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姓的起源与中国古代天文学有关，井是二十八星宿之一，天文分野在陕北一带。所以早在上古三代就出现了有所成就的井姓人物。又如井姓，即神农氏后裔。在古史上出现很早。最早的姜姓井族很可能建立国家在河北邢台一带；西周时井姓望族大都分布陕西周原；而事实上在米脂县就有井姓人家因为族灭分而为五jing。jin;姓的传说[京景荆金靳]，那里也有山上的古迹叫“五分路”。事实上在“京景荆金靳”这五姓活跃的历史时期，而其本源之姓井却很难发现。我们不了解这个姓分出五姓之后到底隐藏的多久，但是至少也有一个朝代的历史之久，怎么恢复起来的，应该也有传奇的故事吧。在近代，结束清政权的人就是陕西同盟会领袖井勿幕，其胞兄井岳秀在20世纪30年代镇守陕西榆林号称"榆林王",是个一等一的“土皇帝”。现在的井姓多保留在陕西和辽宁,占井姓的五分之三。

　　井姓起源有：

　　一、出自姜姓，是炎帝的后代，取吉利的意思作为姓氏。井是《周易》六十四卦之一。有取之不尽的意思。

　　二、出自姬姓,周公四子邢侯之后见杨宽《西周史》周朝有大夫叫井利，就是用“井”作为姓氏。见《穆天子传》。

　　三、始于春秋，是以封地名作为姓氏的。春秋时，虞国有个大夫被封到井邑（今地不详），称为井伯。他的后代就用封邑名“井”作为自己的姓氏。

　　四、井姓与百里姓同宗。周代时，姜子牙建立了齐国，而姜子牙的后代中，又有人到虞国当了大官，被虞国国君封为井邑的首领。又封为伯爵，被人们称为井伯，井伯的子孙，有的姓井。井伯又有个后代，叫井奚，后来到秦国去做了大官，被秦穆公封为百里邑的首领，被人改称为百里奚。百里奚的后代，也以封地为姓，世代姓百里。所以井姓和百里姓的老祖宗是一个。见《姓源》。

　　五、和尔钦氏Hercin Hala 本蒙古姓氏, 见于《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又作合答斤、哈塔斤、合底忻,成吉思汗十一世祖母阿兰豁阿的第三个儿子不忽合答吉,组成的部落,世居扬什木(又作阳石木，蒙古游牧地，博古罗特氏、和尔钦氏、喀克锡哩氏、锡尔弼氏、锡喇德氏世居地，辽宁省彰武西),后冠汉字姓井。

　　井姓典故

　　源自炎帝；望出扶风。南阳曾拒五王远权势1；为官三科称贤能2。 注释：1东汉太学生井丹，字大春，郿人。博通五经，生性清高，不结交权豪，曾拒五王之邀，闭门隐居，读书自乐。2明代给事中井田，字九畴，邢台人。任户、兵、刑三科给事中，以贤能著称。 六郎赞襄，政令维亲感戴3；五经博洽，京师传说纷纶4。 注释：3宋代官吏井纲的事典。 4东汉太学生井丹，博通五经。时有“五经纷纶井大春”之谚。

　　伤心痛哭几无泪；悲楚行吟尽是忧5。注释：5近代名人井勿幕自题联。井勿幕曾参加护国运动。 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

　　井勿幕，初名泉，字文渊，陕西蒲城县三合乡人，生于1888年2月12日，是中国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在辛亥革命中，他积极奔走，以年轻的热血之躯奉献于祖国和人民，被孙中山誉为革命的“后起之秀”“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幼时聪敏好学、志向远大。1903年冬，15岁的井勿幕远渡重洋赴日留学，1905年8月20日加入了孙中山在东京创建的同盟会。同时，他很想陕西也尽快成立这个组织，遂向孙中山请求回国，孙中山被其年少志大所感动，便同意其回国的请求。回陕后，他便奔赴渭北各县，宣传同盟会纲领，秘密发展了30多名成员，成立了同盟会陕西支部。从此，反清的火种在三秦大地燃起！

　　辛亥革命前夕，陕西反清浪潮汹涌澎湃，这与井勿幕的精心策划、积极奔走是分不开的。 1906年夏秋之后的两三年间，他又曾两度赴日，除读书并筹建同盟会东京陕西分会外，他又于1907年2月回国并亲自去南方会见了黄兴和秋瑾，了解革命形式。后即赴日向同盟会东京总部负责人吴玉章做了汇报，这次在东京住了一年，一面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和思潮，一面筹划陕西籍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夏声》杂志。他以“大无畏”、“侠魔”等笔名发表许多文章，揭露清政府的黑暗和腐朽，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声援国内反清斗争。1908年秋，“蒲案”爆发，井勿幕遂在《夏声》杂志第八号发表了《蒲案感事》一文，揭露蒲城知县李体仁封闭学堂，毒打师生，违法滥刑，草菅人命的罪恶行径。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清政府最终将李体仁革职查办。1909年春，于右任因创办《民呼日报》宣传革命，被上海英租界捕房逮捕，井勿幕立即在《夏声》上发表文章揭露事件真相，呼吁社会舆论支持正义，引起国内外的震动，英方最终只好释放了于右任。尤其在1908年发表的长篇政论文章《二十世纪之新思潮》一文，盛赞社会主义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以成“晚照斜阳，行将就没而黑云蔽空”，“冲天之大浪来者，即此社会主义新思潮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全省乃至全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最终被袁世夺了胜利果实。而此时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有的人倒向了袁世凯。但井勿幕始终坚持革命，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1915年12月，袁世凯阴谋称帝，反袁怒潮席卷全国，蔡锷将军首举义旗讨袁。井勿幕在上海同熊志武等人商定反袁，随即赴云南参加反袁斗争。历任参谋和前敌总指挥，转战四川沪洲、叙府一带。后来他策应陕西的反袁护国斗争，乔装商贩徒步回陕。此时袁世凯在全国的一片唾骂中忧惧而死，但陕西仍为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爪牙陈树藩控制。井勿幕十分气愤，旋既赴京联络革命志士，开展反对陈树藩的斗争。1917年12月，陕西国民党革命派响应孙中山广东军政府号召，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废弃《临时约法》，成立靖国军，打响了护法战争。于右任被陕西的国民党人士从上海请回，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分兵六路进攻陈军。陈树藩惊慌失措，请井勿幕以调解人身份去三原，企图借井之声望分化瓦解靖国军。井勿幕素孚众望，加之靖国军多系井之旧部，所以他一到三原就被推举为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一时间士气大振，陈树藩更加恼火。 1918年10月，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率部援陕，到达第一路军郭坚驻防的凤翔县。11月中旬，井勿幕一行前往凤翔慰劳叶部，当井勿幕返回三原途经兴平时，忽然接到郭坚来信，约井勿幕于21日赴兴平南仁堡参加军事会议。井勿幕明知赴会有险，但他认为“只要对革命有好处，我是不怕牺牲的。”并如期赴约，结果他一到就被陈树藩勾结的靖国军内部败类郭坚部营长李栋材杀害，年仅31岁。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悲歌从天落，壮志未酬身先死。井勿幕的被害，使辛亥革命失去了北方的一面大旗。于右任当时致函国会众议院:“天乎何心，坏我长城!”“唯有誓灭国贼，慰我先烈。”广州孙中山护法大元帅府特赠井勿幕陆军中将，明令嘉奖抚恤。辛亥革命著名革命家章炳麟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铭，予以高度评价，井勿幕的一生从事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井勿幕之死———民国初年的一桩公案

