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叛乱的事件可以说对奉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1925年整编以后，整个军队当中一共有6个团，总共就是20个师，而此时这6个团加起来总共的兵力达到了20万。

一、在未叛乱之前家底有多厚

在经过整编以后，整个军队一共有20万人，而且都是精锐。其中有张学良所统帅的第三军团，那简直就是精锐当中的精锐。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全都是一流的。可以说比例是比当时民国军阀要高很多的同时，设备配备人员配备都是高于日军的。而且第3团还配备炮兵旅以及工程营骑兵营等。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能力都是最强的，可以说当时军队的家底儿是极其强大的。

二、明面上的损失很多

在这次内战当中，先从表面上看到底损失了多少？要知道这次第三军团叛乱至少要损失上万余人，与此同时第四军团还有警备队也损失了，大概2万人左右。而第二军团在做斗争的过程当中，损失精锐也有万余人，这些杂牌军几乎是全军覆没了，而第十军的一部分人在参谋长的带领之下投降了。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这一次精锐至少损失了近5万人，而杂牌军至少损失了10万人。

要知道在开战以前，张作霖一共拥有40万兵，完全是可以虐杀冯玉祥。但是战后却很惨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结局，绝大部分都是因为此次内战所造成的，直接让整个军队的实力大大的减小了。

三、不在明面上的损失

再来看看没有摆在明面上的损失。当时张作霖将郭松龄给打败了，与日本签订了一个条约，但是后来他又反悔了，没有履行条约，日本也就非常不满意，就在1928年的时候发生了事变。所以说此次事件是与当时郭松龄反叛有着一定的关系的。

张学良与郭松龄一直关系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将自己的军队指挥权完全交付于他，没想到他却搞出了这么大的乱子。这导致有很多人都认为张学良是扶不起来的，一个人之后，对张学良也是越来越不重视。就在此次事件过后，张学良认为是有人逼郭松龄这样去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将自己的势力完全架空，这时候张学良和一些事关的矛盾将会越来越深，也就没有信任，这种内部的矛盾给了日本人很大的机会。

可以说在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在军队的内部话语权变得越来越薄弱，很多人已经不开始听张学良的号令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郭松龄叛变所导致的。

所以总体而言就在1925年12月份的时候，军队在那场叛变当中就已经有实质性的死亡了。

郭松龄参加了两次直奉战争，都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其实是有水份的。

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当时，直军火力强大，奉军溃败而逃。唯有郭松龄指挥的三八旅，不仅撤退有序完整，还以少胜多。凭着顽强的战斗力，将直系军阀的兵力拦在了山海关内，最终让他们攻取奉天的计划泡汤，同时还护卫张作霖全身而退。  战争失败后，郭松龄帮助张作霖训练新军，针对奉军的弊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三八旅，经过他的训练，很快成为奉军中的威武之师。  他因治军有方，获得了“大公无私、量才使用、信赏必罚、甘苦与共”这样的美誉。

三八旅建制虽然完整，那是因为三八旅装备精良，又没有担任主攻，后续建制完整也是正常的，至于说两个旅就让吴佩孚放弃既定的作战计划，更是无稽之谈。以当时的政治环境，直系能够打到山海关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往外打，必然遭到日本的反对，所以，将直系不出关，完全归功于郭松龄，吹嘘痕迹太明显。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再次打响。  郭松龄被张作霖任命为第三军的副军长，和张学良互相配合，与第一军将领姜登选和韩麟春成为奉军主力。  在这次征战中，郭松龄依然没有辜负张作霖父子的厚望，浴血奋战，屡获战功。特别是山海关大捷，让他更是名声大振。山海关一战，的确是郭松龄从正面战场突破直军防线的，然而当时郭松龄这种擅自行动，不顾大局，违反军令的行为，差点坏了奉军的大事。事后姜登选和韩麟春也到张作霖那里告了郭松龄一状，仗着少帅撑腰，此事也不了了之了。郭松龄作为当时国内顶级军校培养出来的军事人才，对具体的战术实施有一定的能力，但是要说为三军主帅，其实还差了很多火候。

