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其所知甚少，仅供参考吧。

1、翟国彦：湖南邵阳新宁县万塘乡人。

2、参与镇压陈开、李文茂起义

陈开、李文茂起义后攻占浔州府城后，即建立“大成国”政权，咸丰十年（1860）二月，陈开又率梁赞、冯康、刘八、梁司等反攻，包围柳州城。与清军“苦战两月”，清军总兵翟国彦等三人身受重伤，都司何通胜等被击毙。

3、参与镇压太平天国

清咸丰11年（1861年）3月，清军总兵翟国彦率重兵追击石达开部，在长蛇岭一带（有说在甘棠渡，大抵是同一地区)瓦解太平军1万多人。

4、同治四年（1865）还在广东做总兵，1868年6月升任提督广东水师衙门，清廷赏劲勇巴图名号。

附其它信息如下：

1、翟氏家谱辈分如下：

兴银必朝大，临仁启正世；

国绍声名远，祖遗德泽长；

传家唯忠孝，历代有贤良。

2、翟国彦前后任提督广东水师衙门：

前任：任星源（1867年1月17日--1868年）

翟国彦（1868年6月19日--1880年11月23日）

后任：吴长庆（1880年11月23日--1884年7月26日）

寒[寒，读音作gàn(ㄍㄢˋ)，亦可读作hán(ㄏㄢˊ)]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黄帝之裔姙(任)姓伯明氏之子寒浞，属于以部落名称为氏。

据史籍《世本》记载，寒，系出黄帝部落联盟，出于任姓。而姙姓系黄帝之裔十二姓之一，与吕、泉、毕、祝、谢、章、薛、过、戈、终同姓。过、戈是寒氏部落的两个分支。寒氏部落的寒哀曾为黄帝驾御马车，当为寒氏族之始祖。

寒氏国所在之地为寒亭，即今山东省潍县县城，寒国是被夏禹所灭的。

夏禹在成为诸侯共主(天子)之后，先举皋陶，“且授政焉”，皋陶死后，又举益，“任之政”。大禹死后，“以天下授益”，称为后益。但大禹在位时，大力培植其子启的党羽，所以禹虽然在表面上遵循传统禅让制度于后益，实际上已造成了启杀后益取而代之并建立夏王朝的基础。

夏王朝建立以后，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部落贵族的斗争仍没有结束。夏后启的晚年，沉湎于歌舞，其子太康继位后，更加无道，传至仲康失国。于是来自东夷有穷部落的首领羿“因夏民以代夏政”，称为后羿。然而后裔自己也恃其善射，“不修民事而*于原兽”，终于被自己的家臣、来自东夷寒部落的首领浞所杀。

夏启杀后益自立为后(王)，传至太康，即发生了有穷氏后羿“代夏政”的大变革，接着寒浞取代了后羿自主夏政。如此经过四十年左右，才由仲康之孙少康，在有虞氏、有仍氏等部落的支持下，收复夏后旧时民众和联合各诸侯、部落首领攻杀寒浞，“复禹之绩”，恢复了夏的诸侯共主地位。这段历史称作“少康中兴”。

从后启与后益争夺共主地位的斗争以及从仲康失国到少康复国，中经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后杼灭有穷氏，是少昊集团中那些与黄炎集团结成部落联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过程中的斗争。这些部落已逐渐从东夷族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行列，成为华夏起源时期东系的重要来源。他们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即今山东省北部与河南省、河北省接壤的地区。在夏代，还有一支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族。他们从燕山地区南下，兴起于河济之间，终于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国第二个王朝的基础，在泰山与古济水流域，形成了以奄与薄姑为中心的各方国。

西周初的奄与薄姑，仍是东夷族中的大国，他们是东夷族中社会发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国，而泰山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与方国，即夏、商时期的九夷或夷方。西周初期，周武王灭了奄及薄姑，封鲁与齐于其故地，并以齐鲁为中心，今山东省境内到春秋时期，只有莱夷没有完全华化，因此其淮水地区的诸夷，是为西周东方的劲敌，是西周中、后叶东夷的主体。

后羿是一个著名的弓箭手，百发百中。后羿开始还只是做仲康的助手。到仲康一死，他干脆把仲康的儿子相撵走，夺了夏朝的王位。他仗着射箭的本领，也作威作福起来。他和太康一样，四出打猎，把国家政事交给他的亲信寒浞(亦有文献称为韩浞)。寒浞瞒着后羿，收买人心。有一次，后羿打猎回来，寒浞就派人把他杀了。

