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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

　　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

　　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

　　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

　　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

　　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

　　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

　　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

　　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

　　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

　　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

功[功，读音作gōng(ㄍㄨㄥ)]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炎帝神农氏第三十七代孙姜太公，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姜姓后裔分衍有子功氏。

据唐朝封演所撰《封氏闻见记》中记载：“开元十九年，置先师太公庙。春秋二仲上戊日释奠，用张良配享，牲用太牢，轩悬之乐，八佾之舞。出师将发日，皆引辞。京兆功曹卢若虚录太公之后，姜氏、吕氏、尚氏、齐氏、高氏、卢氏、柴氏、庆氏、国氏、纪氏、绍氏、礼氏、贺氏、指氏、掌氏、历氏、牵氏、晏氏、望氏、献氏、易氏、章氏、谢氏、丁氏、申氏、营氏、浦氏、莱氏、许氏、盖氏、雍门氏、东门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牙氏、子功氏、公旗氏、公牛氏、卢满氏、祭公氏、闾公氏、仲长氏、章仇氏等四十八姓，刻石为记。礼部员外郎崔宗之制铭，立于庙门。唐天宝中期，太学中太学生张絅上书：‘请于太公庙置武监。国子监相对，教习胄子。春秋释奠于先师太公，一如国学文宣王庙。’书寝，不报。”

事实上，在中国姓氏的演进过程中，“子”实际为一种近嫡庶系支族的尊称延续，以其字为首的复姓姓氏，后大多去“子”留首，予以省文简化。子功氏后省文简化为功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子姓，出自春秋时期宋国司空氏，属于避讳而改姓为氏。

武殷微子后人、宋国第十二任君主宋武公(公元前747～前729年在位)，原名为子司空，是宋戴公之子。宋武公在位期间，北方游牧部落长狄入侵，宋武公派亲兄弟、大司徒子充石(皇父)率军抵御，在长丘(今河南封丘)打败了长狄人，俘获首领缘斯。但在战争中，子充石和其二个儿子子谷甥、子牛父不幸战死。

原来宋国就有司空氏一族，在宋武公即位后，因宋武公名为“司空”，皆避讳而改为司功氏，其后裔有省文简化为功氏者。

此说源史证为：

少典氏第七十三代、黄帝轩辕氏第六十二代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晋，生士蒍，世为士师及司空之官，故有士氏、司空氏；蒍生士谷为、谷氏；谷生士会，采于随为随氏，佐文襄有功，又采于范为范氏，子燮采于栒栎为栒栎氏，士鲂釆彘于为彘氏，皋夷釆于函舆为函与氏，又有鲂氏、阳氏、士丐氏、士季氏、士吉氏、士为氏、士思氏、司功氏、祈成氏、士弱氏、胥氏、张氏(范睢改张禄)陶氏、朱氏、陶朱氏、鸱夷氏、范蠡姓。

第三个渊源：源于各民族变姓，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蒙古族功格喇布氏，世居内蒙古克什克腾地区，后有人取汉化姓氏为功氏者。

今在少数民族锡伯族中亦有功氏族人。

二历史名人：

功德善：(公元1931～今)，锡伯族，新疆察布查尔人。历任 中央新疆分局统战部部长。

《世说新语》是中国南朝宋时期（420-581年）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是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梁代刘峻作注。全书原八卷，刘峻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全书共一千多则，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

成书过程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因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后人为将此书与刘向所著相别，故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今名。《隋书·经籍志》将它列入笔记小说。《宋书·刘道规传》称刘义庆“性简素”、“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该书所记个别事实虽然不尽确切，但反映了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了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

版本简介

　　在流传过程中，《世说新语》出现了多个书名，如《世说》、《世说新书》、《新语》、《世说新语》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皆作《世说》，这是该书的最早称谓，宋本《世说新语》附汪藻《叙录》曰：“李氏本《世说新书》，上中下三卷，三十六篇，顾野王撰。”顾野王（519～581年）为南朝梁陈间人，《世说新书》之名始见于此。及至唐代，《世说新书》（可见于段成式《酉阳杂俎》）、《世说新语》（可见于刘知几《史通》）等书名皆可见于史籍。宋代以降，此书经晏殊删定以后，便通称为《世说新语》了。

