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是安徽人

开封的历史名人：阮籍(210～263)三国魏文学家。字嗣宗。河南开封尉氏县人。阮？之子。曾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与嵇康齐名，与其侄阮咸皆为“竹林七贤“之一。蔑视礼教，尝以“白眼“看待“礼俗之士“。与当权的司马氏集团有矛盾，常酗酒，“口不臧否人物“，以之保全自己。原集已散佚，后人辑有《阮嗣宗集

支道林(314～366)晋代高僧。名遁，以字行。开封人。年25岁出家，与谢安、王羲之等交游，好谈玄理。作《即色游玄论》，宣扬“即色是空“，发挥般若学的性空思想，为般若学六大家之一。其他著作，大都散佚

蔡谟生卒年待考。东晋大臣。开封兰考人。东晋成帝咸和三年(328)，苏峻发动叛乱，蔡参与平叛，遂迁任太常，赐爵洛阳男。后拜征北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成为东晋对抗北方势力的主要人物。卒于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任上。谥文穆

崔颢(～754)唐代诗人。开封人。唐玄宗开元年间登进士第，开元后期出使河东军幕，天宝时历任太仆寺卿、司勋员外郎等职。崔颢年少为诗，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现存作品，有几篇色泽浮艳，内容轻佻者，可能是年轻时所作，后来从军边塞，诗风发生变化，表现出“出身事边“和“报国赴难“的昂扬感情。如《赠王威古》和《游侠呈军中诸将》，着力于人物意气风度的描绘。诗中春草射猎、野中割鲜的场面，尤其写得富有生气。《雁门胡人歌》，写秋日出猎、山头野烧的代北景色及胡人在和平时期从容醉酒的风习，极新颖别致。最有名的是七律《黄鹤楼》，李白读后大为佩服，说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宋代诗评家严羽《沧浪诗话》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崔颢诗》1卷，收录诗40多首

石守信(927～984)宋初大臣。开封人。初仕周，领洪州防御使，加领义成军节度。宋太祖即位，改领归德军节度。平李筠、李重进叛乱。太平兴国四年(979)，进封卫国公。卒后追封威武郡王，谥武烈

钟嗣成(约1279～约1360)元代戏曲家。字继先，号丑斋。开封人，寄居杭州。曾屡试不中，遂潜心闭门从事戏曲著述。其主要著作《录鬼簿》，上下两卷，初稿写成于至顺元年(1330)，后又订正两次。不仅记载了元代名家辈出剧作如林的盛况，并且从理论上对杂剧作出了初步总结与概括，具有极高的价值。他还著有《钱神论》等7种杂剧，今皆不传；今存散曲52首。�

李梦阳(1475～1531)明代文学家。字天赐，又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甘肃庆阳)人，后迁扶沟(今河南扶沟县)。其父为封丘王教授，遂家居祥符(今开封县)。弘治进士，授户部主事。因榷税触怒势要而下狱，后获释。武宗时，刘瑾擅权，他代尚书韩文草疏弹劾刘瑾，被勒令辞官。刘瑾败被诛，李迁江西提学副使，为权贵所恶，去职。在文学上，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称明文坛“前七子“。有《空同子集》。

春秋战国时期的信陵君，大音乐家师旷

北宋的大词人柳永，好像还有李清照

近现代的柏扬

伊尹生卒年待考。商汤大臣。生于空桑(今开封杞县城西西空桑，又名伊尹村)。传说为奴隶出身，是有莘氏女陪嫁之臣。受汤赏识委以国政。后佐商灭夏，总理国事，历佐汤、外丙、仲壬三朝。仲壬死，传位太甲。因太甲不理国政，被他放逐，3年后，太甲悔过，又接回复位。伊尹死于沃丁时。�

石申

石申生卒年待考。战国中期天文学家。开封人。经过长期观测，详细考核，测出恒星138座，810个。他与齐人甘德根据黄道附近恒星位置及其与北极的距离所制成的图表，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恒星表，在世界天文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原著《天文》8卷，早佚。后人拾遗补阙，把它与甘德的《星占》8卷，合称《甘石星经》，又名《星经》，曾收入北宋政和年间刊印的《道藏》一书，题名为《通占大象历呈经》。今存的《甘石星经》为2卷，其中虽有一些后人增添润色之辞，仍不失原书面貌

张仪

张仪(～前310)战国时政治家。开封人。魏国贵族后裔，师鬼谷子。秦惠文王十年(前328)入秦拜相。创连横破六国合纵。奉命使楚，瓦解齐楚联盟，夺楚汉中，封武信君。惠文王死，张仪失宠，返魏为相，不久死。《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张子》10篇，今佚。�

信陵君

信陵君(～前243)战国四公子之一。即魏公子无忌，魏昭王少子。其府在魏都大梁，传说即今开封相国寺一带。他才兼文武，礼贤下士，门下的食客有3000之多。公元前259年，秦兵在长平大捷，坑杀赵国兵将40万之后，一举包围了赵国邯郸。赵国多次向魏国求援，魏王虽命晋鄙率兵10万救赵，但慑于秦国恐吓，又密令晋鄙把军队驻扎在魏赵交界处的邺城，坐观成败。信陵君多次劝谏魏王救赵不成，后来他听从大梁城夷门守关人、隐士侯赢所设窃符救赵之计，果然得到兵符。信陵君带力士朱亥一行来邺城，晋鄙虽验兵符，却不愿交出兵权。朱亥用大锤打死晋鄙，信陵君接管军队，击破秦师，遂解邯郸之围

尉缭

尉缭生卒年待考。战国后期政治家、军事家。开封人。早年治学商君，深得改革变法之道。他还对兵事执著追求，十分精通。战国后期，学派林立，围绕着富国强兵，各国纷纷招贤纳士，遂周

