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我国文化中，家谱文化可以说是伴随着我国民族文化起源一同发展的，在远古的母系社会到如今，家谱文化和我国民族文化绵延了几千年历史，可以说是贯穿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的一种重要文化。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很多年轻人都没有见过家谱这样的东西了，家谱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部分，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改变而使得很多家谱都丢失了。首先，家谱文化萌芽于原始社会，完善于唐朝以后。在原始社会时期，古代先民们过着群居的生活，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氏族，因此为了适应氏族繁衍的需要而为家谱提供萌芽的土壤。到了周朝时期应社会发展而产生了宗法制，而家谱正是巩固宗法制的一项举措，后来汉朝的分封制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使得家谱愈发重要，唐朝时候更是为了巩固士族的地位而多次修编谱牒，当时家谱可以说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使得这段时间是家谱文化最为兴盛的时期，到了唐以后，家谱文化进入了完善期，家谱主要作用于教育、伦理等方面。

然后，家谱的丢失与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家谱有着延续着家族血脉、继承着祖上遗训的重要作用，并且还是我们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但是如今因为很多因素而导致家谱文化的丢失。在现代社会中，修家谱是一件非常少见的事情，主要原因是以前同一个家族的人都是生活在一起，感情会比较熟络，而发展到现代社会，有很多人为了更好的发展而远走他乡，经历几辈人之后，对于原始家族的人接触变少，从而家谱的意识就会变得薄弱起来，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此家谱就会慢慢被遗忘了。

最后，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都有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对于一些传统文化是需要我们去继承并发扬光大的。

