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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第一进士周仪籍考

——兼论桂庄书院（紫阳书院）始末

阿旧 原创

按：周仪作为邵州历史有载的第一个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因其早年苦读于扶夷江畔一石洞，生世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周仪当年苦读之石室，一般认为在今邵阳县塘渡口书堂山，在清朝时当属武冈州塘田团内，故很多人以为周仪即今邵阳县塘田市镇人，实误。本文将从民间传说、周氏族谱、历史记载和遗迹、人物关系等多个角度，证明邵阳第一进士周仪其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横空出世的进士周仪和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

肇庆七星岩石刻

周湛子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性刚毅，勇于为义，宣和初，因平武冈峒獠叛，以功擢武功大夫，德州刺史，后死于靖康之难。 紫阳周氏，由周仪起，三代三进士，时称“宋三周”。对于“宋三周”，《同治武冈州志·名臣传》甚至将之与唐之张九龄兄弟和宋之“三苏”相提并论：“殆与张曲江苏眉山颉颃矣。” 后又有周昉，族谱载为周仪第六代孙、周钦之曾孙,字晦叔（又字景玄、仲朗），生卒年不详。道光《宝庆府志·选举表》载其为“上舍第释褐”。宋太学“三舍法”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上舍第释褐”，即上舍第出身直接授予官职。上舍第也等同于进士出身。周昉是证明其祖先周仪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的关键人物。周仪籍武冈紫阳乡对于周仪确切籍贯，光绪《湖南通志》云其为邵阳人，“周仪，邵阳人，读书于武冈紫阳石室，后徙武冈，以原籍田庐分赡宗族——姓谱”。《宝庆府志》说周仪为“武冈人”，又对旧志说周仪为邵阳人做了解释，“仪以雍熙登第，（武冈）其时尚属邵州，故旧志皆作邵阳，政可两存也”。同治《武冈州志》之《名臣传》只说其“所居有紫阳山，山有石室”，紫阳山在紫阳乡，那么周仪应该就是武冈紫阳乡人。南宋《舆地纪胜》之《荆湖南路·武冈军·人物》有载：“周仪，紫阳人，登雍熙甲科。”《舆地纪胜》成书于南宋中期，和周仪时代较近，可信度高。紫阳，即紫阳乡，周仪为当时的武冈紫阳乡人，应当无误。 宋初武冈县属邵州，崇宁年间升武冈县，置武冈军，和邵州互不隶属。宋初武冈县直辖唯两乡，其西为儒林乡；其东即为紫阳乡，合龙管、龙江、永丰、长溪直至白仓而下，至塘渡口、白羊铺，北至今隆回三阁寺乡，绵延两百多里。今之隆回县三阁司乡，邵阳县之塘渡口、白仓镇、黄亭市镇、蔡桥乡、塘田市镇、金称市镇与新宁县之丰田乡、马头桥镇当时都属于紫阳乡。马头桥镇其时当属紫阳乡长溪里

有关周仪的本地民间流传

新宁县马头桥镇一带至今仍流传着有关周仪的传说。说周仪的先祖在武冈县紫阳乡长溪里三星团（实为山心团）一个叫三峒陇的山村（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居住，世代耕读为乐，幼时在家勤学苦读，日夜不倦，后又到离祖宅不远的扶夷江畔悬崖旁的一个石洞里潜心苦读，并在洞里遇仙翁点化，由此学业大进，后在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考中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周仪做官昌言无忌，刚正不阿，生活清廉，又好施舍，退休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桥命名。

周氏族房谱

周氏族谱诚公坟山

周氏族谱紫阳书院图

据《周氏总族》，隆回县高平周氏始祖为周朝，字祥光，所谓“尚书公”，原住武冈紫阳乡石洞桥。 又查《湖南周氏源流》：“邵阳周氏， 始迁祖诚公，原籍江西泰和圳河江，其子玉喜于唐末卜居武冈紫阳乡州尾头，孙仪公。” 武冈《周氏合修族谱》又云，仪少有异禀，博学力行，自入石孔即“翠岩”，读书其中，与一老翁讲古道今，自后文思大进，登宋梁灏进士。后致仕，回家建石室书院讲学，门徒数百，湖南名士多受其学。周仪生活清廉，又好施舍，并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一桥命名。关于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的说法亦见于周仪后裔应森公支系房谱。

翠岩

因靖康之乱，陈与义“遂避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峤”，来到武冈紫阳山，有《书堂山石室铭并序》，序文里说到的周公谏议，“嘉祐名臣”当为周湛，因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而嘉祐元年为公元1056年，时间相差七十余年，设若周仪30岁中进士，而到嘉祐元年则已过百岁矣，又怎么可能为“嘉祐名臣”？周公谏议，周湛曾官迁“右谏议大夫”，可见在紫阳山石室读书的应是周湛。而周湛在紫阳山石室正是效仿其父周仪在马头桥坪山之翠岩石洞苦读的做法。

周敦颐与马头桥

周氏族谱载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这三座桥经过多次整修至今仍在。马头桥在三桥的最下游，族谱说，桥上书有“周氏垂建马头桥”字样，桥头有濂溪先生周敦颐撰写的马头桥记事碑。有人误以为这桥是周敦颐所修建，实误。查同治《武冈州志·艺文志》记载：“马头桥记碑：周濂溪撰在州溪南里，字漫漶莫能辨。”说明周敦颐只是为桥撰记事碑罢了。“溪南里”，下辖“架冲团”、“城头团”、“三心团”（三心团实应为山心团，因境内有山心寺得名，盖同音误传，“三”、“山”本地同音）和“油头团”。而其实，马头桥就在“三心团”内，当然州志说在溪南里也对。“周氏垂建马头桥”里的周氏当指周仪及其宗族后代。

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

马头桥周氏宗祠大门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一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二

