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以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这是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评价。梁启超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又其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 说“1870年以来，中国的一切重大发展都同李鸿章有关。不知道李鸿章就不能说了解中国历史“。而近代清末国人则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在李鸿章死后，严复有一副挽联，上曰：使平生尽用其谋，其成功或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毛泽东也有感慨的评价李鸿章说：“吾观合肥李氏，水浅而舟大“。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每当满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惟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正因为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在中国，评价一个人是很容易同时也是很难的事情。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变革最激烈、色彩最斑斓的，是19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初。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各种矛盾错综交织。而李鸿章则是这段特殊历史时期崛起的特殊的历史人物，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成为一个盖棺百年不能论定的人物。

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铜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排行第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李氏先世本姓许，明季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李家世代耕读为生，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与曾国藩过从甚密。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1862年3月，李鸿章的淮军正式组建。在虹桥交战中，三千淮军鸷悍凶猛，竟杀得十万太平军尸积如山。从此淮军名声鹊起，李鸿章被视为冷酷无情。这一年的11月，李鸿章旋经曾国藩推荐被任命为江苏巡抚。淮军在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当太平军都城南京被攻克后，李鸿章被封为一等肃毅伯爵，戴双眼花翎。后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后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战败的清廷令李鸿章前去日本议和。1900年8月15日，北京在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为名的围攻中陷落，政府和朝廷在对各国宣战仅两个月后逃亡。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被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朝廷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上签字。1901年11月7日，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死了，享年78岁。谥文忠，晋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早期采取的一些措施是先进的，代表了未来中国发展方向的。但就它们所想达到的中国“自强”的目的来说，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李鸿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为清王朝服务，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统治和现有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他所倡导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保守性的现代化，是没有实现可能的。梁启超谓李鸿章“只懂洋务，不懂国务”，可谓一语中的，这也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个人悲剧性人生的来源。李鸿章身后的毁誉荣辱皆系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挽狂流而不成的悲情人物。

如今一提到李鸿章，人们容易把他生命的后期中国历史上一些屈辱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诸如甲午海战的失利，《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定等等。由于直接参与了这些事件，李鸿章不可避免的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进而民族耻辱的象征，是“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典型代表。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历史的真相，追问“为什么出现在这种场合的总是李鸿章，而不是其他人？”，就会发现问题的答案恰恰就是它的反面，李鸿章事实上并非推行一条卖国的路线，他希望通过洋务运动达到中国“自强”的目的，启超称“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但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自强”的条件，这导致了他一生事业的最终总失败，也是他身败名裂的根本原因。

让我们来具体考察这几个事件，那都是发生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的事。1894年，在甲午海战中日本轻易全歼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举国哗然，纷纷指责李鸿章指挥有误。但我们回过头来想想，没有李鸿章的苦心经营，北洋水师就根本不会存在。成立新型海军是他的建议，海军的经费是他千方百计保证供给的，海军的将官是他派出国培训的，舰队从国外购进的每一艘铁甲舰船，他都要亲自到码头查看。可就是这样一支他花费无数心血的舰队，到头来却被轻易的击溃，李鸿章的作战指挥失误也许是一个原因，但其中不含有其他必然的因素吗？时代的潮流告诉我们，这场战争的胜败其实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注定了。进一步说，如果不是有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中国的战败也许在很多年前发生了。至于为什么是李鸿章出面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原因就更简单了：在偌大的中国除了他居然找不到其他懂得外交谈判的官员。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去东京进行停战谈判，最后签订了《马关条约》，同意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这固然是无法让人原谅的，但是“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梁启超语），这样的结果换了别人恐怕也是很难避免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就更被动了。当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政府匆忙西逃，逃命之际才想起了已年届八十，下台近五年的李鸿章，命令他赴京主持与八国的谈判，收拾北京的烂摊子。谁都明白这项任命极其危险，而且对个人没有任何好处，但李鸿章出于报国（清王朝）的考虑，还是决定北上，并在谈判结束后的几个月，死在了北京。