寒浞，是夏朝伯明氏之子，今山东潍坊人。寒浞在杀了后羿，夺了王位后，还霸占了后羿的妻妾，并生下两个儿子，一个叫浇，一个叫殪。

寒浞怕夏族再跟他争夺权势地位，决意要杀死被后羿撵走的相，便派儿子浇将相杀死。那时候，相的妻子后缗已怀孕在身，见相被杀，就从城墙一个洞中逃了出来。

后缗，是夏王朝诸侯有仍氏之女，所以逃出后就直奔有仍(今山东济宁)。后缗回到娘家不久便生了个儿子，这个相的遗腹子就是少康。有仍氏因少康是夏后氏之遗孤，对他特别爱护。少康长大后，有仍氏便命他作了牧正，也就是主管畜牧的官。少康长大以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对寒浞和浇满怀仇恨。

少康在有仍部落里作牧正的事，没过多久就被浇知道了。浇振了亲信椒前往有仍寻找少康。但椒还没到有仍，少康便得到了消息，就从有仍逃奔到有虞(今河南虞城)。有虞的诸侯叫虞思，是有虞氏之后，世代与夏后氏亲善，在得知少康是夏相之子后，就热情接纳，并命少康作了有虞国的庖正，也就是掌管膳食的官，而且还将两个女儿(二姚)嫁给他，又把纶(今河南虞城)这个地方分给他住。在纶地，少康有十里见方的土地(一城)，有五百个人(一旅)供其使用。于是，少康便以纶为基础，积蓄力量，暗中收集夏王朝的人，准备复国又安抚在夏王朝中作过官的人。

就在少康准备恢复夏朝的同时，有个逃居在有鬲(今山东德州)叫伯靡的夏遗臣，也在积极地准备行动。少康与他联合进攻寒浞。少康派亲信女艾前去刺探浇的情报，同时派自己的儿子季杼去引诱殪。然后，少康亲自率军消灭了浇，季杼的军队灭了殪，伯靡也率领斟灌、斟寻之师讨伐寒浞，攻下了夏邑。

伯靡和夏后氏的贵族们拥立少康继位为夏王，又重新夺回政权，恢复夏后氏统治。史称“少康中兴”。各地的诸侯、方伯得知少康回到了夏邑，恢复了夏禹的业绩，奉祀夏的祖先和天帝，维护了夏朝原有的统治，又都纷纷带着贡物前来朝贺。

夏王少康从小就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流离生活，因此，上任伊始，便恢复管理生产的稷官和管理水利工程的水正，并挑选得力的人选担任这些与百姓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官职。社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王朝的统治也得以巩固。

寒浞被灭之后，寒氏族人南迁徐州、临淮、江西余干，与越人融合为干越、干吴、扬越，后融入楚国，传衍有干氏、赣氏。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铸剑技师干将即为干氏族人。寒氏、干氏同宗同源，读音皆为gàn(ㄍㄢˋ)。

第二个渊源：源于鲜卑族，出自汉、魏、晋时期西部鲜卑乞伏部首领傉大寒，属于以先祖名字汉化为氏。

西部鲜卑主要指河西鲜卑、陇西鲜卑，一说还包括源出于慕容鲜卑的吐谷浑。河西鲜卑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活动于今甘肃省河西走廊(金城黄河之西)，包括今青海省惶水流域的鲜卑诸部，其中秃发鲜卑最强大，其它可考的部落有乙弗鲜卑(亦称卑和虏)、契翰(契汗、唾契汗)、折掘、意云鲜卑、鲜卑思磐部、车盖鲜卑、麦田鲜卑、北山鲜卑等。陇西鲜卑专指活动于今甘肃省陇山、六盘山以西和黄河以东一带的鲜卑诸部，除以乞伏氏为首的部落联盟外，有史可稽的尚有鲜卑鹿结部、莫侯部、吐赖部、勃寒部、匹兰部、密贵部、裕苟部、提伦部、越质部、豆留輢部、叱豆浑部、叠掘部、悦大坚部、仆浑部及大兜国等。河西鲜卑和陇西鲜卑之名始见于西晋末十六国初，部众大都是曹魏时迁至雍、凉之间，散居于河西、陇右，南凉、西秦盛时统辖之，后归属于北魏。

乞伏鲜卑是原居于贝加尔湖一带的丁零(高车)南下与鲜卑融合而成，是陇西鲜卑中最重要而又强大的一支，包括乞伏、斯引、出连、叱卢等部。原居于漠北，东汉中后期南迁至大阴山(今内蒙古自治区阴山山脉)。乞伏(如弗)部原为鲜卑人，其余三部中的叱卢部，即高车十二姓中的吐卢氏。乞伏鲜卑是鲜卑与高车融合后的鲜卑部落。原居于今贝加尔湖一带的丁零(南北朝时称高车)，南下与鲜卑融合而成。西秦上层多有屋引氏、翟氏、叱卢氏等高车人可证。