黄

8057全国馀姚黄氏支谱六卷首一卷

（清）黄庆曾纂修

清宣统二年（1910）鄂垣朱印刻本 一册

历史所 吉林大学

注：卷端作《馀姚黄氏家乘族谱》。

8058全国黄钮同宗谱不分卷附松阳母集二卷钮

氏源流考一卷

（民国）钮永建编纂

民国二十二年（1933）铅印本 二册

北图 华东师大 辽宁图 吉林大学

哈尔宾师大

注：该族散居江苏、浙江等地。谱始修於明万历

二十二年。

8059北京大兴黄氏顺天支谱不分卷

（清）黄承林纂辑

清光绪十八年（1892）刊本 一册

科图 美国

8060 吉林黄氏诚正堂伯房祖宗世系一卷

清钞本 一册

江苏苏州市图

8061上海金山赞氏族谱

（清）黄玠 黄端履编纂

清宣统二年（1910）上海中国国书公司铅印本

二册

北图 上海图 日本 美国

8062 上海竹冈黄氏宗谱三卷

（民国）黄宗麟纂修

民国十三年（1924）铅印本 一册

北图 科图 上海文管

注：初辑於清乾隆十年。

8063上海嘉定练西黄氏宗谱十四卷首一卷

（民国）黄守恒纂修

民国四年（1915）诚明堂铅印本 四册

北图 历史所 人民大学 中央民院

上海图 上海嘉定县博 江苏常州市

苏州大学 安徽博（残） 日本 美国

注：清初上衡公始修。

8064上海嘉定黄氏雪谷公支谱十卷

（民国）黄士焕等编辑

民国十二年（1923）江夏雪社排印本 二册

吉林大学 上海图 上海文管 广西柳州市图

美国

注：江苏句曲后迁嘉定县。

8065上海嘉定重辑（上海）黄氏雪谷公支谱

（民国）黄土焕重纂

民国三十七年（1948）三鑫印务局铅印本

江苏常州市图（存1、3、4卷）

8066上海崇明黄氏家乘二十二卷

（清）黄汉荣修

清同治九年（1810）务本堂刊本

上海文管 美国

8067江苏丰县九华堂黄氏族谱十卷

（清）黄炖纂序

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石印本

江苏丰县顺河乡黄庄材

8068江苏江都维扬安阜洲黄氏重修族谱十卷

（清）黄金高 黄宗和主修 梅盛兴编辑

清光绪十四年（1888）中宜堂活字本 十册

北图

8069江苏江都维扬安阜洲黄氏重修族谱十二卷

（民国）黄承昆主修 刘嵩泉纂辑

民国二十年（1931）中宜堂活字本 十二册

北图 美国

8070江苏南通黄氏支谱不分卷

（清）黄世谦编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敦礼堂刻本 一册

江苏南通市图

8071江苏海门黄氏家乘

木刻本

苏州大学（存二册）

8072江苏武进浮桥黄氏宗谱二十卷

（清）黄元鹏续纂

清咸丰二年（1852）木活字本 二十四册

日本 美国

8073江苏武进浮桥黄氏宗谱二十卷

（民国）黄宪民 黄荣锦等纂修

民国二十二年（1933）常州黄氏留馀堂木活字本

江苏常州市图（存卷1、2、4）

注：谱始修於清康熙三十五年黄寅亮。

8074江苏武进毗陵黄氏宗谱十二卷

（清）黄敦懿等修

清光绪十一年（1885）敦本堂活字本 八册

北图

8075江苏武进毗陵东直黄氏玉林公宗谱四卷

（清）黄永全等重修

清光绪十五年（1889）木活字本 四册

日本 美国

8076江苏常州山下前黄黄氏家谱十卷

（民国）黄麟荣 黄森荣主修

民国十五年（1926）黄氏仁德堂木活字本

江麻常州市图

注：谱始修於清光绪十九年黄银南。

8077江苏常州韦墅黄氏家乘□□卷

（民国）黄兆鼎编纂

民国三十二年（1943）常州黄氏孝友堂木活字本

江苏常州市图（存八卷）

注：谱始修於清嘉庆二十一年黄珍玉

8078江苏无锡梁溪黄氏重修族谱四卷

（清）黄令闻等修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庆传堂刊本 八册

美国

8079江苏无锡梁溪黄氏宗谱二十四卷

（清）黄文炽修

清道光十六年（1836）修敬堂刊本

科图

8080江苏无锡梁溪黄氏宗谱

（清）黄凤来修

清同治十二年（1873）修敬堂木刻本

江苏档（存卷7、10）

8081江苏无锡（锡山）黄氏宗谱十二卷

（清）费琳重修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源远韦刊本 十二册

吉林大学

8082江苏无锡梁溪黄氏续修宗谱四十卷

黄镇南纂辑

民国二十年（1931）居正堂活字本 四十册

北图 上海图

8083江苏无锡锡山黄氏宗谱二十六卷

（民国）黄若晟 黄启业重修

民国二十五年（1936）四元堂木刻本

苏州大学

8084江苏江阴暨阳白墙头黄氏宗谱二卷

（清）袁继唐 毛连玉编

清道光十八年（1838）五桂常活字本 二册

北图

8085江苏江阴暨阳白墙头黄氏宗谱二卷

（清）黄章栋等修

清同治八年（1869）望烟堂治字本 二册

北图 河北大学

注：卷一有道光十八年黄圣功重修序。

8086江苏江阴暨阳黄氏宗谱六卷

（清）黄章栋等重修

民国十六年（1927）望烟堂活字本 四册

吉林大学

8087江苏江阴黄氏宗谱二十三卷

（清）黄志远纂修

清光绪二年（1876）古本活字本 二十四册

历史所

注：明万历四年（1576）黄海道始修，此为四修。

8088江苏江阴月城黄氏宗谱三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民国）黄亮邦 黄省忠等编辑

