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姓氏，我们能知道自己内体、心灵、心理之血脉传承，“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是谓“寻根”；“草本祖根，山祖昆仓，江河祖海”，是谓“问祖”。因此，了解一下自己的姓氏。寻一下自己姓氏的起源。是很有必要的

郑姓作为一个有两千八百余年历史的中华大处，自公元前806年（周宣王22年）从周王分化出来，开始独立发展之日起，便以独特的宗族文化和姓族特点著称于世。这些姓族特点，几乎囊括了中华民族所有的优秀品质，郑姓也因此而得以蛇立于中华巨姓望族之林，到了隋唐，郑姓被称为天下五大姓之一。郑姓在历史上人オ出，且不说大名的郑国、郑玄、郑道昭、郑馀庆（唐宰相）、郑珣瑜（唐宰相）、郑度、郑和、郑成功和郑板桥等人，仅有唐一代，光荥阳郑氏就有13人中状元至少8人获进上。在二十五史中。郑氏单独立传者即有43人。

“郑”原是古代氏族祭莫的酒器，这意味着“郑”从一开始就和人类的神圣情感联系在一起。从黄帝到后稷。再到原姬友。可以描述郑姓的得姓历史。

古今郑姓人的主要源头，无论是郑姓人自己还是历代的官私学者，无不认为是由黄帝、后稷、周武王、周厉王、郑桓公等人一脉相传面来的。

由于黄帝相传是姬姓的开创者，郑姓的源头又出自以姬姓为国姓的周朝，因此郑姓也被认为是姬姓郑氏，亦即由姬姓改姓后分行而出的姓氏。从黄帝开创人类的原始文化直到郑桓公分土受氏。这段历史，便是郑姓历史上的拓荒阶段。

在古今的不少姓氏学著作和郑姓人编撰的典籍中，大都认为郑姓源于姬姓，是中华人文始祖黄帝的后代。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日：“郑氏出自姬姓。”郑维藩《郑氏源流考》也记载：“郑，姬姓也，系出天潢。”郑超英《泉州马巷用风里十五都大雄田郑氏重修谱叙》亦云：“我郑故姬嫡也。”由于人们一向认为姬姓的开创者是黄帝，因此，郑姓人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黄帝的后代。

郑姓始祖叫姬友，是周厉王的幼子，公元前806年被封在棫林，不久迁徙居于拾，建国名“郑”。

周历王去世以后，留在国都的他的长子姬静被推举为王，继承王位，史称周宣王。宣王从小经历了磨难，继位比较注重缓和各种矛盾，同时加强对反对势力的征讨，一时使朝政出现了中兴局面，史称“宣王中兴”，同时，又鉴于周王朝积贫积弱而各诸候势力相对强大的局面，为了加强王室的势力，使在自己的亲族中挑选合适的人进行分封，以便协助自己统治天下，这样，历史上便出现了与那姓的诞生关系密切的姬友封郑事件。

姬友即郑恒公，是周历王的小儿子，周宣王的弟弟。他的出生可能是在“国人暴动”以后，亦即周历王出奔以后。在周历王去世、周宣王继位以后，天下的形势有所稳定，他才从流亡的彘地回到国都（今西安）。在这里，他过着多年默默无闻的生活，人也从少年时期进入中年时代。直到周宣王然位后的第22年（公元前806年），“宣王中兴”局面已经形成，他才被宣王分封在棫林（陕西华县东），不久又徒居于拾（棫林附近），建立郑国，做了西周时朝分封的最后一位话候王。姬友封郑对郑姓人来说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如（说文解字）释“郑”曰：“郑：京兆县，周历王子友所封。”意思是说，天下所以会有“郑”字，便与周厉王子姬友封郑有关了。那么，郑姓人的来源无疑与这一事件有关。又如清郑《那氏续修大统宗请序）日：“郑氏系出周宣王弟友，封于郑，以国为姓。”

一本双枝同茂密千家万户普芬芳

郑氏迁居寿光500余年  繁衍逾万人

“据族谱上记载，寿光郑氏始祖郑澄的祖父郑栲，于明初任河北枣强县令，其后代也就在枣强县落了户，也就是说寿光郑氏的根在河北枣强。”近日，记者来到古城街道垒村，82岁的郑洪三向记者介绍，明正统二年（1437年），寿光郑氏始祖郑澄与夫人携二子一侄，由河北枣强县奉旨到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集结派遣，后经千里跋涉迁到寿光。

郑姓发源于河南

郑姓为中文姓氏之一，源出姬姓，始祖是郑国第一代君主郑桓公友。郑国被韩国灭亡后，国人改姓为郑。自三国始设荥阳郡之后，天下郑姓言源流者，皆曰出自荥阳。郑姓人中自古有“天下郑姓出荥阳”或“荥阳郑氏遍天下”的说法，所以，郑姓主要发源于今河南中部一带。

郑姓大举南迁，始于西普“永嘉之乱”，是“入闽八姓”之一，嗣后不断在此发展，并繁衍播迁于南方广大地区，形成了诸多郡望。郑姓如今在我国分布比较广泛，尤其是在南方地区，以福建、浙江两省最多，占到全国郑姓人口的大多数，可以说郑姓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南方姓氏。

寿光郑姓始祖迁民中去世

据了解，寿光郑姓始祖郑澄之后迁居寿光至今已574年，现已繁衍子孙24代，人口总计超过万人。当年澄祖与夫人携二子（忠、孝）一侄（建）奉旨前往山东，澄公不堪其苦，途中病逝于金乡县，其夫人与二子与一侄经艰难跋涉，抵达寿光彭家道口暂居。

澄祖夫人故后，郑忠、郑孝又去金乡迁澄公柩与其母合葬于彭家道口。后三人各自迁往一处，孝迁至台头一带，忠迁居古城垒村，建则移至广饶石村。虽各立门户，但兄弟及后人累世相好，郑氏家祠有联曰“一本双枝同茂密，千家万户普芬芳”。

寿光郑氏二世祖郑忠从彭家道口迁居垒村，经过500多年繁衍生息，已发展到800多户，人口逾3000人，从垒村迁到寿光各村的也有不少，其中古城街道北孙云子村已过百户、约430人，北马范村有45户、150多人，尚家村约140户、近500人；孙家集街道郑家村110户，550多人；洛城街道于家尧河村35户，150人；上口镇增城村26户，100多人；田柳镇于家庄村60户，200多人；化龙镇信家桥村40户，170多人。另外，从垒村迁往圣城街道、古城街道、田柳镇、侯镇、孙家集街道等处共200多户，人口在1000人以上。

