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作为儒学的最后一个圣人，却没有孔子的影响力，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 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和孔子相隔两千多年，这使得他的思想在当代的普及和影响力受到了限制。尽管他生于明朝，但那时明朝的统治者并未像之前的汉武帝等采取儒家思想，而是选择了道家和佛家，因此王阳明思想的发展受到了限制。

2 孔子的形象和影响力在历代儒生和统治者的传承与发展下，早已深入人心。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是历代儒学家发展的基础，也是人们对于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般的存在。相比之下，王阳明虽然也精通儒家、道家、佛家思想，但他的思想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发展，因此其影响力相对较小。

3 王阳明思想的定位和传承也有一定的问题。他的思想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在明朝思想开放时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崇，但在清朝思想禁锢较为严重时，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加上建国以后，我国主张唯物主义，王阳明思想并未得到很好的传播，因此其影响力也就相对较小。

因此，王阳明作为儒学的最后一个圣人，虽然他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也有着独特的见解和贡献，但总体来说，其影响力远没有孔子大。

  —听郭继承大师讲“王阳明心学”

    近几年，全国上下，都在提倡推崇“阳明心学”。究其原因，社会发展至今，物质丰富，解决了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人们对精神文明的追求愈来愈越强烈，尤其一些社会问题凸显，更显“心灵建设”重要性。故在现实环境下，需全方位了解中华经典“阳明心学”的背景、内涵及其现实意义，可以强大内心，净化心灵。

  一、王阳明一生

1、虎豹生来自不群—志在圣贤

      一个人的成长，都和家风、家庭有重要关系。家风和家庭就像一个酵母池，任何在这个环境长大的人，都会浸染其中的味道。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我国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

    追溯王阳明家谱，曾祖父人称“槐里先生”，去京城考试途中，看见那些追求功名利禄的人，心灵畸变，“披发袒衣，形容枯槁”，觉得耻与之为伍，决定不参加科举考试，归乡退隐；他的祖父王伦世称“竹轩先生”，生活清苦，与人为善，善待乡里，得到大家的尊重。他的父亲王华，非常聪慧，刻苦读书，为人正直，曾高中状元，是当时的政府官员。王阳明祖上乐善好施，内心高洁，对王阳明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德行和善良是家族兴旺的法宝，王阳明从小立志，“成圣成贤”作为理想。

    “立志”就是给人生布个“局”，有多大的志向，就给人生开启了什么局面；志向是人生的动力，志向的高度代表了看世界的高度。立什么志，就像确定火箭起飞的角度和方向。志向不一样，在开始就注定不一样的人生道路和格局。

    王阳明同时代的唐伯虎（生于1470年），人称“唐解元”，恃才傲物，因“泄题案”，遭遇人生的断崖，人生发生天翻地覆变化，心理产生偏差，由此开始玩世不恭的人生。事实上，一个人的智慧、德行和境界，恰恰遭遇苦难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王阳明几次考试，几次落榜，但他表现得淡定从容，他不是以落榜为耻，却以落榜动心为耻。在“圣贤之志”面前，考试失败算得了什么呢？做官之后，王阳明更遭受了非人的待遇。苦难曲折，甚至生命受到威胁，有人要置他于死地。王阳明和唐伯虎都经历了人生的大苦难，却王阳明能够把每一次苦难都作为人生的考验，能够在每一次应对苦难的过程中，凤凰涅磐，视其人生的历练和升华，最终将人生的苦难变成了成圣成贤的淬砺，酿成甘露，育成莲花，可谓人生壮丽。唐伯虎一身傲气，与世对抗。在人生坎坷曲折时，王阳明和唐伯虎都写了诗：

王阳明对人生困境的心境：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而唐伯虎曾经已觉悟抒发心境：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写副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两首诗，一个是超拔达观，处处练心，不断超越，成就圣贤之气。一个是带着怨气，故作潇洒，最终浪荡一生。

    人生差别，除了天资外，最重要的是勤奋和心力，有圣贤之志，心里就有明灯，有不断超越的力量，有不被物奴役的格局和境界。若无志，会困于得失悲喜，不得解脱。

2、内圣外王，立功立德立言不朽

    王阳明不仅立圣贤之志，而且践行所学。为了验证朱圣人（朱熹）的“格物致知”，而闹出世人皆知“格竹”的笑事。人生觉悟都有一个过程，来到贵州龙场驿站，才领悟人生大智慧皆在于“内求”，在于“发明本心”。人的智慧和境界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印证。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

      平息宁王叛乱，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更是王阳明一生的大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平叛了宁王之乱。事后有学生问他，你一介书生怎么会打仗？他回答说：“胜负之决，只在心动与不动之间”，这是王阳明运用智慧和境界的最好证明。

      王阳明先生的一生无愧人生三不朽：他一生严谨的修持自己，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利益，可谓“立德”；一生平叛无数，报境安民，可谓“立功”；他注重言传身教，留下非常丰富的文史资料，以启发后人，可谓“立言”；王阳明一生，功德圆满，知行合一，求仁得仁，位列圣贤。

二、“致良知 ”是王阳明的“心法”

      王阳明思想的精粹，那就是“致良知”。“致良知”是王阳明思想的努力方向，是理解王阳明思想的关键和基础。

1、龙场悟道与反求诸己

      王阳明思想的发展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而龙场悟道则是他整个思想的转折点。

’    明武宗正德三年，即11508年，王阳明上疏皇帝，弹劾太监刘瑾擅权，结果被打击报复，挺仗四十，随后被贬到贵州龙场做驿丞。当地崎岖遥远，穷山僻壤，饥寒荒凉，语言不通，百姓野蛮，没教育，没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王阳明只能住山洞，自己种粮，解决生存问题。一个朝廷官员落得如此境地，他是多么的痛苦孤独，甚至绝望。这期间他的一些作品如《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三首》，《谪居绝粮请学于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等，真实表露了当时王阳明的困惑、痛楚、无助；他曾无数次的问自己，“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假如孔子、孟子遭遇这样的境遇，该怎么办？虽万般孤苦，却无数次地冥思苦想，忽然有一天，“忽中夜大悟”，明白：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就是著名“龙场悟道”。

        王阳明的“龙场悟道”，给人生许多思考。王阳明作为一个大儒，肯定读过孔子的“君子求诸己”，读过孟子的“反求诸己”“万物该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但为什么到了龙场才真正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呢？所以，人生的道理，有的时候读过也是空过，只有身心到了一定程度，体验到那个境界，才能真正体会。故此生既要读书，更要实践；读书指导实践，实践验证所学。

2、百死千难“致良知”

      “致良知”是王阳明最核心的理念和最高的价值取向，是他毕生的追求。是王阳明对自身思想最精炼的总结。“良知”一词源自《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早就读过孟子的书，但是只有经过深刻的人生体验和修正之后，才有真正的感悟。

