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做了一辈子明白人,他为后代留了下什么家训?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20浏览:3收藏

曾国藩做了一辈子明白人,他为后代留了下什么家训?,第1张

曾国藩没有给子孙留下任何财产,但他却给其后世子孙留下了能够世代不朽的真正财富,这就是以家书为体的曾氏家训。所以,今天,我们也来看一看让曾家长盛不衰的家训到底藏着什么密码。

不做代代为官之想

曾国藩曾总结四类家族的“兴衰周期律”,即官宦之家、商贾之家、耕读之家、孝友之家。与我们的常识性判断恰恰相反,他认为官宦之家最易衰败,商贾之家次之,而延续长久的大多是耕读之家和孝友之家。

在此四者对比之上,曾国藩申述道:“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

他不希望自己的家里人世代做官,事实上也不能、也根本做不到世代做官。他给妻子欧阳夫人写信时也说,我们家里不要做代代做官之想。当官是偶然之事,不是必然的,不能拿这个偶然的东西当成一种必然,当成家族世代的追求。自古以来,官职越高,风险越大。基于此,曾国藩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做官,做高官。

他在给几个弟弟的家书中说,如果弟弟们不能看透这层道理,即便在科举考试中高中了,仕宦显赫,最后也不能算是祖父的贤肖子孙,也不能算是曾家的有功之人。若能看透这层道理,不觉得自己在朝中将来做大官就了不得,那才是他这个兄长佩服的地方。

耕读正路

曾氏家族是典型的耕读传家。在曾氏家族历史中。五六百年都是寂寂无闻,虽有读书人,却无人考取过功名,连秀才都没有。但是,这个家族能够长期延续,自然有一种家族传统在维系,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有一副对联就是答案——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

这两句话看似简单,却是一个家族能长久下去的真理所在。中国人的信仰体系,一般来说有两个:一是信天命,“天”就是天帝,中国人畏天;一是信祖宗,我们在遇到重大难题时,常会给祖宗上炷香祷告一番,希望祖宗保佑后代平平安安之类。要知道,老天离我们远,只能敬畏;祖宗才是我们生活中存在过的,离我们很近。

《左传·昭公十八年》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意思是说,天道远离人间,人道则存在于身边的社会人事之中,可以就近掌握。对于人所难及的事物,那就难料了。所以还是敬祖宗靠谱些。“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敬祖宗的时候就好像祖宗就在那里一样,要怀有恭敬之心。

“教子孙两条正路”,两条正路是什么呢?“宜耕宜读”。“耕”是种地,种地是为了吃饭,这里泛指靠自己的双手获得劳动果实。“读”,当然是读书,读书是为了修身养性,让子孙不愚。这就是耕读传家,耕地的同时,不忘读书,保证后来不会种一辈子地。

旧时读书人希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为农民子弟提供了一个读书做官的途径。隋唐时期科举取士,农民子弟就有考中进士的,曾国藩也是如此,祖辈务农为生,虽是地主,但也是农人出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

曾国藩在家训中提到要读书的地方就有很多,他认为读书就是止愚。孔子说:“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为什么说“下愚不移”呢?下愚者是指愚蠢者,没读过书,不明事理,所以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和行为。要想“暮登天子堂”,跟天子一起讨论国家大政,不读书能行吗?

治家贵严

“严教”是曾国藩一直倡导的。他认为“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

《三字经》称“子不教,父之过”,管教不严,则子弟的不良习气就会逐渐滋长起来,父亲说的话当成耳旁风,根本不当回事。时间一长,子女就变得放荡懒散,整日无所事事,那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曾国藩所说的“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这种现象,在大户人家,尤其是富贵人家,确实特别多,这些人家的子弟可以说吃穿不愁,想做的事情几乎没有做不到的,自然就为所欲为了,这样的话,带来的流弊不可胜数,一个家族就被这些人给败掉了。

曾国藩曾以《易经》举例说明家教要严的好处,他说:“故《易》曰“如吉”!欲严而有威,必本于庄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有孚”,说明家人要有爱,但是过度的爱难免变成溺爱,所以要“威如”,即做家长的要有威严,威严要立足于平日的庄重和敬畏,不能父亲不像父亲,不随便说笑,恩威并施,这样子女才会学会如何处事做人,家庭也就和和美美。

