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通志·氏族略》曰：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天下同姓是一家，故而同姓不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为一，皆所以别婚姻而以地望明贵贱。注“贵者有氏”：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裂土封侯），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 张姓是华夏大姓之一，人口近一亿，遍布全国及世界各地。张姓祖根在哪里有的说河北清河，有的说山西太原，有的说河南濮阳。为了寻清这个问题，本会邀请省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举行了两次张姓起源学术研讨会，进行了实地考察，掌握了大量史实，确认中华张姓始祖是挥公。挥公得姓于帝丘(今河南濮阳)，帝丘是张姓先民最早的祖居地，张姓源于濮阳，其他地方只能是流，是支脉。

一、史籍及谱牒依据

我们查阅有关张姓始祖挥公的记载见之于书的有17种之多。《世本》日： “挥作弓，牟夷作矢。”这是今见最早的关于挥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日：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日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日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日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唐·林宝《元和姓纂》云：黄帝第五子青阳生挥，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张氏。”宋·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日： “张氏出姬姓，黄帝子少昊青阳氏第五子挥为弓正，始制弓矢，子孙赐姓张氏。”清·乾隆朝重修《张氏族谱·受姓渊源考》： “张氏出自黄帝轩辕氏，生少吴金天氏，又号青阳氏，第五子挥始制弓矢，官为弓正，主祀弧星，世掌其职，赐姓张氏。”

从上述文献可知，挥为张氏得姓祖，这一观点，除宋代郑樵所著《通志》认为解张是张姓始祖外，其他史书均无疑义。但是，挥是黄帝之孙，或是黄帝之子；挥是玄嚣青阳氏之子，或是少昊青阳氏之子，却有分歧。我们认为，挥是黄帝之孙、玄嚣青阳氏之子。其根据有二：①《国语·晋语》日： “凡黄帝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嬉、姑、儇、依是也。”(其中有二人同为姬姓，二人同为己姓)。《史记·五帝本纪·注释》、《世本》、《大戴礼记》等文献均有同样记载。黄帝子所得十二姓中没有张姓，这说明张姓非黄帝所赐，挥公非黄帝之子，乃黄帝之孙，和帝颛顼是亲叔伯兄弟，是同时代人。②当代著名民族源流学家何光岳先生考证，少昊金天氏本东夷族，非黄帝后裔青阳氏，亦就排除了少昊为黄帝之子说，挥为玄嚣青阳氏之子是比较可信的。

但是，鉴于“挥为黄帝之子或孙”的问题，在历史上已争论了几千年，且各有重要文献依据；挥生活在上古传说时代，后世史书不一致、有争议，是正常的。所以，我们的态度是：两种观点应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求大同存小异，谁也不能强迫谁改变族谱。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姓氏文化研究的深入，认识会逐步统一的。

