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贼的解释

(1) [thief in the family;pilferer working from within]∶偷自己 家里 东西 的人 (2) [hidden traitor]∶ 隐藏 在内部进行破坏的人 详细解释 家庭 内部的 败类 。亦指内奸。 汉 王充 《论衡·感类》 ：“ 宋 华臣 弱其宗，使家贼六人以铍杀 华吴 於 宋 。” 《资治通鉴·唐肃宗至德二载》 ：“ 庄 与 庆绪 夜持兵立帐外， 猪儿 执刀直入帐中，斫 禄山 腹。 左右 惧， 不敢 动。 禄山 扪枕旁刀，不获，撼帐竿，曰：‘必家贼也。’肠已流出数斗，遂死。” 《宋史·吕嘉问传》 ：“ 嘉问 窃从祖 公弼 论新法奏稿，以示 王安石 ， 公弼 以是斥于外， 吕氏 号为‘家贼’，故不得与 吕氏 同传。” 清 李渔 《怜香伴·欢聚》 ：“家贼果难防，揖盗搴帏入深幌，把蛾眉奸细认作儿行。”

词语分解

家的解释 家 ā 共同 生活 的眷属和他们所住的地方：家庭。家眷。家长（僴 ）。家园。家谱。家塾。家乡。 家风 。 家训 。家规。 家喻户晓 。如数家珍。 家庭 所在 的地方： 回家 。 老家 。安家。 居住：“可以家焉”。 对人称自己的 贼的解释 贼 （贼） é 偷东西的人，盗匪：贼人。盗贼。贼赃。贼窝。 对人民有危害的人： 。民贼。工贼。贼寇。蟊贼。 害，伤害：戕贼。“*侈之俗 日日 以长，是 天下 之大贼也”。 邪的，不正派的：贼心不死。 狡猾 ：

宗族称谓

祖上：最早的祖先称为始祖。后世的皇帝一般以他们可知的祖宗作为始祖，如宋朝以僖祖作为始祖。后世的人在修家谱、作家传时，也往往喜欢攀附古代的名人为自己的始祖。

太祖：始封之君也就是王朝的建立者为太祖。如三国魏以曹操为太祖，唐以李渊为太祖，宋以赵匡胤为太祖，明以朱元璋为太祖，清以努尔哈赤为太祖。太祖是一朝的开国之君，所以他的太庙百世不迁。

祖宗：是对始祖及先世中有功德者的尊称。从我国汉代开始，凡是创业的国君死后，他们的庙号一律为祖，如汉称刘邦为高祖，唐称李渊为高祖等等。凡是有功德的帝王死后，他们的庙号一律称为宗，如汉称文帝刘恒为太宗，唐称李世民为太宗等。

子嗣、太宗、小宗：古代宗法制度规定，同一始祖的嫡系长房继承系统为大宗、余子为小宗。

宗子：大宗的嫡长子叫宗子。对大宗来讲，他是家长；对于小宗来讲，他是族长，宗子继承始祖的爵位，主持始祖庙的祭祀。

世子：世子也就是太子，古代的“世”与“太”字意义相通。

支子：古代把嫡长子以外的其它儿子称为支子。

嫡子：古代把正妻所生的儿子称作嫡子。同时也指正妻所生的长子。嫡子有继承父亲地位的权力，在社会地位上远远高于庶子。

别子：古代把诸侯嫡长子以外的儿子都叫别子。

庶子：古代把妾所生的儿子称作庶子，庶子的地位比嫡子低，不能承奉祖庙的祭礼和承袭父祖的地位。

嗣子：无子而以他人之子作为儿子，既为嗣子。嗣子一经礼法认可，地位与亲子等同。古代礼法对嗣子问题，有明确的规定。一、必须是同姓。二、必须是同宗的支子。三、辈分必须相当。

公子：诸侯王(公)嫡长子以外的其它儿子称为公子。另外诸侯的女儿也可以称作公子。

考妣：父母又称为考妣。后多指已死的父母，即亡父亡母。

继父：生父死后，母亲再嫁之夫称为继父。

八母：八种身份不同的母亲，即指嫡母、继母、养母、慈母、嫁母、出母、庶母和乳母。

嫡母：妾的子女称父之正妻为嫡母。对于嫡母，服制是斩衰三年。

继母：父亲的后妻称为继母，对于继母，服制也是齐衰三年。

养母：过继儿子称收养他的母亲为养母。对养母服制是斩衰三年。

慈母：妾所生之子，其母死后，其父令别的妾抚育，此别妾就是此子的慈母。

嫁母：亲母因父亲死后再嫁，称作嫁母。为嫁母服齐衰杖期。

出母：被父亲休弃的生母称作出母。为出母服齐衰杖期。

庶母：父亲的妾称为庶母。士为庶母服缌麻。

乳母：父妾之中曾乳育己者称她为乳母。为乳母服缌麻。

九族：

九族所指，说法不一。一说上自高祖，下至玄孙，即玄孙、曾孙、孙、子、己身、身父、祖父、曾祖父、高祖父；一说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父族四即：姑之子(姑姑的子女)、姊妹之子(外甥)、女儿之子(外孙)、己之同族(父母、兄弟、姊妹、儿子)；母族三即：母之父