　　被孙中山先生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陕西辛亥革命先驱井勿幕，于1918年11月在陕西兴平县南仁堡被人谋害。他的死，成为民国初年的一桩疑案。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并欲恢复帝制。井勿幕奋起曰：“斯时不起，民国为无人”，协助孙中山、黄兴、蔡锷等发起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及反对段琪瑞的护法运动。井勿幕曾由越南潜入云南，参加反袁的护国战争，任护国军熊克武部前敌总指挥，转战川南。护法运动中，井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领导了陕西讨段反陈（陕督陈树藩）之役,从者数万。井并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西南靖国军联帅唐继尧及熊克武等联系，由是川滇黔各军叶荃、但懋辛、王安澜、吕超等率军援陕讨陈。陕西靖国军因之声势大震，关中西部除户县、兴平，悉数被靖国军占领。

　　1918年11月20日，井勿幕西行凤翔慰劳云南叶荃援陕部队，归返三原途经兴平之际，接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军司令郭坚专函，约井于次日同到附近南仁堡会商攻取西安计划。井勿幕乃带随从8人乘马前往践约。井抵南仁堡即被郭部营长李栋材迎入一厅房内，而井未见郭至，始觉有不测发生。井怒斥李并掷手中水烟袋击李，纷乱中忽有人自门外报告“郭司令到———”勿幕起身视门外，而在场的郭坚马弁任申娃、李新生从井身后开枪射击，井即仆地殒命，年仅31岁。

　　井被害后，随从除一人逃脱，均被射杀。李栋材用刀割下井勿幕首级，而后传令全营渡渭河南去西安。李部屯兵西关草阳村，献井首级给陕督陈树藩。井勿幕遽死，陕西护法运动局面“遂大坏”，西南援军亦因失去援手，不久退回四川去了。

　　井案发生后，舆论大哗。纷纷议论主谋者何人。时人谓首嫌是郭坚，以井勿幕因靖国军各部扰民，军纪不整，曾大力进行整顿。而郭坚第一路军军纪最差，井对郭多次批评。郭则素怀野心，难以驾驭。井对其整训，郭多有怀恨，因此想杀井后，再借献头之机图陈，一箭双雕。只因陈树藩有所防范，栋材未能得手。杀井凶手任、李两位皆郭之弁目，但非但未予追究，日后皆将二人升任连长。郭坚之外，又有人谓杀井主谋是陕督陈树藩，李栋材只是为陈收买的枪手而已。当时于右任有挽联曰：“我哭井勿幕，耿耿爱国热忱，不亚宋渔父（宋教仁）；谁言李栋材，明明杀人凶犯，就是陈树藩！”

　　井勿幕夫人马氏居西安，闻噩耗携女多次去督府讨说法，陕军田玉洁、云南援军叶荃及井之胞兄井岳秀亦纠责勿幕死因并缉凶手甚急。陈树藩慑于各方压力，乃先遣资二万元驱李栋材逃匿汉口租界，然后将井首级交还井旧将田玉洁。陈树藩而后又将李栋材逃匿处告知井岳秀，一为开脱自己，二也恃李栋材在汉口租界里岳秀奈何他不得。

　　先是，井被杀时逃脱的一随从警弁，当夜又潜回南仁堡，冒险负无头井尸身回到靖国军防地。田玉洁为安全计，派人将井遗体运至泾阳。至此，井尸身首得以保全。

　　于右任在井遇害后立即致函国会众议院：“天乎何心，坏我长城”，“惟有誓灭国贼，慰我先烈。”并以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名义，呈请广州护法军政府以陆军中将阵亡例追恤。但是当时军阀割据，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根本不能顾及此事。不得已，井的遗体由田玉洁将军从泾阳移至蒲城井之故乡，草草葬于县城东十二里的紫荆原南麓。于右任有诗哭井勿幕云：“十日才归先轸元，英雄遗憾复何言。渡河有恨收群贼，殉国无名哭九原。秋兴诗存难和韵，南仁村远莫招魂。还期破敌收功日，特起邱山拟宋园。”

　　话分两头，再说井岳秀知李栋材藏匿处后，誓欲手刃此獠以雪弟恨。他以重金买通湖北督军王占元，设计捕李。李在汉口觉察出有异，乃欲乘火车外逃。而乔装成商人的岳秀手枪队队长李福成等早有准备，于火车未发之际一举擒获李栋材。福成随即押解栋材乘火车抵太原，山西阎锡山与井岳秀关系密切，故全力相助。李栋材由太原起解后，施以双镣，阎派人节节护送，而井岳秀则令人每天给李栋材身上刺一大针，直至井之镇署榆林。

　　1919年中秋夜，井岳秀令将李栋材缚于镇署西花厅的葡萄架柱上，旁设勿幕灵堂，将李剖腹剜心致祭。李高声叫骂，声不绝口。岳秀杀李后，将其尸拖至校场，剥去其皮，蒙于马鞍上坐骑，以解心头之恨。但是，到底杀井的主凶是何人，仍无定论。此后世事推移，而天下局势无一日安宁，此一桩公案，无暇论及，逐渐为人淡忘了。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想起了这位已历27载旷野荒城，未封正冢的井勿幕先贤。乃经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由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立传，并由国民政府明令褒奖。同时决定择址长安南郊风光秀丽的少陵原清凉寺旁购地12亩，重建陵园。蒋介石为其墓题写了“追赠陆军上将井勿幕先生之墓”的巨型石牌坊。1945年井勿幕忌日这天，时任南京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来陕主持了井勿幕迁葬事宜。

　　井勿幕死后27年得享哀荣，不料井案则又起风波。忽一日，勿幕昔日参谋、同盟会员华孝康具状陕西高等法院，告发杀井主凶为该省府新增委员马凌甫。原来这华孝康多年来暗中搜集井案证据，集结为《井案纪实》一书，秘不示人。那马凌甫曾追随郭坚与祸陕的刘镇华，素为陕人所不齿，故数十年未尝回陕。井勿幕安葬后。华孝康于偶然中得知陕西省政府改组，而新委员中有马凌甫，遂有具状告马之举。诉状言当年郭坚本不同意在兴平召开军事会议，但马凌甫以参谋长职权命郭坚随身副官张拟郭坚字体和名义擅发公函，诱杀井勿幕。华并出具张与当年郭坚随从心腹冯绍芳往来信件，证验其字与郭酷似，以为证据。华极力要求惩办主凶马凌甫，为井申冤。华还将其所录《井案纪实》公之于世。后法院以井案已逾三十年不予受理，但马凌甫因此而声名狼藉，不久弃职而去。井案似因此应有个眉目了，谁料在1946年9月18日，华孝康由户县乘轿车赴西安途中遭人暗杀，又再度使此事更添诸多诡秘。井勿幕被害一案终成了一件难以搞清的历史悬疑。马凌甫解放后才死，他谈及井案总是闪烁其辞，一直坚称为郭坚部营长李栋材所为。但世传马凌甫杀井原因系当年留日学生中，分为咸长（咸宁、长安）和渭北两派。而张凤岁羽、井勿幕则隐然为首。马虽为渭北人却加入咸长派，曾因事为渭北派所殴。马一直认为系井指使，由是怀恨。加之郭坚、马凌甫从小集团利益出发，认为井训戒本部队是排除异己，从而起图井之心。

