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东傍佐马氏家族迁徙考证

马林恩

历经年余，询谟遗老，搜集了一些东傍佐马氏家族的资料，拟对有关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恭请诸位有识之士指教。

一、六百多年前，我祖从山西洪洞迁到河南漳德府安阳县铜冶二里马家庄。

1、 历史上的马家庄；

据富家沟村民王景国、黄保的、宋山林、王生林、王天林、王明玉、程海计等十余人讲；

‘先祖代代口传，马家庄（今安阳县铜冶镇富家沟原址）原来不在观音堂西侧，而在其北岸之上。当年，马家庄人丁兴旺，势力很大，叔伯兄弟十三人皆有武功，人称十三马武，也称马家十三太保。其时山东响马顺北沟而上，到山西抢劫，每次归来时，所劫资财必须给马家留下一部分作为买路钱，否则不得以过，山东响马自然心中不悦。后来山东响马有备而来而十三马武并不知情，山东响马以奉送资财为名，将马氏兄弟拐到马家庄北300米的地方（至今此地仍叫拐的地）打起来。另一部分人则从南沟上来，乘马氏兄弟首尾不顾之机，放火烧了马家庄。从此马家兄弟才搬到岸下，就岸掏窑居住。这就是马家庄和拐的地的传言。’一九六三年秋，连降大雨，大水冲垮安李铁路而泱及富家沟，灾后村民移居北岸之上重建家园，在马家庄遗址挖出了房基、灶坑，村民王明玉还挖出了三尺长的砂石门墩。充分说明马家庄在北岸之上无疑。

现原富家沟东头观音堂有一石碑，碑文：“重修，大清国河南彰德府安阳县铜冶二里，现在马家庄，今有东头白衣送子观音堂一所，施地，马朝、马庄、马门程氏、马行----，参与重修者除程姓外，有马成龙、马成明、马成春、马成林、马成玉等马姓之人，重修时间为康熙五十七年。由此说明观音堂西侧为马家庄，也印证了世代传言，马家庄被烧而搬到岸下掏窑居住之说。

至于马成龙等人是否我族先人？以下的理由于以肯定的回答。（1）东傍佐马氏家族辈字谱成、得、春、玉、腾、芳、耀、扬、文、明、永、庆、福、泰、延、昌，“成”为我一世祖。（2）从时间上考，康熙五十七年1718至今2008年计290年，我族目前已繁衍至十二世，按世系代25---30年计正好是300年左右，从时间上也相吻合。（3）本族马长海讲；二十几年前在铜冶煤矿工休期间，工友刘大有（富家沟人当时已近六十岁，现八十余岁，已过世）讲；你们马家不简单，马家庄十三马武斗山东响马，住宅被烧，搬到岸下掏窑，康熙五十四年搬到东傍佐。长海问；你咋知道？“观音堂西边有碑文记载。”然而时世沧桑，搬迁之碑却难以寻觅。不过客观现实亦可作证。马成蛟为东傍佐继世祖，康熙五十七年重修观音堂者没有马成蛟，足以说明马成蛟在重修观音堂之前就迁到了东傍佐。

2、追根溯源，我祖何时从何处迁到马家庄。

其一、据观音堂碑文记载，重修时间为康熙五十七年，为了寻根，我们有必要探讨观音堂何时初修。

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统治，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都把神作为主宰世界的唯一，都把自己的兴旺发达、幸福安居寄托于神灵，因此对庙宇的修建都有一种虔诚之心，庙宇的建筑一般要好于其他建筑。康熙五十七年重修的观音堂至今已近三百年，现在之所以坍塌，则是近五十年来人为破坏所致，如非人为破坏，从建筑结构看，再延续100年都是完全可能的。由此可以说观音堂的初修距重修不会少于250至300年。

其二、观音堂为何人初修。

此地之所以叫马家庄，就是马家人首先在此定居，即使有他姓也一定在马姓定居之后。因此观音堂的初修唯马姓无疑。

其三、马家庄何时被烧而搬到岸下居住。

客观地讲，无论何人、何时、何等变故，被迫迁徙后的第一件事不应是建庙，而应是住所安定、维持生计。安定之后经过20---30年的休养生息，才可能考虑繁衍生子、人丁兴旺、接续香火而建送子观音堂。因此，我们说，马家庄被烧搬到岸下居住的时间应在初修庙宇前20—30年。

