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辉东《论语史鉴》14·27钱穆及其钱氏家族！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20浏览：3收藏

赖辉东《论语史鉴》14·27钱穆及其钱氏家族！,第1张

第27章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耻：辱也，繁体字从心耳声，本意指羞愧，羞愧乃心有所惭而生，故从心。又以耳为司听闻之器官，人每因闻过而耳赤面热，故“耻”从耳声。

如《谷梁传·襄公二十九年》：“君不使无耻。”《国语·越语上》：“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

凡人心生惭愧，不觉会面红耳赤，这是人性本善使然。知耻之心是人之天良。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

人起一恶念，便生羞耻之心；行一恶事，便感愧恐，又耻又恐，自必速止其恶。知耻是保全人心念、行为不离正道的护栏。故曰：“耻可以全人之德”。人人都有“知耻良知。”

孟子还说：“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搞阴谋、搞奸诈的弄巧之人，他是没有用到“耻”心的。

耻也指辱，如《左传·昭五年》：“耻匹夫不可以无备，况国乎。”

耻也指愧疚，如《诗·小雅·宾之初筵》：“不醉反耻。”《论语·公冶长》：“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孟子》：“声闻过情，君子耻之”！

孟子还说过：“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比不上别人，还不觉得愧疚，那怎么能够比得上别人呢？

怎样才能时刻保持有羞耻心呢？古人说：“三日不读圣贤书，则面目可憎”。不读圣贤书，就没有人提醒自己的过失，不知不觉，就犯错误了。最后“傲然无愧，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

所以人要不断地读圣贤书，保持自己的羞耻之心！

而：象形字，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古字形像人的下巴、面颊上的胡须。本义指胡须或面颊上的毛。如《周礼·考工记·梓人》：“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后用“髵”来表示胡须。

“而”在古文中常常被借作代词，后来被假借为人称代词，表示第二人称。如《书·洪范》：“而康而色。”孔传：汝当安汝颜色以谦下人。

而还假借为连词，连接两个词或者词组，分别表示并列、承接、假设、转折等各种关系。

如《论语·雍也》：“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本文的“而”即为表示承接关系的连词。

而又假借为“如”。如《易·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全文理解为：

孔子说：“君子对说大话做小事或者说空话不做事的行为感到羞耻。”

这一章说的是言语与行为的关系问题。做人应该言行一致，夸夸其谈却不脚踏实地做事这是让人耻笑的事。

“言过其行”的人，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种人往往把计划、目标或理想挂在嘴边，却不愿意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

这样的人，即使说得再多、再好，也无法给生活和事业带来任何实质上的进展，除了让人笑话鄙夷之外，毫无任何益处。

孔子曾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为：古代的圣贤们不轻易把话说出口，因为他们以自己做不到为可耻！

做人应当具备脚踏实地、少说多做的务实精神，舍弃那些多说少做，甚至只说不做的轻浮虚伪的作风。

孔子还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

少说多做，做了再说，是聪明人奉行的人生艺术。无论何时何地，那种信口开河、纸上谈兵的人，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任何理想和目标都要靠具体的行动来落实。

孔子还说过：“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不怎么说话，性格刚毅的人，往往接近于仁人，花言巧语，颜色不正的人，往往是没有仁德的！

钱穆及其钱氏家族

钱穆，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

钱穆被中国学术界尊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

1895年，钱穆生于江苏无锡县，他从小沉默寡言，学习刻苦，1901年，6岁的钱穆入私塾。学了10年私塾古文教育的钱穆，大量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文献典籍。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迫辍学，1912年至1922年，先后被荡口镇私立鸿模学校、梅村镇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等小学等聘为教师。

1922年，仅中学学历的钱穆先生应聘南下到厦门集美学校任教。1923年秋，到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国文教师，教授《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等。

1927年秋，转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讲授《国学概论》，编撰在第三师范时未完的《国学概论》讲义，1928年，《国学概论》书成，1931年，由国学大师吕思勉先生介绍，此书由商务印书馆付梓出版。

《国学概论》是钱穆先生早年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代表作。

1929年4月，在北大任教的历史学家顾颉刚来苏州讲学。经人介绍，钱穆见到了年长自己两岁的顾颉刚，并将自己刚刚写好的《先秦诸子系》的手稿交予顾颉刚过目，希望他能给出指导性意见。