二、地望考察

玄嚣因何得号青阳氏这与其封邑有关。我国自古至今，均以“山南水北为阳”。青阳，即清水之阳(青、清古通用)，而古清河就流经濮阳。

《读史方舆纪要》日：“淇水过内黄县南为白沟，亦日青河。”又日：“淇水……经内黄、清丰之间，其下流人大河，故渎今湮。”《前汉书·地理志》日：“清河水出内黄县南。”以上引文说明古清河与淇河、白沟为一河的不同名称。《诗经·卫风·氓》篇：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涉淇”即“涉过淇水”，“淇水”即是“古清河”；“顿丘”古邑名，在今濮阳城西、浚县境内。从这首古诗也说明帝丘附近有古清河。今濮阳市区张仪村、班家、店当一带村民，仍称村北为北清河、村南为南清河。张仪村系战国时期纵横家张仪故里，至今村内尚有“张仪祠遗址”。该村有张、尹、李等八姓，只有张姓是老住户，其他均是迁入户。据清光绪二十五年续修的《李氏族谱》载：“李氏出陇西蔓延天下，明洪武年间，自洪洞迁于开州北王家庄后，自王家庄移居清邑张仪村。”清光绪年间续修的《尹氏家谱》载：“尹氏世居山西之洪洞，明成化年间徙居清邑张仪村。”该地为什么称“清邑”定与古清河流经此地有关，很可能就是玄嚣的封地“清阳”。“清邑”明代尚存，今已不在。据著名历史学家朱绍侯先生讲：“帝丘(今濮阳)在上古时期是东夷族势力与黄帝族势力的交接地区。因此，黄帝必须在帝丘设防，所以把其子玄嚣封于青阳。”由此可知，张姓始祖挥公，自幼便生活在古清河上游其父的封邑，年长之后又在帝丘辅佐帝颛顼。由于挥十分聪明英武，他夜观弧星，折枝弯条，始制弓矢，大大提高了颛顼部族的战斗力。弓矢用于狩猎，猎获的鸟兽空前增多，提高了部族的生活水平；用于战争，打败了与颛顼争帝的共工部族，使颛顼统治的疆域“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址，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由于挥公功勋卓著，帝颛顼封其为弓正(亦称弓长)，并赐姓张，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有人说，清河在中国境内何止一条河北、山东、山西、安徽等省都有清河，怎么能断定濮阳的古清河就是玄嚣的封邑青阳所在地呢这是因为濮阳古称帝丘，颛项建都于此，至今濮阳城中心四牌楼上仍镌刻着“颛顼遗都”四个大字。帝颛顼、帝喾死后均葬于帝丘，今陵墓尚存，这一点是哪个清河也没有的。所以，只有帝丘附近的古清河才是玄嚣封邑青阳所在地，玄嚣也因封地青阳而号青阳氏。

三、当代族史研究成果

何光岳先生关于挥为玄嚣青阳氏之子的论点，在当今史学界颇具权威性，为研究张姓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著名族史专家谢均祥先生经过多年研究考证，确认张姓源于濮阳。他的这一研究成果，1994年曾在《欧洲时报》、《河南广播电视报》等国内外报刊上发表。

以上论据充分证明了：挥公即是张姓始祖，因发明弓矢而得姓，张姓祖根在濮阳，这便是张姓的渊源。

此外，后世有以字为姓者，也有因种种原因改姓者。如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有解张，字张侯，在晋齐鞍之战中作战勇猛，战功卓著，他的后世以他的字为姓，改解姓为张姓。战国时期，魏国人范雎，为躲避仇人迫害，改姓易名，自称张禄，西入秦国，屡次为秦王出谋划策，因功登上相位。三国名将张辽，原姓聂。汉末黑山起义军首领张燕，原姓褚。另有少数民族改姓张的。在当代中国，回、满、藏、苗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中，都有张姓人群存在。但这只是支脉，是流，而不是源。

四、张姓播迁

张姓先民是怎样从得姓地濮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这是个大课题，不是一篇短文所能够说清的。现仅就我们的初步考察，谈一下我们的看法。

张姓先民的第一次大播迁应是在大禹治水时期。当时，遍地洪水泛滥，中原濮阳地势低洼，更是一片汪洋。为求生存，先民们只好择高而居，逃往距离近的高丘或山区，并且在那里定居下来，繁衍生息，而后又逐步走向全国各地。这次洪水大致发生在帝颛顼、帝喾之后的尧、舜时期，也正是挥公得姓之后。起初，尧命颛顼之子鲧治水，而且到过濮阳。至今，濮阳境内仍有“鲧堤”遗迹。明·嘉靖《开州志》(明代濮阳称开州)卷二，载宋·司马光《鲧堤》诗日：“东郡(今濮阳)鲧堤古，向来烟火疏。堤封百里远，生齿万家余……”可惜，曾在濮阳筑堤治水的鲧，由于方法不对，九年没有把水治平，被舜杀于羽山。舜又派鲧之子大禹治水。他带领人民，凿山开河，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把水治平。这次大洪水先后治了二十二年，逼使很多人离乡背井逃避水患。但要问，当时的张姓先民究竟逃到了哪省哪县，因没查到确凿依据，笔者不能妄言。但据读史得知，帝颛顼、帝喾均建都于帝丘(今濮阳)，到帝尧为什么把都城迁到了平阳(今山西省临汾西南)帝舜为什么把都城迁到了蒲坂(今山西省永济县西南蒲州)大禹为什么把都城迁到了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西北)恐怕都与这次大洪水有直接关系。中国地势的特点， “西北高，东南低，十里地，洼三尺”。在洪水滔天的时代，难怪帝尧、帝舜、大禹均迁都于山西。试想，部落联盟的首领和都城都迁走了，黎民百姓能不跟着去吗所以，历来饱受洪水灾害的濮阳人，逃避水灾多向西，不去山西就去陕西。那个时期，张姓先民从得姓地老家帝丘(今濮阳)逃往山西等地，再由山西迁往各地，或迁回老家濮阳，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

