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文学家纪昀，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他的著作《太原志》、《山西通志》等，对于研究清代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他的文学成就被后人称为“纪氏学派”，并被封为“文定公”。

纪昀的生平

纪昀，字伯安，号梅溪，山西太原人。他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家中藏书万卷，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十分聪明好学，十几岁就已经通晓了经史子集。后来，他考中了进士，成为了一名官员。但是，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做官，而是一心想要研究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知识，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学术之路。

纪昀的学术成就

纪昀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上。他的代表作《太原志》是一部以太原为中心，介绍山西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百科全书。这部书十分详实、准确，被誉为“中国地方志的典范”。另外，他还著有《山西通志》，详细介绍了山西的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这两部书都是研究清代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此外，他还著有《纪氏家谱》、《梅溪诗话》等书。

纪昀的思想

纪昀的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他认为，学问应该是为了提高自己的修养和为社会做出贡献，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他还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他的思想深受后人的推崇，被誉为“纪氏学派”。

纪昀谥号什么

纪昀的学术成就和思想影响，使他被尊为“文定公”。他的谥号中，“文定”是指他的学问渊博、才华横溢，“公”是指他的高尚品德、为民造福的事迹。他的谥号体现了他在文学、学术和品德方面的杰出成就，也是对他一生的褒奖和肯定。

纪昀：姓纪名昀，字晓岚，谥文达，世称文达公，晚号石云、春帆，河北沧州献县崔尔庄人(1724～1805)。乾隆19年中进士，又授为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因学识渊博为乾隆赏识。曾因为亲家两淮盐运史庐见曾有罪受到株连被发配到新疆乌鲁木齐，后召还，乾隆以土尔扈特归还为题“考”他，命他为《四库全书》总纂官，至乾隆46年完成，耗时十年。次年擢升为兵部侍郎、左副都御史、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职务为大学士之副职，从一品），死后谥文达。纪晓岚住于阅微草堂。著有《阅微草堂笔记》，其后人整理有《文达公遗集》。其人除文才轩昂外，纵性放欲的个性在文字狱盛行的有清一代也非常有名。如

小横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观》卷3中说:“公平生不谷食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饮时只猪肉十盘，熬茶一壶耳。”

采蘅之的《虫鸣漫录》卷2:“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入口，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不可缺者。此外乘兴而幸者，亦往往而有。”

昭枪在《啸亭杂录》卷10“（公）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真奇人也。”

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河间纪文达公，为一代巨儒。幼时能于夜中见物，盖其禀赋有独绝常人人者。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尝以编辑《四库全书》，值宿内庭，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纯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编辑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宫女赐之。文达欣然，辄以此夸人，谓为‘奉旨纳妾’云。”

鲁迅论纪晓岚及《阅微草堂笔记》（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 《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

《聊斋志异》风行逾百年，摹仿赞颂者众，顾至纪昀而有微辞。

《阅微草堂笔记》虽“聊以遣日”之书，而立法甚严，举其体要，则在尚质黜华，追踪晋宋；自序云，“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淡数言，自然妙远，诚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20）者，即此之谓。其轨范如是，故与《聊斋》之取法传奇者途径自殊，然较以晋宋人书，则《阅微》又过偏于论议。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即与晋宋志怪精神，自然违隔；且末流加厉，易堕为报应因果之谈也。

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非 仅 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

《滦阳消夏录》方脱稿，即为书肆刊行，旋与《聊斋志异》峙立；《如是我闻》等继之，行益广。鲁迅《聊斋志异》

[编辑本段]传说趣闻

清代才子纪晓岚，乾隆年间进士，从编修、侍读学士累迁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曾任《四库全书》总编纂官十多年，晚年著有《阅微草堂笔记》25卷，享有与《聊斋志异》并行海内外的盛誉。他文情华瞻，慧黠敏捷，是个对句奇才，天地万物、古今诗赋无不可入对者，信手拈来，出口成趣，浑若天成，其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夫让人叹为观止，关于纪晓岚对联的故事，笔记、野史中多有记载，在民间也流传颇广。

有一年冬天,纪晓岚跟随乾隆南巡至白龙寺,适逢寺僧鸣钟。庄严古刹,钟声悠然,乾隆诗兴大发,挥笔写下"白龙寺内撞金钟"七个大字。纪晓岚见之，知是乾隆有意考他，便从容挥笔对上下联："黄鹤楼中吹玉笛"。乾隆当即拍手称赞："佳对！"。

