泊[泊，读音作bàn(ㄅㄢˋ)，不可读作bó(ㄅㄛ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时期的夏禹后裔楚国公族，属于以国名或封邑名称为氏。

著名的清朝史学家陈厚曜在《春秋世族谱》中论述，楚国除了王室熊氏以外，其士族的宗子世系有十三氏，为楚国大族，其中就有泊氏。其他十二氏为斗氏、成氏、屈氏、劳(蘧)氏、熊氏(非王族)、阳氏、申叔氏、申氏，伍氏、潘氏、沈氏，观氏。

本书列其源流为：

少典氏第十八代、黄帝轩辕氏第七代禹：姓姒。夏禹之支子有封于辛国者，分衍出辛氏、计氏、司空氏、宇文氏、普屯氏、崇氏。夏禹下传十七王，共四百五十二年(公元前二十五～十六世纪)，其后代中以封国为姓氏者有泊氏、弗氏、刜氏、鬻氏、阳氏、沛氏、冥氏、鄍氏、沈氏、寝氏、彤氏、弋氏、褒氏、纶氏、巢氏、男氏，鲍氏、包氏、夏氏、差氏、禹氏、夏后氏、有南氏、彤城氏。

少典氏第二十代、黄帝轩辕氏第九代季连：季连芈姓，季连氏。其后裔传至少典氏第六十七代、黄帝轩辕氏第五十六代楚顷王襄(公元前298～前263年在位)，名熊横，迁于陈邑。分衍出荆氏、楚氏、熊氏、附氏、穴氏、鬻氏、粥氏、郢氏、逞氏、能氏、叙氏、序氏、祖氏。

到了春秋时期，芈姓熊氏楚国分衍出更多姓氏。

单姓有：泊氏、成氏、启氏、斵氏、囊氏、贲氏、善氏、逯氏、禄氏、县氏、逮氏、审氏、侧氏、庇氏、次氏、连氏、莫氏、仵氏、昭氏、由氏、景氏、到氏、声氏、晏氏、即氏、闱氏、尹氏、后氏、竟氏、秉氏、宜氏、绎氏、酒氏、枝氏、乘氏、保氏、春氏、钧氏、阳氏、甲氏、环氏、卯氏、武氏、庄氏、霜氏、蜎氏、皋氏、举氏、擧氏、雪氏、紃氏、穿氏、称氏、仆氏、贵氏、严氏、征氏、庾氏、奋氏、贺氏、列氏、监氏、减氏、韵氏、屈氏、卒氏、度氏、翠氏、班氏、陈氏、张氏、李氏。

复姓有：斗斵耆氏、斗斵乳氏、斗斵谷氏、斗斵强氏、斗斵缗氏、斗斵文氏、斗斵班氏、斗斵比氏、围龟氏、弥牟氏、若敖氏、叔敖氏、堵敖氏、郏敖氏、越椒氏、罢敌氏、上官氏、三闾氏、五相氏、五参氏、诸将氏、太宰氏、公建氏、良臣氏、左尹氏、右尹氏、申叔氏、申公氏、楚季氏、楚宗氏、巫臣氏、列宗氏、子南氏、子期氏、子庚氏、子西氏、子建氏、子午氏、子重氏、子季氏、子承氏、子千氏、子仪氏、子木氏、尹干氏、无钩氏、无圉氏、无宇氏、无庸氏、余推氏、涉其氏、庆父氏、襄老氏、王孙氏、成王氏、黑肱氏、舒坚氏、来缎氏、沉纤氏、邑由氏、利孙氏、白男氏、吉白氏、屈南氏、耆门氏、市南氏、伍参氏、婴齐氏、弃疾氏、枝如氏、伯比氏、师祁氏、熊率氏、熊相氏、倚相氏、辛廖氏、接舆氏、季融氏、仲雄氏、大心氏、蓝尹氏、厩尹氏、箴尹氏、乐尹氏、芋尹氏、陵尹氏、权尹氏、莠尹氏、清尹氏、郊尹氏、工尹氏、连尹氏、嚣尹氏。

“泊”，即为夏朝分封的诸侯国(今安徽泊州)，其泊侯的后裔以祖上受封国名为姓氏，称泊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古百越族，出自清朝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疍家人，属于以生活方式名称为氏。

在广东省汕头市达濠岛青云山上有一丘荒芜已久的古墓，墓主姓“泊”，墓碑上还刻有“雍正壬子年重建”字迹。

该支“泊”氏族人原聚居于马岗乡一带，原甚兴盛，后渐中落而消亡了。从源流来看，泊氏是疍家人的一支，在清朝初期编户，侯弃舟上岸与他姓杂居。

疍家人是古百越族原住民族，在史籍《山海经》中称为“鱼旦”。广东潮汕地区历来是古代疍家人聚居之第，明朝学者林大春在《潮阳县志·隆庆版》中记述：“县西南江上有曰疍户者，岸无室庐，耕凿不事，男妇皆以舟楫为居，捕鱼为业，旧时生齿颇众，课棣河泊，近或苦于诛求，逼于盗贼，辄稍稍散去……”

据地理方位考察，林大春所记载的“县西南江上”，即当指现在的濠江。历年来达濠岛周围就有着为数不少的疍家人。疍家人依水而居，以船为室，捕鱼煮盐为业。大约在明朝时期，部分疍家人开始陆舟两栖，他们在靠近海滩的地方搭建草寮为屋，“或有弃舟楫入民间为拥保者矣。”现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的“三寮村”，就是因为原疍家人在海边搭了三个“寮仔”而得名，当为疍语之遗存。

清朝初期，朝廷加强了对沿海地区丁户的管理，对疍民也不例外。史籍《揭阳志》中记载：“雍正八年许疍民村居编户”，疍家人正式上岸陆居，现在濠江区的“莘香里”，就是当年疍家人聚居的地方，称疍家乡。后来，疍家人的生活习俗也渐渐被地方同化了。比如葬俗，按疍俗为水葬，“棺沉海底”，自清朝雍正初年后，始改为土葬。

疍家“泊”氏之源，是疍人在舟楫漂泊之时原无姓氏，在编户之际，始用该姓。从“泊”字本义来看，“课棣河泊”，表述了疍家人原始的生存状态。

二迁徙分布：

今广东省汕头市、台湾省桃园县有泊氏族人分布。

三历史名人：

泊中泰：(公元1936～今)，广东潮阳人。著名广东潮阳市地方税务官员。

泊中泰是广东潮阳市地方税务局峡山分局原副局长，经济师。

1949年6月加入共青团，同时加入陈后围地下交通情报站，任实习交通员。1951年1月调人潮阳市税务局，一直在基层征收单位工作。1956年6月起任副所长，税务机构分设后任峡山分局副局长，1997年6月离休。

他从事税务工作四十七年，忠于职守，敬业奉献，严于律己，团结进取。每项工作部完成得很出色，1959年被潮阳县人民委员会评为三等先进工作者．1984年被汕头市 评为税务系统米进工作者。

1996年分别被三峡、潮阳市委、市府评为先进劳动者。1997年被广东省人事厅、省地方税务局评为先进工作者。

波[波，读音作bō(ㄅㄛ)，亦可读作pō(ㄆㄛ)]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东夷族，出自夏、商、周王朝时期古河流波水，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与古老的姜姓、姬姓一样，波姓亦是以水名为姓，即以所居河流及其流域名称为姓氏。远古时期，发源于霍阳山西川之水被称作“波水”，古人类依水而居，因以为姓氏，称波姓，读音作bō(ㄅㄛ)，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与姜姓、姬姓同期而源，为东夷族人的原始姓氏。

