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嗣

接下来这位可以说是唐军中战神级别的人物

王忠嗣（706—750），王训出身将门，父亲王海宾官至太子右卫率丰安军使，以骁勇善战闻名军中。

开元二年（714年）七月，吐蕃攻唐，朝廷以薛讷摄左羽林将军，为陇右防御使，率杜宾客等将领前去迎战，在武街之战中取得大捷。

唐军乘胜追杀至洮水，吐蕃军见无退路，誓死抗争，王海宾身为前锋，冲入敌阵，与敌苦战，而其它唐将嫉其战功，迟不发兵增援，终至其战死沙场。

薛讷率军赶到后，抓住有利时机，将吐蕃军分割包围，吐蕃全军覆没，横尸遍野，洮水为之不流，蕃将六指乡弥洪被擒。

战后，唐玄宗追赠王海宾为左金吾大将军，王海宾捐躯时，王训年仅九岁，唐玄宗见到他以后，好言相抚，并赐名忠嗣，将他收养在宫中。

因自幼便受到传统熏陶，加上经历坎坷，长大后的王忠嗣“雄言寡语，很有武略”，玄宗当面赞许他“尔后必为良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将军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他是玄宗养子的身份，当然，本身的军事才能也是灰常灰常的牛逼

开元二十一年（733）起，忠嗣历任左领军卫郎将、河西讨击副使、左威卫将军、左金吾卫将军、左羽林军上将军、河东节度副使、代州都督、朔方节奏度使、灵州都督、河东节度使、河西、陇右节度使等军政要职。

开元十八年（730年），王忠嗣出任兵马使，多次在河西、河东跟随河西节度使萧嵩出征。

同年，萧嵩入朝走后，王忠嗣迎来了他军事生涯的第一仗玉川战役。

此战前王忠嗣侦察得知，吐蕃大赞普正在玉川检阅军队，决定率部攻其不备，但遭到其他将领的反对，王忠嗣坚持已见，于是率300精骑星夜出击，结果斩敌数千，吐蕃赞普仓皇逃走。

此战堪比霍去病800骑兵夜袭匈奴之战，而此时的王忠嗣也与霍去病一样，只有18岁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鄯州都督杜希望谋攻新城。

新城距西都300余里，唐军若想攻占新城，必需经过长途跋涉，所以领兵之将一定要善于用兵，这时有人向杜希望推荐了王忠嗣，说只有让他担此任，必能取胜，旁人非败不可。

杜希望遂奏请玄宗，将王忠嗣调来。

三月，唐军向吐蕃军发起突然攻击，守城的吐蕃军匆忙应战，被唐军打败。

唐朝即将此城易名为威戎军，屯兵驻守。

战后论功，王忠嗣之功居多，因授左威卫郎将。

七月，杜希望率所部兵马攻占吐蕃盘踞的黄河大桥，并于黄河左岸修建了盐泉城。

吐蕃欲报新城之败，随即发兵三万向盐泉城发起反攻。

唐军兵少势单，将士皆害怕。

王忠嗣见形势危急，如不做背水一战，唐军会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于是，王忠嗣趁吐蕃军立足未稳之际，率领部下率先杀入敌阵，吐蕃军阵脚顿时大乱。

杜希望见状，也趁势纵兵突入阵中，经过激战，唐军大获全胜。

此战，唐军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多亏王忠嗣在危难之际，主动出击，方转危为安。

战后，唐廷拜王忠嗣为左金吾卫将军同正员，以表其彰。

此后王忠嗣官职扶摇直上，至河东节度使、朔方节度使兼灵州都督

同年，王忠嗣指挥了北伐契丹之战。

自武则天征讨契丹失败以来，契丹势力日益强大，大有和唐朝分庭抗礼之势，唐朝五次北伐皆败，武则天还曾下令征全国囚犯组成军队讨伐契丹，依然是劳而无功，契丹已成唐之大患。

为此，朝廷委以王忠嗣北击契丹重任。

王忠嗣率十万骑兵北出雁门，与契丹在桑乾河进行会战，三战三捷，打的奚契联军全军覆没，契丹可汗只以身逃，不久被部下杀死，契丹36部尽数投唐，几十年不敢作乱，王忠嗣率军威行漠北。