纪晓岚熟读诗书,记忆力很强,其师曾以杜甫《兵车行》中一句"新鬼烦冤旧鬼哭"出联考他,他巧妙地运用李商隐《马嵬》中句"他生未卜此生休"作对,天衣无缝,工整贴切，令其师不得不佩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乾隆16年夏季，乾隆帝见池中荷花初放，乾隆得句云："池中莲藕，攥红拳打谁？"。纪晓岚看到池子左边的蓖麻，便以问对句，答道："岸上蓖麻，伸绿掌要啥？"。同样以问句相对，天衣无缝，令乾隆称奇。

纪晓岚中取进士那年，见京城当铺林立，随口吟出一句上联："东当铺,西当铺,东西当铺当东西"，但苦思不得下联。后来他执令赴通州当主考官，见通州有南北之分，苦思数月的上联便有了下联："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绝妙之极。

有一年秋，一个经常愚弄百姓的戏班到纪晓岚家乡演出，因该地很穷，生活很差，戏子们心中怨气很大。于是，在一出戏中饰"主考官"的戏子便借戏讽刺该地的乡民："酸芥菜，臭黄瓜，入口眉愁眼眨；"熟料恰逢纪晓岚回乡看望父母，于是愤然回敬道："毁梨园，败戏德，开台腔乱调翻！"

纪晓岚曾有一位脾气不好的医生朋友。某日纪晓岚因小恙前去求诊，这位医生朋友对他说，我出个上联，你若能对出下联，诊费、药费全免，纪晓岚心想对联之事能难倒我？便点头应允。上联为："膏可吃，药可吃，膏药不可吃"。纪晓岚便借其脾气发挥，续了下联："脾好医，气好医，脾气不好医。"既触其缺点，又促其改正，一语双关，妙哉！

一知县早闻知纪晓岚才华横溢，极善对句，想亲自试之。某日恰遇纪晓岚随驾巡视至此县，他便出了个刁钻的上联："鼠无大小皆称老"。纪晓岚思虑片刻，一时难以为对，环视四周，见有一鹦鹉，便从容对道："鹦有雌雄都叫哥。"该知县对纪晓岚的才华暗暗称奇。

纪晓岚巧对乾隆皇帝

清代才子纪晓岚入宫以后，每天给乾隆皇帝讲书，读诗文，时间一长，不免有思乡之苦。

一日，乾隆皇帝看出了纪晓岚的心事，便对他说：“看你终日闷闷不乐，必有心事。”纪晓岚说：“何以见得？”乾隆于是说，你是：“口十心思，思妻思子思父母。”纪晓岚立刻下跪说：“正是，陛下如恩准假还乡，当感戴不尽。”

乾隆说：“只要你对出朕的上联，就准假。”纪晓岚说：“言身寸谢，谢天谢地谢君王。”乾隆皇帝见纪晓岚的下联对仗十分工整，不觉大悦，于是准假让纪晓岚回乡省亲。

清代大臣和珅请以学识渊博闻名的纪晓岚为他刚落成的一座竹林环绕，风景秀丽的花园题字。纪晓岚略一沉思，便一挥而就了“竹苞”二字。这二字出自《诗经·小雅·斯干》中“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句，人们常以“竹苞松茂”颂扬华屋落成，家族兴旺。和珅得到纪昀的题字，大为高兴，就高高挂在书亭上。乾隆偶尔临幸和珅宅第，一见纪昀题字，马上就知道了纪昀是在捉弄和珅。他笑着对和珅说：“此乃纪晓岚骂人之语，尔等竟然不知！纪昀是在骂你们一家‘个个草包’呢。”

有一回乾隆赐宴于纪昀，乾隆看见桌子上有一瓯（古时一种容器）油，既吟出一副上联“一瓯油”，纪昀以桌子上两碟豆子为下联“两碟豆”