乞伏等四部，南出大阴山后，住牧于河套北。泰始初左右(公元265年)，乞伏国仁五世祖祐邻(拓邻)时率五千户，又南迁至夏(或夏缘，今河套南)，其后部众稍盛，约五万。由此向西迁至乞伏山，即今贺兰山东北抵黄河的银川一带。后祐邻又率部向南迁徙，与居于高平川(今宁夏清水河流域)的鲜卑鹿结部(有众七万余落)“迭相攻击”，结果鹿结败而南奔略阳(今甘肃秦安)。于是祐邻等居高平川，势力渐盛。

祐邻曾孙述延在位时，相当于十六国初前赵雄据中原、张轨初有河西之际，北方群雄割据，使乞伏氏为首的部落联盟得以进一步发展。述延讨拥有两万余落的鲜卑莫侯部于苑川(今甘肃兰州榆中)，后迁于土地肥沃的苑川，为“龙马之沃土”。乞伏联盟增至十万余落，一落按五口计算，即有五十余万人。同时，由于内部游牧经济的发展和受到邻近封建国家的影响，逐渐向国家政权过渡，建立了简单的官制。如述延“以叔父柯埿为师傅(相当于丞相)，委以国政，斯引乌埿为左辅将军，镇蔡园川，出连高胡为右辅将军，镇至便川，叱卢那胡为率义将军。镇牵屯山”。各部落首领分镇一方，而统主(联盟首领)则一直为乞伏氏世袭。

以乞伏氏为首的部落联盟迁至苑川后，势力增强，据有苑川、勇士川(苑川东，今甘肃榆中大营川)、牵屯山(今甘肃平凉)一带。东晋咸和年间(公元326～334年)，述延死，祁埿之子傉大寒即位。当时后赵国的势力已伸入秦陇，使傉大寒惧而北迁于麦田无孤山(今甘肃靖远)。

后来傉大寒逝世，其嫡子司繁即位，归降于前秦国苻坚。后在前秦年间(公元351～355年)迁于度坚山(今甘肃靖远)。

公元383年，苻坚遣吕光征西域。公元385年，司繁之子国仁脱离前秦国的统治。公元388年，国仁逝世，其弟乾归继位，定都于今兰州市西北，建立了西秦国。

公元400年后，秦姚兴与姚硕德合伙灭了西秦国。公元409年，乾归自收族众三万余迁往甘肃靖远县，旋乘后秦衰弱之机，复国。公元412年，乾归及其子为国仁之子乞伏公府所杀。炽磐又击败公府，夺位，承父遗策，笼络陇右汉、羌等，重用汉族人士。

公元414年，炽磐出兵灭了南凉国，又逐北凉国沮渠氏势力出湟水流域，将西秦国的势力伸入今四川省西部羌族之地。公元428年，炽磐收拾，太子慕末即位。公元431年，胡夏君主赫连定杀乞伏慕末及其宗族五百余人，西秦国灭亡。乞伏鲜卑的轲弹、乞伏千年投归北凉国，跋跋、延祚投归胡夏国，而昙达则为羌人执送于胡夏。

后胡夏君主赫连定在渡黄河夺北凉国河西之地时，为吐谷浑慕璝所灭，所率乞伏鲜卑等原西秦国降户及赫连部人皆为吐谷浑虏去。因而，乞伏鲜卑有一部分与吐谷浑融合。

后北魏政权灭北凉沟，并逐吐谷浑出陇右，散处于河陇地区的乞伏鲜卑族人皆为北魏政权所统治。乞伏氏及出连氏、叱卢氏等，均成为北魏的“内入诸姓”和“四方诸姓”。不论是在北朝作官为吏的上层，还是一般乞伏鲜卑人，后来大多被同化于汉族。

据传说，乞伏氏首领傉大寒在执政期间虽然比较儒弱，惧他族而举族连连北迁，却是个“多产作家”，除了嫡子司繁以外，还有庶子近百。其子孙在归附北魏政权后，在汉化过程中有取先祖名字尾音谐音汉字“寒”为姓氏者，称寒氏，读音作hán(ㄏㄢˊ)。

第三个渊源：源于羌族，出自南北朝时期西羌族寒宕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北史·邓至传》记载：在南北朝时期，一些羌人部落与北魏政权有密切联系，“又有东亭卫、大赤水、寒宕、石河、薄陵、下习山、仓骧、覃水等诸羌国，风俗粗犷，与邓至国不同焉。亦时遣贡使，朝廷纳之，皆假之以杂号将军、子男、渠帅之名。”在史籍《魏书·邓至传》中也提及：“邓至之西有赫羊等二十国，时遣使朝贡。”

寒宕部原居藏东昌都地区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西部一带地区，后归附北魏政权后，举族迁入内地，原居地被东女国所占。

在大唐盛世，寒宕部族人归附唐王朝，取部族名称为汉姓寒氏。公元七世纪左右，为吐蕃族所征服。

二历史名人：

寒　塞：(公元1931～今)，傣族；云南西双版纳人。著名元朝官吏。

元朝时期置车里军民总管府(今云南西双版纳)总管，寒塞出任总管，佩金虎符。

寒　九：(公元1931～今)，北京人。著名舞台美术艺术家。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现任内蒙古工艺美术专修学院副院长、教授，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内蒙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员、内蒙古舞台美术学会会长。

