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的“徽”，从何处来？
1987年11月，国务院发文，宣布撤销徽州地区，转而成立地级黄山市。对于这次更名，不少徽州人仍“耿耿于怀”：我们徽州便只剩下了一个旅游景区吗？
徽州的珍贵并不在于名字。山水与村落，是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游人探访徽州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徽州文化的精髓，体现在从哲学艺术到生活方式的自成体系。形成这一特殊地域文化的背后力量又是什么呢？
01 徽州，山水是她的底色
古徽州长期保持一府（州）六县的格局，下辖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近代以来徽州府经历行政区划的变革，先是婺源转隶江西，后是绩溪划归安徽省宣城市，徽州的主体部分则作为今黄山市存在。“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的的确确是徽州地区，乃至安徽、中国的一张名片。
徽州经历过剧烈的地质运动。从而形成了中部断陷盆地，两侧断块隆起的基本格局。从地理的角度来说，黄山山脉是长江、钱塘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东接天目山，北连九华山，是皖南山地的中枢。以黄山为首，徽州有着众多的山地丘陵。根据《徽州地区简志》，徽州地区撤销前辖区面积13403平方公里，其中山地丘陵总面积达到了10578平方公里。因为有了这些山，才有了新安画派，才有了行遍天下的徽商，才有了我们看到的徽州。
外地游客去到徽州游玩，多半也是为了看徽州的山。作家郁达夫到徽州旅行时也对山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车非要穿入山去，学穿山甲，学神仙的土遁，才能到得徽州了……我先在车里默数着，要绕几个弯，过几条岭才到得徽州，但后来为周围的险景一吓，竟把数目忘了”。
徽州的山太过有名，以至于水的作用往往被人们所忽略。
最重要的新安江东流进入浙江，阊江、乐安江南流入鄱阳湖，青弋江北流入长江。徽州山地丘陵占主导，但是发源于其间的河流水系不断冲刷侵蚀，使得徽州境内散落着大小不一的山间盆地，进而为后来徽州人的繁衍生息提供了空间。徽州的古镇、古村落都是依托盆地与谷地兴建。
在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为本，徽州的地理条件绝对算不上优渥。比如满是奇松怪石的黄山，怎么看也不像是个种地的好地方。徽州人只能在盆地与河流沿岸平原，从事有限的农业生产。不过，多亏了这种艰苦环境，才塑造出徽州文化。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就是这个道理。
02 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
在徽州的故事里，山的作用在于阻隔，水的作用则在于沟通。
徽州被山脉包围，形势险固，甚至有人将之比作“蜀之剑阁”。山越是这块土地原本的主人，他们就倚仗地形优势，拒绝接受中原的统治。在中原王朝势力逐渐南下的过程中，这些山中土著与外来势力的冲突就不时发生。东汉末年，孙吴重兵围剿山越，将山民驱逐出山，才第一次在这里建郡（新都郡），开启有效统治。
徽州是个移民社会。西晋末年战乱爆发，徽州险峻的山峰，足以成为挡在战乱与百姓之间的屏障。这块开发尚不完全的“世外桃源”成为北方难民落脚地之一。
以家族为单位的北方世家大族陆续定居于此，徽州人对血缘纽带的执着，此时已埋下了一颗种子。类似的故事又在唐末五代、北宋末年两度发生，迁入的百姓成为徽州居民的主体。从这种角度来看，大概所有徽州人都不属于这里。
徽州人的脚步倒也真的没有停下过。徽州移民社会的属性不光是“走进来”，也是“跑出去”。明朝人王世贞就说：“大抵徽歙，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州人看起来好像都是坐不住的性子。
徽州连接周边省份除了数条古驿道，靠得就是四通八达的水系。因为多山，徽州的河流大多湍急，所以易出难进。对于打算外出谋生的徽州人来说，水流湍急却是自有好处。徽州的木材商便是通过“放木排”的方式将木材销往外地，也就是将木材捆扎成排，顺水而下。
君主专制时期，商人受歧视，经商被视为“舍本逐末”，徽州人却“寄命于商”。他们脑后有反骨吗？偏要与朝廷对着干？徽州人经商是迫于无奈，毕竟这里的耕地太少了。不过，正是他们的背井离乡奠定了徽州繁盛一时的物质基础。
03 无徽商，不徽州
如今我们提起徽商，第一反应会是明清的盐商，亦或者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其实徽州的商业活动开始得很早，并且形成了不小的规模。
唐朝成书的《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记载当时“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唐代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中，已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词句（唐中叶划黟县赤山镇与饶州浮梁县地设祁门县）。可见祁门一带在唐朝已成为重要的茶叶集散地。
