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相关书籍相当多。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南宋著名史学家郑樵的《通志·氏族略》。还有《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等等。宋末元初的硕儒王应麟 ,撰写了 《姓氏急就篇》

我国古代谱牒姓氏之学发达，（"谱牒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家谱、族谱的学科。"家谱"是以表谱的形式记载家族世系繁衍和本族人员事迹的图书体裁。）相关书籍相当多。关于中国谱牒的产生过程，根据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和研究状况，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小的阶段，即商代（公元前1500-1000年）的萌芽阶段与西周（公元前1000-800年）的形成阶段。商代已有一些简单的世系表，是家谱的雏型。较为完备、成熟的谱牒形成于西周。司马迁说的《谱牒》、《牒记》都是周以后的东西。到春秋时，谱牒相当盛行了，不过由于这种东西并非专门著作，小能强大雅之堂，传到今天的连一种也没有。

南宋著名史学家莆田人郑樵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成书。《通志》为通史性的志书，共200卷，其中第一略《氏族略》为考辨、论述姓氏的专著，共收录姓氏2255个。

此外，郑樵还著有《氏族志》、《氏族源》及《氏族韵》等相关的姓氏学专著，是我国姓氏学研究中承前启后的著名学者。

《古今姓氏书辩正》40卷，邓名世撰，其子椿裒次之。此书搜集宋及宋以前历代姓氏文献，对当时所能见到的姓氏的起源、郡望、名人、流布作了或详或略的考证，为后人研究姓氏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堪称宋代姓氏学研究集大成之作，是我国古代姓氏谱牒学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邓名世因不满前人以及当时姓氏研究大多停留在记录姓氏的现状，而是以考证姓氏文献的真伪为己任，希望能清理以往姓氏研究的成果，在学术上有所创新。他从考辨以往姓氏书之误入手，以修撰一部古今姓氏全书为撰著宗旨，因此"长于辩论"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辩证》问世以后，颇为同时代学者所重，也对后世的姓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熹《朱子语类》称赞邓名世"世学甚博，姓氏一部，考证甚详，盖不虚也"，王应麟《姓氏急就篇》、《困学纪闻》等多引据邓著。清乾隆年间纂修《续通志》，其《氏族略》一篇更是多据《辩证》以补充之。在现存的姓氏谱牒文献中，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辩证》与《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鼎足而立，有着重要的地位。

《元和姓纂》是中国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原本10卷，今有10卷本、18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812)成书。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公元200-300年）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显示自己家族的身份。如：《荀氏家传》、《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这就是家谱了。如：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杂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掌（《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公元250-300年）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士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公元400-500年）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公元350-550年）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士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唐代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高士廉等修<氏族志>。高宗时修《姓氏录》。

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

顾姓得姓始祖：顾摇。

为越王勾践七代孙。上古时代，大禹死后葬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夏帝少康后来把庶子无余封在会稽主持禹的祭祀，并在该地建立了越国。春秋末年时，越国常与吴国发生战争，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灭掉越国，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刻苦图强，最终战胜吴国并成为霸主。经秦至汉，下传勾践七世孙摇，摇曾担任过分布在今福建北部和浙江南部地区的闽越首领，因助汉灭项羽有功，于汉惠帝三年受封为东海王。后来摇封自己的儿子为顾余侯，子孙留居会稽，其支庶子孙以封爵为氏，称顾姓。他们尊顾摇为顾姓的得姓始祖。

顾姓姓氏渊源：

1、出自己姓，为夏朝时昆吾氏之后，以国名为氏。

据史籍《元和姓纂》和《唐书·宰相世系表》等记载，相传帝颛顼有曾孙子叫吴回，在帝喾时为火正祝融黎之弟，也为祝融。吴回的儿子陆终娶鬼方氏的女儿女嬇为妻，生有六个儿子，其中大儿子名樊，赐己姓，封在昆吾国(在今河南许昌东)，后代便是昆吾氏。夏朝时昆吾氏有子孙被封于顾国(今河南范县)，世称顾伯，是夏的重要同盟国之一。