(外祖父)、母之母(外祖母)、从母子(娘舅)；妻族二是岳父、岳母。

扩展资料

礼俗称谓

君：周代称诸侯为君。君在天子之下，大夫之上，指的是诸侯。秦统一天下后，称皇帝为君。君还是战国、秦汉时期贵族、功臣的封号。如齐国田文号盂尝君，魏以子无忌号信陵君，汉郦食其号广野君，刘敬号奉春君，君后来又引申为对男子的尊称，故父和夫也可称君。

臣：上古指男性奴隶。后来“君”与“臣”对举，臣包括因君外的任何人。后“臣”引申为对己的谦称。

士：商、西周、春秋时统治者的最低层及其成员。周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卿大夫有家。家是卿大夫的统治区域，担任家的官职的通常是士，称为家臣。

民：上古时把奴隶称作民。或称黎民、群黎、苗民、众人、庶人、庶民，通称庶民。臣与民在上方都是奴隶，但有区别：臣是柔顺驯服的奴隶，民是暴戾难以驾驭的奴隶。

奴隶：为奴隶主劳动没有人身自由的人，常被奴隶主任意买卖甚至杀死。“工”、“奴”、“奚”、“臣”、“妾”等都是奴隶，仆侍、妾婢、阍人(看门人)、寺人(宦)等是从事家务劳动的奴隶，金工、车工等是从事工业生产的奴隶，大量的则是从事农业的奴隶。

君子：古代对贵族男子的通称。又泛指有道德的人，君子常常和小人或野人对比。此外，妻称夫也叫君子。

百姓：古代对贵族的总称。商代的奴隶主是贵族，总称为“百姓”(因为当时只有贵族才有姓)，商王是贵族的最高代表，自称为“余一人”，周代仍有这种称号，战国以后，“百姓”为平民的通称，与“民”为同义词。

黎民：平民也称黎民，亦即“众民”的意思。因“黎”通“骊”，黑色，“黎民”因黑发而名。

黔首：黔首是战国时秦国及秦代对平民的称呼。黔，黑色。“黔首”，犹如黑头。据说秦商黑色，平时平民都用黑布包头，帮称“黔首”。

布衣：即“平民”，古代人富人穿丝，平民穿麻布，所以称“布衣”。

庶人：又叫“庶民”，西周以后对农业生产者的称谓。西周时庶人可作为被封赐的对象，其身份比奴隶高。春秋时，庶人的地位在士以下，工商奴隶之上。秦汉以后，泛指没有官的一般平民。

鄙人： “鄙人”本意指发居于郊野之人。后古人用来谦称自己，表示地位 不高，见识浅陋。

臣：古人对自己的谦称。“臣”表示自谦，多有君臣关系在内。后采也完全表示谦称。

仆：旧时男子自称谦词。仆即奴仆，下对上，幼对长自称奴仆，借以表示对对方的敬重。

小可：宋元间人自称谦词。

小生：旧时晚辈对尊长称自己的谦词。

小子：旧时子弟晚辈对父兄尊长自称的谦词。

晚生：旧时父人对前辈称己的谦词。

不肖：旧时男子自谦词。不肖原指子不似其父那样贤能，故男子在其父母死后多借以自称，表示谦恭。

不才：旧时男子自谦词。不才即没有才能，故借以自称，以示谦恭。

不妄：旧时男子对自己的谦称。不妄意为无才能的意思。

不敏：古人称自己不聪明，不敏捷，故自谦“不敏”。 晚生 后学 晚侍 年轻人在年长者面前的谦称。

在下：自称的谦词，古时坐席，尊长在上座，所以自称在下。

妾：旧时妇女自称的谦词。妾是旧时正妻之外的小妻、侧室、偏房，在家庭中地位极低，故妇女借以自称，表示对对方的敬重。

奴、奴家：旧时妇女自称的谦词。奴即表示不自由，从人役使的仆役，故借以自称，表示对对方的敬重。有时男子亦以之为谦称。

未亡人：寡妇的自称。

-亲属称谓

卢

姓氏名称: 卢

拼音: lu[二声]

序号: 0167

介绍

介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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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姓起源

卢姓起源

上古卢人与卢字

在上古时代，我国西部地区有一支游牧部落。这支部落的人携带一种用柳枝等编织成的、特制的、盛食物用的器皿——卢器，转移各地，过着原始的群体游牧生活。

他们为了生存首先必须解饥御寒，在原始的劳动条件下必须寻觅水草地，追逐和饲养利生的动物，以取为衣食之用。同时，他们也必须逃避和抵抗毒蛇猛兽，以便保全自己的生命。他们对于百兽之王——老虎十分崇拜。在初民崇拜图腾的时期，他们选取虎为图腾而顶礼膜拜。在原始人画图造字时，卢字取了虎字的上部。