当时，姜登选和韩麟春负责的第一军则从山海关侧面进攻。谁知直系军阀在山海关的正面增派了巨大的兵力，所以激战了很久，第三军都无法突破。此时，九门口和石门寨一带眼看就要攻下来，张学良为了早日攻下这两个地方，把几个将领召集起来开会。会上他说，想让郭松龄从第三军中抽出五个团，增援第一军。尽管姜登选和韩麟春都认为此举有抢功之嫌，可这个决策也是取胜的良策，所以他们只得同意。会议结束后，韩麟春对郭松龄说，这个计策不错，你又可以露脸又能立功。郭松龄一向骄傲自负，根本瞧不上韩麟春等人。听他这样一说，脸色一沉，表示他绝不会沾别人的光，还是按原计划进攻。说完，他未经张学良同意，便冲动地把精锐部队撤走了。姜登选见此，连忙说，这样不服从上级指令，完全打乱了原定计划，实在太胆大妄为了。于是到张学良那里告了郭松龄一状。最后，还是张学良将郭松龄给追了回来，才没有节外生枝。

辛亥革命时，即公元1911年，已经加入同盟会的郭松龄在家乡奉天，参加了张榕领导的联合促进会起义，然而起义不幸失败，郭松龄也被清政府逮捕，并被判为死刑。

郭松龄

在行刑的途中，一个面貌俊秀的女子冒死拦住了刑车，并称郭松龄为其未婚夫，并非革命党，郭松龄由此逃过死劫。而这个冒死营救郭松龄的女子，就是韩淑秀。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郭松龄的“后福”，则是拥有了一个与他相伴一生的亲密爱人——韩淑秀。

郭松龄夫妇

郭松龄比韩淑秀大了整整八岁，韩淑秀1893年生于辽宁沈阳，1907年从考入奉天女子师范学堂学习。这在保守、封闭、落后的清末，是极为难得的。正是在学校读书期间，韩淑秀接受了种种进步思想，并积极宣传爱国和反歧视妇女等进步思想。甚至郭松龄在奉天参与的反清起义，韩淑秀的家就是活动据点之一。

倒戈失败后被暴尸三日的韩淑秀

1925年11月19日晚，已经成为少帅张学良最信任的人，掌握着奉军最精锐的部队——“一三联军”7万余人的郭松龄，在天津国民饭店秘密招集亲信召开紧急会议，会议通过了武装反奉的决定。作为郭松林的妻子，韩淑秀也全程参加了会议。

郭松龄和张作霖

1925年11月21日晚，郭松龄正式发出了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将所部整编为五个军，率大军向奉天进发，正式武装倒戈反奉。

而郭松龄之所以由奉系大将变为反奉先锋，除了对张作霖赏罚不明和坚持内战、对日寇签订卖国条约的不满外，他的夫人韩淑秀也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张学良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突然倒戈吴佩孚，收获巨大的冯玉祥，成为了郭松龄的榜样。而显然，冯玉祥在直系中的实力和势力，都远不如郭松龄在奉军，冯玉祥的成功自然对于郭松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而密谋反奉倒戈的郭松龄，能最终与冯玉祥达成盟约，也得益于郭松龄的夫人韩淑秀在其中的穿针引线。由于韩淑秀和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的密切关系，靠着夫人外交，最终，郭松龄和冯玉祥达成了共同反奉的盟约。

冯玉祥

可惜，这次郭松龄和他的夫人韩淑秀显然是看走了眼，“倒戈将军”冯玉祥一点儿都没有辜负他的外号，再次倒戈，关键时刻进攻另一个盟友李景林，导致郭松龄反奉大军的后路被直接切断。而一直对东北垂涎三尺的日本关东军也在关键时刻出兵干涉和阻挠反奉军，最终，郭松龄兵败被俘。

虽然有张学良的极力说情，但是，郭松龄夫妇最终被暴怒的张作霖下令枪毙，并曝尸3日。而由于郭松龄的倒戈，极盛一时的奉军也由盛转衰。

说到这个冯玉祥其实和郭松龄的关系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看起来不错的关系背后也有很多故事的，话说这个郭松龄落难的时候这个冯玉祥是没有救这个郭松龄的，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选择不帮呢？下面就这个问题可以一起看看！

