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魏志列在全书之首，称曹操、曹丕、曹叡为帝。吴、蜀君主即位，都记明魏的年号，以明正朔所在。东吴只有孙权称主，孙亮等都称名。这是因为晋朝受禅于魏，晋的史家尊重本朝的合法性，就必须以魏为正统。孙吴为晋所灭，孙皓乃晋之降臣，因而如此处理。蜀汉刘备父子称先主、后主，不同于孙吴，多少反映陈寿对于蜀汉的故国之思。

前人责难陈寿，说他向丁仪、丁廙的儿子乞米不得，因此不给丁氏兄弟立传；因有憾于诸葛亮，所以说他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实际这些责备缺乏根据。丁氏兄弟附见王粲传，而诸葛亮传中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还收录了亮集目录，为全书特例。说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当时其他人已有类似评论，而且也是公允的。但《三国志》对于晋朝皇室的叙述时有曲笔，对于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的所作所为，尤其显然加以粉饰，多所回护。

《三国志》是《魏书》《蜀书》《吴书》的合称，其中《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共65卷，记载了公元220年至公元280年期间的历史。

在写法上，《三国志》沿用了纪传体体例，将帝王的传记称“纪”，其他人的传记称“传”。在整个三国时代，真正做过皇帝的有十几位，但《三国志》中只有曹操、曹丕、曹叡、曹芳、曹髦、曹奂等6人的传记称为“纪”，这是因为《三国志》尊曹魏为正统，不承认刘备、孙权建立的政权，刘备、孙权以及他们继任者的传记只称“传”。

这个容易理解，陈寿虽出身于蜀汉，但后期在晋朝做官，晋朝是在曹魏禅让基础上建立的政权，所以晋朝官方只认可曹魏，而将蜀汉、孙吴视为非法，有人以此批评陈寿没有历史学应有的原则，历史为政治服务，不能坚持原则，在这一点上比不了以后出现的、尊蜀汉为正统的史书《汉晋春秋》。

其实这没有多少道理，既然存在“正统”问题且“正统”只能有一个，作为晋朝官员的陈寿就只能选择曹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得很中肯：“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陈寿是西晋官员，《汉晋春秋》的作者习凿齿是东晋官员，东晋南渡偏安，形势如蜀汉，正统观发生了改变，尊蜀汉为正统没有外部压力，以此争论《三国志》与《汉晋春秋》孰高孰低毫无意义。

虽然尊崇曹魏为正统，但陈寿并没有完全受此约束，而是最大程度地尊重了历史事实。比如，从公元220年到公元280年的这60年间，事实上存在着3个政权并立的状态，陈寿是承认这种状况的，《三国志》书名的确立就是最好证明。《三国志》的书名并非后人所加，《晋书》说陈寿“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清代学者朱彝尊就此评论说“寿独齐魏于吴、蜀，正其名曰《三国》，以明魏不得为正统”，也就是说，陈寿名里尊曹魏为正统，实际尊三者都为正统。

曹魏政权是在汉魏禅代基础上建立的，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代汉献帝刘协而自立，这是一件大事，相关劝进表、辞让诏书、文告等可谓汗牛充栋，这类文书通常是正史所重点收录和保存的内容，但陈寿对此似乎视而不见，人们从裴松之为《三国志》作的注才看到了那些篇幅浩瀚的内容。反观刘备称王汉中及后来武担山称帝，《三国志》对相关文字却有大篇幅的收录，从中似乎可以看出陈寿在正统观上的真实态度。

还有其它的例子，比如《三国志》中对刘备、孙权等人的称谓。《三国志》中非帝王以外的普通人物传记，要么以姓名相称，如《诸葛亮传》《陆逊传》《周瑜鲁肃吕蒙传》，要么以各人姓氏联结相称，如《程郭董蒋刘传》《王楼贺韦华传》，但《三国志》没有称刘备的传记为《刘备传》，称孙权的传记为《孙权传》。在陈寿看来，刘备、孙权等人就是事实上的帝王，如果把他们的传记和普通人一样处理，无疑贬低了他们的地位，但如果破例称他们的传记为“纪”，又难以得到官方认可，为此陈寿发明了一个说法，称他们为“主”。

陈寿称刘备为“先主”，称刘禅为“后主”，不少人认为这与陈寿及其父亲早年在蜀汉的经历有关，其实陈寿这样做并非出于私义，而是陈寿历史观的另一个独特表达，因为“主”的称谓不仅对蜀汉适用，对孙吴也是一样，《三国志》中刘备的传记是《先主传》，刘禅的传记是《后主传》，孙权的传记称《吴主傅》，孙权之后的孙亮、孙休、孙皓三位皇帝的传记称《三嗣主传》。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王的传记称“世家”，其后帝王们的传记称“本纪”，除此之外者归为“列传”，在陈寿之前只有2个人享受过特殊对待，一个是项羽，《史记》里有《项羽本纪》；一个是孔子，《史记》里有《孔子世家》。人们称赞司马迁，认为他对项羽、孔子表达了尊重，陈寿在《三国志》里用“主”这个称谓，同样是值得肯定的。