      人们常说圣人，可圣人的境界究竟是什么？王阳明悟道后，清楚告诉：圣人就是把附着在良知上的污染全去掉了的状态，就是《尚书》所强调的“道心”，佛教称之为“佛性”。所谓良知，就是人心中积极的力量，致良知就是不断的擦掉心灵上的灰尘，以呈现道心的过程。

      今天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就是要开启和护养一个人的良知。其外在的表现，就是一个人要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和是非判断，并在这基础上做出正确的行为。所以，“致良知”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

3、心外无物

      “心外无物”是王阳明思想的核心命题，引起多少人的误解和谬传。

      究竟什么才是“心外无物”，中国思想史上一直在争论，有人说是“唯心主义”，这种简单化的结论，无助于人类思想史的研究，也违背了王阳明思想的本意。人类社会面临的三大问题：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王阳明的“心外无物”，所关注的问题不是世界是什么？也不是纯粹关注对人的研究，而是思考和探索人自身及其人和世界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通过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联系起来，任何一个事物，客观上存在不存在，不是王阳明关心的问题。所谓“心外无物”，其实就是一个事情能不能干扰到自己，是否引起自己的注意，是否对自己造成影响等，根本在于自己的心。“心外无物”就是要不断修好自己的心，有处事的高远，心无挂碍，又能积极做事，踏踏实实修行，就是修一颗心。

三、知行合一

    知和行的问题，是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也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问题。王阳明的时代，朱熹的思想影响最大，代表的是当时国家的官方思想。朱熹认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熹主张“知先行后”的认识，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导致当时许多人夸夸其谈，空谈理论，而不是在真正的实践中去修炼自己。

  1、真知必真行，真行才有真知

        王阳明非常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知行合一”，他经常强调，要在“事上磨练”，在实践中求知。“知行合一”即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放。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一个人的行动和认知，是内在统一的关系；任何实践，都以一定的认识为指导；任何发自内心真诚的愿望，某种程度上都会带来行动。“知行合一”是要求我们，不要只说不做，要到真正的社会进步和自我修炼的实践中落实、践行，将知行合一统一起来。

2、“知行合一”才是真修行

“知行合一”的过程，就是人生修行。常说“修行”，“修”是指修心，增加正念，减少“妄心”。“修”得怎么样？要“行”中得到证明，才是真正的“修行”。不是在深山老林 ，僻静寺庙，打坐冥想，而是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人和事时，真诚应对，公正处理，让大家都满意，这才是真正的“修行”。王阳明认为最好的“修行”就是“知行合一”，“知”的落脚点就是“修心”，“行”的落脚点就是践行

四、事上磨练

        一个人的德行和智慧要提高，须在实践中磨练，做事中修炼。

1、青山何处不道场

        王阳明强调：“人必须在事上磨练，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静，遇事变乱，终无长进。那静时功夫，亦差似收敛，而实放溺也。”一个人的定力和真功夫，是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定力和智慧的。接受培批评时，能闻过则喜，海纳百川，心胸开阔，坦然自若；遇到困难，不怨天尤人，反思自己，不断学习，勇于开拓。青山何处不道场，修行未必在山林。在生活中，遇事不惊慌，宁为不乱，冷静应对，智慧判断，从容解决。

2、修静才能开智慧

    “修静”，在现实残酷，纷繁复杂，诱惑干扰，危机压力的环境中，是非常重要的。心灵净化，心静生慧。

    “修静”，不拘形式，随时随地，大凡小事，苦事难事 ，好事乐事，都可修身静心，开启智慧，炼达圣贤。

3、“省察克治”：不动心方乾坤朗照

“省察克治”是平常修养自己的好方法。时时警惕，自我净化，去净私欲，存进天理。

五、“阳明心学”对当代的影响

      任何一个思想体系，是因缘生法，是在特定时期的因缘产物。制度法律只是约束手段，更重要的是净化心灵才是基础。

      在现代发展中，学习“阳明心学”，不断追求，自身净化和超越的精神，学习“阳明心学”，以开启“道心”为目标，学习王阳明在奉献社会中修养自身，在修养自身的时候去奉献社会的智慧，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身人格的完善与利国利民的有机统一，这些精神永远是民族文化的宝库。值得继成和弘扬。建立制度以明确人们的行为边界 ，启发人性之中的积极力量，以推进社会进步，这是我们着力的方向。

第81集：王阳明心学

他是一位思想家、一位教育家、一位政治家、一位传奇人物，他一生的功业事迹，完美实现了中国古代读书人最崇高的理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后代学者赞誉他是立言、立德、立功的圣人，他上马为将，下马为师，在朝美政，在野美俗，用内圣开出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是最活跃的儒学思想家之一，他开宗立派，掀起了明代儒学的一波高潮，对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就是王阳明，他所开创的王阳明心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被门人称为圣人的王阳明，曾经是个狂绢少年，这种狂绢在他十五六岁时已表露出来，年少的他希望能够真正参透程朱理学的真谛，这是宋朝以来大多数学者穷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少年王阳明所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格竹，宋代的理学家大师朱熹提倡格物穷理之说，认为普遍的真理蕴含在具体的事事物物之中。因此，要寻天理，必须借助格物这一手段，格物的格就是研究，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讲具体事物之理研究一遍，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便能恍然大悟，而万事万物无非是天理的呈现。

父亲官署后院的那片竹林，成为了少年王阳明寻求天理的载体，他独对幽篁，如老僧入定，静静地看着眼前这片竹林，感受着竹林的风吹草动，体察竹子细枝末节的变化，就这样他整整七天，茶饭不思、夜不能寐，期待着恍然大悟，最终眼前的这片竹林已不是往日的那片竹林了，然而，伴随着天旋地转，积劳成疾的王阳明无法坚持，终于败下阵来，显然，他没有通过格竹而领悟到天理。

杜维明：他问老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人，那么这个老师说读书登科，因为他的父亲就是状元，也许就好好学你的父亲，结果他很直接的一个反映，他说也许不是，也许是读书做圣贤，当然，他父亲王华听了以后也感觉到高兴，也很震撼，说你居然想做圣人，当然到了阳明的心里面，圣人是什么，很难说，就是说第一等人，这是他的志向。

王阳明，名守仁，他出生于一个典型的书香门第，据王氏的家谱记载，其先祖可以追溯到东晋的世家大族，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贵为天子身边的文学侍臣，出身诗礼簪缨世家的王阳明，自幼就表现出过人的智慧，曾即兴创作《蔽月山房》诗，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有人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潇洒开阔的诗境，不拘一格的眼光，展现了他超越年龄的机敏和思维水平。王阳明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收入到《王阳明全集》的诗作就有600多首，现已经发现的散秩诗有40多首，他善诗文，工书法，多以行草为主，被全世界争相收藏，其书法规矩古法又出新意，诗风淡雅而又自然率真，点画精熟，法度含蕴，其中蕴含着他的人生哲理。