在民国时期的众多的军阀中，冯玉祥是真正在出尔反尔、反戈这一条道路上走到了极端的人，冯玉祥的一生都在出尔反尔，通过背叛别人为自己谋取权利，郭松龄只是冯玉祥背叛人生路途中的一个过客、是他背叛史中的一个点缀。

在教科书中，冯玉祥是非常著名的爱国将军、内心具备着非常高尚的情怀，但是在实际的历史中，冯玉祥却被人们称之为倒戈将军、九姓家奴。

冯玉祥最经典的倒戈案例

冯玉祥的第一次倒戈是倒戈清政府，在清政府灭亡之后，他又在袁世凯以及各大北洋军阀、国民政府和我军之间倒了多次的戈。

因为倒戈次数的数量之多、在历史中的罕见，所以他的名声也开始流传在了历史中。

冯玉祥人生中最经典的一次倒戈是对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倒戈，吴佩孚是曹锟手下的大将，虽然他屈居在曹锟的部下，但实际上直系军阀的军队力量都是由他自己掌握的。

在吴佩孚的军队正和张作霖军队在山海关一带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这个时候投靠在吴佩孚手下的冯玉祥趁吴佩孚在外打仗直接就带兵攻占了吴佩孚的老本营北京、把紫禁城里的溥仪皇帝赶了出去。

正是因为冯玉祥当时的倒戈导致了吴佩孚与张作霖作战的失败。

郭松龄反叛张作霖的原因

在1925年，冯玉祥和郭松龄合作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

郭松龄是张学良的老师、也是一名军事能力很强大的将领。

他原本的人生非常波折，他是一个很有理想、很有野心的人，但是因为世事的困扰，最终导致了他只能从外地回到了东北，在东北的讲武堂里当起了一名教师。

他和张学良就是在东北讲武堂里面认识的，张学良对他的才识非常钦佩，对他口中的理想、报国之志也极度的崇尚。

因此在张学良的强力推荐下，郭松龄才开始拥有了发展的平台，他被张作霖重用了起来，然后在军队中立下了很多功劳。

郭松龄这个人的军事才能是无法否认的，但是他的身上有一点也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心胸的狭隘。

郭松龄在反叛张作霖时给自己找的借口非常高尚，在他自己的说法中，他是为了拯救国家、是为了制止军阀混战加速国家分裂才出兵反对张作霖的。

但是实际上他反叛张作霖的原因却没有那么简单，他反叛张作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张作霖在一次大胜后想让他继续在军队中铺佐张学良、没有给予他想要的奖励。

所以他在怀恨之下才趁着张作霖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带着张作霖的兵反叛了张作霖。

郭松龄和冯玉祥的合作

在反叛张作霖之前郭松龄心里很没有底气，为了更坚定自己的信心，郭松林就找到了冯玉祥以及当时同样投靠在张作霖部下的军阀李景林，跟他们商讨起了一同对张作霖作战的计划。

冯玉祥倒戈的名声是为当时人们所熟知的，很多人都知道冯玉祥的性格、都知道冯玉祥是一个多么阴险的人。

但是郭松龄不在乎这些东西，他觉得只要能给自己带来成功的保障，那一切的坏名声都终将是浮云。

正是因为他对冯玉祥迷一样的相信最终为他的失败设下了伏笔。

冯玉祥在和他谈好之后，在明面上准备得非常积极。

在郭松龄出兵之前，他也感受到了冯玉祥伪装好的诚意，因此最终他才放心地向张作霖出兵了。

冯玉祥的反戈以及郭松龄的失败

不过正在郭松龄出兵的脚步刚踏出没多久，冯玉祥后脚就违反了他们之间的协定。

当时冯玉祥以借道的名义踏入了准备划分给李景林的地盘，由此引发了二人之间的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后，冯玉祥把李景林给击败了。