顾颉刚当场翻阅了几页后，对钱穆的文学功底和精湛学识大为震惊，当他得知钱穆现在只是在一所中学教授国文时，连连感叹他不应将自己的才华埋没于此，“而应去大学教授历史”。

从此，钱穆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现北京大学里的未名湖就是钱穆先生为其命名的。

钱穆刚到北京任教就发表了《刘向歆父子年谱》，推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

在西南联大期间，1939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完稿，这是钱穆先生的第三部巨著。

《国史大纲》，采取绵延的观点了解历史之流，坚持国人必对国史具有温情和敬意，以激发对本国历史文化爱惜保护之热情与挚意，阐扬民族文化史观，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

钱穆先生不但是蜚声史坛的卓越的史学家。同时还为人师表，是一位好老师。他对教学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从不缺课。

钱穆先生对教学有教无类，诲人不卷，来拜谒求教者，不论知与不知，一样和颜悦色地接待，对一些很浅显的问题，本不必一一解答，但他还是认真地讲清楚，他教导学生一定要热爱祖国，热爱民族。

1949年，钱穆迁居香港，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弘扬和传承。

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及联合书院合并而成香港中文大学，校名由钱穆争取而成。

因办学有成，钱穆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获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60年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1965年正式卸任中文大学校长，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

1967年10月，钱穆应蒋介石之邀，以归国学人的身份自港返台，筑素书楼于台北市士林区外双溪，1968年膺选中研院院士。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

钱穆90岁时，开始失明，但他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让他的夫人记述、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钱穆95岁谢世后，家人将其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归家。

钱穆是吴越钱氏家族的成员之一，“五代十国”期间，吴越国开创者钱镠（Liú）及其后裔，被称为中国最兴旺的家族。

钱镠统一了吴越两浙以后，保境安民，重视农桑，兴修水利，修筑海塘，开拓海运，发展贸易，其功绩显著。

当年赵匡胤南征北战，建立北宋时，以武力消灭了八个国家，吴越因为富庶强盛而未被消灭。

钱镠临终前留下遗言：“善事中原，维护一统，民为社稷之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

面对赵匡胤的强大兵力，吴越国王钱镠的孙子钱弘俶，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做出了痛苦而明智的抉择——取消吴越王位，尊赵氏为帝，北宋统一。

北宋时编写的《百家姓》第一句就是“赵钱孙李”，由于赵氏为帝，所以“赵”姓排在第一位；“钱”姓排在第二，“孙”是吴越国皇后的姓氏，排第三位，“李”是邻国南唐皇帝的姓氏。可以看出，当时的老百姓拥戴钱氏国王为和平统一中国而做出的抉择。

钱镠的后人不仅人才辈出，而且遍布世界五大洲。据统计，当代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就有一百多位，分布于世界五十多个国家。

钱氏后裔为何经久不衰？据史书记载，钱镠曾立有家训，在临终前还给子孙留下“心存忠孝，爱兵恤民，勤俭为本，忠厚传家”等十条遗嘱，这些家训和遗嘱世代相传，激励着钱氏后人。

除了钱穆，还有明末的钱谦益，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xīn），民国时期的钱玄同，当代政治家和学者钱其琛，科学家钱正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文学家钱钟书、钱复等皆是其后裔。

钱学榘1914年出生于杭州。通常钱学榘被说成是1915年出生，因为这是他在美国的墓碑上刻着的出生年月，实际上他是1914年出生，比钱学森小三岁。

钱学榘（jǔ）的父亲叫钱泽夫（钱家润），跟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钱家治）是亲兄弟。从钱氏家谱可以看到，钱学森的祖父为钱承磁。钱承磁有二子，长子钱泽夫，次子钱均夫。钱泽夫有一子一女，即钱学榘和钱学仁。钱均夫唯有一子，即钱学森。

后来，钱学榘家道中途没落，作为叔叔，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负担起了钱学榘姐弟的学费。钱均夫对钱学榘视如己出。平日，钱均夫在钱学榘面前话语不多，但是在关键时刻，会用三言两语激励的话，催促他上进。

钱学森、钱学榘两兄弟有着极其相似的学历，由于钱学森年长于钱学榘，所以钱学榘几乎是前脚后步追着钱学森的步伐，仿佛成了钱学森的“影子”：

钱学榘在杭州安定学堂（杭州七中的前身）毕业之后，1931年8月，年仅17岁钱学榘考取浙江大学，在考生中总分排名第十一，应当说是很不错的了。浙江大学校长是钱均夫的友人，打电话给钱均夫，表示祝贺。

