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是指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那些金融活动，包括民间借贷、商业信贷，以及合作社、典当、小额贷款公司，甚至P2P网贷平台的借贷活动。

中国的民间金融活动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早在商周时期，中国就出现了宗族内部的借贷活动。唐宋时期繁荣的商品经济造就了繁荣的金融市场，出现了金库、柜台店、金银店等金融组织。到了明清时期，迎来了金融发展的高峰，形成了以钱庄、银行、典当为主的传统金融市场。

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对传统金融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民间金融活动彻底消失。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和融资需求的增加，政府开始认识到民间金融在减轻银行信贷压力、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积极作用。民间金融市场逐步恢复，成为创业家庭和小微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有223%的家庭和77%的负债小微企业通过民间金融市场融资，民间金融信贷规模约为528万亿元，较2011年的447万亿元增长18%。

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间金融市场发展迅速，但我国并没有以法律或政策法规的形式对民间金融进行明确的规范，当代民间金融活动大多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直到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务院法制办相继公布《最高人民法院

与当代民间金融的发展类似，中国历史上繁荣的金融业也是在法制和政府监管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考察当代民间金融兴起的决定性因素之前，有必要以史为鉴，探讨中国历史上的金融活动所依赖的制度。

以清朝的代码《大清律例》为例。在2000多部成文法中，只有3、4部成文法与商事纠纷直接相关，《大清律例》侧重于调解和纠纷处理，因此其执行力度相对较弱。比如《大清律例》明文规定：“民间借贷钱物债务、典当金融月息不得超过三分。”但在实践中，典当和民间借贷利息超过三分的情况在当时普遍存在，民间借贷月息甚至可能高达20%-30%。但政府并没有将这些高利贷者一一绳之以法，并依法加大了处罚力度。

历史上，银行与银行的运作，民间借贷合同的执行，可能并不取决于知县、县令或法律条文，而主要机制在于儒家所倡导的诚信、宗族伦理等民间信用文化，这种文化作为正统思想传承了两千多年。

我行的贷款业务主要是信用贷款，一般没有抵押，道德承诺是最重要的贷款担保机制。为了缓解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信用风险，银行一直沿用“跑券商存款”的传统操作模式。通过聘请“跑路经纪人”等“地头蛇”，对客户的身份、个人信誉、财产情况、资金使用、贷款项目风险状况等进行调查、收集、分析。

为了验证历史上儒家文化与传统金融市场繁荣的关系，我们用清代各级政府拥有的孔庙和殉道者的数量来衡量儒家文化的影响力，以清末民初各级政府的钱庄、银行和资本的数量作为传统金融机构繁荣的衡量标准

更重要的是，文化可以通过代代相传的言传身教而得以延续并长期保持稳定。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的正统思想，在历史积淀和长期传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普遍遵守的伦理观念和社会规范，至今仍广泛存在。

在当代民间金融崛起的过程中，儒家文化及其推崇的宗族制度仍可能起到不可忽视的支撑作用。当代民间借贷交易以信任为基础，依靠熟人获取资金需求方的信息，从而缓解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同时依靠信誉、道德、伦理等文化机制来保证借贷合同的履行和违约风险的防范。以“礼、义、仁、智、信”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规范体系及其推崇的宗族伦理恰恰为民间金融活动提供了制度支持。

虽然在道德伦理和社会规范中没有明文规定，但也有契约的约束性，因此保证民间借贷契约的执行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

此外，重视家庭和宗族的儒家思想有助于形成稳定的熟人网络。网络中的成员接触频繁，相互认识，信息基本对称。民间借贷违约者也会遭受名誉损失和道德谴责。因此，熟人关系中信息的传播和惩罚的可信威胁是有保障的，家法和宗族规则也可以对内部成员的金融交易进行监督，这些都有利于降低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因此，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强，当地的民间金融市场就越繁荣，民间借贷的违约风险就越低。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民间借贷非常活跃的江浙地区，是中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先行者。

以小额贷款公司为例。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至2017年末，江苏省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均居全国第一。江浙地区共有小额贷款公司956家，实收资本高达138384亿元，机构数量和资本分别占全国的11%和17%。

江浙一带以文化渊源著称。清代江浙地区共有进士5636人，其中状元47人，进士数量居全国前两位，占清代进士总数的23%，平均每个县有39名进士。不仅如此，清代江苏和浙江两省分别修建了1171座和1127座文庙和寺庙，产生了9616名和16385名烈士。如今保存下来的家谱数量分别高达3619个和12900个。孔庙、殉道者和宗谱的数量分别占中原18省总数的12%、30%和39%，可见其儒家文化的繁荣。

再比如清代山东济宁和歙县在儒家文化和当代民间金融发展上的明显差异。济宁，在孔子的故乡曲阜附近，是儒家士绅和文人杂居的地方。清代儒家文化非常繁荣，举人学生326人，孔庙26座，烈士3568人。在相应的当代行政区划中，2016年济宁市有10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122亿元。2015年，济宁市民间资本管理机构多达63家，注册资本3688亿元，在山东省17个市中仅次于临沂。

