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名字的由来 

章士钊年轻时曾在日本留学。在日本，他重要收获之一是“发明”了孙中山这个名字。  

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孙中山。其实，孙中山的家谱上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清廷档案中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民国政府档案中也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中国国民党党史中也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孙中山留下的所有著作中也没有出现过孙中山这个名字。孙中山本人从来没有用过孙中山这个名字。孙中山这个词是章士钊一时疏忽翻译错误造成的。 

孙中山在德明族谱上的名字叫孙帝，乃亲人为其请求“北帝”神，护佑之意。孙中山上学后的名叫孙文，字载之。载之由名“文”而来，取“文以载道”之义。孙中山信天主教，教号叫日新，取自《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语。孙中山常年流亡国外，孙中山的英文名字是Sun Yat-sen（孙日新），西方人称孙中山为孙逸仙，英文Sun Yat-sen译为汉语就是“孙逸仙”。孙中山行医时用的名字是孙逸仙。 

“孙中山”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1903年出版的章士钊翻译的《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中。 

这本书出版前，孙文在东南亚及美洲等地筹募革命经费，并于广州湾一带策划革命活动，震动了清廷，也就上了清政府的“黑名单”。清廷在公文中，皆在其名字“文”上做文章，加上三点水部首，贬称其为“孙汶”。“汶汶”一词，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解此文的人，或说“汶汶，犹昏暗不明也”，或说“蒙垢尘也”，或说“玷污也”。可见，“汶”是一个贬义词，是清政府的官吏们有意侮辱、打击、谩骂孙文这位革命领袖所使用的。因此，在那个时候一般老百姓的心里，“孙汶”是广州湾一带的江洋大盗。如此，孙文的思想怎么能得到宣传，孙文的形象怎么能得到树立 孙中山1897年曾流亡日本，为逃避清廷通缉，化名中山樵。中山是日本的姓氏，明治天皇的母亲姓中山。孙中山钦佩明治天皇推动明治维新之举措，便为其取日本姓为“中山”，加上自取之名“樵”。孙中山在日本的朋友为了掩护孙，称孙文为中山先生。 

1903年，章士钊在日本王佩叔家做客，偶然在其书房的信袋中发现了“中山樵”写给王的信函，其字迹苍劲雄浑，别具风范，于是询问王，王佩叔以实相告：“中山樵”即“孙文”。 

此时，恰好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在日本出版。其中有一段记载孙文的文章。章士钊将这书有关孙文的段落翻译为中文，书名为《大革命家孙逸仙》。书名不叫《大革命家孙文》是因为清政府把“孙汶”视为“国贼”、“海盗”通令缉拿。书中注明：“孙文即中山樵先生”。章士钊一疏忽，译成“孙文即孙中山先生”。《大革命家孙逸仙》再版，更名《大革命家孙中山》，从此，有了孙中山这个新词。 

这事有章士钊的《疏黄帝魂》为证：“时先生(孙中山)名在刊章，旅行不便，因易姓名为‘中山樵’，‘中山’姓，‘樵’名„„顾吾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 

也就是说，孙文因为被清廷通缉（刊章），在为革命奔波中大不方便了，也就为自己取了“中山樵”的日本化名。章士钊“贸贸然”地将“中山樵”拆开，用“中山”二字与孙的本姓合一，编出个“孙中山”的名字。 

《大革命家孙中山》一书出版在辛亥革命的8年之前，中国人知道“孙文”、“孙逸仙”的甚少。 《大革命家孙中山》出版以后，“孙中山”的革命事迹逐渐在大江南北流传，“孙中山”的大名也家喻户晓。但孙文本人还不知道《大革命家孙中山》说的就是他自己。 

后来章士钊在著文或演讲时，对孙文也直呼为孙中山，人们渐渐也习惯了此称呼，孙文本人也默认了。但是，孙文本人从来没有用过孙中山这个名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文件中也没有用过孙中山这个名字。国民党总理叫孙文，不叫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叫孙文，不叫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大元帅叫孙文，也不叫孙中山。从来没有人当着孙中山的面称其为孙中山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禁止使用孙文这一称呼，规定必须称“总理”、“国父”。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逝世，当时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任国民党主席。国民党通过决议：今后国民党不再设总理，总理的称谓永远留给孙文。之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文件中不再提孙文，直接称“总理”。 

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此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文件中直接称国父，不再用总理这个称呼。 