那时候，交通大学的声望在浙江大学之上。钱均夫激励他考取交通大学。那时候，正好交通大学招生在浙江大学之后，钱学榘赶往上海报考，以总分第四名考取交通大学（钱学森当年是以总分第三名考取交通大学），攻读机械专业。这样，钱学榘和钱学森同在交通大学学习。钱学森在1929年夏考入交通大学，比钱学榘早两年。

钱学森因病休学一年，在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1935年7月，钱学榘以总平均8987的高分毕业于交通大学，名列全校总均分第一名。

钱学森从交通大学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于1935年前往美国，入读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而钱学榘在交通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当助教。这时，钱均夫又对钱学榘说：“你在清华教书当然不错，可是你学森哥哥到美国留学了，要为国家做大贡献应该也要去留学。”钱均夫这一句激励的话，使钱学榘决心跟钱学森一样也去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而且同样报考航空专业。

当时，钱学榘与另一名考生李耀滋分数相同，而航空专业留美公费生只招一名。经过仔细评比，钱学榘已经发表论文七八篇，而李耀滋的论文比他少两三篇，于是钱学榘被录取。从此钱学榘与李耀滋竟结为好友。李耀滋于翌年再考，终于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赴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获博士学位。后来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全美华人协会主席。

钱学榘于1936年赴美，跟钱学森一样，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兄弟俩在同一个名校同一个系，传为美谈。钱均夫深为欣慰。钱学榘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博士学位后，一直在美国从事航空研究，成为美国波音公司高级工程顾问。

人物名字：钱佐

拼音：QIAN ZUO

字号：字祐，一作玄祐，初名弘佐

所属朝代：五代十国

生卒年代：928—947

籍贯：临安（今属浙江杭州）人

人物简介：五代十国时吴越国王。文穆王钱元瓘第六子。年十三，嗣立为为吴越国王，诸将欺其少，佐初优容之，后以法治之，由是皆畏恐，以仓储充裕，曾免境内租税三年，在位七年。钱佐像取自1935年《临安钱氏家谱》。

钱起（约720-约782），唐诗人。字仲文。吴兴（今属浙江）人。天宝进士。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司勋员外郎、考功郎中、翰林学士等。工诗，与郎士元齐名，时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在“大历十才子”中名气最高。擅长五言诗，赠别应酬之作尤佳，朝廷公卿出牧奉使，皆以有其诗送行为尚。善于写景，诗风清丽。有《钱巧功集》，其中第九卷之《江行无题》一百首，为其孙钱珝所传。

钱镠（852-932），五代时吴越国建立者，公元907-932年在位。字具美（一作巨美），杭州临安人。后梁开平元年封为吴越王。在位期间，曾征发民工，修建钱塘江海塘。又在太湖流域，普造堰闸，以时蓄泄，不畏旱涝，并建立水网圩区的维修制度，有利于这一地区的农业经济。

钱俶（929-988），五代时吴越国君，公元948-978年在位。初名弘俶，字文德，钱镠孙。宋平江南，他出兵策应。入朝，仍为吴越国王。后献所据两浙十三州之地归宋。累受封至邓王。

钱惟演（977-1034），北宋臣、诗人。字希圣，杭州临安（浙江临安）人。吴越王钱俶子。从父归宋，为右屯卫将军。博学能文辞。真宗时，预修《册府元龟》，官至工部尚书。仁宗时，任枢密使，投靠丁谓，排挤寇准，被贬。官终崇胜军节度使。《宋史》言其“敏思清才，著称当时，然急于柄用，阿附希进，遂丧名节”。其文辞清丽，与杨纪、刘筠等唱和，辑为《西昆酬唱集》。著有《家王故事》、《金坡遗事》。

钱易（约978-约1034），北宋文学家。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希白。惟演从弟。年十七举进士，以完卷太速被黜，然由此著文名。咸平进士。景德中再举贤良方正科。真宗封祀，献《宋雅》，命绘《车驾所过图经》。历知制诰，为翰林学士。预校《道藏》。善画，长于山水。行草字亦佳。著《南部新书》、《洞微志》等。