“主”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它的意思是“先生”，所谓“主公”，就是“尊敬的先生”，所谓“明主”，就是“明智的先生”，但这样理解有些宽泛。“主”的意思，除“家中的男主人”外，《康熙字典》里还有一条：“又大夫之臣，称其大夫曰主。”这种用法在春秋战国时代已较普遍，《左传·昭二十八年》成鱄对魏舒曰：“主之举也，近文德矣。”

西晋历史简介

公元265年,司马炎取代曹魏政权建立了晋朝,这就是历史上的西晋。公园311年,刘聪领匈奴军队攻占了西晋的都城洛阳,俘获晋怀帝,西晋军队则在长安拥立愍帝,延续西晋政权。五年后,即316年,刘曜又率领匈奴军攻破长安,愍帝献城投降,西晋结束。第二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续建了晋朝,史称东晋。

西晋的历史仅有五十二年,但它却结束了三国以来的分裂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为当时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短期的良机。西晋继续沿用曹魏时建立的九品中正制选官法,但却弊端百出,成了世家大族垄断政权的工具,形成了等级性的士族门阀制度。西晋还以法令确定官僚贵族的经济特权,即官品的占田权和隐客制。西晋虽然只有五十二年,但中间却有长达十六年的八王之乱,反映出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矛盾。

西晋的文化程度也很高,名医王叔和著有脉经,地理学家裴秀编有禹贡地域图,史学名著三国志即由西晋时的陈寿所著。

西晋的建立

曹魏后期,政治日益腐败,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以曹爽为首和以司马懿为首的两个集团的对立和斗争。

司马懿,河内温县著名的士族。曹操开始起用他,至曹丕时地位逐渐显要。明帝时,他是指挥对蜀作战的主将。238年,他又率兵平定割据辽东的公孙渊,成为魏国有声望的大臣。明帝死,年幼的曹芳继位,司马懿为太尉,与宗室大臣曹爽受遗诏共同辅政。曹爽上表推举司马懿为太傅,实际上将他架空。司马懿表面称病,不预朝政,暗中却在布置力量,伺机消灭曹爽集团。

249年,曹爽等陪同曹芳出洛阳城南拜谒明帝陵,司马懿乘机在洛阳发动政变,夺取了朝中大权。251年,司马懿病死,子司马师继续掌权。254年,司马师废曹芳,立曹髦为帝。次年,司马师死,弟司马昭当政。260年,曹髦不甘心做傀儡,于是率数百仆从向司马昭进攻,结果被杀。司马昭另立曹奂为帝,政权完全为司马氏所控制。

公元263年,司马昭利用蜀国内部混乱的机会,派邓艾、诸葛绪、钟会率大军分三路攻蜀。时蜀将姜维驻军陇上沓中,闻钟会军已至汉中,诸葛绪至武街桥头切断了他的后路,乃率军退回剑阁,抵抗钟会军。西路邓艾军从陇上轻装出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接连攻下江油、涪城、绵竹,进逼成都。后主刘禅出降,蜀亡。

265年,司马昭子司马炎废魏帝曹奂,自立为帝,国号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

西晋的统一

孙权病死,暴君孙皓继位,政治极端腐败。司马氏灭蜀以后,便在益州大造舟舰,准备伐吴,而孙皓却漠然处之。

279年十一月,晋大举伐吴,步骑二十余万分五路直指建业、夏口、江陵等地。王浚率水军自巴蜀顺江而下,直逼吴都建业。280年三月,吴主孙皓向晋将王浚投降,吴亡。经过九十年的分裂混战,至此中国又重新统一。

西晋的政治

门阀政治

门阀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它萌生于后汉,形成于魏晋。曹丕为代汉作准备而推行的九品中正制,后来逐渐成为世家官僚垄断选举的工具。为了取得世家官僚的支持,司马氏对他们采取笼络和放纵的政策。司马炎建国后,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因而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局面,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门阀士族拥有特权并与庶族保持着严格界限。政治上,他们累世做职闲望重的高官；经济上,按官品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人口,并且不向国家纳租服役；社会地位高人一等,不与无特权的庶族联婚和同乘共坐。为了保护自己的特权,他们特别注意门第。他们垄断政治,排斥庶族寒门。庶族即使做官以后,依然受到士族的歧视。至于那些不愿巴结士族的庶族地主,便一生沉滞,永无晋升的希望。

分封诸王

在曹爽当政时,有人指出如不分封宗室诸王,政权可能转入他人之手。以后,司马氏果然轻易地夺取了曹魏的政权,这件事在统治阶级中造成很大影响。因此,西晋建国不久便分封了二十七个同姓王,并不断扩大宗室诸王的权力。

开始是允许诸王自选国中长吏,继而又以户数多少把诸王分为三等,并开始置军。又逐步地使诸王都督各州军事,这样,诸王不仅掌握了封国中的军政大权,而且控制了相当多的军队。西晋分封宗室的目的是藩卫皇室,但后来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诸王大部卷入了争夺中央统治权力的斗争,反而削弱了中央的统治。