古人用卢的繁体字(廑)。这个繁体字上面部分是虎字头，下面部分是“皿”。“皿”表示卢人特制的器皿，即前文所讲的卢器。

古代卢人经常在卢水流域和卢山地区活动。因为要追逐水草地进行游牧式劳动生产，所以他们迁徙的范围比较大，包括了我国西北、西南甚至中西部地区，可谓流动性强，而影响面宽。

沈括在他的名著《梦溪笔谈》中指出：“夷人谓黑曰卢。”而黑也往往写作“乌”。今四川省雅砻江古时就称为卢水，岷江上游现在还有叫卢水的河流。其他不少地方的山、河、城乡和社区，直到今日还有许多取名为卢山、卢水、卢河、卢溪、卢沟、卢湾、卢县、卢氏县、卢城、卢园、卢家村、卢龙、卢奴、黑山、黑河、黑水、乌山和乌江的。

自从人类发明与使用火之后，卢人把柳条编制的卢器糊上泥土的浓浆，再反复用火烧烤，成为原始的陶器。这种陶器虽然原始，却可以用来蒸煮食物和贮存生活所需的水及其他东西，这种陶器经受烟薰火燎后，往往残留一种黑色的烟灰，所以古人自然而然把“卢”与“黑”联系在一起。初民造字时考虑到“廑”与“火”结合成“燎”(简体字“炉”)，这包含着把糊上泥浆的卢器在炉中经火烧制的意思，也可以说用火把卢器烧制成原始的炉子。要制造炉子，火和卢都不能少。

卢姓来源之要有四：

一、是出自姜姓，为炎帝神农氏之后裔，

神农炎帝世系

炎帝和黄帝一样，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是华夏民族共同的远祖，同称“人文初祖”。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轩辕之时，神农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

《国语·晋语》叙炎帝与黄帝的关系曰：“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二帝用师，以相济也”，“男女相及，以生民也”。神农时代末期(军事民主制后期)，部落之间争战不已，以致神农作为部落联盟的酋长也无力平息。黄帝即于此时，继神农而崛起，取得盟主地位。所以人们认为，黄帝与神农(炎帝)，都不只是一个人，而是部落的称号(因而也是“朝代”称号)，或是部落首领通用的称号。当然，有可能是以最初一任部落酋长的名字(名号)命名部落的。

神农早于黄帝，一般认为，神农即炎帝。炎、黄二帝皆处于原始社会末期。

“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一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说明在神农(炎帝)氏世衰力弱、德能不孚之时，黄帝继起。其最主要原因是，两大部落 (族)为争夺本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而发生争端，世代争战。黄帝联合四方部落，经过多次战争，才得以打败炎帝神农氏，实现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联合(大统一)。

《帝王世纪》较详细地记述了炎帝的诞生神话：“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娇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姓焉。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今河南淮阳)，又徙鲁(今山东曲阜)。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

《潜夫论·五德志》载：“有神龙，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代伏羲氏。其德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说文》云：“神农居姜水，以为姓。”《竹书纪年》载：炎帝“育于姜水，故姜为姓”，“其起本烈山，号烈山氏”。《三皇本纪》曰：“神农氏、姜姓”，“长于姜水，因以为姓。”

黄帝、炎帝是同出于少典氏之两兄弟(应为少典部落联盟的两个胞族部落)，因其分别居于西北黄土高原之姬水、姜水流域，故得姓不同。姜水即岐水，在今陕西省岐山、武功县一带，属渭水支流，源出岐山，南向与横水合流，人雍河。上述炎帝姓姜，是因姜水而得；反之，也可能姜水因有姜姓(炎帝)部族人的长期居处而得名。郑樵说：“姓之为氏，与地之为氏，其初一也。皆因所居而命。得赐者为姓，不得赐者为地”，“姜之得赐，居于姜水故也。故曰因生以赐姓。”“姜”字从羊，与羌同音、义，表明他们是上古时代羌族的一支，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牧羊)民族；“姜”字又从女，作为部族人员的共名，即是部族的姓称，源于共同的始祖母，有着共同的血脉统绪。在神农氏父系氏族社会以前，曾经经历过长期的母系氏族社会。这个时期的重要遗产之一，就是氏族的共同姓氏称号。尽管到了后世，这一部族的许多分支，有许多氏称，但他们的祖姓是统(同)一的，是不会磨灭或被忘却的。周代，许多姜姓氏族(支族)人共同尊奉他们的始祖炎帝；春秋时期即使是已被周人视为“夷狄”的“姜姓诸戎”也不例外。

《礼记·月令》正义引《春秋说》云：“炎帝号大庭氏，下为地皇，作耒耜，播百谷，曰神农。”看来炎帝只是帝号，而神农则是人们对他的尊称。从实质上看，神农氏是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其领袖号称炎帝。古书又载：“以火德王，故曰炎帝；作耒耜，故曰神农。”炎帝神农是一神而具两个功德。·有学者认为，神农氏在黄帝之前，是古代“三皇”之一，炎帝是神农氏的后裔。炎帝即赤帝，是日神之子，即火神。《左传》 “哀公九年(公元前486年)”载：“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

《汉书·食货志》说：“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食与货是生民、养民之本，二者皆肇始于神农炎帝，其功堪称不朽。

