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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君弼

初为南方弥勒教主彭莹玉门徒。135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他聚众数千人响应。莹玉牺牲后，其独占庐州十余年，为天完政权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行省首领。1363年，张士诚攻安丰(今安徽省寿县)，他出兵相助，朱元璋诈称是左君弼让他来接小明王，骗出小明王韩林儿。次年朱元璋攻庐州，左君弼据守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1368年(太祖洪武元年)降明。曾任广西卫指挥佥事等职。

左君弼是元末南方红巾军将领，天完政权汴梁行省的首脑。他在元末农民起义战争期间，长期独守泸州（今安徽合肥），是江淮地区很有影响的人物。

左君弼，庐州人，他和赵普胜、李普胜等都是元末江淮地区的农民起义首领，也都是南方弥勒教首领彭莹玉的门徒。

彭莹玉于顺帝至元四年（1338年）与其徒周子旺起义于袁州（今江西宜春），事败，其妻、子及子旺均被元军所杀，他逃匿淮西民家，继续从事秘密传教和组织武装起义活动，所以，到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前，他的门徒已遍布江淮地区了。

莹玉早期的门徒多以“普”字命名，如赵普胜、李普胜、邹普声等。左君弼入教较晚，故未以“普”子命名。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卷三二《左君弼传》载：

“左君弼，泸州人。元季壬辰（1352年），群雄倡乱，君弼党于彭祖，聚众数千。”

可见，左君弼追随彭莹玉是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的事。赵普胜、李普胜等则很早就追随彭莹玉了。左与赵、李的关系为什么会恶化，还得从左君弼入教以前开始说起。左君弼的父亲左武字继之，行十七袭千户，诰封将军（五品以上的官员称为诰封）子三君美、君弼、君辅，（老大君美扑鱼为业，老二君弼、老三君辅，随父亲军中效命）（常州左氏家谱记载）当年左君弼随父亲镇压过红巾军巢湖双刀赵与李扒头。后来左君弼经过彭莹玉的多次规劝，看到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也聚众起义。加入了彭莹玉的红巾军。但赵、李二人始终对以前的事情耿耿于怀，左君弼加入红巾军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就不好，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二》载：“巢湖水雄双刀赵（即赵普胜）、李扒头（即李普胜）者与庐州左君弼素相仇。”“素相仇”也是以上原因所致。不过，彭莹玉牺牲之前，他们都还能团结在彭的旗帜下。

蕲黄起义爆发后，彭莹玉在淮西的门徒纷纷起兵响应。其中李普胜据无为，赵普胜据含山，俱称“彭祖家”，看来他们是彭莹玉的嫡系；左君弼据庐州，亦归彭领导。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不好，孙宜：《洞庭集》《大明初略二》载：

“巢湖水雄双刀赵（即赵普胜）、李扒头（即李普胜）者与庐州左君弼素相仇。”

既是“素相仇”，恐怕应追溯到君弼起兵前后了。不过，彭莹玉牺牲之前，他们都还能团结在彭的旗帜下。

至正十三年（1353年）十月彭莹玉牺牲于瑞州（今江西高安）。十二月。元军占领天完政权的都城蕲水（今湖北浠水），南方红巾军处境极为不利。淮西各支起义军亦处于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严重的分裂局面出现了。

至正十四年（1354年），赵普胜退居黄墩，与李普胜等结水寨于巢湖；左君弼独据庐州。双方分据南北，本无纠葛，但朱元璋垂涎巢湖水师已久，彭莹玉死后，朱元璋策反了廖永安等人，一起密谋嫁祸左君弼并吞巢湖水师，于是引起兵戎相见，迫使巢湖水师南下，最后出现分裂。何乔元：《名山藏廖永安传》记述甚详：

“元杀彭祖，……[廖]永坚往仕汉（当为天完——引者），[廖]永安则与其弟永忠、县人双刀赵、俞廷玉、玉子通海、赵伯仲、仲弟庸、合肥人张德胜、叶升、无为人桑世杰、含人华高，以战船千余结水军屯巢湖捍盗。庐人左君弼者，亦故为彭祖将，以书招永安，永安等不从，君弼率兵攻永安，永安数不胜，乃使韩成持书见高帝（即朱元璋——引者）和阳，愿以舟归。”