民国六年（1917）古本堂活字本 二十八册

历史所

注：明万历四年（1586）黄道创修，此为五修。

8089江苏江阴申浦黄氏宗谱十二卷

（民国）黄良书等修

民国九年（1920）务本堂木活字本 十二册

美国

8090江苏江阴青暘黄氏宗谱二十二卷首一卷

黄震宏修 黄淡佳编辑

民国三十六年（1947）立木堂活字本 二十册

吉林大学

8091江苏宜兴乐大桥黄氏宗谱六卷

（民国）吴桢总编 黄炳宣主修

民国二十九年（1940）一诚堂活字本 八册

历史所

注：宋崇宁二年黄云始修。

8092浙江杭州武林黄氏宗谱

清光绪间礼耕堂钞本 一册

美国

8093浙江馀杭黄氏宗谱四卷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木活字本

浙江馀杭县文管

8094浙江萧山黄氏族谱三十卷

清嘉庆五年（1800）萃焕堂刊本 四十三册

科图（残缺三册〕

8095浙江萧山黄氏侑遗录附昭潜录二卷

（清）黄春林等编

清嘉庆十二年（1807）萃涣堂木活字本 一册

日本 美国

8096浙江箫山棣上黄氏家谱三十卷

（清）黄尊编

清道光六年（1826）刊本 二十一册

浙江图（存二十五卷）

8097浙江萧山埭上黄氏家谱二十四卷

刻本 二十一册

上海图

8098浙江萧山埭上黄氏家谱三十卷首一卷续录

一卷搜遣录一卷词翰录四卷偌遗录二卷词翰

续录二卷

（清）黄中咸等修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萃涣堂活字本

三十二册

北图 浙江图 日本 美国

8099浙江萧山埭上黄氏家谱九卷首一卷

（清）黄中咸续修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萃涣堂活字本 八册

吉林大学

8100浙江萧山埭上黄氏家谱三十卷首一卷词翰

录四卷借遗录二卷词翰续录二卷

黄伯英编辑

民国十四年（1925）萃涣堂活字本 四十四册

北图

8101浙江萧山黄氏宗谱

（清）黄士 等修

清光绪十七年（1891）五柱堂木活字本 八册

美国

8102浙江宁波四明黄氏家谱三十六卷首一卷末

一卷

（民国）黄嘉谷续修

民国十六年（1927）第九洞天彝叙堂木刻本

十册

河北大学

8103浙江宁波四明黄氏家乘不分卷

民国稿本 九册

天一阁

8104浙江馀姚姚江孝义西黄氏宗谱六卷首一卷

（清）黄立贤 黄宝通等续修

清同治十三年（1874）木活字本 六册

日本 美国

8105浙江馀姚黄氏宗谱八卷首二卷末一卷

（清）黄钹重续辑

清光绪三年（1877）享伦堂木刻本 八册

北图 河北大学

8106浙江馀姚姚江黄氏宗谱三卷首一卷

（清）黄豫续修

清光绪六年（1880）永思堂刻本 四册

浙江图

8107浙江馀姚姚江四明黄氏宗谱六卷末一卷

（清）黄震等纂修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7）树德堂活字本 六册

北图 吉林大学

8108浙江馀姚四明黄氏谱二十四卷首一卷末一卷

黄廷范等纂修

民国十九年（1930）树德堂活字本 十册

北图

注：卷末有清光绪二十三年黄震重修宗谱跋。

8109浙江馀姚四明黄氏家谱四十六卷

（清）黄采风总修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重修第九洞天孝子里

铅印本 十六册

历史所

注：扉页作《黄氏真宪谱》。宋景定进士黄遇龙

始修。

8110浙江馀姚姚江狮山黄氏宗谱五卷

（民国）黄金声辑录

民国四年（1915）五桂堂钞本

北图（缺卷5）

注：有民国四年黄金声狮山总辑修谱序。

8111浙江馀姚姚江黄氏宗谱六卷首二卷末一卷

黄思楏 黄汝砺等修

民国九年（1920）永思堂活字本 六册

北图 历史所 南开大学 吉林大学

注：清嘉庆十三年黄静涵始修，此为三修。

8112浙江馀姚黄氏谱二十一卷首一卷末一卷

（民国）黄廷范重修

民国十一年（1922）永思堂木活字本 八册

浙江图

8113浙江馀姚竹桥黄氏宗谱十六卷首二卷末二卷

（民国）黄庆曾 郑铖等修辑

民国十五年（1926）重辑享伦堂活字本 二十册

北图 历史所 北京师大 河北大学

吉林大学 哈尔宾师大 浙江馀姚梨州

文献馆 四川图

注：卷端作《姚江竹桥黄氏宗谱》。元至元二年

黄茂创修，此为六修。

8114浙江馀姚四明黄氏牌宪支墙里家谱十六卷

首一卷末一卷

（民国）黄汝松总修

民国十九年（1930）活字本 六册

北图

8115浙江鄞县黄氏家谱

清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 三册

浙江鄞县档

8116浙江鄞县黄氏家谱

民国三年（1914）刻本 三册

浙江鄞县档

8117浙江鄞县黄氏家谱

民国三十五年（1946）刻本 二册

浙江鄞县档

8118浙江鄞县四明石桥黄氏宗谱十四卷首一卷

末一卷

（氏国）陈宪曾 黄敬贤等纂修

民国六年（1917）世锦堂木活字本 十四册

天一阁

8119浙江慈溪湖山黄氏宗谱七卷首一卷

（清）黄廷翰 黄昌岐等重修

清嘉庆九年（1804）重修活字本 十二册

历史所

注：卷端作《黄氏重修世系宗谱》。明洪武十九

年十世孙黄元祥始修。

8120浙江慈溪湖山黄氏宗谱八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黄博汝 黄时清重修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木刻本 二十册