　　井墓在“文革”期间曾遭彻底毁坏。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前夕，井墓陵园得以重修。井勿幕蒙难60多年后历经三次安葬，终在地下得以安息了。

　　钟楼

　　位于榆林城内大街中心。民国10年(1921)榆林绅士白伯英、郭维藩等在为井岳秀祝寿时倡议建“井公祠”，即在榆林大街原被火焚牌楼的旧址动工，次年落成，取名“长春楼”，后改为钟楼。

　　莲花池公园

　　莲花池公园，位于榆林市新二街西侧(体育场北侧)。清代俗称青草湖，北与文庙拌池相连。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府赵铨引普惠泉水流入，至此，湖池常满。民国7年(1918)春，井岳秀辟湖池从关中引进莲籽种植，并在湖池中建茅亭、架曲折木桥，四周种植柳树，置石桌、石鼓凳、备小船。每年6、7月间，莲花盛开满池，故人们称之为莲花池。

　　于右任题书"崧生公园"和"风归远挹陶长柳，遗爱常留召伯棠"楹联，分刻在大门额上及两侧，以褒奖井岳秀建园功绩。建国后，改称莲花池公园，增建喷泉、假山等。"文革"初，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玩乐场所，池中莲花被挖掉，改成养鱼池，园中设施尽遭破坏。1977年复种莲花。并增建门庭、画廊、花圃温室、八角楼亭、引种花草树木70余种，增加儿童乐园，配置游乐设备。现园占地93．3公顷，并成立莲花池管理所。1998年秋冬至1999春历时149天大旱，池中水干，莲花枯死。后用洒水车拉水屯池，有关方面着手再次引种莲花，恢复莲花胜景。

　　井岳秀

　　井岳秀（1871-1936）西北军的一位奇人，井字嵩生，排行十，人多称“井十”，原籍蒲城井家原，少年时武功高强，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结交江湖游侠，在关中颇有名,早年中过武秀才,是张作霖的拜把子。1905年，受其弟井勿幕（同盟会创始人井勿幕，是陕西最早的同盟会员，孙中山的得力助手）的影响，加入同盟会，并一起创立同盟会陕西支部。他积极活动，先后参加了著名的“蒲案”、“西安起义”等反清运动。辛亥革命胜利，委以工兵独立营营长。1913年9月，首次北上榆林，妥善处理了“神团”反洋教、反产烟苗事件。1916年，升任陕西第三区警备司令，适逢陕北盗匪猖獗，他率部剿灭，沿途灭盗甚多，于同年再次到达榆林。1917年，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他为陕北镇守使，此后一直镇守榆林，几经变更，先后由刘镇华委以骑兵旅长，吴佩孚委以西北路联军总司令。1925年段祺瑞执政府任命为陕西军务帮办。1927年由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驻陕副司令，兼第九路军总司令，后缩编任命为十八师师长。1931年，蒋介石改任为八十六师师长。

　　井岳秀在陕北也办过一些实业，先后筹措创立榆林女子师范学校、榆林职业中学；扩建高等小学、创办《上郡日报》，筹办陕北地方实业银行；鼓励民众合股办工厂。他本人也私设商号，合股经营“裕惠号”，“太原惠记军衣庄”，“榆林惠记工厂”，“神木官碱局”等。1936年农历1月20日，因手枪走火身亡。

　　井岳秀久镇西北，长期镇守榆林，人称“榆林王”。属于西北军中“一字并肩王”的地位。难得的是此人权力欲望不强，并不多扩张势力，杨虎城打不过北洋军的时候他曾经仗义收留，等杨作了十七路军总司令，井却依然是一个八十六师师长，他也恭执部下之礼，毫无骄檩之意。

　　外蒙宣布独立的时候，伊克昭七旗王公在苏联唆使下也准备叛国，井岳秀出兵河套，通过交友、赛马、拜把等方法，终于说服了这些蒙古上层人士，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功不可没。

　　井江——

　　引领昆明一二一数码城走出“差异化”市场

　　园西和赛博的各行其道，并不能证明园西和赛博在昆明电脑城竞争中就能占据有利地位，一二一数码城近期的出色’表现’也证明了其自身所具备的不凡实力。一二一数码城副总经理井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一二一现如今的经营状况一直按照我们预期所制定的目标有序的进行着。目前我们就是采取一种’差异化’的经营路子，所谓的’差异化’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与其他电脑城的操作方式区别开，不走别的电脑城走过的路，我们所要作的就是建立一套适合一二一、属于一二一的经营模式。当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一二一数码城也会考虑向3C或者4C的经营模式靠拢。目前一二一数码城整个经营都是以数码为主，力求成为昆明本土一个相对专业化的电脑卖场。在管理方面，我们有着和赛博实力相当的企划管理队伍，而硬件设施上，一二一同样拥有本土数一数二的物业基础设施。拥有如此完善条件的电脑城如果再走出一条适合其自身条件的’差异化’经营道路，必将使一二一成为未来昆明IT界的一支生力军”。

　　那么，拥有如此实力的一二一数码城又会如何应对将来的发展呢？井江称：“一二一数码城目前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实力。只要我们能在未来的发展中使出更为丰富的炒作方式，保持产品线的齐全，合理的整合产品资源，并对产品消费起到引导作用，提供互动性较强的买卖空间，加强对外宣传力度，必定能使一二一数码城在将来得到更好的发展。

　　井在

　　〔清〕(约公元一六六二年前后在世)字存士，顺天文安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清圣祖康熙初前后在世。登顺治十六年（公元一六五九年）进士。初任平阳司李，精敏独特，决狱多平反。令永安时，除李唐宗与刘尽忠之谋逆。再迁兴县，因事罢归。归后，日以诗文自娱。在著有铁潭诗集六卷，文集二卷，合河署诗集一卷，簏潭集四卷，天文纂要八卷，讲约六谕解一卷，（均清史列传）并行于世。

　　井玉树

　　〔清〕雍正时（一七二三―一七三五）直隶（河北）文安人。字丹木，号柏亭。工八法，精篆、隶。善山水、法沈周，巨幅尤佳。每饮酒半酣，挥洒淋漓，若有神助。有柏亭铁戏印谱。《墨香居画识、广印人传、墨林今话》