寿光郑氏二世祖郑孝（忠之弟）的后代，居住相对集中，犬都在台头的郑埝、大坨、小坨及附近村庄，至今已繁衍24代，有1000户，4000多人口。

（本报记者张文志）

寿光郑氏人物

“乡里奇才”郑道行（1612年一1682年），五岁便知读书，通音律，“出口不思，动有奇语”，被乡里称为奇才，十三岁入泮（上学），十六岁补瘭生，两年后年仅十八岁就以山东第四名的成绩考中举人，是寿光郑氏第一位举人，但由于正值明清更替换代时期，他排满抑清情绪严重，朝廷曾多次请他到官府任职，但他屡叫不从，后以明衣冠终老。

“钦赐举人”郑曰唯（1716年一l804年），郑道行的玄孙，自幼聪明好学，性格慷慨豪爽、恭俭好义，考举子没有成功，便自设义塾，家贫者少收或免收塾费，上课“口陈指画，娓娓不倦”，深受生徒及乡里敬重。乡里联名将其高尚师德情操报于县衙，请求表彰，后朝廷于乾隆六十年钦赐为举人，于嘉庆元年又钦赐为翰林院检讨。

“吴佩孚之师”郑韦（1856年一1938年），自幼聪慧，但因为家境贫寒，无法入塾就读，先是家父教其识字，后旁听村塾，先生见其才思过人，收为弟子。光绪元年中秀才，光绪八年秋乡试中举人，名列全省第二，时年25岁。后在临朐、广饶、昌乐等地教学，在广饶任教时，所教七名弟子同时登科，一时名声大震。1891年任河南范县教谕，1894年又擢升登州府教授，在任十余载，品端行正，勤勉职守，上下赞誉有加。1906年辞官隐退，坦然无顾，返回家乡。他的学生吴佩孚于民国五年派人带亲笔书信邀请他出山，并许以月薪600元现大洋的优厚待遇，他不为所动，称病卧床，坚辞不就。

（选自《郑氏大公支族谱》之《郑氏起源和》2011年8月13日《寿光日报》A4版）

1939年，北平。

彼时中日战火已经烧遍大江南北，老百姓流离失所，人人自危，但位于北京南吉祥胡同的吴公馆，却是一派热闹非凡的气象。

自从1931年开始，吴公馆的门前，始终都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而这座公馆的主人非是旁人，正是曾经的直系军阀头领——吴佩孚。

号称“玉帅”的吴佩孚，在北洋这一批登堂入室的大帅中，也算是一个另类。

彼时的北洋军阀，要么就是像段祺瑞、冯国璋这样出身行伍，要么就是像张作霖这样出身草莽，但唯有一个吴佩孚却是实打实的儒将。

这位北洋的“常胜将军”，曾经是中国最接近权力巅峰的人，但因为种种原因，最终走下了神坛。

吴佩孚，1874年4月22日，生在山东蓬莱县。

其父吴可成本是安香居杂货店的老板，虽然身为布衣，但吴可成对于国家大事却十分的关注，尤其对于当时晚清国家贫弱的局面十分的不满。

吴可成十分的推崇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于是便给儿子取名吴佩孚，字子玉，因为戚继光的字叫做佩玉，从中可见吴可成吴佩孚寄予了很大希望。

吴佩孚14岁那年，父亲吴可成因病离世，本来还算富裕的家境一下子就陷入了贫困。而吴佩孚为了生计，也只好投身军旅，在水师学堂当学兵，一个月拿二两四钱银子的军饷贴补家用。

吴佩孚在水师学堂接受摸滚摔打、出操训练之余，到了晚上依然是黄卷青灯，苦读诗书，在22岁时参加科举，得中第八名秀才。

这样的一段经历，造就了吴佩孚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思想，这在他一生的行为活动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腐朽之气、忠贞之气、豪迈之气聚于胸臆。

吴佩孚早年曾亲眼见到日本军舰肆虐中国沿海，深感国家贫弱带来的危害。那时候吴佩孚心里下定决心：将来有朝一日，一定要率兵统一旧河山，驱逐倭寇。

所以，吴佩孚才连年苦读，盼着可以投身仕途，实现自己的抱负。可是考中秀才后，并未如他所愿做到一入龙门，然后飞黄腾达，反而因得罪了地方官绅，闹得在当地都没办生存，只好跑到北京，潦倒在小胡同口以摆算命摊子为生。

但是恰逢乱世，吴佩孚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穷书生，想要在北平讨生活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某一日，吴佩孚正枯坐在摊子前，这时一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抬头一看，原来是来北京办货的堂兄吴亮孚 。

看着兄弟落魄的模样，吴亮孚心中也十分的难过，兄弟二人进了一家小酒店，喝了几杯酒后，吴亮孚说：“如今世道不宁，到处打仗，你以前在山东当过水师学堂的学兵，还不如投身军旅，也许能博个前程。”

听了堂兄的话之后，吴佩孚也感觉到，如今的自己似乎也只剩下这一条路可以走。兄弟分别后，吴佩孚马上动身，投入驻扎于天津的淮军聂士成部当兵。后又分别进入李鸿章创办的开平武备学堂、袁世凯在保定开办的陆军速成学堂就读。

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来到军营后的吴佩孚很快就展露出了过人的军事才能。

1909年，吴佩孚跟随部队出关剿匪，在这个过程中，因奇谋过人屡立战功，吴佩孚得到北洋系大将曹锟的赏识，被提拔为第三师第六旅少将旅长 。

1916年，在“护国运动”中，曹锟奉命带第三师到赵州南与蔡锷的护国军作战，吴佩孚的第六旅作为先锋，在他的指挥下作战凶狠异常，屡立战功。

而吴佩孚本人更是两次在危急状况下救了曹锟的命。为了感谢吴佩孚的救命之恩，曹锟后来得势之后，将第三师师长的宝座交给吴佩孚。

1917年，段祺瑞上台后，准备武力统一南方，曹锟作为攻湘总司令，而吴佩孚则是第一路司令。

在南下作战的过程中，吴佩孚充分地展示了他的军事才华，他先利用离间计分化湘粤桂联军，然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最后逼迫联军放弃岳阳 ，兵不血刃地拿下城池，随后连克长沙、衡阳，一时间声名鹊起。

此后，吴佩孚扶摇直上，逐渐地成为了直系军阀的领袖，风头之盛甚至盖过了段祺瑞和曹锟。

甚至在1924年9月，吴佩孚还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这也是《时代》杂志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

封面上的吴佩孚身着戎装、短发微须，两眼露出一丝强硬和冷酷。当时《时代》杂志给吴佩孚的注释是：吴将军，中国最强者。

彼时的吴佩孚正处于人生巅峰，但是任谁都没有想到，仅仅两年之后的1926年8月，这个曾经的中国最强者就在汀泗桥和贺胜桥的血战中，拼光了嫡系家底，一败涂地。

历史就这样，将吴佩孚狠狠的赶下了舞台，无情且冷酷。

成王败寇，这样的故事翻开中国的历史，简直是数不胜数，这没有什么好说的，输了就要认！兵败后吴佩孚率领亲信向四川退去，到了四军督军杨森处，寻求庇护。

四川蜀地的山水之间，虽然是颐养千年的好出去，但是当时四川境内也是军阀林立，派系争斗不休。夹在其中的吴佩孚，生活得异常痛苦。

在四川的时候，吴佩孚重新审视了自己这几十年来的人生，曾经自己是何等的威风八面，但是短短两年之间，自己就从权利的最顶端，流落到寄人篱下的地步。回想起往昔的岁月，吴佩孚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曾统貔貅百万兵，时衰蜀道苦长征。疏狂竟误英雄业，患难偏增伉俪情。楚帐悲歌骓不逝，巫山 凄咽雁孤鸣。匈奴未灭家何在？望断秋风白帝城。”