南京的汪精卫伪政权也作出了一系列规定。规定有关“公牍、教科书籍、报纸、刊物及一切文字称述总理或孙先生时，均应改称国父”。 

所以，旧中国无论是南京汪伪政府还是重庆政府出版的历史教科书都称“国父”而不称孙文，当然，更不可能称孙中山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政，称孙中山为国父或者总理显然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从未称孙中山为"国父"。“总理”或者“国父”，专指孙中山一个人，可以代替名字使用，“革命的先行者”不能代替名字使用，孙文的名字早已被禁止使用了，***的历史教科书该怎么称呼孙文呢？ 历史总是由人来写，谁写历史总要加上作者的意见。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历史教科书由章士钊来审定，大陆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改“国父”、“总理”为孙中山，是章士钊的主意，用的是章士钊给孙文起的名字。 现在，在台北、香港和澳门，都有“国父纪念馆”，而不称孙中山纪念馆。如要提及，可称中山纪念馆。 

北京碧云寺停放总理遗体的地方原来叫“总理纪念堂”，***执政后改名为中山纪念堂，而不能叫孙中山纪念堂。北京为总理举行国祭的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而不能叫孙中山公园。南京埋葬总理遗体的地方叫中山陵，而不能叫孙中山陵。因为历史上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

平顶山市新华区滍阳镇薛庄村，坐落着一座规模宏大的清代建筑群，它就是享誉鲁宝郏邑的曲家大院，人们又称为“曲府”。由于庭院横贯东西呈鲤鱼状，寨垣宛如金盆裹胁，与涛涛应水浑然构成一副“鲤鱼跳金盆”格局。自然河流、寨墙和庭院完美组合，；历经200年风霜雪雨，而坚固如初，风韵尤存，堪称建筑史上的绝笔。曲府又被文史专家潘中民 先生称之为“不可再生的艺术魅宝。”因此，笔者带着兴趣走进这所曲家大院。

盐业发迹

清康熙年间，山西五台县人曲曰琏迁居古滍阳街西街，半农半商，定居生活，其孙自和天资聪慧，精通医治骒马之疾后下海经商。骒马是行商的命根子。曲自和创办的中和商行，药到病除，收费低廉，故受到他们的捧场，生意日渐兴隆，曲家成了殷实之家。

《曲氏家谱》载，“自和一子充，移居滍阳北五华里薛庄。”来薛庄定居后的曲家，依旧在滍阳街经营中和商行，掌门人曲自和已儿孙满堂。他敦敦告诫子孙：“留财于子孙，未必守”，留田于子孙，未必耕”，“不如留书”这个思想，导致曲氏家族成功转变型儒商。

曲氏后人为改变自己和家族命运，发奋读书，先后有曲铿、曲庚杨、曲鹏杨、曲兑杨、曲喜官和曲定宫博取了功名。曲庚杨咸丰已末科中举后，官拜刑部主事，后娶京畿御史丁豪之女为妻，胞弟曲竞杨又娶了广州知府的女儿，曲氏家族转变为官僚家庭。

清初的盐业贸易有官盐和私盐，官盐交纳了高额的盐税，流到市面上价格很高，私盐是逃交政府的盐税，上市后利润可观。早年中和商行也偶尔贩运私盐，谋取暴利，待到曲铿（曲庚杨之父）掌门时，仰仗朝中的保护伞，大规模进私盐贩运，查禁私运的官吏，面对曲庚杨、丁豪这两位掌管生杀大权的大官，对中和商行一味纵容和巴结，至使曲铿很快成为一个声名远播的大盐商。

清道光三年（1823年），面对日益严重的盐税流失，道光帝颁布《行票盐法》。这个法令出台后，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和商行私盐贸易。但盐价受产量、运输和供需矛盾的制约，价格高低起伏，曲铿利用雄厚的财力，在南阳、洛阳和运城开设分号，及时掌握市场行情，赚取地区差价，日进斗金，富甲一方。

1853年春，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一路北上，势如破竹，很快占领南京、湖南、湖北，海上盐路被切断，食盐价格由大战前一百斤稻米兑换三斤盐，上涨至一百二十斤兑换一斤的天价，这令回乡办团练曾国藩十分头痛，因他的湘军乃地方自筹资金，无办承担如此高的盐价，他打听到自己的好友张勋是滍阳盐商曲兑杨的岳父，多次写书联络，最后和中和堂约定：曲兑杨保证湘军食盐供应，曾国藩支持中和堂在两湖等省召开食盐业贸易。