陆贾《新语·道基》载：“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白虎通·号》云：“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耕作而化之，故谓之神农也。”《淮南子·修务训》载：“神农乃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沃、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他无疑是带领先民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拓荒者和创业者。据《绎史》卷四引《周书》云：“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斧斤，为耒耜锄，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蕨实。”《易·系辞》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农业的发明的确颇具神话色彩，古人津津乐道，渲染已甚。其中最多的，是把神农的政治思想理想化了，加进后世儒生自己的观点。

《商君书·画策》篇载：“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

《庄子·盗跖》篇载：“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越绝书》称：“昔者神农氏之治天下，务利之而已矣，不望其极。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不以其智能自贵于人，而天下共尊之。”表现神农氏的无私、英明与贤能。《纲鉴》载：炎帝“治天下，其俗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描绘出炎帝领导下的原始社会生活。

《路史·后记》(宋罗泌著)记述炎帝的政治理论和思想，说他主张“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士丁壮而不耕，则受其饥；女当年而不织，则受其寒”，“耕不强者亡(无)以养其生，织不力者莫以盖其形”。

炎帝始作耒耜，教民耕种；耕田为土，凿地为井；正节气，立历日；亲尝百草，发明医药；治麻为布，创制衣裳；日中为市，倡导贸易；削桐结丝，制作乐器；治木为弧矢，创造武器；“教之桑麻”，“耕而作陶”；制灶作具，以利民用。他无疑是我国农耕文化的开创者，亲手缔造了中华古国的文明。因他“始教天下种谷”，“教耕生谷，以致民利”，故后世尊他为神农。传说他的死也是辉煌而悲壮的：晚年巡视南方，尝百草为民治病，“一日而遇七十毒”，终因误尝断肠草而不幸身亡。传说他葬于今湖南酃县塘田乡的鹿原陂，后世称其墓为炎帝陵。

由于神农氏的发明和倡导，姜姓戎族开始从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转入定居耕种的农业生活。神农炎帝的确是开天辟地、功勋超卓的伟人。

炎帝族的活动范围遍及陕西、甘肃、河南、河北、山东、湖北、湖南。炎帝子孙继承农业生产传统，又有新的创造发明。《国语·鲁语上》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烈山氏又叫厉山氏，是炎帝之号；因炎帝起于烈山。烈山在今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

炎帝号为神农，“教民耕稼、蜡祭、医药、交易之事，开万世衣食相生相养之原。”后人称颂神农，“其功如天”，“盛德不孤，万世同仁”。商周之际的大贤人伯夷、叔齐兄弟曾经哀歌：“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兮？”东汉张衡作《东京赋》慨称：“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晋陶渊明在《饮酒》诗中有“羲、农去我久，举世叹复真”的惋惜；他在《感士不遇赋》中更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的怨慨。可知炎帝时代曾令众多士人向往。《尸子》解释神农之神为：“神农氏治天下，欲雨则雨。五日为行雨，旬为谷雨，旬五日为时雨。正四时之制，万物咸利，故为之神。”

周武王灭殷纣之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今安徽亳州市)”，代表当时人们对炎帝功业的纪念和褒扬。

炎帝的世系，据《礼记·祭法》疏引《春秋命历序》曰：“炎帝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八世所传，《易·系辞》疏引《帝王世系》载：“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纳奔水氏女曰听泼，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代，及轩辕氏。”

《万姓统谱》载称：“炎帝神农氏，姜姓，生于厉山，长于姜水，因以为姓氏。继无怀氏位，承太昊木德，以火德王，故曰炎帝。都鲁。在位一百四十年。”

《吕氏春秋·慎势览》称，“神农氏十七世有天下”，可能比较接近史实。如此，则上述所传八世，可能只是其中较著名而有影响者。

《万姓统谱》所载世系与《帝王世系》同，但注明“已上七代，袭神农氏之号，三百六年，至榆罔失政，诸侯相伐，黄帝征之，天下咸归焉。”

《汉书·律历志》说：神农氏“号炎帝”，“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烈山氏”。

神农氏：部族首领称炎帝，姜姓，牛图腾。是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其著名后裔有蚩尤氏、烈(厉)山氏、共工氏、四岳氏等。

蚩尤氏：炎帝之后(一日先仕于炎帝)，出自羊水，仕于黄帝。为主金之官，默观神农世衰，潜铸金类，以为利器，举兵逐榆罔(炎帝裔)，自号炎帝。后作兵伐黄帝，并曾请风伯雨师助战，终为黄帝击败于涿鹿之野，被杀。他是战神和兵器之神，而兵器的发明乃源自农具和其他生产工具。

共工氏：亦名共攻氏，炎帝后裔。性格暴戾，易于为非。相传因与颛顼争强为帝，曾与东夷族大战，不胜，而怒触不周之山，致使天倾地陷，造成人间大灾难。

烈山氏：又叫厉山氏，其首领为烈山或柱。《国语·鲁语上》云：“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礼记·祭法》则称：“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植百谷。”一般认为烈山氏为炎帝后裔，仍为农神、谷神。烈山，本是烧山垦田之意。