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吴佩孚壮心不死。毕竟接受现实，对于一个失败者来说，永远都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吴佩孚也不例外。

所以在四川的时候，吴佩孚也试图招兵买马，准备东山再起，但是现实却狠狠地抽了他的脸。他的计划一次次失败，而吴佩孚也一次次地失望。

就这样，吴佩孚在四川辗转数年之后，不得不在1931年从四川逃到了北平，学旁人做起了寓公。

做寓公是当时很多人下野之后的最好选择，甚至连末代皇帝溥仪在被赶出紫禁城后，也是在天津做起了寓公。远离是非争斗，平静地了此余生，不失为一种乐趣。

但是吴佩孚这寓公却与别人不同！

在北京的吴公馆，吴佩孚不仅带来了所有的家眷，而且带来了全套的幕僚机构八大处，即政务、参谋、秘书、交际、军法、军需、军医和副官八个处，外加庞大的卫队。

在当年的北平，吴佩孚什锦花园的卫队可谓是一道扎眼的奇景，他们佩戴的既不是“国军”的统一帽徽，更不是日后“华北治安军”的汉奸徽章，而是一体嵌着“孚威”两字的特殊徽章。

这两个字不仅是代表着吴佩孚曾经的尊严，也是他那种文人傲骨的气节。

吴佩孚刚刚来到北平的时候，那时“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因父亲张作霖的原因，张学良以子侄辈的身份邀请吴佩孚到家中做客。

按理来说，此时的张学良位高权重，而吴佩孚则只是一个下野的老军阀，但是吴佩孚一见到张学良直接当面质问：“奉天事变，你为什么不抵抗 ？”

张学良一听脸色当时就变了：“我有中央命令。”

听到张学良这样说，吴佩孚也是不依不饶，继续说道：“有命令也不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真丢你老父的脸。”

看着张学良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旁边的人连忙拉了拉吴佩孚的衣襟，毕竟现在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好歹得给主人留个面子，不然惹恼了张学良的话，恐怕在北平也就待不下去了。

但显然吴佩孚并不这么想，他一把甩开衣袖接着说：“国仇你不报，私仇你也不报，你老子的棺材已经竖起来了！”

张学良听着吴佩孚的质问，一句话也答不上来，也只能毕恭毕敬地说：“玉帅骂得对，我确是给父亲丢脸了。”随后将东四什锦花园胡同的大宅院送给吴佩孚当寓所，并每月送他4000元。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身在其位，有其不抵抗的苦衷，但是在吴佩孚看来，这却是极为怯懦的行为。好在张学良也算是有气度之人，此后对吴佩孚一直是毕恭毕敬。

来到北平后的吴佩孚，在自己的公馆重新做起了学问，晚年更是寄情于佛法。虽然吴佩孚本人已经放下了争斗的心，但是想要安静的度过此生，却是万万不能。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平沦陷，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安全，也是纷纷南迁。

但是面对身边人的劝说，吴佩孚却不以为然，说什么他都不离开北平。

在吴佩孚看来，离开北平南迁，就意味着以后要在蒋介石的庇护下生存，自己曾经败在蒋介石的手下，如今无论如何也不能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屈服。

所以，即便北平城到处都是日本人，吴佩孚也是照常过自己的日子，不为所动。

但是，吴佩孚这三个字在那个时代就是一块金字招牌，日军不可能忽视掉他的存在。特别是下野以后的吴佩孚，手中没有实权，但是声望却依然很高，实在是日军拉拢的最好选择。

其实早在吴佩孚刚刚兵败逃到四川的时候，日军就向吴佩孚抛来了橄榄枝。在得知吴佩孚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

换做旁人，看到面前日本人的条件，恐怕早就摇上尾巴，邀请太君上座了。

可这是吴佩孚，吴佩孚甚至自己失败绝不是因为军火和钱财，之前自己拥有的枪炮何止十万支？但是又能如何呢？

吴佩孚深知日本人是绝不会如此好心，这些诱人的条件后面，暗藏着更多的狼子野心。因此，吴佩孚直接严辞拒绝了日本人的帮助。

在自己兵败流离失所，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

但是，日本人却并没有这么轻易的就放过吴佩孚，如果想要在华北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吴佩孚是关键的灵魂人物，为此日本甚至制定了专门的“吴佩孚工作”计划。

在占领北平后，更是多次登门来请吴佩孚出山，甚至土肥原贤二都亲自出马，来说服吴佩孚，但是吴佩孚却始终不为所动。

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日本特意将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调入北平，担任‘敬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则接替土肥原贤二来做吴佩孚的工作。

为了接近吴佩孚，川本大作甚至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向吴佩孚“学习大师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甚至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企图以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但此时的吴佩孚，却表现出了更高的民族气节面对日本的种种诱惑，始终不为所动。

吴佩孚常和家人说：“我不能禁止人威逼利诱我，但我决不受人威逼利诱。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吴佩孚不仅自己拒绝日本人的诱惑，面对倒向日军的故友，吴佩孚也毫不客气。

据吴佩孚过继的儿子吴道时说：“回到北平以后，给袁世凯当过步军统领、曾经代理过几天国务总理的江朝宗请我父亲当北平悟善社的社长。社内分设乩坛，一月好几回，互相唱和不辍。”

平津刚沦陷时，江朝宗任北平维持会会长，欢迎日军入城，吴佩孚大骂他说：“你年纪比我大 ，乃当日本人走狗，卖国求荣。真是白发苍苍，老而不死。”遂与江朝宗永绝，不再往还。

后来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企图由汪精卫出任政府首脑，然后让吴佩孚出山执掌伪军。

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拢吴佩孚作汉奸。吴佩孚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佩孚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

吴佩孚回信道：“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

日军司令坂西劝吴佩孚和汪精卫合作，出任伪军部长官，统治华北五省。吴答称：“日本既需要和平，何不先行撤兵，向国民政府议和？”

坂西说：“这在现时，还办不到。”

吴佩孚便说：“既办不到 ，何必找我？”

吴佩孚不仅不怕硬，并且也不吃软，更不会中任何人的巧言令色和谄媚，土肥原曾竭其谄媚之能事，再三恳求吴说：“请大帅救救日本，出来主持中国国事。”

吴佩孚当时不客气地答复说：“我是中国人，我该先救救中国。”