张姓先民第二次大播迁，当在公元前132年(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在濮阳瓠子堤决口时期。自古人恋故土。大禹把洪水治平之后，逃往外地的先民回来一部分是肯定的。经过夏、商、周、秦等朝代，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濮阳地区属于卫国，经济文化都有相当发展。但到汉代，濮阳人又碰上了黄河瓠子堤决口，淹没十六郡，濮阳以东尽成泽国，又一次一直淹了二十二年，人们没吃没喝能不外逃吗去哪里为了求生存逃水患，只好走老路逃往高丘或山区。此后，还有新莽时期公元11年，黄河自治亭(今濮阳)决口，是历史上黄河第二次改道，漫流于濮阳以东各郡达59年。北宋熙宁十年，黄河自濮阳曹村决口，是历史上黄河第三次改道，泛郡县四十五，淹民田30万顷。有史记载的黄河在濮阳境内的决口达一百多次，又加上旱灾、虫灾，每次水旱灾害，都迫使先民们离乡背井，逃往各地。

除了水灾之外，战乱是张姓先民多次迁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濮阳地处中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晋楚城濮之战，秦代章邯和项羽濮阳之战，东汉曹操吕布濮阳之战，北宋宋辽澶渊之战等多次大战都发生在这里，每次战乱都迫使先民们多向比较安定的南方迁移。据王大良、孟繁冶先生编著的《中国大姓寻根与取名》一书记载，由于战乱原因， “张姓先民由中原地区向四方迁徙，有过几次大的潮流。第一次是在东汉末年，由于董卓之乱和连年的战乱，中原地区遭受严重破坏，在此居住的张姓先民被迫南迁；第二次是在西晋末年，匈奴和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的军队进入中原，灭亡了汉族地主阶级在洛阳建立的西晋王朝，人民群众蒙受了深重的苦难，中原的张姓先民又一次大规模地南迁，同时也有部分张姓先民迁往东北和西北地区；第三次是在金兵南侵，灭亡了建都开封的北宋政权，占领了黄河南北，这里的张姓先民又一次大规模南迁，到长江以南地区避难。除了这三次迁徙外，还有更多的小规模迁徙，使张姓儿女逐渐遍布于全国各地。”

《孔子世家谱》并非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家谱

文/武汉九月菊

昨日，楚天都市报在《天下第一家谱即将付梓》一文中报道说，历经10年的续修，被吉尼斯世界记录认定为目前世界最长的家谱----《孔子世家谱》即将交付印刷。这部延续时间之久，保存之完备无出其右的谱牒经孔子后人编纂，成功化解断续危机，使入谱总数超过200万，总计将达60—70册，见证了孔子家族的传承史。

该报还载文说，《孔子世家谱》延续2500多年，80多代没有中断过。在2005年度吉尼斯世界纪录(中国)颁证典礼上，《孔子世家谱》以其延时之长，族系之明，纂辑之广，核查之实、体系之全，被列为“世界最长家谱”。至今，孔子后裔已繁衍至83代。

