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壑的夫人是谁？在清诗稿上曾经见她很有才华。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20浏览：3收藏

翁同壑的夫人是谁？在清诗稿上曾经见她很有才华。,第1张

翁同龢夫人姓汤名松，字孟淑，生于清道光九年六月十七日（1829年8月5日），卒于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三月十八日。浙江萧山人。

在筹建纪念馆时，从翁氏故居挖掘发现汤夫人墓碑一方，墓碑长167厘米，宽45厘米。此碑镌刻以后未曾用于汤夫人墓地，碑文作“清削籍大臣翁君妻一品夫人汤氏墓”，为翁同龢生前亲书。

常熟的名人有翁同龢、徐国钧、曾朴、徐枕亚、陈一白等。

1、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别署均斋、瓶笙、瓶庐居士、并眉居士等，江苏常熟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第三子，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先后担任清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卒后追谥文恭。

2、曾朴（1872—1935）中国清末民初小说家，出版家。家谱载名为朴华，初字太朴，改字孟朴（曾孟朴），又字小木、籀斋，号铭珊，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近代文学家、出版家。

3、徐国钧（19221117-2005617），江苏常熟人，中国著名生药学家，药学教育家、中国药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生药显微鉴定尤其是粉末生药学和中成药显微分析的奠基人。

4、徐枕亚（1889-1937），近现代小说家。名觉，字枕亚，别署徐徐、泣珠生、东海三郎等，江苏常熟人。南社社员。早年就读于常熟虞南师范学校，与同邑吴双热为同学。

5、陈一白（1905年—1952年11月20日），字楚宝，号南琛、别名维邨，江苏省常熟县西北（今张家港锦丰）乡郁家桥镇人，中国空军无线电通讯先驱，抗日爱国将领。

-翁同龢

-曾朴

-徐国钧

-徐枕亚

-陈一白

玉函宝方何用读；

天书云篆谁所铭。

传仲素医经利人济物；

秉豫公家训睦族敦宗。

这两副对联是清咸丰状元，同治、光绪两朝帝师翁同龢（1830～1904）所写，书赠对象为同乡名医缪柳村和他的儿子缪少村。

缪氏一族，世居常熟凤凰乡柳陌西桥（今张家港市凤凰镇杨桥村境内）。凤凰缪氏为当地望族、医药世家，自明至清乃至现今均名家辈出。缪氏首代名医缪希雍被列入《明史·方伎传》，《明史》将他与李时珍相提并论，其著作《神农本草经疏》和《先醒斋广笔记》入选清代纪昀主编的《四库全书》，在中国医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缪柳村（1821～1885），名岐，字凤山，别号柳村，清道光、咸丰年间名医，秉承家传，悬壶济世，著有《本草津筏》、《脉案百例》等医著，曾治愈过太平军领袖英王陈玉成。缪少村（1851～1931），名镐，字少村，柳村之子，清同治年间入廪，曾任阳湖县（今常州）训导，擅诗文，工书画，戊戌变法后辞职返乡不仕。翁同龢与缪氏结缘，是因为缪柳村曾经三剂草药就治愈他延聘各地名医均久治不愈的寒热症之故。而光绪二十四年（1898）翁同龢被削职回籍，在虞山鹁鸽峰筑瓶庐山庄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期间，也与故人之子缪少村多有来往。

同治九年（1870）秋，时年四十岁的翁同龢回常熟省亲，忽患寒热症，热度不退，时高时低一月有余，遍请各地名医诊治均未奏效。后转请柳村诊治，不料仅三剂清热疏导药就使寒热退尽，一月而愈。翁氏十分高兴，即书写了一副对联赠送给缪柳村，即上述“玉函”一联。玉函，原意玉制书套。宝方，为难得而有特效的药方。“玉函宝方”常常连用，苏轼《次韵子由清汶老龙珠丹》诗云：“天公不解防痴龙，玉函宝方出龙宫。”云篆与天书同义，是中国道教所独有的一种文字，它是在篆体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辨识困难，充满神秘莫测的色彩，人们对其知之甚少，故又谓“天书”。“玉函”联的意思是赞叹柳村的医术高明：那些被士大夫视作高深莫测的“玉函宝方”读了也没有用，虚幻飘渺的天书云篆究竟是哪一位所作的呢？我的病请了许多名望高贵的医师大夫们医治了一个多月未见成效，还不及一个乡间草医仅三剂草药就起沉疴。