从十一岁离开家乡余姚，跟随为官的父亲王华到京城，王阳明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儒家经典著作，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像一团火一样，激励着这个少年，他渴望去探索事物中蕴含的真谛，也渴望去发现外面的位置世界，王阳明开始实施下一个行动。这一次，他远赴边塞，游历了河北境内的居庸关，紫荆关与倒马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当时，西北边疆常有战事，他向边境的人们问询缘边各族部落的情况，听他们说备边防御的良策，他便览山川形势，长城逶迤起伏，绵延万里，胸中豪气顿生，建功立业、勒石记功，何尝不是少年郎的梦想。

杜维明：儒家里面，主要讲修身，就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分外和内，向外修身就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推到天地万物，但更重要的是向内，就怎么能够正心，怎么样能诚意，怎样致知、格物。

在边塞考察一个月之后，游侠王阳明回来了，心急如焚的王家总算安定下来，但事情远没有结束，自古英雄出少年，豪情万丈的王阳明要向皇帝上书，提出削平草寇的防御之策，带着青春幻想的王阳明将奏章写好后，郑重呈给了父亲王华，请其转呈给当今圣上。然而，热血沸腾的他迎来的却是父亲当头棒喝，斥责他这样的做法是狂妄，父亲的棒喝，没有让王阳明放弃，他研习兵法，每逢家宴便收集核桃练习排兵布阵，一个少年整日纸上谈兵，父亲觉得儿子该结婚了。需要婚姻来管束他那躁动狂绢的心灵，明孝宗弘治元年，王阳明奉父亲之命，远赴南昌迎娶诸氏，这位刚刚步入婚姻殿堂的青年，有着无尽的求知欲和内心世界的追求。此时的王阳明不是需要婚姻的管束，而是需要一位导师来指明心的方向。1489年，婚后的第二年，他带着新婚妻子回浙江老家，途径江西上饶时，特地去拜会了一位重要人物，他就是对王阳明的一生起到重要作用的理学名宿娄凉。娄凉可以说是青年王阳明的精神导师，指引他通往向上之路。

俞兆鹏：娄凉说收敛放纵之心是居敬之门，这是入门的基本方法，第二句话以何思何滤，勿忘勿助为居敬要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有各种各样杂念，这种思虑，那种思虑，也不要依靠外界来帮助你提高道德品质修养。

做圣贤的远大志向解决不了王阳明的现实问题，在那个时代，要治国安邦，要有所作为，每个人都必须要参加科举考试，这是入仕为官的必经之路。十九岁时，父亲责成他学习经义，准备科举考试，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熟读程朱理学经典教义，明朝以经义取士，科举考试，从四书五经中出题。明代前期，朱子学是明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朱熹《四经集注》至广至大，至精至密，已经完全发挥了古圣先贤的心思而无余蕴，后人不繁著作，只需依照朱熹所说，循序渐进，躬行践履。

杜维明：明代的时候，最具影响力的是朱学，朱子的学问因为通过科举考试是朱学，有个基本的这个朱学我们叫渐教，就是佛家里面有顿教和渐教，他是一个逐渐的，就是逐渐地积累你的知识，然后积累了知识以后，先知后行，你先有知识，积累了知识，多半人都准备科举，就跟我们的现在人高考一样，准备高考，那么你要读很多书，你要背很多的文本，然后你学做人，战战兢兢，亦步亦趋，按照一个规定来做。

按照父亲的指示，王阳明开始准备参加科举，十年后，二十八岁的王阳明参加弘治十一年的会试，考取进士，终于如父亲所愿踏入仕途。出入官场，王阳明被派到工部实习，当时，西北常有战事，又值星变，朝廷下诏求言。长期有着边塞情结的王阳明一直都在关注边境形势，于是王阳明上《陈言边务疏》，终于实现了自己十五岁以来就有的上疏愿望。在上疏中，他提出八项对策，蓄材备急，舍短用长，简师省费，屯田足食，行法振威，弗恩激怒，捐小权大，严守乖弊。十多年的准备，令这次上疏极为切中事理，但是，王阳明遗憾的发现，自己的奏章如泥牛入海，渺无回音，此时的朝廷官员只知因循守旧，得过且过，整个官场犹如一潭死水。程朱理学，不但无法为大明王朝注入活力，反而使他更加僵化，虽然已届而立之年，王阳明感觉自己一事无成，往日的价值观念正在坍缩，自己的思想与学问亦无从施展，他感到异常的苦闷与彷徨。

这是宛委山南路的阳明洞天，距离浙江省绍兴市约6公里，自古以来就是道教圣地，弘治十五年，三十一岁的王阳明请假归乡养病，筑室于阳明洞旁，他暂时放下程朱理学与家国天下，也无心欣赏千岩竞秀的自然风光，他打坐勤修，试图在佛道之中找到疗救精神危机的良方。他每日只是静坐冥想，苦苦思索，困扰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人生问题，在阳明洞，过去种种，一一浮上王阳明心头，骑射兵学，虽是实用，终究无用武之地，佛老之学，虽可怡悦心智，如果要离世，祖母曾氏与父亲却又割舍不得，怎么办呢。一天王阳明突然领悟到对亲人的眷恋之情，是在孩提时候就有的，是人类的本性，也是做人的根本，如果割断孩提时就具有的人伦之情，便是毁灭人性。因此人的自我实现，不能以求仙访道，打坐参禅为借口，而舍弃人伦责任，而应以接受人类的普遍情感为前提。

杜维明：假如我祖母这一念能忘，我还是不是一个人，那么这是一个儒家和其它学术之间最为关键的一个课题，儒家的思想史入世，就是有一些情不仅不能忘，不能切断，而是你之所以作为人的必要条件。

对于王阳明来说，阳明洞不只是一个修身养性的物理空间，是他弃绝佛老而回归儒学，在离开阳明洞前，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回归孔孟，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洞中所悟，隐然已非程朱理学的规矩，而要开始打破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阳明洞的思考，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让他的人生有了巨大的改变。

周月亮：要出来建功立业，必须是走在儒家的这条金光大道上，那别无选择的，练完以后，他觉得那个颠簸精神没有意义，就是那个要不朽，就是立功、立言、立德。

1505年对王阳明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三十四岁的王阳明时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正是这一年，他开始在北京正式招收门徒，讲学论道，这期间，他还遇到了理学家湛若水，找到了思想上的知音。湛若水的老师陈白沙是明初著名的理学家，主张弃书册，废文字，去闻见，静中体验心体，是开启明代心学的重要人物，这与王阳明的思想暗中吻合。此时王阳明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他与湛若水二人，相互砥砺切磋，期许在主流思想界之外开辟出一道新的天地。但是，要跨越程朱理学，他还有一座大山需要跨越，那就是他自己。