四岳氏：首领为伯夷，姜姓，传为共工之从孙，曾助禹平治水土。后繁衍出齐、吕、申、许四支后裔。

炎帝神农氏，名石年，传说在位140年(约公元前3216～前3077年)，一说在位120年，卒葬湖南茶陵(今酃县塘田乡鹿原陂，又名炎陵山、皇山)。

第二世，临魁，炎帝长子，在位80年(公元前3076～前2997年)。

第三世，帝承，在位60年(公元前2996～前2937年)。

第四世，帝明，在位49年(公元前2936一前2888年)。

第五世，帝直，在位45年(公元前2887一前2843年)。

第六世，帝来(厘)，在位48年(公元前2842～前2795年)。

第七世，帝裹(哀)，在位42年(公元前2794一前2753年)。

第八世，榆罔，名克，居长，在位55年；因德不及其弟轩辕，故让位。轩辕即黄帝，姓有熊氏。

第九世，名器，榆罔子。

第十世，名祝融，器之子；卒葬衡山(在今湖南)。

第十一世，名术嚣，祝融子。

第十二世，名勾龙，术嚣子。

第十三世，名垂，勾龙子。

第十四世，名共工。

第十五世，名伯夷，著名贤人，佐尧帝掌四岳，佐大禹治水，因功受封于吕，为吕侯，是即吕氏得姓之始。姜太公吕尚，即其后。

炎帝后裔

神农氏后裔繁衍发展，支族甚多。在商、周时期，分建很多国家(方国)。传说神农姓姜名轨，一名石年。神农之子，有神氏、农氏、列氏、厉氏和柱等。厉氏分衍出丽氏和赖氏。自柱开始称炎帝，其后的世系分衍：

帝柱生庆甲；庆甲生甲氏和帝临；帝临传帝承；帝承传帝魁；帝魁传帝明；帝明传帝直；帝直传帝厘；帝厘传帝居(亦称帝哀)；帝居传节茎。节茎之后，有节氏、戏氏、克氏三支。克传帝榆罔(参卢)，其后衍生榆氏、露、赤狄和白狄；戏传器和小帝。器的后裔为钜、伯陵、祝庸三支。钜之后有封氏、钜氏、封父、富父氏；伯陵生蜂氏和逢氏，逢生殳氏、延氏和鼓，鼓生灵契，灵契生氐氏；祝庸氏胄胤更加发达：祝庸生术嚣，术嚣生条、勾龙(即后土)；勾龙平水土有功，后人纪念，尊为社神；勾龙之后有勾氏、勾龙氏、共工氏、信、垂；共工氏衍生共氏、龚氏；信生夸父；垂生噎鸣(即伯夷)。

伯夷之后为太岳、骀氏、怡氏；太岳即四岳，其后裔于商、周时期受分封，于是有吕、申、隋、淳、向、薄、甘、州、文叔、岳氏、先龙。

炎黄之战

史载炎帝与黄帝本为同族(“兄弟”)，皆生活于西北地区，炎帝在姜水流域(宝鸡城)，黄帝在姬水流域(即岐山下之岐水)。他们原本是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帝王世纪》云：“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女登感于常羊而生炎帝，以姜为姓，这隐约说明炎帝出自羌族(牧羊部落)。

自神农氏发明农业后，开始半定居、半迁徙的农业生活。他们顺着渭水流域东下，来到黄河以南的大平原上，这个地区适于原始农业生产，于是神农氏成为最早定居的农业部落。他们开始建城立邑，初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再迁于鲁，都曲阜。故山东地区也有姜姓部落聚居。周初，武王分封姜子牙一族到山东建立齐国，有其历史原因和社会基础。

炎帝氏族传到帝榆罔时，开始衰落。部落内的蚩尤族为争权而发动战争，打败帝榆罔，夺得帝位，仍称炎帝，居于涿鹿。此时黄帝部落兴起，与榆罔一族联合，大败蚩尤族于涿鹿。黄帝取代炎帝，成了炎、黄部落联盟的共同首领。

帝榆罔族人除了部分合并于黄帝部落，定居北方外，另一部分南迁于江汉之间，仍然袭称神农氏或炎帝族。他们成为南方部落联盟的首领。

《礼记·月令》说：“南方曰炎天，其帝炎帝。”

《后汉书·郡国志》曰：“炎帝神农氏，葬长沙”。

《舆地纪胜》称，葬于茶陵县南，茶乡之尾。

《路史·后纪四》云，炎帝柱之裔炎帝庆甲、来(即厘)，“俱兆(葬)茶陵”

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以后，于乾德五年(公元967年)，特派大臣在茶乡白鹿原访寻到炎帝陵，因加修葺，并立庙奉祀。