第二副对联同为翁同龢所作。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缪少村在凤凰乡杨家桥村建家祠时，特意请翁氏书写了这副楹联，这时翁氏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故人之子前来求书，他又怎能拒绝？因为这是缪氏宗祠联，故而对联的主题理所当然地围绕缪氏利人济世的、睦族敦宗的优良家风展开，并希望缪氏后人能更好地传承祖德祖业，和睦相处，同时继续造福桑梓。上联中的“仲素”即缪氏先祖、明代名医缪希雍。缪希雍，字仲醇，由于当时翁同龢年事已高，误将“醇”字写成了“素”字。后来，翁氏门生、光绪八年进士、阳湖的汪洵汪若渊曾注录：“仲素为元高士，善书法，仲醇为明名医，著有《本草经疏》。松禅（翁氏别号）师题柳村曾二引之，此‘素’字合作‘醇’，殆一时之笔误也。”一个小小的笔误引来后人的一番认真考据，倒也给这段历史增添了不少趣味。

值得一记的是，翁同龢在第二副对联中对缪氏后人提出的希望和祝福，都成为了现实。自柳村以下，缪氏医药人才辈出，缪镛、缪作霖、缪廷嘉、缪廷梧、缪南星等纷纷继承祖业，通晓医术，当然最负盛名者当为上海医科大学教授、泌尿外科专家缪廷杰。

缪廷杰，民国13年（1924）年生人，曾作为专家小组主要成员，成功实施国内首例肾移植手术。他著述颇丰，先后著有《肾移植》等大学参考书10余册，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有100多篇，享誉海内外。世界权威刊物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名人大词典》曾收录有缪廷杰条目，剑桥大学还曾颁发给他“20世纪名人成就”银质奖。他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书画医术家，与沪上书画名家朱屺瞻、谢稚柳、陆俨少交好，陈十发和刘丹宅两位大师曾合绘李时珍和缪希雍画像，题名《医宗先哲图卷》赠予缪廷杰。应缪廷杰之邀，吴阶平、钱仲联、赖少其、谢稚柳、韩天衡、钱定一等28位名家为图卷题词赠诗，诗咏画卷珠联璧合，蔚为大观。

与翁同龢赠联异曲同工的是，清末朴学大师俞樾俞曲园有感于缪氏名医世家厚德载物，利人济世，也曾书赠楹联一副：“耕读传家，刀圭济世；兰陵族望，柳陌乡贤。”缪希雍、缪柳村、缪廷杰……缪氏一族实在是很当得起翁同龢、俞曲园两位大师的赞誉的。

在《走向共和》中，推动前半段剧情的发展，有两个重要人物，是不得不提的，一个是李鸿章，一个就是翁同龢。

两个人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既同朝为官，又属不同的阵营，还是私人感情上的死对头。

晚清知名对联：

“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

说的就是上述两个人，显然，这幅对联对他们两个饱含讽刺。我们前面讲过了多期李鸿章，也讲完了翁同龢的辉煌时刻，下面就要讲讲翁同龢的黯然落幕了。

一、

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就是人活着的时候，不好多说，但人死了后，就可以系统客观地去评价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神医喜来乐》，俺们是老乡，沧州人。其中有喜来乐给李鸿章看病的情节，喜来乐把台湾比作烧饼，把沧州比作烧饼上的芝麻，这么大一块烧饼说丢就丢了，你的病我看不了。

李鸿章当时怒了，说了一句：

“议和是太后让去的，条约是圣上批准的，所以满朝文武都说条约签得好。我也知道，等我百年之后，我一准不是个人啊。可我以为总得等我死了才会有人骂我，没想到我活着的时候，你也敢说这番话。”

这就是李鸿章对于盖棺定论的阐述，他也清楚自己签了这么多卖国条约，死后必然会被骂。但是他也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议和是慈禧太后要求的，条约是光绪帝签字批准的，结果这个锅让他背了。

同样，喜来乐也有小市民的局限性，他只知道签约的是李鸿章，也只敢骂李鸿章。对于真正导致战争失败的太后和光绪帝，却不敢表达意见，这或许就叫反奸臣而不反皇帝吧！

同样的道理，后面对于翁同龢的评价，也仅仅是把他放在了“奸臣”的位置上，而不是去追究他身后的势力。

咦，有人就有疑问了，翁同龢什么时候成了“奸臣”了，教科书中可不是这么写的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二、