历代注家

　　刘峻（463～522年）字孝标，原是南朝青州人。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北魏攻下青州，他随例被迫迁到平城，在那里出家，后又还俗。齐武帝永明四年（486年）还江南，曾经参加过翻译佛经。该书的注是刘孝标回江南以后之作。他采用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办法，来进行补缺和纠谬的工作。孝标征引繁富，引用的书籍达四百余种。今人校注该书的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谔《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日本德川时代的学者著有几种《世说新语》注。　中外译本方面，有马瑞志的英文译本、Bruno Bellaire的法文译本和目加田诚等的多种日文译本。　全书字数：整书大约为79491字

思想内容

　　 世说新语 封面

《世说新语》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为言谈、轶事的笔记体短篇小说。从这部书的内容来看，全书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既有儒家思想，又有老庄思想和佛家思想，可能是出自多人之手，刘义庆招集的文学之士很可能参加了它的编撰。　《世说新语》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类，每类收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一千二百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由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 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此书中相当多的篇幅系杂采众书而成。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前人的记载。一些晋宋间人物的故事，如《言语篇》记谢灵运和孔淳之的对话等则因这些人物与刘义庆同时而稍早，可能采自当时的传闻。 被鲁迅先生称为：“一部名士底[的]教科书”　《世说新语》主要记叙了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我们明确的看到了所谓「魏晋清谈」的风貌。主要记叙了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期士大夫的生活。 此外，《世说新语》善用作比较、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 “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年耶！”是东晋名士桓温的名句，它就出自《世说新语》。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有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影响尤其之大。《世说新语》的文字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用的都是口语，而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读，其中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　《世说新语》（又名《世说》），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也可以说这是一部记录魏晋风流的故事集。在《世说新语》的三卷36门中，上卷四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卷九门——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这13门都是正面的褒扬。　如：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德行》）　通过与华歆的对比，褒扬了管宁的淡泊名利。又如：　公孙度目邴原：“所谓云中白鹤，非燕雀之网所能罗也。”（《赏誉》）　这既是对邴原的褒扬，也是对公孙度善于誉人的褒扬。至于下卷23门，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有的褒扬之意比较明显，如容止、自新、贤媛。有的看似有贬意，如任诞、简傲、俭啬、忿狷、溺惑，但也不尽是贬责。有的是贬责，如“谗险”中的四条，以及“汰侈”中的一些条目。也有许多条目只是写某种真情的流露，并无所谓褒贬。既是真情的流露，也就是一种风流的表现，所以编撰者津津有味地加以叙述。例如：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任诞》）　这种任诞表现了对竹的妙赏，以及对竹的一往情深，或者在对竹的爱好中寄托了一种理想的人格。又如：　晋文王功德盛大，座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　这简傲正是阮籍的可爱之处。总之，编撰者大量采集编入那些饶有兴趣的、可资谈助的逸闻轶事，态度倒是比较客观宽容的。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

唐钞本 世说新书 (32张)　　嵇康面对死亡表现出了难得的镇定，这种名士的“雅量”显示了他非凡的气度。　《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时期历史的极好的辅助材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作品目录

　　德行第一言语第二　政事第三文学第四　方正第五雅量第六　识鉴第七赏誉第八　品藻第九 规箴第十　捷悟第十一 夙惠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羡第十六　伤逝第十七 栖逸第十八　贤媛第十九 术解第二十　巧艺第二十一 宠礼第二十二　任诞第二十三 简傲第二十四　排调第二十五 轻诋第二十六　假谲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俭啬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谗险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纰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艺术特色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鲁迅先生曾把它的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涉及各类人物共一千五百多个，魏晋两朝主要的人物，无论帝王、将相，或者隐士、僧侣，都包括在内。它对人物的描写有的重在形貌，有的重在才学，有的重在心理，但集中到一点，就是重在表现人物的特点，通过独特的言谈举止写出了独特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如《俭啬》：“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仅用16个字，就写出了王戎的贪婪吝啬的本性。又如《雅量》记述顾雍在群僚围观下棋时，得到丧子噩耗，竟强压悲痛，“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一个细节就生动地表现出顾雍的个性。《世说新语》刻画人物形象，表现手法灵活多样，有的通过同一环境中几个人的不同表现形成对比，如《雅量》中记述谢安和孙绰等人泛海遇到风浪，谢安“貌闲意说”，镇静从容，孙绰等人却“色并遽”“喧动不坐”，显示出谢安临危若安的“雅量”。有的则抓住人物性格的主要特征作漫画式的夸张，如《忿狷》中绘声绘色地描写王述吃鸡蛋的种种蠢相来表现他的性急：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　有的运用富于个性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态，如《赏誉》中王导“以尾指坐”，叫何充共坐说：“来，来，此是君从！”生动地刻画出王导对何充的器重。