夏朝末年，由于顾国支持夏，曾经遭受过商汤的沉重打击，史籍《诗经商颂长发》中说：“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夏末顾国被商汤攻灭，散居各地的顾伯子孙便以国为氏，称顾氏。

商代的东方诸侯国中有顾国，可能是夏代顾国的后代，也有可能是商朝重新册封，其子孙以国名为氏，成为最早的顾姓。殷墟甲骨卜辞在记载商代后期征伐强敌“人(夷)方”时曾经多次提及顾(写作雇)国(也可能是地名)，其中一片说“王征人方，在雇(顾)”。由于人方在今天山东和苏北的沿海地区，顾国显然应该位于今天河南商文化核心地区到东部沿海地区之间。唐朝《元和郡县志》、宋代《太平寰宇记》和某些早期顾氏家谱都记载这个顾国，地望在今天山东范县东近三十里的顾城，考虑到著名的东周历史文献《左传，哀公二十一年)记载鲁哀公与齐侯、邾子在顾地会盟，齐、鲁、邾三国都位于今天山东地区。

2、出自姒姓，为越王勾践的后裔顾余侯之后代，以祖上封号为氏。

据史籍《名贤氏族言行类稿》、《顾氏谱》等记载，相传，大禹死后葬于会稽，他的儿子启在山上建立宗庙祭祀他。夏帝少康后来又把庶子无余封在会稽主持禹的祭祀，并建立越国，建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后人以国名命氏，称为越氏。春秋末年，越国常与吴国交战，公元前494年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后终于公元前473年攻灭吴国，并向北扩展，成为霸主。战国时公元前306年为楚所灭。经秦至汉，传至勾践的七世孙摇，曾担任过分布在今福建省北部和浙江省南部地区的闽越族首领，因助刘邦灭项羽有功，受封为东海王，因都城在东瓯，俗号东瓯王。后来封自己的儿子为顾余侯，子孙留居会稽，其支庶子孙以其封号的第一字为姓，称为顾氏。史称顾姓正宗。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在我国的东南长江三角洲地区曾经出现过极为灿烂的原始文化，被考古学家称作“良渚文化”的族群曾经是这里的主宰，今天在博物馆里还可以看到他们留下的历史痕迹——精美绘纹陶器、灵巧的工具，尤其是著名的玉器。据信他们还是我国最早的水稻种植者、丝织工艺师、漆匠和杰出的航海家，并且开始已经步人文明的门槛。

大约四千年前，可能由于自然灾变，这支文明随其主人神秘消失了；加上地缘劣势——中原居于各大文明区的十字路口，各种先进文化在这里竞争、交汇，而长江中下游当时的气候相当于今天的珠江三角洲，炎热潮湿，丛林河沼密布，不利开发，所以在以后的数百年里，这一地区逐渐落后于中原。

春秋战国，这一带相继兴起了强大的诸侯国吴、越、楚，尽管国力强盛，尤其是其剽悍善战的军队和精良的金属冶炼技术屡屡令中原各国丧胆，但惨烈的争霸战争过后，成为华夏族群以外文明进程较晚的越人诸部的家园。战国时期，在越王无疆时，楚国的力量非常强盛，成为中国最强大的诸侯国，于是就消灭了勾践后代的越国。越王无疆之子无壬在劫余之后被迫率部众南迁到楚国力不能及的今天福建一带，自立为东瓯国王，其君统一直维系到秦始皇时代。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在帝国境内以郡县替代分封。由于受到强大的秦王朝的压力，东越的首领安朱被迫臣服秦，东瓯国变为秦的闽中郡，安朱也就成为秦帝国的闽中郡守。秦末大乱，这支越人在首领驺摇领导下加入楚汉战争。据史籍《史记孝惠本纪》记载，驺摇和另一位叫无诸的闽越王举族投奔了原秦鄱阳令吴芮，参与打击项羽的军事活动，为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立下汗马功劳。因其战功，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册封安朱之子摇为东海王，都城在东瓯，所以又叫东瓯王。父亲称王，儿孙们封侯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东海王摇的一位庶子(非正妻所生)由于受封于顾邑，号为“顾余侯”，其后代世以顾为氏，因此顾余侯就被认为是顾姓的得姓之祖。顾余侯就是(南方)顾姓的始祖。