钱乙（约1032-1113），宋儿科医学家。字仲阳，郓州（今山东东平）人，曾任太医丞。所传《小儿药证直诀》，后世颇多采用。另有《伤寒指微论》，已佚。

钱选（约1239-1299），宋末元初画家。字舜举，号玉潭、霅川翁、习嬾翁等，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南宋景定间乡贡进士。擅画人物、花鸟、蔬果和山水，笔致柔劲，着色清丽，自成风格。存世作品有《柴桑翁像》、《浮玉山居》等。

钱德洪（1496-1574），明哲学家。名宽，以字行，改洪甫，号绪山，浙江余姚人。嘉靖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坐论郭勋死罪忤旨下狱，斥为民。既废，遂周游四方，讲良知学三十年，以守仁高第弟子，尤为人所宗。其谓“充塞天地间，只有此知（良知）”。“此知运行，万古有定体，故曰太极”（《会语》）。然其“彻悟不如王畿（《明史》）。另有《平濠记》、《绪山集》。

钱谷（1508-），明画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叔宝，号磬室。从文徵明习诗文书画，得点染水墨之法。擅画山水、人物，兰竹亦佳。晚年闭户读书，借阅手抄，几于充栋，日夜校勘，至老不衰。有《续吴都文粹》、《三国类钞》、《长洲志》等。

钱谦益（1582-1664），明末清初学者。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又号东涧遗老。江苏常熟人。万历进士。授编修。天启中，以名隶东林，遭劾罢官。1628年复起，官至礼部侍郎。1645年，率先迎降南下清兵，任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后以著述自娱。谙悉朝廷典故，尤长于诗，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清初“江左三大家”，著作有《牧斋集》、《初学集》、《有学集》等。

钱肃乐（1606-1648），南明大臣。字希声，虞孙，号止亭。浙鄞县人。崇祯进士。累官刑部员外郎。1645年清军破杭州，宁波诸生董志宁等拥他起兵。鲁王监国，加右副都御史。次年浙闽失陷，漂泊海上，拥鲁王抗清，官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因郑彩擅权跋扈，忧愤吐血而死。

钱澄之（1612-1694），明末清初文学家。初名秉镫，字幼光，又字饮光，后改号田间。桐城（今属安徽）人。历吉安府推事、翰林院编修、知制诰。后辞官还乡。通经学。为学初从邵雍，讲求象数，兼及义理，实以朱熹为宗。能诗文。著有《所知录》、《田间诗学》、《田间易学》、《田间诗集、文集》、《藏山阁诗存、文存》等。

钱曾（1629-1701），清藏书家。字遵王，号也是翁，江苏常熟人。藏书室名“述古堂”和“也是园”。所藏得父钱裔肃与族曾祖钱谦益遗书，以《古今杂剧》最著名。辑《述古堂书目》、《也是园书目》，撰《读书敏求记》。死后，书归泰兴季振宜。

钱大昕（1728-1804），清学者。字晓徵，一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乾隆进士。官至少詹事。治学颇广，于音韵训诂尤多创见。著有《廿二晚考异》、《十驾斋养新录》、《恒言录》、《潜揅堂文集》等。

钱塘（1735-1790），清学者。嘉定（今属上海）人，字学渊，一字禹美，号溉亭。大听侄乾隆进士。任江宁府学教授，刻苦撰述。他早年与大昕共学，工诗，后治经史。精于音韵、文字、律吕、历算之学。著《史记三书释疑》、《淮南子·天文训补注》、《春秋左氏传古义》、《述古编》、《律吕古义》等。

钱沣（1740-1795），清书画家。字东注、约甫，号南园，云南昆明人。乾隆进士。累擢江南道监察御史，劾王亶、总督毕沅贪污徇情。不避权贵和珅，劾其私党山东巡抚国泰赃枉，使其遭诛。擢御史，直军机处，劾和珅。和珅益恶之，凡军机苦役多委沣，积劳感疾卒。善画马，人珍如拱璧。又善书行草。有《南园集》。

钱坫（1744-1806），清书法家。字献之，号十兰、篆秋生，江苏嘉定（属上海）人。乾隆副榜贡生，官乾州州判。精于地理、文字学。工书，尤善篆书，翁方纲叹为神授。工刻印，善画枯树、丛石、兰竹梅。有《说文解字斠诠》、《篆人录》等。

钱大昭（1744-1813），清文字训诂学家。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字晦之，一字竹庐。大昕弟。得兄指授，研习经史，长于考据。嘉庆初，举孝廉方正。治史精于两汉。为学注经以明理为宗，注史以达事为主。著有《尔雅释文补》、《广雅疏证》、《说文统释》、《两汉书辨疑》等。