中和商行从山东海州、山西运城购买食盐，给湖北、湖南、江西的湘军无偿供及食盐，同时也受到湘军集团的大力支持，先后垄断武昌、黄浦、荆门和岳阳等地的食盐市场，大笔赠取地区差价，获取了巨额利润。据《曲氏家谱》编纂者曲国民、曲建民推测：“发迹后的曲家涉及当铺、茶庄、药店、粮行、盐店有数十家之多，分号遍布武昌、黄蒲、南阳、洛阳等大中城市，并拥有土地十几万亩，在钱庄和票号内的存银有百万两之巨。 按传统习俗，发财后的家族，都要建体面的宅院光辉门庭，传承子子孙孙，而曲氏家族建房却是天灾到来之际，采取“以工代赈”来扶危济困，也赢得了“坤德古稀”的美誉。

滍阳所处的豫西，气候四季分明，夏季雨季雨量充沛，在清代农耕时期，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很差，因而，自然灾害对社会影响极大。

1813年，全年大旱，秋麦两季农作物绝收。百姓食树皮、草根。中和掌门人曲珊德组织车辆运盐，不是青壮年逃难，就是人们杀骒马充饥，无法再组织一支运盐车队。不料第二年早春再次大旱，小麦绝收，使灾情更加严峻，曲珊德已动恻隐之心，昭告四张：曲家破土建宅扩院，能搬起一砖一瓦者来及供食。 这下数以千计饥民扶老携幼，参于施工，待三年后灾情缓解时，曲宅已建成百余座房屋，人们最终看出曲珊德建宅赈灾的目的。为感谢他为自己能够安居乐业做出的努力，为这个建宅群命名“安居堂”。

安居堂建造之时，汇集了一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曲珊德把他们组织起来，运输了大量的商品，确保了中和商行的正常经营，他的义举得到了社会各界充分肯定，宝丰县衙为他送了“少年英才”镏金大匾，此匾悬挂于安居堂门前，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

清同治五年（1866年），滍阳一带灾情再起，年近古稀的曲铎之妻刘氏开粥厂赈济灾民，但事与愿违，来喝粥者寥寥无几。刘氏查起原因，原来，民间普遍认为，来喝粥是受人施舍，很多人顾及面子不肯前来。怎样让人们体面咽下这口饱饭？这成为刘氏面前的一道难题。她派人查访知晓，薛庄北部石桥营、徐洼、上河等沿山一带村庄人们多数采石为生，南部吴湾、小河湾、吴寨等村人们开窑烧砖维持生计，薛庄及周边的泥瓦匠人又有一个庞大的群体，为了养活他们，刘氏决定大建曲家宅地给他们找一条吃饭门路。

曲宅开工后，刘氏对送砖石、木料、前来施工者，用小麦为他们兑帐，数万人参于到曲宅建筑人群中来，挣得小麦，养家糊口。

来年开春，灾情继续加重，造成了粮食严重的短缺，粮价由丰年每斗（100斤）30纹，爆涨至560纹。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刘氏的儿子振扬、鹏扬相继病亡，大大提高建宅成本之时，刘氏又迎来了丧子之痛，不少人认为曲宅会停工，出乎意料的是刘氏带领幼孙甲三、荣三和达三继续组织施工，四年后，工程完工，共建房舍300余间，石寨一座，共耗银十余万两，刘氏家从建宅前田地4万亩锐减至3万亩。这次工程虽然破费了大量钱财，但为她迎得了很高的荣誉，周边二十四个村庄人们自发为她赠送一匾，上书“坤德古稀”来抒发对他的崇敬之情。 曲家大院完工后，共有寨外和寨内两部分组成，寨外部分位于村北部，共有小义学、同仁书院、安居堂、裕后堂和荣贵堂，各种房舍400余间，总占地面积3800平方米。

整体面积面南背北，有进一至进四格局不等，以中轴线上的客房、过庭、正房为主体建筑，屋背置五脊六兽，兽头似腾空乍起，衬托出整座建筑群气宇不凡，屋脊上雕刻大花屏草图案，内有鸟儿闪跃，也给整个建筑群增添了无限灵机中轴线左右的厢房，相互对称，以其建造底矮烘托主体建筑的气势，但有万边花雕，檐下精美木雕点缀，使其典雅别致，加工院内广植花草树木，更显示出庭院的清幽，是文人读书诗的理想场所。