明孝宗死后，武宗继位，时年十五岁，太监刘瑾等人日益得宠，转圈山镇，紊乱朝纲，打击排斥正直的大臣，先朝留下的顾命大臣多半无奈地辞职回乡，言官戴宪等人疏谏，逮系诏狱，身为兵部主事的王阳明面临着两种选择，是明哲保身还是仗义执言，选择前者可以确保仕途无虞，选择后者必将招来牢狱之灾，是活在违心的现实里，还是按照心的指引前行，王阳明陷入了知与行的矛盾之中。他意识到遵循孔孟之道就要直道而行，道德只要落实在实践上才是真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士大夫义不容辞的责任。

于是，王阳明决定挺身而出，冒死进谏，建议宽恕言官，刘瑾大怒，将他投入诏狱，廷杖四十打的昏死过去，许久之后才复苏过来。虽然没被打死，但之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通往贵州之路艰险万分，但这条贬谪之路也正是成就王阳明心学之路，1508年春，王阳明历经千辛万险，长途跋涉到达龙场。龙场驿，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之中，规模很小，只有驿丞一名，吏一名，刚到的时候连住所也没有，只好搭了个草棚居住，但这个草棚难以遮风挡雨，于是王阳明移居东峰一处洞穴，称之为阳明小洞天，阳明小洞天位于贵州修文县，城东的龙岗山上，如今洞中留有明、清、民国年前的摩崖石刻43幅，是国内外溶洞摩崖石刻最多的一处，它们或许是表达对王阳明的崇敬之情，或是感叹王阳明非凡的人生经历，或是感念王阳明由此而开启的心学之路。在明朝，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林中，遍布毒蛇、巫蛊、瘴气、瘟疫，龙场之民，多为苗族、黎族土著，语言不通，很难交流，能同他说话的只是留蹿到这一地段的汉人盗匪，这样一片恶土，竟然成为王阳明的精神家园。他居夷处困，不为恶劣的环境打败，始终保持着昂扬的乐观精神，他给自己筑了一石窟，日夜端居其中，冥想人生，要参透生死。

杜维明：假如是一个儒者，你在一个一无所有，任何人际关系都没有，你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你还能做到儒者吗，就在那个时候他的顿悟，叫做吾性自足，作为一个人我就圆满了，可是，这个顿悟和佛教或者道家的那种顿悟或者彻悟有很大的不同，他第一个就把他所背下来的五经，他重新在脑子里过一遍，叫五经臆说，就是我现在的这样一个感觉，这种吾性自足的感觉，和我念的儒家的经典有没有矛盾，他经过这五经的检验之后，他觉得没有矛盾，所以后来才发展处就是儒家的心学。

王阳明的自念是向外格物，还是求之内心，是应付外界的直接挑战还是关注内心的主体性，他日夜在石窟中端坐，逐渐体验到内心的平静。经过长久的冥思苦想，一天晚上，正直中夜之时，仿佛梦寐中有人与他说话，王阳明在恍惚中呼喊狂欢，长久以来困扰的格物穷理问题终于被他找到了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心即理。

杜维明：那么心即理呢，从这个陆象山开始，因为性即理，就是所有的只要是从事宋明儒学研究的人都接受了，荀子不接受，这是孟子的学说，就是性，我们人性本身，他是体现了人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理，如果用孟子的学说来讲，这个本质就是你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所谓心的话就是每一个人他都有一种内在的，不是受外面的影响，内在的一种同情感，内在的一种是非标准，内在的一种辞让，内在的一种羞恶。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心学构建的开端，自此以后，他的心学思想如江河决口，沛然莫之能御，王阳明自此创立的心学学说是对朱熹以来的儒家正统思想的一次革命。当他用心即理的眼光来看待万物时，发现了一个崭新的意义世界，少年时苦思不得的格竹问题，此时竟然涣然冰释，居住的条件也逐渐好了起来，当地百姓，为王阳明构建了几间房屋，作为他安居和讲学之所，分别名为龙岗书院，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经过近代返修，龙冈书院的原貌得以保存下来，龙冈书院因王阳明而盛名天下，成为圣学之地。王阳明在龙岗讲学的盛况不久就传到省城，贵州提学副使席书，率诸生拜王阳明为师，又聘请他主讲贵阳文明书院。针对当时的人们只知死读圣贤经书，远离人伦日用，王阳明在与席书的交谈中首次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他认为因为知行脱节，人们知道埋头于书本知识，以纯粹的知识为知，而忽视了活泼泼的实际行动。

杜维明：阳明就说我自己要孝，那我没有行孝是不可能的，我那个知，要知孝的那个知的本身，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把它付诸实践，他认为这个是知行的本来的面貌，知呢就是一种明觉精察，你知道应该怎么做，那么行呢，就是要落实你这个明觉精察的本身，所以这个中间，它的关系是不可分的。

王阳明的心即理与执行合一的新说起初影响并不大，王阳明的讲学也只是局限在贵州一隅，他的心学理论体系此时尚未圆融成熟，这团新思想的火焰，还需要一定的锻炼，才会越烧越旺。

商传：王学是在理学基础上的一个发展，但是王学里面包含了一定的，我个人认为他有一定反理学的一些东西，因为他宣传个性，他要抒发个人的一些东西，和理学的东西克己复礼，要求约束自己，克制自己，这个一切就尊崇最传统的规矩去办，那显然中间互相是不同的。

这是后人为了纪念王阳明在龙冈书院立下了这座石碑，上面刻着王阳明当年在龙岗写下的诗句，卧龙一去亡消息，千古龙岗漫有名，草屋何人方管乐，桑间无耳听咸英，江沙漠漠遗云鸟，草木萧萧动甲兵，好共鹿门庞处士，相期采药入青冥。这首诗写出了王阳明内心的苍凉，深处偏僻之地，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悠闲的隐居生活并不是王阳明所向往的。好在王阳明并没有在龙场停留太长的时间，王阳明一年内连升三级，正德十一年，因江西盗寇频发，四十五岁的王阳明经荐举，出任都察院左俭都御史，巡抚江西南安，赣州及福建汀州，漳州等地，总览赣南、闽西一带的军务。从正德十二年二月到次年三月，王阳明先后指挥了漳南之役，横水通钢和沥头之役三次战役，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平定了江西、福建等地的盗贼，他认识到欲治世，先治心，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那些盗寇与那些被残害的山民们，曾经是亲密的父老乡亲，或儿时的玩伴，为什么会从一夜之间从一个善良正直的人变成穷凶极恶的盗贼。在那些山贼心中是否还有良知，盗贼能否返朴归真回归为民呢。