还是回到那副对联，那副对联其实就表明了两个意思：

一是李鸿章太贪心，二是翁同龢太无能，其实这样解释，并没有做到一一对应。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开始逐渐理解了李鸿章和翁同龢，李鸿章也转变成了实干家，翁同龢却成了空想家。

至于贪，其实俩人都贪的，一个是贪财，一个是贪名，当然，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清流是被饿死的，也就是说清流并不清贫，真正清贫的活不下来。所谓的清流，不过是一个阶级罢了，他们总是站在道德的最高点，抱团抨击异见者罢了。

作为高干子弟，货真价实的科举考试状元，且为两任皇帝的老师，还是清流领袖。翁同龢在史书上一直是以正面形象出场，其人品，还是毋庸置疑的，最起码主观上没有做过恶事。

在我们小时候，或者是传统观念中，人就分两种，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非黑即白：

比如坏人，就得有个坏人的样，坏得流脓的那种，像从小就弹球打蛋、放屁呲窝、劁猪煽马切驴蹄、漱梨核子拔烟袋、偷鸡摸鸭子、爬瓜溜西瓜皮……

长大了后看见民女就想上啊，看到老人就想踢啊，看到小孩就想拐啊，等等等等。这类型的坏人，虽然“坏”字写在脸上，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至少他发坏的后果没有那么严重。

讲这些例子，倒不是翁同龢有多坏，而是要表明，有时候不坏的正人君子，其对国家，对个人，所造成的危害，要远远大于前者！

三、

对于翁同龢，咱有一说一，其人并不坏，他比顽固派要开明的多，像维新派的康有为就是他推荐的。他又比洋务派和维新派要保守，尊崇儒家的那一套，也有点排斥外来事物。

晚清认识翁同龢的人，评价他人是聪明的，但是格局方面，还是欠缺：

“自小即长于察言观色，行事处世圆滑。”

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中评价翁同龢：

“临事喜纳群言，而不能别其是非，持论不免两歧。”

这句话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翁同龢这个家伙，缺乏魄力，说话办事总是站在道德最高点的。他不干，也能说出自己不干的道理，他干，也能说出他干的道理。这样做也行，那样做也可，在他嘴里，总是能给自己圆场，这就是读书太多的人，迂腐的表现。

他可以喷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也可以夸自己是不到长城非好汉，他可以喷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他也可以夸自己是车到山前必有路。

这也导致在举荐康有为一事上，他犯了糊涂：

他知道光绪帝肯定喜欢康有为，所以举荐的时候，一直夸他的才干胜自己十倍。康有为是啥人，朝廷上下谁不知道，翁同龢此举算是得罪了顽固派，可是他还不放心康有为，又加了一句：

“人之心术，能否初终易辙，臣异未敢深知。”

得，这下子又把维新派都得罪了……

四、

翁同龢要不要为甲午战争的失败买单？

言归正传，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责任在翁同龢身上。在《走向共和》中，关于这个问题，也是阐述得相当准确，究其原因，无外乎这么几条：

如果说带有个人情感的话，很多人会觉得翁同龢小肚鸡肠，因为自己大哥翁同书的事，跟李鸿章有了私仇。所以，在后来他当户部尚书的时候，故意卡北洋水师的经费。还在后来成了主战派，怂恿光绪帝宣战，并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

如果从阴谋论或者是党派斗争上谈的话，则是因为翁同龢是帝党，李鸿章是后党：

1886年的时候，慈禧太后良心发现，要还政给光绪帝，不再垂帘听政了。翁同龢这个迂腐的文人就体现作用了，这一点他还写到了自己的日记里，在他的观念里，最高权力（皇位）的禅让，是要三辞三让的。

“三辞三让”是源自于周泰伯让位于季历事，后人称之为盛德，后来就变味了，成了一种潜规则的礼制了。比如曹丕辞了几次后，才勉强接过了汉献帝的皇位，比如李世民，也是一再推辞，才不得不接受李渊的皇位。