霍阳山，亦称“南岳山”。这个“南岳”，非湖南省衡阳市境内的南岳衡山，而是以汉武帝刘彻敕封的小南岳为名，亦称小衡山。

霍阳山地区在春秋时期属于楚国潜邑，在战国初期起即建有城池，至南朝梁国时期改置为霍州，后在梁天监六（公元507年），改置为岳安郡岳安县。隋朝开皇初年以霍阳山为名改称霍山县。唐朝以后曾一度改名为开化县、武昌县、盛唐县。明朝弘治年间复置为霍山县，并一直称其名至今。霍阳山属于大别山北麓，故城旧址在今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西部。

据史籍《水经注》中的记载：“波水，出霍阳西川大岭东谷。”波水，即今淮河的支流东淠河，亦称潜水，是著名的“亚洲第一坝”之佛子岭水库的主源上游。佛子岭水库始建于1952年1月，竣工于1954年9月，是新中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水库，该库控制流域面积一千八百四十余平方公里，设计水位一百三十米，相应库容四亿九千六百立方米；电站装机容量三万一千瓦，平均年发电量一亿两千四百万瓦，灌溉耕地面积三百万亩。

注：

该支波姓家族之姓氏为姓，而非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西周时期荥雒吏，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古播泽，在豫州，亦称荥播、荥泽、荥波、洛水、兖水、洛河。

豫州，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大州之名，辖六个郡、国，九十七个县，治所在谯(今安徽亳州)，整个辖区包括今河南南部、淮河以北、伏牛山以东的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西北角及山东西南角一带地区。其间有一大泽，称播泽，全名叫作“荥播泽”

播泽，即荥波、荥泽。在史籍《史记·夏本纪》中记载：“荥播既都。”司马贞指出：“《古文尚书》作‘荥波’，此及今文并云‘荥播’。”在典籍《周礼·夏官·职方氏》中也记载：“其川荥雒，其浸波溠。”汉朝学者郑玄注：“荥，兖水也，出东垣，入于河，泆为荥。荥在荥阳，波读为播，典籍《书·禹贡》中说：‘荥播既潴。’”

荥雒，即荥雒吏，亦称荥波吏、播吏，自东周王朝以来就一直设有，直至唐朝大周皇帝武则天执政时期以后方废黜，负责掌管洛水两岸的水利工程建设和防洪减灾诸事宜，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波氏、播氏、荥氏，波氏读音作bō(ㄅㄛ)。

第三个渊源：源于禽名，出自西周经典崇拜之禽沸波，属于以图腾崇拜为氏。

沸波，古代所称的禽鸟之名，亦称王睢、睢鸠，就是今天俗称的鱼鹰，学名鸬鹚(Phalacrocorax carbo)，属鸟纲鹈形目鸬鹚科，在中国有五种，几乎遍布全国各地。

在典籍《诗经》中有一首流吟千古的著名诗句：“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中所称之“睢鸠”，俗名就是“沸波”，以其“浮游于水，奋扎上下，水之沸波，取鱼如戏”而名，是中国古代人类最早驯化的禽类之一，也是千百年来为渔者的重要捕渔工具，名列五禽六畜，是古淮河流域渔民供奉的图腾之一，称沸波神。

在典籍《禽经》中记载有：“王睢，鱼鹰也。诗谓之睢鸠，淮南子谓之沸波。”

渔民，在中国上古时代历来就是“贱民”之属，多无姓氏，在以鱼鹰为主要猎渔工具的渔民后代中，有以其“沸波”之名为姓氏者，称波氏，读音作bō(ㄅㄛ)，是非常古老的职业姓氏之一。

注：

古诗《关睢》：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第四个渊源：源于西南夷，出自商王朝时期古蜀国原始嫡庶之分，属于以分宗称谓为氏。

在商末周初，在原居于四川地区的古蜀国住民中，称年长、辈份高、受民众尊敬者为“波”，至今仍是彝族、苗族、羌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当中对长者的普遍尊称，沿用数千年而无歇。

在史籍《范成大·吴船录》中记载有：“蜀中称尊者为波，祖及外祖皆曰波。”

该称谓在西周王朝统治古蜀、巴地区后，经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楚国、秦国分别占据古蜀、巴地区以后，汉文化逐渐浸化巴、蜀乃至西南地区，“波”被用来分鉴宗族嫡庶，因此有长支嫡系宗族或部落者，以“波”为姓氏，以别于庶支宗亲，称波氏，读音作bō(ㄅㄛ)，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傣族中。

第五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汉朝时期水工设施官员陂川吏，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据史籍《前汉·江都易王传》记载：“后游雷波天大风”之注，波通阪，同陂。

汉朝时期，朝廷为治理河管理水工，设有陂工寺，隶属工部，相当于西周时期掌管营造工程事项机关的冬官、战国时期的大司空。西汉王朝时期设工部尚书五名，其中一名专职管理陂工寺，属员为陂川吏，负责水工设施如堤坝、陂堰、渠道等的建设与督管，在东汉时期称民曹，俗称陂工曹、陂曹、工曹。唐朝时期改称侍郎、司川。

水工建设与水患防御一直为历朝历代所重视，因此陂川吏官秩相当高，位从四品，秩并中一千五百石。

在古代，“陂”与“波”通假，尤其在水工方面，因此陂川吏，亦称波川吏，简称波吏、川吏，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波氏，读作pō(ㄆㄛ)。

第六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明朝时期女真波罗军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记载：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亦承博尔机锦氏、包结虑驼氏，源出元太祖“黄金家族”孛儿只斤氏后裔，突厥语为“蓝眼睛的人”，世居科尔沁、锡喇木楞、乌鲁特、扎鲁特、克鲁伦、察哈尔、呼伦贝尔、克什克腾、阿巴噶、巴岳特等地。后有满足引为姓氏者，满语为Borjigit Hala，在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波氏、包氏、鲍氏、博氏、李氏、陆氏、王氏、梁氏、尹氏、寇氏、奇氏等，波氏读音作bō(ㄅㄛ)。

第七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明朝时期女真族，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波罗军氏，亦称博尔津氏，满语为Borj1n Hala，汉义的意思“波浪”，世居阿布海克勒伦(今内蒙古克鲁伦河流域)。在清朝中叶以后有冠汉姓为波氏、巴氏、博氏、罗氏者，波氏读音作bō(ㄅㄛ)。

据二十世纪初苏联学者史禄国(SMShirokogoroff)在1924年发表的《满族的社会组织·第一章·部族姓氏表》中记载：满族波勒氏，满语为Bere Hala，汉义“弓”，源出东海女真库雅拉部，是老满洲部族之一，但很早即属于满族脱谱姓氏，人数稀少，仅有四个小宗支，世居黑龙江东海兴阿村(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后多冠汉姓为波氏，读音作bō(ㄅㄛ)。

二历史名人：

波渣立：(公元？～1675年待考)，亦称波罗军·巴渣立、巴扎尔；满洲正白旗人，籍贯阿布海克勒伦(今内蒙古克鲁伦)。著名清朝将领。

祖父波罗军·色冷在后金国初归附佟·努尔哈赤，授二等轻车都尉，其父波罗军·富尔丹承袭，加至三等男爵。

波罗军·富尔丹逝世后，其长子波渣立承袭父职，在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平灭三藩期间，与吴三桂作战时阵亡，追赠二等男爵，由其弟波赏承袭其爵位。