郑众

郑众(～83)东汉经学家。字仲师。开封人。曾任大司农，世称郑司农，以别于宦官郑众。传其父郑兴《左传》之学，兼通《易》、《诗》，精三统历。世称郑兴父子为"先郑"，而称郑玄为"后郑"。著作已佚，清马国翰辑有《周礼郑司农(众)解诂》6卷，《郑众春秋牒例章句》1卷。�

蔡邕

蔡邕(132～192)东汉辞赋家、书法家。字伯喈。开封杞县人。少时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喜爱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熹平四年(175)，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遂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等人奏请正定《六经》文字，得灵帝允许。蔡邕写经于碑，使工匠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世

蔡琰

蔡琰生卒年待考。东汉末诗人。字文姬。开封杞县人。蔡邕之女。博学

阮瑀

阮瑀(约165～212)东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元瑜。开封尉氏县人。为曹操司空军谋祭酒，后为仓曹掾属。善作书檄，能诗。作品存留甚少，明人辑有《阮元瑜集》。�

阮籍

阮籍(210～263)三国魏文学家。字嗣宗。河南开封尉氏县人。

支道林

支道林(314～366)晋代高僧。名遁，以字行。开封人。年25岁出家，与谢安、王羲之等交游，好谈玄理。作《即色游玄论》，宣扬"即色是空"，发挥般若学的性空思想，为般若学六大家之一。其他著作，大都散佚。�

蔡谟

蔡谟生卒年待考。东晋大臣。开封兰考人。东晋成帝咸和三年(328)，苏峻发动叛乱，蔡参与平叛，遂迁任太常，赐爵洛阳男。后拜征北将军，都督徐、兖、青三州军事，成为东晋对抗北方势力的主要人物。卒于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任上。谥文穆。�

郑道昭

郑道昭(～516)南北朝时期北魏大臣、书法家。开封人。字僖伯，自号中岳先生。少而好学，博览群书，初为秘书郎，徙外散骑常侍，迁国子祭酒。后为平

吴兢

吴兢(670～749)唐代史学家。开封人。少时励志勤学，贯知经史。武后长安年间被诏入史馆，撰修国史。不久，官拜右拾遗。武后长安至中宗景龙年间，正值佞臣武三思、张昌宗、张易之弄权之时，有些史官惧怕权势，曲笔掩饰，吴兢对此非常鄙视，于是在公事之暇，私撰《唐书》、《唐春秋》。他认为南北朝时期的齐、梁、陈、周及隋这五代的史书繁杂，就分别撰齐、梁、周史各10卷，陈史5卷，隋史20卷。此外，他自撰或参与撰修的史书有《唐书备阙记》10卷、《唐中宗实录》20卷、《唐睿宗实录》5卷、《开元升平源记》1卷、《大唐十四家贵族谱》1卷、《古乐府》10卷、《乐府古题要解》2卷等。特别是《贞观政要》一书，分类记载了唐太宗同大臣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的问答、大臣的争议和劝谏的奏疏以及政治上的设施，其中10卷40篇出自吴兢之手。

崔颢

崔颢(～754)唐代诗人。开封人。唐玄宗开元年间登进士第，开元后期出使河东军幕，天宝时历任太仆寺卿、司勋员外郎等职。崔颢年少为诗，名陷轻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现存作品，有几篇色泽浮艳，内容轻佻者，可能是年轻时所作，后来从军边塞，诗风发生变化，表现出"出身事边"和"报国赴难"的昂扬感情。如《赠王威古》

薛居正

薛居正(912～981)宋初大臣、史学家。字子平。开封人。后唐清泰二年(935)进士。自晋至周累官至弘文馆学士、刑部侍郎。北宋建立后，迁户部侍郎。建隆三年(962)，任枢密直学士，掌管全国的贡举考试大权。任中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深得太祖器重，

石守信

石守信(927～984)宋初大臣。开封人。初仕周，领洪州防御使，加领义成军节度。宋太祖即位，改领归德军节度。平李筠、李重进叛乱。太平兴国四年(979)，进封卫国公。卒后追封威武郡王，谥武烈。�

向敏中

向敏中(949～1020)北宋真宗朝宰相。字常之。开封人。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初任监丞右赞善大夫、著作郎。宋太宗"召见便殿，占对明畅"，甚为赏识，命为户部推官，出任淮南转运副使。后入为户部判官，知制诰，不久权判大理寺。向敏中为官廉洁，不入浊流。太宗欲委以大任，遭人妒忌，诬其收受犯官皇甫侃的重贿，经查证，纯属无中生有。太宗更加器重，100余日内，官升数级，至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咸平四年(1001)，初登相位。

丁度

丁度(990～1053)北宋文字训诂学家。字公稚。开封人

宋祁

宋祁(998～1061)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子京。安陆(今湖北安

郑克

郑克生卒年待考。南宋官吏。字克明。开封人。宣和六年(1124)进士。南宋初历官登仕郎、建康府上元县尉和承直郎、湖州提刑司干办官，他以五代时和凝父子所著的《疑狱集》为基础，分类增补，附以评论，撰成《折狱龟鉴》。该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狱讼案例选编，分释冤、辩诬、鞫情、议罪、省过、惩恶、察奸、核奸、察贼、迹贼、严明、矜谨等20门，辑录了上自春秋、战国，下至北宋大观、政和年间有关平反冤案、断狱量刑的案例270余条，390余事，并以按语的形式对其中大部分案例进行了分析