随后，吴佩孚又说：

本人认为，中日若想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需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

面对吴佩孚的软硬不吃，日本人逐渐地也失去了耐心。既然没有办法让吴佩孚为他们效命，那吴佩孚的存在就会狠狠的打日本人的脸，使得更多人反抗日本人。

本着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么就只能将其毁灭的原则，面对软硬不吃的吴佩孚，日本人终于漏出了獠牙。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如同往日一样，在家中和家人吃饭。吴佩孚素来喜欢吃饺子，这天的饭桌上也和往常一样，有一盘吴佩孚最喜欢吃的羊肉饺子。

但是这一次吴佩孚在吃饺子的时候，不小心被羊肉中的一块小碎骨塞住了牙，吴佩孚在清理牙齿的时候，不小心弄破了牙龈。

那时候的牙签并不是现在的木质牙签，而都是多次使用的铁质牙签，吴佩孚眼看牙龈破了，也根本没有当回事。

但是不想到了晚上，白天被扎破的牙龈不幸感染，吴佩孚整张右脸都是又肿又疼，家人一看吴佩孚如此也是有些慌了，当时就想将他送到临近的德国租界，找德国医生诊治。

但是被吴佩孚果断的拒绝了，吴佩孚做人做事有自己的“三不主义”，既“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几十年来，吴佩孚也没有踏进过租界一步。

就在家人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时候，吴佩孚的学生日本特务河本大作忽然带着日本军医和十几个宪兵闯进了吴公馆。

不顾吴家人的反对，河本大作和日本军医强行进到吴佩孚的卧室，要给吴佩孚医治，随后，日本医生用手术刀在右腮下气管和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吴佩孚当场气绝身亡。

在确认吴佩孚已经彻底死掉之后，河本大作和日本军医走出了房间，告诉吴家人，已经将吴佩孚的病情治好，随后带着宪兵迅速的离开。

但是，当吴家人来到卧室后，吴佩孚的身子都已经凉了，紧接着，吴公馆内传来的就是连绵不绝的哭声。

一代枭雄，就此落幕。

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人都否认暗杀吴佩孚的事实，但真相永远都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无论你再怎么掩盖，也没有办法将黑的变成白的。

吴佩孚去世后，举国都为这位曾经的北洋军阀的气节折服，“玉帅”终究是对得起自己的名字。

“玉帅”在活着的时候，各方势力对于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是“玉帅”仙逝后，各方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由于“玉帅”骨子里是个传统的中国文人，其丧事也是按照中国传统举办的，他身披道氅，足登云履，以全道装入殓，左右手各置一枚枣子大小的金银元宝，身边置放着生前看重的奖章和一方象征高洁德性的白玉扳指，枕畔放着生前未完成的一尺多厚的《春秋正文注释》。

但是由于当时尚处在战争期间，没办法将“玉帅”的尸骨归葬蓬莱故土，只能将灵柩暂时停在北平鼓楼西拈花寺东跨院，借地建造了三件大顶殿式北房，名曰武圣祠。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更是为吴佩孚补上了盛大的国葬，李宗仁亲自主持国葬仪式，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陪祭。“玉帅”生前的好友，原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杨森，专程来北京吊唁、抚棺大恸。

吴佩孚的葬礼十分隆重，80名杠夫，抬着吴的棺柩，紧随着送葬的长列马车、汽车，里面坐着送葬的女眷、至亲和吴过去部下的女眷。

再加上送葬的军警、宪兵的队伍，浩浩荡荡。前面的队伍已到了西直门，后面的马车却还在东单呢。惹得北京人扶老携幼地停立在马路两旁看热闹，说是80年来很难见到的百万人观看大出殡。

回首吴佩孚的一生，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可谓‘大有作为”。但是在那个军阀乱战的时代，吴佩孚个人所追求的目标，在一段时间内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他带来的只是滚滚骂名。

但是，面对日本侵略，吴佩孚以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最后的‘不作汉奸”，保存了自己最后的气节，也为他赢得了人们的敬意。

对于吴佩孚来说，没有什么样的结果，比这个更好了！

有这样傲硬的骨头，注定了吴佩孚风云过后唯有悲情，但悲情之下，对于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中的忠义、名分，在那样一个豺狼虎豹竞相逐利的乱世，少有人会像他那样坚守。

吴佩孚的一生，是悲情的，也是悲壮的，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传统中国人的最闪光的地方。单此一点，便足以让我们铭记。

最后，附上一首“玉帅”的《满江红》，以表怀念：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弱。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劲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华世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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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世奎(1863-1942)近代天津著名书法家。字启臣，号璧臣、思暗。祖籍江苏无锡，后迁居于天津。1864年生于天津老城厢东门里。汉族。天津“八大家”之一。因家资丰厚，家中常聚各方名士吟诗谈词。

　　16岁时得中秀才。19岁时中举人由内阁中书考入军机处，荐升为领班章京。1911年奕劻组亲贵内阁，又被升任清内阁阁丞。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时，升正二品。“百日维新”后，以省亲为名弃官隐居天津，在意租界购置房产，以清朝遗老自居，自号“北海逸民”，终生不剪辫子，不用民国年号，不再入仕，不再参与政事，惟以诗文、书法自娱。

　　华世奎作为名书法家，订有“笔单”，往年天津各南纸局多代收书件。在当时与孟（广慧）、严（修）、赵（元礼）并称为四大家。因自小父亲对他寄望颇高，4岁时就指定书目让他学习，经常站立书写，腕力、臂力达到超人程度，为日后成为津门四大书法家之首创造了条件。华世奎的书法，真、草、隶、篆诸体，无有不精。而最能代表其书法风格的要算他的楷书作品，走笔取颜字之骨，骨力开张，功力甚厚，有馆阁气魄。手书的“天津劝业场”五字巨匾，字大1米，苍劲雄伟，可谓其代表作。被国家定为中华历代名匾。东北角的“正兴德”茶庄、估衣街的“德昌公”等著名商号匾额招牌题字也都是他的手笔。

　　华世奎经过长期的书法实践和探索，将苏东坡的巧结构和篆隶的笔法与颜的拙字相结合，形成了拙巧相间的“华体”书法；而且在理论上总结出了富于自己个性内涵的六种笔法，即“提、按、顿、挫、内颤、外颤”。他为人写了许多牌匾和碑记、墓志铭等，在天津留下了不少可资纪念的文物。书法作品小至蝇头小楷，大至径尺以上榜书，结构都很凝重舒放，晚年更加苍劲挺拔。著有《思暗诗集》留世。他的书法作品也被各美术出版社相继出版，如《津门华世奎孝经帖》等等。

　　华世奎对天津的文化事业十分关心，经他主持的有“崇化学会”、“国文观摩社”、“城南诗社”等文化团体，并长期作文庙主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在做人方面可谓楷模，在他身上体现出高度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程克任天津市长时，因受商震嘱托，每月从市财政局给华世奎拨出千元，用以其生活之需，被他坚持拒绝。于是后来每月拨出600元为崇化学会经费，余款400元为文庙修缮费，直至日本侵入天津为止。