遍建祠堂——徽州宗族宗法的物化表征

徽州由于高台域垒式、丛山环峙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上由北方和各地陆续徒入的众多氏族在“程朱阙里”之地受到朱子理学的充分浸润和熏陶，对封建宗法的重视和强化都不遗余力。自从明代嘉靖十五年夏言奏请乞诏天下臣民可立祠祭祖之后，徽州各宗族即兴起了大建祠堂的祭祖之风。弘治《徽州府志》载当时徽州建有祠堂15座，到嘉靖《徽州府志》卷二一《宫室》中即扩充到有祠堂213座。在明弘治间尚无祠堂记载的徽州祁门县，嘉靖间已载有祠堂31座，到明万历间，祁门的祠堂已是“堂室家有之，不可胜载”了。仅县志就登录了祠堂56座。在徽州被称为“天下汪”的汪姓宗族和程姓宗族，历史上所建的祠堂就有数千座之多。（5）黟县千年古村古筑，孙氏宗族就建有“尚古堂”等30多座祠堂，村中程氏、毕氏、何氏还各建有一座祠堂。（6）

徽州各宗族遍建祠堂，无一不是宗法理念的物化，都是要“著敦本明伦之义，彰敬宗收族之仁”。徽州各宗族都有共识：“治人必先于重祭，亲唯一本，而祭必有祠。”“敦孝必始于推恩，如万物向荣于春，即根生而枝播等百川朝宗于海复汇流而导源。”因此，他们都把“祖庙，祀产，宗谱”视为宗族“敦睦”之要。“宗谱全则敦睦有其据，祖庙整则敦睦有其地，祀产备则敦睦有其资，三者相须不可缺一。”（7）

徽州方氏宗族是汉代由中原徙歙县东乡的古老氏族，方氏宗族为祭其迁徽始祖方储修建真应庙的历史，是徽州宗族兴衰的一个缩影。

东汉永元年间（89—104），因为“歙南柳亭山为黟侯（方储）潜修地，并立庙于柳亭西小山上祀之，历晋、宋、齐、陈、隋、唐五季，”可见徽州方氏祭始祖的祠堂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就有了，所以人称真应庙可能是徽州最早的“祠堂”。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真应庙》记载：该祠庙北宋端拱元年（988），由其族裔方忠正移建到柳亭山麓，并开始置祀田，招僧人守视，宗政和三年（1114）朝廷特赐庙额“真应”；元代初年族裔方兴重新修整，清复祀产；明代洪武四年（1372），李善长复查天下姓氏，方氏列居首姓，徽州方氏宗族在真应庙祖祠立宗支板图悬挂；明永乐间（1403—1424），族众增置真应庙祀产、庙基地、祀田，还铸庙钟以载；明万历间（1573-1620）真应庙已有祀田80多亩；明弘治十五年（1503），守祠的僧人福清易庙为寺，霸吞祀产，方氏族裔方德师告到府衙，终由知府何歆判归；至弘治十八年（1506），福清又典卖真应庙祀产，方德师复控于县衙，反被系禁，久羁囹圄，官司一直打到京城，“赴阙呈奏”，结果方师德胜诉，断田归庙，福清等坐罪驱逐，这次官司历时两年，化费千余缗；明万历十三年（1586），守祠庙僧真珙和地方恶棍潘礼等又籍故侵吞庙产，方氏族裔方孟林等再上书官方，追回庙产；万历二十四年（1597）又追回强吞祀谷；万历二十六年（1599），又有人和寺僧勾结谋吞真应庙，占造屋产，经族裔方鳌等控告，追回田产。

为了保住方氏宗族祖祠，明万历间徽州方氏宗族改变了招僧守祠的方式，万历三十六年（1606）复庙业，宗内各支派合同轮司祭事，三十七年（1607）方弘静等将徽州方氏十派会同议合同并呈县衙钤印，以保祖永祀。此后，真应庙方氏祖祠经明末、清代漫长岁月的历史风霜，或兴或残。时有复兴、重修、扩充，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遭拆毁、清基，成为历史。

真应庙徽州方氏祖祠修建的兴废历史，只是徽州各宗族兴建众多祠堂的一个典例。正是在这些宗族家庙、统宗祠、宗祠、支祠、家祠的大量兴建中，徽州宗族的祭祀先祖有了一个个实在的空间，其宗法制度有了一个个实施的实体，在徽州宗族各类祠堂中，都无一例外地在寝殿中供奉着按朱熹《家礼》中所规定的先祖的神位，许多祠堂高悬着宗族祠规、族训的粉牌，在各种节日，在这些祠堂中都进行着庄严隆重肃穆的祭祖大典。祠堂，成了徽州宗族祭祀、议事、励学、警诫、执法的重要场所。徽州祠堂大多有祀田、祠产，方氏真应庙就是有丰隆的祀产才得以维持十几个世纪长盛不衰的。徽州宗族为了自身的繁盛发展，将封建宗法在徽州地域社会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还创造性地建起了各类专门祠堂，象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专祀孝子的“世孝祠”，专为祀女姓先祖而建的“清懿堂”女祠、黟县西递的“七哲祠”、祁门沥口“贞一堂”边的“庶母祠”。呈坎村中的“ 则内祠”、“一善堂”，绩溪龙川胡氏宗祠边的“特祭祠”。这些特色祠堂的修建，使得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更为丰富多彩。千奇百怪的各类“专祠”的构筑，从建造规模、装饰基调到供奉对象，都进一步生动地诠释着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丰厚蕴涵。至今仍保存在徽州城乡的大量徽州宗祠，透过其五凤门楼高耸、马头墙矗矗的风姿，人们仍可以感受到历史上徽州宗族社会的强烈宗法信息。

广修族谱——徽州宗族宗法的血脉延续

如果说遍建祠堂，组构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平面空间，那么，广修族谱，则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纵向构筑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立体空间。