苏汉臣

苏汉臣生卒年待考。宋代画家。开封人。徽宗时为宣和画院待诏。高宗绍兴年间复职。孝宗隆兴初(1163)授承信郎。师刘宗古，绘人物仕女及佛道宗教画。用笔工整细劲，着色鲜润，尤工货郎担和婴儿嬉戏之景，情态生动。存世作品有《货郎》、《秋庭婴戏》等。�

孟元老

孟元老生卒年待考。宋代文学家。开封市人。金灭北宋，孟元老南渡，常忆东京之繁华，于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撰成《东京梦华录》，自作序。该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王应麟

王应麟(1223～1296)南宋学者。字伯厚，号深宁居士。世居浚仪(今开封市)，后迁居庆元(今浙江宁波)。淳？

钟嗣成

钟嗣成(约1279～约1360)元代戏曲家。字继先，号丑斋。开

王廷相

王廷相(1474～1544)明代思想家。字子衡，号浚川。开封兰考县仪封乡人。29岁中进士。其文有英气，诗赋雅畅，与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王九思、徐祯卿、边贡并称为"前七子"。1509

李梦阳

李梦阳(1475～1531)明代文学家。字天赐，又字献吉，

李濂

李濂(1488～约1566)明代学者。字川父。开封人。少负俊才，正德八年(1513)，河南乡试夺魁。翌年中进士，年27岁。自此到38岁之间，历任沔阳知州

高叔嗣

高叔嗣(1501～1537)明代文学家。开封县人。字子业。嘉靖进士。历任吏部主事，湖广按察使。少受知于李梦阳，其诗清新婉约。有《苏门集》。

史可法

史可法(1601～1645)明末将领。字宪之，号道邻。开封人。明崇祯元年(1628)进士，授西安府推官，后迁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再擢升为右佥都御史。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他率师勤王，抵浦口而止。清军攻陷北京，南明政权在南京建立，他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后受奸臣马士英排挤，

李岩

李岩(～1644)明末农民起义军将领。本名信

周亮工

周亮工(1612～1672)明末清初学者。字元亮，号栎园老人。开封人。自幼好学，博览群书。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官拜御史。清兵下江南，遂降清朝。顺治年间，官擢福建左布政使，至户部右侍郎，因被参劾入狱，后释放。康熙初起用为江安粮道，又因事被判绞罪，遇赦获免，不久病死。周亮工一生著述颇多，主要有《赖古堂集》、《因树屋书影》、《读画楼画人传》、《印人传》、《同书》

赵映乘

赵映乘(1619～)清代官吏。字涵章。开

张伯行

张伯行(1652～1725)清初大臣。字孝先。开封兰考县人。生于书香世家，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历官内阁中书，福建、江苏巡抚，礼部尚

周之琦

周之琦(1782～1862)清代大臣。开封市人。字稚圭，号退庵。嘉庆进士，官至刑部右侍郎，广西巡抚。能词，有《金梁梦月词》、《怀梦词》等。辑有《心日斋十六家词选》。�

常茂徕

常茂徕(1788～1873)清代开封文化名人。字逸山，又号痛定

宋继郊

宋继郊(1818～1893)清代开封文化名人。字述之、术之、树芝，号梅花道人、木雁道者。道光二十三年(1843)选为优贡，次年中举。咸丰八年(1858)任许州学正，后相继任陈州府学、南阳府学教授等职。著述今存有《居学斋诗钞》、《颍川集》、《西淮集》

李元庆

李元庆(1838～1904)清末农民抗粮领袖。开封市人。回族。

刘增？

刘增？(1845～1926)清末民初开封文化名人。字骧臣，晚号梦园。清同治三年(1864)举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后在山东郓城、郯城、菏泽、任平等县任知县，其间兴学育人，平反冤狱，为人称道。48岁时在顺天府为官，继而又任河南大学堂编书处

魏子青

魏子青(1870～1928)实业家。字步云。回族。开封市人。

靳志

靳志(1877～1967)爱国民主人士。字仲云。开封市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毕业于北京京师大学堂。后留学英法，在法国加入同盟会。民国年间，历任各级政府高级官员。

秉志

秉志(1886～1965)生物学家。原名翟秉志，曾用名翟农山、翟际潜。满族。开封市人。民国2年(1913)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民国7年(1918)又获哲学博士学位。民国9年(1920)回国，次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生物系。先后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和复旦大学任动物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及动物研究

丹鹏晏

丹鹏晏(1888～1911)辛亥革命烈士。乳名根柱

王毅斋

王毅斋(1896～1972)学者。开封市杞县人。早年毕业于河南省高等学堂，民国12年(1923)赴法国、奥地利留学。民国17年(1928)毕业于维也纳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民国19年(1930)任河南大学经济系教授。民国36年(1947)组织河南省民盟地下支部。

陈玉璋

陈玉璋(1898～1976)书法家。开封市人。

杜孟模

杜孟模(1904～1974)教育家。开封市杞县人。字宏远。民国14年(1925)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翌年加入中国***。毕业后先后在北京、济南、开封等地任教。他坚持宣传革命，组织中共外围组织，动员青年投身抗日民族解放阵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开封高中校长、开封师专副校长、开封市副市长、郑州大学数学系教授、民盟河南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河南省副省长等职。

参考资料：

隽[隽，读音作juàn(ㄐㄩㄢˋ)，不可读作jùn(ㄐㄩㄣ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汉朝时期武陵郡沅陵顷侯刘吴阳，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战国时期的楚国巴陵，即古籍上所记载的巴丘，又称沅陵，汉朝时期称下隽县。

据史籍《前汉·地理志》记载：“长沙国下隽县。”下隽县位于今湖南省西北部、沅水中游，东与桃源、安化为邻，南接溆浦、辰溪，西连古丈、泸溪，北与张家界交界，素有“湘西门户”、“南天锁钥”之称。其境内有君山、洞庭湖、巴丘湖、青草湖等景致。