八王之乱

西晋时期,皇室极其腐朽。开国皇帝司马炎就是一个荒*君主,后宫殆将万人。世家大族则贪暴恣肆,奢侈成风。如何曾日食万钱,还说无下箸处。

大族王恺、石崇互比奢侈,王恺用米浆洗锅,石崇用白蜡当柴；王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石崇用锦作步障五十里；王恺涂墙用赤石脂,石崇就用香椒泥。司马炎暗中支持王恺,赐他一株二尺多高的珊瑚树；王恺拿到石崇面前夸耀,石崇顺手把它打碎,然后叫人拿出三四尺高的珊瑚树六七株,任他挑选。大臣傅咸上疏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请求皇帝制止,但司马炎无动于衷。官僚们不仅奢侈成性,而且公开抢劫、杀人。如石崇做荆州刺史,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

司马炎死,惠帝即位,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八王之乱。

所谓八王,一般指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_、河间王_、成都王颖、长沙王_和东海王越。他们为争夺中央统治权,先是同外戚杨、贾两家斗争,而后宗室诸王兵戎相见,直到西晋灭亡前夕。

306年,东海王越入朝专政,以后又毒死惠帝,诸王力量消耗殆尽,八王之乱才告结束。五六年的混战,给人民带来无穷灾难,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

西晋的经济制度

占田制内容

曹魏推行的大规模屯田制度,到魏末已逐渐遭到破坏。到264年,魏元帝下诏罢屯田官,将典农官分别改为太守、令长。次年,晋武帝又重申前令,民屯制度正式废除。

民屯废止以后,贵族、官僚争相侵占田地,隐匿户口。原来的屯田客或投依豪门,或游食商贩,加上服役为兵者,有一半人不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农业荒废,国库空虚,百姓穷困。针对这种情况,灭吴以后,西晋采取两项重大措施：罢州郡兵以归农；颁布占田制。

占田制包括下列内容：

其一,户调式：凡是丁男立户的,每年交纳户调绢三匹,绵三斤；丁女及次丁男立户的,纳半数。边郡民户的户调,纳规定数目的三分之二,更远的纳三分之一。

其二,农民的占田和课田：男子一人有权占土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这是应种土地的限额,不是实际授与的地数额。在占田之中,丁男有五十亩、次丁男有二十五亩、丁女有二十亩要课税,这叫课田。每亩课田谷八升。不管田地是否占足,均按此定额征收。

其三,士族地主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等特权：一品官有权占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占田十顷。贵族官僚还可以荫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族。从一品官到九品官还可以荫佃客十五户到一户,荫衣食客三人到一人。

占田制影响

从占田制的内容看,它是一种既保证政府收入,又保护士族特权的一种土地制度。占田制并不是官府授田,更不是将地主的田地授与农民,而是在屯田制破坏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占垦荒地,占田制中对于官僚士族占田、荫客、荫亲属等特权的规定,其主要精神不在于对官僚士族的特权加以限制,而在于确认和保护他们已占到大量土地和户口的既成事实。

与曹魏时期的自耕农相比较,户调增加了二分之一,田租增加了一倍。但实际上还不止于此。因为曹魏的田租是校亩计征,占田制的田租是按丁征收,丁男、丁女、次丁男不管是否占足规定的课田数额,都必须按法定的课田数交租。

不过,在占田制的规定中,也有一些积极因素。首先,与屯田制下农民相比,占田制下农民的负担显然有所减轻。特别是解除了屯田制下军事管制的强迫劳动,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占田无年龄之分,课田有年龄、性别的区别,占田数又高于课田数,这些规定可以鼓励人们去占田垦荒,有利于扩大耕起跳漫画jumpmh地面积。晋书食货志云：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均平,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这虽有夸大之处,但多少反映出占用制实行后,太康年间的繁荣情况。

西晋的灭亡

各族人民的内迁

东汉以来,分布在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已陆续向内地迁徙。

魏晋时期,汉族统治者为了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控制和补充内地劳动人手的不足,经常招引和强制他们入居内地。

各少数族人民内迁后,在汉族的长期影响下,逐步地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的农业生活过渡。魏晋时,西、北各少数族人民向内地迁徙的活动,更加频繁,而且种族很多,主要有匈奴、羯、氐、羌以及鲜卑五族,史称为五胡。

当时,在内地不少地方,少数民族人数相当多,如西晋时,关中户口百万,其中少数民族占了一半左右。

各族人民的起义

各族内迁以后,与汉人杂处,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魏晋统治者强迫各族人民纳租调,服力役,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西晋占田制明确规定了他们的租调负担。汉族的官僚、地主多以少数民族人为奴婢、佃客。残酷的民族压迫,使各少数民族对西晋统治者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因而反抗不断地发生。

西晋后期,先后爆发了齐万年、李特、张昌、王如及杜_等领导的大规模起义,其中李特之子李雄还在四川建立了成汉政权。

西晋的灭亡

在各地流民不断起义时,内迁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也相继起兵反晋,其中刘渊、石勒起兵最早。

刘渊字符海,匈奴左部帅刘豹之子,汉化程度很深。刘豹死后,他代为左部帅,惠帝时为五部大都督。当李特、张昌先后举兵反晋,宗室诸王混战于北方之际,匈奴贵族共推刘渊为大单于。