中国封建宗法重“敬宗睦族”，而敬宗睦族，除建祠堂祭祖外，最重要的就是修族谱。人们把修族谱提到了“一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的高度。祖籍徽州的程颐就认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立宗法也”，“宗子法废，后世谱牒尚有遗风；谱牒废，人家不知来处，世无百代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也。”苏洵有言：纂修谱牒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一端”，“三世不修谱则同小人矣”。朱熹也提出：“谱系者，所以承天而委其命也。” 徽州宗族，不少是中原世家大族，有的甚至是皇室贵胄，阀阅之家，为了延续这种高贵血统，使后人知其根本，维系宗法一脉，徽州各宗族都特别重视宗谱、族谱、家谱的纂修，他们认为：“宗谱者，所以济宗法之穷也”。（8）“从来木有本，水有源，人有祀，其始则一，其继渐蕃，迨至支分派别，势若涣矣，而溯所自始，源源本本，孰非同祖子孙，故惟敬宗者乃能睦族。”（9）要睦族，须敬宗，敬宗就得修纂族谱、宗谱以明所自来。纂修宗谱，不仅是要“同源分流，知终究始，”明白宗族血脉延续，“源清而流自不紊”，而且关系宗法伦理礼义教化。“古人之以礼乐教天下，必自宗法始，夫宗法既明，则伦理以笃，疏戚以辨，上知所本而下知所亲，是故教行而天下多善俗矣。”（10）纂修宗谱作为强化宗法伦理的重要举措，“是道行于家则家齐，行于国则国治，将见礼乐同俗远近成风而古先圣王之道欲复不难矣。”（11）族谱之纂修，“古人笃宗睦族之道不外是矣”、“谱牒既具，族义既坚”，“岁时伏腊必相集，忧喜庆吊必相关，富贵者不以加于人，贫贱者必以相赒恤。”（12）通过族谱的纂修，使宗族族众得到伦理教化，知礼明义，“事亲以孝，事上以敬，固以孝敬修于身”，“他日上天官有一命之寄，又以孝敬事于国，教于民，将见国人皆孝敬而尧舜之道复见于今世矣。”（13）纂修族谱竟也关系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徽州宗族都认为：“斯谱之作岂为虚器？”意义大着哩。“宜明谱系以收宗族之众，然后伦理定，纲常正，不致视如歧路而一本万殊之义具矣。”（14） “国必有史，家可无谱乎？史载一国之事而上下攸分，谱具一家之事而昭穆以别，则史与谱分虽殊而理则一也。”（15）纂修宗族谱牒，记叙宗族祖上的功德和杰出人物，还可以更好地激励族众光大宗族的好传统，促进宗族的兴旺发达。族谱中列入杰出人物“非特昭宗祖既往之成勋，抑亦俾后人兴起感慕而思奋也。”（16）“方氏之先多闻人，其子孙当益进于学，求所以立身修德以光大其门闾，使家声复振，斯谱之传不坠，此则谱外意也。”（17）宗族纂修谱牒，也是当时现实的需要。“修谱法凡有六：一曰老老；二曰贵贵；二曰贤贤；四曰崇节；五曰达才；六曰幼幼。皆本《大易》辨物之旨，推而出之者也。老老则人知孝，贵贵则人知敬，贤贤则人尚德，宗节则人重义，达才则人尽能，幼幼则人恤下。六者备，类族彬彬矣。彼逐末忘本、趋利悖义者，即内而一家且秦越，手足何有于闾里？吾见此乘车彼戴笠，兄长觌而交臂失之者，比比而是。”（18）“世道日汩，风俗曰偷，兄弟有角弓之鸣，父子有反戈之惨，视同堂为秦越，嫉本宗为寇仇，麦饭不陈尊爼，何望伐封赫墓，为世所悲，是故修谱系立祠堂，虽曰敬宗爱亲，亦维风砥流之微意也。”（19）徽州宗族基于对纂修谱牒的这些深刻认识，都不惜工本资财，广修宗谱、家乘，在徽州几乎没有不修谱的宗族，成为徽州地域社会的一大特色。许多大族旺姓，不仅有家谱、族支谱、宗谱，还有统宗谱。有的仅一个宗族的谱牒种类和修纂次数就都十分惊人。象徽州汪氏宗族，支分派别，遍于中国和海外，人称 “天下汪”，其《汪氏统宗谱》和汪氏各种宗谱、支谱、家谱，遍见于一些大图书馆、博物馆和徽州学研究机构。徽州宗族谱牒，由于“歙以山谷为州也，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经焉，以致故家旧牒多有存焉。”（20）目前上海图书馆收藏中国家谱族谱1200多种，其中徽州宗谱就有约1/3。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资料中心，就收藏有徽州各类宗谱三百多种。这些徽州宗谱，有的简明概括，有的林林总总、宏篇巨制，一部就有四、五十卷，是徽州宗族社会最为详尽的历史记忆，是徽州宗族血脉的强力延续，它在时代深处的强力膊动，借徽州祠堂这一重要舞台，展开了徽州宗族社会的生动画面。

徽州方氏入徙徽州较早，和其它宗族一样，纂修宗族谱牒的历史漫长持久，很有代表性。

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记载，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西晋太康五年（285）正月，新安太守方藏就曾撰成《方氏家谱》；唐贞观六年（633）五月，任司徒的方氏族人方泽投也撰成了方氏族志；宋嘉佑八年（1063）方蒙作方氏《白云源谱》，建炎四年（1130）方愚作方氏《拓源谱》；明洪武间（1308-1398）方宁作方氏《马源罗田谱》；天顺八年（1464）方尚明作方氏续谱；成化四年（1469）方振洵等为方氏宗谱分派订讹，并呈官府准印；此后明至清康熙朝，徽州方氏各支派《敦睦祠谱》、《成性祠谱》、《桂林支派谱》等等不断纂修、增订、续修，其由歙县柳亭山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经不断的族谱纂修、增辑，世系丝联绳贯，各有所据。构成了徽州“四角方”庞大而严密的宗族文字体系。

至此，清乾隆十八年（1754）二月，方氏族裔方善祖等“复集诸宗重加修纂，成乾隆徽州《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这部徽州方氏会宗统谱，“惟以勅建柳亭山真应庙自宋以来每岁分祫之十二派汇而图之，其十二派分迁及向曾入庙会祭者，考其源流，悉合支派足徵分别附录，无徵者不载”。因为一是号称“四角方”的徽州方氏宗族“储公苗裔匪第蔓延于歙淳间者不可指数”、“如莆田、九江、鄞、滁、南湾、严、衢、婺、越、湖、常、池、宣城、皖江，派衍甚多”，遍布海内各地、无法一一会宗；二是由于自宋以来，徽州方氏宗族十二支派“派别支分，各自为谱，统宗会元之法不举，故自储公以下未尝统辑成编。”所以就有了方善祖等发起的《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之修纂。

这部《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从徽州方氏的姓源考、郡望、族属、迁徙情况到宗谱纂修历史、统宗世系，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世系，以及方氏宗族的文武科第、功臣、名士、墓志、世家、家传、节孝志等等，用了20卷的篇幅作了全方位的记叙，统谱还对历来各种方氏宗谱纂修作了正误和考证，提出了存疑之点。“斯谱参前代各家旧牒，搜考不厌周详，昔遁曩讹悉以厘定，按时考事，事之差一字之误必稽于国史郡县志诸书及互参诸派族谱以订其是，”很认真地将徽州方氏各支派“统而会之，宁详毋略，宁备毋阙。”（21）该统谱，以方善祖为首的参修者有各派人等63人，分任总修、协修和专门校核者，考证用的历史文献，有《国语》、《史记》、《汉书》等权威典籍44种。《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共772页，修纂成书之后，不仅郑重地“报徽州府衙，由徽州府衙恩准给印牒刊于谱首，每谱一部赏准印钤印”一颗，而且在成书之日，会同方氏宗族各支派在真应祖庙祭告之后，发散给十二派及各支子姓收掌，并当众即毁其书版，以杜假冒。发放的每一部统谱还逐一编上字号，注明付某派某支收掌名，且上呈县衙钤印，仍合各派领谱诸名挨次总编字号于卷末，规定日后如有印信模糊、号内无名或虽有名而非的支收执者，就可判定“非系假伪即系私鬻”，防伪措施可谓严格，都是为了维护宗族宗法的血脉纯正。为了使族众对族谱有高度的重视，方氏真应庙宗族特别规定：“虑有不肖子孙或奉守不慎而失之，或贪牟货利而鬻之，如此者，众申其罪，追出原谱，仍逐出祠。”（22）