《孔子世家谱》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家谱吗？非也！

汉室堂《刘氏家谱》才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家谱。该家谱记载的历史从三皇五帝时期的尧帝第9子刘源明开始至今，延续4200年，传承170多代没有中断过。

汉室堂《刘氏家谱》是我几年前发现于重庆一个偏远山区的刘姓家族，该家谱千百年来秘而未宣。该刘姓家族为汉室刘邦家族的一支，因其特殊的历史渊源，早在夏朝以前的五帝时期就已传承了3代。即尧帝第九子刘源明(妣古氏、巫氏)为第1代刘氏始祖，第2代为刘永和，第3代刘纪乐(妣甘氏)、刘纪安(妣王氏)。传到夏朝的刘累已是18代了。而许多刘氏来源的书籍史料都把刘累作为刘姓最早的一支始祖。

据汉室堂《刘氏家谱》记载，传至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殷商晚期已经是第38代了。传至汉高祖刘邦为第75代，三国蜀主刘备为第89代，不仅其间传承的代数从未间断，甚至连每代始祖妣（夫人）的姓氏都记的十分清楚。记载的历史长达4000余年。记载历史之长，不仅为中国家谱之最，也为世界家谱之最，远比《孔子世家谱》长1700年。

这一重要发现，把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提前了1千多年。前几年，在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发掘出尧舜古城遗址，发现了陶文，证实了当时已经确有文字存在，进一步证明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

十分珍贵的是，该谱记载了一支曾经对中华民族历史起过重大影响的汉室家族，其中的传承关系不仅前后详尽清楚，而且其间记载的许多史料极其珍贵，已有许多考古发现和史料证实。该谱还对刘邦刘备等诸多帝王和他们的后裔有一些鲜为人知的记载，对刘备葬于何地和墓的特征也有记载。

该谱之所以传承久远而完整，是因为其家族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有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做背景，其后人从未间断修缮和补充之故。该谱仅自唐朝以来重要的修谱有15次。

另外，《天下第一家谱即将付梓》一文说，《孔子世家谱》“采用新规，女性首次被允许进入家谱”。并引用孔氏后人孔开屏的话说“允许女性入谱是男女平等的表现”。在汉室堂《刘氏家谱》中，女性作为男性的配偶一直是入谱的，在清朝以前的几千年只有女性的姓而无其名，从民国开始已有女性的姓名入谱。

作为家族后裔传承而言，女性可以入谱，但是不能以女性的姓氏来传承，只能以夫姓传承。如以女性姓氏传承，以种姓传承为其特征的谱系必乱。因为种姓传承不变的染色体基因在y上，男性的染色体基因是xy，女性的染色体基因是xx。某人或某家族是否某人后裔，做染色体基因检查便知。现代科技已经可以对发掘出的几千年前的古人染色体基因做鉴定了

目录是指古人按照编纂人员的类别或体系编纂的书籍。按照《释名》的解释，谱的意思是“布”，“布能见物”；即“心境”也，“主述世界如一统一心境”此起彼伏；或者如《广雅》所说，它在古代的意思是“家谱”、“家族家谱”，因为“它是写在记忆里的书”。或者如《文心雕龙书记》所说，意思与“普”相同，指“注天下之序，学万物之史”。东汉郑玄的谱是《毛诗》，就是这个意思。古人讲究的是家族血统，所以地图集出现的比较早。如果加上“在河里画图”和“在河里写书”的传说，地图册的出现会更早。只是到了汉代，“图”才被“书”所取代。所以司马迁把世系和谍作为写史的框架，才在《史记三代世表》年说“殷以前，诸侯得不到谱”。据《梁书刘杳传》，桓谭《新论》《太史公《三代世表》，侧线斜，周浦之效》。由此可见，谱名应出自周朝。