是时巢湖水师以赵普胜为首，廖永安兄弟、俞廷玉父子、张德胜等皆其部属，故《洞庭集》《大明初略二》将此事系于赵、李之下：

“巢湖水雄双刀赵（即赵普胜）、李扒头（即李普胜）者与庐州左君弼素相仇，而赵、李视君弼兵颇弱，为君弼所扼湖中，其势无所恃，于是遣使欲以舟师来降，使者三至，上（即朱元璋——引者）乃亲往。”

朱元璋又嫁祸赵、李二人要杀害与他，说是其部下廖永安、俞通海等告密，李普胜被朱元璋所杀，赵普胜逃归天完，仍据含山，廖永安等降元璋，巢湖水师一分为二。

由此可见，彭莹玉所辖淮西各支起义军，本已素不相和，彭牺牲后即各据南北，被朱元璋策反瓦解，最后又引起水师分裂。这一系列情况的出现，主要责任在朱元璋为自己私利，杀害同门红巾军。

左君弼既曾“党于彭祖”，所以在时人眼里也被成为“红巾”。王逢：《梧溪集》卷四下《哀公显道宪史有引》载：

“显道，讳大有。……至正辛巳（1314年），以书经中河南乡试，授庐州儒学正。甲午（1354年），辟淮西宪史。明年，从分宪按蕲黄。红巾隐庐，母妻女侄举莫知所向。”

此“红巾隐庐”，即指左君弼据庐州。

但是，左君弼与天完政权的关系如何？他在天完政权中担任什么职务？却未有文字记载。幸好一九六八年在湖北英山县出土了一方铜印，印文为“汴梁行省管勾所之印”印背一侧刻“汴梁行省管勾所印”，另一侧刻“中书礼部造”“太平二年七月”（印文拓片见《文物》一九七五年第九期）。太平系天完政权年号，故“汴梁行省”为天完政权属下之行省。这个行省治所就在庐州，其首脑为左君弼。

元朝时，今河南、鄂北、皖北、苏北地区属河南行省，治所在汴梁路（今河南开封）。红巾起义爆发后，这一地区的态势大体是：安丰路（治今安徽寿县）、汝宁府（治今河南汝南）及以北地面为韩林儿宋政权的势力范围；庐州路（治今安徽合肥）、安庆路（治今安徽安庆）、黄州路（治今湖北黄冈）、蕲州路（治今湖北蕲春南）地面为徐寿辉天完政权所占有。天完政权所属的势力范围内，蕲、黄两路当由天完中书省（即莲台省）直辖；安庆路一带为巢湖水师首领赵普胜占领，估计这一地区天完政权会设立行省（其名称目前无考），首脑当为赵普胜，但此行省不大可能称为汴梁行省。因为它离汴梁较远；庐州路为左君弼占领，只有这里才有可能设立天完的汴梁行省。这是因为：首先，从隶属关系上看，左君弼一开始就“党于彭祖”，而彭莹玉曾被天完政权任命为江南行省参政（见陆深：《豫章漫抄》引《余干新志》），君弼归附于天完是很自然的事；其次，从地理位置上看，庐州地处天完统治范围的最北部，与宋政权接壤，也与汴梁路相距最近；第三，从“汴梁行省管勾所之印”出土地点来看，英山县元时属庐州路，与汴梁行省设于庐州正合。

至于这个行省为什么叫汴梁行省，这可能与天完政权的斗争目标有关。“天完”是压倒“大元”的意思，压倒大元后，农民军仍然想“复宋”。北方红巾军固然以“复宋”为号召，建立了宋政权，南方红巾军可能也用“复宋”号召过，因为时人曾经记载过“徐寿辉建伪号曰宋”（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三，《翰苑前集》卷三，《于指挥墓志铭》）。汴梁是北宋的都城，南北红巾军都想夺去它，以作为号召群众更有力的象征。但左君弼既没有占领河南行省的大部或全部，也没有占领汴梁路，这样，为了达到号召群众的目的，就把属于河南行省的庐州及其周围地区，命名为汴梁行省。

