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墓，位于洛阳城东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分前后两域。前域为范仲淹及其母秦国太夫人、长子监溥公范纯佑墓，中央祭庙一所，内有殿房，殿中悬光绪皇帝御笔“以道自任”匾额；宋仁宗篆额的“褒贤之碑”，高408米，宽141米，厚048米，碑文由欧阳修撰，王洙书，字迹大体清晰，另有翁仲、石羊、石狮等。后域为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四子范纯粹及后代之墓。

　　2006年,，范仲淹墓作为宋代古墓葬，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苏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苏州天平山风景区，内塑范文正公坐像、铜像，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石牌楼。2006年，在原祠堂西侧，又建有范仲淹纪念馆新馆，采用庭院式厅堂布局，分三厅一廊一房，其中北厅为序馆，主要是范仲淹的生平简介、范氏家谱等内容，中厅重点介绍范仲淹一生的功绩，南厅则展示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附房展示有漆雕“万笏朝天图”和“高义园世宝”。

　　泰州范仲淹纪念馆，位于江苏泰州兴化市宋县署两庑，始建于2000年，馆区分为文正流风、重教兴城、廉政为民、景范遗风四个部分，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另外，在山东滨州、河南商丘等地也有范仲淹纪念馆。

1 文言文翻译尹师鲁墓铭志

师鲁，河南人，姓尹，名洙。可是天下的士人认识他的和不认识他的都称呼他师鲁，他的名声被当时人看重。世上了解师鲁的人，有的推崇他的文学才能，有的佩服他看问题有见解，有的赞美他的才干。至于说到他的忠义之节，无论处在逆境和顺境，面临灾祸和喜庆，都无愧于古时君子之风，然而天下称师鲁的人未必全部知道这些。

师鲁写文章，简洁而有章法。博学强记，通知今古，在《春秋》上有专长。他与人谈论，肯定对的，否定错的，一定要把道理说透彻才罢休，不随便停止而胡乱听从别人的意见，人们也很少能超过他。遇事无论难易，敢作敢当，他被世人称赞的原因，也是被人嫉恨的原因，因此他最终处境艰难而死。

师鲁年少时考中进士，做绛州正平县主簿、河南府户曹参军、邵武军判官。调任山南东道掌书记的官职、做伊阳县知县。王文康公荐举他的才能，皇帝召见面试后，担任馆阁校勘，又调任太子中允。天章阁待制范公被贬到饶州，谏官、御史不肯替范公说话。师鲁上书，说范仲淹臣是他的师友，希望能够一同被贬。师鲁被贬监管郢州酒税，又调往唐州。这时，父亲去世了，守孝期满，又担任太子中允、河南知县的官职。西夏赵元昊造反，陕西一带兴兵作战，大将葛怀敏上奏朝廷起复师鲁担任经略判官。以后众将在好水打了败仗，韩公被贬官做秦州知州，师鲁调往濠州任通判。过了很久，韩公上奏朝廷，师鲁又到秦州做通判。又调泾州任知州，渭州任知州，兼任泾原路经略部署的官职。到潞州任知州，处理政务有仁爱之心，潞州人至今思念他。累官升至起居舍人，掌管龙图阁。

师鲁在天下太平时唯独喜欢谈论兵事，写了《叙燕》、《息戍》二篇文章流行于世。他主张的军事备战的主张，述述了作战、守卫成功失败的要义，全是当时利害所在。又想训练土兵代替戍守的士卒，来减少边境的开支，以此作为抵御外敌的长久之策，都未能施行。等到元昊臣服，西部边兵解处戒备，师鲁离开现职，他的言论主张也得罪了一些权臣。既然这样，那么天下称赞师鲁的人，对于师鲁的才能，也未必全部了解。

开始的时候，师鲁在渭州任职，有违背他管理（节制、调度）的将吏，想按军法杀掉他们却未能做到。这以后一些官吏到京师，向朝廷上书控告师鲁把公家的钱借予部将，师鲁被贬做崇信军节度副使，又调职监管均州酒税。有病，缺少医药，抬到南阳求医。病好了，依着几案坐着，看到幼子在眼前，也没有疼爱的表情，和宾客谈话，最终不涉及他的私情。享年四十六去世。

2 关于朋友铭的文言文

1高山流水

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子期死，伯牙谓世再无知音，乃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