商传：保甲法是原来这个明朝最早他对于基层的管理是里甲，里甲更重于赋税，保甲更重于治安，他用了这样的一种形式，把整个的基层社会管理起来了，然后又用这个乡约的形式，把人们的思想改变过来，就是灭心中贼更胜于灭山中贼，他这套思想，他能够贯彻到他的所有的施政的这个工作和活动中间去。

江西可以称得上是王阳明的第二故乡，在南昌迎娶了她一生的伴侣，在上饶遇到了自己的精神导师娄谅，确定了人生的方向，更为重要的是，江西也是阳明心学的成熟之地。正德十四年六月14日，王阳明平定江西寇乱后不久，江西便爆发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朱宸濠在南昌举兵造反，直至南京。朱宸濠系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朱权之玄孙，弘治十年嗣宁王位，面对这场大乱，王阳明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凭借临时凑齐的两三万军队，只用了35天就平定了叛乱，对于这场军事大捷，王阳明更是思绪万千，宁王朱宸濠的妻子娄妃，竟是十七岁他拜谒的精神导师娄谅的孙女。以前叫做水观音亭的南昌画院，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变迁，这里的格局和风貌乃至建筑器物都保存完好，这里也曾经是宁王朱宸濠的行宫，当年娄妃就居住于此，如今南昌画院还保留着娄妃井，石碑等与娄妃相关的文物。

这块巨石碑上的屏字，据说是娄妃用青丝为宁王所写，宁王起兵前，娄妃曾经苦苦劝谏，宁王兵败之时娄妃以白色锦帛裹身，投水自尽，朱宸濠被生擒以后，也悔恨自己不听娄妃之言，乞求王阳明能够礼葬娄妃，平定朱宸濠叛乱之后，王明明对善恶有了更深的思考，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还是失望者，内心都有着共同的东西，那就是良知，但是良知的呈现，必须身体力行，否则良知只是一种隐性的道德存在，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以此丰富自己的心学体系，他认识到，以前的学说一则发明本心，一则强调知行合一，但本心之知与外在之行仍然断为两截，不如致良知来的简易明白，单刀直入。他自称致良知三字是自己从百死千难中体贴出来的，只有唤醒人人心中的良知，使得人人成为圣贤，才能建设一个美好和谐的社会。

杜维明：致良知很难了解，孟子里面说的良知良能，就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性善所体现的四端，因为侧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原来我们都具有的。但阳明的重大的贡献，就把这样一个一般讲起来是道德实践，道德哲学里面的一个范畴，变成了整个认识论，和这个本体论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和观念，怎么说呢，就是天地万物都是气，这是中国的老传统，这个气就是良知良能的一种现象，所以这个良知良能不是就人有，这个动物有、植物有，无生物都有。

这是浙江省余姚市龙泉山北麓的王阳明故居，故居规模宏大、格局完整、给人以庭院深深之感，又不失端庄典雅之气度，故居大堂寿山堂内挂有当代书法家姜东舒所书的，真三不朽匾，这是历来对王阳明一生在立功、立德、立言三方面皆居功绝顶的确切评价。正德16年11月，王阳明因平定宁王叛乱的功勋，被封为新建伯，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已决意放弃仕途，八月即已回到家乡绍兴府。王阳明在绍兴的六年时间里，他专事讲学，达到一生思想的巅峰状态，全国各地前来求学的士子络绎不绝，以弟子礼师事王阳明，就连年届古稀的老人也用杖肩挑瓢笠诗卷，拜倒在阳明门下，这些学生环绕在他的住处，弦歌之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

 杜维明：明代的时候，到后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那种思想，当然跟阳明心学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那种思想，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独立自主，所以是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原则，变成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如果这个社会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多，这个社会就祥和，这个社会就仁。

大道如人心，万古未尝改，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从根本上重塑了儒家思想的结构，从16世纪到17世纪后期，他的哲学传遍中国本土，主导着中国知识界，近代学者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张君劢无不推崇他的学说。阳明心学思想的影响远达于欧洲和美洲，在全球的哲学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对东亚、东南亚的影响更为巨大，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

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为之用也。

杜维明：日本幕府以来的以朱熹学为主的日本学说，日本这个学术传统一个重要的冲击，日本的现代化之所以发展是打破了，这个朱熹所代表的一个制度非常严格、礼俗非常全面的一种架构，开发出他的那个创造的力量，这就是阳明学所代表的。

王阳明心学不仅对儒学思想领域产生重大影响，明代中晚期尊重人性，提倡个性解放，勇于表达自我的文化思潮同样始于心学，随着王阳明心学的扩大与普及，心学思想直接影响到明末清初的艺术创作动态，形成了艺术发展的异彩纷呈、风格各异的艺术创作风潮。这幅收藏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馆的《聚贤听琴图》是明末著名画家董其昌的作品，画中的人物神态祥和、安逸，自由而有生机，心学思想直接影响作者对艺术的表达。《水墨花卉》徐渭将他的艺术表达与心学提倡的个性解放，很好的融合，形成了知行合一的艺术风格。

商传：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儒家思想，因为大儒，一代大儒，而且是新儒家，但是呢，儒家并不是书呆子，并不是说坐在书斋里边读书的人，而是经世致用，我要把我学的东西，能够为这个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才。

王阳明，最终用他的生命践行了心学学说，当王阳明以为自己可以讲学终老时，朝廷派他赴广西平定叛乱，56岁的他无奈抱病躯前往，临行时，学生向他请教为学的宗旨，阳明留下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融汇了儒释道三教的智慧，有代表儒家的社会关怀与道德义务，无代表了内心的宁静与超越，有无之境的融合正是以敬畏求洒脱，体现了王阳明心学的精神气质和境界。嘉靖七年11月29日，公元1529年1月9日，57岁的王阳明在平叛叛乱后返程途中，病逝于江西南安府青龙铺，临终前，弟子问他有何遗言，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确，只有内心澄澈光明，元气淋漓，才有这份勘破生死的境界，这份内心的光明。这份光明亦如孟子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激励着后人。一位儒者于兹离世，一位圣人从此诞生。

王守仁是谁

王守仁即王阳明，生于公元1472年，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他的一生博闻多识，著作繁多，是有名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其最有名的成就莫过于集陆王心学之大成于一身。

王守仁肖像

王守仁乃浙江绍兴府人士，出生于家境显赫之家，自幼便熟读诗书展示出非凡的智慧。其父母为其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便从余姚搬迁至山水之乡的绍兴。王守仁也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十二岁初入私塾便能与老师辩论天下大事，畅谈国家时政，感怀人事。在私塾期间发奋刻苦，随后更是第一次会试便中举人虽几次与状元之位擦肩而过，但在二十七岁那年高中进士，任刑部主事，后官至为两广总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朝廷中流砥柱。本该是胸怀天下，励志图志之时却接连遭到朝廷的贬斥。虽晚年复起，但迟迟暮年有心却无力再为朝廷出谋划策。