此后，王忠嗣担任陇右、河西节度史，身处抗击吐蕃的最前线。

他首先考虑到吐蕃等国骑兵强盛，对唐军威胁极大。

于是在朔方、河东之时，便在边境地区高抬马价，各地胡人争着把马卖给唐朝，王忠嗣将马尽数买下。

王忠嗣到了陇右、河西之后，便奏请将朔方、河东战马充实到陇右、河西。

从此，此二镇的兵马也强大起来。

天宝元年（742年），王忠嗣集中优势兵力发动了对吐蕃的青海湖会战，大破吐蕃北线主力，接着乘胜追击，在积石会战中将吐蕃残部全歼。

并俘虏了8000依附吐蕃的吐谷浑军。

这次作战，吐蕃在青海、甘肃交界处设置的堡垒几乎被全部摧毁，死伤数万人，两个王子战死，重要战略盟友吐谷浑降唐。

此战是对吐蕃的沉重打击，自此，吐蕃在青海地带对唐朝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其对河西地带的威胁已基本解除。

之后，王忠嗣行军千里增援小勃律，击败吐蕃、大食联军，并在此战中大胆提拔了当时还是青年将领的李光弼和郭子仪，后虽小勃律再次叛乱，但大食慑于唐军军威再不敢出兵。

天宝元年（742）年，后突厥立阙特勒之子为乌苏米施可汗，唐玄宗谴使谕令乌苏米施内附于唐，乌苏米施不从，王忠嗣随即屯兵于碛口以威胁后突厥。

乌苏米施逐谴使诈降，王忠嗣知其不是真心归附，于是结营于木刺、兰山以探虚实，随后有向玄宗进献《平戎十八策》。

一切准备就续后，王忠嗣谴使说服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三部向后突厥发动进攻，结果，后突厥兵败国中大乱，王忠嗣乘机出兵北击，后突厥汗国部众千余帐相继归唐，从此衰落。

天宝二年（743）年，王忠嗣再破突厥，塞外晏然。

天宝三年（744）年，拔悉密向后突厥发动进攻，斩乌苏可汗，传首京师。

后突厥余众又立乌苏之弟白眉特勒为可汗，是为白眉可汗。

为除掉威胁唐朝北部边境以久的后突厥汗国，唐玄宗诏令王忠嗣乘机北伐。

王忠嗣率部在萨河内山与后突厥阿波达干等十一部激战，大破其众，加速了后突厥汗国的灭亡。

王忠嗣做为开元、天宝年间的著名军事将领，军事生涯战必破、攻必克，料敌如神，深谋远虑，为后世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军事思想。

他不仅战绩辉煌，成为大唐的擎天之柱，还栽培出歌舒翰、李光弼、郭子仪和李晟等名将，可谓是一代名将宗师

王忠嗣在军事生涯的巅峰时期，身兼河东，朔方，河西，陇右，四镇节度使，当时四镇兵力总共有26万7700人！注意，安禄山在巅峰也不过兼任3镇节度使。

一人佩四将之印，掌控万里边疆，手握天下劲兵重镇，不可谓不令人惊奇。

这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天宝六年（747年），玄宗兴兵攻打吐蕃石堡城，诏问攻取之计，忠嗣奏云：“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屯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

”玄宗不以为然。

后董延光请攻石堡城，玄宗诏忠嗣出兵接应。

他按不动，并对李光弼说：“今争一城，得之未制敌，不得未害于国，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哉！假如明主见责，岂失一金吾羽林将军？”上言切谏。

玄宗不听，王忠嗣只得出兵，结果大败而回。

宰相李林甫对王忠嗣嫉恨，诬陷王忠嗣“欲奉太子”。

帝以哥舒翰代王忠嗣为陇右节度使，对忠嗣严加审讯，打算处以极刑。

哥舒翰极言王忠嗣无罪，请求用自己的官爵来赎王忠嗣的罪，玄宗不听，走入内宫，哥舒翰一路追随，“言词慷慨，声泪俱下”，玄宗深受感动，遂贬忠嗣为汉阳（今湖北）太守，一年后抑郁崔希逸，唐玄宗开元年间名臣名将，一生政绩卓著，在唐王朝对吐蕃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官至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执掌一方兵权。