周仪致仕后在家乡建立石室书院，即紫阳书院的前身，后被其后周昉改为桂庄书院，桂庄书院遗址在今坪山小学内。

周敦颐一生致力于文教，每为官一地，首推兴教办学。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邵之学在牙城之中，左狱右庾，卑陋弗称。先生始至，伏谒先圣祠下，起而怵然，乃度高明之地，迁于城之东南，逾月而成。”建成后，周敦颐又自撰《邵州新迁学释菜祝文》和《告颜子文》，以昭告先圣先师，“又属荆湖北路转运使孔延之作《邵州迁学记》”。周敦颐在邵州（今邵阳）兴教办学，将州学迁址重修，此亦即朱熹所说的周敦颐“迁尚书虞部员外郎通判永州，权发遣邵州事，新学校以教其人”。“新学校以教其人”，这是周敦颐在邵州的主要功绩。 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周敦颐生于1017年，两人年龄差距较大。笔者以为，两人在现实中有过交往的可能性不大。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周敦颐来马头桥时，周仪应当已经过世了，不过石室书院还在。周仪和周敦颐同为周姓，又都是湖南人，周敦颐在知永州前的嘉祐六年通判虔州，而周仪子周湛亦曾知虔州，时间当在周敦颐任前，周仪作为前辈乡贤，周敦颐在未到邵州前即当有所耳闻。当周敦颐见到石室书院，见到周仪捐建的马头桥之桥头马头栩栩如生，心中之感慨和对前贤周仪的景仰之情是可以想见的，然后应周仪后人之请为马头桥记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又马头桥镇南50里的新宁县城犁头湾石崖有周敦颐书“万古堤防”四字，有莲潭菴，为纪念周敦颐泛莲于此。清代周诰编有《濂溪志》，中有《周子遗事》，记载：“周子尝过新宁邑，至莲潭，见水深千尺，因镌‘万古堤防’四字于石崖。”又道光《宝庆府志》之“艺文略·金石”：“宋莲潭石刻，今存。在新宁治北夫夷江岸，石壁斗立，相传周子权邵州军时书‘万古堤防’四字镌于上。字画遒劲，水涸时可见。旧志云：末有‘古舂陵周某某题并书’九字，今不能识矣。……其曰莲潭者，亦以周子得名也。”那么，周敦颐到马头桥和到新宁城北犁头湾，当在同一段时间行程前后。周昉与桂庄及桂庄书院同治《武冈州志·文苑》载：“周昉，字晦叔，仪之后也。嘉定间登上舍第，官内史，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为桂庄书院，自称桂庄主人。”这一段记载非常明确，嘉定年间，周昉回祖籍隐居，可知他的先祖周仪就是宋紫阳乡三峒陇人（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周氏合修族谱》有《昉公传》:“周昉字晦叔，望公之孙，道公之子。公天资不俗，禀性非凡。少时喜读书，好结友。慕朱熹之理学，绍仪公之高风。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辟室为桂庄书院，自称为桂庄主人。” 同治《武冈州志·疆域志》之“三心团”有：“有白石水，有山心寺社仓，有宋周昉故里，有故桂庄书院，有周昉墓：在燕山菴左，有群玉林、清风峡：上有张声远、史弥宁、张同器、郑域磨崖题刻，俱见金石卷……”

山心寺社仓，在山心寺旁边。社仓，即义仓，清刘大櫆：“建社仓以备荒年，创书院以兴文教。”社仓是民办粮仓的一种，为南宋朱熹首创。 查州志金石卷，有：“桂庄大字（今存）。在州溪南里石洞村山心寺。嘉定七年周昉刻石‘桂庄’二字，行书，大径一尺强，后书‘新除湖南提刑张声远书’、‘嘉定甲戌中秋桂庄主人刻于崖次’二十六字，楷书，凡一行。”

有“史弥宁桂庄石刻”:“史弥宁桂庄石刻（今存）。史弥宁撰，嘉定八年刻石，前书诗二绝，右题‘周晦叔桂庄嘉定乙亥中和节友林居士四明史弥宁清叔父’二十六字,俱行书，凡十四行，字数不齐。” 有“盱江张同器寄题晦叔上舍桂庄石刻，今存。” 有“武冈军判官郑域题桂庄诗刻（今存）。” 有“群玉林”、“清风峡”：“今存。二刻均在山心团。” 湖南提刑张声远除题行书“桂庄”二字外，还留题八景，分别是：诗壑、翼然、清风峡、小蓬莱、群玉林、隐真岩、葛梅洞，“为历来金石家所遗表”。

武冈州志艺文志金石

紫阳书院八景之二

史弥宁题赋桂庄二首为：“结屋山垣得许奇，岩犀环拥读书帷。阿姮定与君家厚，留下西风几万枝。”和“家有留馥紫阳乡，洗石疏泉著桂庄。看到花时秋更好，放开冷袖贮天香。”

史弥宁又有七绝，题为《周晦叔所宅之左，一坡隐然而高，有竹万箇，架小轩于翠雾苍雪间，日弹琴读书其下，轩外鸣泉清驶，若与弦诵之声相答，爱其境胜，为赋一绝》：“竹根碧涧落寒声，竹外双溪抵镜明。满袖天风吟不彻，坡头直有放多清。” 张国器题桂庄诗：“蟾窟移根不记年，英材杰出以储贤，树因地胜常常茂，花到秋来得得传。已把诗书供灌溉，定寻泉石伴丝弦，曾看攀折从君始，尚愿云仍与接联。” 从以上诗歌和题刻可知桂庄秀美奇崛之山水和清幽风景，而桂庄之建制规模，亦可模拟得之。 张声远时为湖南提刑，史弥宁为武冈知军，郑域为武冈军通判，这些人和周昉交游，张声远更是远道而来，题刻吟诗于桂庄，可见周昉身份非同一般。《武冈州志》载周昉“官内史”，宋并无“内史”官职，隋朝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为最高行政部门，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其中中书省的长官叫内史令，唐以后改称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周氏合修族谱》撰写有《昉公传》，说其曾“官兵部侍郎”。 桂庄书院在桂庄内，因依周仪读书之“翠岩”石洞，故原来又称石洞书院、石室书院（据族谱，周敦颐过马头桥，曾在石洞书院讲学，笔者以为，当时的石洞书院应该规模不大，可能称之为书舍或书堂更贴切些），周昉改为桂庄书院。周氏族谱云，周昉曾“讲学于斯”。族谱又云，“宝庆丙戌，史弥宁来知武冈，重建军学，补修紫阳书院，与昉公来往甚密，为倡研理学，常啸傲于庄，以养性灵，以娱天年。” 族谱载周昉倾心理学，仰慕朱熹，而在史籍中，也有迹可寻。周昉除了和朱熹，还与陈文蔚、魏了翁等大文人也有过来往。陈文蔚生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卒年不详，进士出身，是朱熹的学生，理学家，终身未出仕，一直从事教育。他有题赠周昉诗《寄题玉山周晦叔家似贤斋》： “人心殊嗜好，黑白互相形。农臭不自悟，荧荧飞青蝇。一日对此君，炯然又眼明。子猷虽借宅，绿阴仍满庭。雅净两龚洁，高寒伯夷清。可近不可狎，劲挺干青冥。世人景先哲，绘画劳丹青。想像不觌面，孔孟何由倾。安知君子交，日日与相迎。手种万苍玉，君家有典刑。清风流至今，修好无渝盟。”表达淡泊名利，鄙薄恶俗，固守高节的情操，与周昉共勉。其时，周昉应在江西玉山一带为官。当时有一个上饶-玉山诗人群体，大多数过着隐居的生活，甘于贫困，又固守高节。周昉在此间自然会受影响，而他本人醉心理学，生性淡泊，族谱传里说他“素性好义”，因而也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致仕还乡，回“紫阳先世所居之地”，醉心于教育，醉心于山水之间了。 魏了翁，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大学问家，宝庆元年（1225）被贬谪湖南靖州达七年之久，其间有《渠阳集》，中有答周昉的书信《答周晦叔应辰》，应辰应该是周昉按周氏辈分所取的名字。族谱载周昉为周仪孙周钦的曾孙，查周氏应森公世系和辈分“祥、梦、应、康、世”，周昉正是“应”字辈。魏了翁在信里和周昉讨论理学经典：“……《乾》是四德，诸卦大亨而利于正，此非伊川臆说也，《彖辞》固已如此。《左传》以《随》为四德者，盖占筮者释辞类如此，《彖》固云大亨贞云云。先天之卦，《系辞》固有之，《参同》亦有此象。自希夷、康节始尽发其秘，必潜心玩索之久，乃可得之，非信笔脱口数可言也。伊川与濂溪指意元不同，濂溪盖通字对文耳。” 据武冈周氏族谱记载，朱熹曾讲学于桂庄书院，即紫阳书院。朱熹又自称紫阳朱熹，是因为其父朱松祖籍安徽婺源，曾在徽州府紫阳山老子祠读书（徽州也有一座紫阳山），有刻章“紫阳书堂”，朱熹为怀念父亲，亦表思乡之情，故自称为紫阳朱熹。因而，有人又尊称朱熹为紫阳夫子。 后来书院兴起，各地为尊朱熹，取名为紫阳书院的很多。而武冈之紫阳书院，应非纪念朱熹曾到此讲学，而因本乡地名即为“紫阳”，而且武冈紫阳书院之名早在朱熹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文脉：千年湖湘书院图记》一书中，记载武冈紫阳书院是在淳熙到绍熙年间创立的。