沅陵在西汉朝时期为长沙国的一个县制，称作下隽县，简称隽县。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吕雉封长沙王之子刘吴阳为沅陵顷侯，历四十六年之后因无嫡系子嗣而国除。期间，沅陵顷侯将自己的庶支族人分封在下隽县，其后裔子孙遂以封邑为姓氏，称隽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明朝时期辰州府沅陵王朱贵谲，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

明朝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明宣德皇帝朱瞻基封辽简王朱植的第十七子朱贵谲为沅陵王，传一百二十二年之后因无嫡系子嗣国除。到清朝初期，有沅陵王朱贵谲的后裔子孙因避满清 的灭明杀戮，而以居邑名称之古名改隽氏者。

明朝末期，该支隽氏族人中有回复为朱氏者，亦有沿用隽氏者。

迁徙分布

我国古代以隽为地名的地方，大江南北都有，因此隽姓一开始就散居于南北各地，后在河北东部一带形成郡姓望族，以渤海郡为郡望。如今在山东、河北、陕西等地有少量分布。目前隽姓人口没有进入全国前三百位。

郡望堂号

①、郡望

渤海郡　西汉置，在今天河北、辽宁渤海海湾沿岸一带。

沅陵县：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就在这一带繁衍；夏、商、周时，少数民族在此生息，史称“南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置沅陵为黔中郡郡治。

滨　州：早在原始社会晚期的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商朝时期建有蒲城国。

②、堂号

渤海堂。

宗族字派

字辈：

河北景县隽氏字辈：有福文玉振，风秀国成祥，孝廉忠义芳，继祖传世广。

山东五莲隽氏字辈：锡树桂荣增金立，治泽怀忠保世馨；承恩京兆德芳久，鸿禧百代乃崇新。

历史名人

隽不疑，西汉臣。字曼倩，勃海(治今河北沧县东)人。初治《春秋》，为郡文学。进退必以礼，名闻州郡。暴胜之为绣衣御史至勃海，知其贤，荐于武帝，任为青州刺史，昭帝即位，齐孝王孙刘泽与燕王旦联络郡国谋反，他发觉收捕，擢为京兆尹。据《汉书·隽不疑传》载：“隽不疑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不疑：‘有何 ？活几何人？’即不疑言多有所 ，母喜，笑为饮食，语言异于他时；或亡所出，母怒，为之不食。故不疑为吏，严而不残。”始元五年(前82)，有人冒充戾太子，朝臣不敢辩，他以儒经决事，收捕追治，终发其伪。以此名重当时。

隽纪坤：(公元1947～今)，山东苍山人。著名收藏爱好者。

1990年4月毕业于无锡书法艺术学院，任职于白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系白山市集邮协会会员。主集邮票、粮票、烟标，现藏粮票三千余种、专题烟标四千余枚；兼集烟标、报头。

隽永利：(公元1962～今)，山东淄博张店人。著名地方企业家。

山东省淄博长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1994年起任现职至今。并兼任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省工商联常委、山东省民营企业家公会副会长等职。

1994年，隽永利被山东省委统战部、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工商联授予“山东省优秀青年企业家”的称号。目前，长城集团在隽永利的领导下正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隽桂才：(公元1968～今)，山东日照五莲人。著名基础教育家。

山东省五莲县第一中学高级教师。

199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多次获得科技进步奖，多年辅导学生参加全国化学竞赛，他辅导的选手有数十名获得国家级大奖，有两人获全国一等奖，并被保送进入全国一流重点大学。

多次受到山东省化学会、山东省教育学会和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表彰奖励。1999年获山东省教育学会、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并被日照市委组织部、日照市人事局授、日照市科学技术协会授予日照市青年科技奖。

长期从事高中化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全国中学化学教育界有很高的声誉，他在国家级化学教育专业期刊发表化学教育专业论文百余篇，并被中国化学会化学教育专业委员会聘为《化学教育》著名期刊的山东地区特约通讯员。化学竞赛辅导别具特色，辅导的选手年年获得国家级大奖。

其他隽姓名人有清官吏隽维基等。

隽姓宗祠通用联

阀阅渤海；

启姓长沙。

指隽姓郡望和源流。

曼舞轻歌颂盛世；

倩装华服迎嘉宾。

汉朝隽不疑(字曼倩)“曼倩”二字嵌字联。

为尹信威，致百姓敬服；

录囚 ，得慈母欢欣。

隽不疑任京兆尹，为治民严而不残，吏民服其威信。每行县录囚徒还，其母辄问“有何 ？活几何人？”闻多有所 则喜，或亡所出则怒，为之不食。

金立的智能机只能说总体普遍性价比非常差。

当然评价智能机也是需要一个价位评判，不知道你说的是哪款或者什么价位的。毕竟产品分档次。如果你用金立稍好的智能机比几年前落后的品牌智能机，那肯定还是有不少提高的。

主要是因为金立的大部分智能机用的CPU都是山寨机专用的MTK芯片，所以兼容性上还是折扣很大的。性能也跟主流同时代的CPU差的很远。尽管MTK芯片一直再进步，但是技术上仍然差了很多年。而且拿游戏来做例子，很多游戏的数据包都是针对CPU做的优化，分别会开发出支持高通和德州仪器还有一些一线CPU厂家的专用数据包，但是MTK毕竟是小厂，基本上没有针对的数据包，想玩游戏，需要特殊方法，但体验肯定没有一线CPU效果好。另外，已配置上来讲，他的价位普遍比同价位其他的品牌手机还要贵。