其四、马家人何时在此定居，并取名马家庄。

富家沟王明玉讲在北岸之上建房时挖出了马家庄的房基、灶坑及三尺长的砂石门墩。三尺长的砂石们墩是什么概念？有三尺长的砂石门墩必有高门大户。有高门大户，必有深宅大院。而高门大户、深宅大院的建筑，在以农业为主的明代（上述时间的累计以近600年，也就是到了明代），当时生产力相对底下的封建社会中，如此规模的经济积累决非二、三十年，没有两、三代人的不懈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我们可以推定，马家庄被烧之前马家人已经在此定居了五十到八十年。

其五、马家庄从何处迁来。

（1） 祖上言传我祖从山西迁来。

（2） 依据其地理位置和当时的客观环境，马家庄不可能为明代以前的老户。《元史、

五行志》记载，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十八、九次，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十五次，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九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通州刘五杀其子而食。种种灾难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路降为州。就是到明朝，由于人粮锐减，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三千户的州降为县。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马家庄人不可能在此生存，因此也就排除了明代以前马家庄为老户的可能，唯一应是明朝大移民的后裔。

据《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九《日之录之余》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今河北诸处，自兵后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宽闲之地，开种田亩”。朱元章曾谕户部侍郎杨靖曰：“山东地宽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马氏先人从山西迁到河南彰德府安阳县铜冶二里之莲花山下定居繁衍，并取名马家庄。

如前所述，我祖无疑是洪武年间山西的移民，如再问从山西何处迁来，有记载的只能是迁泽、潞二州往河南彰德。唯一的说法只能是我祖乃平民百姓，非豪门权贵，是千百万大移民中极为普通的一员。州、府、县志不可能将家家户户的迁徙一一记录在案，此乃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因。能追根溯源到此，也算尽心尽力了。归结一句话“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二、三百多年前，马家庄马姓陆续迁往东傍佐、石涧、李村。

1 、今天马家庄已无马姓之人，马姓何时迁走？

据富家沟戏楼碑文记载，嘉庆十年1805东傍佐堆金窑头牛国柱施钱二百五十千文，在马家庄马姓之地的富家沟修建了一座戏楼。当时还有一个颇具哲理的传言。东傍佐牛国柱在马家庄之地的堆金窑（煤矿）扎实赚了一把，为了感谢地主，便于马家庄与东傍佐的交通往来，欲在马家庄之地的富家沟修一座桥。而马家庄人则认为，历朝历代土地是农民的命，东傍佐与马家庄毗邻，东傍佐的地已经种到了马家庄的沟南岸，一沟之隔便是马家庄，如果再架一座桥，两岸交通是方便了，但方便了交通也就方便了种地。日后东傍佐的大户、首富一遇机会就可能把马家庄的地买下。届时马家庄没有了耕地，自然就断了生路。于是断然拒绝了牛国柱的修桥之意。最终协商修一座戏楼，隔三差五唱场戏，也不失一美举。因此牛国柱就在马家庄之地的富家沟修了一座戏楼。可惜1963年秋，连降大雨。戏楼西五百米的安李铁路，路基大坝涵洞淤塞，屯集之洪水冲垮铁路，汹涌之洪流瞬间将戏楼卷走。灾后富家沟村民取石建房，又从河沟挖出了戏楼之碑，如今戏楼不见，而碑文尚在。当时，我祖二世马得法参与了马家庄戏楼的修建，此时，比重修观音堂晚了87年。这次修戏楼为什么只有马姓一人，而王姓、程姓居多，马姓哪里去了？其他碑文佐证，马姓因多种原因大部分已经迁走。一是富家沟刘大有等人以前见过康熙五十四年马姓迁东傍佐的石碑。二是东傍佐白衣大士庙碑文记载，道光四年1824马氏家族三世马春安、马春吉，四世马玉林、马玉辰参与了白衣大士庙的重修。其时，比康熙五十七年1718重修观音堂晚106年。说明东傍佐马氏一支继世祖马成蛟在观音堂重修之前，就迁到了东傍佐。到道光四年1824已经繁衍到第五代，四世马玉林、马玉辰当时的年龄也因在25—30岁，因为一个未成年人不可能参与庙宇的建筑，如果他们的年龄在25—30岁，第五代的诞生则是完全可能的。按世系代龄25—30年计，五代人的繁衍时间应在130年左右。由此可以确立马成蛟康熙五十四从马家庄迁东傍佐是可信与客观的。