紫阳书院原为私立，在南宋中期被改为军学，宋转运判官盱江邓均有《重修武冈军学记》：“……又增修武冈邑庠暨紫阳书院，于是士之瞻也，游也，息焉，莫不啧啧曰：‘懿乎此举也，’。” 后史弥宁知武冈军，又重修武冈军学，王之制有《武冈军修学记》，周氏族谱说法与此记文是一致的。 据族谱，桂庄后被周昉改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现马头桥镇清时名为“山心团”，即得名于此寺。明成化十九年留有会稽童煊碑记，上载：“……昉公素性好义，将宅院田土山地，一慨施舍，易此庄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延僧供佛，与乐予之，桂庄即成古建筑佛地……”山心寺现为坪山小学，其景物大部分已废，石刻尚有“松坡”、“云梯”、“翠石”（ 翠岩之误），尚存大水缸一只（原一双），刻有“南宋宝佑戊午年正月廿八日山心寺百兆永远为记”字样。

宋文物紫阳书院水缸

较之祖辈“宋三周”，周昉名气似乎小得多，但他其实应该是紫阳周氏家族里官职最高，对朝廷政局影响也最大的一个人，但也可能是该家族在宋朝最后一位获取朝廷功名的人。据周氏家谱记载，“端平年间(1234年)，忽坐诬削籍,累及宗族”，宋邵州最为辉煌兴盛的紫阳周氏一门就此没落，让人嘘唏不已。

从与周昉交往这些人的年龄结构，和其曾祖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以及他回家乡马头桥三峒陇石洞桥后朋友作诗赋题碑刻显示的年份来看，笔者认为周昉的生卒年可能在公元1170年-1270年之间。

而桂庄书院也因周昉的过世而慢慢没落，不过，到明代时仍有紫阳书院在，但应该是迁移到别处去了。所幸书院去而文气留，马头桥人，紫阳人，武冈人，邵阳人，由此民智初开，民风始变。武冈，原为“黔巫东鄙，蛮獠杂扰”之地。紫阳乡，浙江诸暨有宋《武冈县令杨公墓志》，其中有云，“紫阳乡婆婆鬼啸聚滋炽，既不可以文谕，又不可以武胁”，可见当时紫阳乡民众之愚昧落后。而到南宋末，武冈的风气才开始改变，文天祥说:“虽洞窟林麓，人去其陋，遣子就学。”而石洞书院桂庄书院，可谓居功至伟。之后，马头桥一带尚学之风日盛，无论条件多么艰难，即便举全家甚至全族之力，都要遣子就学，而这也是马头桥一带至今仍人才辈出的最大原因吧。

桂庄书院已杳然远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古武冈紫阳周氏一门，即“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等，其影响力之深远，几乎贯穿整个宋朝。其才华和智慧，光耀紫阳，亦光耀武冈，光耀邵州。乡人后世，以其为荣耀，也以其为榜样。昔有匡衡，凿壁偷光，又有车胤、孙康之囊萤映雪，而至北宋，则有邵州紫阳之周仪周湛父子之石洞苦读。期待新宁桂庄书院的文化遗产，及“宋三周”求学苦读的精神，激励后人，也期待新宁力兴文教，振兴书院学校，如张拭所言，以“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斯民”。

来源：武冈人网 阿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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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很多其它国家也有编制家谱的习俗，但他们大都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家谱在中国延续了三千多年，已成为我国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族谱）之一。仅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家谱就有一万二千多部（九万余册），是目前世界上收藏民间家谱原件最多的图书馆。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图书馆顾廷龙馆长率领一批年轻人跑遍了全国的纸浆厂，从化浆炉前抢下了六千多种家谱收藏。

由于家谱是族人血缘关系的记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轨迹，是以特殊形式记载的关于家庭起源、家族形成、民族融合及其繁衍生存、迁徙分布、发展兴衰的重要史籍，凝结着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传播及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各种内容，蕴藏着丰富的文化遗产；由于家谱记载的内容又可反映当时的一些重要事件及经历，往往可补充史料的不足，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它对研究我国的人文发展，及其构成有着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

今天，炎黄子孙遍布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华人超过5500万。每年大批华人不辞艰辛，来到中国祭拜祖先。中国人的这种寻根追祖情结，不能不说与延续数千年的家谱有关。家谱维系的不仅是一个家族，更是一个民族。

现代人续编的家谱，吸取了历史上编制家谱的精华、弃其糟粕，将每人的：世系、生卒年月、学历、专业、经历、婚姻、成就、照片、地址等都记载下来，还配上反映重要人物及事件的短文，将家谱记载的内容加以了发展，成为家族中维系血缘关系及记载家族历史的珍贵人文材料，代代下传。

近年网络更为分布世界各地的族人提供了快捷、方便的联络手段。“数字家谱”的出现；“姓氏网站”的不断诞生；家谱在网上的“动态更新”和在网上浏览家谱已成为新时尚。用计算机网络汇总“炎黄子孙的脉络”就有了可能。

现代家谱的续编，应逐步趋向于网络化和适度的公开化，从而给家谱材料的真实性和可利用性创造条件。

近数十年中，因族内人员迁移频繁，往往联络疏远。几千年家谱形成的记载，正处在青黄不接时期，一旦中断，则无法补救。续编和衔接即将中断的家谱，实为当代人义不容辞和责无旁贷的事。

近年，尤其在南方，我国修家谱之风又再兴起。

摘 要：早在商代后期就已出现记录世系的图谱，但还不属于纸质的谱牒类文献。东汉以后，由于谱牒的政治功用渐趋强化，谱牒类书目迅速增加，逐渐由《汉书·艺文志》术数略下的一个子目变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类目。宋代以后，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缺失，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著作中分属演变的历程，折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谱牒社会功用的变化。