河北大学

8121浙江慈溪湖山黄氏宗谱八卷

（民国）王醒华 黄恒泰纂

民国二十五年（1936）刊本

浙江慈溪县档（存二卷）

8122浙江奉化黄氏支谱

民国间木活字印本 一册

浙江奉化县文管

注：记事至民国三十七年。

8123浙江象山马坡堀坡黄氏谱一卷

（清）马思容续修

清嘉庆十五年（1810）钞木 二册

浙江象山县文管

8124浙江象山马坡黄氏谱一卷

（民国）屠耀台续修

民国十年（1921）钞本

浙江象山县文管

8125浙江象山溪沿黄氏族谱一卷

（清）鲍之交新修

据清嘉庆十六年（1811）钞本

浙江象山县文管

8126浙江象山黄氏宗谱一卷

清光绪十八年（1892）木刻本

浙江象山县文管

8127浙江象山象东珠岩黄氏宗谱一卷

（民国）陈畲重修

民国元年（1911）钞本 三册

浙江象山县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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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预览：

中国远古帝王谱 第六章 燧人氏(二)

史学家考证中的燧人氏

~

燧人氏的先祖源起于青藏高原的昆仑山，古称羌戎，为东方人的重要支脉。

距今五万年时，地球上最近一次冰河期来临，全球气温下降了摄氏12度，海水冻结，昆仑山大面积被冰雪覆盖。

距今约三万年时，昆仑山雪线下滑，燧人氏族团已经无法继续生活在昆仑山上只好迁徙到祁连山一带的河西走廊，在那里定居下来。

经过了数百代一万余年的发展，族群迅速扩大遍布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

燧人氏全称燧人弇（yan）兹合雄（hong）氏，是燧人氏与弇兹氏世代为婚的两大族团联合体，是中华民族进入远古文明时代的第一始祖。

这里所说的燧人氏并非是一个人，而是氏族的总称，因为在燧人氏时期还没有完整的帝王世系记录，我们还无法知道每位帝王的在世年代。

距今三万年前，燧人氏首领与弇兹氏首领结合，建立互为婚姻的血缘联盟，始称燧人弇兹合雄氏。

弇兹氏的织女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女首领，后世人追尊她为女帝，……

一、如何看待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

传说中的五帝时期，是一段充满着诸多重大争议的历史阶段。如果从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而论，该阶段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早期国家建立之前的部落联盟制阶段，或者说是军事民主制时期，或者说人类历史上的英雄时代的原始社会晚期。如果从考古学的角度讲，则该时期大体上相当于中国文明初曙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乃至延伸至铜石并用时代。然而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古代的史学家对该阶段的历史可以说总体上缺乏较为科学的认识。长期以来，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往往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当作信史盲目地加以信从。如在华夏民族大认同的历史背景下，东周秦汉时期的学者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较早地建立了夏、商、周、秦、楚等同出五帝之一的黄帝的统一谱系，汉代史学家更是用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制度来解释五帝时期的各种社会历史现象。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班固在《汉书·地理志》开篇也曾论及:“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在我们今天看来，则不难发现，以上论述显然很不可靠，甚至存在诸多荒谬之处。长期以来，在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念的支配下，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日益变得扑朔迷离，真伪难辨，五帝时期社会历史的研究自然也微不足道。

二十世纪以来，疑古思潮与“走出疑古时代”的理论均曾对中国古史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对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历史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深化的作用。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即曾认为，古代“口耳相传”的史料大都有其历史的核心，也都有其历史的渊源。它是未经后人加工整理的零散资料，应比经过加工的系统化的“正经”或“正史”中史料更为质朴……古书中如《尚书》、《史记·五帝本纪》诸篇中或有靠不住的传说资料，那是因为古人在整理时的方法不够精确，并非古人有意作伪或造谣。徐先生这一认识，有助于矫正极端疑古派学者错疑所不应疑的偏向，“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创立了一个新体系。”2005年11月23日～25日，河南博物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郑州共同举办“文明探源———考古与历史的整合”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五帝时代值得重视，至少包含不少史影。对古史文献的记载，要加以甄别和整理，正确的态度是不可轻信，也不要轻易全盘否定。要科学和理性地对待五帝本身和五帝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指出，有关五帝时代的记载，虽然是后代学者的追述，但很多是非常有价值的，从不同角度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总之，随着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蓬勃发展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如何看待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问题不断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并日渐成为当前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