因此导致了除他这个本身就心怀不轨的同盟之外，郭松龄也同时失去了另一个同盟。

冯玉祥的决定打破了郭松龄的计划，不过在失去了两个盟友之后，郭松龄军队的战斗力却没有变小。

当时他对张作霖的攻势仍然是势如破竹的，在他突然、强大的攻击下，张作霖差点都准备收拾自己的金银财宝逃走了。

如果不是驻扎在东北的关东军帮助了张作霖以及郭松龄手下的士兵在感受到张作霖谅解的态度后潘然悔悟拒绝接受了郭松龄指挥的话，那或许张作霖就真正栽在了郭松龄这次反戈下。

冯玉祥和郭松林签订协议的原因

从这整件事情上来看，冯玉祥都是不可能会去救郭松林的。

虽然他们之间早有协定，但是那份协定就是冯玉祥彻头彻尾的骗局。

冯玉祥之所以会和郭松龄签这份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想让郭松龄放心、有底气地去与张作霖二虎相争。

然后在他们两个人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自己则去充当渔翁的角色，趁他们谁也顾不了谁的时候，把张作霖的地盘给侵占到自己的手中。

所以说冯玉祥是不可能去救郭松龄的，他当时的做法就如同在郭松龄的背后给郭松龄来上一刀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郭松龄最终的失败，在他这样的人眼中，有的只有自己的利益，而没有任何的信义，让他去救人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郭松龄恃才傲物，与当时奉天其他将领有些格格不入，虽然他和当时的士兵同甘共苦但是随着后期他的自视清高，所以许多其他将领特别排挤郭松龄，郭松龄攻打奉天城，主要是由于七万精兵并不是郭松龄的亲兵，他们一直的最高统帅者都不是郭松龄，所以对待这些士兵可能用起来不是很顺手，再有一个点郭松龄在作战的时候非常骁勇善战，一直冲在前面，但是他没有注意到后方补给不够的问题。最后由于失去军心，直接失败告终。

郭松龄一心报国，对于自己的人生有非常明确的理想，一心想要去军队里面发挥自己的理想，但是去部队投靠了清政府和革命军，随着后期战争的不断爆发，清政府直接倒台了，后来革命军革命失败，郭松龄也是其中一个，后来一次次的失败，让郭松龄失望的回到了奉天自己的老家，实际上，后来他就在奉天当上了战术老师，没想到一个他的学生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在奉天当老师的时候，张学良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后来张学良学成去到部队，由于在学校时期，张学良和郭松龄非常要好，张学良推荐郭松龄去到部队当战术指导，后来张学良成为了郭松龄变成了上司，由于私情很好，所以后来郭松龄基本上掌握了部队大部分的权利。张学良直接松手变成了甩手掌柜。在这个时候，郭松林直接开始放纵自己，变成了一个独掌大权的人。

但是郭松龄和张学良的作战方式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思想也是不一样的。他对着他们有许多的看法和意见，但是一直苦于没办法诉说，所以他才起了自己单独拿着部队攻打奉天城。

关于郭松龄参与倒戈反奉，也是当时中国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事件。毕竟郭松龄曾经属于奉系，也是在张作霖手底下做事，并且与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关系甚好，两个人还有七年之久的合作，在外人眼里也称赞这段关系――亦师亦友。

无论郭松龄倒戈反奉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是为了自己不断膨胀的野心，还是为了当时的中国人民，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失败了。当时郭松龄率领七万大军已经攻打到了沈阳，为什么还是以失败收场呢？里面也存在着一些必然的联系。

郭松龄反奉不是当时的偶然事件，也是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推动的必然事件。因为当时的中国爱国运动高涨，并且在当时的奉系中，各种势力都想争着出头，已经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并且张作霖对郭松龄不是特别的重用，虽然张氏父子给予了郭松龄机会，但是也让郭松龄十分的膨胀，想要取缔张作霖，自己掌权。

况且当时的郭松龄也是打着张学良的旗号倒戈反奉，想让张学良背叛自己的父亲，事实上这种情况当然是不可能。张学良也对其劝解，但是并没有什么用。

虽然当时很多人都想推翻奉系，但是郭松龄的倒戈反奉还是以失败告终，这里面还有一些外部的势力进行干预，比如说日本帝国主义对张作霖的支持，以及直接对郭松龄的武装干预。在郭松龄率领七万大军，作战开始，已经占领了许多个地方，并且首战告捷，面对气势汹涌的郭军，张作霖也还是接连战败。但是为什么最后扭转了胜利局面呢？