为了维持宗族的血统纯正和宗法的威严，《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在纂修时制定了严格的原则，那就是“防冒滥”，“非我族类，概摈弗录”。除不能证明是真应祖庙支派的概不收录之外，还规定“异姓承祧，无裨宗祊，徒紊宗脉者已削不录，盖我祖不歆非类，律例亦严”。“乱宗以后更有犯者，其支并削，”即紊乱宗支的连这一支派也一并取消入统谱资格。

和徽州其它宗族纂修族谱时一样，《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也比较注意一个“实”字，要求尽量实事求是，也就是徽州大学者戴震关于修宗谱应反对“蒙冒滥承”的思想。方氏修谱者认为：“谱牒之盛，自魏晋始，时台省以门阀官人，故氏族最重，不独家自为谱，虽太史之掌亦有之。而品其郡望为先后，士大夫耻于族单，每攀援傅会，动相倚重，溯其先世盖自王侯贤圣也。夫自有天地以来生人众矣，岂独王侯圣贤之子弥布天下哉！物趋于所好，亦其势也。谱牒之作毋为其名，为其实而已，尊祖敬宗所以联其族，文武忠孝所以世其家，此其以实胜者也。”（23）《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既不主张无根据地向“王侯贤圣”攀援傅会，蒙冒倚重，又十分谨慎地记叙了方氏宗族的姓源和远祖的由来，认为“家谱之作，所以谱一族系一姓也，始受氏，详迁徙，俾后世知所由来。若先帝世系已属杳渺，议者谓可不必赘记；第前人既已悉载、传承永久，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生生弗替以传于今，恐略而删之是昧其源而失其本矣，溯本穷源似不可忽，故仍其旧而特列弁诸首，”（24）把方氏得姓的始祖炎帝之孙榆罔之子方雷的“先帝世家” 坚持列入统谱，并依史载，收入了方氏徽州始迁祖方储“方仙翁”的事略。虽然方氏族裔也有人对此“有疑”：“五纪世远而独详其系属、列仙事诞而每载其始终，”对于方雷的“先帝世家”和将方储描述成知过去未来、乘鹤出行的“仙人”有些疑惑，但该谱仍认为自方储以下，徽州方氏宗族的支脉衍繁线索，基本上是明晰可信的。徽州大学者胡适最反对修纂族谱时，大家都尽量往王室帝胄身上靠，都有高贵出身，以为这是一种需要摈弃的“源远流长的迷信”。这种观点，如果从反对无据攀援、蒙冒滥承的角度来说，有其一定的正确性。然而正如赵华富在一篇驳正文章中所说，纂修谱牒，追本溯源，中华民族俱系炎黄子孙，“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寻所自来，似无可厚非。“谱系者人身之根本也，根本不明则颠倒无据。”（25）关键在于要尊重历史，言之有据，实事求是，不能胡乱攀援。《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明确主张不随“物趋所好”的时俗，强调修谱“以实胜”，在统会各支派世系时，“风流直溯乎千年，考核必严于一字”，“信必有徵，疑必无质”，逐一列出了本宗各支派修谱时采用史实的存疑之点，坚持“慎故精，精故详，详故实，实故可久，使家有乘而皆慎斯术也。”（26）因此，时人对“方氏家乘”评价“无冒认妄祖之诬，无牵合附会之失，宛然大家之矩度，”觉得这样的纂修规矩是值得肯定的。

徽州宗族纂修宗族谱牒，虽也确有个别“冒认妄祖”“牵合附会” 蒙冒攀援的情况在，但大多都以修国史的慎重态度来修族谱，因此许多徽州宗谱族谱作为该氏族的较为丰实和可靠的历史记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在正史、在府县志中不易找到的宝贵文献，让我们对这个宗族的历史发展有了一个真切的了解，这是一种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深层揭示。《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不仅比较准确地统会了徽州真应庙方储以下十二支派的繁衍发展、迁徙、活动情况，还对徽州方氏宗族对国家对徽州地域社会的贡献作了详尽的历史记录。是一部涉及徽州方氏宗族社会方方面面的详实历史地图。统谱中涉及的程元风、郑玉、方弘静、吴苑等历史人物，都是目前徽州学研究中被关注的重要人物。而统谱中关于隋末在汪华之后，方亮起兵据有睦州，保境安民，归顺唐朝后，李渊诏其持节歙、睦二州诸军事，“保据邑土、识达事机、蚤归朝化”的史实，就是徽州文化中的一段重要历史资料。统谱中关于佘坡支派方有常家族与方腊起兵经过的详实描述，使人们对历史上方腊起义的情况有了一个更真切的了解。统谱中关于“方氏七贤”的记载让人了解了歙南“七贤里方村”的由来。

由遍建祠堂和广修族谱为主要特色的徽州宗族文化生态，随着社会变革的风云变幻，在历史风雨的冲刷中，变化很大。徽州祠堂现存虽还有一定数量，但作为徽州宗族宗法伦理的物化表征，却早已物是人非。徽州祠堂有的已成为学校校址，有的成为生产队屋、粮站或仓库，有的则霉朽塌倒，风雨飘摇，有的则已成为特色旅游的景点。如果说这些徽州祠堂现存，还可以其徽派建筑的艺术价值、徽州宗族社会的认知意义，成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的话，那么，目前留存于世的大量徽州宗谱族谱，作为徽州宗族社会的珍贵历史记忆，尤其应列入徽州文化生态之“非遗”保护项目。现在不少地方新一轮建祠堂、修族谱的热潮正在兴起，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的潮流也强劲涌动。从开展文化旅游角度，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角度，从发动民间力量共建和谐社会角度，可能我们对建祠堂、修族谱这类民间活动，似不可以“落后的宗族迷信活动”一以概之，似须有新的思维，给予更多的宽容性理解。

宝[宝，读音作bǎo(ㄅㄠˇ)，亦可读作pù(ㄆㄨ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西汉朝时期官员宝室令，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西汉时期，王朝为管理内宫，设有专门的处所，起先负责为宫中女子有病就室治疗，称“宝室”，后逐渐演变成掌管皇后、贵人获罪而囚禁之所，称“暴室”。设有宝室令(暴室令)一人，隶属于光禄勋管辖，官秩六百石，位七品。

宝室令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位姓氏者，称宝氏，读音作pù(ㄆㄨˋ)。

第二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东汉朝时期官员宝室丞，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东汉时期，宫中有专门的布帛印染晾晒之处所，称曝室，实际上就是染坊，设有掌管官吏一员，称曝室丞，后仿照西汉时期宫内定制，也将有罪的后妃囚禁于曝室，故而曝室又成为宫内附设的监狱，由于多关押的是贵人、嫔妃，因此又称为宝室。宝室丞多由君王亲信的宦官担任。

宝室丞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位姓氏者，称宝氏，读音作pù(ㄆㄨˋ)。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宋朝时期孔子后裔，属于以为氏。

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字子庄，宋仁宗赵祯宝元二年(公元1038年)封为文宣公兼知县事，宋至和二年(公元1054年)改封衍圣公。自其起始有“衍圣公”之尊称，其庶支后裔中有因以先祖为官之年号“宝元”为姓氏者，称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第三个渊源：源于 ，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中的宝氏，出自经名首音的汉译音祸谐音。

在元朝时期，就有三位名同人不同的“宝合丁”，此外还有“宝合丁刺只”、“宝童”、“宝哥”等。清朝时期，在云南的 起义军中也有一位将领名叫宝文明。

宝氏 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和云南省，读音作bǎo(ㄅㄠˇ)。

第四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宋、元时期成吉思汗的后代，属于以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记载：