304年,刘渊开始起兵。很快发展到五万人,定都于离石,建国号汉,自称汉王,胡、汉各族很多人归附他。他在军事上也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攻占了太原、平阳等地,向南迁都于蒲子。

石勒出身羯族,居上党武乡。曾被卖为家奴。刘渊称汉王时,他参加起义。

308年,刘渊称帝,迁都平阳。接着派王弥、刘曜等率大军进攻洛阳。310年,刘渊死,子刘聪杀兄自立为帝。次年四月,石勒在苦县宁平城消灭十余万晋军,晋军元气大伤。

六月,王弥、刘曜等攻下洛阳,杀王公以下三万余人,俘获晋怀帝。八月,又攻下长安。后来,晋将贾匹等在关中汉人的支持下夺回长安,迎司马邺为帝,是为愍帝。

316年,刘曜围长安,愍帝出降,西晋灭亡。

《三国演义》也只是一部小说，即便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和追捧，也无法掩盖住史书《三国志》的光辉，更何况演义本身就是在史书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的一生，可以说也是很坎坷，因为籍贯是蜀汉，所以蜀汉灭亡之后很不受待见，做官以后又多次遭遇贬黜。然而，他依然用客观公正的视角去完成了这一部史书，这期间，他曾经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呢？

陈寿(233—297)，字承祚，三国时巴西郡安汉县(今四川南充)人。陈寿少年时就好学，且聪警敏识，属文富艳，年轻时就研读了古代历史名著《尚书》《春秋》《史记》等书，并早就对蜀汉地区乡邦文献进行搜集、整理，从而撰写地方史著。陈寿一生著作不少，但最重要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是记述自公元l84年黄巾起义以后至280年晋灭吴约一百年历史的史学著作《三国志》。三国时期是个历史头绪众多、各色内容繁杂的时代。陈寿沿用司马迁开创的纪传史体例，把这个时代归纳为一书，比较客观地勾勒出这一时期历史的真实面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三国历史特别是刘备创建的刘氏政权的历史进行撰述时，陈寿所遇到的困难和压力甚大；但是，他以一个良史必须忠实于历史的道德品质，确实颇费了一番匠心，终于巧妙地设计出一套可以称为瞒天过海的撰写方案，从而完成了《三国志》。

一、陈寿撰写三国历史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陈寿撰写三国时期的历史，面临着两大困难：一是三国鼎立的客观事实当以谁为正统；二是对刘备建立的汉政权如何撰写和表述。第一个困难的解决是不敢有争论。陈寿身处晋代，当然只能维护魏—晋这条政权传承线。但陈寿在表面以魏为正统的前提下仍然尽可能地去客观如实地记载历史的原貌。第二个困难的解决办法则更是相当地艰难了。

刘备建立的汉政权虽然存在了40余年，但是因为一直没有设置史官，自然也没有人编写过这个政权的史书。陈寿本为蜀人，从小就受学于同郡的著名古史学家谯周，而谯周早就预料陈寿日后必以才学成名。陈寿年轻时，曾经出仕为刘氏政权的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群臣曲意阿附。陈寿洁身自好，不与同流合污，因而多次被免职。不过在此期间，虽然刘氏政权作为官方来说没有史官也没有积累史料，但陈寿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却很注意采集和掌握有关其历史的材料。这为他以后撰写这个政权的史书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公元263年，刘氏政权被曹魏政权所灭亡；两年后，曹魏政权即被司马炎篡夺并改魏为晋。刘氏政权消亡后不久，陈寿因父亲去世而在家守丧。守丧期间，他因病调治药丸，竟被责为逾礼，以致入晋后多年遭闲置。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揄扬，他才被举为孝廉，历任佐著作郎、著作郎、平阳侯相等职。

陈寿早年在谯周的影响下读过不少历史书，研究过写史书的方法，并有一定的写作实践。他曾据《巴蜀耆旧传》写成《益部耆旧传》十篇；又受《古史考》的影响写成《古国志》五十篇。当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灭掉孙吴政权后，三国鼎立的时代正式结束，全国复归统一。陈寿这时48岁，开始着手整理三国史事，编著大型史书《三国志》。

撰写曹魏政权和孙吴政权的历史，对陈寿而言并不十分困难。这不仅是因为这两国积累有自己的史料，而且当时已经有人写出了各种有关魏、吴的历史著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陈寿可以参阅并在仔细鉴别的基础上再补充史料即可。难的是刘氏政权的历史不好写。虽然陈寿早已为此作了准备并积累了一定的资料，但如何对自称为汉国的刘氏政权历史的表述犯难。因为，晋是继承(实际是篡夺)魏而来的，而魏又是继承(实际上也是篡夺)汉(这里指的是东汉)而来的。封建时代特别讲究所谓皇权的正统性，所以魏晋对政权明明不是继承而是篡夺却偏要美其名为禅让。也正因为这，对刘氏政权的国号汉，曹魏政权是从来不承认的。现在陈寿如果忠于客观历史而如实撰写，继魏而来的晋朝统治者自是不能接受。陈寿为此大费踌躇。他既要忠于历史，又要让晋朝统治者予以认可，这就得靠他的匠心独运了。