炎帝姜姓部族沿渭水、．黄河向东迁移，其中一支到山东境内，在黄河下游与淄水之间活动。随后定居下来，逐步派生出许多支氏，

吕尚受封于齐建齐国

吕尚又称姜尚、子牙、太公望、师尚父、齐太公。他在公元前11世纪，奉周武王(姬发)之命统兵征讨商纣王，从而成为灭纣辅周的大功臣。

在商朝末年，纣是一个朝野痛恨的暴虐君主，姬昌曾经受封为西伯，人们称他西伯侯。西伯侯因得罪了纣王，曾经被纣王囚禁在菱里(今河南省汤阴之北)。他获释后率兵灭了周围黎(今山西省长治市西南)、邗(今河南省沁阳西北)、崇(今河南省嵩县之北)等小国。在丰邑 (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建立了他的统治中心。

西伯侯在世时未能完成其推翻商朝黑暗统治的宿愿，到临终时，他便嘱咐次子姬发作好准备，尽早兴兵伐商。姬发在即将亲率兵将征讨商纣时，向吕尚讨教有什么克敌制胜的妙法。吕尚对姬发说：“纣王因其暴虐，残害许多平民百姓，失去了民心，我们必定要与纣王相反，要抚爱百姓，以贤能英明来对付纣王的冥顽无道。倘若我们赢得民众的归心和拥护，一定可以取胜。”这就是吕尚提出的克敌制胜的“文经”谋略。另一方面则是他的“武纬”谋略。利用敌对阵营中的矛盾，使其产生内乱，相互削弱力量，甚至达到完全瓦解的地步。其次则是讲军力的运筹部署和用兵的韬略。

在灭商的过程中，吕尚曾经作为姬发大军的前锋，麾动虎贲、戎车冲人商纣军中。他率兵在牧野(今河南省淇县西南)与纣王军队进行大决战。在激烈的战斗中，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纷纷起义，并反戈回击。商纣王走投无路，最后登鹿台自焚而死。姬发遂率军顺利占领商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宣告了商朝最后灭亡。商灭后，姬发遂建立西周王朝，定都于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号称“宗周”。姬发死后，庙号武王。其子姬诵承袭王位，称为周成王。

周成王鉴于吕尚在辅周灭商中立有大功，遂封吕尚为齐侯。吕尚得到大片封赐的土地——齐。他在齐建立了诸侯国齐国，并选择营丘(今山东省临淄之北)为国都。吕尚封齐建国，“尊贤智，赏有功”遂使齐国，成为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代强国。

受姓及创姓始祖——高傒

高傒是姜太公第十一代孙，身历数朝，世袭上卿之职，其妹又是齐襄公夫人，人称“高舅”。高俣为齐国重臣，因拥立齐桓公受封于卢邑，卢氏由此发祥。据记载，齐太公第七代孙是文公吕赤，文公有子名高，公子高的孙子吕（亻奚），“以王父(案祖父)字为氏”，故姓高，称高（亻奚）。高俣字敬仲，号祖望，颇有外交和治国才干。一生历僖、襄、桓、孝公四代。襄、桓时代，正是齐国多事之秋，高俣执政，齐襄公失德无道，骄奢*逸，被臣下连称、管至父所杀，二大夫拥立公孙无知为齐君。无知封连、管二人为正卿、亚卿，诸大夫心中不服，高、国二执政看事不可为，称病不朝，无知也不敢罢黜他。

齐国诸大夫对无知篡位极端不满，大夫雍廪与众大夫共谋除逆，复立先君之子。他们商议认为：“高敬仲，国之世臣，素有才望，为人信服。”策划使高俣置酒，以招连、管二人，二人必然信而赴宴，到时刺杀二贼，必能成功。此计告于高俣，高慨然许诺。高（亻奚）宴客，雍廪先人宫杀了无知，高府预伏的武士也杀了连、管二人。众大夫遂在高府议立新君；齐襄公有二子为公子纠和小白，皆因襄公无道，早已避祸各奔鲁国与莒国。高俣原与公子小白交情甚笃，与同宗国氏大夫商量，要暗中把公子小白从莒国召回。这时，鲁君知道无知已死，也要发兵护送先前逃来母舅家避难的公子纠回国即位；并令公子纠手下人管仲，先带一批军队拦住莒国至齐的通道，与护送小白回国的队伍发生战斗。小白被管仲射中带钩，装死躺下，被人 载在车中，快速驰人齐都。管仲上当，派人报鲁，鲁急送公子纠赴齐。等公子纠一帮人到时，小白早巳到达。因有高（亻奚）等人做内应，小白迅速登位为君，称齐桓公。

桓公即位后，发兵攻鲁，想杀管仲。鲍叔牙劝桓公说：“君将治齐，即高俣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桓公听从鲍叔牙建议，捐弃前嫌，以厚礼聘管仲为大夫，委以政事。《左传》庄公九年(公元前685年)载：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管仲为相，说：“管夷吾治于高俣，使相可也。”高（亻奚）不争功贪位而识大体，忠心辅佐桓公。《国语·齐语》载：管仲向桓公建议，为增强军力，建立三军：桓公帅中军“五乡”(万人)，国子、高子皆齐之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横)行天下”，大国也莫能当。