汴梁行省估计设置于太平元年（1356年）天完将倪文俊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当时，倪文俊重建天完政权于汉阳，同时又陆续设置了一批地方行政机构。这方铜印是太平二年（1357年）天完中书省颁发给汴梁行省管勾所的，说明汴梁行省下属的各种机构是比较齐全的。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张士诚遣其将吕珍进攻韩林儿、刘福通于安丰，左君弼助珍攻之，城陷，福通被杀。三月，朱元璋亲率徐达、常遇春出击安丰，败珍，救出韩林儿。左君弼又出兵助珍，被常遇春击败，败退庐州。徐达、常遇春围庐州凡三月，不破。因洪都（今江西南昌）战事紧急，徐达奉令还师援洪都，庐州解围。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四月，徐达等再次率兵攻庐州。“左君弼闻达至，惧不敌，遁入安丰，令其将张焕、殷从道等城守。达等至，督兵围之。……七月，徐达、常遇春克庐州。时庐州被围久，众皆饥困不能战，张焕与贾丑潜通款于达，请攻东门，己为内应。于是我师急攻之，城中诸军悉救东门，张焕乃断钓桥开西门出降。达兵入城，执其部将吴副使，并君弼母妻及子送健康”（《明太祖实录》卷一四）。

左君弼从庐州出逃安丰，就是向元朝投降。因为当时安丰为元将竹昌、忻都所据。一年前，吕珍攻陷安丰，朱元璋率军攻之，吕珍、左君弼败走，朱军移师围庐州，“于是元将竹昌、忻都都遂乘间入安丰”（《明太祖实录》卷一二）。所以，吴元年（1367年）二月朱元璋致书左君弼时追述这段历史时是这样写的：

“曩者兵连祸结，非一人之失。予劳师暑月，与足下从事，足下乃舍其亲而奔异国，是皆轻信群下之言，以至于此，虽悔何及。今足下奉异国之命，御彼边疆，与予接壤，若欲献计帅师侵境，其中轻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国乃足下父母之国，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垅桑梓之乡，宁不思乎？天下兵兴，豪杰并起，岂惟乘时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乱世。足下以身为质，而求安于人，既已失策，复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独居寡处，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为岁，足下纵不以妻子为念，何忍忘情于老亲哉？功名富贵可以再图，生身之亲不可再得矣！足下能留意于是幡然而来，予当尽弃前非，仍复待以故旧，则足下于天理人心举无不顺矣”（《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朱元璋的这封信是很有斗争策略的。其中所谓“异国”即指元朝；“舍其亲而奔异国”，即指至正二十四年左君弼扔下生母、妻儿，逃奔安丰、投降元朝之事；“奉异国之命，御彼边疆”，即指左君弼降元后，元汴梁守将李克彝令其守陈州（今河南淮阳）之事。这一席话说得有理有节，确是攻到了左君弼的心里了。

朱元璋致书左君弼后，还慷慨地送其母去陈州。这一招果然奏效。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徐达率兵北伐，平定山东后，西指汴、洛，左君弼终于迫降了。《明太祖实录》卷二七载：

“洪武元年二月，大将军徐达等至陈桥，左君弼、竹昌迎降。先是元汴梁守将李克彝闻达至，召君弼谓曰：‘公与南朝数接战，熟其阵势，今授公以具，公前与战，我从后乘之，何如？’君弼偿感上归其母，有降附意。因曰：‘南朝军锋不可当，吾见其阵势辄胆落，不能战，故投奔至此。况徐相国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敢受令。’克彝无如之何，乃夜驱军民遁入河南（今河南洛阳）。于是君弼与竹昌等率所部兵诣达降。”

左君弼降明后，受令为广西卫指挥佥事，曾率军镇压过广西左江上思州僮族黄英杰、黄英览起义，后来长期驻守广西。

不同方言区彝文古籍文献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彝文古籍的编纂写作分类：从编纂、写作者的角度来分类，彝文古籍可以分为毕摩文献、摩史文献和其他文献三大类。其中毕摩文献是最多的一类。