此可见，李鸿章的恶名很大一部分是他“自找”的，如果他不是积极推行“自强”措施，这些事件也许就不会由他来承担。他不仅承担了他个人的责任，还要替腐朽的清王朝分担恶名。李鸿章不幸被历史选为主要的个人，来承担十九世纪中国的失败，并非因为他的无能和卖国，而恰恰在于他想改变国家的命运，就不得不去承担由此而来的责任。为李鸿章的一切作为辩护，并不是本文的主旨，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的论文和专著了。我只是在想，他去世已经一百年了，如果说在他生前我们还不足以完整的评估他那些“自强”措施，那么现在我们应该能够客观的评价它们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巨大影响，我们不能只看见开花结果而忘了发轫之处

李鸿章以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在列强环伺、国家积弱的时候，强烈地感受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对中国的威胁。他因此意识到穷则变，变则通，可以说他的“变局观”，比康梁都早。他后来投身于清政府几乎所有新兴的、冒险的事业，诸如工业、交通、矿产、教育等等，办了很多实事。这场被后来的史学界称之为“洋务运动”的新政，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西方将它视为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李鸿章是一个复杂的人。他认为，与西方列强相比，中国国势贫弱，一旦发生争端，很难占据上风，更难以决胜疆场，提出了“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他的思想有忠君效国的成分。他主办洋务，兴办近代企业，创立北洋海军，也是力图富国强兵,逐步扭转对外的不利局面。李鸿章也是一代外交家，他的外交特点是：1、外须和戎，通过妥协退让，换得他人的谅解、宽容，和平共处，以换取休养、发展时间；2、以夷制夷，实质是牺牲局部利益给“友邦”，以换取对“敌国”的制约；3、相信国际法的约束力。作为朝中重臣，依据现实条件，以谋略和坚强的意志，最大限度实现国家利益。

整个清朝二百多年，李鸿章以汉人破例任文华殿大学士为首席阁揆。顶戴三眼花翎。他在几千年来未有的乱世中，支撑危局，以一身负天下之重。他位高权重，而且富甲天下，历尽宦海艰辛，享尽人间繁华，不怕天下咒骂，勇于任事，居官长盛不衰。忠君不懈，但亦知抗上有道。认功利不论名节，论才能不论人品。"挺经"是曾国藩与李鸿章密谈处逆境之法。处顺境，奋发而为；处逆境，挺而待变。这些做人的高贵品质都是值得作为后代的我们值得学习的。

因为左宗棠性格高傲，处事激进，还有就是左宗棠分别和李鸿章以及曾国藩在不同事件上有分歧。左宗棠，是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曾国藩等人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在他一生中，左宗棠为清王朝立下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务、收复新疆、建设西北等功绩，为中国步入近代化、民族工业进步、巩固西北地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我国的一大民族英雄。

左宗棠年少时就有了报效国家的远大理想，便励志读书，奋发图强。可惜他三次赴京参加科举考试都未及第，一度让他放弃，但他最终坚持了下来，往后便受到了两江总督和林则徐的赏识，从此步入官场。曾经科举的打击造就了左宗棠敏感的性格，倘若外界有与他意见不一的，他便会顶撞回去。此外，左宗棠还自命不凡，看不起前辈和后辈，高傲无比，在朝中孤立无援。

在湘军攻破天京后，曾国藩上书朝廷，说洪秀全的儿子洪福填已自焚而亡，大家不必惊慌。就在此时，左宗棠上书朝廷，称洪福填被太平军带着逃走了。曾国藩和左宗棠上报的消息完全相反，两人在朝堂上争论不休，虽然帝王有意和解，两人的友谊最终还是破灭了。在收复新疆的问题上，李鸿章认为日本是敌人之首，首当严防海岸，而放弃塞防，左宗棠则坚持要收复新疆，两人也出现分歧。

他们三人虽然都是湘军，但是他们每个人的性格、政见不一致，即使他们私交再好，一到朝堂之上讨论政事难免产生矛盾和冲突，长此以往，左宗棠和他们二人的关系就差了，直到后面，是一发不可收拾，左宗棠和他们二人仿若成为了“仇人”，一见面就要打起来似的。这就告诉我们，当两人起矛盾冲突时，最好有第三方在场出面调解，以和平的方式化解矛盾。