论品牌，金立属于国内的一个伪名牌，靠明星广告吹嘘出来的“名牌手机”，技术含量低，比不过国内靠实力说话的中兴和华为，中兴的V880手机曾获得欧洲手机排行销量第一（当然，现在V880的配置已经落后了）而华为更是世界第二大设备供应商，服务于全球运营商50强中占了45家，全球1/3人口几乎都在使用华为设备（网络设备，比如我国的电信、网通、铁通几乎都是用的华为路由设备），世界第六大手机厂商之一。

如果论国产民族品牌，怎么也轮不到金立。智能机国产顶尖厂家还有小米、魅族、联想等。

金立也只能在电视上做个广告。价格定的太离谱。最早买非智能机，是因为国内对智能机概念迷茫，还能高价卖卖骗骗人，现在卖不动了，就开始搞智能机追潮流，但是没法跟手机CPU大厂合作，降低成本，就使用台湾的MTK山寨机专用的CPU，好在这款CPU性能总体来说还算对得起这个价格。不过，终究性能还是有很大差距。不过跟它的硬件性能比起来手机价格还是略贵了。

请采纳答案，支持我一下。

都说，日本人不敢探究自己祖先的来源，因为，如果进行深入的探究，那结果很有可能会让所有日本人大失所望：他们的祖先是秦朝时期，奉秦始皇之命渡海寻找长生不老药的徐福。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地分析一下这一论断。

都知道，徐福是中国古代著名兵法家鬼谷子的徒弟。

鬼谷子本名王禅，是战国时期的卫国人，他不仅精通养生之术，还擅长纵横之术，兵法、武术、阴阳八卦术等更是不在话下。因此，人们用“王禅老祖”来尊称他。

鬼谷子曾是楚国的丞相，后来退出政场，归隐于卫国的鬼谷之中，专心教授徒弟。张仪、苏秦、孙膑、庞涓、毛遂和徐福等人都是他的徒弟。

在一众徒弟中，徐福排在孙膑、庞涓、苏秦、张仪和毛遂之后。徐福，也叫徐市，字君房，系琅琊人。他见识广，精通医学、天文和航海等方面的知识，待人友好，有同情心，很受沿海地区百姓的欢迎。

当时，在统一了天下，建立了秦朝以后，秦始皇开始四处巡游和召集人才为自己搜罗长生不老药。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第一次向东巡游，他先是登上了泰山勒石颂德，之后，沿黄县、月垂县、攀成山和登芝罘南下，最后，到达琅琊台，并在此处停留了三个月。

在这段时间里，秦始皇在海州湾偶然看到了海市蜃楼，他觉得这就是神仙在显灵。这时，徐福看到有机可乘，便向秦始皇献计说：“希望始皇帝能给自己一些童男童女和一艘大船，让他去蓬莱岛拜托神仙为陛下求得长生之药。”秦始皇听后，顿时来了兴趣。于是，给了徐福一些人和物资。

到了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再次来到琅琊台，找到徐福询问长生药之事。试想，徐福数年入海却没有找到长生药，自然害怕秦始皇会责怪自己，便撒谎说：“海上有一条凶猛的大鲛鱼，阻挡了船的去路，使船无法靠近仙山拿到长生药。如果想取药，就要派出一些善于射术的人先把鲛鱼射杀。”

于是，秦始皇听信了徐福的鬼话，再给了徐福一些童男童女和各种工匠、武士和粮食等。之后，徐福出海，再也没有回来。最后，秦始皇苦等了徐福一年，便去世了。

其实，徐福东渡以后并没有找到长生之药，他一路向东行走，最终，抵达了东洋瀛洲，于熊野浦登陆，发现了平原广泽（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日本九洲）。

当时，徐福很害怕没有找到长生药被秦始皇杀了，所以，他决定在此定居，不再回去。于是，徐福一行人便向九洲岛上的日本土著居民传授一些捕鱼、农耕、冶铁和制盐等各方面的技术，还教给他们一些医学和人文知识，大大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也因此，日本人都很敬仰徐福。

甚至，为了表示对徐福的敬重，日本人用司农耕神和医药神来称呼他。此外，日本许多地区的地神社每年都会举办各种祭祀活动，来祭奠徐福。到了现代，为了弘扬徐福的奉献精神，中国和日本的许多地方都成立了徐福会。在最近几年里，关于徐福事迹的文艺作品不断出版，相关影视剧也开始丰富了起来。

其实，在谈及天皇神族时，日本人只说他们是渡海来的，却不知道他们具体是从哪里来的。1987年，我国有学者访问过新宫（据说是徐福登陆的地方），并会见了新宫市长。刚好，新宫市长对徐福也很感兴趣，于是，他带着学者去了传说中的徐福登陆的地方。

那里有一片美丽的海岸，不远处有一座棕红色的神社，周围非常安静。在这里，学者找到了徐福所说的长生药的踪迹，但是，市长却说：这些是用来补肾治病的草药。

然后，市长带着学者来到了一块立在城市旁边的徐福墓碑前。这块墓碑是1834年立下的，碑上“徐福之墓碑”五个字是一位高丽书法家写的，诗歌出自一位日本汉学家之手。在这块碑上，我们可以看到，用中文字体写下的关于徐福到日本找长生药和定居日本的故事。

之后，市长告诉学者，在每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和歌山人都会聚集在墓碑前举行庆典。从1915年开始，和歌山就成立了许多与徐福有关的组织，比如：保护徐福遗迹委员会、徐福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和徐福协会等。在徐福的墓碑旁边，我们还可以看到七小墓。根据民间传说，这是徐福七个心腹的墓。

但是，关于徐福带来的那些童男童女的下落，谁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并且，除了和歌山县以外，徐福在日本其它地方也非常受人们的欢迎和爱戴。比如：在佐贺的金立市里，人们不仅把徐福看作是知识智囊和医药神，还亲切地称之为金立先生并加以敬仰。