提到吴佩孚，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是民国时期直系军阀的首领，巅峰时期官至鲁豫两湖巡阅使、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想选他为傀儡，建立全国性政权，吴佩孚不仅严词拒绝，还多次参加了反日活动。此外，他还是亮相《时代》杂志封面的首位中国人。今天，小编就要来说一件有关于吴佩孚的事情。

1874年4月22日，吴佩孚出生于山东省蓬莱县。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带着他和弟弟艰难度日。懂事的吴佩孚为此努力学习，并于1896年考中了秀才。但随着身份地位的增长，吴佩孚开始接触了一些纨绔子弟，这些人天天带着他吃喝玩乐，吴佩孚因此沾染上吸食大烟的坏毛病。若长此以往，吴佩孚的前途必定会因此毁在自己手里。但之后发生了一件事，让吴佩孚有了很大的转变。

有次，吴佩孚又想去烟馆，但苦于囊中羞涩，不得已他便卖掉了自己母亲的两件衣服，凑了点钱才去了。掌柜的一看是吴佩孚，虽然知道他没什么钱，但毕竟秀才的身份在那摆着，还是将他领进了“雅间”，然而掌柜的瞧得起他的身份，当地的大财主翁钦生可不认他。看到吴佩孚占了自己的地方，直接抬脚就狠狠踢了吴佩孚一脚，并让他滚。灰溜溜回家的吴佩孚咽不下这口气，便叫了当地的一个流氓无赖给自己报仇，这无赖趁着翁钦生给母亲做寿事，带人上门大闹了一场。

翁钦生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的表侄子可是当地的县太爷，县太爷派人查了下去，才知道是吴佩孚出的主意。于是，以“扰乱治安”之名开始通缉吴佩孚，吴佩孚寻仇不成，反被通缉。这下好了，只能逃跑了。后来，吴佩孚逃到了北京当了兵，因其学识渊博，受到了上司曹锟的赏识。日俄战争后不久，曹锟的北洋陆军第三镇被派往吉林省长春驻防，吴佩孚被任命为第三镇一营营长。

有次，吴佩孚正带队巡视，正好碰到一小队土匪在打劫一个商队，急忙上前帮忙。土匪逃跑后，商队的领头人却突然跪到了吴佩孚面前，并连呼“饶命”，还称自己有罪。等到此人抬起头来，吴佩孚才发现，面前的人竟然就是翁钦生。不过，此时的吴佩孚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只想着玩乐的穷秀才。心胸豁达的吴佩孚不仅原谅了翁钦生，还安排他住了下来。翁钦生大感意外，回到家乡之后，便开始宣传吴佩孚的英雄事迹。由此也可以看出，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你如何认为呢？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6岁即入私塾，1896年 22岁时中秀才，后因避祸投军从戎。从淮军聂士成部戈什哈（勤务兵）做起，“凭借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锟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权力，成为一方袅雄。他镇压京汉工人大罢工，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排斥异己，到处调兵遣将，挑起军阀混战；敌视南方革命政权，叫嚣“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扑灭广东之赤化”，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

曹锟贿选总统以及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蜇居东北，图谋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于 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以直系大败，曹锟被俘，吴佩孚逃往南方而结束。此后吴佩孚虽几次试图东山再起，忽而联合冯玉祥、孙传芳与奉军作战，忽而联奉反冯，但在北伐军的攻势下，主力被歼于武汉，最后辗转流落北京。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吴佩孚所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去世。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虽与其他军阀一样，穷兵缴武，镇压革命，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董必武：《日本企图搬新傀儡》）吴佩孚不做汉奸的民族气节，还是应予以肯定的。本文试对吴佩孚拒作汉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讨。

吴佩孚在民族危急关头拒当汉奸，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首先，吴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对孔孟之道极为熟捻。在从幼年到青年的二十余年中，吴佩孚虽曾因父亲病亡中断在私塾的学习，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学业，仍以各种方式坚持自学，为通过科举人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试第 37名考中秀才，虽不能因此说他旧学极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对此确实下过一番功夫。在这点上他与响匪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儒家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强调以及对国人爱国情操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北洋军阀中的“儒将”，吴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礼、义”训练部属；在民族大义上，较之其他军阀，吴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认识。

吴佩孚在军队的训练上，除重视军事教育、操练及军队装备外，还经常以儒家思想训导官兵，要求他们“慕上古之英雄豪杰，诵先哲之训语箴书，善读春秋，力行忠义，方足以致忠邦爱国之志，成谋勇兼施之将”，“为将土道……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间的忠义化身关羽和精忠报国的岳飞，动辄以反帝爱国的面目通电声讨皖系、奉系的卖国行为，一时令人以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将军”。

对自己，吴又提出了“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虽然有人指责他哗众取宠，但在某种程度上。吴佩孚确实实践了他的信条。在用人上，吴佩孚拒用亲属，曾亲自下令，吴姓的“天、手、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现在北洋军阀中还是较为罕见的。

二次直奉大战时，吴佩孚败走天津，在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三面包围下，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拒绝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议。既使在牙疾恶化，面临生命威胁时，吴佩孚仍拒绝到租界就诊，最终死于家中。

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在吴兵败、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这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应有很大的关系。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的家乡蓬莱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里，戚继光的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而为吴取名子玉。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与以戚继光同乡而自豪。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府，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北海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吴佩孚才会以“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回所企愿，愿意听从。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来口答侵华日军的利诱。

从客观情况来讲，身属直系的吴佩孚，素与英美来往密切，与日本则关系冷淡，在日本掠夺中国权益时，数次通电反对；加之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几次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军阀发生混战，彼此积有宿怨。

在与皖系、奉系的斗争中，吴佩孚多次以反对其媚日卖国作为与其开战的借口。1919年，在反对巴黎和约的斗争中，吴佩孚一再发出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约上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约。吴佩孚甚至提出：“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需以相当兵力，作最后之解决”，为推翻皖系政府制造舆论。

1922年，梁士诒政府（奉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大搞亲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赎回被日霸占的胶济铁路。吴借机联合直系将领，通电指责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并指出‘嘶人不去，国不得安”“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间。”

日本侵占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成立后，吴佩孚虽已手无兵权，仍通电声讨，痛斥日本“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吴佩孚以反对亲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与皖系、奉系的争战中也多次吃过日本人的亏，自会与日本保持相当的距离。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以日式优良武器与吴作战，一时占尽优势，给吴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天津日军护卫队也配合皖军，将直军赶离铁路线。只是后来吴佩孚利用天气突变，皖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之机，才在奉军的夹击下击败皖军，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树锋躲入日本使馆。

一次直奉大战时，奉军败走天津，欲从天津撤回关内。直军追人天津后，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义，借口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可驻扎天津，对吴佩孚提出抗议，试图掩护奉军撤退。吴佩孚对此极为不满，曾向美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东京去。

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吉风显作致电吴佩孚，不许直军在撤退时使用当时唯一可用的秦皇岛码头。而奉军南下滦河的前锋就是由日本人率领的黑龙江骑兵大队。对于二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想必吴佩孚也会在日本人身上记上一笔。