因仕途受阻，王守仁便开始一心悟道，领悟儒家心学之道，广收教徒进行讲学。他主张“致良知”、“知行合一”且反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论，认为格物致知剥夺了人的天性且过于繁琐。

纵观阳明先生的一生，于国，他问为朝廷出谋划策，以国家兴衰天下兴亡为己任;于学，他继承发展心学，使得心学成为明朝的主流学说之一，更是使心学一派远传海外;于己，他的一生笔耕不缀，文学著作众多且文采斐然，并将心学的奥秘融入自己书法之中，已然无愧于心。

在历史上王守仁不仅是明代大儒，心学的集大成者更是一个好武学的军事家。王守仁出生在浙江绍兴府一个富裕的人家，其夫王华于成华十七年高中状元，深感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便在王守仁小时候开始便广招名师对其进行培养。而王守仁也不负众望，领悟能力超强，很快就能举一反三。

王守仁人物像

王守仁除了良好的文学天赋外，更是在军事上有超强的认知能力。父亲王华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情况，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父亲王华决定带儿子去关外转转，开拓眼见。经过一番游历，王守仁的军事天赋得到了很好的开发。等到他十四岁时，便敢自己一人离家远游，去过居庸关、山海关，出过塞外。他的父亲本以为他会弃文从武，但王守仁的文学天赋还是远在他的军事之上。在他二十七岁那年与他父亲一样高中进士，本以为他会安心的做一个文官，但万万没想到，王守仁后来官至右副都御史参与了一系列的军事活动。在他前去福建剿灭强匪的路上，听闻宁王谋乱犯上起兵造反，便果断的做出了决策，趁宁王集中攻打安庆时，集中兵力围剿宁王老巢南昌。这一决议为镇压宁王叛乱做出了极大地贡献。平定宁王的叛乱，是其在军事天赋上最有利的证明之一，《明史》曾有言他是明朝文官中最会军事的第一人。

后虽王守仁的仕途不顺，几番起伏，但他并没有放弃，而是更加关心朝政，发展自己的学说。

心学之所以在后世流传甚广，原因有二：一是心学破除了以往主流思想对民众思想的钳制，解放思想;二是王阳明先生一生立院讲学，广收学徒，他的学生更是将他的思想进一步的发展与传播。

弟子王艮

在王阳明先生所收的弟子中除去本土人士子弟外更有海外日本、朝鲜等东南亚子弟，可以说其心学思想对东南亚地区的主流思想起到了一定作用。那么在其弟子中，较为著名的有哪些呢？

究其一生，其弟子众多，但在现今社会还有较大影响力的有明代的王艮，他除发展心学外更是在心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心学的分支泰州学派，为进一步传播心学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还有其入室弟子，明代大学者冀元亨，他一生追随王守仁，以发扬心学为己任。在海外日本弟子中，有据可考的有日本著名将领东乡平八郎、被尊称为近江圣人的中江藤树、日本倒幕运动的带领人西乡隆盛等，更有朝鲜大儒李辍

除去正式以及编外弟子外，更有一大批的追随者，例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宗羲，学者李贽，学者刘宗周等。

而从相关的资料中不难发现，王阳明先生所收弟子绝大一部分都入仕，官位或高或低，可见心学对明朝的政治以及思想都产生了极大地影响。

从传播与发展的意义上来讲，心学能在后世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王阳明先生所收的弟子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王守仁人称阳明先生，是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一代大儒，在其辞世后更是被后人尊称为王文成公。他的一生除仕途外更是立院讲学，流传下丰富的文学著作，那么他的著作有哪些呢？

《传习录》

王守仁的著作行文流畅，大气，在字里行间可窥见其心胸抱负。在现今广为流传的有其哲学著作有《传习录》、《阳明全集》、《大学问》等等。在《传习录》一书中，主要内容是王守仁与其友人及学生论学的书信合集和自身语录，站在客观的角度上概括了王守仁心学的主要思想，为后来学者研究王守仁思想及其心学理论提供了重要依据。除此之外，阳明先生的《阳明全集》又称《王文成公全书》，更是在我国研究明代主流思想学派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大学问》更是其重要的教典，是心学精华思想的记录，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简洁明了对心学的主要精华部分进行阐述。

去除对心学的研究和发展的相关著作，王守仁在诗歌上有也极大的造诣。诗歌是其抒发感情，感慨人世变迁的主要方式，不可或缺。诗歌用词精致平易，结构严谨，琅琅上口。诗歌内容基于日常生活却又以小见大，知微见著。

观其著作，可知王守仁一生博学多闻，涉猎广泛，不受题材的限制，除去以上所列的书籍诗歌，更有流传于世的散文《与毛宪副》、《瘗旅文》等，还有散曲《归隐》。

明代大儒，被后世尊称为王文成公的王守仁也为后世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名言，其名言蕴含着深刻的涵义，令后世子弟深思。

王守仁名言书法欣赏

其中流传最广的莫过于“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一句。这本是时任都察院左佥御史的王守仁在明德十三年间前去江西剿匪时，与其弟子往来书信中所写的句子。他告诉弟子，他这番前去剿匪，要镇压当地的强匪是容易的，但要从根本上纠正强匪和当地百姓的思想认知确实非常的困难，他们的认知已经形成，社会不安稳的根源还是难以根除。从这句话中，不难看出要改变一个人，一定要从他的内心开始改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在明代这个大历史的舞台上，王守仁其深刻的认知，更是走在时代的前列。

“心即理也”这句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了，是指物我一体，是不相互独立的一个存在。认识外物是一个人的本能，心是一个人判断世事的存在，如果能够将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做到物我合一，那么这个人将能够洞察一切事物。在现今社会里，这也有重要的引申意义，一个人单靠自己的感性去判断事物是不行的，需要理性与感性的相结合。

博文多识的王守仁除去以上这两句名言，还流传下其他许许多多的名言警句，需要我们更进一步的挖掘。从其名言中，我们可窥王守仁的气度以及自身的抱负，醉心政治。

上过中学的应该知道，中学政治历史教科书上有个“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代表---王阳明，教科书把他塑造成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腐儒

殊不知阳明先生在历史上是如何杰出的一个人物

在日俄大海战中一战扬名天下的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有块随身携带的印章，上面刻着“一生伏首拜阳明”。蒋中正尊阳明先生为终身的偶像，所以到了台湾后还将草山更名为阳明山。

阳明先生龙场悟道，发扬“心学”，“心学”是自北宋兴起新儒学后与程朱“理学”并为儒学的两大分支。日本人就深受影响，“维新三杰”之首西乡隆盛就是“心学”门人。

王阳明一生推崇“知行合一”，“致良知”，他曾说过“知行合一，不可因信生义”，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理论必须结合实践”。而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王阳明不仅是个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个杰出的军事家。《明史》称终大明一朝，阳明乃文人中领兵第一人。