，乾隆说：我说的上联是"一鸥游"。臣说的也非“两碟豆”而是“两蝶斗”。乾隆一笑，吟出“江上一鸥游”。纪昀也随即道“林中两蝶斗”。这也许就是君臣才华两相知吧。

刘福娃鞋赠纪晓岚，纪晓岚题字福联升

乾隆四十一年春，在一片锣鼓欢腾、炮竹连天的喜庆之中，“福联升”的鞋铺开张了。店老板刘福娃欢喜万分。提起“福联升”由来，这里还有纪晓岚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乾隆三十三年，纪晓岚因嫡亲卢家案子受牵连，被乾隆贬到乌鲁木齐充军。当时，刘福娃是京城里一小鞋匠，曾受恩于纪大学士。心怀感激的刘福娃听说此事后，冒死前去给纪晓岚送行。临别时无以为报，刘福娃送上一双亲自缝制的布靴，祝纪大学士一路走好。

光阴荏苒，纪晓岚在大漠快两年了。一日夜，皓月当空，纪晓岚闲翻《李太白诗集》，吟至“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时，京华旧事涌上心头，情不自禁之下，翻起了旧时物品。这里有皇上御赐的马褂朝靴，还有共事官僚赠送的稀物珍品。突然，纪晓岚的目光停留在一双崭新的黑布朝靴上。一时眼生，纪晓岚细细看去，鞋做的线密底厚，鞋腰，内侧用红线绣着一个小小的“福”字，顿时想起了当日刘福娃送行的一幕，感慨到：“百姓情真啊”于是，纪晓岚脱下旧靴，穿上了刘福娃做的新靴。不成想，福娃的鞋真的给纪晓岚带来了福音。数日之后，乾隆帝一纸诏书命纪晓岚即日回京，官复原职。纪晓岚穿着这双送来福音的布靴连日赶路回到京城。从此以后，纪晓岚官场得意，一路顺风。这真是：福娃生福福不浅，学士升官官运通。

后来，纪晓岚派人找到了还是鞋匠的刘福娃。纪晓岚问刘福娃有什么心愿。刘福娃说：“俺就是想着，有一天能有个自己的鞋铺。”听后，纪晓岚笑着说：“好，刘福娃，有福啊，你的铺就叫‘福联升’吧！”

[编辑本段]关于纪晓岚妻室

吴湖帆题识纪晓岚烟管拓片据史书记载，纪晓岚先后有一位夫人和六房妾，这在当时对于一个官至礼部尚书的大学士来说是很正常的，没有反而不正常。纪晓岚很讲感情，1740年17岁的纪晓岚就跟邻县20岁的马氏成婚了一生相敬如宾，白头偕老。马夫人直到纪晓岚七十二岁那年才去世。他有一房妾名为文鸾，是他从小青梅竹马的朋友。这在封建社会来讲是很难得的。

纪晓岚的夫人姓马，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以“嫡庶”之“嫡”的身份出现的。《槐西杂志》第二卷八十八条是为纪的一个侍姬立传的，说马夫人很喜欢那侍姬：“故马夫人终爱之如娇女。”第二次是以婆母身份出现的，在《槐西杂志》卷三第二百一十四条：“马夫人称其（二儿媳）工、容、言、德皆全备。” 纪惜墨如金，两次提到马夫人，一共就用了二十多个字。笔法之中，读不出夫妻之间应有情感色彩，倒是有些客气，有些许远距离的尊重。这是合乎情理的。猜度马氏与纪之间的生活，无非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十多二十岁结了婚。像纪家这种官宦家庭，所娶媳妇必是门当户对，马必定是个大家闺秀，所受教育免不了三从四德，进得纪家之门，孝亲友姑，对纪彬彬有礼。新婚燕尔之时，或者还会与纪一起共同沉浸在温柔乡一段时间，但后来纪中举入仕，马氏的主要责任就是在家中孝敬公婆，抚育儿女。纪有了一房又一房侧室，马氏对纪晓岚承担的责任，主要便是举案齐眉了。再到纪晓岚有了自己个人的家业，不与父母住在一起，马氏的正妻身份，实则“法定”成了纪晓岚家庭的总经理，对一家人的生活起居进行日常的行政管理（虽然会有管家，但那最多算个对外事务的执行总经理），而纪在外公务与马氏没有什么关系，对家庭而言则担负董事长的角色。纪与马氏之间，终于就成功完成了从小夫妻关系，到家庭董事长与总经理之间合作关系的必要转换。总经理在任上，不管工作做得好不好，董事长对外人道来，总是要客客气气尊敬一下的。估计马氏的总经理干得还不错，所以《阅微草堂笔记》提及马氏，突出的就是她对侧室、儿媳的管理。