二、在表面以魏为正统的前提下实写三国鼎立的事实

陈寿撰写三国时期的历史，采用的是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所开创的纪传体。所谓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体裁。具体讲，就是用本纪叙述帝王，兼以排比大事情；用传(包括世家)记述王侯封国和人物；此外还有表和书(志)。司马迁身处西汉武帝时代，自然要以汉为正统，对汉之前的历史，司马迁是以五帝、夏、殷、周、秦、秦始皇等来排比大事情的，而将在那时与之并立的国家都放入世家或传。陈寿继承了这一撰写方式，但又有创新。

表面上，陈寿是以曹魏政权的历史为正统的。在《三国志》的三书中，他只在《魏书》中安排了曹魏政权的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叡)、三少帝(曹芳、曹髦、曹奂)这四个本纪[2] 来提挈这一时期历史的大事，全书其他的都是传；但是在实际上，他将三国历史是分别撰写的，三个国家的历史独自成书。

书名并列分署为《魏书》《蜀书》《吴书》，全书又统称为《三国志》，这就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三足鼎立的形势。能这样编写，说明陈寿是有创见的，并且也是有胆量的。尽管汉魏移鼎，乃至魏晋相替，台面上皆系非暴力的政权更迭，但终究是以臣凌君，得国不纯，这也就成为统治者的道德法理软肋。陈寿是晋朝的官，而晋又是承袭曹魏而统一全国的。当时的朝中多为故魏遗臣，曹魏是否为正统，直接影响到晋朝是否正统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迎合晋朝统治阶级的需要就必须贬低刘汉、孙吴这两个政权的历史地位，而去违背三足鼎立的历史真实；反之，如果要反映历史真实，把三国地位并列起来，就会触犯晋代魏而居于正统地位这一政治现实。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陈寿在形式上做了变通。他将《魏书》居前，对曹魏的几个帝王加帝字；而对刘汉、孙吴两个政权的皇帝不立纪只立传，称先主备后主禅吴主权等，皆不加帝字，但记事方法却仍与曹魏几个帝王的本纪基本相同，均按年叙事。这实际还是把刘汉、孙吴放在与曹魏同等的地位上了。

三、在以蜀代汉的幌子下尽量保存汉国的资料

作为三国鼎立之一的刘汉政权，是以兴复汉室为立国之基的，这还不仅仅是因为刘汉政权的开创者刘备是汉王朝的远枝后裔，更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刘备是帝室之胄这个政治上的有利条件，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在那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时代，就可以居于正统的地位，利用相当神圣的皇权去吸引人心，招揽人才，使其成为夺取政权的有力武器。这实际上是刘备集团在当时的形势下为谋国所能选择的最佳策略。所以，在三国中最后谋得一块地盘的刘备集团，是始终抓住汉字不放的：先是打出兴复汉室的旗帜；夺得巴、蜀、汉中后，自称汉中王；传闻汉献帝遇害后，就自立为国，国号就是汉。当然，作为当时的其他也有野心的谋国者，尤其是当时已经统一了北方，占了大半个中国，完全有可能实现全国重新统一的曹魏政权，是深知刘备集团这张牌的厉害的，所以他们始终不承认刘备集团的汉国，而蔑称为蜀。

前面说过，陈寿撰写《三国志》，倘若忠于历史，承认刘备在西蜀所建立的政权为汉，就必然否定曹魏禅代的合法性。曹魏若系篡贰，晋朝的合法性也便成问题，这叫伪魏即伪晋。陈寿投鼠忌器，不得不将敌国之丑称的蜀字落到国号为汉的刘氏政权头上(曹魏政权历来就是以蜀称刘氏汉政权的，这在《三国志·魏书》中随处可见)，将记载刘氏政权历史的与魏书吴书并列的应当称为汉书的那部分改称为蜀书。虽然陈寿在大的环节上不得不无奈地以蜀字代替汉字，但是细读《三国志》，可以发现，陈寿在原始资料的记载上是处处保存了刘氏政权为汉国的充分依据。

《三国志》从全书来看，表面上是以曹魏为正统，实际上用互见法显示刘备所建政权为汉。在《三国志·蜀书》中，陈寿不仅记载了诸葛亮等人建议汉是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刘备袭先帝轨迹，亦兴于汉中，因此仍应定国号为汉；而且全文保留了刘备即汉中王和皇帝位时的告天地之文，其中的以汉中、巴、蜀、广汉、犍为为国，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和汉有天下，历数无疆……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滔天泯夏，罔顾天显。操子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群臣将士以为社稷堕废，(刘)备宜修之，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刘)备惟否德，惧忝帝位……佥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无主’…… (刘)备畏天明命，又惧汉阼将湮于地，谨择元日，与百寮登坛，受皇帝玺绶……惟神飨祚于汉家，永绥四海等语，充分表明刘氏政权是绍继两汉政权的。这即是说，陈寿至少在《三国志·蜀书》中是以汉为正统的。