但是，在两《唐书》中都没有为其立传，这是一件很蹊跷的事情。

其一，崔氏在隋唐时期是很有影响的名门望族，有唐一代，崔姓之人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载：“崔氏定著十房：一曰郑州，二曰鄢陵，三曰南祖，四曰清河大房，五曰清河小房，六曰清河青州房，七曰博陵安平房，八曰博陵大房，九曰博陵第二房，十曰博陵第三房。

宰相二十三人。

” 但是，查阅所有现在能见到的各种史书、家谱以及姓氏录，都未发现对崔希逸家世的任何记载。

按照常理来说，有官至如此高品（凉州都督为从二品官）的族人，谱牒应该是记著其人的。

但是根据现有资料来看，任何史料都没有相关记载，崔希逸的家世仍然是一个有待考证的疑问。

其二，河西节度使使所凉州，位于河西走廊上的咽喉部位，是唐代中原地区与西域各国联系和交往的必经之路，也是切断唐王朝两大边患——吐蕃和突厥联系的最重要的闸门。

“节度使”的职官名号也肇始于河西。

唐代中央 对河西节度使（惯例皆兼任凉州都督）的选任是非常慎重的，出任此职的一般都是一代名将。

检《唐方镇年表》，有史可载的河西节度使共二十六人，其中两《唐书》有传者十六人，除遥领其职的李林甫外，其余皆为骁勇善战之人。

根据以上所述，史料中事迹并不少的崔希逸在两《唐书》中无传，确实是一件很值得探究的事情，我们也只能从各种史书零碎的记载中去探究崔希逸其人其事了。

一、

史书中崔希逸出现的最早年代在唐玄宗开元九年，他是作为当时的名士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

载：

（开元）九年，（张说）入为相，（李）憕又为长安尉。

属宇文融为御史，括田户，奏知名之士崔希逸、咸廙业、宇文顺、于孺卿、李宙及为判官，摄监察御史，分路检察，以课并迁监察御史。

《唐会要》中也有载：

开元九年正月，监察御史宇文融奏万年县尉崔希逸充劝农判官。

从这些史料中，我们仅能看出，崔希逸在开元九年被辟为劝农判官，摄监察御史之前为京城长安的万年县尉（从八品下），并且因为某种良好的品行被人看作是当时的“知名之士”。

在此之前的事迹根据现有的史料就不大可考了。

（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条……上大悦。

寻以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转运都使。

以郑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萧炅为副。

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

这时的崔希逸已经官至郑州刺史（从三品），由御史台职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乣视刑狱，肃整朝仪” 的监察御史，变成了一个地方大员。

郑州，州治即在今天的河南省省会郑州市，在唐代是连通两京与河北道、河南道以及江南地区的重要交通要冲。

开元时全州有户六万四千六百一十九，乡一百二十四。

郑州当时也是漕运所经过的重要州郡之一，正因如此，玄宗在采纳了裴耀卿的建议之后任命了崔希逸为河南转运副使。

崔希逸也不辱使命，三年间“运七百万石，省陆运之佣四十万贯”。

裴耀卿入相后，崔希逸接任了河南转运使，卓有成绩，“岁运百八十万石。

其后以太仓积粟有余，岁减漕数十万石”。

在此之后，崔希逸的生平再次出现了一段空白，直到开元二十四年开始的与吐蕃的战争。

开元二十四年秋，崔希逸以中书省重要官员（右散骑常侍）的身份接任牛仙客为河西节度使， 开始了他最为煊赫也最为怅恨的戎马生涯。

唐与吐蕃这次冲突缘起于吐蕃对唐在西域的藩属勃律的占领。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载：