所以，翁同龢自作聪明的恳求慈禧太后，不要一下子归政给光绪帝嘛，你还可以训政啊，巴拉巴拉，想塑造一个母慈子孝的典范，此处可怜光绪帝一小会儿。

结果，人家慈禧太后倒不客气，既然你这么强烈的恳求我，我就勉为其难，再训政几年吧！

　　晚清两位重量级人物李鸿章与翁同龢结成梁子，始于李鸿章曾以“曾”字“杀”过翁氏人。翁家上溯三代是农民，但从他爹翁心存开始，翁家就开始当宰相，当帝王师，所谓“两朝宰相，再世帝师，三子公卿，四世翰院”。其长兄翁同书，也高至巡抚，翁氏与李鸿章结怨，正是因为其兄翁同书。

　　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上，奉命剿杀捻军，因为不能妥善处置境内叛将苗沛霖，搞得整个形势十分难堪，在另一条战线上英勇杀敌的曾国藩认为对势力日盛的翁家，现在是 “搞倒一个算一个”。可是偌大一个权力家族，若扳不倒，岂不自伤其身？磨砚搦笔，搔首弄姿，良久都不能下语。在曾府当秘书的李鸿章见状，连忙接过笔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例应纠参”是说搞倒翁同书是皇上分派给我的工作，不搞那是我的失职；“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是说皇上会不会因其门第鼎盛而瞻顾迁就呢？如此下笔，曾国藩特别激赏，并报到皇上那里，皇上觉得不办不行，于是立刻立案，经众大臣组成的“合议庭”审判，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来因翁上诉到“最高院”皇上那里，皇上“念旧”，改判为流放新疆。

　　官场里，有“搞路子”之说，即如果你在官场，他也在官场，那么，不管是什么原因，出于什么动机，只要你去参劾他，只要你去检举他，那你一定是带着政治斗争的丑陋心思去搞人家的路子。比如，某官告倒了某贪官，大家首先问的不是贪官贪了多少银子，而是他与人结下了什么梁子。

　　翁家看到曾、李“例应纠参”，首先想到的不是翁家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的事，而是他俩在搞我路子。因此，翁、李从此开始了到死也没罢休的互相倾轧。

　　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军，这是大清命运之所系—军强则国安，军弱则国危，这是一条验了数千年颠扑不灭至今依然无比正确的铁律，但养军是特别烧钱的。李鸿章时为水军司令，翁同龢则主管“户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李鸿章多次打报告向“财政部”要钱，翁同龢每次都说没钱，致使北洋水军从光绪十四年以后，没再买过一艘军舰。

　　甲午海战前夕，李鸿章知道其水军有几斤几两，所以坚决主张求和，而翁同龢一方面不给钱，另一方面又死力主张开战，因为在翁氏心里，水军之败就是李鸿章之败，就是彻底把李鸿章搞垮的天赐良机。他这一招比曹操还狠，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翁氏则“挟国家以令诸侯”，他的爱国不是愤青式爱国，愤青爱国，心地单纯，“无私”愤怒；他的爱国，是政客式爱国—借此机会，把政敌搞垮。

　　翁氏与李氏都有着超能量，因为他们所挟持的不是用一根棍子、一块泥巴去打人，而是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去打人。用棍子去打人用泥巴去打人，不过是棍子折断，泥巴碰碎，而用国家用民族，常常是国家破坏了，民族遭殃了。压垮清朝的不是某一根稻草，翁、李之斗，就是其中一根。把李鸿章搞得狼狈不堪，国家已经难收场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清朝还没完，翁、李之间的折腾也还没完。

　　他们俩是大清未死，战斗不止。李鸿章一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司对外交涉。甲午战败，还是得通过外交来收拾残局。弱国哪里有外交？既是斗败了的公鸡，那清朝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日本漫天要价，要清政府割地，李鸿章知道除了割地，几无他法，所以主张割地求和。既然这是李鸿章的意见，那翁同龢就不能同意。割地求和，或者是再次开战，如果都站在真正爱国的起点上，那只是“主义之争”，谈不上谁对谁错，求和虽非长久之计，倒也可以以空间换得时间；求战打赢了，自然是好事，但若是再输，那地要丢许多，民也要亡许多，谁好谁孬，谁可行谁不可行，都可以争议，都可以权衡，而翁、李之争是什么呢？你说要上山，他偏说要下水，你说要下水，他偏说要上山。李鸿章说，既然如此，那么请您翁老人家去日本谈判吧。翁氏就以未曾办过洋务，得请“洋务专家”亲自出马，把李鸿章置于火山刀口，他却站在干地享受清凉。