郭彩符是纪的侍姬之一。《槐西杂志》卷二第一百四十一条专门讲的就是这个女人，三百余字，不少了。纪简单讲了这女人的来历和命运的不佳。重点讲了两件事。一是纪受贬在新疆时，“姬已病瘵”，到关帝庙问了一支签，知道还能等到纪回来，但病却好不了，果然纪回来不久，郭氏就去世了。二是在郭氏死后，家里晒其遗物，纪睹物生情，作了两首怀念郭氏的诗：“风花还点旧罗衣，惆怅酴釄片片飞。恰记香山居士语，春随樊素一时归。”（郭氏亡在送春之日）“百折湘裙台画栏，临风还忆步珊珊，明知神谶曾先定，终惜芙蓉不耐寒。”

沈明玕是纪的另一侍姬，纪着墨最多，用了两篇七八百字。《槐西杂志》第二卷八十八条几乎是在给沈氏作传，除介绍了她的来历、自愿当富家之媵妾，“女子当以四十以前死，人犹悼惜。青裙白发，作孤雏腐鼠，吾不愿也”的心愿，还录了她一首小诗：“三十年来梦一场，遗容手付女收藏。他时话我生平事，认取姑苏沈五娘。”而且说沈氏临终前生魂跑到纪晓岚“侍值圆明园”的住处去探望了他。沈氏死后，纪在其遗像上提了两首诗，其中一首为：“几分相似几分非，可是香魂月下归。春梦无痕时一瞥，最关情处在依稀。”《滦阳续录》卷一第二十八条专门录了沈氏死前不久， “以常言成韵语”写的一首《花影》诗：“绛桃映月数枝斜，影落窗纱乡帐纱。三处婆娑花一样，只怜两处是空花。”说沈氏诗中“两处空花，遂成诗谶”（一花为沈氏不久亡，一花为沈氏婢女亦不久亡）。

[编辑本段]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简介

《阅微草堂笔记》是五种笔记小说的合集。有《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集《滦阳续录》。

《阅微草堂笔记》的题材以妖怪鬼狐为主，但于人事异闻，边地景物，诗词文章，名物典故等也有记述，内容相当广泛。纪昀仕途顺利，他写此书的指导思想是“大旨不乖于风教”，采用六朝志怪的笔法，叙述简淡，不作细节描写，不求文辞华美，与《聊斋志异》的描摹细腻、委曲动人大异其趣。

除此这外还撰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三十二卷《纪文达公遗集》(上十六卷文章，十十六卷诗赋)、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郑、《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他还参与编选、评点其它一些书籍，也参与了另外一些官书的纂修。

总之，纪晓岚一生才华和学术成就十分突出，多姿多彩。他曾给自己写过一道词，其中两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不老泉”，就是他一生真实的写照。纪晓岚不仅在清代被公认为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就是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一位少见的文化巨人。

功[功，读音作gōng(ㄍㄨㄥ)]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炎帝神农氏第三十七代孙姜太公，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姜姓后裔分衍有子功氏。

据唐朝封演所撰《封氏闻见记》中记载：“开元十九年，置先师太公庙。春秋二仲上戊日释奠，用张良配享，牲用太牢，轩悬之乐，八佾之舞。出师将发日，皆引辞。京兆功曹卢若虚录太公之后，姜氏、吕氏、尚氏、齐氏、高氏、卢氏、柴氏、庆氏、国氏、纪氏、绍氏、礼氏、贺氏、指氏、掌氏、历氏、牵氏、晏氏、望氏、献氏、易氏、章氏、谢氏、丁氏、申氏、营氏、浦氏、莱氏、许氏、盖氏、雍门氏、东门氏、子雅氏、子尾氏、子襄氏、子牙氏、子功氏、公旗氏、公牛氏、卢满氏、祭公氏、闾公氏、仲长氏、章仇氏等四十八姓，刻石为记。礼部员外郎崔宗之制铭，立于庙门。唐天宝中期，太学中太学生张絅上书：‘请于太公庙置武监。国子监相对，教习胄子。春秋释奠于先师太公，一如国学文宣王庙。’书寝，不报。”