①蒙古族卓索图盟(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宝氏，源出成吉思汗二弟合撒儿之后，属于“黄金家族”的孛儿只斤氏后裔，取氏族名称词首为姓氏。蒙古族宝氏原居内蒙古呼和浩特，后来迁到土默特右旗、辽宁朝阳县大平房、东大道等乡镇及其周边区域。在古代，由于等级要求森严，宝氏家族的台吉(贵族)只能和扎萨克(旗长)家族联姻。蒙古族孛尔只斤氏，今冠汉姓为鲍氏、包氏、宝氏、博氏、奇氏、罗氏、波氏等，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孛尔只斤”在古突厥语中意为“蓝眼睛的人”。

②蒙古族宝勒格沁氏，源于金国时期博勒和氏，亦称宝里吉特氏，世居喀喇沁(今内蒙古喀喇沁旗)。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称Boorigit Hala。所冠汉姓有宝氏、暴氏、包氏，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③蒙古族宝古氏，亦称宝济氏、包多机根氏，世居科尔沁(今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察哈尔(今河北张家口地区)。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Boogi Hala。后冠有汉姓宝氏、鹿氏者，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④蒙古族失宝赤氏，亦称实宝禅氏，世居哈喇乌苏齐巴汉台(今新疆塔城地区)。后满族有引为姓氏者，满语为Siboocan Hala。所冠汉姓有宝氏、宫氏、龚氏，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⑤蒙古族宝日努德氏，所冠汉姓有宝氏、吴氏，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第五个渊源：源于改姓，出自明朝洪武年间官员于宝，属于避难改姓为氏。

该支宝氏，源于明朝洪武年间，钱塘人于宝奉命到云南腾冲地区征粮，恰逢兵变，粮薄丢失，为避祸而弃官流落迤西云南县，即现云南省大理州祥云县，以名为姓易为宝氏，后逐渐繁衍发展，遂成西南地区的大族。

现其后人在祥云、龙陵、腾冲、芒市、缅甸等地，其家谱记载该支宝氏目前在世族人约三千余，专设有家会统管祭祀，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第六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明、清之际女真族保佳氏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保佳氏，亦称鲍佳氏，满语为Boogiya Hala，世居安楚拉库(今吉林安图松花江上游二道河一带)。所冠汉姓有鲍氏、宝氏、包氏，宝氏读音作bǎo(ㄅㄠˇ)。

二分布：

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呼和浩特、土默特右旗，辽宁省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朝阳市大平房与东大道等乡镇，河南省的焦作市，云南省的腾冲县红豆树村、大理州祥云县，保山地区昌宁县、潞江、滇西各县市，河北省沧州市大楮村，北京市、台湾省台北市、香港特别行政区，缅甸王国的瓦城、木姐、腊戌、佤邦等地，均有宝氏族人分布。

三家乘谱牒：

土默特右旗宝氏家谱，著者待考(德力格)，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蒙文手抄本，现被收藏在辽宁省朝阳县大平房镇八棱观村宝广文家。注：当时立《宝氏家谱》时为兄弟四人，其中的世系代数不是目前蒙古族宝氏家族所统计的二十四代。《宝氏家谱》中记载族人的爵位大都是台吉(贵族)，其中有二级台吉、三级台吉、四级台吉。在《宝氏家谱》中，族人中喇嘛的数量很少。

四历史名人：

宝力道：（公元1932～今），浙江东阳人。著名现代教育家。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53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一直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曾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社会 有南京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南京作家协会主席、南京文联名誉主席、江苏大众文学学会会长、省鲁迅学会会长、省作协理事、中国马列主论学会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三江学院中文系系主任等。以文艺美学现当代文艺思潮的研究见长。

著有《鲁迅的思想和艺术新论》、《艺术与人学》、《文学初步》、《马思列斯文艺论著选诗》、《马列文苡经百题》、《鲁迅－中国文化革命主奖》、《现代文学观念发展史》、《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史》和《世界学术名著导引丛书》等。

专论有《艺术规律与“人学”》、《文艺编至论》、《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论文学的人性、人道主义和阶级性》、《论文艺理论的民族化和现代化》和《世纪之交文艺理论的思 》等三百余篇。

曾多次获省市级、国家级优秀著作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其文学教学和研究受到同行专家认可，《论文艺学家－包忠文》等专论多篇对其学术人格、科研贡献作了较切实的评价。

宝　声：（公元1941～今），北京人。著名现代画家。

文化部中国文化信息协会中国书画艺术委员会委员。1962年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从师卫天霖、李瑞年、吴冠中、白雪石等前辈。

系香港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海外艺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华侨文学艺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翰墨书画院院士、河南中原书画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传略入选香港出版《世界名人录》第四卷十二页。传略入选香港出版《世界艺术家名人录》首卷。作品《八仙图》获香港第二届“世界华人艺术大奖”作品《八仙过海》被 收藏。四十米长卷作品《五百罗汉图》发表在人民日报主办市场报。

作品《十八罗汉图》入选山东莱阳编《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书画家》画册、山东莱阳编《世界传世名画法书鉴赏》画册、山东烟台编《亚洲艺坛名流》画册。

作品《八仙过海》入选北京编《20世纪中国著名美术书法家作品拍卖库》画册。

作品《张颠疾书图》获河南“画圣杯奖”。

作品《柏柿如意》参加98海峡两岸名人名家书画展，并在中国美术馆展出。

作品《年年有鱼》参加97北京赴香港庆回归展。

作品《福禄寿》发表在大型画报“中华英才”专版介绍。

作品《孔子像》入选山东曲阜纪念孔子诞生2550年书画大展画册、入武汉编《世界东方文人书画家全集》画册、入选四川编《当代中国书画名家精典》画册、获河南“东方杯”诗书画印精品大奖赛二等奖，入选《中国东方艺术家》画册。

作品《贾岛觅句图》入选文化部编《中国当代文化艺术名人大典》

传略入选中国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会编《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入选《中外名人辞典》、《中国当代创业美术》、《中外名星辞典》

宝　音：（公元1954～今），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

内蒙古呼和浩特玉泉区长和廊街道党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呼和浩特市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1970年12月—1978年9月在呼和浩特市农机厂工作，1978年9月～1987年12月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学校工作，1987年12月～1991年3月在玉泉区长和廊办事处工作，1988年9月任副书记，1991年3月～1994年9月任玉泉区五车路街道党委副书记，1994年9月至今任现职。

工作数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脚踏实地，具有较强的领导协调能力、任职以来，始终把经济工作，社区服务等项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克服了资金不足的困难，采取挂靠，联办等形式，加强对经济工作的指导。

1997年参与创建的“人和酒业有限责任公司”，1998年上缴税金达3万余元。在抓办事处企业的同时，注重发挥居委会主任的积极性，采取“四三三”、“三三三”等政策，使居委会都建起了自己的经济实体。积极支持兴建各种商点，启动扶困早市，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1997、1998年税收任务连续超额完成，积极开展社区文化建设，大庆期间成功地承办了大召庙会，为民俗文化的发展、经济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98年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改善了办公条件，由原来的平房，改善为现在的400多平方米的楼房。