关键词：谱牒；源流；分属演变；史部目录

谱牒一词出于《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3303。从这句话来看，谱牒应是某种记载有帝王世系的载体。“谱”在《史记正义》中的解释为“布也，列其事也”[1]487。“牒”最早是指“古代用来书写的小而薄的竹简或木片”[2]470。由此推断，谱牒应是一种记载帝王或家族世系的竹简或木片。谱牒作为一类重要的文献分支，对其起源与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分属演变进行研究，对于考察谱牒类书目的历史流变与其在不同背景下功用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一、秦代及秦以前有关谱牒的记载

据陈梦家研究，在商代后期就已经出现了记载直系祖先、宗子名讳的世系表。在《殷墟卜辞综述》一书中，陈梦家提到，在1506号甲骨上记载有“儿”氏祖先11代的世系名讳，其中两代有兄弟2人，共13位祖先的名字[3]499。暂不论这片甲骨的真伪①，陈梦家所提到的这片甲骨文是刻在龟甲上的，并不是竹简或木片。司马迁也提到谱牒自周以后“乃颇可著”[1]487。由此可推断，我们如今所提到的谱牒主要是指周以后的谱牒资料。

有关周代的谱牒文字记录在战国以后的书籍中有所记载。《周礼·小史》提到：“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4]376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5]108即谱牒类书目。同时也说明周代设有专门执掌世系的官员——小史。关于周代谱牒的内容，《礼记·内则》也有记载，“(生子)书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6]100，说明在周代谱牒主要是记录人的生卒年月与昭穆世系的书籍。这一时期的谱牒类书目主要有：《世本》《大戴礼记·帝系》《春秋公子血脉谱》等。《世本》也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谱牒类书目。周代出现官修的谱牒类书目，与其分封制、宗法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周建国后实行分封制，周天子将亲属、功臣及古代帝王的后代分封到各地做诸侯王，诸侯在自己的封地范围内再次实行分封，分封制和宗法制层层下移，构成周王朝的统治秩序。如何巩固和维系这两个制度，必然要明确宗法制家族内部世系和嫡庶之分以确保分封制的承袭，谱牒正是将这类承袭关系记载成册，以“奠世系、辨昭穆”，维系周王朝的统治。可以说，宗法制是谱牒类书目产生的直接根源，谱牒类书目有力维持了宗法制的沿袭。

秦王朝建立以后，废除了周代的分封制、宗法制，代之以中央集权制和郡县制，这种制度不再分大宗、小宗，同时也切断了血缘与官制的联系。秦始皇下令焚书，将天下“无用”之书焚毁，使谱牒类书目在秦代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公侯子孙皆“失其本系”[7]990。

二、汉唐时期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及原因

《隋书·经籍志》采用四部分类法，将隋代及以前的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类。乙类为史部，其类下著有“谱系”类。《隋书·经籍志》将史部作为一级类目单独分类，同时将谱牒类书目置为史部目录的一个二级类目，使谱牒类书目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划分。《隋书·经籍志》共著录“谱系”类书目41部360卷，加上已亡佚的书目共53部1 280卷[7]990。需要注意的是，“谱系”类下有3本书目不可算进谱牒类著作，即《竹谱》《钱谱》和《钱图》，这3本书目与记载家族世系的谱牒类书目毫无关系。另外，除“谱系”类下著录有谱牒类书目外，杂传类下也有很多“家传”，如《李氏家传》《桓氏家传》《太原王氏家传》等[7]977。《辞海》对“家传”的解释为“叙述父祖事迹以传示后人的传记”[2]1040，即将家族中有声望和功绩的人单独列出，为之立传。这一时期的谱牒类著作还是以官修为主，这类“家传”则类似于私修谱牒“家谱”的前身，虽被著录于杂传类下，但也有一些谱牒类著作的特征。《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目卷数与《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25卷又15篇相比，明显大为增加。究其原因，应是与东汉以后门阀士族的形成有重要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标准为九品中正制，即将天下士族分为九品，选官用人皆根据郡望品级。世家大族为了延续自身的特权地位，家族婚姻严格恪守“门当户对”的原则。如何准确判断“寒门”与“士族”，防止“冒籍”的出现，这就使得官修谱牒格外重要，其政治功用逐渐突显，但这也造成了“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9]1的局面。正因谱牒的这种功用，使得其时研究谱牒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被称之为“谱学”。魏晋时期涌现出众多的谱牒著作和研究谱牒的大家，西晋蒙挚撰有《族姓昭穆》10卷，东晋南朝的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等祖孙3人是研究谱学的专家。谱学的集大成者是梁代的王僧孺，他将贾弼之的《十八州谱》续为710卷，又撰《百家谱集抄》15卷、《东南谱集抄》10卷等。不可否认的是，这时期谱牒类书目地位的提升和对谱牒的研究盛极一时，与门阀士族制度下对门第、血统、婚宦的重视息息相关。这一时期，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密切。

其二，官修谱牒的衰落和私修谱牒的非公开性。在唐中期以前，谱牒多为官修，且多属于皇族玉牒、天下郡望谱、天下姓氏录等著作，用以确定姓氏郡望和门第品级。唐朝除唐太宗、武则天、唐高宗朝3次修撰谱牒外，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组织过大修谱牒，官修谱牒逐渐衰落。宋代以后，反映一家一姓之谱系的私修谱牒书目繁多，是因其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史学价值，也无政治功用，无需上报朝廷。这类谱牒多被供奉在家族祠堂中，作为“敦宗睦族”的象征而存留。朝廷并不收藏这类书目，对此无可著录之书，《四库全书总目》和《清史稿·艺文志》对这类家修谱牒没有任何的著录，只有前朝遗留的少量总谱类著作，同时也因数目太少只能著录于类书类下。

《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都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的谱牒类下。《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杂谱牒类书目五十五部，共一千六百九十一卷”[10]2013。之所以将其著录为“杂谱牒”类，是因为在“杂谱牒”类下不仅著录了谱牒类书目，同时又著录了很多“家传”。“家传”类书目多数时间是著录于“传记”类下，因而称之为“杂谱牒类”。《新唐书·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7家39部1 617卷，“王元感以下不著录二十二家，三百三十三卷”[11]1501-1502。与《旧唐书·经籍志》不同的是，《新唐书·艺文志》又将家传类著作重新置于杂传类，并在谱牒类下增加了很多之前从未著录的“家谱”类书目，这些“家谱”类书目卷数很少，多为1卷。如《谢氏家谱》1卷，《东莱吕氏家谱》1卷等[11]1501-1502。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谱系类书目相比，这些“家谱”类书目显然是记录一家一姓之谱系，与前代州谱、百家谱相比，更多地带有私人撰修的性质。