四、对陈寿的良苦匠心应多理解少苛责

魏晋以来许多史书写得芜杂，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而《三国志》叙事简洁，用词精练，取材也审慎，不铺陈堆砌，所以一问世就得到好评。魏晋时期士大夫中间流行品评人物的风气，《三国志》对此有所反映。而书中对人物的评论既表现了人物的特点和地位，又塑造了人物的个性和才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如称曹操是人杰命世之才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称刘备是英雄，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机权干略，不逮魏武；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称诸葛亮是卧龙，等等。人们称赞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当时谙练魏事、正在著《魏书》的夏侯湛见到陈寿的书后，便坏己书而罢。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也说：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悦)、张(华)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可见，陈寿是可以与司马迁、班固相媲美的。

但是，历史上也有一些人，对陈寿在十分特殊的环境下撰写《三国志》所承受的困难以及不得不采取巧妙匠心以应对的情况缺乏认识，对《三国志》做出了一些不恰当的批评。如：责难《三国志》以魏为正统，帝魏不帝蜀；指责《三国志》曲笔太多，回护过甚；说陈寿对历史人物评价有时不公。

陈寿所著的《三国志》，确实以魏为正统。陈寿如果硬要去伪魏，那岂不就是伪晋吗？那么《三国志》也就不会像后来那样得以公开并流传千古了。陈寿能够在以蜀代汉的幌子下尽可能地保存所有汉国的资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后来有些史家，一反陈寿做法，撰写三国时期的史书以刘汉为正统、以曹魏为篡逆，即帝蜀而伪魏。其实，这和他们所处的政治形势有关。也就是说，在他们那个时代，例如在南宋时，帝蜀伪魏才符合封建统治的需要，如果史家要帝魏同样行不通。今天我们当然也没有必要以此去苛求历史人物了。

至于《三国志》的曲笔、回护，的确存在。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专门列出《三国志多回护》一篇，对陈寿的回护进行了批评。如：齐王曹芳之被废，完全由于司马师的策划，事前太后一无所知，但《齐王芳纪》反说太后之令，因齐王无道不孝，所以应被废；对曹魏、刘汉之间的战争，凡曹魏取胜者则大书特书，而刘汉胜魏却十分简略。这说明陈寿在《三国志》里确实替魏、晋统治者隐恶扬善，没能完全做到据实直书。这当然也是当时政治环境使然。如果陈寿过多地去暴露魏、晋统治者的恶和丑，当时的统治者还会认可他的书吗！《三国志》虽有不直书的问题，但就整体而言，是堪称良史的，其瑕并不足以掩瑜。

《晋书·陈寿列传》以诸葛亮为例指责陈寿对历史人物评价不公，称其原因是诸葛亮斩马谡时，陈寿父亲受牵连而坐罪，陈寿便心怀私怨有意贬抑诸葛亮。其实，陈寿对诸葛亮是极为称赞和敬佩的。在《三国志》诸人物传记中，写得最好最传神的就是诸葛亮和曹操。当代学者易中天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品三国轰动一时。他实际上就是依据《三国志》中的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物传记展开品评的。在《诸葛亮传》中，陈寿不仅借司马懿之口肯定诸葛亮为天下奇才，还多次直接褒评诸葛亮的才识与功业，如说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在传后更评论诸葛亮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所以终于邦域之内，威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这就是说诸葛亮因刑赏出于公心，从不徇私情，所以深得民心。至于批评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乃因诸葛亮在政治、外交方面的才能远远高于军事方面的才能，相对而言，将略自不算诸葛亮的特长。此外，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所记，陈寿还编有《诸葛亮集》24卷，足证陈寿对诸葛亮是非常尊崇的。

事实上，陈寿在当时因秉笔直书而得罪了很多权贵。陈寿在晚年屡次被贬，在仕途中始终郁郁而不得志。公元297年，65岁的陈寿没能赶回老家南充便病死在都城洛阳。由此可见，作为良史的陈寿，因为对三国历史客观的记载，是饱受坎坷的。因此，我们对陈寿及其他所撰写的《三国志》，确实应该多一些理解少一些苛责。

历史总是公正的。陈寿的《三国志》在1700年后不仅被中国人奉为经典，更进而影响着世界。《三国志》中所表现的智慧与谋略现今被世界各国的人们广泛应用在政治、军事、商业等各个领域。同时，《三国志》还被改编成小说、戏剧、**甚至漫画与电子游戏，从而得以广泛地传播。人们说，《三国志》是展现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最壮美的篇章，这其中所包含着的便是对陈寿撰写《三国志》时的匠心的充分肯定。

首先题目有问题。说陈寿贬低蜀汉（我看见修改前的题目是“把蜀汉君臣黑了个遍”），请问你怎么知道陈寿贬低或者黑了蜀汉君臣？当然了，陈寿本人确实不至于怎么吹捧蜀汉，甚至可能真的对蜀汉没什么好感，但他对修史的态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流的，《三国志》的严谨可信程度，可以说公认是在二十四史中名列前茅。而我至少看完整过》三国志》。陈寿几乎从未对蜀汉君臣用过情绪化的贬低语句。说他黑蜀汉，得有根据。不然，题主你这其实是在黑陈寿。