十七世纪的时候，一位艺术家用画描绘出了徐福和金立市的关系，现在，这幅画被收藏在了金立寺中，当作镇寺之宝。1724年，金立市周边的千布发生了一场严重旱灾。当时，人们就到寺庙中朝拜徐福，然后，把徐福的画像放进神龛里，希望上天怜悯他们，降水普渡苍生。

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完成所有步骤后，竟然真的来了一场雷雨。大雨洒遍城市，人们欢呼一片。从此以后，每当金立市遇逢旱季，村民们就会来金立寺朝拜和放画像，以此希望上天能感应到他们的诚心，给当地带来雨水。后来，这个仪式被当地人称为“雨乞行事”，大概每四到五年都会举行一次。

除此之外，学者还参观了新宫的海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断垣残壁，这些堆起来大概高一米半。对此，日本人认为，这是徐福当年模仿秦长城修建的。另外，翻阅一些城市和乡县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发现：在江户幕府时期，人们曾对这座长城进行过修复。

那么，徐福为什么会修筑长城呢？

一些学者解释，徐福之所以会修建这座长城，是怕秦始皇为了抓他，攻打日本。不过，在江户时代，日本劳动力就严重稀缺，如果，真的要修筑一座长城，其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徐福到底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

其实，通过简单的对比，我们可以观发现，史书中徐福登陆日本的地方，恰好就是日本传说中的神武天皇登陆的地方。1970年，一位名叫卫挺生的台湾作者，曾写过一本探讨徐福与日本关系的书。在书中，卫挺生根据神武天皇登陆时间和徐福登岸时间相同这一事实，断言：徐福就是日本的第一位皇帝。

在书里，作者提到：人们曾经从生活在天照大神时期的皇族穴墓中，挖出了一块秦朝的铜镜和秦人所使用的战刀。由此，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疑问：如果在天照大神时期徐福没有去过日本，那么，日本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两千多年以前，日本仍处于石器时代，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技术制造出这些东西。

因此，作者断言，徐福就是日本的“始皇帝”。

发现了这一事实后，作者很是激动，但却存在着一定的担忧。

因为，如果日本人继续相信他们是神的后裔，而不肯接受现实，那么，历史很有可能重演。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日本人相信《古事记》和《日本书记》（注：这是日本最早的两本编年史）中的记载：他们是全人类最优秀的种族。但可笑的是，这两本具有非凡历史价值的著作竟然是用古汉语写的。

1987年，我国学者访谈一位对徐福有着深入研究的日本学者钣野气峰。钣野气峰起初在早稻田大学做科研工作，后来，因为二战的影响，被迫迁移到了美国和拉丁美洲。他离开日本二十五年，十年前才回到了日本。在访谈中，钣野气峰告诉学者，说：“我离开日本以后，才发现日本竟然犯下了如此多的罪行，以及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

当时，在说日本对亚洲和东南亚地区所犯下的暴行时，钣野气峰一再向学者道歉，他说：“自己为日本的行径感到非常羞愧。”

后来，我国学者和他一起深入研究徐福与日本的关系。

关于徐福定居在日本的原因，钣野气峰认为：“在秦朝的时候，徐福一定是一位擅长养生和延长人寿命的首领。因为，徐福对秦始皇造成了威胁，所以，秦始皇很想除掉他，便派他去寻找长生药。而徐福明知自己不可能再回到中国，于是，选择定居日本。因此，徐福不仅带来了中国先进的工农业技术，还带来了优秀的思想——道教。”

在钣野气峰看来，日本的神道教，其实，就是徐福创立的。在战国时期，齐国人民严格遵守宗教的规矩：进道馆前先去一个专门的小房间里进行斋戒，净化自身灵魂，再拜佛求神。至今，日本的神社中仍保留着这一传统，以供前来参拜的人斋戒。人们把这个房间称为齐室，“齐”是齐国的意思。然而，我国学者对此有些怀疑，于是，每参观一个县时，学者们都会去神社中看一看，以验证钣野气峰的说法。

结果，真如钣野气峰所说的那样，日本每一个神社中都有一个齐室，且前来参拜的人必定先到其中斋戒。不过，神社中的人几乎都不知道齐室的来源。由此看来，钣野气峰说的很有可能是对的。

除了这个结论外，钣野气峰根据研究报告，还得出了许多让人惊讶的结论。

比如：徐福和他带来的人在日本生活，繁衍出了许多后代，至少有30%的日本人都是徐福等人的子孙。只要日本人的眼珠子是茶褐色的，那么，他们肯定是徐福等人的后代。此外，虽然这些日本人的姓氏各不相同，但是，绝大多数都姓斋藤或者秦，即：齐国和秦国的意思。

钣野气峰说：“如果日本人知道自己和中国人的血缘关系，那么，他们肯定不会在二战中犯下种种恶行，也不会有侵略中国的野心。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中国，因为，我对日本在二战中的暴行感到强烈的羞耻。如果，日本人继续相信自己是神的后代，那么，历史很有可能会重演。在日本，人们最不愿意谈及的就是自己祖先坟墓。没有得到皇族的同意，没有人敢去碰祖先的坟墓，更别说是为了研究而去挖墓。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挖了祖先的坟墓，那么，日本的历史很有可能要重新编写。如果，日本人发现自己的祖先是中国人或者高丽人，他们会怎么做？我想，尽管现实是赤裸裸的，但是，总比人们不顾事实陷入无限的自我想象中要好得多。因此，我准备写一本书，让所有的日本人都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来自哪里，我们的祖先到底是谁’，在我看来，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1994年，羽田孜当选为日本首相。在上任以前，羽田孜曾公开说：自己是徐福带来的随行人员的后代子孙，他的祖先姓“秦”，两百多年前才改姓“羽田”。在日语里，秦和羽田的发音是一样的。当时，羽田孜的这番话一出，顿时震惊了许多日本人，因为，他这样做相当于间接承认了自己具有中国血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猜测到：日本人的始祖很可能就是徐福。