左（Zuǒ）姓源出有七：

1、据《姓考》及《吕览》所载，古有左国，以国为氏，黄帝臣左彻为其后。一说左彻为左姓之始。

2、据《姓氏》所载，周穆王时左史戎夫之后，以官为氏。

3、出自姜姓，为春秋时齐国公族之后。据《广韵》所载，春秋时齐国公族有左、右公子之分，后左公子的后代便以左字为姓，形成左氏。

4、以职官名为姓。据《元和姓纂》所载，春秋时各诸侯国大都置有左史官，其后便以左为氏。楚国威王有左史官倚相，周穆王有左史戎夫、左史老，均为左史官，后以官为氏。他们皆为左氏之祖。

5、春秋时宋国公族有左姓。

6、春秋时卫国公族有左姓。

7、出自他族或他族改姓而来。明、清云南永昌府腾越亭（今腾冲）、蒙化府（治所在今巍山）等土司有左姓，系彝族；清满洲八旗姓哈斯虎氏，后改为左姓；裕固族绰罗斯氏，汉姓为左；北宋时犹太人留居中国境内（主要在今河南省开封）者之后裔中有左姓；今云南省巍山彝族多此姓。

■得姓始祖

左彻。上古时期黄帝时的官吏。据说曾帮助黄帝铸造三鼎于荆山之阳，令人惋惜的是黄帝在鼎成之日与世长辞。左彻悲痛难当，泪如雨下，于是他拿来黄帝的衣冠，几杖进行祭祀，以慰黄帝在天之灵。左彻之举，无疑为性情中人所为，乃获得世人之敬重。据说左彻为古时左国之嫡裔，由于左国立国之人无传，故左姓人奉左彻为其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左姓在西周时，有左儒、左鄢父仕周为大夫，春秋时鲁有左人郢、左丘明、左师展，晋有左史，战国时燕有左伯桃。可见在先秦时期，左姓已活动于西周之国都——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及鲁（今山东省西南）、晋（今山西省一带）、燕（今河北省北部）等地。西汉时，左姓仅名左咸者就有四位（《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将四者合一，谬也），其一为任郡守九卿的琅琊（今山东省临沂一带）人左咸，另一左咸后赐爵关内侯，子孙袭爵留居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剩下两位因只有只言片语，不论。另外，由于淮南王外家姓左，故有左吴、左修事淮南王，此际其外戚见诸史册者还有一位女性——寡妇左阿君。表明左姓在此际已定居于今安徽南部一带。东汉时见诸史册之左姓愈多，左圣、左雄叔侄为南郡涅阳（今河南省镇平）人，左原为陈留（今河南省开封）人，左伯为东莱（今山东省掖县）人，左慈为庐江（今属安徽省）人，左恢为吴郡曲阿（今江苏省丹阳）人。另有两支左姓家族值得关注，一为清河国（今属河北省）王妃，后贵为汉安帝母后的犍为（今属四川省）人左小娥家族（其同父异母弟左次、左达生在清河国任郎中）。另一为河南平阴（今河南省孟津）人左忄官家族（其兄左称、左胜均封南乡侯，弟左敏，左觉亦在朝中任职），这两支家族风光显赫，使得左姓成为当时的北方著姓之一。此外也表明，此际南方的安徽、四川、江苏等地已有左姓人定居。魏晋时期，左姓在今山东、河南间地繁衍迅速，后昌盛为左姓济阳郡望。南北朝至隋唐，左姓由于避乱、仕宦、谋生等原因，逐渐播迁于江东各地。宋元以后，左姓在江南分布地更广，两湖、两广等地均有左姓人入迁。明初，山西左姓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陕西、甘肃、河北、河南、东北三省等地。此后，云贵、台岛均有左姓人入居。清初，两湖之左姓伴随湖广填四川的风潮入迁四川。如今，左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河北、山东、江苏、四川多此姓，上述四省之左姓约占全国汉族左姓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九。左姓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四十二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零八六。

■历史名人

左雄：南郡涅阳（今河南省镇平）人，东汉学者、大臣。举孝廉，迁冀州刺史。对豪族“贪猾”者敢于揭发检举。后历议郎、尚书，累迁至尚书令（位同宰相）。他崇经术，修太学，使太学极盛一时。