编辑本段作品影响

　　《世说新语》是中国最早的小说，在此之前，人们都已“三教九流”为代表，不把“小说家”列入其中，认为他是不正经的家派。可三教九流全是说理的，于是有人便准备写一部小说，此人便是刘义庆。他开创了中国小说界的先河，为后人写小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约传神，含蓄隽永。正如（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所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有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便是出自此书，例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卿卿我我，等等。　《世说新语》对后世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不仅模仿它的小说不断出现，而且不少戏剧、小说也都取材于它。　这部分内容选自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编辑本段作品摘录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德行）　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　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言语）　钟毓兄弟小时，值父昼寝，因共偷服药酒。其父时觉，且托寐以观之。毓拜而后饮，会饮而不拜。既而问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礼，不敢不拜。”又问会何以不拜，会曰：“偷本非礼，所以不拜。”（言语）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夙慧)　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雅量）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道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口酋）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栖逸）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容止）　王子猷、王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伤逝）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任诞）　魏武行役，失汲道，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假谲）　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既闻所论，知无活理，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孰眠。敦论事造半，方意右军未起，相与大惊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乃见吐唾从横，信其实孰眠，于是得全。于时称其有智。（假谲）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俭啬）　王戎女适裴，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俭啬）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汰侈） 诸葛亮之次渭滨，关中震动。魏明帝深惧宣王战，乃谴辛毗为军师、宣王既与亮对渭而陈，亮设诱谲万分，宣王果大忿，将欲应之以重兵。亮遣间谍　之，还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黄钺当君门立，君不得出。“　亮曰：“此必辛佐治也。”　《世说新语》一书篇幅短小，多是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但文章多用当时口语，而一些用法未能继续流传，我们在典籍中也很少见到，所以读起来会有些障碍。最好参读一些注本，比较著名的有古代刘孝标的注解，现代人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但这两种注解重在旁征博引，考证史实，不注重文字疏通，对学生意义不大。另有《世说新语译注》（张万起等，中华书局1998年版）、《世说新语选注》（张之等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等，注释较为详细，可以参看。　在理解语言文字的基础上，要重点领会魏晋士人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旨趣，这就需要了解一点背景知识，除了上面提供的，还可以阅读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一文，鲁迅对于魏晋士人及其心态有独到的见解，而且该文本是一篇演讲，比较通俗易懂　其实《世说新语》虽是文言文，却很浅，里面的实词连一般的汉语词典都能查到，如有专门的适合中学生用的古汉语词典查起来就更快，如果查《辞海》或《辞源》更好。

编辑本段版本源流

唐代及以前

　　《世说新语》虽撰于南朝刘宋之时，然唐前传本今皆无存。据宋汪藻《世说叙录》可知，其时有陈扶本、激东卿本等版本。又据刘孝标注文中“一本”、“一作”、“诸本”、“众本”等语，可见《世说》在唐前已广为流传。 唐写本

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系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发现于京都东寺，后割裂为五，分藏五人。罗振玉设法使分者复合，并于民国五年（1916年）影印之。该残卷起于“规箴第十”，终于“豪爽第十三”。其中，“规箴”24则，“捷悟”7则，“夙惠”7则，“豪爽”13则，共51则。罗振玉影印本后有罗氏书神田醇跋、杨守敬跋及罗振玉跋。