据《汉书艺文志》说，当时的秘府里有《帝王诸侯世谱》之类的书。103010隶属于历史部，它有一个“谱系”的范畴。初唐就有记载，也有不少家谱。可见其渊源自有渊源，源远流长。魏晋以后，写物书有了很大的发展，有的还加了图和诗。但到了唐代，又有一部分被列在“小说”或“艺术”的次类中，然后所有没有隶属关系的杂书都被视为分数。直到宋代诗人尤茂《隋书经籍志》创造了一个“谱录”门，所以命名不一，由仙桂取之。至于“录”，根据《遂初堂书目》，是指“录之器”，即记录言行的书；作为动词使用，也用于记录、记载、讲述，还有二阶、阶的意思，按照一定的类别、阶进一步指出此类书籍中编制人员的性质。清朝《广雅》年，由于尤茂的创作，专门设置了《资补普雷璐》，在其下沉淀了器皿、食谱和植物、鸟兽、虫鱼三个子类。在这一点上，家谱等古籍在文字学意义上有了明确的解决。

翻阅这本浩如烟海的汇编，深深感到宋人学习之认真勤奋，闲暇之深远，尤其令人钦佩，令人神往。记得以前看过知望借鉴楚辞和民歌写的事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运用类比的方法在分类整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写事”的自觉意识，真的很特别。考察知望的作品《绍陶录》 《山友辞》和《水友辞》 《续辞》和《余辞》虽然很小，但很有意义，有利于拓宽知识面，陶冶情操。正如他所说，“虽未补天下，无益于己。”说到知望，他的职业生涯坎坷，在朝鲜为官的时间很短。多年后，他转战幕府，漂泊异乡，晚年隐居。他不仅写了《别辞》，还为隐士做了《正法世谱》。之所以是山水之友，乐此不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是通过“察物性”“暗示他者”来“导人心”，在《辍耕子世系谱》中，他还称“于之原趣，物态为冀涛陵而已，喜耳目者多，精于简策者少”。看到他的讽刺，他什么都知道，借用托比的话题，很刺激。不仅仅是因为漂亮，更是因为人的风格，更重要的是要知事修身。

这就让人想到那个时代，为什么贫弱没落的世界，偏要固步自封，产生了这样专门的学问甚至文明的精华？提到最多的自然是国家意志的设定。感受到唐末五代的战乱，宋朝在建国之初就定下了重文抑武的国策。《云韬堂楚辞后序》年有一个誓言“不杀士大夫或写信的人”。由此，传统注重培养士子，给予升迁。在唐代，一次进士只有二三十人，而在宋代，进士有二三百人，最多一次五六千人。结果唐朝只有三千进士，宋朝有十万进士。所谓满清朱子贵，全是文人。还尽力任用文人，包括钱谷的秘书、世运使、边防大臣等。甚至“冗官”与“冗兵”、“冗费”一起被称为“三冗”，给政府行政和国家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当时的朝廷非常重视劝和促学。不仅有许多政府办的学校，还有许多政府赠送的书籍、牌匾和田地。书院也兴盛起来，私人讲学蔚然成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印刷出版业发展起来，由官刻、坊刻、私刻组成的公私刻书业蓬勃发展。内容包括各种农、桑、医计算，经典、历史四个子集可供选择。不仅皇家秘阁和州郡学堂藏书丰富，士人之家也有，动辄数千卷。这就使书籍变得普遍而容易获得，消除了从未有过的耳濡目染之苦和手抄之苦，使“一个人要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抱负，六经之后不得不在窗前读书”成为社会共识，“孤寨亮至天明，人知夜读”成为随处可见的世俗风景。有一种说法，中国古代社会从尚武之国变成了金融之国，从马背之国变成了学习之国。虽然不是真的，但也不远了。

或者认为宋人对这本书的研究，甚至是米、茶、酒、药，都与他们时代阶层的“耕桑”标准有关。诚然，他们说的不错，但另外必须注意的是，一个时代的特殊思想——文化确实对人们的纯知识兴趣的形成有着更深层次的影响。