唐朝之所以会出现私修家谱类书目，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相关。自隋代创立科举制以来，选官用人的标准逐渐从姓氏郡望变成分科考试，这使得众多寒门子弟通过读书进入了官僚阶层，高门士族直接晋升的渠道被阻断，官修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削弱。唐朝统治者曾3次大规模地组织撰修谱牒，目的却不是维系世家大族的地位，而是通过撰修谱牒，提高皇族和新晋官员的门第等级，贬低旧的世家大族，扶植新的官僚势力。如唐太宗朝撰修的《氏族志》将博陵崔氏由一等姓氏降为三等，唐高宗朝撰修的《姓氏录》更是将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列入士族。应该说这时期的官修谱牒在很大程度上被统治者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从侧面来看，旧士族被削弱，新士族逐渐发展壮大，新士族的壮大推动了记载有一家一姓之谱系的新谱牒产生，但这类新谱牒书目毕竟只占少数，官修谱牒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谱牒类书目依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宋以后谱牒类书目在目录学中的转变

宋代是目录学著作发展的高峰时期，出现了众多的私修目录学著作，目录学著作的攀升标示着有更多的史家对书籍类目划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专门增设“目录”类，共著录目录学书目68部607卷[12]5148。“谱牒”依然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宋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10部437卷[12]5152。与“新旧唐书”相比，总卷数明显减少，这与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繁使大批谱牒类书目散佚和宋朝科举取士更加完善使得谱牒的政治功用迅速丧失有关，“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三代”[9]1。宋朝官修的目录学著作《崇文总目》史部目录下专设“氏族”类，主要著录谱牒类书目，共41部，计113卷[13]92。南宋郑樵的私修目录学著作《通志》将谱牒类书目著于卷66“艺文略”下，是谓“谱系”类。比前人有所进步的是，郑樵又将谱系类书目详加划分，分为“帝系、皇族、总谱、韵谱、郡谱、家谱”等6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70部2 411卷[9]619，这个数目明显超过之前目录学著作所记载的书目，基本上包括了宋代及以前的谱牒书目。总谱著录43部1 074卷数量居首，家谱数目为次，共68部250卷。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私修目录学著作，该书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姓氏”类下，共计33部，只是列出书名，并没有记载书目卷数[14]13。该书在“姓氏”之外，又设“谱录”类，但并不著录谱牒类书目，而是像《考古图》《端砚谱》《竹谱》等[14]24，是对政区、事物进行注述的图谱类著作。宋元之际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270将谱牒类书目著录于史部“谱牒”类下，共计21部71卷[15]1709。此外，宋朝的欧阳修、苏洵也先后创新了修谱体例，被后世称为“欧谱”“苏谱”，直到近代都是私家谱牒编撰的样板。可以看出，自唐末五代以来，宋代谱牒类书目有逐渐复兴的趋势，这与宋代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和政府对于累世同居大家庭的提倡有关。在宋代，民间宗族组织明显增多，民间修谱(私修谱牒)的数量也随之攀升，谱牒类书目的政治色彩明显减弱。

《明史·艺文志》依然遵循《宋史》对谱牒类书目的划分方法，将谱牒类书目置于史部目录之下。《明史·艺文志》共著录谱牒类书目38部504卷[16]2420，且只是明代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包括前朝，这个数目也可算是繁多了。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时的“谱牒”类目已位于史部目录的最后，预示着谱牒类书目在史部目录中地位的变化。《明史·艺文志》所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多数为私修谱牒。实际上自唐中期以后，除皇族玉牒外，官修谱牒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私修谱牒逐渐占据主导。另外，在宋以后，“家传”类著作无论是“传记”类还是“谱牒”类，皆没有著录，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家谱”类著作。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是《明史·艺文志》的蓝本，《千顷堂书目》在史部目录下置“谱系”类，共著录谱系类书目130余部，大部分为家谱、宗谱、家乘等[17]269-289。这些书目的卷数明显超越《新唐书·艺文志》只有1卷的界限，少则3～4卷，多则60余卷，反映出明政府明显放松了对私家修谱的限制。另外，明代家庙、祠堂类建筑显著增多，反映出社会宗族意识的复苏。这时期的谱牒基本不具备政治功用，同时，由于统治者对私家修谱和民间建庙、修祠堂没有过多的限制，使得谱牒类书目“敬宗保族”的社会功能渐趋突显。

清乾隆朝官修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总目》的史部目录下已无谱牒类书目，说明这时的谱牒类书目已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子部目录下置“谱录”类，但并没有著录谱牒类书目，只是“器物、食谱、草木虫鱼鸟兽”之属，真正的谱牒类书目被置于子部类书类下。所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18]1141。清代学者认为谱牒类书目无类可归，所以置于类书类下，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清代目录学著作中地位迅速下降，已经算不上史书，只能分属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谱牒类书目有：《古今同姓名录》2卷、《元和姓纂》18卷、《古今姓氏书辨证》40卷、《帝王经世图谱》16卷、《万姓同谱》146卷附《氏族博考》14卷等，著录的谱牒类书目并不多，且多是姓氏总谱[18]1141-1153。《四库全书总目》对著录的每一种书目都有文字简介，如著录作者及书目流传状况等。《清史稿·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谱牒类书目同样被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有《历朝人物氏族汇编》10卷、《氏族笺释》8卷、《姓氏谱》6卷、《类纂》50卷等共著录谱牒类书目122卷，并附有作者姓名[19]4366-4367。

谱牒类书目从《汉书·艺文志》到《明史·艺文志》一直是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著录于子部类书类下，在目录学著作中的地位明显下降。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谱牒类书目的政治功用逐渐消失。魏晋南北朝是谱牒发展鼎盛的时期，“谱学”也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这是谱牒类书目与政治联系最为密切的时期。谱牒规定了门第等级，门第等级又与选官用人相联系，这使得谱牒类书目的地位迅速攀升。在《隋书·经籍志》中谱牒类书目开始单独分类，成为史部目录下的一个二级类目。唐中期以后，谱牒所具有的选官用人的政治功能大为减弱，虽然谱牒也作为统治者的斗争工具被使用，但随着科举制的完善、皇权的加强，这种功用逐渐消失。唐末五代以来的战乱使世家大族分崩离析，有的迁往南方，有的在战乱中衰败，谱牒类著作也大批散佚。战乱过后，由于谱牒实际功用的缺失，这些世家大族并没有对散佚的谱牒进行重新纂修，而是任其消亡。宋代以来，政府放松了对私家修谱、建庙的限制，人们的宗族意识又逐渐活跃起来，但再也不可能形成像东晋那样“王与马共天下”的世家大族了，谱牒的政治功能基本不复存在。正是因为谱牒没有了政治功用，也使其在目录学中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明史·艺文志》中谱牒已被置于史部目录的末端，到《四库全书总目》时则完全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

《汉书·艺文志》是第一部流传至今的目录学著作，沿用刘歆的六分法，除“辑略”外，将汉及以前的天下图书分为6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等。术数略下置有“历谱”类。所谓“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7，主要用于记载汉代的天文历和四时历。其中也包括2种谱牒类书目，即《帝王诸侯世谱》20卷和《古来帝王年谱》5卷，共25卷[8]1766。另外《世本》15篇在六艺略下也有著录，与史部书目著录在一起[8]1714。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多次提到“谱牒”一词，并将其作为史料来源之一，但从《汉书·艺文志》对谱牒类书目的分属方式及著录卷数来看，谱牒类书目在这一时期显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四、结 语