1949年3月参加华北革大响应号召支边到内蒙，1953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1958年毕业应聘再返内蒙工作，主要仍从事舞美创作。

1978年调内蒙古艺校任美术科科主任，1986年艺术学院成立，先任工艺美术系筹备组负责人，后任系党支部书记，同时兼绘画书法基础课教研室主任。

由于其长期从事舞台美术创作，自五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设计过歌剧话剧和京剧等不同题材、风格、不同剧种的大中型剧目五十余台，如话剧《保卫延安》、《草原赞歌》、《青年近卫军》、《邢燕子》、京剧《草原**妹》、《气壮山河》、《巴林怒火》等剧目。

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由其设计的《草原**妹》进京参加会演被评为优秀剧目，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的接见和鼓励。

其设计的京剧《气壮山河》参加华北区会演获得好评，此剧的舞美设计（选场）入选全国首届舞美展览。1984年由其设计的《北疆烈火》荣获自治区新创剧目舞美设计一等奖。1980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受到表彰。1983年参加《亲家卖粮》电视剧拍摄，该剧荣获全国电视剧“飞天”奖三等奖。1984年创作油画“昭乌达风情”入选自治区现代艺术展览。1987年撰写学术论文《绘画艺术与舞台美术》刊载于艺术学院院报。1987年初评聘为国家二级舞美设计师，1989年改聘为副教授。

从1980年起主要从事艺术教育工作，有关影视设计活动和创作是利用假期完成的。1991年7月离休后，仍从事高考专业课考前补习班，共干了七个年头。1999年春又被内蒙工艺美术专修学院聘为副院长，继续做艺术教育工作。

传略入编《中华魂·中国百业领导英才大典》、《中国人才辞典》。

寒　村：(公元1947～今)，河南偃师人。著名现代书画家、集邮家。

经济师，陕西第十棉纺织厂工会副主席。系陕西省书协会员、省纺织书画协会常务理事。

1976年11月开始收藏，主集古今名人字画。邮票、信封；兼集票证。有书法论文发表于《艺舟导报》、《武汉书法报》、《陕西工人报》等报刊。

书法作品先后数十次参赛获奖，并被陕西干陵博物馆、河南白马寺、曹州书画院、郑州博览中心、文化部、朱德故居等收藏，多件作品被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收藏家收藏，有书法作品入选《学书法》教材。其书法作品多次参加陕西省拍卖会，均获成功。

曾为《信息产业报》题写报头。《东方书画日报》、《中国书画报》等新闻媒体专题介绍过其事迹。

寒　冰：(公元1958～今)，女；黑龙江省人。著名新闻工作者。

主任记者。中国地市报女记者协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海口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海南省十大杰出青年海口市女界十杰、海口市巾帼建功“女状元”，中国地市级女记者协会副会长、海口市妇女问题研究会副会长。海口市青联委员、海口市妇联会九届执委，第二届全国范长江新闻奖提名。荣誉获得者。

1990年来海南，现任海口晚报特刊部主任、编辑、主任记者。她当过八年中学语文教员，又有十五年记者生涯，已在《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新闻传媒发表新闻作品三百多万字(有三十余篇获国家级好新闻奖)、文学作品二百余万字。

代表著作有：长篇小说《女记者》、中篇小说《雨夜》、报告文学集《路在脚下》、《丈夫在天涯》、《良知热血催椽笔》、《“逼上梁山”的过海女人》与《寒冰新闻作品集》、《寒冰散文随笔集》等。《丈夫在天涯》被收入“20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世纪绝唱》一书中。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妇女报》、《中国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华新闻信息报》与《中国记者》、《新闻战线》、《新闻传播》、《女友》、《妇女之友》、《女子文学》、香港《镜报》等五十余家报刊杂志，均先后编发了其业绩、专访与新闻照片。

其业绩已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中外名人辞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家名人录》、《中国当代杰出青年》、《中国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辞典》、《中国妇女儿童事业成就大典》、《中华当代巾帼风采》、《1995年中国新闻年鉴》与《中国报界著名编辑记者辞典》、《中国青少年年鉴》、《中国中青年新闻人物年鉴》等大型资料经典性工具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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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碑文的意思是说：墓里埋的是两位清国人，其中男性墓主人姓“王”自“愚庵”，曾被清朝政府追封为“荣禄大夫”（从一品的文职官衔），女性墓主人“翟氏”，曾被清朝政府追封为“一品夫人”（正一品荣衔）。