2朋党论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喂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立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治乱兴亡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3包惊几笃于友谊

包惊几笃于友谊，与吴东湖善。吴卒，抚其家甚至。后方嫁女，闻吴女将适人，贫不能理装，即以其女之奁具赠之，己女后一载始嫁。时论称之。

3 古文中小石潭记,爱莲说,陋室铭,和哪篇古文合称记说铭志

记铭说志四篇：小石潭记、陋室铭、爱莲说、寒花葬志（一）《小石潭记》 本文是柳宗元《永州八记》中的第四篇。

也是唐代以来山水游记中的名篇，本篇以传神之笔，生动地描写了小石潭环境的清幽美妙，潭水的清澈空无和游鱼的活泼生趣，同时也寄托了作者谪居荒远之地的孤寂、幽愤心情。 全文分五段。

第一段写发现小石潭的经过，潭的结构特点及周围的景物。文章一开始先写小石潭的方位和悦耳动听的泉水声，正因此吸引了读者寻声而往，使作者游兴大增，接着有“伐竹取道，下见小潭”，看见“水尤清冽”作者心里增添了一层喜悦。

接着写出小石潭的结构特点“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这一句既说明了此潭命名的由来，也说明了潭水清澈的原因。“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三句描绘景物，分别从颜色、样貌、动态等等角度体现景物的生动形象，绚烂多姿，妙趣横生。

第二段主要描写潭中游鱼。犹如特写镜头，尽显游鱼之态，先写了鱼之静，后补以动，动静相生，惟妙惟肖。

其中“皆若空游无所依”一句最能衬托出水之清。“似与游者相乐”一句再次体现出了作者心下之喜，这句将人、鱼并写，情味无穷。

第三段写潭水的源头。写水的源流用了一系列精妙的比喻，既写出了水流之势，又描摹了溪岸的形象。

第四段写作者游览的感受。“坐潭上”八句，不仅写了小石潭的气氛幽深冷寂，更突出了作者触景生情产生的孤凄悲凉之感，委婉地表达了作者被贬后孤寂苦闷的心情，并交代了离此而去的原因，行文至此体现了作者情绪由乐转忧的变化。

第五段附记同游者的姓名。 本文保持了《永州八记》一贯的行文风格，观察入微，描摹细致。

肖其貌，传其神。文章先写所见景物，然后写自己的感受，再次突出小石潭及其周围幽深冷寂的景色和气氛。

全文寂寞清幽，郁郁落落，形似写景，实则写心。写优美动人之景，寄寓了作者欢快和乐之情；写清凄幽寂之景，寄托了作者悲楚忧伤之情。

作者被贬到永州，内心十分痛苦，所以移情山水，正是为了排遣这悲苦和忧伤的情绪。（二）《陋室铭》 陋室，这里指作者任和州（今安徽省和县）刺史期间（824~826）在当地构筑的简易房子，作者为它作铭，主要是为了表述自己的节操和志趣，字里行间也流露出讽刺现实的意味。

铭，原是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称述功德的文字，后来成为一种文体。这种文体通常是用韵的，读来铿锵有力，音韵谐美；篇幅短小，文辞简约，最短者不足十字，与格言颇相似。

本文虽只有81字，却是铭辞中的长者。一般的铭辞因为目的在于使人知所警戒，所以往往只提观点，不作论证；本文则夹叙夹议，不但有观点，有论证，而且在论证过程中还简要而生动地描述了这间“陋室”内外的情景。

全文分三层：开头六句为第一层，运用类比立论，点出全篇主旨——“惟吾德馨”。开头四句用诗歌手法以山水起兴，作者以神来之笔写出山的高低和水的深浅与“名”“灵”的关系，着力突出“仙”“龙”的重要，有以“仙”“龙”比喻品德高尚的人、以“有仙之山”“有龙之水”比喻陋室之意，“惟吾德馨”是全文的纲领。

第二层为“苔痕上阶绿”以下八句，主要说明“德”能使陋室不陋的原因。主要从陋室周围景色、陋室主人交往之人、室中生活之事三个角度对陋室进行描写，着重表现陋室环境的清幽雅致，交往人物和生活情趣的高雅，以此突出陋室主人之不俗，身居陋室能够与鸿儒谈笑，能够鼓弦而歌，作者洁身自好，安贫乐道之情已溢于言表。