其年（开元二十四年），吐蕃西击勃律，遣使来告急。

上使报吐蕃，令其罢兵。

吐蕃不受诏，遂攻破勃律国，上甚怒之。

吐蕃是有唐一代最重要的边患之一，一直威胁着中原地区和西域的正常联系，并在后来最终切断了这种联系。

开元年间，吐蕃一直在陇右地区进行骚扰，意图截断河西走廊，切断唐王朝与西域各国的交往，并联合突厥来威胁唐的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处于河西走廊心脏部位的河西节度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但是，具体到这一时间，吐蕃当时并没有对唐进行主动的进攻，两国边境保持着相对的和平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崔希逸才做出了一件让自己愧恨终身的事情。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记载：

时吐蕃与汉树栅为界，置守捉使。

希逸谓吐蕃将乞力徐曰：“两国和好，何须守捉，妨人耕种。

请皆罢之，以成一家岂不善也？”乞力徐报曰：“常侍忠厚，必是诚言。

但恐朝廷未必皆相信任。

万一有人交抅，掩吾不备，后悔无益也。

”希逸固请之，遂发使与乞力徐杀白狗为盟，各去守备。

于是吐蕃畜牧被野。

在当时两国相对和平等情况下，为方便百姓考虑，崔希逸的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也是值得称道的。

但是，历史的发展常常是出人意料的。

第二年，崔希逸侍官孙诲入朝奏事，为了取悦皇帝，他妄言建议趁吐蕃不备掩杀之。

处在吐蕃攻灭勃律气头上的玄宗听信了孙诲的话，派了一个太监赵惠琮和他一起回了凉州（河西节度使驻所）。

到凉州后，两人矫旨要崔希逸发兵掩袭吐蕃。

身不由己的崔希逸只好听命，在青海（今青海湖）大败吐蕃，杀伤无数，乞力徐逃归本国。

吐蕃因此大怒，两国关系从此开始恶化，战乱不断。

开元二十六年，吐蕃大兵入寇河西，崔希逸出于职责所在，领兵拒战，并大败吐蕃。

但此时他的心里是痛苦的，失信于人，尤其是失信于一个如此信赖自己的敌方将领（“常侍忠厚，必是诚言”），令他愧疚难当。

不久之后他就被迁官内地，任河南尹（从三品）。

这其中原委，可能也正缘于此。

没过多久，崔希逸就郁郁而终了。

对于他的死，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不尽相同。

《新唐书》载：

新旧《唐书》的记载比较离奇，但符合古时人们的那种宿命心理。

不管见没见到白狗作祟，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崔希逸是由于对失信于人的愧疚郁郁而终的，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

古代人的观念是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周边的少数民族被视为蛮夷戎狄，与 相比，是低一等的。

对待这些少数民族自然就可以不择手段，历史上的这种事例也是屡见不鲜的。

崔希逸这种“迂腐”的想法自然是不能被别人所理解的，在史官的眼里，他的死也是不值得去同情的。

这可能就是正史中都没有为其立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这一点也可以从正史对这场战役的记载中得到佐证。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唐书》吐蕃传的记载较为详尽外，其他几处对这次战役只是寥寥几笔提过，绝口未提这次战役发生的原因何在。

甚至在记载中对这次掩袭的成功带有明显的炫耀口气：

三月乙卯，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自凉州南率众入吐蕃界二千余里。

己亥，希逸至青海西郎佐素文子觜，与贼相遇，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

这里面就明显的带有中原汉族自我中心主义的观念。

在这种观念占主流地位的情况下，崔希逸的那点信义也就不足为提了。

从正史中这些零散的崔希逸的生平事迹来看，他是一个才能卓越、文武兼备的人。

从其他史料中对他其他一些事迹的记载来看，在人品上，他也是值得为人称道的。

《大唐新语》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牛仙客为凉州都督，节财省费，军储所积万计。

崔希逸代之，具以闻。

诏刑部尚书张利贞覆之，有实。

玄宗大悦，将拜为尚书。

提到崔希逸，最著名的或许不是他的人，而是王维的一首诗

开元二十五年（737）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希逸战胜吐蕃，唐玄宗命王维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塞宣慰。