左悺：河南省平阴人，东汉显宦。初为小黄门史，后因与单超等五人合谋诛灭外戚，以功迁中常侍，封上蔡侯。得势后，日益骄横，其兄弟亲戚多出任州郡官，侵压民产。被人告发后自杀。

左慈：庐江人，东汉末方士。据传有神道，并在曹操面前表演过。葛洪称他是其祖父葛玄之师。

左思：字太冲，临淄（今山东省淄博东北）人，西晋文学家。其怀才不遇，仅官至秘书郎。所作诗文借古抒情，多愤世不平之作。十年构思方写成《三都赋》，士人竟相传写，一时竟弄得洛阳纸贵。辑有《左太冲集》。

左鼎：江西省永新人，明朝大臣。进士出身。授御史，巡抚山西。居官清勤恤民，卓有声誉。以善写奏章著称，有左鼎手之誉。官至广东右参政、左佥都御史。

左权：湖南醴陵人，中共高级将领。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留苏学习军事。回国后，历任中央红军军校教官，一方面军总部作战参谋，第一军团参谋长等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阵亡，年仅36岁。

左丘明：春秋时鲁国人，后人因其目盲，称之为盲左。相传他曾任鲁太史，为《春秋》作传，成《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又作《国语》。先儒以为左丘明好恶同于圣人，故孔子作春秋为素王，丘明为素臣。述夫子之志而作传，是为左氏春秋。

左伯桃：春秋燕人左伯桃羊角哀，品高才横。时诸侯争霸，鱼肉百姓，愿救水火之中。闻楚庄王贤君，相约共赴。路暴风雪，饥寒交迫，伯桃病弱，角哀力竭，相扶一空心大树下，伯桃劝弃，角哀不忍。俩死不如一活，终明事理，受粮上路，一步三回，泪流成河。至楚庄王，急回寻之，伯桃冻儡树中，角哀痛不欲生。后逢忌日，角哀面荒原深拜，潸然泣之，祷也。

左小娥：东汉犍为人，清河王刘庆姬。有才色，喜辞赋。和帝赐给清河王，生子刘祜，后祜继承帝位为安帝，尊其为孝德后。

左君弼：庐州（今安徽省合肥）人，元末南方红巾军将领。曾盘据庐州十余年，为天完政权汴梁行省首领。曾降元，后又降明。

左光斗：安庆府桐城（今属安徽省）人，明代直臣。万历进士。任御史时排斥宦官，后又弹劾臣魏忠贤，被魏杀害。

左良玉：山东省临清人，明末大将。早年在辽东与清军作战，后入中原镇压明末农民起义军。与李自成、张献忠作战多年，因功升平贼将军，后加封宁南伯。顺治二年病死，终年四十六岁。

左懋第：山东省莱阳人，南明官吏。崇祯进士，南明弘光年间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徽州。后入北京与清廷议和，遭软禁，拒降被害。

左宗棠：湖南省湘阴人，清朝大臣。1860-1865年镇压太平军功勋卓著。后任陕甘总督镇压了西部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1876年击败俄、英支持的阿古柏侵略军，因功升军机大臣（位同宰相），调两江总督。有《左文襄公全集》。

左宝贵：山东省费县人，回族，清末将领。甲午战争时，以总兵之职率军赴朝鲜平壤拒日。督军浴血奋战，亲手燃放大炮。后中炮阵亡。

■郡望堂号

1、郡望

济阳郡：晋惠帝时将陈留郡之一部分置济阳郡，南渡后废，其故地在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山东省东明县南一带。

2、堂号

传经堂：孔子作《春秋》，左丘明为了传《春秋》作了《左传》，详细解释了《春秋》的内容。

高义堂：春秋时候左伯桃和羊角哀一起到楚国去谋事，途遇大雪，天寒食绝。伯桃把自己的衣服、粮食都给了羊角哀，让他一人到楚国去，免得二人都冻饿而死。伯桃自己则钻到一棵大树的树洞里冻饿而死。羊角哀在楚国得官后，回到那棵柳树下劈开树干，重新礼葬了左伯桃。