　　当然，李鸿章也不是吃素长大的，他常常到慈禧那里告翁同龢的阴状，于是形成了清朝的“两党制”，一个是后党，主席慈禧，副手是李鸿章；一个是帝党，主席光绪，副主席翁同龢。两人斗了军事，再斗内政，然后斗到外交：你翁同龢站在干地看把戏，那我也让你来火海里来玩一玩。李鸿章经过运作，果然把翁同龢弄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上来了，什么感觉呢？“日伍犬羊，殆非人境。”

　　以国家做棍子，以社稷做棍子，以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政敌间的倾轧工具，并非自翁、李两人始，也绝非至翁、李两人终。翁同龢占据了财政位置，那么李鸿章的军事部门就莫想出气，以人而废一项事业，何止相闻于翁与李？我的政敌搞教育，那么教育休想发展；我的政敌主管科技，那么科技就别想进步；我的政敌在政法战线，那么政法如果想要获得恰当的地位，且等那家伙下台再说，这也叫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人招致领导的恨，其下面的人、其领导的一方土地与一门事业也跟着倒霉……只是如翁、李之斗，实是两个稀货，国防事业，国家安危，也能够如此吗？

　　不该如此，而竟如此，可知，这官场里的官人是什么东西了！这里也可以套得上“好制度可以把人变好，坏制度可以把人变坏”这句话：官场是有个“官对子”铁则的，只要是个官，那么他就对应着占有公共资源，财政部门管钱，人事部门管人，两部门之一把手相好，则我帮你弄钱，你帮我进人，如果交恶呢？则你卡我部门的人，我卡你部门的钱；这就是说，如果两人是“对联”，人好事业也会好，你帮衬我，我帮衬你，你帮我部门，我帮你部门；如果两人是对头，那就我孬你也得孬，你坏我的事业，我也坏你的事业，政敌间的私恩私怨，常常演绎为公共事件。

　　前面已经说过，官场有个“搞路子”铁则，单有这个铁则，还是解读不了官场文化，得与“官对子”铁则对照着读，才能略入堂奥，才是完整的官场文化。“搞路子”铁则与“官对子”铁则互为因果，互为巴掌。翁、李互相搞对方的路子，都是运用“官对子”规则的，也就是说，都是运用公共利益做棍子的。

　　于是，个人的私仇被无限放大为公恨，官小一点的，放大为部门与地方之恨，官大如翁、李，则成为民族与国家之恨。他们是没有什么怕的，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遭罪的，用鲜血、脑壳来替其买单的，则全是百姓了。

当甲午战争战败的阴云席卷大清朝廷，落魄的光绪帝此时已失去了方向，然而他想到了一个人，一个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的伯父——恭亲王奕欣。光绪帝来到他的床前，轻轻地问道：“恭王以为，翁同龢如何？”恭亲王闻后老泪纵横，托起病重的身躯，攒足了气力对光绪帝说到：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人！……

翁同龢，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的所做作为该如何评价？

“刚正不阿，大清正臣”的清流人设

话说，江南的翁家，可是晚清时期典型的名门望族，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就曾是咸丰和同治的老师，翁同龢也没有给父亲丢脸，咸丰6年考中了状元。

在自身的努力和父亲的提携下一路高歌，先后担任礼部侍郎、户部尚书、工部尚书、军机大臣，直至进入朝廷决策的中枢位置。担任同治，光绪的老师，让他成为光绪身边最近的权臣，行宰相之职。

翁同龢给自己一步步建立起“刚正不阿，大清正臣”的清流人设。在担任刑部要职期间，顶着地方官僚权贵的压力，将震惊全国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翻案成功；任军机大臣期间，严肃处理了云南军费报销舞弊案，在中法越南交涉案上维护了朝廷的利益。他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当时朝堂上下的一致认可，甚至光绪帝都认为他是大清之楷模，朝廷之典范。

然而，当大清的国运被外来势力摧残，变的风雨摇摆时，当朝廷需要变革另觅生路时，翁同龢，这位咸丰年间的状元，却表现出了他的迂腐，甚至自私，将自己之前经营起来的能臣、正臣人设全部撕毁。