“徽骆驼”们外出经商的直接原因是人多地少，但这并不能解释徽商为什么能成为最重要的商帮。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徽州人宗族观念极重。唐末以来北方士族群体遭到了战争的破坏，世家大族的那种家族观反而在徽州这个“避难天堂”保留了下来，并逐渐成为影响地区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明朝嘉靖年间，长期以来禁止庶民建立家庙的限制被打破，徽州从宋朝就开始的家祭风俗逐渐走向公开化，徽州人骨子里的宗族观被去掉了最后一副枷锁，凝聚力大大加强。以同姓为单位的徽州商帮自然而然受惠于宗族文化。
《茗州吴氏家典》就有“势不得不从事商贾，族众或提携之”这样一条家法。徽州人投身商海的资本也大多是通过家族以及不同家族之间的联姻而获得。《清稗类钞》中记载，汪氏家族移居徽州后，只与程氏联姻，因为两家都是富商巨贾。不仅如此，徽商甚至雇佣学徒伙计都优先选择家族内知根知底的人。
俗话说“无徽不成镇”，徽州人走到哪便把家安在哪。同乡同族的情谊，使得他们在客居地自发形成了商会组织。同时家族从事同一行业也有利于形成垄断，取得利益最大化。比如开设典当铺的就大多是休宁籍商人。
经营有方，加上抱团取暖，徽商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除了用这些钱财进一步投资，提高生活水平，以及造福乡里，就是徽商的主要目的。
徽州的村落很多是一姓村，同村便是同宗，宗族观念让徽商有很强的责任感，认为必须要为同族做出贡献，这也是一桩光宗耀祖的美事。西溪南吴氏家族财力雄厚，他们就专门延请水利专家为村落修建条堨等水利工程，这些明朝修建的水渠至今仍在使用。
捐资公共工程之外，吴氏家族最知名的是与文人墨客的来往。新安画派的****渐江曾长期住在吴家的家山寺庙之中，明朝知名才子董其昌、祝枝山等人都是吴家的座上宾。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吴家家山，就是现在无人不知的黄山。与文人交往在徽商群体中并不稀见，吴氏家族最令人惊叹的还是家藏的艺术品。吴家以盐业致富，巨额财富让他们可以收藏许多艺术珍品，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前一阵因赴日展览而引爆舆论的“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真迹。
然而，也并不是所有文人都对徽州感兴趣。人们常引用汤显祖所说“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来赞美徽州，其实这是清高的若士先生在讽刺徽州这个“名利场”，表明自己不愿意去徽州谋名利。不过，这倒也侧面说明了徽州人的能量之大。
徽州像吴氏一样的大家族还有很多。他们大多与文人士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兴建书院。
04 再穷不能穷教育
徽商一直有儒商的称号。他们对于文化教育的重视，放眼全国也难有能与之相比者。
歙县鲍氏的徽商鲍柏庭曾直说：“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有钱了不办教育，有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处呢？徽州的诸多大家族也几乎都有先弃农从商，致富后再投资办学让子弟读书的经历。绩溪胡氏家族一支明经胡氏，就是因为始祖胡昌翼中科举，便以科目之一的明经指代家族。
徽州文风兴盛并不是偶然。因为这里是程朱理学正宗所在。朱熹和程颐、程颢兄弟的祖籍地，都是徽州。理学所阐述的那一套“纲常伦理”，既是古代中国的主流思想，又深度契合徽商重宗族的文化内核。希望通过科举取士得到更多话语权，又必须保持家族稳定的徽州人，自然重视儒学。
明清两朝，“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书院这种形式始于唐朝，是徽州儒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自明朝起，徽商通过垄断盐业取得巨额财富，书院也得到了大量资助，即使是深山远谷之中，也能听到诵读声，时人称徽州为“东南邹鲁”。
中国人向来在教育上是毫不吝啬的。家里再困难也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条件，徽州人可以说是最佳的例证之一。明万历年间的礼部尚书歙县人许国，少时父亲经商失败，只好自己一边经商一边读书，可惜连续五次乡试不中，家产变卖一空后跑到河边寻短见，最后是得到了木材商的资助才能够继续读书。许国一人的经历，已足以看出徽州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商人与士人的良好结合，也是徽州文化的特殊性所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士一直是排在首位的。商人的社会地位则最低，科举制形成之初，商人甚至都不被允许参加科举。而徽州人能够直接说出“读书好，经商好，效好便好”这样务实的话，或许才是这片土地发展出徽州文化的真正原因。