这首诗作于赴边途中。

《使至塞上》描绘了塞外奇特壮丽的风光，表现了诗人对不畏艰苦，以身许国的守边战士的爱国精神的赞美；本诗叙事精练简洁，画面奇丽壮美。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选候骑，都护在燕然。

以终，年仅四十五岁。

盖嘉运，两唐书都没有给他立传，盖嘉运最早出现在史书时是在开元(713—741年)中期，当时已官至北庭都护，北庭都护府设置于武后长安二年(702年)，统辖西突厥十姓部落诸羁縻府州。

唐

玄宗先天元年(712年)，唐朝又设北庭伊西节度使，由北庭都护兼领，统瀚侮、天山(驻西州)、伊吾三军共20000人，用以防制突骑施(突厥部落之一，其地当在今新疆伊犁河以西，热海以东)

、 处木昆等部落。

庭州(治金满，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城中除府邸军衙外，还有佛寺道观、贸贩市场等。

所以庭州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盖嘉运鉴于庭州的重要性和庭州城墙年久失

修，一旦 战争爆发，庭州很难坚守。

于是他在北庭都护府城内置瀚海军，并对城墙重加修筑，完善工事。

常备守军 也达到了12000人，马4200匹。

经过这次整修，庭州的防御能力大为提高，

直到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才被吐蕃攻占。

开元二十三年(725年)十月，突骑施军侵扰北庭及安西的拔换城(又名威戎城，今新疆阿克苏)。

盖嘉运于二十四年(736年)正月率兵出击，于二十六日，大败突骑施军，得胜而归。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六月，莫贺达干和都摩度率两部兵马夜袭苏禄，苏禄兵败被杀。

但时隔不久，两部酋长又因汗位继承问题发生离异。

莫贺达干立尔微特勒为黑姓可汗，都摩度立苏

禄之子骨啜为吐火仙可汗，双方互相攻战。

莫贺达干部抵挡不住都摩度部的进攻，向盖嘉运求援，盖嘉运闻讯后，立即上奏朝廷。

唐玄宗诏令 盖嘉运率突骑施、拔汗那以西诸国军队讨伐。

在

唐军和碎叶以西诸国的强大攻势下，形势忽然发生了变化。

吐火仙可汗与黑姓可汗由相互对立变成相互联合：吐火仙与都摩度据碎叶城(又称素叶城、索虏城，在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北楚河南岸

楚伊斯阔叶附近，一说在今俄罗斯托克马克附近)，黑姓可汗尔微特勒据怛罗斯城(又称咀罗私，今哈萨克共和国东南部江布尔城)，相互连兵以拒唐军。

面对突变的局面，盖嘉运于 开元二十

七年(739年)八月， 率唐军及石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王莫贺咄吐屯及史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南)王斯谨提两国之兵，协助莫贺达干向碎叶发起进攻。

吐火仙可汗出兵迎

战，被击败后逃走，在贺逻岭(碎叶城东南)被抓获。

接著，盖嘉运命令北庭节度副使夫蒙灵察与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潜兵偷袭怛罗斯城，生擒黑姓可汗尔微特勒，并乘胜占领曳建城，取金河

公主，将所俘获的突骑施数万之众全部交给了拔汗那王。

唐军经此一战，威震西陲。

同年九月，原隶属于突骑施汗国的西域处木昆、鼠尼施、弓月等部皆 率众内附，仍请徙于安西都护府境内。

至此，西域地区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盖嘉运立此战功，被封为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负责经略吐蕃，其兵力达148万人。

但盖嘉运却自恃屡立边功，沉溺酒色，不思防务，一再拖延赴任时间，结果遭到左丞相裴耀卿的

弹劾。

到任后，盖嘉运终日饮酒作乐，不再关注于边防事物，渐渐满足于昔日的战功。

盖嘉运的胡作非为，终于酿成了大祸。

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六月，吐蕃出动40万大军，西入长宁桥，经河源军所(今青海西宁)，向安西军发起大规模进攻。

