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囿于习俗，不知冥通宇内群知构成之体，渐积成势，而人群以立。微著几微，见其崖略，固已甚难。及夫造新声势以激厉其灵机，结以经纬，继以瞻顾，则笔削之匠斯其人矣”。此语略有几分自矜，但大体不差。

中国旧史虽然也有“二十六史”之称，但其中所包括的主要是王朝史和皇家“忠烈传”而已，除了极少数如《史记》等之外，为一般官僚所修的史书是不够资格称之为“史”的。因此，中国旧史实际上是“帝王家谱”，中国旧史学家实际上都是给帝王作“忠实录”。由此就带来了旧史学的四大弊病：一是“知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即只有朝廷而无国家；二是“知后者而不知有前者”，即只知道有过去而不关心未来；三是“知有我用而不知有民立”，即只有统治者的意识而没有民众的自觉；四是“知有文字而不知有事实”，即只有史书的记载而没有历史的真实。

这四大弊病也基本上涵盖了中国旧史学的主要特征。

梁启超是有名的所谓"革新派""康梁变法"在历史上是"浓重"的一笔他是有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然而对24史的判断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从司马迁立<史记>到<清鉴>,都是皇家指定史官"编史"其"偏颇"是"不言而喻"的但决不是甚么24家谱一定要正视历史,要用"唯物史观"看待历史

梁启超是怎么样看待他所认为的中国旧史学的呢？他认为，中国的旧史学有四个重大弊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所以，梁启超认为要强大中国，首先就要象西方那样提倡民族主义。而"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己也！"（《饮冰室文集·新史学》）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梁启超迫切希望改造中国史学现状的急燥情绪，也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混乱状态，他实际上是把国民的政治伦理观念混同成国家的史学观了，所以，连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新史学"有许多"奇谈怪论"。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是由梁启超提出的。方志就是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

1、方志起源于史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寿杌》、鲁《春秋》，庄子所称＇百二十国宝书七附今著，则一府州县志而已。”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方志起源于《周官》。所谓周官指周朝王室的官制，后成书《周礼》亦称《周官》，宋代司马光在《河南志序》中认为，周官中的职方、土训、诵训的职掌，于后世方志都不无相似之处。代方志学家章家诚从“志为史体”角度出发込为春秋战国时期那些记载地方史事的书籍，如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等，应是最早的方志。后代许多学者也认为这些史书，类似后来地方志，具有地方志的雏形，应称为方志之源。

2、方志介绍

方志，是指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有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州郡府县志两类。总志如《山海经》、《大清一统志》。以省为单位的方志称“通志”，如《山西通志》，元以后著名的乡镇、寺观、山川也多有志，如《南浔志》、《灵隐寺志》。方志分门别类，取材宏富，是研究历史及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3、方志遗韵

方志是介绍地方情况的志书。编修方志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历朝历代从未间断过编修方志，所谓“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国有史，即二十四史，为我国的国史，它是中国历代史官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起于传说中的黄帝(约公元前2550年)，止于明朝祟祯十七年(1644年)。家有谱，即家谱，又称谱牒，为家族宗祖档案。清代学者章学诚有言“物之大者，莫过于人;人之重者，莫过于族。”所以我国民间一直延续着修家谱的传统。日本学者田仲一撰写的《中国戏曲史》《明清戏曲》其中大部分资料取自于中国谱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