　　1942年春夏之交，华世奎故于天津里第，终年79岁。其家属及在津遗老联名向伪满溥仪请谥，得赐予“贞节”谥号。

　　吴佩孚 (1873-1939)北洋军阀首领,山东蓬莱人,近代书画家,工书,擅墨

　　吴佩孚(1874年—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6岁即入私塾，1896年 22岁时中秀才，后因避祸投军从戎。从淮军聂士成部戈什哈（勤务兵）做起，“凭借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锟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权力，成为一方袅雄。他镇压京汉工人大罢工，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排斥异己，到处调兵遣将，挑起军阀混战；敌视南方革命政权，叫嚣“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扑灭广东之赤化”，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

　　曹锟贿选总统以及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蜇居东北，图谋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于 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以直系大败，曹锟被俘，吴佩孚逃往南方而结束。此后吴佩孚虽几次试图东山再起，忽而联合冯玉祥、孙传芳与奉军作战，忽而联奉反冯，但在北伐军的攻势下，主力被歼于武汉，最后辗转流落北京。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但被吴佩孚所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去世。

　　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虽与其他军阀一样，穷兵缴武，镇压革命，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董必武：《日本企图搬新傀儡》）吴佩孚不做汉奸的民族气节，还是应予以肯定的。本文试对吴佩孚拒作汉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讨。

　　吴佩孚在民族危急关头拒当汉奸，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首先，吴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对孔孟之道极为熟捻。在从幼年到青年的二十余年中，吴佩孚虽曾因父亲病亡中断在私塾的学习，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学业，仍以各种方式坚持自学，为通过科举人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试第 37名考中秀才，虽不能因此说他旧学极柢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对此确实下过一番功夫。在这点上他与响匪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又有着显著的区别。儒家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强调以及对国人爱国情操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北洋军阀中的“儒将”，吴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礼、义”训练部属；在民族大义上，较之其他军阀，吴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认识。

　　吴佩孚在军队的训练上，除重视军事教育、操练及军队装备外，还经常以儒家思想训导官兵，要求他们“慕上古之英雄豪杰，诵先哲之训语箴书，善读春秋，力行忠义，方足以致忠邦爱国之志，成谋勇兼施之将”，“为将土道……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间的忠义化身关羽和精忠报国的岳飞，动辄以反帝爱国的面目通电声讨皖系、奉系的卖国行为，一时令人以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将军”。

　　对自己，吴又提出了“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虽然有人指责他哗众取宠，但在某种程度上。吴佩孚确实实践了他的信条。在用人上，吴佩孚拒用亲属，曾亲自下令，吴姓的“天、手、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现在北洋军阀中还是较为罕见的。

　　二次直奉大战时，吴佩孚败走天津，在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三面包围下，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拒绝手下躲入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议。既使在牙疾恶化，面临生命威胁时，吴佩孚仍拒绝到租界就诊，最终死于家中。

　　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入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在吴兵败、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这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应有很大的关系。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的家乡蓬莱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里，戚继光的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而为吴取名子玉。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与以戚继光同乡而自豪。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府，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北海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剥，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陶菊隐：《吴佩孚将军传》）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吴佩孚才会以“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回所企愿，愿意听从。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来口答侵华日军的利诱。

　　从客观情况来讲，身属直系的吴佩孚，素与英美来往密切，与日本则关系冷淡，在日本掠夺中国权益时，数次通电反对；加之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几次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军阀发生混战，彼此积有宿怨。

　　在与皖系、奉系的斗争中，吴佩孚多次以反对其媚日卖国作为与其开战的借口。1919年，在反对巴黎和约的斗争中，吴佩孚一再发出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约上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约。吴佩孚甚至提出：“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需以相当兵力，作最后之解决”，为推翻皖系政府制造舆论。

　　1922年，梁士诒政府（奉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大搞亲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赎回被日霸占的胶济铁路。吴借机联合直系将领，通电指责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并指出‘嘶人不去，国不得安”“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间。”

　　日本侵占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成立后，吴佩孚虽已手无兵权，仍通电声讨，痛斥日本“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吴佩孚以反对亲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与皖系、奉系的争战中也多次吃过日本人的亏，自会与日本保持相当的距离。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以日式优良武器与吴作战，一时占尽优势，给吴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天津日军护卫队也配合皖军，将直军赶离铁路线。只是后来吴佩孚利用天气突变，皖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之机，才在奉军的夹击下击败皖军，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树锋躲入日本使馆。

　　一次直奉大战时，奉军败走天津，欲从天津撤回关内。直军追人天津后，日本遂以外交使回代表的名义，借口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可驻扎天津，对吴佩孚提出抗议，试图掩护奉军撤退。吴佩孚对此极为不满，曾向美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东京去。

　　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吉风显作致电吴佩孚，不许直军在撤退时使用当时唯一可用的秦皇岛码头。而奉军南下滦河的前锋就是由日本人率领的黑龙江骑兵大队。对于二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想必吴佩孚也会在日本人身上记上一笔。

　　虽然日本对吴佩孚也多次试探，一次直奉战争后，派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充当吴的顾问，又以提供军事装备等手段对吴伺机拉拢，但吴对此并不接受。日本占领华北后，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拉吴出山，充当傀儡政府的首脑，并为此而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前后耗资三千万。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岗野增次郎被调入北平，担任‘敬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还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学习大师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企图以旧友、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吴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又被吴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由一口口绝。

　　总的说来，在英美扶植下发展起来的直系军阀，对日本的态度都较为冷淡。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除个别直系将领，如齐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汉奸外，大部分直系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是抗日爱国的。即使是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汉奸。因此，吴佩孚能够作出不当汉奸的选择与他自身所处派系也不无关联。

　　除了吴佩孚个人因素外，为防止吴投敌，国共两党也做了大量争取吴佩孚的工作。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吴佩孚，表示对吴的处境“悬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著文，希望吴佩孚能“自全晚节”，“不做日寇的傀儡”；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希望吴佩孚能保持气节，不为日人所用。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吴佩孚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吴佩孚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可谓‘大有作为”，可是他所努力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却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他带来的只是滚滚骂名；而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最后的‘不作汉奸”却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一丝敬意。对于吴佩孚来说，他的不为比有为更加难得，更有价值。