清咸丰年，举人何湛恩在安局堂创为了应乡诗社，文人雅士们围座在一起各抒胸意，畅所欲言，数十年长盛不衰。其中张侍羲创作的《安居逢雨》、《春尚短》最为著名；民国时期南京出土《刘伯温未卜》碑文，众多文人无法破解，诗社文人陈玉煌成功破解诗意，大意系中国***必将战胜蒋家王朝，在当时名操一时，颇具影响。

清光绪初年，举人叶赓尧在裕后堂成立鲁阳诗社，该社创作出了大量诗词，珍藏于花园书搁。1938年，大文学家徐玉诺数次在这里读书抄录诗词，通宵达旦，累计四十余日，受到宅院主人盛情款待。临别之时，为花园书阁题写楹联“东启明，西长赓，南极北斗”、“春芙蓉，夏海棠，秋菊冬梅“，横批“裕后厚我”。

曲家大院内部分由忠恕堂、中和堂、五贯堂和寨墙构成，共占地2400平方米，房舍三百余间，三堂宅院以楼居多，民间俗称之为“北楼院”、“南楼院”。

三楼院坐西向东，均为一进四格局，南北楼院依此为前厅、过庭，堂楼和后配楼，中楼院正房、厢房均为两层楼房，室内相互通畅，民间又称之为“转楼”。中楼院在南北楼院映趁下，彰显出高高在上气宇轩昂的氛围。

椽脊设置五脊六兽，兽头面挂胡须，是典型的官宅。背面尽镶嵌精美的瓦雕图案，图中花草、鸟类、孩童，形象饱满，线条流畅，生动传神，尽显宅院雍容华贵之气。

据说，某年有位汝州知府路过薛庄，见眼前这个气派宅院，想一定有油水可捞，就进门来敲竹杠。曲赓杨听说知府来仿，自己换了朝服，再去陪客。知府在前厅等的不耐烦了，派桌子震椅子，破口大骂。看到曲赓杨进门，身着四品顶戴朝服，荒不择路，落水鸡般逃窜，再也不敢造次了。

这个宅院迎来多少军政大员，远的已无据可考。民国时曲家人做过统计，先后有张钫、韩复榘、刘峙、李培基四位省主席登门拜访；军界大员有：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十七集团军司令田震南、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七十六师师长李万林、河南保安十二军军长阎曰仁等。刘峙面对豪华曲府深为感慨，挥笔提写了“不读书，望功名，携山超海”、“好游荡，想致富，缘木求鱼，”横批“人文蔚起”，籍此抒发了自己对曲家大院的敬畏难和深刻感悟，令人猛醒。 伏羲获白龟于白龟山（河南平顶山市滍阳）。他细心观察龟甲的分布，深入研究《河图》、《洛书》之间的内在联系，悟出了太极原理，始作《太极图》。

滍阳街，曾是西周和春秋时期封侯小国应国国都所在地，也是我省历史上重要的水陆码头和货物集散地，“旱洛阳，收南阳，好过滍阳”是昔日滍阳街的辉煌写照。解放后，运输方式由牛拉马驮船运逐渐改为汽车运输，加之道路改道，滍阳街开始走向衰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白龟山水库的建设，滍阳街淹没于烟波浩渺之中……

滍阳街位于今平顶山市新华区滍阳镇南约3公里处，是一座水陆交通要道和商业重镇，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据说，滍阳街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1．5公里，周长9里13步，城墙由青石砌成，非常坚固，城内有纵横8条大街，两万余口人在此居住。

滍阳街共有东、东南、南、西、北五道门，东门以迎许昌方向客商而叫“迎旭”、东南以望古楚国故地叶县而叫“望楚”、南门临滍水叫“临滍”、西门因应水像一条玉带一样绕城而走而叫“带应”、北门可通宝丰和洛阳而叫“通宝”。

太华桥位于山陕会馆后，距东南门150米，呈典型明代建筑风格，桥长12．3米，宽5．7米，为拱形桥。中间为大拱，拱两边镶有二龙戏珠图案，两边为小拱。西门下两侧寨础处，有两条红石雕刻的千斤重大鲤鱼，据说是为镇住应河水泛滥，逢阴天即将下雨时，石鲤鱼就会返潮，甚至能滴下水来。