“皇清”是墓碑上常见的写法，意味着死者（或立碑者）是清国的臣子。

“暨”是连词，有“和”，“及”的意思，用来连接两个平等身份的事物。也就是说，两位墓主人的关系可能是夫妇。

按照清朝的礼法，够级别的官员死后朝廷都要追授个封号，逝世前拥有的最高官衔都要写在墓碑上，也就是说，碑上如果有多个官衔，说明墓主人是实授官员，而这位王先生只有一个官衔在碑上，提示他可能不是实授官员，而真实身份则可能是地方士绅商贾等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物。

由于荣禄大夫不是什么大官，而且不是实授官衔，清朝王姓士绅又有很多，因此只能通过地方县志和家谱的方式查找这位王先生和王崔氏的生前经历了。

另外，我在网上顺手搜了一下。发现有一个医学典籍记录着一位清朝的王愚庵先生的事迹。

冷庐医话·慎疾卷：“余在台州时，同官王愚庵先生年五旬余，患时感症，坚守不服药为中医之戒，迁延数日，邪热内闭神昏，家人延医延医，无及而卒。”

冷庐医话的作者姓陆以湉是1802-1865年的人，道光十六年的进士，后以父命改从教职，并选授浙江台州教授。因此陆先生说的“同官王愚庵”先生，大抵也是县学教师一类的人物。不过南人好服补药，这样讳医忌疾的穷教师似乎不象是捐得起功名的人物。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就有待对照史籍查考一番了。

1、印制书籍出现前的书籍生产方法

　　我国印制书籍大约起于唐，成于五代，盛于两宋，旁及辽、金、西夏，沿袭于元、明、清。但在唐以前，我国书籍的制作方法大概依书籍的制作材料而定，先后有过刀刻、铸造、笔写等不同的方法。

　　初期书籍之一的甲骨文书，从现存的甲骨文片看，其上面的文字都是用刀刻的。为什么非要用刀刻？这大概取决于这种材料的质地。我们知道，骨头是有一定硬度的，而吃墨的能力却不怎么强，如果用笔写，可能不会保存很久，因而只好用刀刻。用刀刻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刀刻的笔道纤细匀称。如果用笔写，那时有没有那么细的笔还是个问题。一块龟甲或一块兽骨，没有多大的平面。除掉占卜时形成的卜兆裂纹，能着字的地方所剩无几，如果笔尖稍粗，根本无法写下。这大概也是采用刀刻的原因之一。刀刻的字迹既能保持久远，又能笔道匀整，又适应甲骨仅有的空余平面，又有一定的硬度，所以我们见到的甲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的。有的刻得十分纤细，像陕西周原地区出土的西周甲骨，其字迹要用五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可见那时的微雕技术已经相当精湛了。

　　初期书籍之二的青铜器铭文，据现在所知道的，其上面的文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凸出来的阳纹，一种是凹进去的阴纹。两种纹路不同，它们的制作方式也不同。凹进去的阴纹文字比较好理解，那就是在事先设计制作好的青铜器上，如果什么时候想在上面镌刻文件或事件，都可以随时请人操刀镌刻就是了。这种用刀在青铜器上直接镌刻阴纹文字，比在青铜器上铸字要方便得多，自由得多。在青铜器上铸字，事先就要有周密的计划。有的在设计时大概就不想当作器具用，而是想铸字，以文字意义为主的。例如郑国、晋国铸造的刑鼎，目的就是为了公布法律，晓谕全国。这类青铜器物上面的文字，在制造浇铸模子时就要考虑周详。一份文件，一个事件，一共有多少字，如何布局，乃至每个字的锼〔sou搜〕锓〔jian坚〕，都要精心设计，精心制作。而且模子内壁的阳阴纹字迹必须是凹进去或凸出的反字，浇铸出来的才是凸起或凹进的阳纹或阴纹正字。这就牵涉到模子内壁上阴阳纹反字究竟是怎么弄上去的问题。正写反贴双勾再锼锓，自然是我们现代人的思维。古人是不是这样做，不敢肯定。考古学界有人根据青铜器铭文中常用虚字的酷似，推测青铜器铸模内壁的阴阳纹反字，可能是一个一个事先做好的阳阴纹正字压挤出来的。这种推想十分大胆，假如这种推想能够成立，那就表明我们的祖先老早就懂得制造活字的原理了。当然这种活字尚不是为了排版印刷，而是为了铸造青铜器铭文。