当时日本一直对中国有侵略的野心，企图通过掠夺中国的土地，扩大自己的岛国面积，并且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也让他们的征服野心愈发的膨胀。关于日本对中国的占领，也是有计划的，他们需要从东北三省开始，但是当时的张作霖作为东北三省将领的头目，如果张作霖一旦覆灭，那么对于他们日后占领整个中国的计划是有影响的。所以日本对郭松龄带领的军队进行一定的干预，也让倒戈反奉出现了反转的局面。

当然，日本最开始的干预也是分阶段的，并且制定了非常严密的阶段性计划，第一阶段是抑制郭松林的势力，扶持他人加以代替。后来日本方面才决定采用武力干涉方式，来帮助张作霖。

虽然当时的日本向外界发出并不干涉中国内部的关系，并且也保持中立，事后他们也为自己的言论打脸。除此之外，日本人不仅在帮助张作霖，其实也是在暗中帮助自己，在危急紧要关头强迫张作霖签订一些利益关系的条约，这也为日本侵略东北三省奠定了条件。

所以当后人提及到郭松龄时，也对他存在了一定的偏见，因为郭松龄，所以张作霖才签订了这些条约，也让张作霖后来意外去世，让中国落入了日本的魔爪，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长达八年之久，而这段八年的抗战历史，将是中国历史上无法抹去的过去。

所以因为日本介入的原因，也导致了郭松龄在倒戈反奉一战中取得了失败。因为日本方面不仅在铁路沿线方面，包括调兵方面都给予了禁止，虽然郭松龄方面也顽强抵抗，有想取得胜利的决心，但是最终还是力不从心。

甚至到了日本禁止的第三阶段，日军更是禁止郭军进入营口，其中日军也直接参与作战。因为日本人的介入，也让郭松龄原本的作战计划得到了打乱，顿时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当时日本出兵，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和张作霖联合镇压，让郭松龄最终以失败告终。

事实上，张作霖请求日本帮忙，来帮助他巩固自己的权利，就是非常错误的行为。如果想要改变当时自己的状态，其实张作霖也可以从其他方面入手，并不一定要请求日本人的帮助。毕竟请求他国来干预中国自己的事情，也让自己本国落入了外国人的魔爪，这无疑不是引狼入室。可能是因为命运的驱使，让郭松龄原本周密的计划，最终还是以失败收场。当然了，虽然日本方面给予了张作霖的支持，但是导致郭松龄失败的也并不仅仅是这一个原因，毕竟导致失败的因素众多，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太平军血战寿光

1864年7月，天京陷落，忠王李秀成被俘虏，幼天王洪天贵福在逃亡湖北途中被席保田抓获，处以凌迟之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太平天国就灭亡，并不意味着太平军就放弃武器投降，他们继续在大江南北与清军厮杀，还曾取得不少辉煌胜利，但大势已去，最终还是失败了。太平军余部最终惨败，原因众多，关键时刻屡次出叛徒便是其一。

1867年12月，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首王范汝增等统率的3万余太平军骑兵在山东弥河畔与刘铭传、郭松林等率领的淮军精锐展开决战，再一次将淮军合围，刘铭传即将溃败。此时，叛徒潘贵升从背后偷袭鲁王，将其一枪打死，太平军阵脚由此大乱，20000余骑兵阵亡，2位王爷殒命。

天京陷落后不久，扶王陈得才20余万大军在湖北继续作战，但麾下马融和等相继叛变投降，扶王在绝望中服毒自杀，所部基本溃散。此时，遵王赖文光既不投降，也不自杀，而是率4000骑兵突围而出，去两淮寻找老朋友张宗禹、任化邦等率领的“捻军”，并与之联合，打着“光复天国”之旗号，坚持抗清斗争。

太平军余部与“捻军”联合后，取名为“新太平军”或“新捻军”。鉴于北方多平原，且采取流动作战之特点，新太平军“易步为骑”，减少步兵数量，大量扩充骑兵队伍，增强部队之机动性。