但被浑崖峰骑将臧希液所率

5000唐军击败。

十二月二十八日，吐蕃重新调集兵马，攻陷了廓州达化县(今青海贵德东)，尽杀城内军民。

随后向石堡城(今青海湟源西南)发起进攻。

石堡城本是易守难攻之地，但由于盖嘉

运放松了警惕，结果轻易地就被吐蕃军攻占。

盖嘉运不能御，只得退走，使唐军失去了这一重要的战略要点。

石堡城的失守，使唐玄宗大为震怒，将盖嘉运罢官，从此盖嘉运便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至马嵬驿，军士哗变，杀死民愤极大的杨国忠，又逼唐玄宗杀死杨贵妃。玄宗无奈，便命高力士赐她自尽，最后她被勒死在驿馆佛堂前的梨树下，死时38岁。传说运尸时，杨贵妃脚上的一只鞋子失落，被一老妇人拾去，过客要借玩，须付百钱，老妇人借此发了财。

有人说，杨玉环可能死于佛堂。《旧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禁军将领陈玄礼等杀了杨国忠父子之后，认为“贼本尚在”，请求再杀杨贵妃以免后患。唐玄宗无奈，与贵妃诀别，“遂缢死于佛室”。《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唐玄宗是命太监高力士把杨贵妃带到佛堂缢死的。《唐国史补》记载：高力士把杨贵妃缢死于佛堂的梨树下。陈鸿的《长恨歌传》记载：唐玄宗知道杨贵妃难免一死，但不忍见其死，便使人牵之而去，“仓皇辗转，竟死于尺组之下”。乐史的《杨太真外传》记载：唐玄宗与杨贵妃诀别时，她“乞容礼佛”。高力士遂缢死贵妃于佛堂前的梨树之下。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所可注意者，乐史谓妃缢死于梨树之下，恐是受香山(白居易)‘梨花一枝春带雨’句之影响。果尔，则殊可笑矣。”乐史的说法来自《唐国史补》，而李肇的说法恐怕是受《长恨歌》的影响。

　杨贵妃也可能死于乱军之中。此说主要见于一些唐诗中的描述。杜甫于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在安禄山占据的长安，作《哀江头》一首，其中有“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之句，暗示杨贵妃不是被缢死于马嵬驿，因为缢死是不会见血的。李益所作七绝《过马嵬》和七律《过马嵬二首》中有“托君休洗莲花血”和“太真血染马蹄尽”等诗句，也反映了杨贵妃为乱军所杀，死于兵刃之下的情景。杜牧《华清宫三十韵》的“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张佑《华清宫和社舍人》的“血埋妃子艳”；温庭筠《马嵬驿》的“返魂无验表烟灭，埋血空生碧草愁”等诗句，也都认为杨贵妃血溅马嵬驿，并非被缢而死。

　杨贵妃之死也有其它的可能，比如有人说她系吞金而死。这种说法仅见于刘禹锡所用的《马嵬行》一诗。刘氏之诗曾写道：“绿野扶风道，黄尘马嵬行，路边杨贵人，坟高三四尺。乃问里中儿，皆言幸蜀时，军家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攸忽�英暮，平生服杏丹，颜色真如故。”从这首诗来看，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陈寅恪先生曾对这种说法颇感稀奇，并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作了考证。陈氏怀疑刘诗“贵人饮金屑”之语，是得自“里儿中”，故而才与众说有异。然而，陈氏并不排除杨贵妃在被缢死之前，也有可能吞过金，所以“里儿中”才传得此说。

　还有人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流落于民间。俞平伯先生在《论诗词曲杂著》中对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了考证。他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之本意，盖另有所长。如果以“长恨”为篇名，写至马嵬已足够了，何必还要在后面假设临邛道士和玉妃太真呢？职是之由，俞先生认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所以正史所载的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陈鸿的《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是说杨贵妃被使者牵去藏匿远地了。白居易《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结果是“马嵬坡下泥中土，不见玉颜空死处”，连尸骨都找不到，这就更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值得注意的是，陈鸿作《长恨歌传》时，唯恐后人不明，特为点出：“世所知者有《玄宗本纪》在。”而“世所不闻”者，今传有《长恨歌》，这分明暗示杨贵妃并未死。