宋朝处于以盛唐为标志的古代社会鼎盛时期的末期。由于国力衰弱，内忧外患，士人普遍对社会动荡有着深刻的体会。于是，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变得深刻而内敛，向外拓展的能力和意愿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与党争政务带来的不断纷扰，也让仕途的吸引力大打折扣。这些都促成了“仕隐文化”的发展，一个更注重自省的时代终于到来。正如叶伟《太祖誓碑》所说“少年爱美，壮年大胆，中年朴实，老年悠远”，宋人晚年的外在行为和活动范围有所减少和缩小，专注于学术研究和知识追求，却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常态。而前王《煮药漫钞》，曾称“行善者，行善而自沉；名正言顺者，名正言顺者，心藏者”，证明他们比那些对后代有贡献的人更关心精神的富足和内心的充实。

这种对“自我”和“真诚”的寻找，与他人接受学习和心理的影响、对物理的深入研究、对寂静的特别关注有关。前者比如唐人喜欢其他行当，宋人喜欢园林。在皇家园林、私人园林、寺庙园林和陵墓园林之外，它是特别好的选择

，可知其技艺之高超。又据《邵氏闻见录》记载，其时有的私家园林是对外开放的，允许甚至主动吸引人入园欣赏。这带动了园艺业的发展，以致出现了专司选石的“山匠”及“园户”、“花户”等。赏花、簪花、花馔、画花与花卉贸易，构成一完整的产业链。又，唐人普遍喜好牡丹，他们则更好梅花，虽“十友”“三十客”之目在在多有，但于梅花情有独钟，为其“更无花态度，全是雪精神”（辛弃疾《临江仙·探梅》），或如清人邹_《三借庐笔谈》所说，“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韵，松令人逸”。故范成大有《范村梅谱》，黄大舆编《梅苑》，起于唐而至于南宋初，共得词十卷四百首。《全宋词》所及植物意象中，梅出现的次数也最多，达2953次。理宗时，张道洽好作梅诗，一人竟达300多首。东坡曾批评王曼卿不懂“梅格”，其《定风波·红梅》词有“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余孤瘦雪霜枝”之句，相关词作也有50多首。乃至有刘克庄作《落梅》诗，因“东风谬掌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之句，而被控为讪谤当朝，坐牢十年的，所谓“幸然不识桃与柳，却被梅花误十年”。上博藏《宋人写梅花诗意图卷》共八段，第四段起，因此也全都出自宋人。

就后者，与前及重六经讲习，好“察于人伦”的同时，理学家又好讲“明于庶物”（《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重“涵养须用敬”同时，又好讲“进学则在致知”（《程氏遗书》卷十八），故主张“以物为友”，每每极言“物，吾与也”，“一草一木皆有理，须察”，并常常“因闲观时，因静观物”，以“万物静观皆自得”自期自矜。如果说唐人每每为物所感，不免情以物迁，他们则觉得天下百事，宇内万物，皆不能役我而役于我，士人的心理在普遍内倾的同时，主体性因此得以大大增强。这种主体性既表现在能置物远、置心静和置语淡上，也表现在曾燠《尔雅图重刊影宋本叙》所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遇物能明，可为大夫”的自负上。由此喜欢辨析细微，专注格物穷理。说起这种格物穷理，乃至藉此寄托微意或寄情方外的追求，正是宋学语境下士大夫心理趋于内倾、思考能力趋于深化的标志。

这里说到谱录类书，从某种意义上其实上近于西人所说的博物学，它在中国发源于《诗经》《尔雅》，故《左传·昭公元年》中已有“博物君子”的说法，但在古代并未成为正式的学问，却成了宋人标志性的知识追求，进而成为弥漫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尚。众多博雅君子，锦心绣口，宋初卢多逊以百二十首诗记录历代典章制度和山川地理，吴淑以百首赋论百种事物，人称“百篇科”。他们既即辞求事，复即事求意，进而赋诗托物，书画寄兴。故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古今优劣》要岸然自命，称“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鸟、禽鱼，则古不及近”。后世翁方纲《石州诗话》则由衷地承认，“谈理至宋人而精，说部至宋人而富，诗则至宋人而益加细密，盖抉刻入理，实非唐人所能囿也”。确实，观其坐讽一篇，能周知万品，又借题托比，触目起兴，常能于美刺法成、继轨风人之外，体现出过人的智慧和隽永的修养，虽千载之下，仍使人感佩无已。