宋元

　　宋元为《世说新语》盛行的时代。据汪藻《世说叙录》载，其时便有晁（文元）氏本、钱（文僖）氏本、晏（元献）氏本、王（仲至）氏本、黄（鲁直）氏本、章氏本、舅氏本、颜氏本、张氏本、韦氏本、邵氏本、李氏本等十余种版本；可惜今皆无存。其中，晏氏本很可能是现在通行三卷本的祖本（晏殊）。宋代流传较广较持久者有绍兴八年董弅刻本和淳熙十六年湘中刻本。绍兴本今存两部，均藏于日本，一为前田侯所藏，已影印回国，一为宫内厅所藏。此本曾经晏殊删定，再经董氏整理，便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三卷三十六篇的通行本。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为新定郡守时重刻此书，次年又于湘中重刻，是为宋淳熙本，该本今已无存。淳熙本原为清初徐干学传是楼所藏，清人蒋篁亭、沈宝砚曾有校记。　宋末元初，有刘辰翁、刘应登对《世说新语》进行了批点。元刊刘氏批点本《世说新语》八卷现已无存，唯日本尚有残本。其评点在明凌蒙初刊本保存了下来。

明代

　　明代《世说新语》空前盛行，保存至今的版本，据不完全统计，竟有二十六种之多。这主要是王世贞、王世懋兄弟将何良俊《何氏语林》与刘义庆《世说新语》删并合刊，大大扩充了《世说新语》的影响。另外，凌瀛初、凌蒙初兄弟刊行刘辰翁批点本、太仓王氏刊行李卓吾批点本也对此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明代刊行的《世说新语》，大体有三个系统：普通本系、批点本系、《世说新语补》系。　A、普通本系：　(1)、正德四年赵俊刻《世说新语》八卷。此为现存最早明刻本，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2)、嘉靖十四年袁褧嘉趣堂刻《世说新语》三卷，并附有陆游跋语。此本与绍兴本篇目一致，仅将上、中、下三卷每卷复分上、下，成为六卷本。此本在明刻诸本中最为善本。　(3)、嘉靖四十五年太仓曹氏沙溪重刻《世说新语》六卷。此本为袁本之裔本。　(4)、嘉靖年间毛氏金亭刻《世说新语》六卷。北京大学有藏。　(5)、万历七年管大勋刻《世说新语》三卷。　(6)、万历二十四年吴瑞征刻《世说新语》八卷。此本无刘孝标注，未知其所自。　(7)、万历二十五年赵氏野鹿园刻《世说新语》三卷。　(8)、万历三十二年邓原岳刻《世说新语》三卷。　(9)、万历三十七年周氏博古堂刻《世说新语》三卷。北京大学有藏。　(10)、万历年间陶珙校注本。藏社科院语言所。　(11)、明吴中珩、黄之寀校刻本《世说新语》六卷。　(12)、明刻本《世说新语》三卷。上海图书馆有藏。　(13)、明吴勉学刻《世说新语》六卷。　B、批点本系：　(1)、明刻宋刘辰翁批点《世说新语》三卷。　(2)、万历九年乔懋敬刻王世懋批点《世说新语》三卷。　(3)、万历十年余碧泉刻王世贞批点《世说新语》八卷。　(4)、明凌蒙初刻《世说新语》三卷。　(5)、明凌瀛初刻王世贞批点《世说新语》八卷。　(6)、明凌瀛初刻刘辰翁、刘应登、明王世懋评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八卷。　C、《世说新语补》系：　(1)、万历年间张文柱校刊王世懋批点《世说新语》六卷、《世说新语补》二十卷。此本实为刘义庆《世说新语》与王世贞删并《世说新语补》二书合刊，凡四函二十八册。　(2)、万历十三年张文柱校刻《世说新语补》二十卷。　(3)、万历十四年太仓王氏刻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　(4)、明凌蒙初改订本《世说新语》三卷、《世说新语补》四卷。　(5)、万历年间刻《世说新语》八卷、《世说新语补》四卷。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藏。　(6)、明刊本批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此书有刘辰翁、李贽等评点。　(7)、明书林余圮孺刻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