05 徽，中式美学的一个符号
不管是经商还是做官，徽州人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们改变家乡面貌的同时，也改变着客居地的一切。清朝时扬州的繁荣，就得益于客居当地的徽州盐商。由于尊儒的传统，这些商人，并不是只知挥霍的暴发户，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在中国人深厚的文化中留下独特的一种美。
士农工商之中，最能给今天的我们留下直观印象的不是别人，正是徽州工匠。
或许是学风兴盛，徽州的工艺品之中最有名的就是文房用品：汪笔、徽墨、澄心堂纸、歙砚。由于徽州多山地，松树极多，可以满足大量生产松烟墨的需要。徽墨制法复杂，在徽州本地还要细分为歙（县）、休（宁）、婺（源）三派。此外，往来于徽商家中的文人墨客，又参与到工匠制墨的过程之中，使得徽墨实用性、艺术性并重。尽管世事变迁，徽墨一直名列国人通称的“文房四宝”之中。
徽州三雕更是直接受惠于徽商雄厚的财力。徽商兴建住宅，或者为家族修建祠堂，都离不开砖雕、石雕、木雕的装饰。从人物、山水到花草、鸟兽，都是徽州三雕常见的题材。装饰房屋的同时，也起到潜移默化的说教作用，让族人耳濡目染，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因为这些精致的雕刻存在，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远观素雅，近观则充满丰富的细节，充分展示了徽州人的审美情趣。
徽州文化大概也是这样。乍一看是徽商文化主导的一种地区文化，其实仔细观察便可发现背后丰富而细腻的文化内涵。里面装着的是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是中国人穷则思变的务实思想，也是对于家族传承的深刻体会。
大的徽州的区划已不存在。但是，历经沧桑的徽州文化，传承未曾断绝。她在山水之间展现一如往昔的姿态，也藏在可感可知的文化符号之中，向后人证实着自己的存在。
参考资料：
“徽骆驼”与“绩溪牛”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绕，层峦叠嶂，河流交叉，风景优美。长期以来它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但是，这里可耕土地非常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质非常差，“骍刚而不化”，不适于耕种。而且遇到雨水丰富的季节，山洪暴发，耕地就被淹没，庄稼被洪水横扫一空；而到雨水稀少的季节，耕地就会缺水干涸而龟裂，只要有十天不下雨，山民就要仰天而呼，求神祈祷下雨。耕地如此之少，但是到明清时期，这里的人口却迅速增加，大大地超过了有限耕地的承载力，造成了严重的地少人多的矛盾。
正是在这种地少人多、农耕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造就了一群群 “徽骆驼”和“绩溪牛”。这里的“徽骆驼”和“绩溪牛”指的是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的是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们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谐等等优秀品质。
明清以来，不少人在观察、了解、研究徽商后，都把徽商比作“徽骆驼”，这是对徽州商帮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体品质。
不过，在徽州六县当中，绩溪徽商的兴起要比其他县商人晚一些，所以，当徽州其他县的商人日趋没落之际，绩溪徽商却方兴未艾。这种后继之秀、乱世中争雄的徽商余辉同样令人们关注，折射在绩溪徽商身上的“绩溪牛”精神，也已成为中外学者争相发掘、探索和研究的对象。如今更多的时候，人们已不仅仅局限于绩溪商人，而是把它同样地形容于所有的徽商后起之秀身上。
无论是“徽骆驼”还是“绩溪牛”，它们都是对徽商精神的形象概括。在如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环境的优越远非明清时代所能比拟，然而，作为一种创业精神——徽商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去探究、学习和借鉴。概括起来，徽商精神有下述要点：
其一，卫国安民的爱国精神。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态度决定了一切。