此外，左姓的主要堂号还有：“三都堂”、“敦厚堂”等。

■左姓宗祠通用对联

〖左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作春秋传；

成蹇谔名。

——佚名撰左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春秋时史学家左丘明（一说复姓左丘，名明），鲁国人，约与孔子同时，双目失明。曾任鲁国太史，作《春秋左氏传》（《左传》），相传又作《国语》。《论语公冶长》载孔子说：“花言巧语，伪装和善，过分谦恭，这种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内心藏着怨恨，表面上装出友好的样子，这种行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古代儒家认为左丘明的好、恶与圣人相同。下联典指东汉涅阳人左雄，字伯豪，安帝时举孝廉，官冀州刺史，举报贪官豪强，无所顾忌。顺帝初年官议郎，针对当时的朝纲废弛与大臣懈怠，他数次上书，深切进谏。尚书仆身虞诩称他为“蹇蹇王臣”。后官至尚书令。“蹇谔”，谓正直敢言。

匡襄国政；

羽翼圣经。

——佚名撰左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东汉·左雄，安帝时举孝廉，永建初年拜议郎，时顺帝新立，大臣懈驰，雄数言事，其辞深切，迁尚书令。雄又上言郡国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帝从之。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熹，察选清平，多得其人。下联典指春秋鲁国太史左丘明述孔子之志而作《春秋传》。先儒谓孔子作《春秋》而为素王，丘明传《春秋》而为素臣。

明推忠毅；

清著文襄。

——佚名撰左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明·左光斗为魏忠贤所害，后谥忠毅。下联典指清·左宗棠卒谥文襄。

〖左姓宗祠五言通用联〗

志高局四海；

英名擅八区。

——佚名撰左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浙江省清代大臣左宗棠祠联。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省湘阴人。道光举人。1860年随曾国藩襄办军务。1862年升浙江巡先。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大举出兵新疆，击败俄、英支持的阿古柏侵略军，收复除伊犁以外的天山南北各地。1881年升任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1884年中法战争时，督办福建军务，力主抗击法国侵略者。有《左文襄公全集》。“局”，谓人的胸襟器量。

风云三尺剑；

花鸟一床书。

——明·左光斗撰左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明代御史左光斗自题联。左光斗，字遗直，桐城人。万历进士，授御史。后为魏忠贤所害。追赠太子少保，谥忠毅。

大文师吏部；

古画爱将军。

——清·左宗棠撰左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清代大臣左宗棠撰联。

〖左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千古素臣垂会绪；

三都丽赋诵清芬。

——佚名撰左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湖南省醴陵市新阳左氏宗祠联。上联典指春秋时史学家左丘明，汉代一些研究《春秋》的儒者认为，孔子作《春秋》，立王者之法，有王者之道，但无王者之位，故称“素王”。左丘明作《左传》，阐明《春秋》之法，为素王的辅佐，故称“素臣”。“会绪”，谓统系，世系。下联典指西晋文学家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曾官秘书郎，出身寒微，不善交游。相传他构思十年，门庭、厕所都放着纸笔，偶得一句急忙录下来，写成《三都赋》，豪贵之家竟相传写，一时洛阳纸贵。“清芬”，比喻高洁的德行。

铁铸肺肝忠贯日；

赋齐衡固字如珠。

——佚名撰左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明代御史左光斗，字遗直，号浮丘，桐城人，万历年间与杨涟同举进士。任御史时办理屯田，在北方兴修水利，提倡钟稻。天启年间任左佥都御史，杨涟弹劾魏忠贤，他参与其事，又亲劾魏忠贤三十二斩罪，后与杨涟同被诬陷，死于狱中。下联典指西晋文学家左思。“衡”，指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张衡，著有《二京赋》、《归田赋》；“固”，指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著有《两都赋》。

霁月光风在怀袖；

白云苍雪共襟期。

——明·左光斗撰左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明代御史左光斗自题联。

季高戌边名中外；

丘明作传耀古今。

——佚名撰左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清代大臣民左宗棠。下联典指春秋时鲁国太史左丘明，好恶同于圣人孔子，故孔子作《春秋》为素王，他述孔子之志而作传，即《左氏春秋》，称为“素臣”。又作《国语》。后人因其失明，称为盲左。