3、出自少数民族改姓。

满族：据《清通志氏族略》记载，清礼部尚书顾八代，“本姓伊尔根觉罗氏，自顾八代始，子孙以顾为氏”。

锡伯族：郭尔佳氏(亦作顾尔佳氏)，改汉姓为顾。

裕固族：出于本姓顾勒都斯、顾令氏，都是取第一个字谐音而改宗顾姓。

今蒙古、壮、回等民族均有顾姓。

       张良是秦末汉初谋士、大臣，祖先五代相韩。秦灭韩后，他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未中。逃亡至下邳时遇黄石公，得《太公兵法》，深明韬略，足智多谋。秦末农民战争中，聚众归刘邦，为其主要“智囊”。楚汉战争中，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结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为刘邦完成统一大业奠定坚实基础，刘邦称他“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这一名句，也随着张良的机智谋划、文韬武略而流传百世。汉朝建立时封留侯，后功成身退，千古流芳。张良在惠帝六年病卒，谥号文成侯。

　　张良向刘邦提出的“聚集三王，方可与霸王一战”的计策，成功帮助刘邦击败了楚汉战争中最强劲的对手西楚霸王项羽。足智多谋的张良为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关于张良的籍贯，史学界说法不一。《史记》只称“其先韩人也”，韩《后汉书》则说：“张良出于城父”，因而，留下了后遗症。目前，河南新郑、禹州、郏县，安徽亳县等都认为张良是当地人，造成很大的混乱。

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都详细记载了他的业绩，并说他的先祖是战国时的韩国人。然而却未明确书写他的家乡故里。历代文人学者因他曾经游历下邳而认为他是下邳人；有人以为他曾经封为留侯认为是陈留人；有人还以历代传说他出于城父认为 他是今安徽亳城或今河南宝丰人，以至众说绘纭，莫衷一是。

　　张良的故里究竟在哪里，笔者经过详细考证和实地考察后确认：张良是汉初襄陵龟山张相，即今山西省襄汾县陶寺乡张相村人。

　　近日，郑州的一些专家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认为张良应该是新郑人。他们的根据主要有三点：其一，《史记》为证。《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厘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父平卒。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其二，《汉书》为证。《汉书》记载：“良祖开地相韩41年，父平相韩46年，共连续相韩87年，其家当在韩都。”其三，良父卒，良年少，其出生地当在韩都。韩灭时，张良仅家童就有300人，这样的大家族也只能在韩都才有。

　　根据以上三点，可以推断，张良出生和青少年时代均在韩都，所以，张良只能是韩都人，也就是新郑人。说张良是禹州人不足为信。

　　张良先祖原为韩国颖川郡贵族其祖三代为韩丞相本姓韩。秦灭韩后，他图谋恢复韩国，结交刺客，在古博浪沙（在河南原阳东南）狙击秦始皇未遂，逃亡至下邳（今江苏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秦末农民起义中，率部投奔刘邦，不久游说项梁立韩贵族成为韩王，为韩申徒。以韩申徒之职率军协助平定关中，刘邦西入武关后，在峣下用计破敌；鸿门宴上帮助刘邦脱离险境；灞上分封时“为汉王请汉中地”。后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复归刘邦，为其重要谋士。楚汉战争期间，“长计谋平天下”，都为刘邦所采纳，提出不立六国后代，联合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策略，又主张追击项羽，歼灭楚军。汉朝建立，封留侯。见刘邦封故旧亲近，诛旧日私怨，力谏刘邦封夙怨雍齿，释疑群臣。刘邦曾赞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外，子房功也”。传见《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张良传》。

　　史书中出生地的记载索隐：良既历代相韩，故知其先韩人。顾氏按：《后汉书》云“张良出于城父”，正义：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郏城县东三十里，韩也。”　史书对他的身世交代很不清晰，只知他是韩国人，祖父和父亲都是韩国的相国。而其生年不详，只说韩被秦灭时（公元前230年）他尚在年少，未曾在韩国做官。而他的父亲死在韩悼惠王（桓惠王）23年，也就是公元前250年。也就是说最迟在这一年他已出生了。古人以未“而立”为年少，所以可以想见韩国被灭之时张良应是二十几岁而不到三十岁的青年。而张良卒于高帝崩后八年，所以应当为公元前187年，享年64至70岁左右。