其三，度势趋时的竞争精神。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其四，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徽商的和协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并在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其五，惠而不费的勤俭精神。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其六，以义制利的奉献精神。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其七，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其八，以众帮众的团队精神，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有一吴姓徽商家族，族里长辈就曾制定这样的族规：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读书，并且家里又无田可耕的，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么族里诸位有经营经验的长辈在外要么提携他，要么在其他亲友处推荐他，好让他能有个稳定的职业，可供其糊口，千万不能让他在外游手好闲，以致衍生祸患。
有位徽州商人名叫方用彬，他在经商过程中，结交了包括政府官僚、文人士大夫、缙绅商贾等等各界朋友。那么方用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儒商是怎样认识这么多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的呢？他是怎样建立这样一个广泛的交际网络的呢？要知道在当时交通、通讯都远远不如今天发达。答案就是除了方用彬本人喜好交游而且文学书画无所不通外，他的同宗同乡关系给了他许多接触不同人物的机会。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
就拿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由于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在外经商的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纂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比如说，一旦出现一些不顾家乡的族人，族中一些长老就会百般对他们进行劝诫，说：“我们徽州家乡一直保留着千百年的祖墓，千百年的祠堂，千百户的乡村。这些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啊。假如你们背离了家乡，即使子孙可以长保富贵，但是他们在外地已成为孤家单亲，假设出现家业败落的情况，就会无依无靠。这种轻易背离家乡的事情，你可要谨慎地好好想想！”这些舆论说教再加上道德和宗族法规的制约，使宗族和乡缘之链坚实而牢靠，也就使徽商的团队精神愈加发扬，团队力量也就愈加壮大。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不做“茴香萝卜干”
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则民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
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民国《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往往一村甚至一乡都是一个家族，所谓“千丁之族，未尝散处”。他们宗族观念浓厚，宗法成为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同样，在经商中，宗法在族人中同样起着重要的关联作用，往往出现“举族经商”的情况，族人之间在经商中相互提携、相互关照。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譬如祁门倪国树，颇具经商才能，曾贩木饶河，后不幸溺死在一处渡口。其子起蛰当时还在襁褓中，长大后立志继续父志，努力学习经商，经商中不图厚利，往往以义为利，声名远播，最后成为一名富商。在徽州《许氏家谱》中，还记载了一段更为感人的“家庭创业史”：许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许道善，年轻时曾在清源经商，因为他善于经营，赢利累至千金，在当地商人中名列前茅。后来中途回家，商业随之中断，家中逐渐困顿。道善看着儿子们渐渐长大，于是决心复出经商。他命儿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临清经商。不久，因遇骚乱，道善所带资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异乡。其子永京为了振兴家业，毅然继承父志，告别母亲与妻儿，循着父亲的足迹出外经营。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几十年，最后也是死于异乡。永京的儿子长大成人后，母亲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命他继续出门经商，完成爷爷和父亲未竟的事业。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家终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家业重新振兴起来。这样的事例在徽商中还有很多。