由此想到史尧弼《策问》所谓“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和陆游《吕居仁集序》所谓“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诚非自夸。明人徐有贞《重建文正书院记》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晚清严复《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将其贡献与影响说得至为清楚。当然，人们更熟悉的是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所谓“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还有钱穆《理学与艺术》所谓“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谱录的发达，正是其显而至显的表征。

对此，汤因比是用“愿意生活在中国的宋朝”来表达对这个朝代的肯定，谢和耐则更具体地指出它比先秦更善感浪漫，更有好奇心，那时的人视野阔大，有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又谦虚好礼，富有幽默感，且最重视交谈艺术，所以“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致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他的这个观察应该不排斥、甚至包括谱录一类的著作的吧。（汪涌豪）

贷款花户有两层含义：

①不良记录，如多次逾期、其他人代偿、呆帐等。说明该人已没有偿债能力或还款意愿不足。

②多头贷款，如在多家银行和互联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征信查询次数多且集中、贷款次数多等。各机构风控标准有差异，多头贷款说明出借方对其偿债能力有怀疑，不敢借给其更多资金。

对于这类客户，以后的金融机构一般会按风控要求拒绝其贷款的。

从高山到峡谷，从丘陵到平原，从陆地到海洋、湖泊，从赤道到南北极，到处都有植物的踪影。万紫千红、千奇百态的植物将我们的地球装扮得如此多娇。森林诱发了人们对美好世界的向往，草原给了人们无比宽阔、豁达的性格，荒漠给人以力量和粗犷的感觉……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绿色世界的成员——各种类型的植物所构成的。那么地球上到底有多少植物呢？据植物分类学者统计，全世界种子植物共约24万种，蕨类植物约有12万种，苔藓植物约有23万种，藻类植物约有17万种，真菌约有12万种，地衣类约有165万种，蓝藻约有500种……如此众多的植物种类，真是一个巨大非凡的植物王国呀！面对如此数目庞大、形态差异如此显著的植物世界，我们如何来区分，辨别它们呢？科学家们经过长期的研究，终于发现了植物界的一些基本规律，建立了一套分类系统，从而使人们能够从繁杂的各种植物中，按照它们的特性和彼此间的亲缘关系而区分辨认出来。

在林耐对植物进行科学分类和命名以前，植物的名称非常混乱，不但不同的国家和语言对同一种植物的叫法不同，就是在同一个国家、同一种语言中，由于方言和地域不同，对同一种植物的叫法也有不同呢！比如原产南美洲的马铃薯，到了清朝时传入我国，现在已在全国广泛种植。在我国的不同地区，马铃薯就有不同的名字：北京称它为“土豆”，辽宁等地称为“地豆”或“地蛋”，云南等地称为“洋芋”等等；再如黄瓜。黄瓜是胡瓜的别名，原产印度，公元前200年张骞出使西域时把它带回我国，所以人们叫它胡瓜，据说是后来在隋朝因为帝王避讳的关系才改名黄瓜的；西瓜是夏天用来消暑解渴的上品，原产非洲，古代埃及人4000多年以前就开始栽培，大约在公元四五世纪以前才从西域传入我国，所以叫它西瓜；菠菜是北方的一种主要蔬菜之一，也叫波斯草，它原产于亚洲西南部，2000年前在波斯已经开始栽培，唐朝时传入我国；还有的植物是根据其生长环境来命名的，如山杨、雪莲等；有的植物则是根据其形状命名的，如蚕豆；有的植物是根据植物产地命名的，如蜀葵；有的植物是根据其开花的习性来命名，如迎春花；有的植物的名字是由音译而来的，如大丽花，仙客来；有的植物是根据其某一特点来命名的，如落地生根；还有一些植物的名称，由于年代久远，当初为什么如此命名，已经无据可考了，如“蚂蚱腿子”、“七七毛”等，想想看，光是在中国，一种植物就有如此众多的名称，如果全世界算起来，一种植物该有多少名字呢？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名字来称呼它们，那就苦了从事植物学工作的科学家们了，他们就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记忆如此众多而又稀奇古怪的植物名称才行。