　　春秋时楚太子建始建城父，而后楚国在此被晋国击败，重新为郑国属地，楚国后来就将陈地的夷改为城父。战国时期两个城父并存，西城父（汉时更名为父城）属韩国，即今河南平顶山宝丰县东部及郏县东南部一带，东城父（此名沿用）属楚国，在今安徽阜阳颍上县一带。所以张良的故乡应为颍川郡城父，而非泗水郡城父。颍川城父，即汉之父城县，城在今宝丰县李庄乡古城村。然而，当时父城制下地域广阔，张良故里如不在当时的县城，则具体位置已不可考。

　　张良离开家时仅二十余岁，后长期展转各地。汉建立后，被封为留侯，而留位于今江苏省沛县东南的微山湖湖区内，这里是张良初遇汉高祖之地。死后，他的儿子张不疑继任留侯。《史记》云：“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公元前176年）坐不敬，国除。”此时，失去爵位的张不疑会不会带领家族回到故里，即使他要回去，能不能找到故里，已成为历史疑案。

姓源、初祖、始祖、远年世系和联宗合谱 楼主

清代以前，人们编写家谱，叙述家族历史，往往讲述家族姓氏的由来，所以谱书多有得姓源流的内容，而且一追溯就追到黄帝、帝王、名臣、圣人、贤人那里，就以后世尊为楷模的欧阳修和苏洵分别制作的家谱讲，都有姓源的内容，分别推到越王勾践和祝融氏。清人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多数人认为写姓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有人提出异议。《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家族修谱，不讲姓源，纪昀说，汉将军纪成与晋司徒纪瞻不是一系，纪少瑜是吴姓，与中原纪氏无涉，因此纪姓之人虽都姓纪，但不是出于一个祖宗，是所谓“流合源殊”，因此修谱“不述姓源，慎也”。道光间江苏海门王氏修谱，处家馆的施桢为作序文，发表了王氏姓源非一的见解。他说，一般人认为王氏有三个地望，为太原、琅琊，系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另一为京兆，出信陵君，是以这三望之王均被说成是姬姓后裔，然而几乎同时还有吴国王犯、晋国王良、秦国王稽、齐国王驩，难道都出于姬氏？表示相当程度的怀疑。他又含蓄地批评儒家大贤韩愈，说韩愈写王仲舒神道碑，将所有王氏视作三者后裔，这是应当斟酌的。据此，他不主张写作姓源，及为此制作图谱：“总之，世系在千百载以前，代远难稽，作谱者但略着其梗概，以示数典不忘祖足矣，不当扭合为图，丛生纰缪”。他主要批评姓源不实，以帝王为荣而误认祖先。创修于光绪四年（1878）、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的甘肃《武威段氏族谱》，就段氏姓源问题，在《凡例》上说，有的人说段氏是共叔段之后，有的说是老子李聃遗胤，还有说是战国时魏人段干木的后裔，“诸说纷纭，莫衷一是”，何况“古今姓氏之学，不足征信也久矣”，所以不必考姓源，“以免附会”。看来不写姓源的主要是两个原因，即姓氏可能是多元的，而流传久远，资料有限，一个家族很难考证清楚；考辨不清，强作附会，仍是不明祖宗是谁，倒贻笑大方。

反对在家谱中考证姓源的，在修谱人中是少数，多数人还是视为大事，以为非写不可。雍乾时期官员曹一士讲修谱有二“道”，一是“慎而谱之”，凡是不知道的事情就不写，以免附会疑误；二是“考姓氏，溯时代，由我之从生以及乎初生，毋敢有率略放佚焉，此追而谱之也”。主张考论姓氏源流、始生之祖（初祖），只是在做法上采取谨慎态度，阙疑存信。乾隆十一年（1746）江苏盐城李氏修谱，李成章序云：“窃怪今之为谱者，不慎考其所自始，详细其所自生，每排张其门地，影响附会，冒不可知之祖而尸祝焉，殂豆焉”。他批评人们将精力放在附会冒认上，而不下力气考证姓氏源流和始祖，可知他希望弄清姓源。咸丰间广东南海朱次琦修谱，强调学习纪昀谱法，但在姓源问题上看法相左，他说“姓氏源流，不可不考”，纪氏家谱为慎重而不写源流，不符合古人谱法义理。他叙述姓源的理由不外两条：不述姓源，是数典忘祖；记述是继承古人谱法传统。