这属于中道的思想,既不放纵,也不太严。可见,父亲在家里一定要有尊严,父亲没有尊严,父子之间毫无规矩,嘻嘻哈哈,到关键时候管不了子女,就说明你没有威严,你说的话,子女不相信,他们没有把你当成家长一样尊重。

要注意的是,“威如之吉”,有威严才能走向吉祥,“威如”并不是家暴,威仪从哪里来?“反身之谓也”,就是做父母的懂得反身修德,自己做好榜样,也就是说,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威如”不单单是对别人严,还要对自己严,要经常反省自己的不足,这样威仪才能出来,你才能要求子女按照自己所说的去做,而不是“父不父、子不子”一般。

但是,曾国藩也同时提出:“治家贵严,不可拘束过甚。”也就是说,在严的同时,也不可对子女过分拘束,一点小事情就吹毛求疵,子女被管教得喘不过气来,感到无所适从,做什么事情都感觉在违背父母的意愿,这样的教育反而会适得其反。

我们今天也常讲,孩子有一个青春叛逆期。叛逆是怎么形成的?有时和父母的挑剔、拘束过甚脱不了关系。可见,父母在严格管理孩子的同时,一定要给他一个自由的空间。否则,孩子被过分管束,他的天性就被完全遏制。所以,治家贵严,但不要走极端,要学会宽严并施,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孩子会觉得宽松、不拘束。

子弟需勤教

子女的教育是经常性的,不是偶然性的。偶尔的教育肯定没有效果,子女也不会把它当回事。曾国藩后来把子女带在身边,就是要勤教,把教育子弟作为常课。

关于勤教,曾国藩不管公务多忙,晚上一定留出时间灯下课子读书,跟家人在一起讨论诗书及学问,教给他们自己几十年来人生的大起大伏所积累的见识和智慧。特别令人钦佩的是,曾国藩在生命的尽头,仍然不遗余力关注子弟们走正路,亲自为儿子曾纪泽、曾纪鸿讲授《孟子正义》一书。曾纪泽的日记中记载得非常清楚,说大人今天讲《孟子》的哪一篇哪一篇。曾国藩的勤教在这里体现得最为明显。

到曾国藩的晚年,为了勉励两个儿子及诸侄辈,在《诫子书》中写下了日课四条,作为遗嘱,那就是“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简单概括就是八个字:“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为什么要写这四条呢?因为此时的曾国藩已是百病缠身,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他将自己多年的人生思考和追求凝聚为四句话、八个字,作为最后的家训传给二子,希望他们牢记于心,传之于后。这是曾国藩一生用以戒惕的修己之道,是他被誉为“千古完人”的魅力所在,更是他一生学问、事业成功的基础。他在《诫子书》结尾说道:

“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敬惕,以补昔岁之衍,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曾国藩认为,古代君子重视修身齐家,自己修养好,家庭也治理得好,必定自身心安、身强,然后家道振兴;与人相处能使他人愉悦、神灵钦慕,然后有众人前来聚集的景象。“日课四条”作为两个儿子及诸侄辈教育的一部分,据说当时还不是曾国藩自己定的,子女也参与了,共同制订家规,将来怎么可能不遵守呢?这一举动实际上是让儿女有更多的责任感。

从上可以看出曾国藩对子女的教育离不开“勤教”。勤字不仅对子女的教育有用,也跟一个家族、朝代兴衰有关。他曾与赵烈文讨论说,清朝国祚之所以持久,其中有一条就是勤政。这一点跟明朝截然相反。

明朝的皇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以及明宣宗朱瞻基算得上勤政外,剩下的皇帝则大多不堪一言。像明神宗朱翊钧在位之初十年,有勤勉明君之风范,还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但是执政后期长达三十八年,荒于政事,日夜纵饮作乐,自此不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

明神宗本人如此,他的父亲隆庆皇帝和祖父嘉靖皇帝都是如此,嘉靖皇帝在位期间,二十多年避居西苑,练道修玄,朝政被严嵩父子把持。清朝的皇帝则不同,鉴于明朝覆亡的教训,一代一代的皇帝确实都勤于政事,就是清末的光绪帝也是如此。这就是皇家家法教育出来的,所以曾国藩说,教育子女也应该这样,要勤教。