虽然日本对吴佩孚也多次试探，一次直奉战争后，派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充当吴的顾问，又以提供军事装备等手段对吴伺机拉拢，但吴对此并不接受。日本占领华北后，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拉吴出山，充当傀儡政府的首脑，并为此而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前后耗资三千万。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岗野增次郎被调入北平，担任‘敬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还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学习大师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企图以旧友、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吴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又被吴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由一口口绝。

总的说来，在英美扶植下发展起来的直系军阀，对日本的态度都较为冷淡。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除个别直系将领，如齐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汉奸外，大部分直系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是抗日爱国的。即使是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汉奸。因此，吴佩孚能够作出不当汉奸的选择与他自身所处派系也不无关联。

除了吴佩孚个人因素外，为防止吴投敌，国共两党也做了大量争取吴佩孚的工作。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吴佩孚，表示对吴的处境“悬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著文，希望吴佩孚能“自全晚节”，“不做日寇的傀儡”；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希望吴佩孚能保持气节，不为日人所用。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吴佩孚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吴佩孚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可谓‘大有作为”，可是他所努力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却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他带来的只是滚滚骂名；而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最后的‘不作汉奸”却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一丝敬意。对于吴佩孚来说，他的不为比有为更加难得，更有价值。

参考资料：

甘泉书院碑记

作者：清王廷赞

原文

己卯之春，西师藏事，因得酬夙愿焉。于是，度地于城南门内左偏，当甘泉涌出处架泮桥，填坑洼，筑基址，鸠工庀材，建堂庑五十余楹，具载碑阴。又为置田六十顷有奇，留生息银一千五百两，城内外苇草湖地四百一十余亩，取其租息，为师生膏火费。……己丑春，地方绅士休余振作之意，亦共捐资置市房七十六间，取其租以助膏火，此又人心鼓舞，咸期完美之一机也。……膏火尚未充裕，今又将舍此而去，实有不慊于心者，因述始末，著于石。并细将田房产业及酌定永远规条镌于碑阴，以俟新尹长才加意扩充，渐臻极备。

——《甘州府志乾隆》卷14，成文出版社，1976。

注释

1、甘泉书院，遗址有三处：（1）南岳衡山甘泉书院（内有《心性图说》碑石）；（2）九华山甘泉书院；（3）甘肃甘泉书院。留下碑记的是位于甘肃省张掖市的甘泉书院。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甘州知府冯祖悦（清代人。清代《山西省志·人物志（上）》有传志）、张掖知县王廷赞创建于南门内街东，以临甘泉，故名。东西长90余丈，南北阔8丈5尺。建大门，讲堂2间，厢房34间及泮池、木桥等。冯自为记。后又建瓦房1座，牌坊2座；院内左翼建三台阁，右翼为爽心亭，游廊9间；南面振兴仓3间；临池栽杨柳400余株。三十二年（1767）又添建五云楼、灌书园、锄经堂，及穿廊园门。三十五年（1770）再建玩书楼6间以藏书；双苇湖亭5间，厢房5间。知县王廷赞捐银1500两，士绅先后捐银1000两，均发商生息以资膏火。又拨有学田6000亩。另园东及城外官地所栽246株杨柳沙枣亦属书院。有《书院公业考》，详载书院产业收支细目。院长庄学和撰《教孝千字文》作为讲义，以教诸生。

补记：明武宗正德年间，张掖创建甘泉书院，这是见于史籍的张掖最早的书院。自从雍正朝放宽开办书院的政策后，张掖的书院教育逐渐发展起来。清代甘州府城内有南华书院、觻（lù）得（汉代县名，在今甘肃省张掖市西北）书院和甘泉书院；东乐有仰止书院（天山书院）、金山书院；山丹有仙堤书院；抚彝厅有蓼泉书院；高台有建康书院。其中，甘泉书院规模最大。清乾隆二年（1737），甘州知府冯祖悦重新开办甘泉书院，但当时规模较小。据《张掖甘泉书院碑记》记载，王廷赞任张掖知县时，“有创建之思，旋改署武威，去未果”。此后，王廷赞复莅任于张掖，“因得酬夙愿焉”。于是，“度地于城南门内左偏，当甘泉涌出处架泮桥，填坑洼，筑基址，鸠工庀材，建堂庑五十余楹”。又在甘泉书院内建三台阁、爽心亭及后院亭榭，“皆节次增置者也”。重修后的甘泉书院，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绿阴森森，书生朗朗。“今春，延太仓王济美为之师，肄业者皆踊跃奋兴，争自濯磨”，从张掖各地来的学生，汇集于此。（参见：http://wwwdoc88com/p-7843319485024html）