纪昀谱法为许多人所尊重模仿，朱次琦谱法晚出，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他们在写不写姓源问题上的争论，反映清人修谱在族姓源流、初祖、始祖问题方面遇到难以处理的实际问题：不写不好，写则很难弄得清，为免出谬误，还是不写为好，这是不得已做法；也知道难写，故取慎重态度，但应竭力而为之。两种态度，两种做法。这都要表示谨慎从事，愿望都是不忘本根，不犯数典忘祖的误失。

关于家族的远年世系，许多族谱有著录，对于其真实性，怀疑者、批评者实在不少。康雍之世的李绂为江西南丰傅氏族谱作序，见谱上列有自商代传说开始的六十三代人的世系表，因而说“世次详明若此，岂别有所据耶”？明着说不知其制表的材料来源，实际露出怀疑其真实性的态度。又给江西新建赵氏作谱序，指出前此的赵氏谱书，所记述的始迁祖赵抃事迹，与苏轼所写的神道碑不合，家谱上载有朱熹的序言，可是《朱子大全》上并没有此文，这都是误失，靠这次修谱改正过来了。为李绂所赏识的全祖望讲到浙江鄞县西厢董氏族谱的世系表，在明初以来的人员准确，而在这以前的，与正史和志书皆对不上茬，真是“漫无依据，任心附会”，因而询问董氏修谱人，回答说是抄录的旧谱，对此也有怀疑，但是先人的东西不敢改，并表示愿意做得精确，于是全祖望为之作出改订。纪昀修谱不讲姓源，但作世系源流，“谱首上溯始祖，而中间六世，阙所不知”。制作远年世系，然而极其谨慎，不清楚的人物就不作纪录。特别指出，谱系人物，“但存其可考，无牵合附会剿说氏族之书，以贻君子之讥者，是皆可作谱者法”，告诫人们不要抄袭姓氏、谱牒之书的成说，以免牵强附会，给他人提供说笑的资料。开启近世经世文编之作的陆燿 对此更其严格，批评欠缺严肃的家谱，“世次统系，冒滥相沿，甚者至引远代君王将相为始祖”，接着指明汉末以来江左著姓陆氏、顾氏后人的一些家谱世系不实的情形，说陆氏的各个支派，“世历千年，屡经变革，承传次第，安保无不可深信之处”？而所寓目的几种顾氏族谱，“大抵非两汉六朝显荣赫奕之人，耻以为祖”。他为避免陆、顾二氏修谱所出现的远年世系不确的弊病，所作之谱是十一世以来的“近谱”，十一世以前不予著录。安徽泾县包世臣的家族自称是俗传“包青天”包拯的后人，谓其祖先包辉是包拯第四子的孙子，赠封吏部尚书，包世臣对此颇有疑问，因为他查阅史书，知道包拯只传一子，哪里来第四个儿子？包辉赠封的事，显然是后人依据明朝的制度推测的，不足为据。批评族人世代相传的讹传，具有相当的勇气。道光元年（1821）江苏海门王氏纂谱，对老谱卷首的两个世系图，“考信无征”，然而先人留下的，又不便取消，只好写个跋语，使族人知其不实的情况。光绪末年，安徽祁门程氏纂辑家谱，发现明朝中叶自徽州迁出的程敏政所著程氏统宗世谱，将善和程氏仁山门下增添二代，后人不察，历次修谱，仍因其旧，至此次编纂，发现他的错误，予以改正，并在《世系谱图》附载程敏政的世系图，以及专门的辩驳文章。