第三层为最后四句。引用古贤之名室名亭和圣人之语来证明陋室不陋，再次点明了题旨。

“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这是例证，联系上文可看出作者有自况之意；再引孔子的话作结，更具有雄辩的力量。这几句引经据典，其意不言自明，从中可见作者虽幽居于此，但有和古贤一样的抱负和理想。

本文是托物言志的佳作，作者借为陋室作铭言情述志。全文反向立意，不写陋室之陋，而写陋室之不陋，一步步论证了陋室不陋的原因——“惟吾德馨”，陋室之不陋实际上是对陋室主人品德高尚的颂扬，表明了自己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情趣。

本文写于作者在政治斗争中失败遭贬谪期间，能表现出这种情操实难能可贵。（三）《爱莲说》 说，是一种议论性的古代文体，大多是就一事、一物或一种现象抒发作者的感想，写法上不拘一格，行文崇尚自由活泼，又波澜起伏，篇幅一般不长，跟现代杂文颇为相似。

作者周敦颐是北宋著名的哲学家，人品极高，胸怀洒落。曾任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省星子县，“军”是宋代行政区的名称）地方行政长官，命人在官衙一侧挖池种莲，名曰“爱莲池”，又托物言志，写下了这篇文章。

本文章法极为严密。开篇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这是总提，为下文将要说到的“菊之爱”“牡丹之爱”“莲之爱”张本，是入题的准备。

接下来，先以陶渊明爱菊和世人爱牡丹二事作烘托，然后用“予独爱莲”一语道出作者心意，这就是入题了。循此继进，自然说到莲的种种可贵之处。

从“莲之出淤泥而不染”至“亭亭净植”几句，在描写中渗透作者对莲的无限赞美之。

4 铭在文言文中的意思

一种文体，míng

“铭”是古代刻在器物上（多见于青铜器，墓碑，石等载体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功德的文字，后来成为一种文体。这种文体一般是用韵的，内容大多数简短，特别是刻于器物上申鉴戒的铭文，铭文常由生活中一些小事上升到对生活的哲理性认识，言简意赅，雅俗共赏。文字短小精悍却构思精巧，内容朴素而义理深邃，形式活泼且易诵易记，对我们观察生活、思考生活、表现生活有很大的启示，很值得我们反复阅读、玩味。铭不仅是古文字研究的内容；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对历史研究意义重大多记载当时君主的功过以及当时社会的方面如交易，律法，祭祀等

铸、刻或写在器物上记述生平、事迹或警诫自己的文字：铭刻。铭文。铭志。墓志铭。座右铭。

在器物上刻字，表示纪念，永志不忘：铭记。铭心。铭骨。铭诸肺腑（喻永记）。

中国古代用于铭刻的文字逐步形成的一种文体，如《文心雕龙》有《铭箴》篇。

5 写一个托物言志的文言文

爱书说

人各有所嗜，各有所好。或好音律，或好书法，或好花草，或好琴棋。予独爱书也。

书者，吾良师益友也。赵恒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老者、壮者、少者、幼者，皆可读书。可以之不出寒舍门，便知天下事。可以之增长知识。书，精神食粮也。不读书者，安能称之为“真君子”焉？

予谓好音律者，善通音韵也；好书法者，精通书法也；好花草者，亲近自然也。好琴棋者，生活雅趣也。则好书者，博学多识、精通百道、视野开阔也。刘向云：“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予谓书：书犹烛也，善读之可以亮途；书犹师也，善读之可以博学；书犹友也，善读之可以明理。吾以书为镜，可以知兴替，可以明得失。呜呼！好读书者，乃人中真君子也。

吾之屋中，书者繁多俨然。吾可一日不食，不可一日无书矣。及国庆八天，一人、一桌、一椅、一书而已。读书时，乃迷于书中，不闻不问。兴起之时，乃手舞足蹈，趋于屋中；怡然之时，乃持书于手，放声诵读。及母呼吾膳，仍兴致盎然。

噫！书中自有真乐矣！书中自有真知矣！

6 《张子野墓志铭》文言文全篇翻译

原文：

子野为人，外虽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浑浑，不见圭角，而志守端直，临事敢决。平居酒半，脱帽垂头，童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于此，岂其中亦有不自得者耶？子野讳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来，家京师而葬开封，今为开封人也。铭曰：嗟夫子野，质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长？岂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开封之原，新里之乡，三世于此，其归其藏。