钱杜（1764-1844），清画家。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初名榆，字叔美，号松壶、壶公、居士。他工诗和书法，擅画山水。从文伯仁入门学习，上承赵令穰，王蒙诸家。其笔墨妍细而生拙；曾作青山绿水，颇有装饰味道；兼精墨梅，亦能画人物、士女、花卉。有《松壶画赘》、《松壶画忆》等。

钱江（约1800-1853），清官吏。浙江长兴人。诸生。林则徐遣戍伊犁时随从出关而知名。咸丰中充雷以諴幕僚。建议创办“厘捐”，于水陆要冲设局卡，过往货物视价值抽税，率千分之一，并征坐贾。以助军饷。后厘捐遂为清廷一大财源。与同僚五人出督劝捐，不从者以兵胁迫，民间视为“五虎”。累褒奖至道员。触怒雷以諴而被杀。

钱松（1818-1860），清篆刻家，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叔盖，号耐青、铁庐，别号未道士、西郭外史。为“西泠八家”之一。曾摹汉印二千方，其所作雄浑淳朴。在“浙派”中，别具面目。他善书，且能画山水。著有《未虚室印谱》。

其他钱姓名人有五代时吴越国王钱倧；北宋大臣钱藻，藏书家钱勰、钱和、钱昱；清大臣钱臻，学者钱林，文字音韵学家钱侗等。近当代钱氏名人有政治家钱瑛，革命家钱壮飞，外交家钱其琛，社会活动家钱昌照，北洋政府官员钱能训，国民党将领钱大钧，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物理学家钱学森、钱临照，力学家钱伟长，化学家钱人元、钱思亮，植物学家钱崇澍，美籍生物学家钱煦，水利专家钱正英，水利工程学家钱宁，儿科学家钱潮，学者钱钟书，金石书画家钱瘦竹，法学家钱端升，经济学家钱俊瑞，历史学家钱穆，金融家钱新之，戏曲史家钱南扬，音乐学家钱仁康，作家钱毅，书画家钱君陶，画家钱松喦，游泳运动员钱红，围棋运动员钱宇平等。

起源于宋朝的百家姓，首句是“赵钱孙李”，这个座次俨然是当时的四大家族。我们都知道，宋朝是赵家天下，赵氏在百家姓排第一很好理解，但是钱氏为什么能够排第二呢？这得从钱氏始祖钱镠说起。

钱镠，被奉为钱氏始祖。钱镠生在唐朝末年，在群雄割据的时代，依靠战功，获得中央信任。他拥兵两浙，却未恃宠而骄，而是告诫子孙“永不称帝”。公元902年，唐朝中央册封钱镠为越王。5年后，朱温篡夺皇位，改国号为梁，并册封钱镠为吴越王。这时，手下部将纷纷建议钱镠拒绝封号，出兵讨伐朱温。钱镠拒绝出兵，在部将面前折箭为誓，保证世代归顺中原，不搞分裂，让百姓免受战乱之苦。整个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和他的后继者，没有参与各种以领土扩张为目的的战争，而是以“保境安民，发展农商”为基本国策，留心地方治理，着力发展经济，在中国最动乱的历史阶段中创造了一个奇迹——中原地区群雄纷争，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吴越国却迎来了最好的和平发展时期，江南人民安居乐业，从不受战争影响。当时，吴越国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财富。以此为起点，长三角地区崛起为中国近千年来最富裕的地区，影响迄今。

公元932年，钱镠临终前，告诫儿子钱元瓘说，钱氏子孙要好好守住吴越，忠心侍奉中原王朝，即便是改朝换代，也不能失礼。不仅如此，钱镠生前常说：“民为社稷之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他屡次教诫子孙，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这样，吴越国历经三代五王，到钱镠之孙钱弘俶在位时，大宋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很明显。钱弘俶审时度势，遵从祖训，以天下苍生为念，决定纳土归宋。

江南繁盛千年，是由钱镠祖孙三代打下的基础。

公元978年，钱弘俶自绑双手入京，将所辖土地、民众悉数献给大宋。大宋不费一兵一卒，就把吴越国纳入版图，实现统一。

对此，苏轼曾高度评价钱氏家族治理吴越国的成绩，说“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钱弘俶自愿纳土归宋，也为钱氏家族在宋代赢得了相当的“政治待遇”。钱氏名列百家姓第二，就是这种待遇的具体表现。