谱牒自商周时期起源，隋以后逐渐成为史部目录下一个固定的二级子目，到清代最终被排除在史部目录之外，反映出谱牒类书目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社会功用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也导致其在目录学著作中地位的变化。实际上从古至今，代表家族意识的谱牒始终没有消亡。如今，国家重提“家庭、家教、家风”问题，使人们的视野又重新审视传统的家族观念。今天仍有很多家庭在撰修家谱、族谱，重新认识自己的家族文化。谱牒“敦宗睦族”的社会功能至今仍然适用，尽管它的政治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作为维持家族和睦、维系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仍然存在。

注 释：

① 关于这片甲骨的真伪,学界有不同看法：陈梦家、李学勤、于省吾等学者皆认为此甲骨为真品,而郭沫若、董作宾、胡厚轩等学者则认为是伪刻罗格斯大学的陈光宇教授于2016年又发表《儿氏家谱刻辞综述及其确为真品的证据》(《甲骨文与殷商史》,2016年第6辑,第267-297页)一文，力证“儿氏家谱”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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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文琪(1996- )，女，江苏丰县人，在读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宗族史、区域社会史研究

小云南即云南说，似有道理，而笔者不敢苟同。今滇省尚有云南驿、祥云县、云津桥等地名，独不见"小云南"之记载。

明初，朱元璋定鼎南京后，数次派使臣诏谕占据云南的梁王归顺，均遭拒绝，遂令傅友德、沐英率军征伐。傅友德征云南时带来的三十万大军，大部留驻云南，分拨于卫所。直到洪武末、永乐初，奉旨转驻山东各卫所军户一万五千余户，七万余人。这些军户虽大部分原籍并非云南，但长期驻守云南各地，妻室大部为云南土著之民之女，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子女是在云南出生，后来迁到山东而以云南为原籍，而迁居到山东的云南同乡们居地贯以小云南名之以示对云南故地的纪念，此为情理之中。但云南并非就是"小云南"。

小云南在山东说

小云南在山东的说法较为普遍，也被多数人所认同。

现收藏在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王姓家中《王氏谱书》，即王春芳始修于1958年，王彦兴续修于1985年。其内容有谱序、世系等。谱书中所记王氏原居"山东小云南大榆树"，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迁居辽宁入旗。所记"小云南"人小脚指甲分辨复形的特征和王氏从满习俗为其他谱书所不多见。

又据李林所著《满族宗谱研究》一书中宗族迁徙篇所记："由山东迁居关外的汉人，在籍贯上有两种，一种是山东小云南，一种是原籍云南，又迁到山东。小云南究竟在何处辽宁省岫岩县《王氏谱书》记载：顺治八年始祖王明政率四子，从山东小云南大榆树迁来奉天城北康家屯定居。由此来判断，所谓的'小云南'乃泛指山东登州、莱州、青州一带的地方，并非现在云南省地方。"

今吉林省吉林市第一商业局张锡印所藏《张氏家谱》记载，张氏迁吉前原居"山东小云南大榆树下"，于清道光年间迁居吉林。这亦把小云南定在山东。另有今吉林省舒兰市白旗镇三胞亲友联谊会会长马镇洛先生所存《马氏家谱》所记，马氏原居"山东小云南马家庄"，清乾隆时迁吉林永吉县缸窑镇，后迁舒兰县白旗镇。

以上谱书记载，证实了小云南不在山西，也非指云南省而就在山东一说。并且，其地域范围在莱州、登州、青州即今山东半岛地区。

小云南在山东，已为大部分民间家谱记述佐证。那么小云南在山东何地呢

明朝初年，倭寇不断侵扰沿海地区，今山东青岛地区，北东南三面环海，以山为岸，港湾交错，岛屿罗布，是为海防重地，为防倭寇侵袭，自洪武中先后在登、莱、青三州，设置七卫、十二所，即安东卫分辖东海中所(在今江苏连云港市)，隶青州府。大嵩卫分辖海阳所、大山所。靖海卫分辖宁津所。成山卫分辖寻山后所、百尺崖后所。威海卫分辖金山左所、奇山所，隶登州府。灵山卫分辖夏河寨前所、王徐寨前所，隶莱州府。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开始在今山东即墨市东20公里边海筑城设防，并于建文四年(1402年)置鳌山卫(即今即墨鳌山卫镇)、分辖雄崖守御千户所(在今即墨市丰城乡雄崖所)和浮山备御千户所(在今青岛市浮山所)划境而治，直隶莱州府。直至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卫所等裁并于即墨县。

鳌山设卫后，明政府先后从云南乌撒卫等地调来许多军队，这些军队又自鳌山卫分拨到登莱青各卫所。其中仅鳌山卫辖墩堡四十余处，迁入军户约七万余人。这些军户的祖籍遍布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四川乃至云南等广大地区。随傅友德平定云南后，便落籍云南守乌撒实行军屯。自洪武十四年(1381年)入滇，至永乐初年，驻守云南长达20余年，第二代也已长成。况且当年从军之时大部分只身一人，少数妻室家小是在驻守云南后随军，而独身者则多与当地女子结合成家，故转驻鳌山卫后，他们多以云南为原籍。查今山东省《即墨市地名志》记载，今即墨市30个乡镇近1000个村庄，半数民户多称祖籍为云南，或云南乌沙(撒)卫。亦有云南"槐阴县"、"威宁"、"毕阳县"、"乐歌屯"、"照阳山前"、"狮子口"、"凤仪县"、"哥嘎县牛角胡同"。而多数家谱为"云南乌沙(撒)卫，大槐树"或"乌沙(撒)卫槐树沟、大槐树里头"等。独无"小云南"字样。其迁移时间多为洪武末至永乐年间。而以随徐辉祖自云南乌撒卫转防鳌山卫者为多。《明史·四川土司传》说，乌撒，元置军民总管府。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蛮夷复叛，傅友德、沐英，因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四府离四川较近，上报朝廷，请将四府改隶四川获准。直到清雍正年间鄂尔泰命改土归流，因东川距昆明近而距成都远，经奏准将东川、镇雄、乌蒙复隶属云南，乌撒则隶属贵州。又据明万历版《即墨志》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即墨县人口为13480户，126800人。这其中鳌山设卫后一次性自云南迁来军户就达7万余人，占当时即墨总人口的60%还多，而这些军户以鳌山卫为中心分屯在即墨东部沿海，北至雄崖，南至浮山，包含今即墨全境和青岛市区。明代，鳌山卫是即墨的政治、军事中心，自云南迁来的军户，集居在这一地区，为不忘云南故地又区别于云南，而以小云南之名称于此地，是在情理之中。今吉林省的九台市东北部、舒兰市的西北部、榆树市的西南部这一地区沿松花江两岸即有"小昌邑"之称，正史虽不见记载，民间却广为流传。其名则源于清代乾隆以后，这一带属奉天府永吉州巴彦鄂佛罗防御旗管辖，而这一带的居民80%是在清代康熙以后来自山东莱州府昌邑县，为不忘故土，故冠以"小昌邑"之称。