由此，往后一系列大规模会战，赖文光、任化邦等都是靠骑兵获胜，也靠骑兵摆脱清军“河防战术”，纵横中原各地，还曾一度威胁北京安全。与之同时，湘军、淮军则以步兵为主，机动性不如新太平军。

军队改组之后，由于没有固定基地，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决定采取“流寇战术”，席卷中原大地，夺取必要之战略物资，待时机成熟，再进入四川建立一块固定基地。至于为何不在中原建立根据地，很大原因是害怕曾氏湘军“龟壳战术”，将自己给耗死。太平军采取运动战，清军自然要追击，湘军、淮军基本没啥骑兵，且是私人军队，满清自然不让其染指中原军务。如此，追杀太平军余部之重任，就有号称晚清八旗第一名将的僧格林沁及其麾下近2万蒙古铁骑来承担了。

可惜，僧格林沁有勇无谋，赳赳武夫一枚，压根玩不过赖文光。1865年5月，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范汝增等在山东菏泽高楼寨设下埋伏，引诱僧格林沁追击，而后将其包饺子。此战，连僧格林沁在内的7为八旗武官阵亡，7000余精兵全部战死，满清“看家武装”元气大伤。

没了僧格林沁，慈禧太后只能冒着汉族地主势力染指中原各省之危险，相继让曾国藩、李鸿章率军北上追杀太平军余部。清朝换帅之后，曾、李针对太平军战术之特点，决定采取“河防战术”，利用黄河、运河、海河等天堑，一步步压缩太平军之生存空间，最后将其一网打尽。

赖文光等也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乘着防线尚未建成之际，从薄弱处突围而出，从河南杀向了湖北，曾国藩无奈之下主动请求辞职，督师重任交给了李鸿章。如此，淮军成为剿灭太平军之绝对主力，刘铭传、郭松林、张树珊、潘鼎新等得以大展拳脚。当然，代价也很大，湖北京山一战，郭松林被砍断左脚，张树珊毙命，4000余淮军精锐阵亡；尹隆河一战，淮军5000兵马阵亡，若不是湘系悍将鲍超16000兵马杀到，刘铭传将会被俘虏。

湖北尹隆河一战，刘铭传对鲍超非常不满，认为是他故意迟到，想让淮军在战斗中歼灭。刘铭传向李鸿章诉苦，李鸿章为维护淮系利益，直接上凑朝廷，说鲍超平日里桀骜不驯，不听调遣，此次战斗又故意拖延出兵时间，此乃大罪。朝廷自然知道是啥回事，为了在派系之间搞平衡，制造矛盾，满清“扶淮抑湘”，将“霆军”肢解，鲍超被迫辞职回家。

没了鲍超、没了“霆军”，刘铭传就成了剿灭太平军之绝对先锋大将，无人可以与之争锋。尹隆河惨败，刘铭传愤愤不平，发誓要一雪前耻，不达目的不罢休。为此，刘铭传继续追杀太平军，一路从湖北杀到山东，但并未取得像样战果。道理很简单，赖文光等跑来跑去，不是因为害怕淮军，而是为了寻找食物，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与之交战。

1867年8月，距离尹隆河之战6个月，赖文光、任化邦、范汝增等已经连续转战湖北、河南、河北、山西各地；在清朝“坚壁清野”战术下，太平军压根就没得到什么粮食，部队疲惫不堪。为此，他们决定去山东，然后渡过运河，去富庶地区找食物，解决温饱问题。此时，秋雨连绵，河水盛涨，作战区域狭小，粮食缺乏，太平军士气低迷。10月，赖文光、任化邦、范汝增等血战一番后，成功渡过运河，来到了富庶潍坊，准备弄点粮食。

运河以东虽然富庶，但却是一块绝地；继续往东就是大海，往西返回则又是运河，往北则是黄河。可以说，赖文光此次渡过河东，已经将军队置于最危险之境地，随时有被清军包饺子之危险，但为了寻找食物，他们只能如此了。

