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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

　　二十世纪词学的传承、变革与格局建构

　　严迪昌（苏州大学中文系）

　　回顾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可以有不同的眼光。思路不同、视角不同、趣味不同、兴奋点不同，定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评量。面对庞大丰富而又复杂的评估对象，当也应持一种“异量美”式的气度，否则以偏盖全，往往不够中肯公道

　　，估衡失去意义。何况词学研究仍处在过程中，所以回顾也只能是相对的、不周全的、各见所见的阶段性的回顾。

　　二十世纪这百年词学研究历史所呈现的是不断处于蜕变中的动态过程，其始端实承接自晚清词学。除了王鹏运卒在世纪之初，继之郑文焯卒于1918年，况周颐则又后8年逝去，朱祖谋寿至1931年。这就是说，“四大家”的影响实际深远及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甚至还不止三十年。这种影响不仅是创作趋向的，也不只限自《四印斋所刻词》到《＠①村丛书》的整辑与版本校勘之学，更主要的是流派宗尚、风格倾向等词学审美批评的取向以及词史观念上的影响。回想一下五十年代中读到的吴梅先生的《词学通论》等著作以及直接或间接受到的师辈对词的有关教诲，上述影响是那样清晰。

　　刘扬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确，二三十年代崭露头角的那个新时代的词学家群体厥功甚伟，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门学问很快地摆脱了过去几百年那种格局

　　小、人员少、门径窄、理论意识差、视野不开阔和研究手段落后的状态，加入了学术现代化的行列，并成为一门显学。当然，从学术传承上我们不应该忘记晚清时期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人为骨干的那批旧式词学家，是他们，以自己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可观的词学文献整理与理论探索的成果，为新词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严迪昌回顾词学百年史，可以发现词这一文体研究，较之其它文体有明显的特殊色彩。传统的诗或散文在“五四”新文学潮起后曾一度淡散，不成集群形态，词则始终

　　有种传统承续而且保持群体的运动态势。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仅没有如斥“桐城”文、“同光”诗为谬种那样视词家为顽悖，相反不少成员还饶有兴味地想接收这抒情文体予以改造，或称“解放”，而在所谓“传统”与“解放”之间似亦无尖锐冲突。这是二十世纪词学研究历史上极堪玩味的一个现象。

　　刘扬忠尽管如此，但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30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

　　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

　　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学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几十年来，词学界认同他们的人多沿着他们的路子往前走，去开辟词学研究的新天地；不赞同他们的则斥词学的“外行”甚至“异端”。而不管赞同不赞同，自从这批人物介入，词学研究的学科格局改变了，新质产生了，并且从总体上被引入了文学研究现代化和科学化进程之中。

　　王兆鹏（湖北大学文学院）词学研究，作为本世纪的显学及其格局建构有三个标志，一是有专刊。从三十年代起，词学就有了专门的刊物《词学季刊》，八十年代施蛰

　　存等先生又创刊《词学》，至今还在陆续出版。二是有师。本世纪的词学研究，出现

　　了夏承焘、唐师圭璋等一代宗师。本世纪的古典文学究，从文体分布来看，诗、词和小说三种研究都没有授予过“诗学大师”或“小说大师”的称号，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三是有宗派。三十年代查猛济说：“近代的‘词学’，大概可以分做两派：一派主张侧重音律方面，像朱古微先生、况夔笙诸先生是。一派主张侧重意境方面的，像王静庵、胡适之诸先生是。”（《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刘子庚先生的词学》）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龙榆生先生也是一代宗师。三十年代他主编《词

　　学季刊》，几乎每期打头的都是他亲自撰写的长篇论文，对词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从总结过去到展望未来，从建构理论体系到评论重大作家，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思考。他的许多见解，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王兆鹏 说到词学宗师，他们的治学精神和治学境界，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精、大。所谓专，就是专一于词学，以毕生的精力从事词学研究，很少旁鹜，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挫折和变故，从不动摇研究词学的信念。精，就是追求学问的精深、精到。夏承焘先生三十年代在日记中写道：“治学不可精力旁鹜，年来治《词人年谱》、《姜白石考证》及拟作《述林清话》等，虽自谓不轻心掉之，然究非第一等著作，当更为其精大者。（《天风阁学词日记》第323 页）他的《唐宋词人年谱》本来是“第一等著作”，但他自己还不满足，还想写出更精更大的著作。大，就是气魄大，拈大题目，