　　井姓的起源与中国古代天文学有关，井是二十八星宿之一，天文分野在陕北一带。所以早在上古三代就出现了有所成就的井姓人物。又如井姓，即神农氏后裔。在古史上出现很早。最早的姜姓井族很可能建立国家在河北邢台一带；西周时井姓望族大都分布陕西周原；而事实上在米脂县就有井姓人家因为族灭分而为五jing。jin;姓的传说[京景荆金靳]，那里也有山上的古迹叫“五分路”。事实上在“京景荆金靳”这五姓活跃的历史时期，而其本源之姓井却很难发现。我们不了解这个姓分出五姓之后到底隐藏的多久，但是至少也有一个朝代的历史之久，怎么恢复起来的，应该也有传奇的故事吧。在近代，结束清政权的人就是陕西同盟会领袖井勿幕，其胞兄井岳秀在20世纪30年代镇守陕西榆林号称"榆林王",是个一等一的“土皇帝”。现在的井姓多保留在陕西和辽宁,占井姓的五分之三。

　　井姓起源有：

　　一、出自姜姓，是炎帝的后代，取吉利的意思作为姓氏。井是《周易》六十四卦之一。有取之不尽的意思。

　　二、出自姬姓,周公四子邢侯之后见杨宽《西周史》周朝有大夫叫井利，就是用“井”作为姓氏。见《穆天子传》。

　　三、始于春秋，是以封地名作为姓氏的。春秋时，虞国有个大夫被封到井邑（今地不详），称为井伯。他的后代就用封邑名“井”作为自己的姓氏。

　　四、井姓与百里姓同宗。周代时，姜子牙建立了齐国，而姜子牙的后代中，又有人到虞国当了大官，被虞国国君封为井邑的首领。又封为伯爵，被人们称为井伯，井伯的子孙，有的姓井。井伯又有个后代，叫井奚，后来到秦国去做了大官，被秦穆公封为百里邑的首领，被人改称为百里奚。百里奚的后代，也以封地为姓，世代姓百里。所以井姓和百里姓的老祖宗是一个。见《姓源》。

　　五、和尔钦氏Hercin Hala 本蒙古姓氏, 见于《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蒙古八旗姓》,又作合答斤、哈塔斤、合底忻,成吉思汗十一世祖母阿兰豁阿的第三个儿子不忽合答吉,组成的部落,世居扬什木(又作阳石木，蒙古游牧地，博古罗特氏、和尔钦氏、喀克锡哩氏、锡尔弼氏、锡喇德氏世居地，辽宁省彰武西),后冠汉字姓井。

　　井姓典故

　　源自炎帝；望出扶风。南阳曾拒五王远权势1；为官三科称贤能2。 注释：1东汉太学生井丹，字大春，郿人。博通五经，生性清高，不结交权豪，曾拒五王之邀，闭门隐居，读书自乐。2明代给事中井田，字九畴，邢台人。任户、兵、刑三科给事中，以贤能著称。 六郎赞襄，政令维亲感戴3；五经博洽，京师传说纷纶4。 注释：3宋代官吏井纲的事典。 4东汉太学生井丹，博通五经。时有“五经纷纶井大春”之谚。

　　伤心痛哭几无泪；悲楚行吟尽是忧5。注释：5近代名人井勿幕自题联。井勿幕曾参加护国运动。 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

　　井勿幕，初名泉，字文渊，陕西蒲城县三合乡人，生于1888年2月12日，是中国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在辛亥革命中，他积极奔走，以年轻的热血之躯奉献于祖国和人民，被孙中山誉为革命的“后起之秀”“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幼时聪敏好学、志向远大。1903年冬，15岁的井勿幕远渡重洋赴日留学，1905年8月20日加入了孙中山在东京创建的同盟会。同时，他很想陕西也尽快成立这个组织，遂向孙中山请求回国，孙中山被其年少志大所感动，便同意其回国的请求。回陕后，他便奔赴渭北各县，宣传同盟会纲领，秘密发展了30多名成员，成立了同盟会陕西支部。从此，反清的火种在三秦大地燃起！

　　辛亥革命前夕，陕西反清浪潮汹涌澎湃，这与井勿幕的精心策划、积极奔走是分不开的。 1906年夏秋之后的两三年间，他又曾两度赴日，除读书并筹建同盟会东京陕西分会外，他又于1907年2月回国并亲自去南方会见了黄兴和秋瑾，了解革命形式。后即赴日向同盟会东京总部负责人吴玉章做了汇报，这次在东京住了一年，一面研究国际国内形势和思潮，一面筹划陕西籍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夏声》杂志。他以“大无畏”、“侠魔”等笔名发表许多文章，揭露清政府的黑暗和腐朽，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声援国内反清斗争。1908年秋，“蒲案”爆发，井勿幕遂在《夏声》杂志第八号发表了《蒲案感事》一文，揭露蒲城知县李体仁封闭学堂，毒打师生，违法滥刑，草菅人命的罪恶行径。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清政府最终将李体仁革职查办。1909年春，于右任因创办《民呼日报》宣传革命，被上海英租界捕房逮捕，井勿幕立即在《夏声》上发表文章揭露事件真相，呼吁社会舆论支持正义，引起国内外的震动，英方最终只好释放了于右任。尤其在1908年发表的长篇政论文章《二十世纪之新思潮》一文，盛赞社会主义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以成“晚照斜阳，行将就没而黑云蔽空”，“冲天之大浪来者，即此社会主义新思潮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全省乃至全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最终被袁世夺了胜利果实。而此时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有的人倒向了袁世凯。但井勿幕始终坚持革命，坚决反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1915年12月，袁世凯阴谋称帝，反袁怒潮席卷全国，蔡锷将军首举义旗讨袁。井勿幕在上海同熊志武等人商定反袁，随即赴云南参加反袁斗争。历任参谋和前敌总指挥，转战四川沪洲、叙府一带。后来他策应陕西的反袁护国斗争，乔装商贩徒步回陕。此时袁世凯在全国的一片唾骂中忧惧而死，但陕西仍为皖系军阀段祺瑞的爪牙陈树藩控制。井勿幕十分气愤，旋既赴京联络革命志士，开展反对陈树藩的斗争。1917年12月，陕西国民党革命派响应孙中山广东军政府号召，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废弃《临时约法》，成立靖国军，打响了护法战争。于右任被陕西的国民党人士从上海请回，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分兵六路进攻陈军。陈树藩惊慌失措，请井勿幕以调解人身份去三原，企图借井之声望分化瓦解靖国军。井勿幕素孚众望，加之靖国军多系井之旧部，所以他一到三原就被推举为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一时间士气大振，陈树藩更加恼火。 1918年10月，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率部援陕，到达第一路军郭坚驻防的凤翔县。11月中旬，井勿幕一行前往凤翔慰劳叶部，当井勿幕返回三原途经兴平时，忽然接到郭坚来信，约井勿幕于21日赴兴平南仁堡参加军事会议。井勿幕明知赴会有险，但他认为“只要对革命有好处，我是不怕牺牲的。”并如期赴约，结果他一到就被陈树藩勾结的靖国军内部败类郭坚部营长李栋材杀害，年仅31岁。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悲歌从天落，壮志未酬身先死。井勿幕的被害，使辛亥革命失去了北方的一面大旗。于右任当时致函国会众议院:“天乎何心，坏我长城!”“唯有誓灭国贼，慰我先烈。”广州孙中山护法大元帅府特赠井勿幕陆军中将，明令嘉奖抚恤。辛亥革命著名革命家章炳麟亲自为他撰写了墓志铭，予以高度评价，井勿幕的一生从事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业，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井勿幕之死———民国初年的一桩公案