　有一种离奇的说法是杨贵妃远走美洲。台湾学者魏聚贤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声称，他考证出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被人带往遥远的美洲。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杨贵妃逃亡日本，日本民间和学术界有这样一种看法：当时，在马嵬驿被缢死的，乃是一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谋，以侍女代死。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行至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飘至日本久谷町久津，并在日本终其天年。在日本也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死者是替身，杨贵妃则逃往日本的山口县大津郡油谷町久津。替身是个侍女，军中主帅陈玄礼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高力士用车运来贵妃尸体，查验尸体的便是陈玄礼，因而使此计成功。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大约在今上海附近扬帆出海，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

　日本山口县“杨贵妃之乡”建有杨贵妃墓。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由上述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杨贵妃之死的传说愈来愈生动，有一种论点是，这些传说离开史实也愈来愈远。这种论点认定，杨贵妃在马嵬驿必死无疑。《高力士外传》认为，杨贵妃的死，是由于“一时连坐”的缘故。换言之，六军将士憎恨杨国忠，也把杨贵妃牵连进去了。这是高力土的观点。因为《外传》是根据他的口述而编写的，从马嵬驿事变的形势来看，杨贵妃是非死不可的。缢杀之后，尸体由佛堂运至驿站，置于庭院。唐玄宗还召陈玄礼等将士进来验看。杨贵妃确实死在马嵬驿，旧、新《唐书》与《通鉴》等史籍记载明确，唐人笔记杂史如《高力士外传》、《唐国史补》、《明皇杂录》、《安禄山事迹》等也是如此。

　民间传说杨贵妃死而复生，这反映了人们对她的同情与怀念。“六军”将士们以“祸本尚在”的理由，要求处死杨贵妃。如果人们继续坚持这种观点，那么，杨贵妃就会被当作褒姒或者妲己一类的坏女人，除了世人痛骂之外，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赞扬。即使她是人间什么绝色或者盛唐女性美的代表者，也不会在人们的潜在意识中产生怜悯与宽恕。全部的问题在于：杨贵妃事实上不是安史之乱的本源。高力士曾言“贵妃诚无罪”，这话虽不无片面，但贵妃不是罪魁祸首，那是毫无疑问的。安史之乱风雨过后，人们开始反思，总结天宝之乱的历史经验，终于认识到历史的真相。民间传说自有公正的评判，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往往比较客观。杨贵妃之死，既有其自取其咎的一面，更有作为牺牲品的一面。于是，人们幻想确实已死了的杨贵妃能重新复活，寄以无限的追念。

编录者坚信随着考古新发现，从科技发展观点看问题，杨贵妃下落谜底，离开史实一定会愈来愈近。根据具有正史参考价值的唐朝时许子真编著的《全唐文》卷四、三，“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一文所记载，杨玉环最少应有三个籍贯是不足为奇的。第一籍贯是生父杨 维祖籍的容县十里乡杨外村；第二籍贯是当年在容州府后军都督署任职的义父杨 康的祖籍；第三籍贯是当年在容州府任长吏的义父杨 琰，杨 琰祖籍陕西弘农华阴,后迁居山西蒲州永乐。

2004年，随着坐落在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保南乡山西村的唐代大宦官高力士墓抢救性考古发掘的完成，考证了高力士本姓冯，名元一，是当年容州府所辖14个州中的潘州（今广东高州）人，幼年被送入宫中，赐姓高。专家在研读高力士生平的墓志铭时，意外发现当年驿马传送进宫供杨贵妃享用的荔枝是一种产自高力士与杨玉环家乡的名为“白玉罂”的优质早熟荔枝。高力士与杨玉环同为容州都督府人氏，高力士的潘州家乡与杨玉环的容州普宁县家乡相距仅100公里，这一考古新发现，考证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中的荔枝来自何处的长期争议。这一考古新发现，还从另一侧面，支持了日本山口县油谷町的二尊院内藏有两本古文书记载着当地关于杨贵妃的传说：军中主帅陈玄礼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于高力士密谋，以侍女代替，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到四川，沿长江乘船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漂流到了日本油谷町久津。由于高力士与杨玉环是老乡，加之在宫中接触较密切，深知杨玉环身世，因此高力士曾断言“贵妃诚无罪”，陈玄礼与高力士协助杨玉环出逃的唯一安全可靠的线路就是，南逃四川，沿长江乘船到上海附近扬帆出海，漂流至海外。