在滍阳街西门、南门内和十字街南路东，有关爷庙、东轱辘庙、泰山庙三大戏楼，城内还有大大小小20多家不同字号、档次不一的茶馆。赶脚累了时，生意谈完时，或忙完一天生意歇息时，到戏楼听听戏，到茶馆喝喝茶，成为当时滍阳街人最主要的休闲方式。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白龟山水库工程开工。滍阳街搬迁时间从1958年底开始至1964年结束。1964年5月初，连阴雨整整下了50天，库水暴涨，最高水位涨到103．8米，超过警戒水位多米，部分未及搬迁的滍阳街上外熟里生（外砖石内土）的建筑被水浸塌，为保护人民生命安全，进行紧急疏散，不少富有价值的物品淹没于水中。

上世纪80年代初，滍阳街所处的白龟山水库北岸滩涂地挖鱼塘时，除了挖出不少建筑础基大青石外，还曾挖出多罐银元。当时开荒、砌渠或暴雨过后，就能冲出东西来。据滍阳镇政府工作人员何俊卿说，他小的时候，滍阳镇供销社下属的废品收购站里曾堆着很多收购的铜壶、铜罐等器皿，堆了三堵墙，据说都是从滍阳街搬迁户处收购的。

滍阳镇西滍村是水库移民后靠村，当时在靠近应水的西部居住，有2800多口人，以经商为主，经营有棉花行、布行、药行、烟行、茶馆等，从业人员达千人以上，以致1956年西滍村转入人民公社时，这个村仅有两头牲口，80%以上的村民没有拿过镰、用过锄、种过地，是地地道道的商人。至今，西滍村人已靠养鱼走上富裕路。东滍、北滍村的情况同样如此。

改革开放后，有些去台湾的滍阳人又辗转去了美国和东南亚地区。1955年支边，滍阳街有很多人去了新疆石河子市和奎屯市，据说这两个市有1/3的人是滍阳街人。修白龟山水库移民时，有一部分滍阳人去了西安做生意。据说西安城北门外的解放路还叫小滍阳街，大概滍阳人在此做生意人多的缘故。

寻根溯源 樊姓来源有三：1、出自姬姓，乃周文王之后 。据《元和姓纂》和《通志·氏族略》等所载，周文王子虞仲有支孙名仲山甫，宣王封仲山甫于樊（今河南济源），后世子孙以邑为氏。2、出自子姓，乃成汤王之后 。据《左传》和《通志·氏族略》所载，汤王的后裔子孙，有陶、施、樊、繁等七大族，称为殷民七族，中有樊姓。周时，殷民七族归齐管辖。得姓始祖 仲山甫。周宣王时任卿士，他同召伯虎、申伯、南仲、尹吉甫等大臣一起，辅佐周宣王南征北战，使周人统治的疆域扩大，史称“宣王中兴”。由于仲山甫功勋卓著，周宣王封他为樊侯，他的子孙便以封邑为氏，称樊姓。他们尊仲山甫为樊姓的得姓始祖。

繁衍播迁 樊姓发祥于今河南，春秋战国时，樊姓以此为主源，北入山东、山西，南迁湖北、江苏，西徙陕西，如春秋时楚国有共王夫人樊姬，鲁国有孔子弟子樊须，战国有避罪于燕的秦将樊於期，汉初名将沛人樊哙等。 自战国至西汉，樊姓在河南繁衍兴旺，如尉氏、新野、新蔡、陈留等地皆有樊姓人。其中有一支迁至今唐河湖阳，迅速繁衍成为南阳郡大姓。湖阳樊姓至樊重，在西汉末、新莽初，成为全国有数的大庄园主，嫁女于春舂陵宗室刘钦，生刘秀。 樊宏，汉光武帝刘秀之舅父，被拜为光禄大夫，位至特进，封寿张侯。宏弟樊丹，封谢阳侯，兄子樊寻，封玄乡侯，族兄樊忠，封更父侯，父樊重，追封为寿张敬侯，一门五侯。后樊宏子封燕侯，孙樊凡官至大鸿庐。此支樊姓显贵于当朝，又族大人众，子孙昌盛，于是形成了樊姓历史上的第一大郡望——南阳郡。 此期北迁入山西的一支樊姓经繁衍昌盛，形成了樊姓历史上的另一大郡望——上党郡。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东汉以外戚声势显赫的湖阳樊姓余威不减，南朝梁的樊方兴，历散骑常侍，东益州刺史，封富川县侯，其孙樊毅和樊猛亦任高职，皆封公侯。此支樊姓传续六百年，隋统一后，才湮而不闻。 此际上党郡的一支樊姓入迁北猗氏（今山西临猗），以北周樊进、北齐樊逊为代表，使北猗氏之樊姓昌盛起来。唐代时，樊姓依旧在北方昌盛，值得一提的是，唐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樊淑流落大食（今阿拉伯），将中国书画艺术传入西方。两宋时，江南始有樊姓见诸史册。明初，樊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河北、天津、北京、河南、山东、江西等地。 明代，南方樊姓有大发展。清代时，樊姓已广布大江南北，并有渡海赴台，进而播迁海外者。如今，樊姓在全国分布甚广，尤以陕西、河南、江西三省多此姓，上述三省樊姓约占全国汉族樊姓人口的百分之五十。