阳明先生仅仅花了三十五天时间，用临时征集的地方部队就平定了拥十万之众的宁王之乱，生擒宁王朱宸濠。而此时，朝廷平乱的大军还在路上。

临终前学生问他有何遗言，他回答：“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认为“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天理”是万物的本原，主宰万物

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仁论者，天理也”，“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

发挥了孔子“仁”的学说，认为“仁”是与万物俱生的，有了仁，就有了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也是天理的反应。

朱熹：

“理气论”，与二程相似。

“心性论”，认为性无不善，情也应当从善。人们要克制自己的感情，让道德理性来支配和指导行为。

王守仁：

认为程朱理学崇尚空谈，不务实际，创立“心学”

宣扬“宇宙变实吾心”，“心即理也”，，“心外无物”等主观唯心论的宇宙观

认为人心是世界万物的本原，离开人的思想意识，任何事物便不存在

核心“致良知”的学说

王阳明，浙江余姚人，状元王华之子。他小时候就是个“调皮太保”，处处给父亲惹麻烦，连老师都不重视。

有一次，一个私塾老师问所有的学生:小朋友，你长大后想做什么？

有人说想发财，有人说想当大官。王阳明对此很不满意，因为这些东西太幼稚了，他父亲基本上已经做完了几乎所有的事情。所以年轻的王守仁回答说:

成长为圣人。

私老先生听后差点晕倒:这小王家大概是脑子进水了。

其实王阳明是这么说的，他也是这么走的。他年纪轻轻就去“格竹”，试图想出竹子的道理。

结果他失败了。

二

成年后的王阳明并没有放下年少时的梦想，同时对权威的理学提出质疑。于是，他去修道，学佛，希望从中得到顿悟。

他失败了。

于是，我只好跟着父亲的名字，先考了功名。弘治五年，王阳明获得举人之位。当时的内阁助理李东阳说，这个小王恐怕就是下一个状元了。

结果王阳明表示很不以为然。他没有好好学习，而是对刀、枪、棍、队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导致他多次进士考试失败。

爹觉得脸上无光，王阳明却说，你不要以上榜为荣，也不要以落榜为耻。

其实这句话也可以说给今天的高考生听。被录取是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坚持不懈的努力。

结果，王阳明这个“头脑正常”的人，在多次失败后，终于在27岁时考上了进士。

三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被录取就意味着可以名利双收，可以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王阳明是偏的，虽然是文官，却主动做了“兵部选兵司主事”。这是一个基层小官，又苦又累。他的主要工作是“考武官的衔级、选拔、晋升、功德、赏赐，考察各地的危险，分别设置营寨和水患”。

正是因为王阳明有基层的工作经历，又在兵部锤炼过，所以这是后一件事。其实王阳明在工作中也不忘思考，比如他讲过太多的为防御而战。

但“天将大任于斯人，故须苦干，饿己”，王阳明亦是如此。506年，因替同僚戴说话而得罪刘瑾:被责四十次，贬隆昌。

而他的父亲，状元，也被赶出了北京。

四

王阳明面对逆境并没有气馁，他的人生却遭遇了巨大的变故。在他快要死的时候，才真正体会到“圣人之道，我性自足”的真谛。

公元1506年，王阳明顿悟，开启了儒学的分支。但是，当时还不知道有没有用，是骡子还是马，是不是要拉出去遛。

但这一等就是三年。509年，刘瑾失陷，王阳明重新入京，升任南京红楼卿。当时，兵部的老领导王琼说:“我以为我有长生不老的才能。

五

学习有什么用？王琼是不是看错人了？

这又是五六年。1516年，在王琼的推荐下，王阳明被提升为左举、都察院的御史兼南干地区的总督。

这时候，王阳明头疼了。赣南一带盗贼横行，甚至主动进攻衙门，导致多名主簿死亡。

王阳明上任后，经过调查，坚信官匪之间一定有勾结，于是设计摸清盗贼内部，用“狡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重创山匪。

别人头疼十几年，王阳明只用了一年就把山匪一网打尽。你认为他在打土匪？其实他是在实践心性论，留下了“山中破贼易，心中破贼难”的感觉。

和中外历史上的许多杰出人物一样，王守仁从他闻名于世开始，就一直毁誉参半。同时代人指责他事不师古、言不称师、专以立异为高，却又不能不承认他事功卓著。今人说他承朱学之微而鼓吹心学，以解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为统治者另谋思想统治的出路，却又不能不承认王学的内在积极因素；抨击他镇压江西的民众运动，推行保甲法，强化明朝统治，又不能不承认他虑事的深远和办事的干练非一般士大夫可比。本文试图从王守仁的政治活动中提取几个片断，来看看这位心学大师的独特个性。

　　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对王守仁来说是带有决定性的时刻。明武宗朱厚照是位富有浪漫色彩的君主，他继位时刚刚１６岁，聪明机警，生性好动，既不喜欢呆在宫廷听翰林官宣讲那些先圣明君的陈词滥调，也讨厌装模作样听大臣们喋喋不休地陈述那些他听不明白的国计民生，却喜欢和御马监勇士们一起舞枪弄棒、斗狠角力，喜欢在小内使的陪伴下溜出皇宫，嘻戏游宴。对此，外廷官员们把攻击矛头集中指向武宗的几个亲信宦官——以刘瑾为首的“八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宦官其实是抨击皇帝的斗争。斗争结果是外廷文官集团的惨败：内阁三位大学士，除“依违其间”的李东阳外，刘健、谢迁被迫致仕，户部尚书韩文被革职，南北两京上疏声援的科道官戴铣、薄彦徽等人受到杖责。

　　王守仁这时是兵部主事，他认为上疏言事是科道的职责，朝廷不该因言事而杖责科道官，于是“抗章直言”，却也遭到廷杖四十的责罚，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重。

　　可谁也想不到，这位三十刚出头的龙场驿丞竟在荒蛮之地悟出了一个震撼当世的格物道理，开创了影响中国历史达数百年之久的王守仁心学。

　　江右王门的著名人物罗洪先对王守仁的“龙场悟道”作了这样的解释：

　　及其摈斥流离于万里绝域、荒烟深菁、狸鼯豺虎之区，形影孑立，期夕惴揣，既无一可聘者，而且疾病之与居、瘴疠之与亲。情迫于中，忘之有不能；势限于外，去之有不可。辗转烦瞀，以需动忍之益。盖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于吾身之外？至是而后，如大梦之醒，强者柔，浮者实，凡平日所挟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实足以增吾之机械，盗吾之聪明。（《王文成公全书》卷 ３５《年谱》四附）

　　这种分析虽合乎情理，但客观环境还不能代替王守仁的个性。在王守仁疏救的科道官中，有的伤重而亡，有的贬谪后复官，但没见哪一位在逆境中有何创见。只有王守仁把挨杖、贬官抛到脑后，自行去“悟道”。挨了四十杖，就算对得住君父，至于为尧舜还是为桀纣，于我何干！