1、毕摩文献毕摩是彝文古籍的主要创作者、收藏者和使用者。毕摩古籍主要是经书，也有其它书籍。根据王继超与余海所著《彝族传统信仰文献研究》的分类，结合彝文典籍的情况，毕摩经书可分为十大类：（1）丧事祭祀时迎毕摩与献酒类，有《迎毕摩献酒经》、《毕摩溯源经》、《献水经》、《献茶经》等。

（2）丧祭仪式经书类，有《丧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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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仪经》等。

（3）丧事活动的禳解仪式经书类，有《解冤经》、《解除衍尤经》等。

（4）丧祭仪式用的破司署经类，有《破除司鬼经》等。

（5）丧祭仪式用消灾经类，有《解除灾难经》、《治星经》等。

（6）丧祭仪式其他经书，有《物始纪略》、《那史释名》等。

（7）祭祖仪式用经类，有由祭祖文献传承下来的《彝族源流》、《更换祖筒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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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祭祀与崇拜神祗类经书，有《省舍多苏》、《延续寿命经》等。

（9）消除灾难类经书，有《解除灾难经》、《局卓布数》等

（10）测算、占卜类文献，有《吉禄扎数》、《署舍》、《署莫》等。

毕摩文献也是最先引起外界注意的彝文文献。1936年，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与彝族翻译家罗文笔先生合作出版《爨文丛刻》，被日本学者称为“彝学走向世界的标识”。而《爨文丛刻》中的绝大部分作品就是毕摩文献。

2、摩史文献：摩史文献中，著名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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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彝志》，《摩史苏》，《诺沤》等。

《西南彝志》原名《哎哺啥厄》，是清朝贵州省黔西州彝族热卧土目家的摩史益果那埃拔辑录、整理历代彝文史籍而成书。全书37万多字，26卷，分480多个标题，记叙从天地形成，到清朝初年的整个彝族历史，涉及许多彝族古代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典章文物、风俗文化等，被称为“彝族的百科全书”，是截止目前发现的字数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彝文古籍。

《摩史数》是彝族丧祭仪式摩史用书。贵州彝文木刻本中仅存的一本，记录了摩史在一场丧祭场合的主要活动过程。书中阐述生死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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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神地祗也不能幸免，强调个人的伦理道德及应尽的义务。《摩史书》对历史人物历史典故亦多有涉及，反映了先民由哎哺、尼能、什勺、米靡、举偶、六租六个时期过来，走过了四川平原，经过了滇西，翻越点苍山麓来到滇东、滇东北，落脚于黔西北，经历过笃米与“六祖”时期的强大，以及开发乌撒、水西的艰辛。

3、其它文献：其它文献中，以金铭石刻文献居多。这些文献中的一部分是毕摩和摩史所作，但绝大多数是彝族历史名人、或其他作家所作。例如著名的在贵州省大方县的《水西大渡河建桥碑》，分为彝文碑一通和汉文碑一通。彝文碑上的彝文共有1972字，是目前发现的字数最多的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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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其碑文是水西著名君长、贵州宣慰使安国亨所撰。又如在贵州省七星关区的《李雨铺四棱碑》，字数仅次于《水西大渡河建桥碑》，也是一块著名的碑刻。其它如西汉时期的彝文铜器《祖祠手碓》，蜀汉时期的《妥阿哲纪功碑》，宋代的《拦龙桥碑记》，明代的《成化钟铭》、《罗婺盛世史摩崖》、《新修千岁衢碑记》，清代的《蚂蚁河桥碑》、《扯凯箐摩崖》、《桃源峡摩崖》等，都非常有名。