言传身教,六者皆要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相处时间最长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太重要了,他的所作所为,影响非常重要。父母经常怎样,子女就会学样,父母平常的行为不管好坏,对于子女来说,会起到一种示范作用,他们无形中就学到了。对于言传身教,曾国藩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曾国藩认为,居家之道,从俭的话可以长久,当处在乱世时,犹以戒奢侈为要义。高调炫富,盗贼会盯上你,朝廷也会盯上你,这纯粹是给自己找乱子。特别在乱世,乱世积财为最大不祥,会招致很多灾难。还有衣服不宜置备太多,也不要在样式上太多装饰,尤其不适宜镶嵌过于华丽绚烂的花边。高调炫耀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曾国藩要求子女俭朴一点,保持一点纯真。

在工作上,曾国藩常讲“五到”,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曾国藩把古人讲的日常工作上要“清、慎、勤”三字,概括为“案无存牍,室无私钱”八个字。“案无存牍”就是不管有多少事情当天一定要办完,不能攒到一起突击一下干完。“室无私钱”,自己的办公室和家里,没有一分钱是不可告人或者来历不明的。

曾国藩在读书上的示范,可以说是个楷模。曾国藩以身作则,常常带领家人读书,晚上利用闲暇陪着孩子们读书。像《孟子正义》这部书孩子们早已经读过,但曾国藩还要一遍一遍地教两个儿子,他认为书读百遍才能读出味道,每读一遍都可能有不同的解读和认识。

无论是戎马生涯还是在总督衙门,他每天晚上都会安排一定的时间读书,读诗书文章至少两到三卷,然后用一定的时间课子读书。直到临死前两天,曾国藩还在读《理学宗传》。

曾国藩非常重视修养的功夫,这也是其成就当中最主要的。幕僚薛福成总结曾国藩一生的成功之处,称其成功秘诀在于“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前者就属于修身,后者则是说用人。

“清廉”方面,曾国藩一生清廉,临死时没有给家里留下太多的遗产。他有五个女儿,两个儿子,共计分成七分,每个人可能分得一千多两银子,所有的家产就是这么多。

“孝友”包括两层意思:“孝”是对长辈,“友”是对兄弟姐妹等同辈。关于“孝”,曾国藩就说“事亲以得欢心为本”。而对于同辈之人,古人讲兄弟之间最好的道是友道,即兄弟之间要像朋友一样相处。

以上就是曾国藩在六个方面所做的示范,以“身教”影响子弟。

曾国藩对工作、对家人,真正做到了“义无反顾”,他实现了儒家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理想境界,堪称“中华千古第一完人”。而曾国藩或许不会想到,他留下的家训,也影响着一百多年后的后世之人。

是湖南长沙府湘乡县。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54],晚清时期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1],清末汉族地主武装湘军的首领。[59]

道光进士,曾任内阁学士,道光末年官至侍郎。善于讲“道德”说“仁义”,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太平天国进军湖南时,被任命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举办团练。后来组建起一支具有正规军规模的地主武装团练——湘军。咸丰四年发布《讨粤匪檄》。[60]率湘军出省作战,为清政府收复失地。为了强化镇压力量,他主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新式枪炮。咸丰十年(1860年)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59]次年攻占安庆,奉命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60]同治三年(1864年)攻陷天京。次年奉命赴北方镇压捻军起义。同治七年(1868年)调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 (1870年) 在办理天津教案中媚外残民,受舆论谴责,回任两江总督,病死南京。 [59]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经世派的崛起,使清封疆大吏由权贵当权变为经世派当权,促使清地方官员中满汉比例的变化。地方督抚力量的强化与离心倾向的加强。[58]他曾鼓吹并推进洋务运动,主张对外坚守“以羁縻为上”;对内修明政事,急求贤才,引进西方的军事和技术。[60]

曾国藩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后世称“曾文正”。

曾国藩出生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做了一辈子明白人,他为后代留了下什么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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