在北京西城区宣武门以西有座明清时期的王府，沿府东围墙，一条南北拖东的丁字形胡同，与东西向的“石驸马大街”相联，这丁字形胡同就叫“鲍家街”。据山西应州《鲍氏家谱》载：此府清初是秘书院大学士鲍承先公所居，称“鲍丞相府”，也可能据此巷名始称“鲍家街”。鲍承先是应州鲍氏始迁祖孟辉公五世孙，是清初第一位汉族丞相。卒于北京，葬京西沙锅村，墓碑犹存。鲍丞相府由其子鲍敬等居住，后鲍敬任河北总兵、迁大同总兵，即返大同居住，时为康熙年间。如今，这座府的外部还比较完整，墙垣保留了原貌，从正门以北已经进行了改建。民国年间这里曾是中华大学，后改为民国大学，现为中央音乐学院校址。其府门、正殿、后楼等建筑仍然完好。
波[波，读音作bō(ㄅㄛ)，亦可读作pō(ㄆㄛ)]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东夷族，出自夏、商、周王朝时期古河流波水，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与古老的姜姓、姬姓一样，波姓亦是以水名为姓，即以所居河流及其流域名称为姓氏。远古时期，发源于霍阳山西川之水被称作“波水”，古人类依水而居，因以为姓氏，称波姓，读音作bō(ㄅㄛ)，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与姜姓、姬姓同期而源，为东夷族人的原始姓氏。
霍阳山，亦称“南岳山”。这个“南岳”，非湖南省衡阳市境内的南岳衡山，而是以汉武帝刘彻敕封的小南岳为名，亦称小衡山。
霍阳山地区在春秋时期属于楚国潜邑，在战国初期起即建有城池，至南朝梁国时期改置为霍州，后在梁天监六（公元507年），改置为岳安郡岳安县。隋朝开皇初年以霍阳山为名改称霍山县。唐朝以后曾一度改名为开化县、武昌县、盛唐县。明朝弘治年间复置为霍山县，并一直称其名至今。霍阳山属于大别山北麓，故城旧址在今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西部。
据史籍《水经注》中的记载：“波水，出霍阳西川大岭东谷。”波水，即今淮河的支流东淠河，亦称潜水，是著名的“亚洲第一坝”之佛子岭水库的主源上游。佛子岭水库始建于1952年1月，竣工于1954年9月，是新中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水库，该库控制流域面积一千八百四十余平方公里，设计水位一百三十米，相应库容四亿九千六百立方米；电站装机容量三万一千瓦，平均年发电量一亿两千四百万瓦，灌溉耕地面积三百万亩。
注：
该支波姓家族之姓氏为姓，而非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西周时期荥雒吏，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古播泽，在豫州，亦称荥播、荥泽、荥波、洛水、兖水、洛河。
豫州，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大州之名，辖六个郡、国，九十七个县，治所在谯(今安徽亳州)，整个辖区包括今河南南部、淮河以北、伏牛山以东的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西北角及山东西南角一带地区。其间有一大泽，称播泽，全名叫作“荥播泽”
播泽，即荥波、荥泽。在史籍《史记·夏本纪》中记载：“荥播既都。”司马贞指出：“《古文尚书》作‘荥波’，此及今文并云‘荥播’。”在典籍《周礼·夏官·职方氏》中也记载：“其川荥雒，其浸波溠。”汉朝学者郑玄注：“荥，兖水也，出东垣，入于河，泆为荥。荥在荥阳，波读为播，典籍《书·禹贡》中说：‘荥播既潴。’”
荥雒，即荥雒吏，亦称荥波吏、播吏，自东周王朝以来就一直设有，直至唐朝大周皇帝武则天执政时期以后方废黜，负责掌管洛水两岸的水利工程建设和防洪减灾诸事宜，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波氏、播氏、荥氏，波氏读音作bō(ㄅㄛ)。
第三个渊源：源于禽名，出自西周经典崇拜之禽沸波，属于以图腾崇拜为氏。
沸波，古代所称的禽鸟之名，亦称王睢、睢鸠，就是今天俗称的鱼鹰，学名鸬鹚(Phalacrocorax carbo)，属鸟纲鹈形目鸬鹚科，在中国有五种，几乎遍布全国各地。
在典籍《诗经》中有一首流吟千古的著名诗句：“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中所称之“睢鸠”，俗名就是“沸波”，以其“浮游于水，奋扎上下，水之沸波，取鱼如戏”而名，是中国古代人类最早驯化的禽类之一，也是千百年来为渔者的重要捕渔工具，名列五禽六畜，是古淮河流域渔民供奉的图腾之一，称沸波神。