涧道余寒历冰雪；

洞口经春长薜萝。

——清·左宗棠撰左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清代大臣左宗棠自题联。

大节忠贞彪史册；

正气磅礴壮山河。

——佚名撰左姓宗祠通用联

此联为左权将军墓联。墓在河北邯郸。左权（1906-1942），湖南醴陵人。黄浦军官学校毕业后，去苏联陆军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历任八路烟副参谋长等职。1942年6月2日，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指挥部队与日本侵略军作战中牺牲。

〖左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庆延登科，妻辞不偶；

太冲作赋，妹亦能文。

——佚名撰左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南宋永新人左庆延，十七岁登第，秦桧想把女儿嫁给他，他不同意而辞去，因此十年不得升迁，最终官至太学博士。下联典指左思及其妹左芬。左芬少年好学，工于文词，以才德闻名于时。

年少登科，澹奄集传后世；

才高作赋，洛阳纸贵当时。

——佚名撰左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进士左庆延的事典。下联典指西晋文学家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人。构思十年，写《三都赋》，“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左姓典故、趣事

〖洛阳纸贵〗

“洛阳纸贵”源于《晋书·左思传》。

晋代的大文学家左思，少年时学习并不认真，他的父亲左雍对此非常不满。有一次，他的父亲对朋友说：“小儿左思不思进取，学习还不如我少年时用功。”左思听到这句话后非常难过，于是下定决心，刻苦读书，最终成为一名大文学家。后来，他写《三都赋》时，为了在内容、结构和语言等方面都有所创新，以便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前后用了十年多的工夫。在构思过程中，他在室内、门前、墙壁，以及厕所等处都挂上纸笔。不论他走到哪里，一想起一个好句子，就马上记下来。由于左思下的功夫非常大，《三都赋》写成之后，深得当时文人的一致好评，人们争先恐后地抄阅。由于抄写的人过多，以致于洛阳的纸张因供不应求而大涨其价。

后来，人们用“洛阳纸贵”来形容著作好，销售快，风行一时。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洋务派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主要宗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在中央的主要代表是以恭亲王奕欣、瓜尔佳·文祥为代表的满族宗亲贵族官员，在地方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官员。

尽管奕欣贵为当时的恭亲王，并且是总理衙门的主持人，而且中央以满族官员为主，但是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势力并不是他们，而是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

主要是因为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势力太强大，洋务派并不敢在中央明目张胆的进行洋务活动。总理衙门尽管是洋务运动在中央的推动机构，但真正实施洋务运动的却主要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扩展资料：

洋务运动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

洋务派经营的这些近代企业，是在不改变封建统治为前提下所办企业，具有很强的对外依赖性、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垄断性。

因此，洋务派要在中国兴办近代工业企业和筹办海防，都不得不在工业技术、资本乃至管理上受帝国主义的左右和牵制。因而也就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