2、碑记全称是《张掖甘泉书院碑记》。作者是王廷赞，另有《张掖贡院碑记》。王廷赞（1714-1781），字翼公，号用宾，辽宁葫芦岛人。曾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的父亲王永禄是读书人，曾任盖平县知县。王廷赞出身吏员，由于他勤谨有才干，受到上司器重，才被引荐为官。在甘肃任职三十多年间，他由微末之员，递升为县、州、道的行政长官，最后终于做到甘肃布政使这样的封疆大吏。由于他出身低微，比较了解下情，所以大部分时间为官谨慎，能循理守法，尽职尽责。在甘肃为官三十多年，在平反冤狱、振兴文教、兴修水制、剿匪安民、集军饷等方面，都留下了政绩，但最后因贪污犯罪而被处死。乾隆十二年（1747），王廷赞被引荐为兰州府经历，这是他官吏生涯的开始。经历是一个职掌出纳、文书的小吏，有时也协助上司审理案件。他奉命处理案件，由于秉公执法，许多冤案都得以平反，当时兰州有“打官司，找王经历决断”的说法。从乾隆十九年（1754）开始，王廷赞先后代理张掖、武威、镇原等县知县。他在代理张掖知县任上，突出的政绩是振兴教育。张掖原来没有贡院，读书人赴试多有不便，他在张掖建立贡院。为了给读书人提供学习场所，他又在废弃书院基础上，重新修建了甘泉书院，后来又逐渐增建三台阁、爽心亭及玩书楼、锄经堂等建筑，使书院规模更加宏伟。同时又多方丰富藏书，聘请名师讲学，一时文教蔚然兴起。陕甘总督黄廷桂，非常赏识王廷赞的才干，王廷赞于是被提升为张掖知县。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准噶尔之役起，黄廷桂令王廷赞随军协理军需，使他的才干得以进一步施展。这期间，王廷赞母亲病逝的消息传来，他以军国大事为重，没有向上司提出奔丧的请求，忍着哀痛，正常处理公务，直到战事结束，账目清算完毕，才回中后所祭母。乾隆二十八年（1763），王廷赞代理平凉府盐茶厅同知，执掌地方治安。据其墓表载，这期间，他曾率人马，趁夜出击，将百余名为害乡里的盗匪一网打尽。乾隆四十年（1775）至四十二年（1777）。王廷赞先后任宁夏知府、甘凉道及宁夏道道台。黄河冲积成宁夏平原，地形平坦，是主要的农业区，旧有惠农等灌渠，对发展农业生产曾起过很大作用，但由于年久失修，渠道严重淤塞。王廷赞下车伊始，即以发展生产为首务，奏请朝廷，行宫疏浚河渠。他的建议得到采纳，朝廷批准拨发库银，并授命他负责整个工程。王廷赞从授命之日起，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不辞辛劳，事必躬亲。从水文地质勘测，到排水、清沙、挑淤及运石，处处亲自指点。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河渠工程于乾隆四十二年4月告竣。竣工之日，他的同僚赋诗表示祝贺，一诗中有“三年治水鬓成丝”的句子，可算是他这一时期宦绩的写照。宁夏平原的瘠土碱地，尽变成肥田沃野，这里自有王廷赞倾洒的许多心血。这年的5月，王廷赞因政绩卓著而被提升为甘肃布政使司布政使。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初，鉴于王廷赞在甘肃效力多年，应予褒奖，于是乾隆皇帝诰封其曾祖父、祖父及父为通奉大夫，曾祖母、祖母及母为夫人，此时王廷赞已是66岁高龄的老人。由于看到吏治积弊甚重，又苦于在明争暗斗的官场继续奔命，他萌生了功成身退的想法，他奏请辞官回乡，由于皇上“优旨慰留”，他未能如愿。撒拉族世居甘肃、青海，信奉伊斯兰教。甘肃循化厅伊斯兰教徒马明新，创伊斯兰教新教派，与旧教派相仇杀，死百余人。陕甘总督勒尔谨支出旧教派，镇压新教派，将新教派领袖马明新逮捕，关入省城监狱。于是激起新教派强烈不满，爆发了以苏四十三为首的撒拉族伊斯兰教新教派起义。起义震动了清王朝，乾隆帝下令调集大军追剿。自3月中旬至7月上旬，历时3个多月，新教派终于失败。王廷赞由于守兰州城五昼夜有功，受到乾隆皇帝嘉奖，赐一品顶戴，赏戴花翎，例晋其曾祖父、祖父、父为荣禄大夫，曾祖母、祖母、母为一品夫人，真是光宗耀祖，使王氏满门生辉。就在乾隆皇帝派兵镇压苏四十三起义的过程中，一桩震动全国，牵涉甘肃全省二百多名官员的冒赈浮销贪污大案被揭发了，王廷赞成了这一大案的主犯。甘肃一向有捐监旧例。所谓“捐监”，就是商人、平民捐出一定数量的粮食给官府，取得监生的身份，取得应试入官的资格。由于甘肃自然条件较差，常有灾害发生，若捐监者每人上交粮食几十石，全省筹集几百万石粮食，就可在灾年用来救济灾民，省去由中央调拨救济粮的麻烦，于国于民，俱为有利。由于容易出现弊病，此项措施曾一度取消。到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请求在甘肃重开捐监，得到皇上的批准。乾隆帝在这道谕旨中指出，鉴于“甘肃通省仓储，一时未能足额”，所以规定一律以粮豆收捐，不得折收银两。同时派“能干”的官员王亶望作甘肃布政使，经理此事。严格要求勒尔谨“实心查办，剔除诸弊”。 乾隆四十二年5月，王亶望擢任浙江巡抚，由年已63岁的宁夏道台王廷赞任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在任不到三年，就收到监粮600多万石，约有15万商民纳粮而成为监生。在粮食短缺的甘肃，三年内就有如此多监粮入库，该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大事？但乾隆帝万万没想到，王亶望这位“能事之藩司”所收监粮竟全是写在纸上的数字，他禀中颗粒皆无。原来，王亶望并未按皇上的要求收粮食，而是折收了银两，这些银两也未用来购进粮食赈济灾民，而是被各级大小官员用赈济的名义冒销，最后落入私囊。王廷赞任布政使后，不但未革除弊端，而且向每个捐监的人又加收白银五两，最终酿成杀身之祸。苏四十三聚众起义，乾隆帝派和坤、阿桂赴甘督办。4月，和坤上疏奏报军情，说到进入甘肃即遇雨。阿桂上报应战情况，也多次提到因雨太多，以致延滞用兵。乾隆帝回想到过去甘肃连年奏报干旱，大起疑心，下令阿桂和代理陕甘总督的李侍尧仔细查访办理，据实上奏。阿桂很快就查明，监粮未收粮食，而是折收了银两。乾隆帝闻后，一方面谕令闽浙总督陈辉祖查讯王亶望，另一方面命王亶望在甘肃的继任者王延赞呈报监粮私收实情。6月初，王廷赞供称：到任后，原不许折收银两，因无人报捐，只得仍旧如此办理。又恐各州县有短价勒实粮石之事，故定一名捐监者交粮五十五两的数额。甘肃粮价较贱，此数足敷定额。又因捐生多在省城，将此事改归兰州知府办理。由其收捐，仍将收来之银发给各州县购买粮食，补还仓库，按季申报，道府加结于上。王廷赞此供在于表白折收银两原为不得已，此举不但方便了捐监的人，而且手续健全，但乾隆帝一眼就看出此供隐匿了实情。他6月10日下谕驳斥，并下结论道：“明系官折收于前，又复冒销于后，两边俱得便宜，而百姓仍从中受累。此事情弊甚大，不可不彻底清查”。此后乾隆帝又分别于6月12日、17日两度下谕，分析案件性质为贪污案，而且是集团贪污。表示坚决追究，不会因罚不及众、牵连太多而罢休。下令阿桂、李侍尧会同刑部，审讯原陕甘勒尔谨和布政使王廷赞，命他俩据实供吐。他令阿桂专向王廷赞宣谕：其从前“保全省城，功不可没”。若能将历年通同舞弊之情，逐一据实供明，可以加恩宽宥，以其功抵罪。否则，必自取重罪。后来的事实说明，王廷赞未能“据实供明”，因而也未能得到乾隆帝的最大宽宥。由于乾隆帝态度坚决，阿桂和李侍尧自不敢怠慢，于是整个案情便很快查清。这一案件共揭发出侵盗银两1千两以上的甘肃省、府、州、县官员共102人，确实是“全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有罪”。此案件不仅牵涉人数多，赃银数量大，而且手段恶劣。贪官们不仅吞没监粮，而且大肆**国库帑银。例如，6百多万台的“监粮”既已折收银两，可他们还借口添设新地，冒领建地费用；“监粮”已化为白银入了私囊，他们还以支付运输费的名目领取帑银，仅王廷赞在任两年便领运输费28690余两。对此案要犯，乾隆帝严惩不贷。7月30日、8月18日他两次下谕，做出对要犯的处理决定。命将王亶望立即正法，领勒尔谨自尽，将王廷赞绞监候。到10月，陆续正法者共56名贪官，免死发遣者46人。乾隆帝在7月30日的谕令中，指出王廷赞的罪责，做出惩处决定。他指出，王廷赞以微末之员擢至藩司，接任之时，对王亶望之违法行为，不据实参奏，且效尤作弊，又始终匿饰案，不吐实情。但念及守城微功，免于立决，加恩改为绞监候，秋后处决。王廷赞原本是个忠于职守、循规蹈矩的官吏，本应洁身自好，但他终未能摆脱封建官场贪鄙之风，因而也未能逃脱法制之网。王廷赞终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9月12日（家谱作11日）午时被处绞刑，终年67岁。