2 世代言传东傍佐、石涧、李村马氏同宗、同祖一家人。

3 石涧、李村马氏继世祖为何三人。

石涧、李村马氏谱记载，继世祖马得金、马得银、马得礼三人。一般情况家谱的继世祖为一人，为什么此谱为三人？极有可能其谱的续修时间已经到了其曾孙或玄孙时代，因为一般情况孙对祖的情况应该了解，到曾孙或玄孙时，如上辈没有文字记载或言传，就有可能淡忘。因而续谱之时就不知“得”辈之上还有“成”辈，更不知“成”辈先人世居马家庄，无奈只能以已知的“得”字辈续谱。这就形成了石涧马氏谱非一人始祖，三位“得”字辈并列为一世始祖既成之故。如不是东傍佐马氏族人寻根问祖，找到碑文依据，此误很难澄清。

4 至于石涧“得”字辈的迁徙时间，我认为应该在嘉庆十年的前20—30年左右。

理由是：（1）嘉庆十年修戏楼时众多参与者中马氏家族只有马得法一人，说明修戏楼时马氏家族的其他成员已经迁走。（2）康熙五十七年1718至嘉庆十年1805计87年，按世系代龄25---30年计，“成”字辈理应全部去世，“得”字辈的人也五、六十岁了，迁徙的人员年龄不应是晚年，而应是壮年。

5 马成龙、马成春、马成林、马成明等其中一、二人应该是石涧马氏的继世祖。

因为东傍佐马氏是马成蛟的后裔，如无其他资料证明，石涧马氏应该是马成龙、马成春、马成林、马成明等人的后裔。

一、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东汉强化皇权的措施刘秀迫使十余万饥饿的赤眉军缴械归附之后,这位一度混迹于绿林起义军中的西汉皇族的后裔,终于消灭与他逐鹿中原的最强大的政治对手,跻身于兴继祖宗的中兴帝王之列。为了巩固新建立的东汉政权,最后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刘秀将主要的攻势指向称雄各地的割据势力,进行一场长达十余年的兼并战争。经过十余年征战,刘秀消灭了各割据势力,结束了大规模的兼并战争,统一了全国,进一步巩固了东汉政权。

在全国统一之后,刘秀针对西汉末年皇帝失权,强臣擅政的状况,首先削除功臣的兵权,而且不以功臣任职,即不让他们典兵预政,以利于加强和巩固皇权。然而,刘秀以优厚的封土食邑的条件,使功臣们以列侯就第,阖门养威重去。当时只有少数的列侯,如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等,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以示恩遇甚厚。

与此同时,东汉王朝在承袭西汉旧制的基础上,又继续削夺三公的权力,将朝政大权转归尚书台,而且加紧对于地方的控制,并在政治制度上相应作了某些变革。

东汉建立后,尚书发展成为总揽朝政的最高机构,其职权及机构设置比西汉时更加扩大,总称为尚书台。又由于它是禁内近侍,由皇帝直接指挥,故又称为中台。东汉的尚书台,最高长官为尚书令,其副职称为尚书仆射。下设六曹,其设置情况及职务,诸说各异。据晋书·职官志称：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吏部曹主选举、祠祀事；民曹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事；客曹主护驾羌胡朝贺事；二千石曹主辞讼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盗贼事,合为六曹。每曹置尚书一人,连同尚书令、尚书仆射二人,谓之八座。尚书之下设左、右丞各一人；尚书郎36人,每曹6人；尚书令史18人,每曹3人。尚书台权尊势重,如参与朝政决策、出纳王命、典守机密、任用官吏、奏劾刑赏等等,都在它的职权之内。原来属三公的职权,尚书台取而代之,三公之职空有其名。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尚书台,成为专制独裁的御用工具。尚书秩卑而权重,三公位尊而无权,这两者形成的反差,正是汉代极权政治发展的产物。这种以小御大的政治现象,乃是汉武帝的一大发明,而发扬光大于东汉时代。就这一点而言,刘秀称为光武皇帝,确实当之无愧。

为了强化皇权,东汉王朝对于地方行政的控制,也日益加强。汉代的地方行政机构,实行郡县两级制。汉武帝设十三州刺史监郡,属于临时派遣的监察官吏。东汉承袭西汉制度,在京师设置司隶部,督察中央直辖区；又在全国分置12个州,即冀州、豫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等,由十二刺史各部一州。然而,东汉的州刺史不限于监郡,其职权远比西汉时期扩大。刺史除了监察二千石官吏之外,还有选拔官吏,直接向皇帝劾奏之权,甚至参与地方行政事务的管理。安帝以后,又赋予刺史领兵、发兵之权。当时刺史将兵镇压农民、少数民族起义的事例屡见不鲜。刺史的职权超越了监察之限,逐渐变成拥有军、政权力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东汉各朝皇帝无不通过刺史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这就形成内有尚书操纵朝政,外有刺史控制地方的高度集权的局面。