1864年6月，新疆库车爆发农民起义，建立热西丁政权；7月，和田建立帕夏政权；10月，伊犁建立苏丹政权；1865年1月，浩罕国(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浩罕市一带)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3月，乌鲁木齐建立清真王政权；1871年7月，沙俄武装强占伊犁；1872年6月，阿古柏在新疆的喀什、英吉沙、莎车、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悬挂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国旗并发行货币；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 在这种局势下，清廷内部爆发“海防”、“塞防”之争。 李鸿章说：“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 左宗棠反驳道：“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瓜果累累，牛羊遍野，牧马成群。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之盆。”他还说：“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向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豫为绸缪者也。”他认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收复新疆，势在必行。 光绪元年(1875)同年5月，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拥有筹兵、筹饷和指挥全权。左宗棠受任后，立即准备进军新疆。 光绪二年(1876)二月，左宗棠移驻肃州，就近指挥新疆战事，各路大军陆续西行出关。在“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策略指导下，开始军事行动。 六月二十一，西征军夜袭黄田，开始收复新疆战役，继而攻克古牧地、乌鲁木齐。九月，西征军收复玛纳斯，北疆平定。次年三月，西征军挥师南下，先后攻克达坂、吐鲁番等城。 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二日(1878年1月4日)，西征军肃清和田之敌，取得完全胜利，收复了除伊犁外的全部新疆地区。左宗棠也因此由一等恪靖伯晋为二等恪靖侯。 左宗棠随即致力于收复伊犁。 时清廷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归还伊犁事，及《里瓦几亚条约》成，失地丧权，举国震怒。 左宗棠愤然说：“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为叹息痛恨者矣！”审时度势，他认为只靠外交必不能收回伊犁，应“先之口舌，继以兵戎，事无不济”。 于是，在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时，左宗棠在新疆备战。 光绪六年(1880年)春，左宗棠定出三路进兵伊犁之策。 同年四月十八，左宗棠携棺木出关西征，以示与沙俄决一死战。 甫抵哈密，左宗棠忽获廷旨，谕其立即回京，“以备朝廷顾问”。左宗棠保荐刘锦棠继任督办新疆军务。 次年正月，曾纪泽谈判后，签署《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中国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两岸领土。 左宗棠在新疆注意兴修水利、筑路、屯田、植树等等，建议以新疆建省，意义深远。后人曾写诗称赞：“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收复新疆后，左宗棠曾专门到福建林则徐祠拜谒，在林公像前默默悼念。 他写了幅对联：“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 左公柳 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左公柳”。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陆防海防政策之歧见，与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两人意见就完全相反。1884年6月，左宗棠入京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军孤拔于8月在马尾海战全歼驻扎福建马尾的南洋水师，战局对中国不利。9月，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 1885年正月，属于左宗棠的湘军系统的黑旗和恪靖定边军在“镇南关之战”中取得了陆地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法国茹费理内阁垮台之后，李鸿章却罕见地在世界外交史上搞出一个特例，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最后签订了一个有利于法国的<中法新约>。<中法新约>的主要内容就是确认了1884年战局对中国不利时，法国和越南签订的条约，其中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改由法国全权管理越南;中国西南的门户被打开了。 左宗棠对李鸿章这种在1885年战局大逆转的情况下，却要去签一个对1884年才成立的条约的自伤行为完全不能理解，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李鸿章恼怒之余，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璈，使他们失去兵权。左宗棠上书为属下鸣冤叫屈，但因为一个月后就于7月27日（阳历9月5日）在福州病故，从此，左宗棠系的湘军人马不振，以至于李鸿章的淮军自此在清廷的派系斗争中压倒湘军，控制了军事大权，一直到北洋军，都是清廷的主要军事力量。

李鸿章是一个卖过贼

虽说左宗棠和李鸿章他们都是改革派，但是他们两个人从性格和经历来说都是大不一样的，所以这就造成了他们俩对待事物的态度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某种程度上这就导致了他们后来成为了对手，观念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是很难成为合作伙伴的。

左宗棠在国防上面的重视程度其实是要比李鸿章来得更加的早一些，他很早就提出说要修建战舰，以此来防备外来的进攻，但是他的这一提议最后被李鸿章反对了，某种程度上这就导致后来两个人的关系不是很好。

李鸿章他主要的贡献就是北洋海军和洋务企业的建立，但是这些事情在后来也呈现出很多的弊端，因为李鸿章他当时的购买的很多硬件设备在甲午战争的时候都变成了废铁，但这并不能否定李鸿章所做过的成就吧，这场战争失败也并是常人所能预料到的。洋务企业呢其实到晚清时期其实都是在做赔钱买卖的。这都是没有实现国力强盛这一目标的。

而左宗棠呢他收复了新疆，这是一个巨大的贡献，这让我国的国土更加的统一，他的这一位大贡献也是载入史册的。但是除此之外，左宗棠他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也是很高的，像他主办的福州船政局及其下面的各种工厂，这都是开创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和国防的很多的先河的。特别是福州船政学堂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为中国的海军提供了很多优质的人才，我觉得如果根据这些来比的话，左宗棠的成就是比李鸿章要高一些。

邢冰为你解答，希望对你有帮助：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国防政策之歧见，与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在中法战争以签订有利于法国的条约结局之后，左宗棠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都是晚清的重臣，政见不一，一个主张坚决抵抗，一个主张能和则和，使得清政府对外意见不一，很难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导致各个地方的松松散散，使得中国在国力严重削弱的局面上更加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