近几年来，兴修家谱悄然升温。在湖北，修家谱方兴未艾，中华昌氏家族耗费近百万元，历时六年修成八卷通谱，追溯历史千年。寻根问祖的情感涌动背后，人们正在寻求宗亲文化的认同。那么，到底是什么家谱？家谱又包含哪些内容呢？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皇帝的家谱称玉牒，如新朝玉牒、皇宋玉牒。它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由正史中的帝王本纪及王侯列传、年表等演变而来。

主要内容包含：

姓氏起源：姓氏源流就是同一族得姓的来源与变迁，中国人的姓氏渊源大多很为古老，假若没有古书或旧谱的记载，后人就很难考究得清楚。从一姓到一国一家，不能不知晓自己根源来自何处，认清自己的姓氏来源，每套《家谱》都详细介绍了自己姓氏源流，这样才能世世代代承继，也能将族系根缘流传千百年；

2世系表：家谱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世系表”，就是说明一个家族里，祖先后代每一个成员名字的图表。它有四种基本的记述格式：欧式、苏式、宝塔式和牒记式；

3家训：中国的家谱一般都有家规族训，对于规范人生和教育子弟有着积极的意义。古代颜氏家训、柳氏家训、朱伯庐治家格言等都是德育很好的教材。司马迁、班固、陈寿等史学家在其史学著作《史记》、《汉书》、《三国志》中分别使用谱牒内容，使得史书更加准确与完备；

家传是用来记述家族中有名望、有功绩人的事迹的文体，是一种正式的传记，明朝之前，传与谱是分开来记的。传记中多配有该人的画像或关于该人的故事图画，让后代读起来备感生动形象。家传之用词以真实平朴为重，最忌溢美之词。这是评价一部“家传”水平高低与否的重要标准。“谱乃一家之史”，其中当然少不了家人的艺文著述，艺文著述以家族中名人所写的诗文著作为主要内容，也收集本族人与外人的书函，以及经籍、表策、碑文、书札等，有的还有版画、肖像画、版本作品、名家书法、歌曲等，从形式到内容都十分丰富。通常涉及史学、文化、经济、宗教等许多领域，在形式上甚至堪与“经典史料”相媲美。

历史上有一句话“成王败寇”，败者的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夏商周三代，拥有较多记载的只有周朝，夏商的历史大多都是在春秋战国人口中口口相传，一些历史成了野史记载，因此历史有太多让人疑惑的事。

好比《竹书纪年》以及马王堆出土的一些古代竹简，《竹书纪年》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的历史，但上面的记载颇为特异，光是五帝纪，关于尧、舜的禅让就不同，舜是发起兵变取代了尧。

至于距离我们相对较近的明清两代的历史又有什么偏差呢？首先要分清楚《明史》和《明实录》之间的区别，《明实录》是明朝历代官修的编年体史书，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

《明实录》共十三部，两千九百一十一卷，1600多万字，但由于战乱，残卷下来的只剩下66卷，而且这66卷多数都是穿抄本，穿抄本又是清抄本，因为明朝灭亡之后，清朝为了编写《明史》，就将《明实录》搬进了宫中。

四处收集起来的《明实录》残缺不全，为了能够顺利编写《明史》，又重新抄写了一遍《明实录》，《明史》完成之后，残缺不全的明朝史官编写的《明实录》就被收藏在内阁大库当中。

不过在乾隆四十八年三月，清朝保留下来的明朝正、副、大、小四种官方本子全部焚毁，如今的《明史》以及《明实录》大多数都是由清朝完成，那么大清在编写明朝的历史时，有没有篡改呢？

篡改是存在的，因为康熙时期，流传下来的一些抄本，有非常多的忌讳，比如，“唐玄宗”要写成“唐元宗”，要说《明实录》保持最全的还是日本，1944年日本就根据明代保留的残本编写了《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

这部书的前言就详细的将了日本收藏《明实录》的具体情况，不过除了日本，民间流传的一些家谱也是明朝历史的见证，福建同安县发现了一本《张氏族谱》，这是太监张敏的家谱。

族谱记载张敏在1475年当上了司礼大太监，在残缺的一些《明实录》当中记载他死于1485年，而《明史》却记载在1488年，张敏跟明宪宗之间有过一段对话，这显然不太可能，从上述来讲，《明史》都是按照清抄本《明实录》编写的。

根据康熙、乾隆清抄本的一些忌讳，难免会出现各种纰漏。

孔子的后代到目前为止已有多少人了

据估计，目前健在的孔子后裔达300多万人，在大陆的孔子后裔有250万人。在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韩国、美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也分布着大批孔子后裔。

孔子家族是指孔子的所有后裔总称，孔子后裔有曲阜孔氏，阙里孔氏，真孔，内孔，内院孔等。现存在的后裔是第80代孙，孔佑仁，孔垂长。

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日透露，《孔子世家谱》将新收录后裔100多万人，约20万女性后裔将被首次收录。

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办公室主任孔德宏26日在于曲阜举行的世界孔子后裔联谊总会首届年会上说，《孔子世家谱》正在进行第五次修订。上一次《孔子世家谱》修订数据截止到1937年，基本面临断续危险。修订后，《孔子世家谱》收录总人数将达到150万人。

“这次之所以收录女性是因为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认为现代社会男女平等，而且女性虽要出嫁，但也姓孔，也是孔子的后裔。”孔德宏说。

《孔子世家谱》在2005年被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认定为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家谱。孔子的族人传承至今已繁衍有82代。自明朝以来，《孔子世家谱》60年一大修，30年一小修。

这次《孔子世家谱》续修的动议始于1987年。时任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的谷牧副总理和会长匡亚明分别向孔子后裔孔德墉提出续修建议，经与海内外的其他孔子后裔商议，于1996年开始修订。

在此之前，《孔子世家谱》曾在明、清、民国时期四次大修，最后一次收录孔子后裔人数为50万人。

据介绍，这次《孔子世家谱》修订一改以往官修惯例，完全由孔子后人自己出资修订，后裔调查登记范围遍及世界各地。到目前为止，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已在各地建立了450多个续修机构，新收录后裔人数超过100万，超过历次修订规模。

孔德宏说，现在续修工作已全面进入编辑阶段。这次续修依据的资料包括以往编修的《孔子世家谱》、新登记后裔和民间各地族人保存的家谱及口碑、墓碑资料等。

据介绍，经过10年后裔普查登记工作，孔子世家谱续修工作协会发现了几百年来未续入过总谱的外迁支派及入籍少数民族的孔子后裔。其中，去年台湾分会发现了台湾屏东一孔姓支谱。