　　被孙中山先生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陕西辛亥革命先驱井勿幕，于1918年11月在陕西兴平县南仁堡被人谋害。他的死，成为民国初年的一桩疑案。

　　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并欲恢复帝制。井勿幕奋起曰：“斯时不起，民国为无人”，协助孙中山、黄兴、蔡锷等发起了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及反对段琪瑞的护法运动。井勿幕曾由越南潜入云南，参加反袁的护国战争，任护国军熊克武部前敌总指挥，转战川南。护法运动中，井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领导了陕西讨段反陈（陕督陈树藩）之役,从者数万。井并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西南靖国军联帅唐继尧及熊克武等联系，由是川滇黔各军叶荃、但懋辛、王安澜、吕超等率军援陕讨陈。陕西靖国军因之声势大震，关中西部除户县、兴平，悉数被靖国军占领。

　　1918年11月20日，井勿幕西行凤翔慰劳云南叶荃援陕部队，归返三原途经兴平之际，接陕西靖国军第一路军司令郭坚专函，约井于次日同到附近南仁堡会商攻取西安计划。井勿幕乃带随从8人乘马前往践约。井抵南仁堡即被郭部营长李栋材迎入一厅房内，而井未见郭至，始觉有不测发生。井怒斥李并掷手中水烟袋击李，纷乱中忽有人自门外报告“郭司令到———”勿幕起身视门外，而在场的郭坚马弁任申娃、李新生从井身后开枪射击，井即仆地殒命，年仅31岁。

　　井被害后，随从除一人逃脱，均被射杀。李栋材用刀割下井勿幕首级，而后传令全营渡渭河南去西安。李部屯兵西关草阳村，献井首级给陕督陈树藩。井勿幕遽死，陕西护法运动局面“遂大坏”，西南援军亦因失去援手，不久退回四川去了。

　　井案发生后，舆论大哗。纷纷议论主谋者何人。时人谓首嫌是郭坚，以井勿幕因靖国军各部扰民，军纪不整，曾大力进行整顿。而郭坚第一路军军纪最差，井对郭多次批评。郭则素怀野心，难以驾驭。井对其整训，郭多有怀恨，因此想杀井后，再借献头之机图陈，一箭双雕。只因陈树藩有所防范，栋材未能得手。杀井凶手任、李两位皆郭之弁目，但非但未予追究，日后皆将二人升任连长。郭坚之外，又有人谓杀井主谋是陕督陈树藩，李栋材只是为陈收买的枪手而已。当时于右任有挽联曰：“我哭井勿幕，耿耿爱国热忱，不亚宋渔父（宋教仁）；谁言李栋材，明明杀人凶犯，就是陈树藩！”

　　井勿幕夫人马氏居西安，闻噩耗携女多次去督府讨说法，陕军田玉洁、云南援军叶荃及井之胞兄井岳秀亦纠责勿幕死因并缉凶手甚急。陈树藩慑于各方压力，乃先遣资二万元驱李栋材逃匿汉口租界，然后将井首级交还井旧将田玉洁。陈树藩而后又将李栋材逃匿处告知井岳秀，一为开脱自己，二也恃李栋材在汉口租界里岳秀奈何他不得。

　　先是，井被杀时逃脱的一随从警弁，当夜又潜回南仁堡，冒险负无头井尸身回到靖国军防地。田玉洁为安全计，派人将井遗体运至泾阳。至此，井尸身首得以保全。

　　于右任在井遇害后立即致函国会众议院：“天乎何心，坏我长城”，“惟有誓灭国贼，慰我先烈。”并以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名义，呈请广州护法军政府以陆军中将阵亡例追恤。但是当时军阀割据，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根本不能顾及此事。不得已，井的遗体由田玉洁将军从泾阳移至蒲城井之故乡，草草葬于县城东十二里的紫荆原南麓。于右任有诗哭井勿幕云：“十日才归先轸元，英雄遗憾复何言。渡河有恨收群贼，殉国无名哭九原。秋兴诗存难和韵，南仁村远莫招魂。还期破敌收功日，特起邱山拟宋园。”

　　话分两头，再说井岳秀知李栋材藏匿处后，誓欲手刃此獠以雪弟恨。他以重金买通湖北督军王占元，设计捕李。李在汉口觉察出有异，乃欲乘火车外逃。而乔装成商人的岳秀手枪队队长李福成等早有准备，于火车未发之际一举擒获李栋材。福成随即押解栋材乘火车抵太原，山西阎锡山与井岳秀关系密切，故全力相助。李栋材由太原起解后，施以双镣，阎派人节节护送，而井岳秀则令人每天给李栋材身上刺一大针，直至井之镇署榆林。

　　1919年中秋夜，井岳秀令将李栋材缚于镇署西花厅的葡萄架柱上，旁设勿幕灵堂，将李剖腹剜心致祭。李高声叫骂，声不绝口。岳秀杀李后，将其尸拖至校场，剥去其皮，蒙于马鞍上坐骑，以解心头之恨。但是，到底杀井的主凶是何人，仍无定论。此后世事推移，而天下局势无一日安宁，此一桩公案，无暇论及，逐渐为人淡忘了。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想起了这位已历27载旷野荒城，未封正冢的井勿幕先贤。乃经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由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立传，并由国民政府明令褒奖。同时决定择址长安南郊风光秀丽的少陵原清凉寺旁购地12亩，重建陵园。蒋介石为其墓题写了“追赠陆军上将井勿幕先生之墓”的巨型石牌坊。1945年井勿幕忌日这天，时任南京政府监察院长的于右任来陕主持了井勿幕迁葬事宜。

　　井勿幕死后27年得享哀荣，不料井案则又起风波。忽一日，勿幕昔日参谋、同盟会员华孝康具状陕西高等法院，告发杀井主凶为该省府新增委员马凌甫。原来这华孝康多年来暗中搜集井案证据，集结为《井案纪实》一书，秘不示人。那马凌甫曾追随郭坚与祸陕的刘镇华，素为陕人所不齿，故数十年未尝回陕。井勿幕安葬后。华孝康于偶然中得知陕西省政府改组，而新委员中有马凌甫，遂有具状告马之举。诉状言当年郭坚本不同意在兴平召开军事会议，但马凌甫以参谋长职权命郭坚随身副官张拟郭坚字体和名义擅发公函，诱杀井勿幕。华并出具张与当年郭坚随从心腹冯绍芳往来信件，证验其字与郭酷似，以为证据。华极力要求惩办主凶马凌甫，为井申冤。华还将其所录《井案纪实》公之于世。后法院以井案已逾三十年不予受理，但马凌甫因此而声名狼藉，不久弃职而去。井案似因此应有个眉目了，谁料在1946年9月18日，华孝康由户县乘轿车赴西安途中遭人暗杀，又再度使此事更添诸多诡秘。井勿幕被害一案终成了一件难以搞清的历史悬疑。马凌甫解放后才死，他谈及井案总是闪烁其辞，一直坚称为郭坚部营长李栋材所为。但世传马凌甫杀井原因系当年留日学生中，分为咸长（咸宁、长安）和渭北两派。而张凤岁羽、井勿幕则隐然为首。马虽为渭北人却加入咸长派，曾因事为渭北派所殴。马一直认为系井指使，由是怀恨。加之郭坚、马凌甫从小集团利益出发，认为井训戒本部队是排除异己，从而起图井之心。