欧阳修《张子野墓志铭》（欧阳修集 卷二十七 居士集卷二十七）

译文：

张子野这个人，外表虽然外表虽然快乐愉悦，但内心刻苦进取；待人浑厚纯朴，为人低调，才干不外露，而且坚守原则和志向，始终不渝。他遇到事情，不乱分寸，果断处理。平时宴饮间酒至数巡，他脱下帽子，垂下头发，我突然发现他青春已逝，头顶半秃，头发斑白了。我固然遗憾他未老先衰，但也仅此而已，难道他内心有痛苦不能自得其乐吗？子野的祖上，是博州高堂人，从他曾祖父以来，都在开封安家，死后都安葬在开封，现在算是开封人了。在他的墓志铭上写道：子野，向来浑厚纯朴。谁阻碍了他的通达吗？谁削减了他的优势吗？难道是他内心本来就不开心？还是因为环境的影响而伤害自己的情绪？生于开封，故归开封，三代人都安葬于此，也算是一个归宿了。

7 古文《三槐堂铭》的全文翻译

一、全文翻译如下：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申包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

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二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二、扩展知识：

1、作品简介：三槐堂，即三槐王氏的堂号。三槐王氏是当今王氏中最大的一支，闻名天下，枝繁叶茂，是太原王氏的一衍派。三槐堂是王氏子孙繁衍最大的支派，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王氏家谱目录中，冠以“三槐堂”堂号的家谱目录，占有堂号的王氏家谱总数的40%左右。

2、作者简介：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山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他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他的书法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石，其画论，书论也有卓见。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文坛领袖，散文与欧阳修齐名；诗歌与黄庭坚齐名；他的词气势磅礴，风格豪放，一改词的婉约，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共为豪放派词人。

3、作品赏析：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

8 写一篇关于铭的诗或文言文或短文

、陈蕃愿扫除天下

藩年十五，尝闲处一室，而庭宇芜岁。父友同郡薛勤来候之，谓藩曰：“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藩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

译文

陈藩十五岁的时候，曾经独自住在一处，庭院以及屋舍十分杂乱。他父亲同城的朋友薛勤来拜访他，对他说：“小伙子你为什么不整理打扫房间来迎接客人？”陈藩说：“大丈夫处理事情，应当以扫除天下的坏事为己任。不能在乎一间屋子的事情。”薛勤认为他有让世道澄清的志向，与众不同。（文言文，百度可以搜索）

9 仙逆的那篇铭志是他自己写的吗

是耳根的原创

原文：

铭志，囚封天之道，众生需渡无量劫，离开深狱一执念，奉至修真行

铭志，众生亦于无量前，解今茫世，脱困天之念，取来生道，奉至修真行

铭志，锁亡天之运，印冥朝，众生之所不得真道者，常沉苦海，永失真道，奉至修真行

铭志，天道不仁，灭天之道，取天之血，断天之翼，融天之魂，得道今生，奉至修真行

铭志，众生之所不得真道者，难舍生死，难了因果，难渡轮回，奉己修真行

铭志，天道恒长之，众生欲得真道，须舍生死，了因果，渡轮回，奉己修真行

铭志，众生难舍生死，而困落海，亦困难一生，众生须励志得真道，奉己修真行

铭志，人若残，无生，无魂，无神，无道，当渡轮回，奉己修真行

铭志，道分道再分道，无道可自成一道，立千道之上，众生皆为门徒，得真道，奉己修真行

这个太牛，我写不了。

10 古代题目中带"铭"和"说"的文言文

1、《陋室铭》

《陋室铭》是唐代诗人刘禹锡所创作的一篇托物言志骈体铭文。全文短短八十一字，作者借赞美陋室抒写自己志行高洁，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趣。

文章层次明晰，先以山水起兴，点出“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主旨，接着从室外景、室内人、室中事方面着笔，渲染陋室不陋的高雅境界，并引古代俊彦之居，古代圣人之言强化文意，以反问作结，余韵悠长。