五帝的传说，古代文献中有不同的版本，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是其中的一种。这里应该强调，《五帝本纪》是司马迁在上古时期的文献资料非常贫乏的情况下，通过进行大量的实地调查，搜集大量传说资料，参照《尚书》、《春秋》、《国语》等先秦时期的文献记载，“择其言尤雅者”，著录而成。与此同时，太史公又表述了其个人对这一段漫长的远古传说时期历史的看法:“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毫无疑问，司马迁本人是未有将《五帝本纪》当作可靠的信史来看待的，他在文献不足勉强地拼凑出这段传说时代的历史，其目的在于给后人提供一些可循的线索，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线索，供后人进一步地作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唐嘉弘先生曾经指出:“同为一个‘黄帝’，《山海经》和《史记》二者之间有同有异”，并认为其“根源之一即在于不同时地的层累聚集于一个目标所致”。毫无疑问，这一见解是颇有见地的，结论也是精辟的。正因为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这些“圣明帝王”的世系并非确凿，在位年代也绝非明确可稽，他们之间的氏族姻亲关系也很难说得清楚，不假思索地盲目相信包括《史记·五帝本纪》在内的旧的传说时代的历史，将包括传说中的五帝在内的“圣明帝王”都视为信史中的人物，显然是不科学的。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论，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文献资料虽然历经后人编撰和整理，但其中必然包含有某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和大量可循的历史线索。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这些纷繁复杂的传说时代的资料进行一番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的审视，必然能够发掘出许多有科学价值的珍贵史料。如《五帝本纪》中包含有许多有关都邑起源的史料。“黄帝居轩辕之丘”，“邑于涿鹿之阿”，“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如果我们将以上记载综合起来，很容易获得以下有价值的信息。史前时期的原始居民为避洪水灾害，多选择地势稍高的丘地营建聚落。以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先民防治水害、利用水资源的能力逐渐增强，山下平野，泽上河滨皆成宜居之地，聚落形成后，渐次发展，规模扩大，后来便产生了都邑。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五帝本纪》不仅是研究三代以前古史唯一可凭据的系统性史料，也是探索远古地理的难得的重要文献。如果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文献资料全盘否定，文献资料与考古学、文学、比较宗教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材料不能有机结合，史前时期这一漫长的历史将永远成为一团迷雾。因此，对待传说中五帝时期的历史，既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信从，同时也不能忽略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史料而武断地对其全盘否定。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应该是在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对其进行科学的批判，从而不断地将这一漫长时期扑朔迷离，真伪难辨的历史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二、古蜀与黄帝族和夏并不同源

《史记·五帝本纪》、《六国年表》等古代文献中屡屡有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及“禹兴于西羌”等记载。如果将以上传说资料当作可靠的“信史”，则似可得出如下结论，古蜀族的祖先与传说中的黄帝出于同一族系，至迟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中原与古蜀地区已开始发生联系，以后，两个地区之间的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流未曾中断。早在20世纪50年代，蒙文通先生即曾以为蜀为黄帝后代的说法绝非无稽之谈。随着四川考古工作的全面深入展开及巴蜀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蒙先生的这一看法不断引起中外学术界尤其是四川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近年来，大量新的考古材料的不断问世，不少学者充分运用当代考古新成果，对巴蜀文化进行不懈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如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考证了传说中黄帝后裔二系，并联系三星堆出土的玉璋、陶等物质文化因素，认为蜀国君主与中原有更多的联系，蜀、夏同出于颛顼的传说不是偶然的。此后，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的兴起和各区域文化研究热潮的风行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古蜀与黄帝文化、夏文化的关系再次被提出来。如有的学者结合文献和考古学资料，重新论证了古史所载黄帝一系与古蜀的关系绝非无稽之谈。另有学者通过对宝墩文化古城与“夏鲧作郭”、“禹龙”与“蜀虫”、“禹龙”与“建木”的分析，认为不论从古城、字符还是龙崇拜来看，蜀与夏禹均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总之，“夏、蜀均黄帝、颛顼后代，文化上同源异流”，是目前学术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甚至有人称:“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和夏文化的关系问题，由于最近几年岷江上游尤其是茂县营盘山遗址的发掘，看来已出现了进一步加以证实的契机”。