另有王廷赞（1847-1927），字子襄，号若谷，晚年自号排云道人。泗水县城关榆园街人。16岁“立志问学”。同治五年（1866）赴兖州初应府试，同治八年（1869）补为廪生。同治十二年（1873），入选拔贡，并名列榜首。光绪二年（1876）中举人。 以后自1877年入京会试，连续6场都名落孙山，“仍为下第人”，直到46岁时的第7场会试中，才考取进士。入仕后，先后在四川平武、长宁、南郡等县任知县，后升为候补知府，任地方官达15年。光绪三十三年（1907），卸任归里，次年寄寓济宁。王廷赞一生多诗作。曾将绝大部分诗作收入《排云诗草》。后又由门人晚辈进一步收集整理， 集成《排云诗集》，于1937年4月石印出版。书前冠以吴佩孚、梁漱溟等人的题词及其门人后辈所写的序言，共收入诗作1500余首。

附录1：

广西省百色市凌云县《云峰书院碑记》

尝思贤哲挺生，固由天地菁华之萃，人才蔚起，尢赖君师乐育之功，□□□□□□，气习殊尔，必须振兴之有术，唯我杨太公祖讳赞绪，仰体□□圣化，俯恤边儒，本无□之深衷，著作人之雅化，特捐廉俸，创建云峰书院，及乎宋太公祖讳淇源，□□□□公项储给师生膏火，自是而后，继任贤候，荣莅斯土，□□□□□□□，勋等肄业其中，相聚而言曰：云峰书院为鼓舞人文之区。

文昌帝君，实司衡人文之柄，盛德□□宇宙，大业偏洽儒林，吾侪素存景仰之心，□□□□□□□，敬塑帝像，用效趋跄，二月初三恭逢。

帝诞甚喜，献□有日，□忭颂祝无疆，更相联名，聚成胜会，凑得银。□□□□，以供祀祭，□明德昭格降福，孔皆敬业乐群，若启若翼，成人□□□□科甲联元，爰颜会名曰连元会，是为记。

儒学教授：谢琏、李嗣勋、陈仪、梁元珣

绅士：林应用、岑鸿业、曾学高、林连元、岑树淳、李盛枝、朱上瑛、岑鸿爵 岑文济、林应翰、岑廷元、岑鸿章、岑鸿逵、杨延星、罗国佐、岑文渊 李世英、林森华、梁上材、岑文瑛、岑鸿烈、梁成德、刘绍俊、覃超元、李 隆、潘其仁、林森美、李方成、唐世杰、李元章、屈必伸、李登荣 刘廷翰、朱景昭、雷再溥、刘朝俊、吴世绩、黄元都、蒙 全、黄志道。

乾隆三十九年岁次甲午仲春月立

（注：碑记全文如上，原文无标点，□代表看不清的字。在凌云县博物馆门前的碑廊里，遗存有一块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古石碑，碑高135厘米、宽64厘米、厚10厘米，碑上的部分文字已模糊不清。碑记的内容是：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谢琏、李嗣勋等4位儒学教授，林应用、岑鸿业、曾学高、林连元等40位绅士，在云峰书院里设立“文昌帝君”的塑像，以供祀祭，并组建“连元会”，祈求教育事业越来越兴盛。）

附录2：

衡山甘泉书院内《心性图说》碑石文

性者，天地万物一体者也。浑然宇宙，其气同也。心也者，体天地万物而不遗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谷焉，具生意而未发，未发故浑然而不可见。及其发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萌焉，仁义礼智自此焉始分矣，故谓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发见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惧慎独以养其中也。中立而和发焉，万事万化自此焉，达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归之者耳。终之敬者，即始之敬而不息焉者也。曰：“何以小圈？”曰“心无所不贯也。”“何以大圈？”曰：“心无所不包也。”包与贯，实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天地万物之外，而贯夫天地万物之中者也。中外非二也。天地无内外，心亦无内外，极言之耳矣。故谓内为本心，而外天地万物以为心者，小之为心也甚矣。

于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二十八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

寻根溯源 于姓起源有四：1、周武王之子封于于阝而起源。据《广韵》所载，西周初年，周武王封第二子（有说第三子）于于阝（故城在今河南沁阳西北于阝台镇），称于阝叔，子孙以国为氏，后改于阝为于。②出自古复姓淳于氏。唐宪宗名李纯为避讳，淳于氏改为于姓，宋代时，有恢复本姓的，也有一部沿袭未改。③北魏时的万忸于氏恢复本姓于。据《路史》所载，鲜卑族的万忸于氏原为山东于姓人，后随鲜卑改之，孝文帝汉化改革，又复于姓。④赐姓或少数民族改于姓而来。如明朝时赐元人巴延达哩姓于名忠，清八旗尼玛哈氏改于姓，又有如达斡尔、鄂伦春、土、回、高丽等有改于姓者。

得姓始祖 于叔。为周武王姬发之次子（一说第三子），武王灭商后，大举分封诸侯，他把于阝国分封给于叔，起初于叔为于阝叔，其名得于封地。后来于阝国的子孙就以国为氏，有的姓了于阝，后来干脆去掉邑旁姓于，称为于姓，史称于姓正宗，是为河南于氏，后世于姓尊于叔为于姓的得姓始祖。繁衍播迁河南沁阳县北部一带，是古于阝国所在地，当然也是于姓的发祥地。在于阝国灭亡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于姓基本上都生活在今河南省境，播迁基本是以河南境内为主，如方城、午汤、许昌、伏牛山等地。秦汉时期，于姓人开始以河南为中心缓慢向周边播迁，北迁山西、河北、东迁安徽、山东，西迁陕西、甘肃，此期于姓主要是以我国北方的中原地区为繁衍播迁的中心，并形成三大郡望，即河南、东海、河内，由此，东迁入山东的于姓也开始兴旺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军阀纷争割据，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于姓人跟随着逃难大军，大举南迁于东南广大地区，五胡乱华，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而战争又使中原地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为躲避战乱，处于河南南部的于姓则就近南下湖北，后辗转于四川、湖南。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统一，战乱减少，也由于国人根深蒂固的恋家思想，于姓迁徙有等于无，却繁衍昌盛起来，于姓相继在北方形成了几处大的望族。北宋末年，金兵攻陷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并掳走徽、钦二宗，有于姓人随往黑龙江。南宋后期，于姓开始由浙入闽，由闽入粤。元末农民起义军四起，社会动荡不安，江南人口锐减，由于山西表里山河的特殊优越位置，所受影响不大，朱明王朝建立，迁山西人于人口萧条处，则山西于姓也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其分别迁山东、河南、河北、陕西、江苏等地。此前有河南于姓迁顺天府（今北京市）（据《于氏宗谱》所载）。清代，河南、河北，尤以山东的于姓人为多，闯关东谋生并定居。至此于姓人已遍布天下。�如今，于姓分布以山东省为多，约占全国汉族于姓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其次黑龙江、辽宁、吉林、湖南、陕西等省亦多此姓，上述六省于姓约占全国汉族于姓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