2、《柳子厚墓志铭》

《柳子厚墓志铭》是唐代文学家韩愈为已故好友柳宗元所创作的的墓志铭。这篇墓志铭讲述了柳宗元的家世、为人、政绩等，包括了世系、卒葬、子嗣等墓志铭应该有的内容。

通过对柳宗元的生平事迹的综合概述，作者高度赞扬了柳宗元的文章学问、政治才能和道德品行，对柳宗元受排挤、长期遭贬、穷困潦倒的经历给予深切的同情，对柳宗元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3、《爱莲说》

《爱莲说》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创作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通过对莲的形象和品质的描写，歌颂了莲花坚贞的品格，从而也表现了作者洁身自爱的高洁人格和洒落的胸襟。

4、《捕蛇者说》

《捕蛇者说》，出自于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散文名篇。文本抓住蛇毒与苛政之毒的联系，巧用对比，通过捕蛇者与毒蛇之毒来衬托赋税之毒，突出了社会的黑暗。文章笔锋犀利，文情并茂，堪称散文中的杰作。千百年来一直广为传颂。该文被收入语文版九年级上册，苏教版九年级上册。

5、《师说》

《师说》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议论文。文章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

文中列举正反面的事例层层对比，反复论证，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全文幅虽不长，但涵义深广，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富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现依据各姓氏堂号的来历、特色、分为几大类型：

以血缘关系命名堂号

中国的姓氏文化，首先表现出来的社会心态就是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不仅同一姓氏使用相同的（一个或若干）堂号，而且有血缘关系的不同姓氏，也会使用同一堂号。如著名的“六桂堂”，是闽粤一带洪、江、汪、龚、翁、方六个姓氏共同的一个堂号。据文献记载，这六个南方家族，虽然姓氏不同，但却是一个先祖所同一家族，追本溯源都是翁姓的后裔。

以地域命名堂号

地域观念命名的堂号，最为普遍，往往和各姓氏的郡望相关，也就是以郡号或地名作为堂号。如前述之陇西李、赵郡李、中山李，太原王、琅琊王、京兆王、清河张、安定张、河内张等皆是其例。再如诸葛氏，系出葛伯，望于琅琊，发祥地是山东诸城，后世遍布全国各地的诸葛氏，绝大多数都世代沿用琅琊的堂名。此外，如海氏的“薛郡堂”、陈氏的“颍川堂”、徐氏的“东海堂”、欧阳氏的“渤海堂”，以及呼延氏的“太原堂”、林氏的“西河堂”等，都是以地望为堂号。

以先世的嘉言懿行为堂号

中国人向有慎终追远的美德，往往以先世祖宗的嘉宗懿行深感自豪，往往以此命名堂号，千古留芳。如弘农杨氏“四知堂”、“清白堂”即是以东汉太尉杨震的美德作为堂号。据文献记载，杨震为东莱太守时，道经昌邑，县令王密深夜求见，以黄金十斤贿赂杨震。杨震严词拒绝说：作为故人知交，我对您是了解的，而您怎么对我的人品不了解呢？王密说：我深夜而来，无人知道这回事情。杨震回答说：此事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怎能说是无人知晓？王密只好羞愧而退。杨氏后代子孙为尊崇和怀念这位拒腐蚀，不受贿的先祖杨震，便以“四知堂”，“清白堂”为堂号。

而范氏“麦舟堂”则是来自北宋名臣范仲淹济危扶困的典故。有一次范仲淹遣子纯仁，至姑苏运麦，舟至丹阳，遇石曼卿无资葬亲，纯仁即以麦船相赠。纯仁回家后告知其父，深得范仲淹嘉许。故后世以此为典，以“麦舟堂”为堂号。

以祖上的功业勋绩为堂号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个姓氏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一批功勋卓著，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后人往往以此作为堂号。如东汉名将马援，战功卓著，名闻遐迩，“马革裹尸”便是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后因功封“伏波将军”，马氏后人中有一支便以“伏波堂”为堂号。楚大夫屈原曾任三闾大夫，屈氏遂以“三闾堂”为堂号。

再如唐代宗时郭子仪，因平安史之乱，屡立战功，出将入相二十余年，是维系李唐王朝的功勋大臣，被封为“汾阳王”。其后世子孙繁衍遍布各地，多以“汾阳堂”为堂号。至今海内外郭氏子孙，也多以“汾阳郭氏”为荣。