清代

　　清代刊行的《世说新语》基本上沿袭明代三系，既无宋代那样的整理，也无明代那样的增补，也未出现新的批点本。只不过作了一些校勘工作，订正了宋明刻本中的讹误。　A、普通本系：　(1)、道光八年浦江周心如纷欣阁刻《世说新语》三卷。据明袁褧嘉趣堂本重雕，校正了不少错误。　(2)、光绪十七年长沙王先谦思贤讲舍刻《世说新语》三卷。此本据纷欣阁本重刊而再加校订，为清刻本中最善者。　(3)、光绪三年湖北崇文书局刻《世说新语》六卷。北京大学有藏。　B、批点本系：　清代未有翻刻刘辰翁、刘应登、王世贞、王世懋等批点本。上述诸家批点均已吸收至《世说新语补》中，遂以补本流传。　C、《世说新语补》系：　(1)、康熙十五年承德堂刊《世说新语》三卷，《世说新语补》四卷。　(2)、乾隆二十七年江夏黄汝林刊海宁陈氏慎刊堂藏本《世说新语补》二十卷。　(3)、乾隆二十七年重刊茂清书屋藏板《世说新语补》二十卷。　(4)、光绪年间葛元煦啸园刻朱印本《世说新语补》二十卷。　(5)、清刊仿乾隆江夏黄氏刊巾箱本《世说新语补》二十卷。

民国

　　民国期间，《世说新语》有多种印本。主要的有：　(1)、民国六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世说新语》三卷。　(2)、扫叶山房石印本《世说新语》六卷。　(3)、民国六年北洋印刷所排印本《世说新语》四卷。　(4)、民国二十三年上海文化书社出版王明标点本《世说新语》。　(5)、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大达图书馆供应社出版周梦蝶标点注解《世说新语》二十卷。　(6)、《四部丛刊》本《世说新语》。　(7)、《四部备要》本《世说新语》。　(8)、《诸子集成》本《世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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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世说新语》的作者，自《隋书·艺文志》至《四库全书总目》，历代著录所记，均为南朝刘宋临川王刘义庆，然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提出了异议。鲁迅先生认为：“《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亦未可知也。”自鲁迅先生“成于众手”之说一出，至今聚讼多多，难有定论。有人认为，刘义庆门下聚集了不少文人学士，他们根据前人类似著述如裴启的《语林》等，编成该书。刘义庆只是倡导和主持了编纂工作，但全书体例风格基本一致，没有出于众手或抄自群书的痕迹，这应当归功于他主编之力。有的日本学者推断该书出于刘义庆门客——谢灵运好友何长瑜之手。可以当代研究《世说新语》的两本博士论文为代表：一是王能宪著《世说新语研究》，认为《世说新语》的作者即为刘义庆；另一本为范子烨著《世说新语研究》，认为《世说新语》乃成于众手，其余作者还有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两书均有大量考证分析，此处不敢妄断。由于《世说新语》乃“采缉旧文”之作，遍寻当世同类型作品（如西晋郭颁《魏晋世语》、东晋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魏晋史书（如《魏书》、《晋阳秋》等等）以及相关杂著（如《高士传》、名门大族的家谱），所涉材料宏富。刘义庆广招文学之士，他在编撰《世说新语》一书时，手下诸彦为之搜罗材料，乃至润色整饰，是合乎情理大有可能的，因此，折衷地说，可以视为此书乃刘义庆担任主编，袁淑等人或有参与的一部著作，而刘义庆的主持之功劳当是无疑的。　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彭城（现江苏徐州）人，曾任荆州刺史，爱好文学，《世说新语》是由他组织一批文人编写。本是宋武帝刘裕之弟长沙王刘道怜的儿子，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官至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刘义庆自幼喜好文学、聪敏过人，深得宋武帝、宋文帝的信任，备受礼遇。他尊崇儒学，晚年好佛，“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集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宋书刘道规传》附《刘义庆传》）。他所招集的文学之士很可能参加了《世说新语》的编撰，不过起主导作用的当然还是刘义庆本人。[1]　鲍照（约415年～470年），南朝宋文学家。字明远，东晋义熙元年出生于北海郡（今连云港市云台区），东海（今属江苏）人。家世贫贱。临海王刘子顼镇荆州时，任前军参军。刘子顼作乱，照为乱兵所杀。他长于乐府诗，其七言诗对唐代诗歌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有《鲍参军集》。何长瑜，南朝宋诗人。东海(今连云港东)人。初为临川王刘义庆王国侍郎、平西记室参军。以戏用韵语嘲弄义庆州府僚佐，贬为曾城令。元嘉二十年(443)，庐陵王绍镇寻阳，请为南中郎行参军，掌书记之任。赴任途中遇暴风雨溺死。曾与谢灵运族弟惠连、荀雍、羊溶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称灵运“四友”。钟嵘《诗品》将其诗列入下品。有集八卷，佚。《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存其诗二首。　袁淑（408～453），字阳源，陈郡阳夏人，袁豹之少子。生于晋安帝义熙四年，卒于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年四十六岁。少有风气。年十余岁，为姑夫王弘所赏。不为章句之学，而博涉多通。好属文，辞采遒丽，纵横有才辩。彭城王义康命为军司祭酒刘港欲其附己淑不为改意，因以疾免官。临川王义庆雅好文学，请为谘议参军。元嘉二十六年，为尚书吏部郎。累迁太子左卫率。元凶劭将为逆，淑不从，被害。孝建初，谥忠宪。淑著有文集十卷（《隋书志》作十一卷。此从隋志注及《两唐书志》）行于世。　《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此书不仅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士族阶层言谈、轶事，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而且其语言简练，文字生动鲜活，因此自问世以来，便受到文人的喜爱和重视，戏剧、小说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也常常从中寻找素材。　当然，因为刘义庆当时人在扬州，听说了不少当地的人物故事、民间传说，所以在《世说新语》中，也记载了一些发生在当时扬州的故事。如成语“咄咄怪事”，就是源自于曾担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的中军将军殷浩被废为平民后，从来不说一句抱怨的话，每天只是用手指在空中写写画画。扬州的吏民顺着他的笔划暗中观察，看出他仅仅是在写“咄咄怪事”四个字而已。大家这才知道，他是借这种方法来表示心中的不平。　可惜的是，《世说》一书刚刚撰成，刘义庆就因病离开扬州，回到京城不久便英年早逝，时年仅41岁，宋文帝哀痛不已，赠其谥号为“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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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校笺