郡望堂号 樊姓在长期的繁衍播迁过程中，形成的郡望有：1、南阳郡，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2、上党郡，秦治所在今山西壶关，西汉移治长子（今属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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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放特征 1、樊姓人才济济。文可开创樊侯学、樊氏学，并有政绩卓著之文臣，武有能征惯战、智勇兼备之封疆大吏。 2、樊姓南迁江南要晚于其他姓氏。因为自宋代起，江南始有樊姓见诸史册。 3、堂号来历激励后人。如忠烈堂缘于西汉名将樊哙，因樊哙辅佐刘邦忠心不二而得名。

名人精粹 樊哙：沛（今江苏沛县）人，汉初名将。从沛公攻秦，屡先登有功。沛公自咸阳还军坝上，在鸿门能脱险而归，哙力为最。及高祖初定天下，累迁左丞相，封舞阳侯。樊仲华：新野（今属河南），东汉官吏。少与刘秀游，光武即位，征为侍御史，累迁郡太守。 樊英：鲁阳（今河南鲁山）人，东汉学者。习京氏易，兼明五经，隐于壶山之阳。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学。官至光禄大夫。 樊阿：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三国名医，华佗弟子。擅针灸，主张可深刺，一反当时胸、背、腹不可过四分之二说。 樊逊：河东北猗氏（今山西临猗）人，北朝北齐哲学家。幼时好学，专心典籍。初为县主簿，后诏入秘府刊定书籍，时有“文章成就，莫过樊孝谦（樊逊字）”之说。累官至员外散骑侍郎。 樊叔略：陈留（今河南开封）人，隋代名臣。西魏中授都督，北周时，封清乡县公，拜汴州刺史，入隋，为晋安定公，迁相州。政绩卓著，有歌曰：“智无穷，清乡公。上下正，樊安定。”后拜司农卿。 樊兴：安州(今湖北安陆)人，唐代名将。从唐太宗李世民征战四方，积功封营国公。贞观中，讨陵州獠，击吐谷浑，迁左监国大将军，封襄城郡公。后拜检校右武侯将军。樊宗师：河中（今山西永济）人，唐代官吏、学者。历进谏议大夫。力学多通，作文力求古奇，至不可句读。

樊敬：郓城（今属山东）人，明朝名将。洪武年间进士，督饷征安南（今越南）、攻沙漠，数有功；扶真定，镇济宁，终刑部左侍郎。

樊镇：河南考城（今民权）人，明代官吏。洪武进士，博通经史，性刚直，授监察御史，振肃风，有政绩，累官山西右布政使。

樊玉衡：黄冈（今属湖北）人，明代官吏、学者。由推官擢御史，性强敢直言，累官至刑部主事、太常少卿。著有《智品》。其子维城、维甫俱有名于当时，樊维城著有《盐邑志林》，樊维甫著有《西霞集》、《三易衍符》、《天机密铃》等。

樊梦斗：河北文安人，明末清初诗人。明亡后，隐居桐柏山，著有《驻槎诗集》。 樊镇：通州（今北京通县）人，清代学者、道士。号煮石山人，主白马庙，工诗文、书画。著有《来鹤山房诗集》、《群玉篇》。

樊圻：江宁（今江苏南京）人，清代画家。金陵八家之一，山水、人物、画卉，无不精妙。其兄樊沂及其子樊云均为当时画家。

樊钟秀：河南宝丰人，民国时军阀。曾被孙中山任命为建国豫军总司令。一九三零年参加中原大战，任阎冯联军邓宝珊部副总司令，不久在蒋空军轰炸许昌时阵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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