　　1、首先突厥和鲜卑是不一样的，这段文字和题目出现了逻辑混乱；

　　2、单纯从文字上讲蒙古地区在历史上是径流多个民族的，匈奴、突厥、回纥……，而蒙古有几种含义，一是指蒙古民族，包括中国的蒙古族和蒙古国的蒙古族及俄罗斯联邦的蒙古族等；一是指蒙古地区，包括蒙古国和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图瓦共和国、阿尔泰共和国、赤塔州、伊尔库茨克州部分地区等，三指历史上的蒙古汗国。所以最后一句话逻辑错误；

　　3、当然现在一些人认为唐朝是不是中国王朝，无所谓的事情。但是唐朝统治者自己认为是正统的“中国”王朝，并且为证明自己汉人血统大修族谱；不过唐朝统治者确实是存在鲜卑血统和游牧民族习俗，从当时汉人世家门阀是不和（不耻）皇室通婚的（包括在拓拔魏时期，汉人大姓门阀是不与外族通婚的，即使这些外族可能是皇室））这一点可以看出，唐朝皇室并不是纯正的汉人；

　　——《新唐书杜兼传》记载，唐文宗欲以公主下嫁世族时，犹感慨地说：“民间脩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两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4、唐朝以府兵为主，特别是初期开拓疆土时，军队中汉人比例较高。中后期府兵制逐渐崩溃，军队胡人比例不断增加，玄宗时，安禄山、哥舒翰、高仙芝等皆以少数民族出身而任节度使，天宝后有李光弼、李宝臣、李抱玉、李克用仆固怀恩、浑瑊等少数民族位兼将相。《北梦琐言》说：“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諴、曹相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说明中唐以后，少数民族入相更为普遍。

　　5、对待唐朝个人认为应该按照这样理解合适：唐之皇室李氏，史言其出自西凉、李蒿，纯为汉人。然现代史学家颇有疑其出于异族者。近经陈寅恪研究，断其“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杂乃一较晚之事”。（《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李、唐一代 君既不纯为汉人，臣亦多出身异族，所用之兵更多属异族，实为华、夷混合之国家，不能指为纯粹汉族之时代。其文化混有汉族文化所不容的习俗，如太宗妻弟妇（唐太宗娶其弟媳为妻），玄宗夺子妇（唐玄宗夺其儿子的老婆为妻），武后为女帝，皆异于汉人惯例，乃受胡俗影响也。然其名义仍以华夏自居，汉族之要素重于他族，不失其主干之资格也。

　　顺便说一下汉人世家门阀的事：

　　汉人是讲究出身的。这其中有着传统的血统论的因素，也有着一些自然的传承观念在里面。中国历史上的世家子弟也往往能干出些名堂来，一则不辱没新人开创的局面，再则自己也为家族的门楣平添光耀。在世家当中，顶尖的要数门阀世家了。

　　士族门阀，开始形成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盛行，隋唐时期没落。

渺茫的极其到了极致，唐朝的时候青海都是藏族人和土族人（即历史上的吐谷浑）。加上那个时期唐朝和吐蕃关系紧张，我想从内地发配到青海的人是比较少的。因为那时候的吐蕃不亚于现在的美利坚呵呵，历史上好几次次打到长安的记载。是那里都能查到的历史事件，毕竟是冷兵器时代嘛。 但是和青海有相当关系的人就比较多了。比如：唐朝名将黑齿常之、哥舒翰，唐初名医直鲁古。等这些是有记载的唐朝时期的。不知道你家的家谱原话是怎么说的，我可以帮你查查资料。还有重要的一点，你知道不知道家谱再传递中有没有失传或者断传后再记录的情况，你手上的家谱是什么年代的。这些都比较重要。最好能告诉我你们家的祖籍是哪里。

麻烦采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