人设崩塌之——掣肘海军建设

1888年12月17日，在慈禧太后的鼎力支持下，由李鸿章主持，海军衙门编写章程，将前后购买与自产的22艘大小军舰和各类辅助舰船正式统一编建，成立了当时大清唯一的常备海军，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力量——北洋水师。为此，清廷拟定每年以400万两的经费予以海军的开支建设。

令人惊愕的是，自成立开始北洋海军再无添置一舰一船，未购一炮一弹！而当时处于劣势的日本海军却在明治维新的改革下，不断购置军舰，提升海军实力。

那北洋海军的军费都到了哪里？有人说是慈禧太后挪用了海军3000万两经费修建颐和园，致使北洋海军无经费发展……

这未免言过其实！慈禧挪用海军经费实乃事实，但并不是全从海军经费中扣除，而是从中央到十八省各行分担，当然，海军的经费也不能例外。按照1889年海军衙门会办、庆郡王的奏折记载：“以今岁而论，每年交拨三十万两工程处应用颐和园，”以此可推断，北洋海军按理每年还能拿到朝廷拨款370万两，5年时间可得1850万两之多，这些钱足够再添一支北洋海军了！

那为什么朝廷的拨款依旧不能到达？因为，掌管户部这个钱箱子的人，翁同龢，不想给。

人设崩塌之——看不清大局，外带“公报私仇”

翁同龢的理由是：海军建制已成规模，每年耗银巨大实乃饷力受挫。说白了就是没钱。

这个理由还算中肯。因为1887年黄河发生过大决堤，数百万人受灾，当时翁同龢尽到了户部尚书的职责——施行一系列节省开支举措（慈禧太后同意），筹措900万两支援受灾地区。而这其中就有一条：暂时限制海军外购军火。也正因这一条，成为日后翁同龢卡住北洋海军喉咙的死穴；但在同治皇帝大婚、光绪皇帝大婚、慈禧太后寿诞，建颐和园这些方面，翁同龢倒是看得很清楚，大操大办奢靡至极。前后一对比不难看出，尽管当时国库存银稀薄，但还是可以支撑部分北洋海军的开支。

翁同龢之所以对北洋海军处处掣肘，是因为他和李鸿章处在政见的对立面——翁同龢是“帝党”集团的代表，而李鸿章的背后却是“后党”。当慈禧太后决定将权利交由光绪皇帝，自己回颐和园颐养天年时，翁同龢便明白，这是他权利得以最大化的时机，也是削弱以李鸿章为首的后党集团的绝佳时机。同时也能了结他与李鸿章的私人恩怨。

（李鸿章当初写犀利弹劾文章，致使光绪将犯了法的翁同书流放，翁心存也因此郁郁而终，翁同龢至此与李鸿章结下恩怨。）

就此，翁同龢抛弃了朝廷给予他的责任，向着权利、党争的深渊而去。

人设崩塌之——立清流之名，行结党营私

很不幸，翁同龢在追逐权利中，慢慢走上了东林党的老路——高举仁义道德，立清流形象，背后却干着结党营私，网罗言官的勾当。翁同龢逐渐在朝中形成了一股强硬的政治主张，他们在面对外交关系和异己的问题上保持异常的统一。

当日军无理由地挑起战争，李鸿章主张借助外国势力调停，以和为主时，翁同龢集团迅速站了出来，将矛盾转移到了北洋海军身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朝廷耗巨资养海军，为的就是今天！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连东夷小国都无可奈何，大清颜面何在？李鸿章不敢一战，真乃朝廷之耻！辜负圣恩……

一时之间，朝廷内外都觉得李鸿章怯战，认为李鸿章将北洋海军视为自己的财产等。一件对外的国事，转变为内部的权力之争。奈何翁同龢会对光绪说出这样的话：“李鸿章如果能打赢，乃是朝廷之福，皇上之福；如果李鸿章输了，则治李鸿章督军不利之罪……”

这时候的翁同龢，已经被权利蒙蔽了双眼，他不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该以国家利益为重，更应该摆正心态与认识，北洋海军是朝廷的海军，不是李鸿章的私人武装，如果一旦受损，虽说能直接扳倒李鸿章，但却给大清留下了致命危机。