然而，早在蒙文通先生论著发表之前，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和夏文化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就存在截然相反的看法。如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先生分别列举了从三皇五帝，夏禹殷商，到春秋时期十四条文献所载巴蜀与中原的关系，逐条批驳，从辨伪着手，一一否定，得出结论:“古蜀国的文化究竟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顾先生的看法曾对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有的学者称顾氏论著“可以说是建国以前巴蜀文化与历史研究领域内最具灼见、考论最精的一篇奠基之作”。此后，徐中舒先生也曾论及:“从地理和民族的分布来看，古代四川和中原的联系，肯定是存在的。至于《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的儿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后来《华阳国志》和《十三州志》，以为这就是蜀的先代。严格的说，这些传说并出西汉以后，除牵合地名人名一二字外，并无其他史迹可据，其可信的条件并不具备”。显而易见，顾、徐二先生对《史记》等古代文献中流传已久的五帝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关系持怀疑和批判态度。这也表明，由于学者们研究问题的切入点和思考问题的角度、思维方法等存在诸多差异，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古代文献所载五帝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关系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取得共识，而且由于缺乏新的直接的证据，有关该问题的讨论，必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如果从历史学或民族学角度而论，《史记·五帝本纪》、《六国年表》等古代文献中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及“禹兴于西羌”等记载，均应为先秦时期中原或古蜀地区先民世代口耳相传的旧说。在“《书》间有缺”的情况下，这些连司马迁本人都认为并不大牢靠的传说资料却是司马迁撰述《史记》时惟一可以凭藉的重要历史素材。显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晚出的带有大量疑点的传说资料并非完全可以依赖的信史，司马迁所编排的犹如后世帝王家谱式的世系也难以经得起严格的推敲。如果缺乏这种最基本的认识，就难以对古蜀和传说中的黄帝和夏的族源关系问题做出准确的判断。

应该强调的是，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建立与蓬勃发展，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从而不断为古史研究提供日益丰富的实物资料。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呼吁，“古史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就是“考古学”，并提出“要努力向发掘方向走”。二重证据法的建立和运用，对于古史研究方法的更新及建立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先秦史学的形成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清楚地意识到，“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在我们今天看来，要准确地理解和科学地认识古代文献所载古蜀与传说中的黄帝族和夏的族源关系问题，除了对已有的有价值的口耳相传的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之外，还要充分将作为研究该问题的第一手材料的考古学资料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去伪存真，从而恢复其本来的历史面目。

由于大山阻隔，四川盆地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得四川很早就成为中国古代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区。苏秉琦先生说:“成都及其附近几县从距今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距今三千年前存在着自成一系的古蜀文化区系。”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为探索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全省范围内多次进行较大规模的发掘，并对一些遗址进行了试掘与较大规模的发掘。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的年代大体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当。该期出土陶器以平底器为主，流行器物口沿唇饰纹与制成花边或波浪状风格口沿的文化遗存，“三星堆一期遗存反映的文化面貌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方性文化，与同时期四川周临地区其他考古学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近年来在成都平原新津县宝墩等城址，其年代与三星堆一期基本相同，遗址中发现大量石器和陶器，生活用具中的大量灰陶从考古学上反映出与中原龙山文化不同的特征，而为蜀文化所独有。三星堆2-4期遗存相当于中原夏、商、周时期。“三星堆遗址文化内涵连续变化、发展演进，揭示出蜀文化的发展脉络，清楚地表明了它是与中原文化不同区系的一种文化”。三星堆遗址所出青铜器，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如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型为其特征，象征神祖的铜人像、铜面具、神坛、神树等，不见于中原。此外，三星堆文化中的青铜容器主要是尊、罍，不见中原地区盛行的觚、爵、罍、鼎、簋等。有的学者指出，“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另有学者指出，“三星堆祭神文物数量之大、制作之精、内涵之丰富，表明三星堆古蜀人对祭祀之重视、场面之隆重、规格之高、地位之重要、影响之强烈，为古代民族中所罕见，构成了巴蜀文化所具有的注重造型艺术、吸收多元文化、强化精神观念等几方面的重要特征”。以后，成都十二桥遗址和金沙遗址的文化面貌表明，三星堆文化的一些传统并没有中断，而是一直延续到了西周时期。综上所述，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历经夏、商、西周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是在不同的文化区系内各自独立发展，两地迥异的文化面貌证明了顾颉刚先生早年提出的“巴蜀文化独立发展说”及苏秉琦先生所提出的古蜀文化“自成一系说”是无可置疑的。既然中原与古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夏、商、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各有各自的源头和文化特色，且分别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内独立地发展，那么古代文献中关于古蜀与黄帝、颛顼、大禹及夏的族源关系问题自然由于“可信的条件并不具备”而很难成为一个值得争论的学术命题。