当然，也有可能不是徐福。

不过，从唐朝开始，日本就已经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直到今天，许多日本人的身上还有中国血统和保留着唐人的生活习惯，这是他们无法否认的事实。

秦鸣雷，(1518—1593年)明代状元。字子豫，号华峰。临海市城关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殿试第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参修《国史》、《会典》。二十九年，升左春坊谕德。后历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太常卿、礼部右侍郎等职。四十四年，主会试，取陈有年、王一鹗、王锡爵等，以后皆成名公卿。四十五年，改任南京吏部左侍郎，总校《永乐大典》，教习庶吉士。隆庆五年(1571)起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后任尚书。后上疏乞休归家。家居二十余年与应大猷、何宽、金立敬、王宗沐等为诗酒交，并遍游吴越名胜山水。万历二十一年(1593)卒，年七十六岁。墓在临海东乡两头门(现代的临海市汇溪镇牌前村辽园)。著有《倚云楼稿》、《谈资》，及传奇《清风亭》等。

据柳红周宗亲提供照片，重修谱序有秦鸣雷。时年万历三十一年，但是问题在于万历二十一年秦状元已经亡故。不知道为何会出现这种记载。而该村宗谱，始修时间明确指定为清朝，故而疑为谱匠伪作。

据横渡《柳氏宗谱》记载：宋南渡时，有柳景星，讳宗晓，护驾至台州，遂迁居横渡，为横渡柳氏始祖。几乎相同。但在清初临海人洪若皋所作《横渡柳氏宗谱序》记载：“考西晋时，有将军讳成德，号今庵，居宁邑之海游名柳家园。至五代，海游之公署半为百户子孙之业，至宋入瑞云输差，及宗文延僧季堂耽其术，罄其业产造殿阁，改普济院为广润寺，后景星喜潢渡山水之胜，迁其地。”这个记载不知来源，但是却被民间故事所认可。成为当地柳氏来源说法之二。又据《广润重兴记略》记载：“后之五代，海游之公署故址，墟为田野，半为故百户子孙柳氏之业。宋兴，柳氏田地均入瑞云输差。”成为这种说法的力证。

当地有柳氏祠堂，可惜的是在WG时被村征用当粮库。后村粮库不用了被上街片柳氏和各小队用土地换回。也叫上衔柳氏宗祠。后于2020年两边厢房和戏台重建。柳氏每人六百凑份。外姓也参于份钱六百一人。不够柳氏承包商承担全部费用，份子钱和村上街片山林赔偿钱全部放祠堂重建用，三间祖宗地没建。故而而现今祠堂叫上街祠堂。成为遗憾。

《金史》撰成于元代，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

《金史》修成以后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好评。学者们一般认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但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却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金史》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确实，与宋、辽二史相比，其优点是比较突出的。

《金史》之所以得到较好的评价，主要在于它纂修的准备时间比较长，有了比较好的史料准备。与辽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着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除此之外，还有记载金朝先世的《先朝实录》3卷；生前未称帝，死后追加尊号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显宗也都有实录；此外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由中都(今北京)迁往开封，这些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当时依附于蒙古，并参与了攻汴战斗的汉族地主军阀张柔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他却来到金史馆，将金朝实录及其他秘府图书运回了家中。这些图书文献在中统二年(1261年)被献之于朝廷。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蒙宋联军攻克蔡州，金朝灭亡了。元朝建立后，金朝遗老王鄂不但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了修辽、金二史的建议，而且开始着手搜集、整理金代的历史资料。卫绍王朝没有实录，现在卫绍王本纪中的材料都是中统三年王鄂收集的；金朝迁蔡州之后，史书记载中断，也是因为王鄂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着有《汝南遗事》4卷，才得以将这一段亡国的历史始末记载下来。因而金代历史文献保存得比辽朝多而且完整，加上金朝其他文人也注意搜集金代史实，如金末文人刘祁着《归潜志》、诗人元好问着《壬辰杂编》(今已佚)等也保存了不少金代史实。可见元末修《金史》，既有实录、国史为根据，又有王鄂等人的搜集、补缀，还有刘祁、元好问等人的着作可直接资以参证，其所依据与《辽史》纂修时所据要丰富多了。加上这些资料又已经过不少人的加工整理，使编纂者易于着手，这与《宋史》撰写时面对一堆数量庞大、毫无整理的原始材料又不一样。于是《金史》比辽、宋二史高出一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十四史》

历次修《金史》，除依据张万户献上的实录外，还有就是金朝末年两位学者的着述，即刘祁的《归潜志》和元好问的《壬辰杂编》。金亡以后，元好问以编史为己任，听说《金实录》在张万户家，就向他表示，愿修金史，希望看到《金实录》，但没有如愿。不过，他没有灰心，并且说：“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于是就在家里着述，“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名之为“野史”，即《壬辰杂编》一书。刘祁的《归潜志》也是元代编写《金史》的主要史料之一。元好问和刘祁二人亲身经历了金末的丧乱之事，书中所论都是耳闻目睹，且二人文笔又好，所以《金史》中有关金末历史的记载，写得十分生动，使人读之历历如见。