新续修的《孔子世家谱》不仅增加诸如配偶、文化程度等信息，还将被数字化。孔世后裔只需点击鼠标，“一家人”的树状图就能显示出来。同时，新家谱还将增加一幅中国地图，显示孔子后裔在中国各地的分布情况。

据孔德宏透露，新谱可望在孔子诞生2560周年（2009年）完稿付印。

扩展资料：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由他创立的儒家思想强调以人为本，倡导仁爱、忠孝及正直完整的人格，在思想和文化上主张“和而不同”。儒学研究者认为，这些思想对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之风，倡导仁义礼智信。相传孔子曾问礼于老子，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他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前后达十三年，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其人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祭祀孔子的“祭孔大典”一度成为和中国祖先神祭祀同等级别的“大祀”。

孔佑仁，男，汉族，是孔子第80代嫡长孙，2006年元旦在台湾出生。前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前台当局考试院院长孔德成经一个半月的推敲，为曾孙命名为孔佑仁。

孔垂长，1975年7月出生在台 北市，孔子第79代嫡孙，末代衍圣公、台湾前“考试院长”孔德成之长孙。现任台湾地区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华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协会会长。2009年9月28日在台湾举行的“中枢祭孔大典”仪式上，接替孔德成担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盛世修志，旺族建谱。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全国首轮新方志大潮影响下，邳州很多家族也纷纷建谱或续谱。时隔三十年后，民间宗族续谱之势，方兴未艾。笔者喜爱民俗，有幸拜读或接触了几十部族谱。有民国以前的影印本，有建国后的手抄本，更多的是近现代印刷本。虽版本不一，但设计装潢都很用心、精美。每部族谱都饱含着丰富之内涵。很多族人族事均可作为官修史志文献资料的有益补充。据说有关邳地为夏代奚仲封地的史料最早就出自民间族谱。所以，方志学家将宗谱与官修史志相提并论：“邑之有志，如国之有史，家之有谱也。”如此可见，姓氏宗谱不仅是一家之史，同时也是国史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姓氏起源于炎黄二帝。据姓氏专著记载：炎帝居姜水，以姜为姓。黄帝居姬水，以姬为姓。黄帝24子中有半数以封地为姓。其后人又以其先祖姓名官爵为氏。这些姓氏有的延传至今，有的中途消亡。邳州最早的土著姓氏则源于夏代车正官奚仲、徐国国君徐偃王，以及在邳地有所建树的名人官宦。这在古《邳州志》中已有记载。随着历史的进程一页页翻到现在，邳州族谱有言传不尽的厚重感和可读性。邳州的单姓均源于父姓，邳州的“复姓”（体现在姓名中仍是单姓），则源于母姓。如土山“孟沈”、徐塘“杨龚”、滩上“丁张”、铁佛“冯张”等。赵墩“倪、王、张”三姓同宗，则另有一段动人故事。邳州各姓氏的始祖都是炎黄二帝的子孙，名门望族的佼佼者。但其邳地始迁祖的身份却各不相同。有些是山西洪洞喜鹊窝的移民，有些是携家带眷异地从政的官员，有些是带兵打仗封侯的军人，有些是远离故土闯江湖的商贾，还有些是躲避天灾人祸的逃难者。这些家族的历史，客观反映了古代华夏社会背景和邳地生存环境。族谱从不同视角记载的这些史料，对研究邳州历史是十分有用的。

族谱，旧时记载一姓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谱籍，源于宋代（辞海注）。又有宗谱、家乘、世谱、统谱、支谱等多种称谓。其内涵有二十余项。但常设的主要内容有凡例、本族来源、祠规祖训、字辈谱、名人传图、族人世系表、生卒年与祖茔墓地等。相对而言，民国以前的老谱，有一定的局限性。现代新谱在传承中有发展创新、更规范。但细细观之，却有诸多不尽人意或不合时宜之处。笔者不妨坦然言之，有心者不妨姑妄听之。

族谱，一般设有本族来源专栏，或在开篇序言中作木本水源之追溯。远则本族始祖（血缘祖），近则一地或一支始迁祖，为何许人也？无论创谱或续谱，都要原原本本记之。不能简化或省略。老谱操作比较到位，而有些新谱却忽视这一点。存在有源无尾，或无源有尾现象。源，是指一族血缘始祖和一地之始迁祖。尾，是指始迁祖所在地族人传承现状。包括字辈谱、世系表、族人蕃衍和播迁情况。这是族谱的主体内容，是项难活细活。如有疏漏错误将会影响族谱质量，伤害族人感情。

堂号，也叫堂名。旧时，家族祭祀祖先和议事的厅堂或祠堂家庙的名称。是一个家族或一支系族的徽号，也是民间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堂号命名取材较广，总体可分为两类：一以发祥地名为堂号。包括郡望总堂号和以州、府、县、邑地名命名的支系堂号。二为自主堂号。一般取材于本支系始祖的名字、官讳、谥号，或功业文章、嘉行懿德、居所斋馆等。建谱时，对本族的堂号由来要加以考证，名称用字要规正，不可有随意性。笔者翻阅族谱时发现，有些族谱堂号在用字用典时有欠准确。如“半部堂”是赵姓堂号之一，源于宋代功臣名相赵普。他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高论。如把“部”写成“步”，当何解释？“叙诗堂”是赵墩毛姓堂号，典出毛姓先祖、宋代学者毛晃。毛晃，江西人，酷爱文学，闭门著述。传世作品有《禹贡指南》、《增注礼部韵略》，又有“铁砚先生”之誉称。经查证，“叙诗”二字可能是“学仕”口音之误。“学仕堂”才是正确的。“记阳堂”是赵墩卞姓堂号，源于春秋战国名士卞和。楚文王得宝玉后，封卞和为“零阳侯”，卞氏堂号中的“记”可能是“零”之误。又如蔡氏“济阳堂”误写成“洛阳堂”，闫氏“榆德堂”误写成“树德堂”。焦姓有“林易堂”、“传易堂”二说。经查，其先祖焦赣，梁人。汉昭帝时官至小黄令，元帝时位列“三老”。有著作《易林》传世，现堂号是否与此书有关？炮车一杨氏堂号为“悬鱼堂”。经查，“悬鱼堂”之典出自东汉名臣羊续。当时民间有羊续廉洁从政，拒收“鱼”礼之美谈。这其中是否有从“羊”姓演变为“杨”姓之隐情？否则，有错认先祖之嫌。还有一些疑点，不一一赘述。目前，邳州姓氏中尚有一些堂号不明由来。笔者对堂号稍有搜集，可为不详堂号提供帮助，以助贵氏家谱更加完美地传于后人。

字辈谱，是规范族内成员姓名排行的字语。又称排行诗、行第、排行等。也是有关族内尊卑的严肃问题。邳州姓氏大多采用一辈一字，百辈百字。为便于记忆，习惯四字或五字一句，并有明确的内涵。如宋氏采用百世百字。自十二世起，四字一句，共二十四句。少数姓氏的字辈谱固定为八字或十二字，族人起名采用循环式。因此出现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