崔氏即是崔抒，他是姜太公第三个儿子的后代，庆氏就是庆封，他是齐桓公长子的后代，晏氏则是当时名声在外的晏婴，他们在齐后庄公去世之后，曾有对峙过，但是最后还是崔氏和庆氏胜利了吧。

齐后庄公去世之后，为何会引发宫廷之战呢？这主要是齐后庄公引起的呀。齐后庄公在位期间，内忧外患，朝中有大臣们的不满和矛盾，国外有晋国前来攻打，但是齐后庄公胆子也是够大呀，他一点也不在乎，反而和崔抒的夫人有私情，这不是作死嘛？这可是妥妥的得罪了崔抒呀，使得朝廷中的大臣的心都偏向于崔抒了，而崔抒也是为了报仇谋杀了齐后庄公。

齐后庄公做的确实不厚道，明明当初是崔抒帮助他上位的，他却这样对别人。齐后庄公偷情崔抒夫人确实是关键的引发事件，这改变了朝中局势，太子的孩子庆封跟崔抒站在了一起，成为了朝中的两大势力，而这两大势力团结起来，足以摧毁当时的齐国朝廷，大臣们不敢言。

后来，崔抒和庆封推荐了齐后庄公的弟弟杵臼即位。按道理说，古代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怎么都轮不到杵臼来即位吧，而且当时杵臼十分的小，崔抒和庆封让他即位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要背后掌权，操控皇上，当时也确实有大臣反对，但是反对的人都被处死了，剩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

这个时候，晏婴站出来了，晏婴有这个底气是因为他得民心。晏婴在齐后庄公反复不听取意见之后就离开了齐国，但是他十分忠诚，在齐后庄公去世之后，他主动回来追悼，他知道朝中不稳定，也看到了那些被杀的大臣，但是他还是勇敢站出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当然崔抒和庆封反驳了他，但是他们不敢杀晏婴，杀了他也就相当于失去了民心，晏婴没办法也就离开了。

中国有姓晏的。

晏氏主要起源于黄帝裔孙帝喾高辛氏之子契的系统，称号玄王，十四世商成汤建立商朝，晏氏是殷商后代。晏氏出自宋公室子姓，西周初年封于宋国（今商丘一带）叫“晏”的食邑，后裔“以邑为氏（即今天的“姓”）。

晏氏或是一个典型的汉族姓氏，在当今姓氏排行榜上名列第二百零二位，人口约五十七万八千余，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036%左右。）晏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