宝　泉：（公元1958～今），蒙古族，内蒙古奈曼旗人。著名地方公务员。

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民政局局长，锡林浩特市人大代表。

1975年9月～1978年3月在巴盟中旗当知青；1978年3月～1980年1月在内蒙古象专学习；1980年1月～1994年8月在锡市教育局，教师进修学校、内蒙古党校学习，锡市人大常委会工作；1994年8月至今在锡市民政局工作。

宝　泉：（公元1959～今），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著名机电工程师。

库伦旗力元水泥有限公司生料车间主任，助理工程师。

1979年参加工作，历任库伦旗第一水泥厂电工车间主任、机电科科长、生产科科长。

自参加工作以来，始终致力于机电设备的研究，他的一些小改小革不断被应用到生产中，为节能降耗、增产增效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他的时英钟计量熟料准确度较高，磨机强力通风，合理机配提高了台时产量l5吨，节电12度，年节约资金约三万元。

宝国枝：（公元1960～今），蒙古族，女；辽宁阜新人。

化德县石油公司员工，化德县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1976年7月～8月在化德县朝阳乡新富村下乡；1976年8月～1980年5月在化德县百货公司上班；1980年5月～1997年11月在化德县石油公司工作；1997年11月至今下岗待业。

1976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到新富村，粮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同吃同劳动，既锻炼了身体，又增长了知识，被社员称赞为上山下乡的好青年。在百货公司工作期间，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对待顾客像对待亲人一样，热情、服务、周到，被公司评为优秀班组长。

在石油公司工作期间，历任审计员、会计员、团委书记，对工作尽心尽职，配合有关单位做好该公司的审计工作，给领导当好参谋，带领青年团员，哪里有困难，就出现在哪里，被该公司和盟公司评为优秀先进工作者。

宝福凯：（公元1963～今），云南腾冲人。著名医学微生物学专家。

宝福凯， 1962年4月生，教授，研究生学历，硕士生导师，美国耶鲁大学3年博士后研究经历。1985年昆明医学院医学系本科毕业，1987年研究生毕业，2002年11月-2005年12月在美国耶鲁大学从事学习和科学研究工作。现任昆明医学院微生物学与免疫学教研室主任、病原生物学学科带头人，昆明医学院实验动物质量检测站技术负责人、微生物检测室主任。系美国微生物学会(ASM)、美国纽约科学院（NYAS）、美国螺旋体研究会会员，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免疫学会会员。长期从事医学微生物学、免疫学教学和科研工作，做出显著成绩。主要研究方向：（1）蜱传虫媒病原体和蜱传虫媒传染病（tick-borne pathogens and tick-borne infectious diseases）的病原学、免疫学与分子生物学；（2）结核病病原学、免疫学与分子生物学。作为主要成员参加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项、美国NIH项目4项、云南省计划项目1项、重点项目1项，主持或参与过多项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教育厅基金项目的研究。至今发表论文及综述50多篇，其中国际权威杂志《Nature》1篇，《Cell》1篇，《J Exp Med》1篇，《J Infect Dis》1篇；SCI收录8篇，影响因子累计达826；获发明专利1项（排名第二）；参编本科教材、专著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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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全部内容：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一集：《前世今生》

走进徽州，走进徽州的村落。

像很多落户徽州的宗族一样，西递的胡氏，也是带着一个百转千回的故事来到这一片山水之间的。

《西递明经胡氏壬派宗谱》说，西递的胡氏本来姓李，他们的祖先出自帝王之家，他们是唐朝李世民的后代，落在徽州，便长成西递的平常人家了。

胡门一族从婺源迁到了西递，并在西递生根发芽，然后枝繁叶茂。

追慕堂是建在西递的胡家祠堂。

走马楼坐落在西递村头，这一幢修建于道光年间的建筑，是西递的胡家常说常新的话题。

我们从走马楼上下来，走了很远的路，还能听到落日的楼头，传过来的琅琅书声。

2000年的岁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西递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专家们说，这样的乡村是古老文明绵绵不绝的化石，是中国乡土建筑的典范。

一同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还有宏村。

前来宏村考察的专家说，青山绿水的自然风光蕴含着无限的优美。

在这样的背景下，是古老而朴素的民居和宁静又悠深的街巷，这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意大利的威尼斯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可是这两个地方都是大城市，像宏村这样的乡村，真是举世无双啊。

聚住在宏村的是汪氏宗族，宏村的故事，它的开始与西递并无二致。

“山为牛头，树为角，桥为牛腿，屋为身，凿湖作牛肚，引泉为牛肠，”宏村是牛形的村落。

在宏村的承志堂，我们见到了大堂之上，安然端坐在太师椅上的徽州。

承志堂是清末宏村盐商汪定贵的私宅，四处奔波经营有方然后腰缠万贯的汪定贵最明确的想法是，富贵不归故里光宗耀祖，就像是穿一身华丽衣服在黑夜里行走。

如果说流水使宏村添了隽秀和灵动，那么，坐落在宏村的南湖书院，使这一方水土，又多了几分书卷气。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二集：八千里路

徽州人不蹲家，经营走八方。

无徽不成镇，离开家园的徽商，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大的商帮集团。

山和山环抱之间的徽州，流水是进出的道路。

“深潭与浅滩，万转出新安”。

在徽州，因为新安江，这条徽州的母亲河，这流水两岸美丽的风景，才有了沧桑的意蕴。

“歙山多田少，况其地瘠，其土骍刚，其产薄，其种不宜稷粱，是以其粟不支，而转输于他郡，则是无常业而多商贾，亦其势然也。

”这是清朝洪玉图写在《歙问》中的一段话，因为地少人多，山上又收不了更多的庄稼，加之赋役繁重，社会动荡，灾荒迭作，为了生存，徽州人开辟出了一条经商之路。

在杭州胡雪岩旧居，粉墙高耸，仰望这一片天空，或许当年胡雪岩抬头时就已经想到了天有多高，心就有多高。

而最初的时候，胡雪岩只是杭州一家钱庄里的学徒。

自1860年开办钱庄起，仅仅四五年时间，胡雪岩就赢得了“红顶商人”的美誉。

在官场，胡雪岩更是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因为倾心囊助左宗棠，1878年，胡雪岩受朝廷嘉奖，封布政使衔，赐红顶戴，紫禁城骑马，赏穿黄马褂。

这样的荣耀在清朝是绝无仅有的。

胡庆馀堂是胡雪岩全盛时期创办的药店。

胡雪岩说“凡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

”这是胡雪岩的生意经。

在徽州，在胡雪岩故里，再一次体会红顶商人经过的历程，体会这位清代巨贾起起伏伏的人生，我们发现，有一些东西，是矢志不移的。

吴士东在苏州阊门外开了一家小铺子，有一点生意。

1860年，太平军攻陷苏州，商家也纷纷关上店门四处逃散。

就在这个时候，江西商人满载丝棉织品的货船驶进了苏州城。

可以前的老主顾不少都弃店而逃了，走投无路的江西商人一抬眼看到了吴士东的小铺子。

吴士东说：“我这间小铺子，屯不下这么多货啊！”江西商人说：“屯下多少是多少，余下来的扔掉也行，不然，要我自己扔，实在是太心痛了呀！”说完这句话，江西商人急急地离开了多事之秋的是非之地。