更为难得的是，历史车轮滚滚，中国多少皇室贵胄早已零落成泥碾作尘，而以钱镠为始祖的吴越钱氏家族，却能翻越千年，长盛不衰，尤其是在近现代以后，一下子涌现出一大批超一流的人才，成为中国最耀眼的家族之一。这是什么道理呢？

杭州，钱王祠牌坊。历史学家熊月之有一个观点，他说：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往往采取革命的手段，以颠覆性的、非延续性的方式，直接把原来的朝代推翻，因此，皇室集团的人往往成为被铲除的对象，其家族积累的资源一般就此中断，无以为继。比如清朝推翻明朝以后，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朱氏家族就不可能成为社会显赫的一支了。这就是中国传统为什么很少有大的家族代代相传，即古话所谓的“千年土地八百主”，“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因为这个客观存在的政治原因，中国历史上不少家族都存在中断现象。钱氏家族是鲜有的例外，原因之一恰恰在于钱弘俶在改朝换代之际采取了纳土归宋的方式，以统一换取和平。作为回馈，赵宋政权则采取了保护钱氏家族延续性的措施。

这让钱氏家族在最危险的关头，挺了过来。另一个原因则是，钱镠做吴越王的时候，把他的33个儿子分派到吴越各地进行统治。他们的子孙成为当地最有实力的家族，随后散处各地，发展成为很大的宗族力量。

钱氏家族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这个区域在唐代以后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盛的地方，近代以后则是中国最早接触和吸收西方文化的地方之一。毫无疑问，这个区位环境对于钱氏家族的兴盛，有如大海之于大鱼。

江南这块宝地，与钱氏家族相互成全。据统计，整个宋代，钱氏家族中，有320多人得中进士。

这些钱氏精英虽然在政治上未曾扮演过轰轰烈烈的角色，但他们在学术、文化、医学等领域成果斐然，出现了钱藻、钱惟演等一批名家。从宋代起，钱氏家族借助五代十国时期作为地方第一家族的积累，实现了从政治家族向文化家族的成功转型。

北宋中后期以后，人们膜拜钱氏家族，已经不是因为其当初纳土归宋的义举，而是因为这个家族人才辈出，崛起成为一个显赫的文化世家。

宋人王明清对钱氏家族推崇备至，说：“富贵文物三百年相续，前代所未见也。”钱氏后人并不以曾经的显贵身份为豪，反而更加注重家族中文采风流的传承。这种文化内核，像血液一样被传承积淀、浸染，泽被后世。

近代以后，钱氏家族迎来人才大爆炸时代。这个绵延千年的家族，进入前所未有的人才收获期。特别是在科技和文史两个领域，钱氏家族的人才之盛，放眼全国，几乎没有一个家族能出其右。以“科技三钱”为代表：“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出自杭州钱氏，“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出自无锡钱氏，“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出自湖州钱氏。

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祖籍杭州，是钱学森的堂侄。因为家里有一群工程师，钱永健自称为“分子工程师”。对于自己的职业，他说：“我注定了要继承家族的血统，似乎生来就要做这样的工作，走这样的道路。”此外，钱氏家族走出多名两院院士，被认为是出院士最多的家族。在文史领域，钱氏家族在近现代则走出了钱玄同、钱穆、钱基博、钱钟书、钱仲联等大师级人物。

钱钟书，文史通才，被誉为“活百科全书”。

民间流传一句话，高度概括了近代以来江南钱氏家族人才井喷的情况：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据称，当代国内外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有100多位，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此，无锡钱氏后人钱志仁曾表示无法核实这一数据，但他说，无锡钱家确实出了10位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钱穆，中科院院士钱伟长（钱穆侄子）、钱钟韩（钱钟书堂弟）、钱临照、钱令希、钱逸泰以及江阴钱保功，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钱穆长女）、钱鸣高，中科院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钱俊瑞。更令人惊奇的是，钱氏家族走出了很多“父子档”精英，比如钱基博、钱钟书父子，钱玄同、钱三强父子，钱穆、钱逊、钱易父子（女），钱均夫、钱学森父子，钱学榘、钱永健父子等等。小家庭内部的人才承续如此自然，人才密度如此之高，某种程度上证明了钱氏这个大家族长盛不衰，除了时代与区域的因素，肯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杭州，钱王祠。