　　初期书籍之三是石质文书。我国自周秦以来，以玉片、石片、石鼓、摩崖、碑、碣、套帖等形式刻、写的石质文书，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归纳起来，往石质材料上着附文字，就现在所知也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书写，一种是刀刻。书写者见于侯马盟书。1965年在山西侯马春秋晚期晋国遗址出土的盟书，都是以朱色或墨色书写在玉片或石片上。其中最大的长32厘米，宽38厘米，上尖下方，形态规整。这种盟书为什么要用笔写而不用刀刻，道理说不清楚。也许因为侯马盟书是社会急剧变化的产物。在中国古代，大凡需要发誓定盟，总是事有急需，发于义愤。并且盟书要一式两份，一份留作证据，藏于盟府，以备查验；一份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以示永不背盟。事急，又要两份，刀刻可能不适应，故采用手写。不过这只是推测，不能算是科学结论。除侯马盟书以外，传世的所有石质文书，包括摩崖石刻、碑、碣、历代所刻儒家石经、释家石经、道家石经等，全部都是用刀刻的。这些刀刻的石质文书，不同于侯马盟书的一份要藏于盟府，一份要沉于河底或埋于地下，而是要立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本来就是依山刻石，风吹日晒自是家常便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用笔在石质上写字而不是用刀在石质上刻字，时间一长，或经过雨水的冲洗，字迹就会模糊不清，甚至是字迹全无。所以古代的石质文书绝大多数都是用刀刻成的。

　　随着书籍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正规书籍的出现和发展，以前的甲骨、青铜器、玉、石材料等都不再适应需要，竹木简便广泛地被采用为书籍的制作材料。这种材料不同于以前的甲骨、青铜器和石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将文字着附在竹木简上，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重大课题。历来出土的大量竹木简，证明了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过去有所谓“刀笔吏”的说法，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刻成的，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刀、笔、墨、砚要预备齐全，才能书字于竹木简上。笔、墨、砚的功能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唯有刀的用途，过去说法不一。一种说法，刀就是笔，用刀笔在竹木简上刻字。这早已为事实所推翻。还有一种说法，道破了刀的用途。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小学生，甚至包括初中学生，每天上学，他们的书包里所带的铅笔盒中，必带有铅笔、笔刀和橡皮。 目的是当写了错字时，就用橡皮将错字擦掉，而后改成正确的字。竹木简书盛行时期，之所以要把刀、笔、墨、砚同时备齐，同样是各有各的用途。其中的刀的用途就类乎今天中小学生所用的橡皮。当在竹木简上写了错字时，就及时用刀子刮去，然后再写上正确的文字。过去人将“刀笔”连读，解释为刀子笔，进而说竹木简书是用刀子刻的，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竹木简书都是用笔写成的。

　　在竹木简书盛行的同时，丝织品中的缣帛也是书籍的制作材料之一。用这种材料制作书籍，就无法像甲骨、青铜器、玉石那样，其文字可以铸造，可以刀刻，而只能是用笔书写。这道理很简单，用刀在缣帛上刻字，那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像后世印制纸书那样，将文字印在缣帛上，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帛书只能是用笔书写而成，不可能用其他的办法将文字着附上去。事实上，历来出土的帛书，也确实都是用笔书写而成的。

　　纸张取代竹木简、缣帛而成为书籍的普遍制作材料之后，不但改变了竹木简笨重，缣帛贵重的弊病，而且由于纸张比竹木简、缣帛更易于着墨，所以自东汉至五代上千年的时间里，纸书多是用笔抄写而成。又由于纸张具有特殊的吸墨能力和柔软，所以又承担起自唐代开始的印制书籍的任务。雕版印制书籍中经五代的缓慢发展，至两宋而极盛，标志着书籍的生产方法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人类文明也跨进了新的历史时期。

　　(2)印制书籍的出现与发展

　　我国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印制书籍，大概在唐朝已经开始。这无论从文献记载或实物留存都能得到证实。但印书之始，绝不意味着雕版印刷的技术到唐朝才发明，反而表示这种技术在唐以前应该早已出现。到了能够印制整部的书籍，则应该是这种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了。但长期以来，参与讨论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问题的中外古今学者，却多以印书之始来论证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结果不是提前，就是靠后，始终得不出一致的意见和科学的结论。早的有东汉发明说，东晋咸和(公元326—334年)发明说，六朝(公元222—584年)发明说，隋朝(公元581—617年)发明说，唐朝(公元618—906年)发明说；晚的有五代(公元907—959年)发明说，北宋(公元960—1126年)发明说。时代跨度上千年。这些说法，有的因论据不足固然不能成立，有的以流存的实物为证，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因而也不能成立。好在我们这里不是讨论印刷术的发明，我们注意的是用这种技术来生产书籍在唐朝则是史不绝书了。

　　明朝有位史学家叫邵经邦(公元1491—1565年)，他写了一部历史著作叫《弘简录》。在《弘简录》卷四六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洛阳人，年仅36岁就不幸夭亡了，唐太宗很是悲痛。当宫女们将皇后生前所编纂的《女则》10篇呈献给皇帝时，唐太宗抚物生情，“览而嘉叹，以后此书足垂后代，令梓行之。”这里的“梓行”二字，指的就是雕版印行。这是迄今所知关于印制书籍的最早记载。长孙皇后卒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的六月，印行《女则》应当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或稍后一点。表明在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已经懂得用雕版印刷的办法来生产书籍了。而且生产的第一部书就是妇女著作。