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吴士东东奔西走，把江西商人的货物散发给各地的商家。

世道太平了，吴士东碰到再次来苏州的江西商人，首先做的一件事情，便是将货款交到他手上。

所以我们说四海为家的徽商，创造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还有诚信，这是广大徽商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扬州，乾隆经过瘦西湖的时候，因为这一片隽秀的风景而心旷神怡，然后十分随意地说了句，要是有了白塔，几乎就是京城的北海了。

立在一边的徽州大盐商江春听了这话，微微一笑，胸有成竹，连夜用盐在瘦西湖上树起了一座白塔。

难怪有人说，徽商以自己的才智和勤奋，以自己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使一个在当时有点瘦骨伶仃的扬州，丰腴滋润起来了。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三集：书香门第

朱熹是婺源人。

出生在福建的朱熹，时常地想起婺源。

朱熹说：“此夕情无限，故园何时归。

”回到婺源的朱熹，经过县城北门的郊外，看到幽静而坦然的山边，一泓清水缓缓流过，朱熹说，我从前在梦里到过这里的呀，这是什么地方啊。

他的学生告诉他，这里就是朱绯塘。

再一次经过朱绯塘的时候，朱熹脱口吟咏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泉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康熙皇帝曾经这样评价朱熹的学术思想：“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为什么徽州人对于朱子理学的传承这样毅然决然？徽州人说，这是因为我们是朱熹的乡里乡亲，我们要保持煌煌千年的邹鲁之风，所以我们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

徽州人就这样唱响了新安理学。

朱熹说：“读书志在圣贤”，辽阔的徽州积极响应，这一唱一和成就了徽州“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千古佳话。

走南闯北的徽商，做各行各业的生意，他们相同的个性是左儒右商和亦商亦儒，他们相同的志向是使自己的后代业儒入仕，所以在徽州创办书院蔚然成风并且经久不衰。

坐落在歙县的 书院，是为祭祀朱子而建，是徽州境内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教育中心。

还有竹山书院，还有南湖书院。

正是这种风气的推动，使得徽州人在科举仕途上竞跑特别起劲。

自唐以来，徽州地区共出过2081名进士，这是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

在程朱阙里，我们感受到的是，在这片土地上，古往今来，无论是历史事件还是故事传说，无论是达官贵人的显赫，还是贩夫走卒的坎坷，都折射着程朱理学的光芒。

戴震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另一位硕儒，也是徽州人。

朱熹说，存天理，灭人欲。

戴震却说，以理杀人，是违背原始儒说精神的。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戴震的思想无疑“启导了19世纪的一线曙光”。

然而，从戴震故居中走出来，立在“东原桥”头，竟意外地感到一丝迷惘，关于戴震，关于戴震坎坷的一生，我们久久难以平静。

顶商人经过的历程，体会这位清代巨贾起起伏伏的人生，我们发现，有一些东西，是矢志不移的。

吴士东在苏州阊门外开了一家小铺子，有一点生意。

1860年，太平军攻陷苏州，商家也纷纷关上店门四处逃散。

就在这个时候，江西商人满载丝棉织品的货船驶进了苏州城。

可以前的老主顾不少都弃店而逃了，走投无路的江西商人一抬眼看到了吴士东的小铺子。

吴士东说：“我这间小铺子，屯不下这么多货啊！”江西商人说：“屯下多少是多少，余下来的扔掉也行，不然，要我自己扔，实在是太心痛了呀！”说完这句话，江西商人急急地离开了多事之秋的是非之地。

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吴士东东奔西走，把江西商人的货物散发给各地的商家。

世道太平了，吴士东碰到再次来苏州的江西商人，首先做的一件事情，便是将货款交到他手上。

所以我们说四海为家的徽商，创造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还有诚信，这是广大徽商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扬州，乾隆经过瘦西湖的时候，因为这一片隽秀的风景而心旷神怡，然后十分随意地说了句，要是有了白塔，几乎就是京城的北海了。

立在一边的徽州大盐商江春听了这话，微微一笑，胸有成竹，连夜用盐在瘦西湖上树起了一座白塔。

难怪有人说，徽商以自己的才智和勤奋，以自己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使一个在当时有点瘦骨伶仃的扬州，丰腴滋润起来了。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四集 归去来兮

徽商经商的原始资本，大多与宗族有关，所用的伙计，也多为族人，所谓“携族人乡党与共事”。

而徽商宗族通过科举在朝中谋取的政治势力，也为他们的行业垄断，特别是盐业垄断，提供政治靠山和官僚庇护。

靠宗族势力发展起来的徽商，衣锦还乡，首先想到的就是建造祠堂与牌坊，兴办义学和义庄，他们觉得，这是荣宗耀祖，也是光耀门楣。

然而，这样的光荣消耗了徽商大量的资本，徽州也因此失去了再造辉煌的良机。

历史上的徽州 曾经有过6000余座大大小小的祠堂。

在徽州，过年最神圣的朝拜，就是祠堂里的祭祖。

从任何一座祠堂说起，都会有一个引人入胜的开始。

我们走过胡氏宗祠的时候，感慨万端。

胡氏宗祠建在“龙凤相对，天马奔腾”的风水宝地上，因为龙川是一艘船的形状。

有人说，胡氏宗祠是“木雕艺术的殿堂”，也是“中国古祠一绝。”

徽州的祠堂，大抵分成三井，第一井的“仪门”也叫“大门”或“大厅”，穿过仪门就是“享堂”，第三井是“寝”。

在古老的徽州，祠堂和宗谱是庄严神圣至高无上的。

聚族而居的徽州村庄里，祠堂是一种标志，标志一个宗族从前以来的荣耀和流光碎影中的源远流长；祠堂是一种象征，象征了一个宗族的一脉相承和众志成城。

如果说去北京，可以了解明清帝王的历史，到徽州就能了解明清的平民生活；如果说去故宫能够读懂封建专制制度，在祠堂就能够明了中国的宗法家族制度。

在徽州，最能体现故园这个意义的，是宗族；维系这层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则是卷帙繁多的家谱。

和修祠一样，对一个宗族来说，修谱也是一件神圣的大事。

在古老的徽州，祠堂和宗谱是庄严神圣至高无上的。

作为宗族事务管理者和实施者的化身，祠堂有形、无形地维系着整个宗族的利益，徽州出状元，和宗族在教育上的投入，也有很大的关联……

中央电视台十集文化系列片《徽州》解说词 第五集 阳历阴历

大学士许国所建的八脚牌坊，在当时极其罕见，留到今天也是独一无二。

早许国坊6年建成的胡文光刺史坊树立在西递村口，牌坊上有32支镂空的花翅，大家说这32支花翅恰好与胡文光为官32年相吻合，看来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从前的有钱人家，可以造个园子，也可以建一座亭子，但不能随心所欲地建造牌坊，牌坊是国家树立的典范，是皇帝亲自批准的最为隆重的表彰。

建造一座精雕细刻大气磅礴的牌坊，钱主要靠牌坊的主人和乡里乡亲来筹集。

贞白里坊建于元代，是徽州大地上惟一一座没有经过皇帝恩准的、最古老的牌坊，是郑村的老百姓自发捐资，为郑千龄建造的。

在槐塘，我们见到了记载着朱元璋与 书院山长唐仲实对话的“龙兴独对坊”。

在徽州，牌坊和民居、祠堂称为“三绝”，从元朝到清朝，徽州的山山水水之间，曾经树起过千余座牌坊，大家说徽州是“中国牌坊城”。

棠樾的鲍氏家族，是一个以封建“孝悌”为核心，奉行程朱理学、恪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