桓公得管仲，与鲍叔牙、隰朋、高（亻奚）等，发展渔盐之利，救济贫穷，齐国百姓倾心拥护。齐桓公即位以后，修援立之功，对高、国世卿，皆加赐采邑。他以卢邑赐予高（亻奚）。高氏家族，继续秉持国政，与国氏家族俱为齐国重臣。齐桓公在众臣的辅佐下，国力迅速增强，成为春秋首霸。当时，鲁国因有庄公夫人(哀姜)与庆父(庄公弟)之乱，庄公死后，二人被杀，国绝无人，“旷年无君”。齐桓公派高俣到鲁国，执行“存鲁”之重大使命。《春秋》闵公二年(公元前 660年)载：“齐高子来盟”，即指高俣受齐桓公命，“将南阳之甲”3 000人至鲁，帮助鲁国“立僖公而城鲁”。他与僖公订盟，稳定了鲁国政局；同时，命令甲士帮助鲁人筑鹿门之城，以防邾、莒之变。鲁人以此为美谈，“曰犹望高子也”。世人称赞高（亻奚）“能深执忠臣之义，勉其君于霸”。《左传》僖公十三年 (公元前647年)载，周襄王以齐相管仲有平戎扶周之功，欲”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谦谢曰：齐国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坚决辞让，只受下卿之礼。

《春秋》鲁桓公十四年(公元前698年)载：“郑伯使其弟语来盟。”郑伯派人来齐寻盟，事如鲁隐公三年之盟于石门。鲁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1年)，《春秋》载，鲁公“及齐高（亻奚）盟于防”，鲁庄公以国君身份，与齐国上卿(大夫)高（亻奚）订盟于防，

齐惠公卒时(公元前599年)，高氏、国氏拥立惠公之子顷公(名无野)即位；恐崔杼(原来有宠于惠公)掌权不利于己，便驱逐崔，崔杼出走卫国。齐灵公时(公元前566年)，齐国灭掉莱国，高厚与崔杼一起“定其田”(即划定其田产分配)。齐灵公因宠爱戎姬，更立太子牙，令高厚任牙之师傅。《春秋》鲁成公十七年(公元前574年)载：“齐高无咎出奔莒”。《左传》记述其因：齐灵公听信妇人谗言，“刖鲍牵，而逐高无咎。无咎奔莒。高弱以卢叛。”这是高氏以卢邑为根据地，对齐君不明所表示的第一次抗议。齐侯任用崔杼为大夫，令庆克佐之，“帅师围卢”。不久国佐之师自外回来，也参与围卢，卢邑终于投降。

齐灵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55年)，高厚率师伐鲁国国都北边，后又退还。同年冬，鲁君会合十二国之师，进攻齐国。其中晋将赵武、韩起“以上军围卢，弗克”，由此可见卢城之强固。次年(公元前554年)，齐灵公去世，崔杼拥立前太子光为庄公，杀掉太子牙，又杀高厚，齐国因此大乱。齐景公元年(公元前547年)，崔杼被灭族，庆封、庆舍先后专权，田氏与鲍氏、高氏、栾氏四家联兵击破庆氏。齐景公五年(公元前543年)九月，齐国公孙虿、公孙灶(二人皆高氏之族)，“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据称是因为他“好以事自为功，且专”。高竖对此很不满，不久就又“以卢叛”，表示抗议。齐令闾邱婴“帅师围卢”。高竖提出条件说：“苟使高氏有后，请致邑”，即要求保存高氏的后嗣和宗庙祭祀，而后献城投降。得到允诺后，高竖终于将卢邑献出，出奔晋国；晋人建绵城以安置高竖家族。

齐平公元年(公元前480年)又有“高无丕出奔北燕”。可知高氏有一支就在燕地(可能即后之范阳)定居并传衍下来，成为其后兴起的卢氏的先祖。齐景公病重时(公元前490年)，命国惠子、高昭子共同拥立荼为太子，而驱逐诸公子；景公死后，吕荼立，是为晏孺子。这时仍由高、国秉政，田乞伪装顺从而事奉高、国，背后却诽谤他们两家。不久，田乞、鲍牧与诸大夫调集武装，进入宫廷，且欲攻击高昭子。昭子闻讯，即与国惠子一起出兵救齐公(晏孺子)。兵败之后，田乞穷追，国惠子投奔莒国，高昭子遇害。田乞另立景公之子阳生，是为悼公。后田常弑悼公 (公元前481年)而立平公，自为齐相，专齐之政。直到齐康公十九年(公元前385年)，田常的曾孙田和代齐而为诸侯，“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风俗通义·六国》)。公元前379年康公卒，田氏代齐之后，吕氏绝社稷宗庙之祀，子孙因失国而离散。他们起先多在北方各地迁居，各以其先人所受封邑之名为氏，由姜姓高氏子孙更氏为卢，世代延续下来。