　　井墓在“文革”期间曾遭彻底毁坏。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前夕，井墓陵园得以重修。井勿幕蒙难60多年后历经三次安葬，终在地下得以安息了。

　　钟楼

　　位于榆林城内大街中心。民国10年(1921)榆林绅士白伯英、郭维藩等在为井岳秀祝寿时倡议建“井公祠”，即在榆林大街原被火焚牌楼的旧址动工，次年落成，取名“长春楼”，后改为钟楼。

　　莲花池公园

　　莲花池公园，位于榆林市新二街西侧(体育场北侧)。清代俗称青草湖，北与文庙拌池相连。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府赵铨引普惠泉水流入，至此，湖池常满。民国7年(1918)春，井岳秀辟湖池从关中引进莲籽种植，并在湖池中建茅亭、架曲折木桥，四周种植柳树，置石桌、石鼓凳、备小船。每年6、7月间，莲花盛开满池，故人们称之为莲花池。

　　于右任题书"崧生公园"和"风归远挹陶长柳，遗爱常留召伯棠"楹联，分刻在大门额上及两侧，以褒奖井岳秀建园功绩。建国后，改称莲花池公园，增建喷泉、假山等。"文革"初，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玩乐场所，池中莲花被挖掉，改成养鱼池，园中设施尽遭破坏。1977年复种莲花。并增建门庭、画廊、花圃温室、八角楼亭、引种花草树木70余种，增加儿童乐园，配置游乐设备。现园占地93．3公顷，并成立莲花池管理所。1998年秋冬至1999春历时149天大旱，池中水干，莲花枯死。后用洒水车拉水屯池，有关方面着手再次引种莲花，恢复莲花胜景。

　　井岳秀

　　井岳秀（1871-1936）西北军的一位奇人，井字嵩生，排行十，人多称“井十”，原籍蒲城井家原，少年时武功高强，十八般武艺样样皆通，结交江湖游侠，在关中颇有名,早年中过武秀才,是张作霖的拜把子。1905年，受其弟井勿幕（同盟会创始人井勿幕，是陕西最早的同盟会员，孙中山的得力助手）的影响，加入同盟会，并一起创立同盟会陕西支部。他积极活动，先后参加了著名的“蒲案”、“西安起义”等反清运动。辛亥革命胜利，委以工兵独立营营长。1913年9月，首次北上榆林，妥善处理了“神团”反洋教、反产烟苗事件。1916年，升任陕西第三区警备司令，适逢陕北盗匪猖獗，他率部剿灭，沿途灭盗甚多，于同年再次到达榆林。1917年，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他为陕北镇守使，此后一直镇守榆林，几经变更，先后由刘镇华委以骑兵旅长，吴佩孚委以西北路联军总司令。1925年段祺瑞执政府任命为陕西军务帮办。1927年由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驻陕副司令，兼第九路军总司令，后缩编任命为十八师师长。1931年，蒋介石改任为八十六师师长。

　　井岳秀在陕北也办过一些实业，先后筹措创立榆林女子师范学校、榆林职业中学；扩建高等小学、创办《上郡日报》，筹办陕北地方实业银行；鼓励民众合股办工厂。他本人也私设商号，合股经营“裕惠号”，“太原惠记军衣庄”，“榆林惠记工厂”，“神木官碱局”等。1936年农历1月20日，因手枪走火身亡。

　　井岳秀久镇西北，长期镇守榆林，人称“榆林王”。属于西北军中“一字并肩王”的地位。难得的是此人权力欲望不强，并不多扩张势力，杨虎城打不过北洋军的时候他曾经仗义收留，等杨作了十七路军总司令，井却依然是一个八十六师师长，他也恭执部下之礼，毫无骄檩之意。

　　外蒙宣布独立的时候，伊克昭七旗王公在苏联唆使下也准备叛国，井岳秀出兵河套，通过交友、赛马、拜把等方法，终于说服了这些蒙古上层人士，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功不可没。

　　井江——

　　引领昆明一二一数码城走出“差异化”市场

　　园西和赛博的各行其道，并不能证明园西和赛博在昆明电脑城竞争中就能占据有利地位，一二一数码城近期的出色’表现’也证明了其自身所具备的不凡实力。一二一数码城副总经理井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一二一现如今的经营状况一直按照我们预期所制定的目标有序的进行着。目前我们就是采取一种’差异化’的经营路子，所谓的’差异化’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与其他电脑城的操作方式区别开，不走别的电脑城走过的路，我们所要作的就是建立一套适合一二一、属于一二一的经营模式。当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一二一数码城也会考虑向3C或者4C的经营模式靠拢。目前一二一数码城整个经营都是以数码为主，力求成为昆明本土一个相对专业化的电脑卖场。在管理方面，我们有着和赛博实力相当的企划管理队伍，而硬件设施上，一二一同样拥有本土数一数二的物业基础设施。拥有如此完善条件的电脑城如果再走出一条适合其自身条件的’差异化’经营道路，必将使一二一成为未来昆明IT界的一支生力军”。

　　那么，拥有如此实力的一二一数码城又会如何应对将来的发展呢？井江称：“一二一数码城目前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实力。只要我们能在未来的发展中使出更为丰富的炒作方式，保持产品线的齐全，合理的整合产品资源，并对产品消费起到引导作用，提供互动性较强的买卖空间，加强对外宣传力度，必定能使一二一数码城在将来得到更好的发展。

　　井在

　　〔清〕(约公元一六六二年前后在世)字存士，顺天文安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清圣祖康熙初前后在世。登顺治十六年（公元一六五九年）进士。初任平阳司李，精敏独特，决狱多平反。令永安时，除李唐宗与刘尽忠之谋逆。再迁兴县，因事罢归。归后，日以诗文自娱。在著有铁潭诗集六卷，文集二卷，合河署诗集一卷，簏潭集四卷，天文纂要八卷，讲约六谕解一卷，（均清史列传）并行于世。

　　井玉树

　　〔清〕雍正时（一七二三―一七三五）直隶（河北）文安人。字丹木，号柏亭。工八法，精篆、隶。善山水、法沈周，巨幅尤佳。每饮酒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