郡望堂号 于姓在长期的繁衍播迁过程中，形成的郡望如下：1、河南郡，治所在雒阳（今河南洛阳），此支于氏，大概为于姓始祖于阝叔的直系后裔；2、东海郡，治所在郯（今山东郯城北），此支于氏，应为春秋战国于泰之后及北魏鲜卑复姓万忸于氏改汉字单姓于氏的后裔；3、河内郡，治所在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此支于氏，亦为于阝叔的直系后裔。

堂号：“东海”、“忠肃”等。

宗族特征 1、姓族人多志士能臣。如写“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以诗言志，诗如其人。2、历史上，于姓是我国一个比较典型的北方姓氏。3、字行辈份排列有序。据清光绪二十六年于炳坤修《于氏族谱》，江苏江都于姓一支字行为：“谦恭孝友，仲福正常。”

名人精粹 于公：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西南），以善于决狱而成名，他所洗雪的“东海孝妇”一案，更是千古美谈。其子定国、孙永皆封侯。于定国：东海郯县人，汉初丞相，少学法于父，后为狱吏，宣帝时，任廷尉，决疑平法，后为丞相，被封为西平侯。于吉：琅邪（今山东胶南县）人，东汉时方士，为孙策所杀，有《太平清领书》传世。于禁：泰山巨平（今山东泰安南）人，三国时魏名将，因征战有功，封益寿亭侯，后被水淹七军，为关羽所掳，释放后，羞愧而死。于志宁：京兆高陵（今属陕西）人，贞观中为太子右庶子，高宗时拜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并封燕国公，以华州刺史致仕。于休烈：唐代洛阳人，开元初举进士，累官至积贤殿学士。性恭俭仁爱。礼贤下士。于氵贲：唐代晚期诗人，虽不为时人所重，但却具有显著现实主义创作特色，艺术上虽不够锤炼，但质朴无华，明快直切。《全唐诗》收其诗四十五首。于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朝兵部尚书，土木堡事变，明英宗被俘，也先挟英宗南下，他拥立景帝稳固人心，大败也先，取得北京保卫战大捷。后英宗发动“夺门之变”而复位，于谦被斩，这是历史上的一桩冤案，有《于忠肃集》。于慎行：山东东阿人，明代文学家，曾任礼部尚书，其学有原委，贯穿百家，诗文弘丽，一时推为大手笔，有《读史漫录》、《谷城山馆诗文集》。于成龙：山西永宁（今属交口）人，清代廉吏，其为官清廉，爱民如子，重视教育，兴修学校，康熙赞其“天下廉吏第一”，官至两江总督。于准：清山西永安人，官至江苏巡抚。于敏中：清江苏金坛人，进士及第，后为军机大臣。于右任：陕西三原人，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历任审计院院长、政府委员、监察院院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又是著名书法家、诗人，善草书，一九六四年病逝于台湾，有《右任文存》、《右任诗存》行世。于学忠：山东篷莱人，早年为吴佩孚之干将，后离吴投张，转入奉系，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保卫战，是张学良被软禁后奉系的重要将领。

　　于（Yú）姓源出有四：

　　1、出自姬姓，为周武王姬发的后代，以国名为氏。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周武王克商后，大举分封诸侯，其第二个儿子邘叔被封在邘国。据《广韵》所载，西周初年，周武王封第二子（有说第三子）于邘（故城在今河南省沁阳西北于邘邰镇），称于邘叔。后来，于邘叔的子孙就以国名为氏，有的姓了邘；有的则去邑旁姓于，是为河南于氏，史称于姓正宗。

　　2、出自古复姓淳于氏，为唐代时避讳宪宗李纯所改单姓于氏。据《古今姓氏书辩证》等所载，淳于公子孙，以国名为姓，称为淳于氏。唐贞观年间所定皇族七姓，有淳于氏。至唐宪宗李纯时，为避讳（“纯”“淳”同音），复姓淳于氏改为单姓于氏。到了宋代，又有部分于姓恢复淳于姓，也有一部沿袭未改的，形成此支于氏。

　　3、出自北魏时的万忸于氏，为孝文帝汉化改革时，恢复本姓于。据《路史》所载，鲜卑族的万忸于氏原为山东于姓人，后随鲜卑改之，孝文帝汉化改革，又复于姓。这一支于氏虽然是从鲜卑族的万忸于氏所改，一向也被当作外来的姓氏看待，但在实际上，他们仍然是汉族于姓的后代，只是在汉代之时，有一位名为于公的后代，随着拓跋氏离开了中原，并且为了适存于鲜卑族而改姓为万忸于氏，等到后来鲜卑族的拓跋珪在我国北方建立了北魏，才又“重回娘家”，复姓为于而已。居住在北方的于姓之人，多为这一分支。

　　4、出自赐姓或少数民族改于姓而来：

　　① 明朝时赐元人巴延达哩姓于名忠，清朝时，南方的部分尼玛哈氏改于姓。

　　② 又有达斡尔、鄂伦春、土、回、高丽等小数民族有改于姓者。

　　得姓始祖

　　于邘叔。为周武王姬发之次子（一说第三子），武王灭商后，大举分封诸侯，他把于邘国分封给于叔，起初于叔为于邘叔，其名得于封地。后来于邘国的子孙就以国为氏，有的姓了于邘，后来干脆去掉邑旁姓于，称为于姓，史称于姓正宗，是为河南于氏，后世于姓尊于叔为于姓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繁衍播迁河南泌阳县北部一带，是古于邘国所在地，当然也是于姓的发祥地。在于邘国灭亡后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于姓基本上都生活在今河南省境，播迁基本是以河南境内为主，如方城、午汤、许昌、伏牛山等地。秦汉时期，于姓人开始以河南为中心缓慢向周边播迁，北迁山西、河北、东迁安徽、山东，西迁陕西、甘肃，此期于姓主要是以我国北方的中原地区为繁衍播迁的中心，并形成三大郡望，即河南、东海、河内，由此，东迁入山东的于姓也开始兴旺起来。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军阀纷争割据，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状，于姓人跟随着逃难大军，大举南迁于东南广大地区，五胡乱华，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而战争又使中原地区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为躲避战乱，处于河南南部的于姓则就近南下湖北，后辗转于四川、湖南。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统一，战乱减少，也由于国人根深蒂固的恋家思想，于姓迁徙有等于无，却繁衍昌盛起来，于姓相继在北方形成了几处大的望族。北宋末年，金兵攻陷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并掳走徽、钦二宗，有于姓人随往黑龙江。南宋后期，于姓开始由浙入闽，由闽入粤。元末农民起义军四起，社会动荡不安，江南人口锐减，由于山西表里山河的特殊优越位置，所受影响不大，朱明王朝建立，迁山西人于人口萧条处，则山西于姓也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其分别迁山东、河南、河北、陕西、江苏等地。此前有河南于姓迁顺天府（今北京市）（据《于氏宗谱》所载）。清代，河南、河北，尤以山东的于姓人为多，闯关东谋生并定居。至此于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