人设崩塌之——为排异己，朝局不顾

或许，翁同龢最丑陋的嘴脸是在甲午战争战败后。当日本政府指名道姓要李鸿章赴日本签署协议，在临行前，光绪帝问李鸿章“如何与日本议和”时，李鸿章难为地回答道：“割地之说不敢担承，假如占地索银，亦殊难措，户部恐无此款。”翁同龢此时接过话茬：“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

什么意思？只要能不赔地，要多少钱户部都给你筹齐喽。

当初李鸿章请求户部拨款北洋水师建设，翁以饷力受挫为由断然拒绝。而现在落得丧权辱国时，却有骨气说出“钱没问题”的保证，奸人嘴脸真是暴露无遗。如果在当初，不以权党之争为主，不以家族恩怨为主，加强国之海防，将个人恩怨与欲望抛弃，全力辅佐大厦将倾的大清，即使不能力挽狂澜，但却能在后世留有清誉，让后人瞻仰。

总结：

或许，在翁同龢的心里并没有奸臣之心，但却行着奸臣之实；虽身居高位，但却家国不分。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作为朝廷重臣，怀柔家国天下的慷慨情怀，更没有那种摒弃前嫌，为国献力的高尚精神。纵观翁的一生，如果用一个词概括，“奸臣”有些言过，“误国之臣”些许中肯。

清末，近代史上，翁同龢是一个复杂的人物。

有人说他为官清廉，平反杨乃武小白菜案，有人说他因为其兄曾经犯罪，被李鸿章弄的削职流放，作为户部尚书，拒绝拨款给李鸿章，致使甲午惨败，是误国罪人。

那么事实真相到底怎样？小编带你穿过历史的烟云，探寻真相。

而小编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历史上真实的翁同龢：光绪帝的老师，甲午惨败或与他无关。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先从翁同龢兄翁同书的事情说起。

翁同龢长兄翁同书，在做安徽巡抚的时候，当时定远被捻军和太平军围困，翁同书弃城而逃。次年，寿州团练苗沛霖因与其他团练仇杀而背叛攻寿州，同书允其请，恕其前行，更以其仇孙开泰、蒙时中首级交付苗氏，结果苗仍反悔不降。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具折严劾，谓丢失疆土在先，受贼玩弄继之，奏折中更有"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句，笔笔刀刃，架当今于大义，置同书于不覆，具折人即为李鸿章。依大清律，同书被定"大辟"(斩首)，实判流放西北，三年病死。

有人就因为这个推测翁同龢与李鸿章同朝为官，"徇私报复，倾陷排挤，无所不用其极"。更有将翁、李二人政见不同，归为私人恩怨，将民族大义无端庸俗化，进而捕风捉影，将莫须有的军费问题说成战败理由，把罪责推至翁同龢身上，此种评判实在牵强附会，不负责任，显然有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嫌疑。

如果按照在这个逻辑推测，只要是同朝为官的人，家人中有为对手所参导致落马的，为了避嫌，就要终身唯对手马首是瞻，亦步亦趋，缩手缩脚了。不然就是循私报复？这个言论没有证据，像极了街谈巷议，无事生非，以讹传讹，是做历史的，史家大忌。

那么翁同龢是个怎样的人

一是从他的经历谈起，以匡扶天下为己任。

翁同龢，是大学士翁心存第三个儿子，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禀性好学，通读四书五经，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常熟县学游文书院。

咸丰六年(1856年)，27岁的翁同龢以殿试一甲一名，考中状元，开始为官生涯。

历任日讲起居注官，任翰林院侍讲，国子祭酒，太仆寺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

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科场考官，铁面无私，却也因此门生故吏遍布天下。

最为荣耀的是，他竟然因为出众的学识，笔试殿试第一名，成为两朝帝师，同治和光绪帝的老师，在古代也少有，或绝无仅有。

有这样一副对联，说明了当时翁氏家族的荣耀，"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

作为当朝天子的老师，是无比荣耀的，咸丰皇帝后，又作为光绪帝的老师，除了给皇帝讲课外，还给两宫太后讲过课，因为这个资源，宦途是顺风顺水。

翁同龢讲完《帝鉴图说》后，又给同治帝讲授了《圣祖廷训格言》《清朝开国方》《经史语录》《毛诗》《孝经》等课程，并指导同治帝学诗作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