而属于鲁西南的歙县，清代文风不佳。仅修建了10座文庙，就产生了35位举人和715位烈士。枣庄四个市辖区只有三家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只有24亿元，枣庄只有六家民间资本管理机构，注册资本只有185亿元。

可见，济宁的文庙和殉道者的数量远远大于歙县，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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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兆郡：此郡秦朝设置内史官，管辖京师（今陕西省咸阳一带），汉以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为三辅。魏改建京尹郡，治所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三国魏时改称京兆郡。

「韦」源出

一﹕出自「祁」姓，以国名为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在夏朝为御龙氏，在商朝为豕为氏。又《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豕韦国（河南滑县南）之后有韦氏。二﹕据《汉书．西域传》所载，汉代疏勒国亦有韦氏。三﹕传说秦汉之际韩信曾藏身于南粤（两广一带）为避仇，以「韩」字的半边「韦」为姓。今广西僮族多韦氏。又传说颛顼孙大彭为夏诸侯，少康封其别孙元哲于豕韦。

得姓始祖

元哲，为彭祖四世孙（第4代，曾孙），彭祖为颛顼五世孙（第5代，玄孙），颛顼为黄帝孙（第3代，孙）。这样，元哲为黄帝十世孙，故韦氏属黄帝子孙。与钱姓、彭姓同出一宗，形成于商代初年，发源于今河南省滑县。少康为夏帝时，封大彭氏国支孙元哲（彭祖四世孙）于豕韦（今河南省滑县），并建立诸侯国，成为夏的同盟部落，是夏王朝的重要支持力量之一。豕韦国又称韦国，夏末时被商汤所灭，韦国王族四散出逃，其子孙后代便以原国名韦为姓，遂成韦氏。

迁徙分布

韦孟四世孙韦贤被封为扶阳节侯，又徙京兆杜陵，这样一来，汉代韦姓已是分布于河南、山东、陕西、山西、河北等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韦姓人除避战乱者有南迁情况外，大部于原籍繁衍生息，“京兆郡”即在此时产生了，成为以后韦姓分支的主要源头。隋唐时期，韦姓的繁衍仍以“京兆郡”即陕西一带为盛，盛唐时韦姓名人如韦应物、韦庄皆出于“京兆”，另外，因韦姓显赫之家多居于陕西长安县，而设韦曲镇，可见唐朝韦姓的主要居住地为陕西，同时，江苏、四川、安徽等地有韦姓南迁于此。从五代十国到宋元明清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韦姓人又有南迁者，但数量较之北方留居者仍为少数，基本上是一个典型的北方姓氏。今日韦姓以广西、河南等省区居者最多，约占全国汉族韦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韦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二十二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一。

堂号

扶阳堂：源出西汉时的韦贤是邹鲁的大儒，本始初年官至宰相，封扶阳侯，其后代是为以此“扶阳”作堂号。京兆堂：京兆：三国以后，韦氏盛于今陕西省境内，故韦姓有以“京兆”为其堂号。此外，韦姓的主要堂号还有：韦姓以“传经堂”、“一经堂”、“燕贻堂”、“崇德堂”等为其堂号。

韦昭：（204～273）字弘嗣，三国吴云阳（今江苏省丹阳县）人。好学能文，孙皓时为侍中，领修国史，因持正敢谏为孙皓所杀。所注孝经、论语、国语，均有名于世。

韦庄：字端己，生卒年不详，前蜀杜陵（今陜西省长安县东南）人。本为唐末进士，后入蜀依附王建，掌书记。及王建据蜀称帝，蜀开国制度皆庄所定，累官吏部尚书，同平章事，谥文靖，工诗词。着有浣花集，所为秦妇吟长诗，尤有名于世。

韦贵妃：（597年－665年），名珪，表字泽，京兆杜陵县人。仅次于皇后的“四夫人”（正一品）之首。她是北周太傅韦孝宽的曾孙女，北周骠骑大将军韦总的孙女、隋开府仪同三司郧国公韦圆成的女儿。先嫁隋朝户部尚书李子雄之子李珉，二人之女就是定襄县主（阿史那忠的夫人）。李珉死后，韦贵妃再嫁李世民，生十王子李慎（纪王），650年，立为纪国太妃，死后陪葬昭陵。

韦皇后：（-710年）名果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中宗李显后（宣懿皇后），其子懿德太子李重润，女儿安乐公主李裹儿是唐朝第一美人。神龙元年（705年）中宗复位。勾结武三思等专擅朝政，以其从兄韦温掌握实权。纵容女儿安乐公主卖官鬻爵，又大肆修建寺庙道观。景龙四年（710年）毒死中宗，立温王重茂为帝，临朝称制。不久临淄王李隆基发动政变，拥其父相王旦复位。被杀于宫中，并被追贬为庶人。

韦应物：（737～792），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诗人。今传有10卷本《韦江州集》、两卷本《韦苏州诗集》、10卷本《韦苏州集》。散文仅存一篇。

韦偃：（公元8世纪），唐代长安（今陕西省西安）人，侨居成都（今属四川省），生卒年不详。官至少监。善画鞍马，传自家学，远过乃父，与曹霸、韩干齐名。画迹有《双骑图》《牧放人马图》《三马图》《散马图》《沙牛图》《松下高僧图》等27件，著录于《宣和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