在典籍《禽经》中记载有：“王睢，鱼鹰也。诗谓之睢鸠，淮南子谓之沸波。”
渔民，在中国上古时代历来就是“贱民”之属，多无姓氏，在以鱼鹰为主要猎渔工具的渔民后代中，有以其“沸波”之名为姓氏者，称波氏，读音作bō(ㄅㄛ)，是非常古老的职业姓氏之一。
注：
古诗《关睢》：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第四个渊源：源于西南夷，出自商王朝时期古蜀国原始嫡庶之分，属于以分宗称谓为氏。
在商末周初，在原居于四川地区的古蜀国住民中，称年长、辈份高、受民众尊敬者为“波”，至今仍是彝族、苗族、羌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当中对长者的普遍尊称，沿用数千年而无歇。
在史籍《范成大·吴船录》中记载有：“蜀中称尊者为波，祖及外祖皆曰波。”
该称谓在西周王朝统治古蜀、巴地区后，经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楚国、秦国分别占据古蜀、巴地区以后，汉文化逐渐浸化巴、蜀乃至西南地区，“波”被用来分鉴宗族嫡庶，因此有长支嫡系宗族或部落者，以“波”为姓氏，以别于庶支宗亲，称波氏，读音作bō(ㄅㄛ)，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傣族中。
第五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汉朝时期水工设施官员陂川吏，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据史籍《前汉·江都易王传》记载：“后游雷波天大风”之注，波通阪，同陂。
汉朝时期，朝廷为治理河管理水工，设有陂工寺，隶属工部，相当于西周时期掌管营造工程事项机关的冬官、战国时期的大司空。西汉王朝时期设工部尚书五名，其中一名专职管理陂工寺，属员为陂川吏，负责水工设施如堤坝、陂堰、渠道等的建设与督管，在东汉时期称民曹，俗称陂工曹、陂曹、工曹。唐朝时期改称侍郎、司川。
水工建设与水患防御一直为历朝历代所重视，因此陂川吏官秩相当高，位从四品，秩并中一千五百石。
在古代，“陂”与“波”通假，尤其在水工方面，因此陂川吏，亦称波川吏，简称波吏、川吏，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波氏，读作pō(ㄆㄛ)。
第六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明朝时期女真波罗军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记载：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亦承博尔机锦氏、包结虑驼氏，源出元太祖“黄金家族”孛儿只斤氏后裔，突厥语为“蓝眼睛的人”，世居科尔沁、锡喇木楞、乌鲁特、扎鲁特、克鲁伦、察哈尔、呼伦贝尔、克什克腾、阿巴噶、巴岳特等地。后有满足引为姓氏者，满语为Borjigit Hala，在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波氏、包氏、鲍氏、博氏、李氏、陆氏、王氏、梁氏、尹氏、寇氏、奇氏等，波氏读音作bō(ㄅㄛ)。
第七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明朝时期女真族，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波罗军氏，亦称博尔津氏，满语为Borj1n Hala，汉义的意思“波浪”，世居阿布海克勒伦(今内蒙古克鲁伦河流域)。在清朝中叶以后有冠汉姓为波氏、巴氏、博氏、罗氏者，波氏读音作bō(ㄅㄛ)。
据二十世纪初苏联学者史禄国(SMShirokogoroff)在1924年发表的《满族的社会组织·第一章·部族姓氏表》中记载：满族波勒氏，满语为Bere Hala，汉义“弓”，源出东海女真库雅拉部，是老满洲部族之一，但很早即属于满族脱谱姓氏，人数稀少，仅有四个小宗支，世居黑龙江东海兴阿村(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后多冠汉姓为波氏，读音作bō(ㄅㄛ)。
二历史名人：
波渣立：(公元？～1675年待考)，亦称波罗军·巴渣立、巴扎尔；满洲正白旗人，籍贯阿布海克勒伦(今内蒙古克鲁伦)。著名清朝将领。
祖父波罗军·色冷在后金国初归附佟·努尔哈赤，授二等轻车都尉，其父波罗军·富尔丹承袭，加至三等男爵。
波罗军·富尔丹逝世后，其长子波渣立承袭父职，在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平灭三藩期间，与吴三桂作战时阵亡，追赠二等男爵，由其弟波赏承袭其爵位。
徽州的“徽”，从何处来？
本文2023-10-20 01:09:48发表“资讯”栏目。
本文链接：https://www.lezaizhuan.com/article/294807.html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