答案其实在钱氏家族的始祖和精神偶像那里，早就写好了。

钱镠在位时，曾作八训，用于教诲子孙后代，后来进一步扩充为遗训，作为钱氏子孙立身处世的准则，并且严令子孙必须恪守，不得违背：“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

千百年来，钱镠家训成为钱氏子孙后代行动的准绳。钱氏家族千年不散、人才辈出的文化密码，就藏在一部《钱氏家训》里面。

家训塑造家风，而良好的家风是钱氏家族兴盛不衰的主要原因。

我们今天也在热议家风，懂得良好家风对于子女成才的重要性，但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说和做的关系：在家庭内部推一个能说的当新闻发言人，对着稿子念我们家有多高尚，尽量用上一些好词、大词，提几点希望，这就是我们家的家风了。是这样吗？

绝对不是。钱氏家训是根据这个家族的始祖的所作所为，逐步提炼和完善而成，进而作为整个家族行为规范的指导，反过来影响和重塑家族的历史。

也就是说，钱氏家训是人家已经做出来的事实，不是提出来的希望。

家训，落实了才叫家风，写在纸上、停在嘴上，只能叫“家封”，封起来落灰尘而已。

钱氏家训仅600多字，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4节。

我们来看看钱氏家训具体如何塑造了这个一流家族的家风历史。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这句话出自钱氏家训的国家篇，很明显，这是教导家族之人要做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而不汲汲于个人私利。

当初钱镠不参与乱世中的争权夺利，不参与扩大领土之争，作为一方雄主，却遏制住自己及后继者称帝的欲望，其实就是不谋一身之利、只谋天下之利的具体实践。到了钱弘俶主动纳土归宋，亦是出于同样考虑：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名位，与天下百姓的安危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江南人迄今感念钱王的恩德，不是没有原因的。

近代以后，仍能看到钱氏族人将这条家训贯彻得十分到位。“科技三钱”的爱国举动，以及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就是最好的注脚。

钱三强和妻子何泽慧，1946年在法国结婚后，一起研究原子核裂变。他们发表的论文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轰动，当时很多媒体称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

然而，当所有人都认定钱三强夫妇将会留在欧洲搞研究，向诺贝尔奖发起冲击的时候，他们却毅然决定回国。

钱三强后来解释了他们回国的动因，令人动容。他说：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现今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

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应该回到祖国去，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使原子核这门新兴科学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1948年6月，钱三强夫妇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女，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

同样的选择，几年后在钱学森身上重演。当他决定回国而遭到美国软禁和威胁时，时时以表明心迹，历经艰险，义无反顾，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经说过，父亲从不会对他讲“你长大要爱国、要报效社会”这类话，但是却用实际行动告诉自己要热爱这个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他不但把精力奉献给祖国的科研事业，而且大额奖金基本都捐了出去，支持国家的科研教育事业。耳濡目染，钱氏子孙都知道如何对待获奖，如何看待名利。

钱学森（左），美国人说他抵得上五个师。

“子孙虽愚，诗书须读。”这条家训表明钱氏家族重教育的传统，是历代钱氏族人英才辈出的重要保障。

当被问到“钱家为什么能出这么多名人”时，钱伟长曾半开玩笑地回答说：“我们钱家人喜欢读书，书读多了容易当官，当官的容易出名。”

事实上，爱读书是真，出官员是假，钱家最出人才的领域是文史、科技大师，而不是大官。这得益于钱家的家学渊源，使得家庭教育在每个人成才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国学大师钱基博曾自述，他5岁就跟着长兄钱基成读书，9岁时，已学完《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等经典，而且都能背诵。10岁起，跟着伯父学策论，熟读《史记》、唐宋八家文选。13岁起，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圈点七遍。

试问，这样扎实的家庭教育和基本功，如今有几人能及？

钱基博的儿子钱钟书，童年所受的教育路径基本也是如此。以至于钱家的长辈一度反对将孩子们送去学校，说他们的家庭教育水准已经远超正规学校水平。钱家子弟，勤读成风。

杨绛在《我们仨》里提过，有一段时间，他们的生活很贫困，家里没书可读了，钱钟书不知道从哪儿找出一本新华辞典读了起来。杨绛觉得这也就随便翻翻，没想到钱钟书这一看，就是长达半年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