二、彝文古籍的内容分类：彝文文献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分为历史、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谱牒、哲学、伦理、民俗、文学、艺术、医学、教育、地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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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类：有《西南彝志》、《彝族源流》、《彝族创世志——谱牒志》、《滇彝古史》、《古侯曲涅谱》、《凤氏谱系》、《尼祖谱系》、《毕摩谱系》、《蒙化左氏家谱》等。《彝族源流》以父子连名谱为线索，记录哎哺、尼能、什勺、米靡、（武僰）、举偶、六祖等六个时期的彝族历史，认为彝族共同起源于哎哺时期，哎哺繁衍的尼能、什勺、米靡、武僰四大氏族是今彝族的主要来源，其中尼能、什勺氏与米靡的结合，繁衍了昆明人和叟人，昆明人和叟人即是彝族先民。什勺氏还繁衍了南诏国王室的彝族蒙氏等。武僰氏族则在滇川黔的部分地域及结合部繁衍了卢夷国、朱提国、夜郎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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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后，武僰系彝族从今黔西北、滇东北往云南中西部地区迁移，而昆明人和叟人则从云南中西部地区往今黔西北、滇东北迁移，形成了彝族居住地域大体的分布格局。

2、政治类：有《古史通鉴》、《治国安邦经》等。

3、哲学类：有《吐鲁立咪》，《吐鲁窦纪》等。

4、宗教类：这是彝文古籍中数量和内容最多的种类。主要有《献酒经》、《指路经》、《献牲经》、《作祭经》、《祈福禄经》、《吾查 们查》、《查诗拉书》、《尼布木司》、《诅咒仇人经》、《退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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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解咒经》、《招魂经》、《祭祖经》、《驱除病魔经》、《送鬼经》等。

5、文学艺术类：也是彝文古籍中数量众多、类别丰富的一种，主要有《阿诗玛》、《尼苏夺节》、《查姆》、《普曲荷歌传》、《牧羊人史郎若》、《则谷阿列与依妮》、《赛玻嫫》、《贾斯则与朱武斯》、《妈妈的女儿》、《孜孜尼扎》、《红白杜鹃花》、《达恩妹与鲁汝朵》、《阿买恳》、《曲谷》、《走谷》等。

6、教育伦理类：主要有《赛特阿育》、《凤凰记》、《劝善经》、《玛牧特依》、《色尾处莫》、《那朵合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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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医药类：主要有《医算书》、《双柏彝医书》、《寻药经》、《元阳彝医书》、《选药治病书》、《聂苏诺期》、《齐书苏》等。

8、经济类：如《宣慰岩石刻》、《中建丹书》以及其它一些彝文书契。

9、天文历法类：如《宇宙人文论》、《母虎日历碑》等。

10、其它：没有归入以上类别的彝文古籍。

三、云南彝族古籍简介：

云南彝族人口有4705658（2000年），以大分散小聚居的方式散居于全省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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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要聚居区有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滇东乌蒙山区及滇西北小凉山一带。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共分东部、东南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6个方言区。彝文古籍的产生于宗教有密切关系，它的传播以宗教活动为载体，使用范围主要是宗教领域。彝文古籍内容广泛，大多为手抄本，有少量木刻本。目前发现最早的是明版《太上感应篇》。迄今云南已有39部彝文古籍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云南彝族文献古籍中较具代表性的有《梅葛》、《查姆》、勒俄特依》、《阿细的先基》、《阿诗玛》、《劝善经——太上感应篇》、《指路经》、《尼苏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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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兹楠兹》、《洪水泛滥》、《查诗拉书》、《彝族创世史》、《尼布木司》、《万物的起源》、《祭龙经》、《彝族打歌调》、《尼祖谱系》、《滇南彝族指路经》、《木荷与薇叶》、《红鱼姑娘》等。

彝族口传古籍主要有：神话传说《更资天神》、《虎公虎母造万物》、蜘蛛撒经线》、《独眼人、直眼人和横眼人》、《伏羲兄妹创人烟》、六气造化天地》、《冬德红利诺》、《虎氏族》、《三女找太阳》、《祭黑龙》、龙女寄书》、《阿鲁举热》、《孟获的传说》、《火把节的传说》、《三月三》、《毕老造字》等；民间故事《梦先生》、《三妹和蛇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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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蛤蟆》、《媳妇坟》、《聪明的媳妇》、《老虎不容猫长大》等；叙事长诗《则谷阿列与依妮》、《花鹿姑娘》、《百花公主》、《太阳和月亮》等；歌谣《求婚歌》、《配偶经》、《十看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