以传统伦理规范为堂号

在封建宗法社会，各个家族常以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为堂号，以劝戒训勉后代子孙。如李氏“敦伦堂”、张氏“百忍堂”、朱氏“格言堂”、任氏“五知堂”、刘氏“重德堂”、郑氏“务本堂”、周氏“忠信堂”、蔡氏“克慎堂”、许氏“居廉堂”等，都体现了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各氏自立堂号中，十分普遍。

如唐代郓州寿张人张公芝，九世同居，麟德年间唐高宗祭祀泰山，路过郓州，至其家，问何以能九世同居，安然相处。张公芝于纸上连书百余“忍”字，道出其中诀窍，全在于百事忍让。故堂号名之为“百忍堂”。

以祖上情操雅量、高风亮节为堂号

在封建社会中，有一批文人学士，才气横溢，品格清高，深为世人所推重。其后代族人也引以为荣。

如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品格高雅，酷爱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高品格，以所居之处为“爱莲堂”。其后人遂以此为堂号。晋代陶渊明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遂辞官归里，赋“归去来辞”以明其志。因陶渊明号五柳先生，其后人以“五柳堂”为堂号。再如唐代大诗人李白，自号“青莲居士”，李氏族人中遂有“青莲堂”堂号。

以祥瑞吉兆为堂号

古代人对祥符瑞兆十分重视，常认为是上天预示吉祥的征兆，往往以之为本族堂号。如宋代王祐曾手植三槐于庭院，言其子孙必有位居三公者（古代百官朝会，三公对槐树而立，故以三槐象征三公），其子王曰果然位列宰相，当政十余年，深为朝廷器重。其后人便以“三槐堂”为堂号，成为中国王姓中名人辈出的名门望族，与太原王氏、琅琊王氏并列为王氏三大支派。明代腾冲卫寸庆是寸姓始祖，他在腾冲县城梦见城郊西南一地山明水秀，西南城郊荷花竞开，紫云在东方久久不散，并有紫光照在地荷塘上。他约上刘姓始祖刘继宗去郊游，不经意间来到阳温暾村（即和顺乡）。其山之峙也如砺，其水之流也如带。且四时和煦之气，洋溢于郊坼，两人心甚慕之，不忍舍去……”当时的寸庆对久违的景色赞叹不已：“是泱泱大邑风也。“此处可以卜居矣。寸氏在和顺可谓人才辈出。寸开泰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公元1895年)中进士。寸氏先后中举的有寸式玉、寸性安、寸辅清、寸禧谐、寸矅磐,中进士的有寸开泰。 寸黯 康熙末岁贡，寸秀升,嘉庆丙寅岁贡，寸亮卿 廖生，寸品升 清光绪拔贡，寸时桢 附生，寸尊文 文生。其后人便以“紫照堂”为堂号。

以先世名人的厅堂别墅为堂号

为表示对同姓先世名人的仰慕之情，各姓中以其厅堂，居处为堂号。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香山，号香山居士，其后人便以“香山堂”为堂号。

再如唐代宰相裴度，以宦官当权，时事已不可为，乃自请罢相，在洛阳午格创建别墅，起浩凉亭暑馆，植花木万株，绿荫如盖，名为“绿野堂”。裴氏一支遂有“绿野堂”之堂号。

以家族中科举功名为堂号

在封建社会，一些名门望族人才辈出，科第连绵，为世人称羡，遂以之为堂号。如唐代泉州人林披，有子九人，俱官居刺史（俗称州牧），门庭显赫，世人敬仰，这支林氏遂以“九牧堂”为其堂号。再如宋人临湘人徐伟事迹至孝，隐居教授于龙潭山中，有子八人，后皆知名，时称“徐氏八龙”，后人即以“八龙堂”为其堂号。

以垂戒训勉后人的格言礼教为堂号

此类堂号在各姓氏自立堂号中较为普遍。如“承志堂”、“务本堂”、“孝思堂”、“孝义堂”、“世耕堂”、“笃信堂”、“敦伦堂”、“克勤堂”等等。

以良好祝愿为家族堂号

此类堂号也较为常见。如“安乐堂”、“安庆堂”、“绍先堂”、“垂裕堂”、“启后堂”等。

以封爵、谥号或旌表褒奖为堂号

此类堂号为历代朝廷或地方政府封赏、恩赐、旌表而来。如“忠武堂”、“忠敏堂”、“节孝堂”、“孝义堂”等等。

总之，堂号作为家族的徽号和别称，不仅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血缘内涵，而且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既是对某一姓氏家族特色的高度概况，也是当时社会形态的反映。同样具有区分宗支族别，血缘亲疏的社会功能。它的产生、发展，多与修族谱、建宗祠、祭祀祖先、宗亲联谊活动同时进行。