在编写体例上，《金史》也有创新。书中的本纪第一卷，不是从阿骨打开始，而是以《世纪》为开始，追述阿骨打以前十代的事迹，便于读者对女真先世在氏族部落时的社会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本纪的最后一卷，又增加了《世纪补》，用以记述熙宗的父亲景宣帝、金世宗的父亲睿宗、金章宗的父亲显宗。这三人原来都是大臣，只是由于他们的儿子做了皇帝，不便列入诸臣传，所以又立《世记补》。这种体例，后来为《元史》、《明史》所效法。《金史》里还可以看到《交聘表》，这是用表格形式把金与宋、西夏、高丽等国和战，以及它们之间的往来诸事，一一记录下来，读起来一目了然。

《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

《金史》的志书内容比较详细，共有三十九卷，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弱。其中的《河渠志》、《兵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五种写得不错，能反映出金朝社会的基本特征。

《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呢？大约不会是疏漏，而是不愿把阿骨打称帝这件开创金朝基业的事，说成是渤海人的主意。有的重要事情没有记载，如天会十年（1132年）金立的伪齐迁都汴，十二年（1134年）金、伪齐合兵伐宋等，都是金国大事，《金史》中一概不书。此外，《金史》列传中的人名杂乱，一人多名或译名不一的现象很多。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共294卷，三百万字，耗时19年。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西元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包括秦、汉、晋、隋、唐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等其他政权，共1362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它是中国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著，所谓“史学两司马”。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王鸣盛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

《通鉴》亦有高度文学价值，曾国藩撰成《经史百家杂钞》一书，其中选录《资治通鉴》11篇。曾国藩评价此书说“窃以先哲惊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之《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毛泽东自称曾十七次批注过《资治通鉴》，并评价说：“一十七遍。每读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噢。恐怕现在是最后一遍了，不是不想读而是没那个时间啰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一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通鉴》里写战争，真是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充满了辩证法。”

《明史》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国明朝（1368—1644年）历史情况的纪传体断代史。全书336卷，其中目录4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赵翼

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廿二史札记》

白寿彝

《明史》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正史。《明史》修纂日久，又有前诸史修纂之经验，成为二十四史中较好的一部，尤其是隋、唐以后诸史中，更为突出。—— 《中国通史》

余秋雨

《明史》后来成为整个二十四史中写得较好的一部，这是我们直到今天还要承认的事实。——《山居笔记 · 一个王朝的背影》

刘庭华

《明史》体例严谨，首尾连贯，材料翔实，文笔简洁，舛误很少，是自清代以来史家公认的一部质量上乘的史著。相反，《元史》的编修，由于迫于朱元璋政治需要的压力，历时11个月共331天，31人参加，组织领导工作紧迫、匆忙、粗乱，近180万字的巨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草成，根本没有时间来核对史料的真伪和问题的分析比较。确切地说，《元史》是史官们迫于政治压力抄撮而成的。因此，《元史》的舛误甚多，内容前后重复、互相矛盾的地方随处可见。——《中国历史是干部的教科书》

后汉书

《后汉书》由南朝刘宋时的范晔（398年－445年）所著，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司马彪续作），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个类传。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

后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纪十卷和列传八十卷的作者是范晔，章怀太子李贤注，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并参考袁宏所著的《后汉纪》，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取代以前各家的后汉史。北宋时，有人把晋朝司马彪《续汉书》志三十卷，刘昭注，与之合刊，成今天《后汉书》。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尤为可贵的是，《列女传》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

《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和帝刘肇）后附殇帝(殇帝刘隆)，《顺帝纪》（顺帝刘保）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

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这些列传既是新创，又反映了东汉的实际情况。如东汉一代党锢大兴，许多比较正直的大臣都以结党的罪名被杀；另外，东汉的宦官多参与朝政，杀戮大臣，是党锢之狱的主要制造者。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东汉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范晔根据这些史实，创立了党锢和宦者两个列传。为列女立传，最早始于西汉的刘向，范晔在刘向的启发下增写了《列女传》，这在正史中是第一次出现。他写《列女传》的宗旨是：“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他的《列女传》中，有择夫重品行而轻富贵的桓少君、博学的班昭、断机劝夫求学的乐羊子妻、著名才女蔡琰等，不拘于三纲五常的界域。《后汉书》的列传，还往往打破时间的顺序，将行事近似的人写成合传。

如王充、王符和仲长统三人，并不是同时代的人，因为他们都轻利禄而善属文，行为近似，所以合传。

《新唐书》

《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完成，《新唐书》修成后，其主编曾公亮曾上皇帝表“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其旧”，认为这是本书胜过《旧唐书》的地方。《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以后各朝史书，多循此制，这也是《新唐书》在我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功劳。

新唐书》主要作者宋祁、欧阳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学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当时有“二宋”之称，宋人《东轩笔录》说宋祁“博学能文，天资蕴籍”；欧阳修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为其特长。他们笔下的功夫当然不同一般。

《新唐书》以清新质朴的语言特点为后世人赏识。也有了巨大的影响。

《史记》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而完成。《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文学影响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武侠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戏剧的形成与成熟，《史记》的内容与艺术也影响到戏剧创作。例如宋元戏文有《赵氏孤儿报冤记》；元明杂剧有《冤报冤赵氏孤儿》（元·纪君祥）、《卓文君私奔相如》（明·朱权）、《灌将军使酒骂座记》（明·叶宪祖）；明清传奇有《窃符记》、《易水歌》（清·徐沁）；地方戏及新编历史剧有《搜孤救孤》（京剧）、《卧薪尝胆》（汉剧越剧）、《和氏璧》（同州梆子）、《完璧归赵》（京剧）、《鸿门宴》（京剧 川剧汉剧秦腔）、《萧何月下追韩信》（京剧 川剧 汉剧 秦腔）、《霸王别姬》（京剧）、《大风歌》（话剧）。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

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

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