　　做大学问，解决系列性的、全局性的问题，而不是零打细敲。唐师圭璋三十年代，以一

　　人之力全力编《全宋词》。夏承焘先生做年谱，不是做一家或两家的年谱，而是做十几家的年谱，甚至是《词林年谱》（可惜该书没有完成）。

　　严迪昌 兆鹏先生对本世纪词学宗师的特点概括为“专、精、大”，很精要。可以补充的是：“专”，从成果现象看，宗师们主要成就在词的研究上，但事实是宗师们一生并非只是专精于词学。这一点固不必详辨，但却是值得后人师法的。

　　事实是，历史上的词人并非如今天分工细狭的犹如专业户式的作家。宋代词人与唐代诗人不同，往往多才兼能，两宋以后此特点则成为普遍现象，诗文词无不兼能，有的还是小说家、剧曲家以至书画大家、或者则为学者史家。要整体把握他们各自的心态，把握他们共时性群体生态，或叫原生态，以及作品表现形态，是必须有个宽博的研究视野空间的。不要把“专”变成狭。

　　“大”，我想也是整体性表现。宗师们的“大”也与博通有关，与词史整体性认识和把握有关。

　　两大宗派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意义

　　刘扬忠 近年来，词学界同仁在总结本世纪词学史的时候，时常说起这个领域长期存在两大学术宗派：一派是以承续晚清民初旧词学为主的“传统派”，一派则是借助现代文艺学来解决词学问题的所谓“新派”。两派并立，是二三十年代以来词学界的事实，不是什么人主观划分的。是这两派词学家共同创造了本世纪词学繁荣的局面，使词学成为显学。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这两个学术宗派并非总是非此即彼和势不两立的，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互相沟通、互相影响和互相合作的一面。而且两派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词学理论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所谓“传统派”，自从其中坚人物龙榆生撰写《研究词学之商榷》、《词体之演进》、《两宋词风转变论》等一系列有现代意识、有理论色彩的论文开始，就逐渐突破了专事词集校刻、词律订正与词话评点的藩篱，走上了用新观点和新方法研究词学的道路。当时不单单是龙榆生，其他一些原先属于“传统派”的词学家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比如唐圭璋先生1934年发表《李后主评传》，就以“性灵”、“情感”来评李后主的词，称赞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能扫除余子，独尊后主，可算是有卓识的鉴赏家”，从而表示了对新派词学家的理论和观点的相当程度的认同。另

　　一方面所谓“新派”也并非像某些人形容的那样毫无旧学根基，只是贩卖西方理论而在词学问题上凿空乱道，游谈无根；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旧学功底绝不比“传统派”差，而且他们在进行理论创造时，充分地采用了“传统派”的“实学”成果——包括那些被视为传统词学辉煌业绩的考据、校勘成果。这两个学术宗派的碰撞和对立，在那个新旧交替、学术研究处于转型关头的历史时期是必然的和正常的。随着词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完成和新的学术范式的深入人心，新旧两派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了。

　　王兆鹏 最近胡明在《一百年来的词学研究：诠释与思考》一文中，把这两派称为“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也很有意思。属于朱、况一派的代表人物则有夏敬观、陈洵、吴梅、赵尊岳、王易、梁启勋、陈匪石、林大椿、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赵万里等先生。这两派研究词学，各有特点。王、胡一派大多是“业余”的词学“票友”，是站在词学的边缘来看词，把词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进程中来考察，目光敏锐，与传统的词学观念和词学见解大异其趣。不过多主观的价值判断，选词、论词有随意取舍之失。他们虽然是业余玩玩，词学研究的成果也不算多，但影响却很大。龙榆生曾说“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词学季刊》第三卷三号）。胡适冲击波的影响可见一斑。而朱、况一派的学者多是“职业”的词学专家，主要的精力是从事词学研究，研究方法上更重实证，他们是在延续词学传统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和创新。他们注重词学文献、词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要说明的是，词学宗派的划分是相对的，两派也并不是截然对立，异中有同。而且到了八九十年代，这种宗派的界限就消失了。

　　严迪昌 词学研究者不管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重要的是把握和认识词这一文体的功能。事实上功能性的认识决定着各自研讨的眼光。把词与音乐属性胶连一起看待，与把词视为抒情载体，即分野为各自不同体系的研究路子。顺便说到，我不赞成用“职业”、“业余”这样的名称来区分辨识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词学研究宗师们。“职业”，易成为“匠”，成为鉴古的骨董家，谋生的贩货人，也容易近乎“玩”；“业余”不免随意、率意、信口而谈。尽管前贤中不无“玩”意或手滑之处，但大抵是严肃地进行文学研究，为后人整体把握不断提供参照系。词学宗师没有偏执无识的漫议。