三国时期，可能是最容易产生争论的一个历史时期。主要还是托三国演义的福，以至于三国的故事太脍炙人口。但是，恰恰让人产生了对一些三国时期人物盲目的崇拜和迷信。当他们发现历史上的这些人物不是他们想的那个样子，情感上接受不了，总要找个出气筒，于是就开始骂陈寿，说他贬低蜀汉。可是，说他贬低的依据是什么呢？《三国演义》吗？有用小说来作为历史的标准的吗？如果不是三国演义，又要用什么？对三国时期的历史，最权威且年代最近的就是《三国志》，其他诸如《资治通鉴》（北宋），哪怕记录的年代更早的《后汉书》（南北朝），成书年代都要晚于晋代的三国志。更不要说三国演义这个小说是成书在明朝了，都差一千年了。况且要是按照题主的标准，这些史书也在“贬低”蜀汉。只有那些诸如《汉晋春秋》这样的民间野史才对蜀汉夸的天花乱坠。问题是，一些民间文人道听途说，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作参考也就罢了，你居然全信？

题主所谓贬低蜀汉君臣，我猜大体两方面，一种是史实类的，比如题主可能坚信华雄是关羽杀的。但历史上华雄就是孙坚杀的呀，小说改了也就算了，历史你还不承认，你考虑过孙坚的感受吗？再比如可能题主觉得诸葛亮就是用空城计赢过司马懿而三国志没写。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时候司马懿都没去，你硬要这么说考虑过曹魏当时真正的总指挥曹真的感受吗？没发生过就是没发生过。

再有一种觉得陈寿贬低蜀汉是因为一些评语。比如我看见过很多诸葛亮的粉丝“痛斥”陈寿居然说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多长”。他们坚持认为诸葛亮就是战神。我尊重你们对诸葛亮的评价，可诸葛亮确实没打赢曹魏啊，当然你们可以说诸葛亮很不容易，因为蜀汉国力太差，可是没打赢是真的啊，也不合适吹破天吧。而且陈寿高度评价诸葛亮的治国才能，又被诸葛亮的粉丝们选择性忽略。

当然，陈寿不可能吹捧蜀汉，因为他写《三国志》的时候已经是晋朝。晋得曹魏“禅让”，故而以曹魏为正统。再加上蜀汉没有史官，所以史料相当缺失，想写也真的写不出。而说陈寿的老师是谯周，所以陈寿贬低蜀汉。又是荒谬。因为不要看谯周主张投降，他却是诸葛亮的头号粉丝，诸葛亮死后，谯周第一个去哭祭诸葛亮。试问陈寿又怎么会去贬低诸葛亮呢？另有传闻说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马谡失街亭后获罪，所以陈寿对蜀汉有仇恨。且不说这个是否真实，就算是真的，传闻中他父亲还回家了呢，没被关也没被杀。而那时陈寿尚未出生。陈寿后来还做了蜀汉的官员，并没有受到牵连，他有什么可恨的呢？

所以，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要分清历史和小说、传说。要明白什么是历史形象什么是文学形象。不然的话，看小说就好，不要去讨论历史。

陈寿的《三国志》，不但被列入“二十四史”中，而且还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成就极高；二十四史都是历代的正史，可信度自然不用怀疑，至少比那些野史或者说历史演义更可信；而且《三国志》在二十四史中，排名前四位，那么！这样一来，他的可信度就更高了，基本能达到《史记》的水平；

其实，不管是哪个史学家，或者说哪部史学巨著，都不敢说百分之百的记录史实；或碍于时局，或带入个人感情，多少都会有些出入；前世的东西，我们很难去分辨；比如陈寿写《三国志》时，由于自己是晋臣，而晋是承曹魏而得天下的，所以他必须以曹魏为正统；然而！陈寿做得最好的是，虽以曹魏为正统，却只是名义上的正统，实际上却以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如实的记录三足鼎力的局势，表明他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并没有吹捧曹魏而贬低其他两家；就个人感情来说，就像我们读三国一样，有人喜欢关羽，有人喜欢吕布，也有人喜欢曹操，喜欢就多写一点，不喜欢就少写一点，人之常情，不可违背；

说陈寿公报私仇的传言，确实也有，在房玄龄等人的“晋书陈寿传”中提到，说这丁仪、丁讷二人，在曹魏时久负盛名，但由于其后代拒绝送陈寿千斛米，所以陈寿没有为这二人立传；我倒觉得没有什么不妥，丁仪这人只是曹植的一个鹰犬，并没有什么建树，为他立传只是浪费纸笔；如果什么啊猫啊狗都要立传，那么？陈寿一生都写不完这一本“三国志”；还有就是，陈寿父亲是马谡参军，马谡被斩，他的父亲也受到牵连，而自己又被诸葛瞻轻看，所以他在“三国志”有刻意贬低诸葛亮；

其实！就贬低诸葛亮而言，就更不可信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与陈寿“三国志”中的诸葛亮相比，无非就是多了一切花里胡哨的东西，罗贯中再怎么吹捧，这诸葛亮也不比“三国志”里面强多少，强的不过是些呼风唤雨啊！什么石头阵啊！骂死人啊！气死人啊！这些不可信的东西；其功绩和建树，是无法超越的，因为“三国志”中的诸葛亮，已经做到了极致，你再怎么吹捧，也就是那样了；