二、改姓和赐姓

西周时代，姜太公吕尚的子孙就有人取姓“卢蒲”，其后代把“蒲”字去掉，姓卢。

春秋时代，齐国国君桓公的后代有一支取“卢蒲”为姓的，后来改成姓卢；还有一支取“葛卢”为姓的，后来也改姓为卢。

春秋时代的庐子国，有人以“庐”为姓，后则改为卢。

北周之初祖籍河北范阳的雷姓人氏改为卢姓。据《魏唐书·卢祖尚传》所载，卢祖尚的祖先曾经改姓雷为卢。

隋代的章仇太翼，很有才华，备受隋炀帝(杨广)看重，受赐姓“卢”，子孙也就随之归于卢姓。

唐代有姓闾的人，经当朝皇帝特批，改姓为卢。唐高宗曾经

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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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太公是殷周交替时的一个关键人物。以往，有关他的享年，从十岁到一百三四十岁⑴，什么说法都有。究其原因，除了文献记载的有限，更重要的还是缺少一个可资参照的年表。另外，有关周文王等人的年龄问题，也有类似的情况，且与太公享年的研究有着密切的。现在好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找回了一个“失落的年表”⑵，我们正可据以进行新的探索。同时，由于我们的研究，只能算作断代工程的“拾余”，所以，也可从一个侧面对“新年表”的正确性和适用程度，起到一定的检验作用。　一、太公享年的大体范围　春秋以前的史料，如《尚书》、《易经》、《诗经》、甲骨文、金文等，没有明确涉及太公年龄的内容。战国至两汉的著述，多把初见周文王时的姜太公，说成是一位老者，尽管在形容老的程度上各有不同。如《荀子》和《韩诗外传》里就说：初见文王时的太公是“夫人行年七十有二，浑然而齿堕矣。”《尉缭子》里说：“太公望”年过七十“及遇文王”。《孟子》说：太公和叔齐“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楚辞》说：“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史记》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淮南子》说：“吕尚使老者奋，项托使婴儿衿。以类相慕。”《说苑》里有太公望“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等等。　然而，近日见到网上有一篇名为《姜太公之高寿》的文章（见新乡历史文化专栏），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见，文中说：　顾颉刚先生的《太公望年寿》认为，古文献中记载的姜太公年寿数，都是战国时代齐国游士的妄谈。“太公”原意为“老太爷”，但后人误以为太公是长寿之意，正好像彭祖名字中有“祖”，老子姓名中有“老”，就误以为彭祖、老子是年逾八百岁（似应为八十岁）的老人。而且从《诗经·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中所描写的战争场面和搏击的迅勇情况看，九十岁的老人是做不到的。所以顾颉刚推测，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终于八十岁左右。　我们认为，要想深入研究太公的具体享年，首先也需要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并且觉得，说“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终于八十岁左右”，是很难让人信从的，明显的理由至少有以下四点：　首先，说太公高寿“都是战国时代齐国游士的妄谈”不妥。正如我们前面所举，荀子、尉缭子、孟子和屈原，都是战国时人，又都说过太公高寿，但却无一人是“齐国游士”者。　其次，仅据《诗经·大雅·大明》里的诗句“维师尚父，时维鹰扬”的描写，就认为“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显然是想象的成分过多了。历史上老当益壮征战沙场的人不胜枚举。况且，“鹰扬”一词，恐怕关键还要落实在一个“率”字上；太公本人，未必一定是要“身先戟斧”的。　第三，说“姜太公在牧野之战时，年约三十”，实际上也就是说，姜太公在遇文王之时是二十岁左右。这不但和其它典籍不能相容，也不合情理。比如，太公的阅历和韬略从何而来？“吕牙在殷”和“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⑶该怎么解释？尤其是太公的女儿邑姜为“周王妃”（详后），也都没了着落。　第四，《史记·齐太公世家》里说，“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比起荀子、屈原等人的说法还要长些，当另有所据，比如齐国的“史记”--《齐乘》之类。因为，司马迁是没有可能看到《汲冢书·竹书纪年》里所说，齐太公卒于周康王六年的。　总之，把“渭水垂钓”⑷时得遇周文王的姜太公定位成一位老者，并把他的享年初步定位于百年以上，无论是从情理上推想，还是从史料上参照，都要更妥当些。　二、关于文王的在位时限　为了进一步研究姜太公的享年，需要先确定一个“参照系”，就是周文王的在位时间。因为，就目前所知，惟独周文王的在位状况，与姜太公的生平有比较明确的“系年”关系。　有关周文王的在位情况，《尚书·无逸》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吕氏春秋·制乐》说：“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已动之后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这是说执政时间长短的。《古本竹书纪年》说：文丁（即殷纣王的祖父）十一年“王杀季历（文王的父亲）”，这是和文王即位有关的记载。有了这两项史料，再参照“断代工程”的新年表--文丁在位为十一年，即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其子帝乙（即帝纣的父亲）即位，我们就可以把文王的在位期限，也定在公元前--年了。另外，对于文王的卒年，也可以直接采用倪德卫先生的研究成果。倪先生依据《逸周书第二十三小开解》、刘歆《世经》等当中的有关天象，所得研究结论也说：“文王五十年，是公元前年。”⑸　把文王在位的第五十年定于公元前年，可使许多事件获得明确而合理的解释。首先是文王改元的时间。以往，有关牧野大战之“十一年”（或十三年），是文王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