　　冯贽的《云仙散录》记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我们知道，唐玄奘到印度取经出发的那一年是贞观三年(公元629年)，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取经回国，前后经过了17年。再过19年，即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玄奘涅槃圆寂。所以他用回锋纸印刷普贤菩萨像，施于四众，应当在贞观十九年他取经回国，到麟德元年他涅槃圆寂之间。这件事情的发生，距雕印长孙皇后的《女则》仅10多年的时间，说明7世纪的上半叶，中国不仅懂得雕版印制书籍，也懂得雕版印制佛画了。

　　此后，关于唐代雕印历书、字书、韵书、文集、道书、阴阳杂记等书的记载，屡见不鲜。流传于世的实物也不只一两件。像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王玠〔jie 介〕为父母祈福而雕造普施的《金刚经》、西川成都府樊赏家雕印的历书、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的梵文《陀罗尼经咒本》等，就都是至今还留存在世的雕版印刷品。特别是那件被斯坦因携走，现在庋〔gui 鬼〕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部的《金刚经》，可以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最完整而又相当成熟的印刷品。它用七张纸粘连而成，全长152尺，完整无损。卷首有释迦牟尼佛坐莲花座上，对长老须菩提等僧众说法的扉画。妙相庄严，栩栩传神。经文字体端庄凝重，刀法稳健。印纸精良，墨色精纯。古朴大方，赏心悦目。说明到9世纪中叶，我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进入相当成熟的时期了。

　　进入五代之后，雕版印制书籍的方法已被政府正式采纳，并且用来印制儒家经典了。从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起，到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止，中原地区的四个不同朝代唐、晋、汉、周，在22年的时间里，由国子监连续不断地完成了《九经》的校勘和雕印工程。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用雕版印刷的办法生产出来。或者说儒家经典的第一代版本，就是五代时期国子监出版的，监本之称也就开始于此。与此同时，《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以及解释儒家经典的《经典释文》，也先后被雕版印制出来。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县)人和凝，不顾别人指责，自己主持雕版印制了自己的文集，开创了版本学史上“自刻本”的先河。后蜀宰相毋昭裔，不但主持雕刻了《蜀石经》，还主持雕版印制了《九经》，还让自己的门人句〔gou勾〕中正、孙逢吉主持雕版印制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地方政府以及民间雕印的佛经、佛画更多，道家的某些著作也被雕印出来。整个书籍的生产方法，已面临全面改革的前夜。

　　进入宋代以后，书籍的生产方法便以雕版印刷为主流了。南北两宋刻书之多，雕镂之广，规模之大，流通之宽，版印之精，都堪称前所未有，后世楷模。上自中央各殿、院、廊、司、局、监，下至地方各府、州、军、县，各路茶盐司、安抚司、提刑司、转运司、公使库，各府学、州学、军学、郡斋、郡庠、学宫、頖〔pan 盼〕宫、学舍，各县县学、县斋，各地书院，私宅、家塾、书棚、书坊、书肆、书籍铺，各地寺院、道观、祠堂等等，都竞相刻书，形成了广泛的刻书网络，使书籍生产出现了空前未有的高潮。两宋以后，迭经元、明、清，旁及辽、金、西夏，书籍的生产方法多是采用这种雕版印刷，为今天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文化典籍。

　　(3)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

　　雕版印制书籍，比起用手抄写书籍，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只要雕刻一套版，你想印多少，都可以随心所欲。但这种技术必须是每一种书籍雕一套版，每套版只能印一种书籍。它只能在部数上增加，不能在种数上生新。若要生新，就只能再雕一套版。这显然是工本极大，劳师费时。这种固有的弱点，在两宋雕版印制书籍充分发展的同时，也就充分暴露出来。能否克服这种弱点，使之既省工本，又能随意生新？这是摆在当时书籍生产者面前的新课题。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平民毕升用自己的天才和实践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图5)。

　　关于毕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北宋沈括在他所著《梦溪笔谈》卷十八中有翔实的记载。沈括说：

　　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 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熔，则以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火烧，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令药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为余群众所得，至今保藏。

　　这段记载，从制字、排版、常用字的储备、生辟字的临时制作、不用时的收藏方法，以及不用木料制字的原因等，都说得清清楚楚。我们从中可以认识到，毕升发明的泥活字印书法，除了稍显原始古朴之外，其余关乎现代排字印刷的基本原理，那时几乎都已具备了。这是书籍生产方法上的又一次重大革新，闪现了现代书籍生产方法的最早火花，比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排印书籍大约要早400年。可惜的是，毕升用这种泥活字排印过什么书，不见记载。实物更无流传。但按照毕升泥活字排版印书的原理，仿制泥活字，用它来实践印书，却是代有其人。周必大在南宋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根据沈括《梦溪笔谈》中的记载，在潭州(湖南长沙)仿制成了泥活字，用它排印了自己的《玉堂杂记》二十八事。这是现在所知关于用泥活字印书的最早记载。元朝定鼎前夕，忽必烈的谋士姚枢，在河南辉县教弟子杨古根据沈括的记载，也仿制了泥活字，排印《小学》、《近思录》、《经史论说》等书，用来化民成俗，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直到清朝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苏州人李瑶仍仿制出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南疆绎史勘本》和《校补金石例四种》等书。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安徽泾县翟金生及其家人，经过30年的努力，仿制了10多万个泥活字，并用它排印了自己的集子《泥版试印初编》、家谱《水东翟氏宗谱》，以及他朋友黄爵滋的集子《仙屏书屋初集》等书。