当然！这些都只是传闻，相信这些传闻的人很少，只有少数几个史学家拿来说事，大多都持反对态度！多数史学家都去认证了这个传闻！

曹魏和孙吴这样的叫法，是典型的“王朝开创者姓氏+国号”的称呼，这样的称呼在历史上十分常见，比如唐朝被称作“李唐”、宋朝被称作“赵宋”、明朝被称作“朱明”。

那么，为何称呼历史上的朝代，会有“王朝开创者姓氏+国号”的叫法呢？这是因为，古代社会是“家天下”，在统治者看来，朝廷是自家的朝廷，它姓×，久而久之，约定成俗，后人便如此称呼一个朝代。

但值得一提的是，朝廷并不等同于“天下”，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国家，朝廷仅仅只是代表一个政权而已。所以，在古代，朝廷是一家一姓的，不代表天下也是一家一姓的，天下面前就不能加上姓氏。

这一点，元朝以前的有识之士，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比如南宋大臣方庭实便上奏宋高宗，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换言之，国家是所有人的。

只不过，随着封建皇权的加强，到元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人们便开始分不清朝廷和天下的区别，渐渐误以为天下也是皇家私有（其实，这也不完全是皇权加强的原因，还受了元朝很大影响，因为游牧民族的政治文明落后，他们认为土地一旦被自己占领，那么，土地包括土地上所有的人和物，都变成了自己的私有财产，正如他们喜欢把臣下当牛马般的家奴一样）。

回到前文，称魏国和吴国为曹魏和孙吴，除了约定成俗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区分以往的魏国和吴国，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存在过一个魏国和吴国。那么，刘备建立的蜀国，为何不称“刘蜀”呢？

其实，这个问题就存在问题，因为刘备建立的并不是蜀，而是“汉”。

刘备是打着光复汉室的旗号创业，又怎么可能建立“蜀国”？据《三国志》记载，公元221年，在曹丕篡汉建魏后，刘备于成都称帝，为延续汉室江山，于是定国号为“汉”，年号“章武”。

刘备驾崩后，他的庙号是汉烈祖，而不是“蜀烈祖”，这也足以说明，刘备建立的是汉，而不是蜀。

既然刘备建立的时“汉”，自然不能称他为“刘蜀”，按王朝开创者姓氏+国号”的称呼惯例，应该称“刘汉”，可是，今天为什么不称“刘汉”呢？

如果称“刘汉”，之前的西汉和东汉怎么办？它们也是刘氏创建。这样很容易混淆。因此，历史学家们只好采取“区位称呼法”，因为刘备的汉建立在蜀地上，而称之为“蜀”。

第一个称呼“汉”为“蜀”的知名历史学家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三国志》上关于汉的历史记载，就被称为“《蜀书》”。不过，陈寿称“汉”为“蜀”，其初衷，恐怕不是为了区分刘备的汉与西汉和东汉，而有更深的政治目的。

因为陈寿编撰《三国志》时，三国已经归一统——晋。晋朝的江山源于曹魏的“禅让”，因此，晋朝为了捍卫自身的合法性，就必须捍卫曹魏王朝的合法性。曹魏江山源于汉献帝的禅让，因此，曹魏受禅的那一刻，汉室江山就已经灭亡了，如果三国中还出现一个刘氏建立的“汉”，岂非说明曹魏不合法？那么，受禅于曹魏的晋朝岂非也不合法？所以，《三国志》中不能出现“《汉书》”，只能以“《蜀书》”替代。

东汉最后一个皇帝即汉献帝刘协，在亡国之后，被曹丕贬为山阳公，食邑1万户，位在各诸侯王之上，建都山阳郡下的浊鹿城（一名青阳城，在今河南省焦作市东南二公里处）。这样，东汉灭亡后，东汉皇室遗民便从洛阳徙居浊鹿。

山阳公刘协贬封为公后14年即魏青龙二年（234年）三月庚寅去世，葬于禅陵（在今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西北），追谥汉孝献皇帝。

献帝娶皇后伏氏、曹氏，生数子，见于记载的有7个：皇太子刘冯，封南阳王，早逝；皇子刘熙、刘懿、刘邈、刘敦，建安十七年（212年）分别被封为济阴王、山阳王、济北王、东海王，东汉灭亡后又一同被贬为列侯；另有伏皇后所生2皇子不知名，被曹操杀害。

刘协去世后，因太子刘冯早逝，改由嫡长孙桂氏乡侯刘康嗣袭为第二任山阳公。刘康在位51年，西晋代魏后仍旧袭爵为山阳公，直至晋太康六年（285年）去世，他的儿子刘瑾袭爵为第三任山阳公。刘瑾在位4年，于太康十年去世，由他的儿子刘秋袭封为第四代山阳公。刘秋袭爵20年，永嘉三年（309年）五胡乱华时被胡人所杀，山阳公国至此灭亡。

山阳公国从220年建立至309年被胡人灭亡，持续90年之久。

山阳公国后裔，主要分布在今河南一带，部分则迁到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