果然，太平军刚渡过运河，悍将刘铭传、郭松林、善庆等率4万余劲旅赶到，将赖、任、范等合围。

12月，双方在寿光县弥河畔进行决战，赖文光绝地反击。为了突出重围，太平军越战越勇，先击败善庆率领的3000八旗马队，而后击败郭松林步兵，最后集中主力与刘铭传中路军进行厮杀。刘铭传不愧是名将，遇到太平军主力，先让步兵用洋枪、洋炮阻滞攻势，而后步骑混合出战，硬是将范汝增击退。

不过，被李鸿章誉为“项羽再世”的鲁王任化邦骁勇无敌，尤其善于使用骑兵；任化邦乘着刘铭传忙于应付范汝增之际，率马队从侧后掩杀而来。为此，刘铭传赶紧从前方抽调兵马，防备侧后，与任化邦厮杀；双方数万兵马展开肉搏，弥河畔被鲜血染红，河流为之被堵塞。由于已经无路可退，太平军将士个个奋勇当先，其战斗力相当惊人。大战三个时辰后，刘铭传逐渐不支，再一次被太平军合围，处境十分危险。

鲍超辞职回家，“霆军”被迫解散，有谁来拯救刘铭传呢？若是不出意外，赖文光、任化邦、范汝增等便可以大获全胜，再次渡河运河，返回河西；让“河防战术”成为史上之笑话。

可惜，关键时刻叛徒潘贵升率部偷袭鲁王后方，用洋枪将任化邦腰肋击穿。鲁王一死，全军阵脚大乱，淮军则乘势反击。首王范汝增在血战中被枪炮打死，20000余骑兵阵亡，赖文光仅带5000人突围而出，一路向南跑去扬州。此战，太平军损失了鲁王、首王，20000余骑兵，最终覆灭不可避免。

太平军大战湖北  击毙淮军悍将张树珊斩杀4000精锐

1864年12月，扶王陈得才20万大军在霍山黑石渡溃散，马融和等数十位太平军高级将领向僧格林沁投降，遵王赖文光仅带3000精锐骑兵突围而出。

为匡复天国，赖文光决定与张宗禹、任化邦等“捻军”首领合作，改组军队，“易步为骑”，增加骑兵数量，以便于纵横中原大地。改组后的军队，称为“新捻军”或“新太平军”，遵王赖文光为领袖，名义上节制诸将。

当然，如今大多不承认赖文光是领袖，因为他麾下直属兵马太少，且所谓的“领袖”，也只是他本人在自述时提及，缺乏相应史料佐证。赖文光改组军队后，首次大战便是与号称八旗第一名将的老对手僧格林沁蒙古马队对决。

1865年5月，赖文光诱敌深入，与张宗禹、任化邦密切配合，在高楼寨之战中击毙僧格林沁，阵斩7000八旗精锐。唯一可以拿出手的八旗悍将被小兵张皮绠割喉，八旗（蒙古八旗）精锐被击毙7000余人，这对缺乏“人才”的满蒙集团而言是巨大损失。

此后，慈禧老佛爷只能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官僚支撑，剿灭“新太平军”之重任转到以曾国藩为首的新兴汉族地主集团。曾国藩督师期间，采取“河防战术”，试图依靠运河、黄河、海河等“天堑”阻击太平军骑兵。为此，曾国藩决定在西以沙河和贾鲁河，南面以淮河为防线，北面从朱仙镇至开封与黄河南岸挖壕设防，妄想在鄂、豫、皖交界地区围困太平军，聚而扑灭。

然而，赖文光没等防线修好，直接率骑兵从开封南面芦花冈突出重围，进入山东。不久，再次进入湖北，并派前锋打探进入四川路线，清廷震动。如此，曾国藩“河防战术”破产，清廷改由李鸿章督师。当然，李鸿章也是玩“河防战术”，并继续强化升级。

接过曾国藩大旗，李鸿章决定大干一场，以提高淮系集团之威望，为自己争取足够之政治资本。在曾国藩“河防战术”之基础上，李鸿章提出“扼地兜剿”策略：将贼军“困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

若想困住新太平军，仅仅靠“河防战术”是不行的；被动防守，只能被贼军牵着鼻子走，劳师糜饷而无功。为此，李鸿章组建骑兵力量，购置洋枪、洋炮，以便于对新太平军进行战术侦察与追击，协助步兵行动。