就在人们想更好地了解各种植物、充分利用植物界的资源、对全世界的植物进行统一命名产生迫切需要的时候，林耐的植物命名方法问世了，这个命名方法给每种植物都起一个用拉丁文来表示的学名，这样，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分类学家，看到植物的拉丁文学名就会知道这种植物是什么、有什么样的特征，这样就可以避免因为名称的不一致所引起的混乱，也加强了各国植物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植物学的发展。

以前，人们往往是根据植物的营养体即根、茎、叶的特征来识别植物的。例如在庭院绿化中常用的树种白皮松，便是根据这种植物的茎干上白色的皮而命名的。但是，植物学家更愿意以植物的繁殖器官（主要指花）作为有花植物（被子植物）分类的主要依据。因为科学家们发现，植物的花比根、茎、叶等营养器官的保守性更大一些，不大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形态上的某些变化，这使得人们识别起来更容易、更方便一些。

林耐的分类法与前人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了，但由于他没有以生物进化的观点来看待物种，所以，他使用的分类方法不能体现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是一种人为的分类方法。后来，科学家们根据植物的形态、结构等级等方法进行分类，寻求各个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及植物发展进化的本来面貌，所以这种分类方法又叫做自然分类法。植物分类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从人为分类法到自然分类法过渡、转变和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

1867年，由德堪多等人提出创议，经过多次国际植物学会的讨论和修订，采用林耐提出的双名法命名规则的国际植物命名规则确立了。双名法的命名规则是：每一个学名由两个拉丁字或拉丁化形式的字构成，第一部分是属名，为名词，字头要大写；第二部分是种名，为形容词。双名的后面可以附上命名人的姓氏缩写和命名的年份。如果种名下还有种以下等级的名称，如变种，则叫三名法。

林耐和以后的植物学工作者用这种方法命名了数以千万计的植物，从而结束了植物命名混乱的状况，使得植物的命名工作更加科学化、系统化。

为了方便研究，在植物分类学中，人们采用了一系列等级单位，从大到小依次是界、门、纲、目、科、属、种。在这种分类等级中，种是分类的基本单位。例如桃和蟠桃，都属于植物，都应当归于植物界；它们都能开花结果，种子不裸露，其外面包有果皮和种皮，属于被子植物门；桃的胚有两片子叶，因此属于双子叶植物纲。属于同一纲的植物又根据其相似程度的多少，再在纲以下分目、目下再分科、科下再分属、属下再分种，一般来说，我们把上述名称叫做分类单位。植物的族谱一列出来，植物在植物王国中的位置、植物间亲缘关系的远近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了！

一般来说，植物的物种是受地理分布区域和生态环境影响的，但随着人们引种、驯化植物进程的不断加快，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地区之间甚至物种之间的界限都被打破了，物种的来源也大大丰富和扩大了。因此，植物在繁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亚种、变种、变形，这三个变种是属于种以下的分类等级，一般只具有少数不太重要的性状区别，如有毛无毛、花冠和果实的颜色等等。

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的植物逐渐增多，分类特征的差异也比较大，最基本的七级制的分类等级已经不够用了，于是在界、门、纲、目、科、属、种以下，又增设了亚级，例如亚门、亚纲、亚目、亚科、亚属等。看来，植物大家族的成员是越来越“人丁兴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