三、中原与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文化碰撞与交流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知，仅凭《史记》等古代文献记载就断定古蜀与传说中的黄帝族和夏为同一族系的说法，显然显得证据相对薄弱。事实上，古蜀与中原地区间接的文化交流并未由于地形的阻隔而中断过。《史记·货殖列传》提到巴蜀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有的学者以为，商文化主要是通过长江西上进入四川的，也有学者称从潜至沔，再经陆行入于渭，是古代潜、沔、褒、斜、渭、河的一条水陆联运途径，这条入蜀途径在夏、商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先秦时期中原人民与古蜀地区各族，很早就通过水路和陆路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与交流。如果将以上口耳相传的旧说作为中原与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两种不同的区域性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流的间接反映，则是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而且近年来夏商周时期大量田野考古学材料不断为以上说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1、考古学所见夏代文明对古蜀地区的辐射

夏代是中国进入青铜文明阶段的开端，而中原地区青铜文明一经产生就对古蜀地区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影响，对古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二里头夏文化的典型陶器以及近似于二里头风格的铜牌饰、玉璋等器物。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陶盉是最典型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出土陶盉CbT6①∶41，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一件陶十分相似，二者均形体瘦高，顶盖圆隆，半圆形口，束腰，三足瘦俏，腰下应裆处有堆贴装饰，大宽盉上饰刻划纹。甚至连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鹰嘴状钮盉盖，也与上述那件二里头文化陶盉的盉盖形制相同。另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高柄豆(如AaT4①∶39)与二里头文化陶豆亦很相似，其浅盘较大，柄部有镂孔和突棱等，均相吻合。三星堆遗址高柄豆BaT1②∶36圈足上的刻划符号——目字纹，在二里头文化陶器上亦不只一次出现过。此外，三星堆文化二期的云雷纹壶腹部近球形，上有高领，下有圈足，酷似二里头文化的贯耳壶。三星堆出土的陶觚更与二里头文化者别无二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中，也有不少与二里头文化玉石器极为相似。如三星堆“玉锛”K2③∶322附5、玉戈K1:142附1与二里头“玉圭”III∶Y1∶3、IIIM2∶5、玉戈IVK3∶11，三星堆玉璋K1∶01、AK4 2∶35、AK4 2∶110482等与二里头玉璋VM3∶4、5的形制分别相似甚至雷同。1988年在三星堆遗址内的一座器物坑中，发现两件青铜牌饰，总体略呈梯形，平面微拱呈瓦状，周边有四个穿孔。一件遍布“S”形镂孔，一件在器表平刻出变形缠枝浮雕图案，在枝干的空隙中间镶嵌有绿松石碎片。这种器物目前仅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二者显然同出一源”。有的学者称，二里头文化因素传入成都地区的时间，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或公元前1700年前后几十年内，并称“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是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这一解释，似较为符合历史实际。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古蜀地区各族对中原地区夏代文明因素加以吸收和融汇，从而创造出独放异彩的地方性文明。

2、殷商、西周时期中原与古蜀地区联系的加强

如果夏代中原地区青铜文明对于古蜀地区是以单向输出为主，那么殷商、西周时期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则表现为双向互动。商周文明是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从三星堆文明中的商文化因素消长变化的情况可知，商文明对古蜀地区的文明发展也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戈、璋、琮、璧、环、瑗等玉石兵器和礼器中，绝大多数器物具有明显的商文化因素;出土的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约公元前15～14世纪)的青铜礼器中，尊、瓿、盘和器盖等容器形制种类，都是商文化这一时期常见的形制种类，器物的纹饰也是商文化的纹饰风格……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I式玉戈和II式玉戈的形制的玉器，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有大量发现，相反，在中原地区这种形制的玉戈仅在殷墟妇好墓中见到”。这种玉戈是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性器物，毫无疑问，殷墟妇好墓中见到的这种器物“很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化影响的结果”。这表明，商代中原与古蜀地区文化的双向交流颇为频繁。