　　刘杨忠 这里顺便说一说，虽然词学领域两个学派的对立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今天来谈论它，回顾历史和总结经验，还须费点口舌，以消除对于词学“新派”的一些误解。多年来，词学界有人流传着一个不知起于何时何处的说法：认为词学“新派”诸人观点与方法虽新，但对词学这门“专门之学”却毕竟不是内行，因此对词学所说的一些话似乎“靠不住”。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以致最近有学者发表回顾百年词学史的文章，还把“新派”称为“体制外派”；兆鹏君提到这一派时，也称之为“业余的词学‘票友’”。我是不赞同“体制外派”和“业余”、“票友”这类称呼的，因为这些用语包含着认为王国维、胡适、梁启超、俞平伯等人不是“词学中人”、不是“内行人说内行话”的意思，实际上否定了（至少是贬低了）他们在本世纪新词学中的作用和贡献。事实上，“新派”诸人几乎无一不是淹通文史而兼精词学的大学者。拿王国维来讲，他的旧学根基广博而深厚，兼通多门学问，这是尽人皆知的。他对词之一道，极为内行：他自己写出的一手好词，当行本色，学界早有公论；从他的《人间词话》、《清真先生遗事》等著作中更可看出，他对词的审美感受和理论把握，远比与他同时代的某些终生只专词学一门的名家高明得多。说到胡适，有人讥讽他对词学是外行“胡说”，他虽然年青时长期留学美国，接受“新学”，却一直并没有放弃“旧学”，且对“旧学”中的一支——词学情有独钟，把词视为他提倡的白话文学的源头之一，经常进行探究和琢磨，甚至，连他那首文学革命的“誓诗”也是用《沁园春》词调填写的！这样的学者涉足词界，你能说他是“体制外”的“外行人”“胡说”吗？至于梁启超以及俞平伯、缪钺等等学人，虽不专搞词学，但词学造诣却十分精深，他们的情况更是学界熟知的，我就不多说

　　了。总之，词学中的“新派”并非不懂词学，他们对本世纪词学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肯定。他们与“传统派”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思想、观念、方法新，在于他们为词学这块旧学领地引入了近代文艺科学理论，建立起了新的学术体系和研究范式。从本世纪前半期为词学带来勃勃生机和新气象的多半不是专搞词学的人这一点，我进一步联想到，我们这些新时期的“词学专家”如果眼睛只盯住“词学”这块领地，而不把研究对象放到整个文学系统乃至整个大文化系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的话，我们就无法开拓词学的新局面，词学的“显学”地位也将溃落！我们应该真正打破传统词学封闭主义、孤立的、铁板一块的思维定势，像当年那些“新派”词学家那样，将这门学问向广阔的天地开放，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

　　二十世纪词学的两大阶段与成果

　　王兆鹏 回顾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值得特别注意。一是三四十年代，二是八九十年代。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成果，主要是产生在这两个阶段。词学作为一门“显学”，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迹“显贵”的。 当时以“词学”命名的著作就有梁启勋的《词学》（1933）、吴梅的《词学通论》（1933）和胡云翼的《词学概论》（1934 ）等。

　　这两个阶段又各有特点，三四十年代造就了词学大家，八九十年代是大家造就了词学。三四十年代，造就了龙榆生、夏承焘和唐师圭璋等词学大师，他们个体的成就十分突出；而八九十年代，则是大家造就了词学研究的繁荣，群体的成就比较显著。稍稍比较一下《词学季刊》和《词学》，就明显可以看出这种差异。《词学》的作者队伍非常广泛，除了主编施蛰存先生在上面连载《历代词选集叙录》之外，似乎还没有其他的“专栏作家”。是众多的作者群体支撑着《词学》，个体的实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

　　钟振振 《词学》之所以没有“专栏作家”，恐怕主要原因还在于它的出版周期太长，一年才出那么薄的一小本，容量远不如每年出4 期、16开本的《词学刊》。何现代学术刊物的种类大大超过三四十年代，词学文章到处都可以发表，不必尽见于《词学》。可不可以换个说法，词学研究者的个体实力还是得到充分展现了的，不过他们是到处“巡回演出”，并非都挤在“天桥”那一小块地。至于说到“词学大师”，那是需要时间来考验、需要后人来认定的，二十世纪的后半段究竟有没有“词学大师”，现在且不忙作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留给下个世纪的学术界去考虑吧。