　　据钱德洪《王公年谱》和黄宗羲《明儒学案》记载，在王被贬出京师、谪赴贵州的路上，刘瑾曾派人眼踪，准备途中行刺，王守仁却“托投水脱去，得至龙场”。如果属实，那就更可见王守仁的个性非比一般。不管在“投水”之前他有无思想准备，其潜在意识却无疑是对“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的迂腐观念的蔑视。如果没有这种意识，王守仁也许就到不了龙场驿，更不要说在那万里绝域去悟什么格物致知之道。

　　刘瑾的倒台，给王守仁的仕途带来了转机，一年之内由庐陵知县升授刑部主事、调吏部主事、升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到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王守仁已是巡抚南赣汀漳右副都御史。

　　这年六月，王守仁受命到福建去勘察兵变，行至丰城，却从知县顾佖处得知宁王宸濠在南昌起兵叛乱的消息，立即返回吉安，和吉发知府伍文定等发兵征讨。今天我们从《明史》看到这一记载，不会产生任何其他想法，王守仁身为封疆大吏，得知宁府反叛，理应讨伐。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从洪武三年０３７０）明太祖惩宋元之孤立而分封诸王以后，大臣中凡是论及削藩及参与皇室权力斗争的，大多没有好结果。首先反对分封的是平遥训导叶伯巨，所上奏疏义正辞严，合情合理，却被明太祖认为是“离间”其骨肉，下狱而死。为建文帝出谋划策削藩的齐泰、黄子澄，练子宁在成祖即位后都被灭族。解缙只是议论了汉王高煦夺嫡一事，就身死家破。宣德元年（１４２６），高煦叛乱，大学士杨荣请宣宗亲征，宣宗面有难色。户部尚书夏原吉当即指出：“臣昨见所遣将，命下即色变，临事可知。”（《明史·夏原吉传》）当时高煦叛乱已为朝廷确认，受命出征的将领尚且畏畏缩缩，可见宗室问题的敏感性。

　　据嘉靖时历任过都御史、刑部尚书的郑晓回忆：“宁藩反时，余时年二十一，应试在杭。见诸路羽书，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变，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紧急，或曰江西巡抚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军马船只，传言有变。惟阳明（王守仁）传报，明言江西宁王谋反，钦奉密旨，会兵征讨。”（《今言》卷４）各路羽书不敢明言宁王谋反，一是情况不明，未敢贸然张皇，徒取奇祸，二是当时朝纲紊乱，宁王谋事已非一日，同党甚多，万一成为燕王第二，岂不断了退路？王守仁敢于明言宁王谋反，已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何况宣称“钦奉密旨，会兵征讨”，完全不留回旋余地。所以郑晓认为，此举实是“不顾九族祸”，比起那些命下色变的将领，其气势与义无反顾，自不可同日而语。

　　武宗朱厚照得知庚源起兵，不仅不感到震惊，反倒异常兴奋，觉得这下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于是自封为威武大将军，率领京军边卫健卒数万人兼程南下，决心效法太祖高皇帝，要与宸臻在翻阳湖大战一场。但刚到琢州，王守仁在樵舍擒获宸源的捷报就到了。武宗见报，大为扫兴。他将捷报搁在一边，继续南下，并命安边伯许泰、提督军务太监张忠等领京军直趋南昌。许、张二人为迎合武宗好斗喜胜的脾气，让王守仁将宸濠放了，好让武宗亲自尝尝打仗擒俘的滋味。王守仁却先行将宸濠押往玉山。一面说服甚有权势的太监张永，请他劝武宗不要南下江西，一面又重写一份告捷文书，说是遵照“威武大将军”早已定下的方略，才一举讨平叛乱，以满足武宗的虚荣心。这种做法，在一般士大夫看来是有失体统的，但在王守仁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江西免遭踩躏。

　　世宗即位后，封王守仁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但由于官场中的倾轧和派系斗争，王守仁没有能进入最高决策圈，却被派到两广去镇压土司叛乱及瑶民闹事。经过几番征战、几度安抚，终于事平乱定，却被政敌指责为“征抚交失”，赏格不行。

　　这时的王守仁，已是重病缠身，他不能忍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上疏要求辞职，并推荐郧阳巡抚林富自代，这本来已经有点意气用事了，但他仍不解气，不等朝廷批文下来，自行离任而去。不过，他并没有能够回到故乡余姚，才到江西南安，就病逝了。

　　王守仁死后，大学士桂尊劾其擅离职守。明世宗认为王守仁不待批复自行离任是蔑视朝廷，让廷臣议罪。廷议的结论是：（王）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高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明史·王守仁传》）如果剔除其中的攻击成分，倒是很恰如其分的评价。

　　王守仁确实是“事不师古，言不称师”，却也事出有因。《明儒学案》说他“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卷十《姚江学案》）如果称师，孔孟韩欧程朱佛老皆为师。王守仁不像有些读书人那样只尊一师，死守师门，而是博采众说，皆为我用，以“我”为中心，开创王门心学。有人指责王守仁受陈献章高足湛若水影响却一生不言及陈献章，黄宗羲也认为：“有明之学，至白沙（陈献章）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怒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而后大。两先生之学，最为相近，不知阳明后来从不说起，其何故也。”（《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上》）关于这桩公案，人们已经议论了数百年，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解决的，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王守仁个性的一个侧面，那就是立意标新，羞为人后。事实上，白沙、姚江二说虽颇相近，但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王守仁拜倒在白沙门下，不仅不可能出现风靡数代的王学，连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王守仁也当大为逊色。正是因为王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提倡独立思考，并且身体力行，才使自己成为雄视千古的思想大师和影响深远的政治家。同时，也使王学中不但出现了王畿那样的极端唯心主义思想家，罗洪先那样不名一师、学贯古今的学问家，还出现了王艮、何心隐、罗汝芳乃至李贽那样的“异端”思想家。

　　明代学者王世贞对王守仁作了这样的评述：“吾时时见守仁乡人及其行兵地，道守仁智不可测如神云。……其说固未尽合朱氏，然亦洒然可喜，所自得深奥矣。学者又加甚焉，分门植党，以为胜朱氏。然此非守仁罪也。雄爽横放，不凿不蹈，能发所独见，难矣。”（《国榷》卷五四）王世贞的议论从客观主义的角度为王守仁开脱，认为王学后来出现的所谓“流弊”与王守仁本身无关，却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关系。其实，不管王学“流弊”多深，也不管是王门学者中的“才美者”还是“庸鄙者”，我们都可以看到王守仁和王学的特有个性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王世贞所说的：“雄爽横放，不凿不蹈，能发所独见。”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王守仁的个性：“豪迈不羁”。前面已经提到，无论从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