关于远年世系的讨论，要点大致在下述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勉强作远年世系，意图尊重祖先而实际上是误认祖宗。如李兆洛所说，“有谱而其世系乃益不明”，反而制造了混乱。全祖望说得更深刻：“夫数典而忘祖，不可为也；攀援华胄而无祖，尤不可为也”。忘祖不好，诬祖更坏。第二是不要迷信老谱，以为前人所作，照抄过来就行，或者明知有误，但因系祖宗所传，不敢改动，这就是纪昀及道光元年海门王氏、光绪末年祁门程氏纂谱者所指出的，应从实际出发作出更正。第三个是详近略远，与己身较近，知道确切的就书写，远年不清楚的就从略，即世系从可知之世开始写，系谱就准确了，所以恽敬说：“夫以远为不尽信，以近为可信，则谱信矣”。第四是采取阙疑的态度和办法，世系中传疑的人物宁可不记载，而不将疑似的收录进去。

关于联宗合谱，谨慎者严格认定同宗，趋利者冒认求合，辨别不清者分合无常，实出无奈。同治间编著的江西《萍乡县志》，说当地人重视谱系，经常纂修家谱，对于“同姓异宗，必严辨之”，意即在同宗的情形下才能联合修谱。河间纪昀家族所在地，还有北杨村、小河、王家庄的纪姓，与纪昀家族仅仅是同姓，并不同宗，纪昀修谱，特在谱名上冠以“景城”地望，表示与北杨村等地的纪氏不是一个家族，自然更不会联合修谱。乾隆间江苏武进的奔牛、辋川里两个姚姓家族联合修谱，到道光间，奔牛姚氏续谱，找辋川里姚氏合修，辋川里的姚煦信等人经过细心考订，得知这两家人所尊奉的始祖并非一人，也即并不同宗，拒绝合作，并自行编纂辋川里姚氏宗谱，这种求实态度得到名流的称赞，为之作序，其他“乡先

辈见者，谓敦本睦族，崇实黜华，焕焉炳焉，洵家藏之至宝矣”。可见明辨宗派，为有识者所特加留意。

从现有资料看，奔牛姚氏道光间仍欲与辋川里姚氏合谱，倒并非有意作伪，而是辨别不清是否真正同宗，但是有些家族则是明知故犯了。如同李兆洛所批评的：“攀援华胄，合宗联谱，以为夸耀，诬祖忘本，抑又甚焉。”这是微寒之族，攀附望族，以图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江苏嘉定、宝山的黄氏都出了名人，道光间崇海的黄氏修谱，找到嘉定黄宗起的祖父，要求合谱，遭到拒绝，但是光绪间黄宗起修谱，寻觅家族史资料，发现崇海黄氏的谱书竟有本家族名贤的名讳，可知崇海黄氏盗用嘉定与宝山黄氏族望。苏州吴县洞庭安仁里严氏是大族，祖先有以“伯”字为辈字的，与同县王家泾、后山严望里严姓并非同宗，可是嘉庆十四年（1809）在祖坟边上冒出两个坟头，刻碑云“安仁里始祖之墓”，并书两个“伯”字辈的人名，引起安仁里严氏的警觉，进行交涉，对方同意铲去“安仁里”字样，可知同姓不同宗的严姓，羡慕安仁里严氏的盛名，加以冒附，而本主则严行制止。武城曾氏因系圣裔，享有优免的待遇，冒附的人自会不少，所以宗谱特作规定“严查混冒，杜紊宗也”。

处在一个地方的同姓之人，由于年代久远，是否同宗，有时分辨不清，修谱的分合不定，成为并不乏见的现象，前述武进两个姚氏的情形就是显例。先迁崇明，后又部分迁徙海门的王氏，向有太原、琅琊二望的岐说，可是又弄不清楚，因此族谱合而分，分而合，“其间得失未可深言，即后来续修诸谱，或远绍多收而适成附会，或衍讹踵缪而绝少折衷”。

是故意的同姓不同宗合谱，还是分辨不清而误合，都违背笃信“一本”共祖的家族宗法原则，也失去修谱合族的本意，李兆洛分析得至为深刻：“夫谱以辨昭穆，非其祖之昭穆何辨焉；谱以收族属，非其祖之族属何收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