事实上，在中国姓氏的演进过程中，“子”实际为一种近嫡庶系支族的尊称延续，以其字为首的复姓姓氏，后大多去“子”留首，予以省文简化。子功氏后省文简化为功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子姓，出自春秋时期宋国司空氏，属于避讳而改姓为氏。

武殷微子后人、宋国第十二任君主宋武公(公元前747～前729年在位)，原名为子司空，是宋戴公之子。宋武公在位期间，北方游牧部落长狄入侵，宋武公派亲兄弟、大司徒子充石(皇父)率军抵御，在长丘(今河南封丘)打败了长狄人，俘获首领缘斯。但在战争中，子充石和其二个儿子子谷甥、子牛父不幸战死。

原来宋国就有司空氏一族，在宋武公即位后，因宋武公名为“司空”，皆避讳而改为司功氏，其后裔有省文简化为功氏者。

此说源史证为：

少典氏第七十三代、黄帝轩辕氏第六十二代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晋，生士蒍，世为士师及司空之官，故有士氏、司空氏；蒍生士谷为、谷氏；谷生士会，采于随为随氏，佐文襄有功，又采于范为范氏，子燮采于栒栎为栒栎氏，士鲂釆彘于为彘氏，皋夷釆于函舆为函与氏，又有鲂氏、阳氏、士丐氏、士季氏、士吉氏、士为氏、士思氏、司功氏、祈成氏、士弱氏、胥氏、张氏(范睢改张禄)陶氏、朱氏、陶朱氏、鸱夷氏、范蠡姓。

第三个渊源：源于各民族变姓，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史籍《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蒙古族功格喇布氏，世居内蒙古克什克腾地区，后有人取汉化姓氏为功氏者。

今在少数民族锡伯族中亦有功氏族人。

二历史名人：

功德善：(公元1931～今)，锡伯族，新疆察布查尔人。历任 中央新疆分局统战部部长。

姓源、初祖、始祖、远年世系和联宗合谱 楼主

清代以前，人们编写家谱，叙述家族历史，往往讲述家族姓氏的由来，所以谱书多有得姓源流的内容，而且一追溯就追到黄帝、帝王、名臣、圣人、贤人那里，就以后世尊为楷模的欧阳修和苏洵分别制作的家谱讲，都有姓源的内容，分别推到越王勾践和祝融氏。清人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多数人认为写姓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有人提出异议。《四库全书》的总纂纪昀家族修谱，不讲姓源，纪昀说，汉将军纪成与晋司徒纪瞻不是一系，纪少瑜是吴姓，与中原纪氏无涉，因此纪姓之人虽都姓纪，但不是出于一个祖宗，是所谓“流合源殊”，因此修谱“不述姓源，慎也”。道光间江苏海门王氏修谱，处家馆的施桢为作序文，发表了王氏姓源非一的见解。他说，一般人认为王氏有三个地望，为太原、琅琊，系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另一为京兆，出信陵君，是以这三望之王均被说成是姬姓后裔，然而几乎同时还有吴国王犯、晋国王良、秦国王稽、齐国王驩，难道都出于姬氏？表示相当程度的怀疑。他又含蓄地批评儒家大贤韩愈，说韩愈写王仲舒神道碑，将所有王氏视作三者后裔，这是应当斟酌的。据此，他不主张写作姓源，及为此制作图谱：“总之，世系在千百载以前，代远难稽，作谱者但略着其梗概，以示数典不忘祖足矣，不当扭合为图，丛生纰缪”。他主要批评姓源不实，以帝王为荣而误认祖先。创修于光绪四年（1878）、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的甘肃《武威段氏族谱》，就段氏姓源问题，在《凡例》上说，有的人说段氏是共叔段之后，有的说是老子李聃遗胤，还有说是战国时魏人段干木的后裔，“诸说纷纭，莫衷一是”，何况“古今姓氏之学，不足征信也久矣”，所以不必考姓源，“以免附会”。看来不写姓源的主要是两个原因，即姓氏可能是多元的，而流传久远，资料有限，一个家族很难考证清楚；考辨不清，强作附会，仍是不明祖宗是谁，倒贻笑大方。

