的、能表现人们积极进取精神的成语典故何止千百！其中有表现人们谋略智慧的“田忌赛马”、“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又表现“无为”而治思想的“庄周梦蝶”；又表现鞠躬尽瘁、敬业尽职的“周公吐哺”；有赞扬为救国难挺身而出的“毛遂自荐”；有赞颂朋友之间忠实守信、相知相交的“管鲍之谊”、“范张鸡黍”；有赞扬人各有所长的“马工枚速”、“孟诗韩笔”等。真是应有尽有、不胜枚举。

此外，与姓氏有关的“堂联”、“堂号”，特别是“堂联”，它保留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它反映了某姓氏的历史渊源、家族名人的崇高业绩，其作用除了光宗耀祖外，实际上还有提倡一种“家风”、“族风”的作用。这种民间的“家风”和“族风”包含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理想。例如：林姓的堂联为“励志禁烟，御夷留根”；毛姓的堂联为“捧檄而往，脱颖而来”；于姓得堂联为“当代清官，救时宰相”。以上的堂联分别提倡爱国御敌、为国挺身、清廉救时的风尚，这难道不是中华民族进取精神的具体写照吗？

再次，积淀了五千年的中国姓氏文化，不仅仅融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而且还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这对于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重要作用。

诗有“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奸臣”，说的是，青山和白骨，一个有幸，一个无辜。土地江海也是，中国历史上，地因人姓而得名的十分普遍，因此许多原本默默无闻的、亘古沉默的土地，因某个名人的驻足而顿时喧嚣起来，引得无数慕名而来的人士或把酒临风，或扼腕痛心，或按动快门。根据1981年出版的《中国名胜词典》，书中共有6885条词目，其中涉及到姓名的，包括本身就是姓氏名胜的，有866条，占全书所收录的名胜125%。

岂但地名如此！日常生活中如“孔府家酒”、“贵妃酒”、“东坡肉”、“李锦记”等等以姓氏命名的商品比比皆是。

另外，中国姓氏文化不仅仅是狭义上的文化，而且是一门科学。它对于人认识自身、造福自身、改造自身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尤其是中国人前300个常见姓氏的数据和分布地区对于研究中国人Y染色体多样性、疾病分布、汉民族的源和流以及其他学科领域，都有可能提供新的线索和参考。”广州中山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某些姓氏与某些疾病有着相应的对应关系，某些姓氏与长寿与否有必然的联系。所谓染色体是细胞在丝分裂时出现的，易被碱性染料着色的丝状或棒状小体，它由核酸和蛋白体组成，是遗传的主要物质基础。如人体细胞有四十六个染色体，其中四十四个是常染色体，两个是性染色体。男性有一个X和一个Y性染色体，女性则有两个X性染色体。中国人传统是父性子传。那么。也就是说，在中国人姓氏中，携带有鲜明的遗传密码。如果依据Y染色体的遗传密码，必能找到人们某些家族史病的基因乃至长寿的奥秘。这将是中国人甚至是全人类的福祉所在。当然，这需要姓氏学、家谱学、遗传学、生理学、病理学等诸多学科艰苦合力攻关。尽管如此，前景是无限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