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 。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23]（P1169） 。此后，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但规模也在扩大，且逐渐稳定下来。至南宋时期，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岿然复兴”之时，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与初创时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义庄的庇护下，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迁徙他乡的命运，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时，由于义田对“仕而家居”者同样予以支助，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就范仲淹一系来说，出于仕宦的需要，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不得不南迁。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范仲淹）立义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见，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

其次，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兴学倡教，不遗余力。义庄创置的动机，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

再次，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鼓励子弟赴考。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嘉定三年（1210年）的续定规矩，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

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更重要的是，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即使有波折，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在历史的短时段内，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但在长时段内，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10](P580)

不过，就两宋时期而言，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计过高。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如荫补、婚姻关系、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应当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内部，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贵，曾“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勾当”，据云“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26](P1089) 。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27](P994) ，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这说明，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范邦瑞，范氏家族的***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而且重要处罚还要“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明人方苞曾说：“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见，义庄在教养、团聚族人的同时，也束缚、控制住了族人。

三、结语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依靠荫补、科举竞争、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义庄的创置，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

        文/范伟平

根据桐庐县瑶琳镇范家村范顺陆保存的《分阳范氏家谱》记载:“分阳范氏家族自明景泰元年（1450），从兰溪村迁居分水五管潘岭脚罗家畈。始祖：范荣，字式玉，行崇一。系春秋越国大夫范蠡（陶朱）、北宋名臣范仲淹后裔。第二世范澳迁卜善村（百岁里范家），范清迁安乐村（百岁外范家），第八世孙范有社赘居马雪塔，第十四世孙范荣贵迁桐邑大奇，荣富迁潘村（瑶琳镇），第十五世孙范生富迁潘畈（钟山乡），尚球迁何宋（瑶琳镇）。”又据浙江丽水青田县章村乡陈山头村《范氏家谱》记载，他们村范氏家族的祖先是明朝的时候从分水迁居青田县的，系范仲淹后裔。近代青田范仲淹后裔迁居建德，在建德也有了范仲淹后裔。

  在古代分水县被称为分阳，明代范仲淹后裔分布在分水县管辖的瑶琳镇范家村以及分水镇的外范村、富源村的范家坞等地。目前从保存下来的《分阳范氏家谱》来看，桐庐境内的光祖堂、光裕堂，善庆堂等分支均为范仲淹后裔。

      在分阳范家代代相传一个故事，相传范仲淹后裔范荣从兰溪定居分水五管潘岭脚罗家畈后，他的妻子一连生了六七个女儿，一直不见男丁，这可急坏了范荣。范荣于是到分水镇蠡湖村范家走范家宗亲，经过蠡湖村范家的同意，把范蠡后裔的男丁抱给了范荣做儿子，自从抱养了范蠡后裔的男丁以后，范荣的妻子终于生了一个男丁。这个从蠡湖村抱养的儿子就叫范澳，他就是范蠡的后裔，对于范荣来说，这个儿子是“大门外”的儿子，他后来迁居在百岁里范家定居，他的后裔堂名改成了光祖堂；这个范荣自己生的儿子名字叫范清，这个儿子是“大门内”的儿子，他后来迁居在百岁外范家，他的后裔堂名改成了光裕堂。所以说，范蠡后裔和范仲淹后裔在桐庐相互融合成了一家人，但堂名还是分开的，也就是说分阳范氏分两班人马：一班是光祖堂，这班人是范蠡的后裔，第二班的堂名是光裕堂，这班人是范仲淹的后裔。但无论是范蠡后裔还是范仲淹后裔，他们相互融合成自己人了。由于百岁范家在深山老林里，过去交通不便，清代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范家人躲过了一劫，所以直到今天，光裕堂和光祖堂后裔各半，人数不分上下。但对于分水镇外范村来说，这里以前也有光裕堂和光祖堂，但经过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只剩光裕堂后裔，光祖堂后裔和其他堂名后裔已经在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被“长毛”杀光了。我们这里也看到了范家在百岁也好还是在分水也好，均分成外范家与里范家两个自然村，在兰溪的范家村也是这样，一个外范家一个里范家，也许这就是范仲淹后裔取村名的共同特点吧！