反对在家谱中考证姓源的，在修谱人中是少数，多数人还是视为大事，以为非写不可。雍乾时期官员曹一士讲修谱有二“道”，一是“慎而谱之”，凡是不知道的事情就不写，以免附会疑误；二是“考姓氏，溯时代，由我之从生以及乎初生，毋敢有率略放佚焉，此追而谱之也”。主张考论姓氏源流、始生之祖（初祖），只是在做法上采取谨慎态度，阙疑存信。乾隆十一年（1746）江苏盐城李氏修谱，李成章序云：“窃怪今之为谱者，不慎考其所自始，详细其所自生，每排张其门地，影响附会，冒不可知之祖而尸祝焉，殂豆焉”。他批评人们将精力放在附会冒认上，而不下力气考证姓氏源流和始祖，可知他希望弄清姓源。咸丰间广东南海朱次琦修谱，强调学习纪昀谱法，但在姓源问题上看法相左，他说“姓氏源流，不可不考”，纪氏家谱为慎重而不写源流，不符合古人谱法义理。他叙述姓源的理由不外两条：不述姓源，是数典忘祖；记述是继承古人谱法传统。

纪昀谱法为许多人所尊重模仿，朱次琦谱法晚出，也产生不小的影响，他们在写不写姓源问题上的争论，反映清人修谱在族姓源流、初祖、始祖问题方面遇到难以处理的实际问题：不写不好，写则很难弄得清，为免出谬误，还是不写为好，这是不得已做法；也知道难写，故取慎重态度，但应竭力而为之。两种态度，两种做法。这都要表示谨慎从事，愿望都是不忘本根，不犯数典忘祖的误失。

关于家族的远年世系，许多族谱有著录，对于其真实性，怀疑者、批评者实在不少。康雍之世的李绂为江西南丰傅氏族谱作序，见谱上列有自商代传说开始的六十三代人的世系表，因而说“世次详明若此，岂别有所据耶”？明着说不知其制表的材料来源，实际露出怀疑其真实性的态度。又给江西新建赵氏作谱序，指出前此的赵氏谱书，所记述的始迁祖赵抃事迹，与苏轼所写的神道碑不合，家谱上载有朱熹的序言，可是《朱子大全》上并没有此文，这都是误失，靠这次修谱改正过来了。为李绂所赏识的全祖望讲到浙江鄞县西厢董氏族谱的世系表，在明初以来的人员准确，而在这以前的，与正史和志书皆对不上茬，真是“漫无依据，任心附会”，因而询问董氏修谱人，回答说是抄录的旧谱，对此也有怀疑，但是先人的东西不敢改，并表示愿意做得精确，于是全祖望为之作出改订。纪昀修谱不讲姓源，但作世系源流，“谱首上溯始祖，而中间六世，阙所不知”。制作远年世系，然而极其谨慎，不清楚的人物就不作纪录。特别指出，谱系人物，“但存其可考，无牵合附会剿说氏族之书，以贻君子之讥者，是皆可作谱者法”，告诫人们不要抄袭姓氏、谱牒之书的成说，以免牵强附会，给他人提供说笑的资料。开启近世经世文编之作的陆燿 对此更其严格，批评欠缺严肃的家谱，“世次统系，冒滥相沿，甚者至引远代君王将相为始祖”，接着指明汉末以来江左著姓陆氏、顾氏后人的一些家谱世系不实的情形，说陆氏的各个支派，“世历千年，屡经变革，承传次第，安保无不可深信之处”？而所寓目的几种顾氏族谱，“大抵非两汉六朝显荣赫奕之人，耻以为祖”。他为避免陆、顾二氏修谱所出现的远年世系不确的弊病，所作之谱是十一世以来的“近谱”，十一世以前不予著录。安徽泾县包世臣的家族自称是俗传“包青天”包拯的后人，谓其祖先包辉是包拯第四子的孙子，赠封吏部尚书，包世臣对此颇有疑问，因为他查阅史书，知道包拯只传一子，哪里来第四个儿子？包辉赠封的事，显然是后人依据明朝的制度推测的，不足为据。批评族人世代相传的讹传，具有相当的勇气。道光元年（1821）江苏海门王氏纂谱，对老谱卷首的两个世系图，“考信无征”，然而先人留下的，又不便取消，只好写个跋语，使族人知其不实的情况。光绪末年，安徽祁门程氏纂辑家谱，发现明朝中叶自徽州迁出的程敏政所著程氏统宗世谱，将善和程氏仁山门下增添二代，后人不察，历次修谱，仍因其旧，至此次编纂，发现他的错误，予以改正，并在《世系谱图》附载程敏政的世系图，以及专门的辩驳文章。