商、周之际古蜀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尚书·牧誓》曾记载蜀参与了武王伐纣之役，过去多数学者对该件史事表示怀疑，考古学材料已为此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59年和1980年彭县竹瓦街曾发现两个窖藏，出土了一批相当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包括9件罍、2件觯、1件尊和矛、钺等兵器。这批青铜器中，罍形体高大，盖、耳和肩上多装饰立体的动物形象，纹饰以兽面纹、蜗形夔纹、跪牛纹和涡纹为主，有比较鲜明的特色。觯和尊更接近于中原的同类器物。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器物大概是中原的产品。徐中舒先生曾对1959年所出2件铜觯铭文进行考证，以为该器为蜀人参加武王伐纣所获战利品，并称“这正是蜀人参加伐纣之役最直接有力的证据”。

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古蜀地区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至距今4500年前的宝墩文化乃至更早的营盘山文化。毫无疑问，古蜀地区曾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三星堆文明和金沙遗址文明是古蜀各族所创造的古老文明，是中华古老文明中独立起源、独立发展、独具特色、璀璨多姿的一朵奇葩，它代表了古蜀文化第一个辉煌的高峰。中原与古蜀地区的文明化进程的文化交流，对古蜀地区的文明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有的学者称，通过长江流域文明起源和形成的过程可以看到，从文明因素的孕育、起源到发展，长江上、中、下游都是独自进行的，看不到哪个地区是传播所致。但在文明的形成时期，却均有黄河流域夏商文化参予，其正式进入文明阶段的时间也正是商文化最强大最具有外扩能力的时候。长江中游是直接纳入商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下游和上游虽有自己原来的基础，但商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青铜器、玉器的制作与使用在长江下游和上游古国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满天星斗”形容中国文明的起源符合历史实际，是正确的。但夏、商文明在中国古代统一文明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主导的、核心的作用也应予以充分肯定。中原与古蜀地区文明化进程中文化交流的史实则为以上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中国人的远古祖先

人类是从哪里来的？宗教界人士说：是上帝造的；中国古代传说是：女娲氏抟土造人；部分科学家说：人类是从古猿进化而来的。任何一种说法能不能成立,需要拿出证据,才能取信于人。19世纪中期,欧洲人正大规模地在海外殖民,与许多不同种族的人接触,需要了解人类历史的知识。于是考古学、人类学都得到重视,有很大的发展。他们发现北非和西亚都有很悠久的历史,认为人类可能起源于这些地方。在考古工作中也发现了一些从猿进化到人的证据。

当时中国的考古工作还未起步,对于我们祖先的来源,只有神话传说,拿不出任何证据。1894年,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伯里提出了,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来自西亚的巴比伦。后来经过日本学者的推介,被一些中国学者所接受。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工作起步,先是仰韶古文化遗址被发现,后是北京周口店距今约五十万年的北京人头盖骨出土,既然在中华大地上找到了我们祖先的遗骨,中国人西来说从此销声匿迹。

70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做出了不少成绩。1997年11月,在长江三峡地区巫山县龙骨坡遗址中发掘出的人类下颔骨化石,经过鉴定,距今204万年。1999年6月12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一条重要新闻,说是最近在安徽繁昌县人字洞发掘出大量石器。经过鉴定,这批石器是距今240万年早期人类文化遗存,从而把人类在亚洲出现的历史又提前至少30万年。

按照由远至近的时间顺序,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有：巫山人,距今约200万年；元谋人,约170万年前；蓝田人,约90万年前；郧县人,约58万年前；北京人,约50万年前；金牛山人,约25万年前；和县人,约20万年前。这已经足够说明：中国人的远古祖先来自中华大地。

就全世界现已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和古人类化石来看,可能是人类发源地的,只有两个地方：一是东非高原,二是我国西南山区。虽然有些西方学者主张人类来源于非洲的一源说,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一问题至今尚无定论。

从距今两三百万年至距今一万年的这一段历史时代,是人类的原始时代,或称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这时人类的食物都来自大自然,他们或采集果实,或从事渔猎,只能是为了寻找食物而不断地迁移,无法过长期定居的生活。

我们对一些神话传说,如果剥掉它的神秘外衣,让它露出真实的历史内核,就会发现它正能反映出我们祖先所经历的一个历史时代。例如,反映了我们祖先开始用火、懂得熟食的时代。,反映了我们祖先离开山洞、自己建造住宅的时代。,反映了我们祖先从渔猎时代进入畜牧时代。这英雄联盟未来战士些不见得就是一个人,常常是一个部落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