      目前瑶琳镇范家村还流传着一个传奇的故事呢！相传明朝时期范荣是一个地理风水先生，他落户分水五管潘岭脚罗家畈以后，他走到范家村发现范家是一个风水宝地，于是安排两个儿子分别占领外范家和里范家，在范家村有一个巨大的石笋，在石笋的平顶上竟然有一个棋盘，传说每天晚上两个“神仙”就会准时来这里走象棋，按照当时的说法，只要定居这两个地方，这里将来是出将相的地方。当时范荣和桐庐的姚天官(1414--1473)正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由于姚天官是桐庐人，父亲在他还是一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姚天官七八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改嫁给了江西人，随后他也随母亲去了江西。由于姚天官不是亲生儿子，当然受尽了后父的冷遇，包括江西那边的孩子也都欺负他。姚天官读书非常发奋，终于有了出头之日，最后当上了明代的宰相，所以姚天官对江西没有归属感。在姚天官母亲做八十大寿的时候，姚天官才抽出时间回江西一趟准备给母亲做寿。姚天官回家的时候竟然不按照常规出牌，穿了一件旧衣服回家，没想到在家门口被当地官员拦着不让进家门，姚天官于是拿出皇帝写的对联，当地官员一看上面的官印竟是当朝皇帝的官印，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姚天官，当地官员于是全部过来朝拜姚天官。给母亲做完八十大寿以后，姚天官回到了朝廷，皇帝想问问当地官员对姚天官的态度，结果姚天官一句话也不说，把头摇了一摇，结果皇帝认为江西官员是对他的不满，于是下命令把江西对朝廷有意见的官员抓了起来，后来竟造成了冤案，江西官员被冤杀掉一大半。如今现在还流传一句顺口溜：“姚天官把头摇一摇，江西杀掉大半朝。”这对江西的官场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于是大批的江西地理先生纷纷来浙江破坏浙江的风水。有一天一个江西地理先生来到百岁外范家，发现这山顶上的巨大石笋，他一看这里将会出一对将相，将来会对江西的官场构成威胁，于是想法破坏范家的风水。这石笋附近的山想种点庄家，什么都种不起来，今天劈山了，明天就杂草长绿了。当范家人把这件事告诉风水先生时，风水先生说：“杀一条狗，杀一只鸡，沿着石笋山脚拖狗和鸡，这里就能种庄家。”于是范家人请风水先生杀了一条狗和一只鸡，沿着石笋山脚一路拖，当天就乌云黑地下起了磅礴大雨，没多久一声巨雷就把石笋劈成两段，倒下的一段就插在后山中树立着。这时里范家有一个13岁的小孩，力大无比，他正在赶一只小牛过河，由于河水猛涨，他于是背起小牛过河，没想到一脚走滑，被大水冲走消失的无影无踪，据说范家的风水就这样被江西地理先生给破坏了。这当然是传说，当天也许真的发生了石笋被雷公所击倒，小孩背牛被大水冲走这一历史事实，但这一事件被后人传成了一段神话故事。

      到了清朝，范家人崇尚武术，咸丰八年，分水县外范村里范家的范启煜成了清代分水县最后一位武举人。据范家人口头相传，他的两个儿子范少成与范少强均是武术大师。太平天国运动，分水县组织了以范启煜为首领的地方团练，分水县地方政府搬到了外范村金桥坞，他们父子兵保护分水县地方政府三年时间，最终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手，整个分水县城存活的人只有六人，外范村只存活五人，合村乡存活7人。到目前为止，范家父子兵抗击长毛的故事一直在当地流传。到了1949年解放以后，瑶琳镇范家出了一个中国导弹专家，她就是范仲淹后裔范莘，家里小名叫范爱美。改革开发以后，分水镇外范村范华胜和范华勇两兄弟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在螺钉厂和钢构以及房地产上开创了一片新天地，资产上亿元。

      据清代光绪《分水县志》后记记载：“分水范家为清白家风。”范家的规矩是很严的，我们从小不要不拿别人的东西。家父范传贵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