经过一番努力，淮军骑兵粗具规模，总计12000余人，几乎都是刘铭传、潘鼎新两悍将统领；淮军精锐步兵则是由李鸿章爱将，曾协助自己组建武装力量的郭松林、张树珊统领。刘、潘、郭、张是李鸿章手中绝对之王牌，也是他赖以生存之政治资本。

1866年12月，赖文光避实击虚，经黄冈、黄安，直逼武昌外围，而后快速朝云梦、应城、德安方向挺进。遵王赖文光挺进湖北，图谋四川，李鸿章则派遣刘铭传、潘鼎新、郭松林、张树珊等率步骑2万余人跟踪追击。

29日夜，赖文光出动军队偷袭清兵大营，郭松林分三路迎战，太平军退却。考虑到清兵强悍，赖文光不想过早决战，于是继续转战各地，吸引敌军追击，拖疲对手。1867年1月初，郭松林率本部抵达京山臼口，赖文光展开反击，阵毙总兵张凤鸣、副将钟光斗、游击杨爵发等，兵威正盛。

然而，赖文光等疏于防备，湘军悍将彭毓橘亲率2000精锐玩夜袭，太平军悍将陈槐邦率马队153人、步队400余人降清，赖文光等只好放弃臼口，败退罗家集。此战，让赖文光见识到了淮军步骑合一战术之威力，在缺乏补给之情况下玩阵地战行不通。小有斩获，淮军悍将郭松林意气风发，认为赖文光已经是惊弓之鸟，只能四处瞎晃，是灭亡的节奏，便乘胜追击，直奔罗家集而去。

郭松林紧追不舍，赖文光不能只顾着跑，该反击就反击，该亮剑就亮剑。为此，赖文光在途经罗家集之要道设下伏兵，准备包郭松林“饺子”。淮军前锋快速推进，陷入伏击圈，魏王李蕴泰率骑兵从两路包抄而来，任化邦率骑兵主力正面迎战，赖文光则率部截击淮军后队，阻止敌军增援之同时，夹击郭松林。激战半日，淮军左路先崩溃，总兵曹仁美、谢连升相继阵亡，清军士气低落。

郭松林率部从中路赶来增援，与赖文光、任化邦、李蕴泰混战，也陷入重围。激战至半夜，太平军基本将淮军合围，郭松林身受七处枪伤，还被小兵砍断左脚，成了俘虏。可惜，小兵不认识郭松林，又是大半夜，于是将其遗弃路边，后被部下救回。

郭松林惨败，淮军损失4000精锐，几乎全军覆没。悍将彭毓橘率兵赶来增援，带领淮军残兵杀出重围。看到郭松林如此倒霉，张树珊决定出手了，他要立下战功，刷刷存在感。张树珊（职务是总兵，正二品）刚从河南进入湖北，任务是驻守城池，不是出去野战，这让他很不爽。

不出去野战，怎能消灭敌军，怎能建功立业；没有军功，如何混得下去。所以，当赖文光退却时，张树珊便力排众议，亲率6营精锐渡河追击。张树珊如此嚣张，赖文光决定将其引诱至伏击圈，给他“包饺子”。

事实证明，冲动是不行的，张树珊轻敌冒进，结果被合围，200亲兵全部战死，张树珊本人则下马步战，被乱刀砍死。张树珊，“血性忠笃，治军精强，作战凶悍，常为军锋。”

此次阵亡，李鸿章痛哭失声，挽联道：“当代英雄争屈指，况予心交两世，那堪旧雨哭睢阳。”将其誉为唐朝睢阳守将张巡。不过，张树珊不是张巡，虽然都姓“张”，可名气不在一个档次。事实证明，冲动是不行的，张树珊轻敌冒进，结果被合围，200亲兵全部战死，张树珊本人则下马步战，被乱刀砍死。

张树珊，“血性忠笃，治军精强，作战凶悍，常为军锋。”遵王赖文光此次率军进入湖北，战果累累，李鸿章两员爱将被痛打，郭松林被砍断左脚，张树珊则被乱刀砍死，还击毙淮军精锐40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