在泥活字原理启发下，被毕升当年扬弃了的木活字，到元朝初期又由王桢试制成功。与此同时，还创制了转轮拣字法。王桢用自己创制的木活字，排印了自己主持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比王桢晚20年，浙江奉化州官马称德，在任内也主持制作了10多万个木活字，并用它排印了《大学衍义》等书。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的木活字也被制造出来，如回鹘文、西夏文木活字都已出现。至今还有西夏文木活字排印的佛经传世。新疆博物馆、敦煌艺术研究院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还分别收藏有回鹘文木活字的实物。回鹘文不同于汉语，每个词组的字母构成不同，词组的长短也不同，因而形成的木活字长短也就不同。这种长短不一的木活字，排版技术要比一样大小的汉字木活字复杂得多。可当时被忽必烈誉为神逸俊秀的回鹘人，居然能解决这样复杂的排版技术问题，不能不说是开了拼音文字活字排版技术的先声。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为中国书籍史发展做出的一大贡献。

　　到了明朝，使用木活字印书的地区已普及到苏州、杭州、南京、福州、四川、云南等地。明朝用木活字印的书，有书名可考的，至今仍有百余种。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由于形势的需要，朝廷发布的邸报，也叫作朝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了。这可以说是开了报纸活字排印的先河。清朝，木活字已在全国通行。上至内府，下至各级衙署、书院、书局、书坊等，大都备有木活字。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陕西、甘肃等省，都曾用木活字印过书。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诏求天下遗书，复出内府秘籍，并校辑《永乐大典》所见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原先打算选择其中传世极罕，又足资考镜者，先行刊印流通。无奈工程太大，于是采纳金简的建议，刻了25万多个大小不等的木活字，用来排印上述的难得之书。乾隆皇帝以为称活字不雅，便赐名“聚珍”。又因为这项工程在武英殿进行，所以将用这批木活字所印的相同规格的书，就称为《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收录图籍134种。这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工程。

　　金属活字，包括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等。其中铜活字应用较广，现知最早铜活字印书活动是在15世纪末，即明朝的弘治年间。当时江苏的无锡、常州、苏州一带都有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出现。最有名的是无锡的华家与安家。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华燧用铜活字摆印了《宋诸臣奏议》50册。因铜字难受水墨，印制出来的书叶，墨色浓淡极不均匀，但它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铜活字排印的书籍，因而显得十分珍贵。现知华燧以会通馆名义用铜活字先后排印过15种书。华燧的叔父华珵〔cheng成〕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用铜活字排印过陆游的《渭南文集》和《剑南诗稿》。华燧的侄子华坚和华坚的儿子华镜，也用铜活字排印过《蔡中郎集》、《白氏文集》、《元氏长庆集》等。无锡除华氏外，尚有安国桂坡馆也用铜活字印书。安国字民泰，是无锡的巨富，有“安百万”之称。他用铜活字排印的书，可以考知者也有10余种。其中的正德《东光县志》，是国内现存最早用铜活字印制的地方史志。此外，福建建阳书商也用铜活字排印过《墨子》。清代，福建人林春祺，从18岁开始刻制铜活字，花了21年的时间，耗去白银20万两，制成大小铜活字40多万个，并用这套铜活字排印了顾炎武的《音论》、《诗本音》及军事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等七种书籍。当然，规模最大的还要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一万卷，目录40卷。分六编32典，6109部。内容繁富，区分明晰，是我国著名的大型类书之一。这次铜活字印书活动，构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

　　锡活字，元朝人的著作中就有记载，但不见实践。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广东佛山镇有位姓唐的书商，出资一万元铸造锡活字20多万个。并于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用这套锡活字排印过马端临的《文献通考》348卷。铅活字，明朝人、清朝人都有记载，但不知印过什么书。

　　用活字排版来印制书籍，在我国出现很早，但发展却很缓慢。然而它毕竟是一种新生事物，较之雕板印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代表了书籍生产方法前进的方向，所以到了清朝晚期，随着西方铅字排印技术的传入，中国书籍的制作方法也就走上了世界铅字排印的共同道路。今天，激光照排、电脑打印等新方法不断涌现，书籍生产方法又面临一场伟大的革命，人类文明将要跨入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