不仅如此,为了削夺地方兵权,防止发生叛乱,对郡一级的机构,也作了某些变革。建武六年,刘秀下令罢省诸郡都尉,由郡太守兼职；停止每年秋季地方举行的军事演习,即所谓都试。翌年三月,又裁撤地方兵种,罢除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这样,除了边郡要地仍然设置都尉之外,内地郡一级就没有主兵的都尉了,也没有地方军队。兵权完全由中央直接掌握。内郡一旦遇有军情,虽然还可以再设都尉,但事讫即罢,是属于临时性的措施。由于郡太守兼任都尉,到东汉中期以后,便形成集军政权力于一身。当时由太守领兵、发兵的事例甚多,其职权更加扩大了。这是东汉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变化。

县一级行政机构的设置,基本上沿袭西汉旧制。但是东汉初期,因人口大量减少,刘秀曾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裁并400余县,并相应省减吏员。因此,东汉县一级的行政区划,比起西汉末年变动较大。县级政区的合并,从刘秀的本意说,是为了简政集权,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其实扩大了州郡的管辖范围。

此外,东汉王朝建立后,仍然实行封国制。所分封的诸侯王国,数量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大约20余国左右。诸侯王一般食封一郡,与西汉初期相比,其封地显然大大缩小。东汉政府对诸侯王各种权力的限制甚严,如建武二十四年,刘秀特诏重申阿附藩王法,即继续实行西汉的左官律、阿党法及附益法等；规定诸侯王不得治民,王国设置的官吏,由中央直接委派,吏员也比西汉减少；诸侯王虽然有食邑权,但是到明帝时,甚至对所食租税也加以限制,规定一年不得超过2000万。东汉王朝对诸侯王势力的抑制,使之无力形成对抗中央的强大的政治势力。终东汉之世,王国名存实亡,如郡县一般。

东汉的侯国,根据列侯食县,或者食乡亭,可分为县侯、乡侯和亭侯,主要是对功臣、宗室和外戚的封赐。东汉政府对侯国的控制同样很严。侯国置相一人,如县令、长,主治民,由中央委派,不臣于列侯；食邑千户以上,可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满千户的,仅置庶子一人；其余官属,也比西汉少。所以,列侯在其封国,仅食租税而已,政治上无实权,势力更加衰弱。

刘秀在政治上所采取的加强皇权的措施,虽然暂时稳定了统治秩序,但是随着豪族地主势力的发展,尚书台执掌朝政大权,以及扩大州郡军政权力等措施,后来都变成削弱皇权,以致断送东汉王朝的后患。这是刘秀始料未及的。

二、优饶豪右侵刻羸弱——东汉前期的经济政策东汉王朝建立后,一方面因长期的战乱,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的破坏,国家财政困难,需要恢复社会生产；一方面又纵容豪族地主势力发展,土地集中的现象日趋严重,无地或少地农民不断增加。为了恢复社会经济,东汉政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主要有如下几项。

首先,释放奴婢。西汉末年以来,由于广大农民破产的结果,社会上奴婢数量急剧增加,因此释放奴婢对恢复社会经济,便具有积极的意义。东汉初年,刘秀曾根据不同情况,九次下令释放奴婢,或者禁止虐待奴婢。如建武二年,下令凡民有嫁妻卖子,沦为奴婢的,如本人要求回归父母家中,则听其自由,主人敢拘执不放,即依法论处。

上述一系列释放奴婢的诏令,使广大奴婢摆脱了豪族地主的奴役,转变为国家直接控制的农民,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扩大了东汉王朝的赋役来源。

其次,实行军士屯田,减轻赋役。东汉初年,因统一战争继续在进行,军队给养开支很大。为了解决军费问题,东汉政府一面增加赋税的征收,实行什一之税,一面利用内地大量的荒地,派遣军队屯田。如建武四年,刘隆奉命与马成等征讨李宪,之后即被调往武当屯田。建武六年,刘秀的亲信部将、讨虏将军王霸,奉命屯田新安,后来改屯田函谷关。同年,固始侯李通在西城大破公孙述之后,又还军屯田顺阳。还有五官中郎将张纯,也曾经将兵屯田南阳。当时的军士屯田,主要集中在弘农、南阳两郡。军队边作战边生产,既有利于休整,又可以解决军队给养。这是一项战时的应急措施,减轻了封建国家的财政负担。