　　刘扬忠 本世纪词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在三四十年代建立起来的。

　　这一是出版了五大总集与丛刊：林大椿的《唐五代词》（1933）、唐圭璋的《全宋词》（1940）和《词话丛编》（1934）、赵尊岳的《明词汇刊》（1936）和陈乃乾的《清名家词》（1937）。这些总集和丛刊，为本世纪的词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文本依据。

　　钟振振 二是确立了词籍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范围：版本、目录、校勘、笺注、辑佚，而且都有示范性乃至集大成性的成果，以致于每一种都成了专门的学问，当时就有词学“目录之学”、“校勘之学”、“笺注之学”、“辑佚之学”等说法。词集的版本与目录，有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版本考》（1940）和赵尊岳的《词集提要》。词集校勘与笺注，在前辈王鹏运、朱祖谋等人的成果基础之上，又提供了多种规范。李冰若的《花间集评（1935），建立了评与注的模式；唐圭璋先生的《南唐二主词汇笺》（1936）则完善了词集笺注的编年体制。辑佚，尤其是唐宋金元词的辑佚， 成果最突出。

　　赵万里的《校辑宋金元人词》（1931），以体例精审、搜采繁富著称；周泳先的《唐宋金元词钩沉》（1937），也是网罗散佚的力作；唐先生的《全宋词》，更是集大成的巨著。

　　三是完善了词人词作史料研究的基本模式。研究词人的生平思想、词作的创作年代，主要有两种著述方式，一是年谱或年表，二是传记或评传。这两种著述方式也是定型于三十年代。代表作有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先后发表于《词学季刊》，后结集出版成书）、唐圭璋先生的《蒋鹿潭评传》（1933）等。

　　王兆鹏 四是建构出词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当时的词史著作，蔚为大观，既有通代的词史，如刘毓盘的《词史》（1931），王易的《词曲史》（1931），胡云翼的《中国词史略》（1933）等，都是从唐宋论述到晚清；也有断代的词史，如薛砺若的《宋词通论》（1937）等。研究的范围、论述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勾划出了中国词史发展过程的基本走向和基本脉络，后来的词史，就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词史专著的出版，是硬件建设；新的词史观的形成，则是软件创建，这对后来影响更大。当时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古代词学者封闭性的词史观的局限，而注意到了并力图提示词的发展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密切关系；要求研究者以历史家的客观态度，实事求是地考察词史流变的本来面目，克服前人以宗派门户之见，牵人就我或是古非今等毛病。

　　钟振振 对宋代词史的分期与词派的看法，基本上定型于三十年代。

　　比如在宋词分期的问题上，当时学者力图打破传统的北宋词、南宋词二分法的割裂、笼统之弊。龙榆生曾明确指出，“两宋词风之转变，各仍有其时代关系，既非‘婉约’、‘豪放’二派之所能并包，亦不能执南北以自限”（《词学季刊》第二卷一号）。他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对宋词六个阶段的划分，一直影响着后来对宋词的分期和对宋词流变的看法。此后分期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上是在龙氏六分法的基础上的修正和深化。

　　王兆鹏 八九十年代，词学研究突飞猛进。词的普及，也是空前的。要宏观的概括近一二十年词学研究进展的特点，当然是可以的，不过凭这种简短的“谈话”方式，容易流于空泛。咱们还是分几个方面来谈为好。

　　钟振振 词集文献的整理出版，品种和数量都超过了前几十年。有影印的词集，有修订再版的词集，新整理校注的词集更多。几部大型词集丛刊，如《唐宋名贤百家词》、《宋六十名家词》、双照楼和陶氏涉园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四印斋所刻词》、《〔村丛书》、《明词汇刊》等，八十年代都重新影印出版，有的附了索引，很便于检索利用。

　　王兆鹏 顺便说一下，我们词学界的学术著作，跟整个古代文学的著作一样，很少附有主题或人名索引，这一不符合国际惯例，二不便于读者、学人利用。《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9月27 日刊有张远山的《为何没有索引》一文，其中有几句振聋发聩的话，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中国相当不少），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应该将没有索引的书籍出版商，罚往地球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英国史家卡莱尔语）按照卡莱尔的说法，我们绝大数的著作和作者都该罚出地球以外。