关于远年世系的讨论，要点大致在下述四个方面：第一个是勉强作远年世系，意图尊重祖先而实际上是误认祖宗。如李兆洛所说，“有谱而其世系乃益不明”，反而制造了混乱。全祖望说得更深刻：“夫数典而忘祖，不可为也；攀援华胄而无祖，尤不可为也”。忘祖不好，诬祖更坏。第二是不要迷信老谱，以为前人所作，照抄过来就行，或者明知有误，但因系祖宗所传，不敢改动，这就是纪昀及道光元年海门王氏、光绪末年祁门程氏纂谱者所指出的，应从实际出发作出更正。第三个是详近略远，与己身较近，知道确切的就书写，远年不清楚的就从略，即世系从可知之世开始写，系谱就准确了，所以恽敬说：“夫以远为不尽信，以近为可信，则谱信矣”。第四是采取阙疑的态度和办法，世系中传疑的人物宁可不记载，而不将疑似的收录进去。

关于联宗合谱，谨慎者严格认定同宗，趋利者冒认求合，辨别不清者分合无常，实出无奈。同治间编著的江西《萍乡县志》，说当地人重视谱系，经常纂修家谱，对于“同姓异宗，必严辨之”，意即在同宗的情形下才能联合修谱。河间纪昀家族所在地，还有北杨村、小河、王家庄的纪姓，与纪昀家族仅仅是同姓，并不同宗，纪昀修谱，特在谱名上冠以“景城”地望，表示与北杨村等地的纪氏不是一个家族，自然更不会联合修谱。乾隆间江苏武进的奔牛、辋川里两个姚姓家族联合修谱，到道光间，奔牛姚氏续谱，找辋川里姚氏合修，辋川里的姚煦信等人经过细心考订，得知这两家人所尊奉的始祖并非一人，也即并不同宗，拒绝合作，并自行编纂辋川里姚氏宗谱，这种求实态度得到名流的称赞，为之作序，其他“乡先

辈见者，谓敦本睦族，崇实黜华，焕焉炳焉，洵家藏之至宝矣”。可见明辨宗派，为有识者所特加留意。

从现有资料看，奔牛姚氏道光间仍欲与辋川里姚氏合谱，倒并非有意作伪，而是辨别不清是否真正同宗，但是有些家族则是明知故犯了。如同李兆洛所批评的：“攀援华胄，合宗联谱，以为夸耀，诬祖忘本，抑又甚焉。”这是微寒之族，攀附望族，以图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江苏嘉定、宝山的黄氏都出了名人，道光间崇海的黄氏修谱，找到嘉定黄宗起的祖父，要求合谱，遭到拒绝，但是光绪间黄宗起修谱，寻觅家族史资料，发现崇海黄氏的谱书竟有本家族名贤的名讳，可知崇海黄氏盗用嘉定与宝山黄氏族望。苏州吴县洞庭安仁里严氏是大族，祖先有以“伯”字为辈字的，与同县王家泾、后山严望里严姓并非同宗，可是嘉庆十四年（1809）在祖坟边上冒出两个坟头，刻碑云“安仁里始祖之墓”，并书两个“伯”字辈的人名，引起安仁里严氏的警觉，进行交涉，对方同意铲去“安仁里”字样，可知同姓不同宗的严姓，羡慕安仁里严氏的盛名，加以冒附，而本主则严行制止。武城曾氏因系圣裔，享有优免的待遇，冒附的人自会不少，所以宗谱特作规定“严查混冒，杜紊宗也”。

处在一个地方的同姓之人，由于年代久远，是否同宗，有时分辨不清，修谱的分合不定，成为并不乏见的现象，前述武进两个姚氏的情形就是显例。先迁崇明，后又部分迁徙海门的王氏，向有太原、琅琊二望的岐说，可是又弄不清楚，因此族谱合而分，分而合，“其间得失未可深言，即后来续修诸谱，或远绍多收而适成附会，或衍讹踵缪而绝少折衷”。

是故意的同姓不同宗合谱，还是分辨不清而误合，都违背笃信“一本”共祖的家族宗法原则，也失去修谱合族的本意，李兆洛分析得至为深刻：“夫谱以辨昭穆，非其祖之昭穆何辨焉；谱以收族属，非其祖之族属何收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