经过短短几年的军士屯田,除了供应军队的粮食之外,国库粮食略有积累,逐渐扭转了财力匮乏的局面。为了休养生息,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建武六年冬,刘秀下令恢复西汉旧制,改什一之税为三十税一,减轻赋税的征收。

次年三月,东汉政府又裁罢地方武装,令还复民伍,即遣散回乡参加生产。此项诏令与集中兵权有关,但是地方正卒的废除,减轻了农民的徭役负担,也有利于发展生产。

第三,纵容豪族地主势力的发展。东汉王朝是豪族地主支持建立的政权。王朝建立之初,这些豪族地主以功臣的身份,先后被分封为列侯,获得了优厚的食封特权,封国大的达数县之地。博士丁恭曾对此提出异议：今封诸侯四县,不合法制,认为封国太大,不利皇室的统治。但是刘秀回答说,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表示将纵容豪族地主势力的发展。

后来,刘秀为了加强皇权,在限制功臣典兵预政的同时,所给予的食封特权更加优厚。建武十三年四月,刘秀再一次大封功臣将士,功臣增邑更封者甚多。其中如贾复,被定封为胶东侯,封地达六县之多。类似这种对功臣益封、增户邑的记载,在东汉初年举不胜举。上述事实进一步表明：对功臣贵势政治上限制,经济上纵容乃是东汉王朝的基本国策。

在这种政策下,东汉初所封功臣侯,人数甚多。据后汉书·朱景丹等传·论载：建武之世,侯者百余。这个数字当指功臣侯而言。这些功臣侯的封国,大的有六县或四县之地,与西汉侯国大的约为一县相比,扩大三至五倍左右。当时封食一县的功臣侯,食邑户数有的达数千之多。如鬲侯朱的封地相当一县,属于平原郡,食邑户数就有7300户。栎阳侯景丹的封地,也相当一县,刘秀称它万户邑,户数达万户之多。可见封食数县的功臣侯,食邑户数估计最少在两三万户以上。这个数字远远超过西汉初功臣侯封户的最高数量。这些功臣侯每年所食租税,少的有百万斛,多则千万斛以上,是东汉一大批食封的贵族。他们的食封特权,父死子嗣,可以世代继承下去。除了封功臣侯之外,还有王子侯、外戚恩泽侯,加上诸侯王,又是一支庞大的食封贵族。所有这些构成了东汉政权上层的主体。

刘秀是东汉王朝建立的开国皇帝，历史上把他在人的这段时间成为“光武中兴”。刘秀的这位草根皇帝也有很多文人将士，数不胜数，辅佐江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五虎上将，分别是邓禹，冯异，耿弇等等。

功臣之一：邓禹。彼时的刘秀没权没钱，没有自己的嫡系部队，在这种草根的时候，正是邓禹招兵买马，解了他自己的燃眉之急。邓禹跟刘秀结识于长安太学，一起功课，一起共事，是刘秀的军事。他对于刘秀的关系相当于张良与刘邦，运筹帷幄，居功至伟。邓禹在帮助刘秀建立政权后，他也没有居功自傲，待人非常谦和，孝顺父母。他非常看重子女的教育，并非追名逐利，认为有一技傍身非常重要。由于邓禹的德才兼备，所有的文武大臣对他十分敬佩。皇帝对他也很放心。

功臣之二：冯异。冯异有一个绰号叫“大树将军”。他的性格就是不争不抢。每当别人吹嘘自己的功劳是多么战功赫赫时，冯异自己到大树底下自省反思。冯异身为降将，这并不影响成为刘秀的心腹。由于他没有野心，没有功高盖主对皇权的威胁。大破赤眉，征讨陇右等等，屡立气功。皇帝非常喜欢。

功臣之三： 耿弇。 耿弇是一位武将，军事能力很厉害。堪比韩信，岳飞。东汉的半壁江山都是耿弇的心血换来的。耿弇追随父亲四处征战，平定了很多地方。父亲耿况也是刘秀的奠基石之一。云台二十八将很多人都身居要职。在军中一呼百应，呼声很高。但后来也得到了善终。一是因为刘秀讲信用，二是耿弇对权力并不留恋，身处高位，低调，才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