　　不过，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用现代化的手段检索利用词学文献，近几年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全宋词》计算机检索系统已可以运行使用，查询、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最近这一检索系统经过改进（增加了《全金元词》的检索），又进入了因特网，网民只要进入南京师范大学的网址，就可以自由地检索利用。南京文史馆的朱崇才博士正在研制《词学电脑专家系统》，这一系统将包括《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和《词话丛编》等内容，具有查询、索引、统计和辅助等四大功能。我也在指导研究生做历代词选的计算机检索系统，现在已输入了古今多种词选，不久就可以完成《词律》、《词谱》检索系统和《全宋词》检索系统，据她自己介绍，功能比较齐全，可惜现在我们大陆学者无法利用。

　　钟振振 八十年代后修订再版的词集有《词话丛编》等。《词话丛编》在问世半个世纪后，又在原来所辑的60种词话的基础上增加了25种，使这部词林巨制收录的资料更加丰富。中华书局还出版了《词话丛编索引》和《全宋词作者词调索引》，给读者利用这两部词学巨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非常可惜的是，由于中华书局决定出版《词话丛编》的标点本时，先师唐圭璋先生已是八十多岁高龄，无力亲自作新式标点，书局乃请人代庖。限于水平，加之标点难度较大，标点者未能做好这项工作。因此，这部书里的句读错误是很多的，亟须重新点过。

　　王兆鹏 新出的词总集，则有张璋等先生编的《全唐五代词》。此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比三十年代林大椿的《唐五代词》还是有很大的进步。我和刘尊明等师友新编纂的《全唐五代词》，也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可能比原来的两种唐五代词总集要好一些。《全清词》顺康卷也出版了两册，《全明词》由饶宗颐和张璋先生也先后编纂多年，出版有望。到下个世纪，词的断代总集从唐五代到明清，可能会出齐。

　　钟振振 张璋等先生所编《全唐五代词》，好处是附有集评，颇便于学者；缺点是把不少诗也误当成词收了进来。另外，词人的编次也有时代先后颠倒的。八十年代的前夕，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先师唐圭璋先生的《全金元词》。这是唐先生对词学的又一重大贡献。遗憾的是出版社校对不精，鲁鱼亥豕，俯拾皆是，也应当细细校改订正。

　　历代著名的词选本，八十年代以前，只有《花间集》等寥寥几种有校点本。最近几年，宋人选宋词的《乐府雅词》、《花庵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和两部明词选《明词综》、《兰皋明词汇选》等，都有点校本问世。

　　词别集的新笺注本就更多。八十年代以来，除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的词集原有校注本外，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晃补之、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史达祖、王沂孙等人的词集也都有了校注本，有的是编年本。薛瑞生先生的《乐章集校注》、吴熊和、沈松勤先生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徐培均先生校注的《淮海居士长短句》和邓子勉校注的《樵歌》，也都是上乘之作。

　　刘扬忠 词人生平史料的考证方面，也多有创获和发现。陈尚君的《花间词人事辑》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论文，只是刊在一本纪念俞平伯先生的文集里，不大容易找到。宋代词人中晏几道的生卒年，一直是凭推测而难确考，最近因《东南晏氏重修家谱》的发现而使疑团得到彻底的解决（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大词人周邦彦的家世，自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以来，一直是不可考。最近刘永翔先生的《周邦彦家世发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也揭开了谜底。 朱淑真生活年代的考证，近几年也有新的进展，其中邓红梅的《朱淑真事迹新考》，有新的发现。杨海明先生对张炎家世的揭秘和北游行踪的考证，也是较重大的发现。

　　自从《唐宋词人年谱》和《辛稼轩年谱》两种著名的年谱问世以后，八十年代以来又出了几种年谱，王兆鹏的《两宋词人年谱》和《张元干年谱》、严杰先生的《欧阳修年谱》、孔凡礼先生的《苏轼年谱》、郑永晓的《黄庭坚年谱》、白敦仁先生的《陈与义年谱》、程章灿先生的《刘克庄年谱》等，都是相当扎实的著作。

　　王兆鹏 近年还出版了一些词学批语的资料汇编，如《唐宋词集序跋汇编》和《词籍序跋萃编》，把历代的词集序跋汇集一处，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惜收录都不全面，而《汇编》把叶梦得的《石林词》隶属于叶适，更是不应有的错误。刘庆云先生编撰的《词话十论》，钟振振等先生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也都是很适用的书。《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由于部头太大（不下500万字）， 耗时近十年尚未最后完成。钟振振已表示力争在本世纪内竣工，不拖到下一个世纪。陈寅恪先生很推崇宋代的史学，宋人治史成功的经验之一便是先作“资料长编”，他们在这项基本建设工程上所投入的劳动是前人无与伦比的。钟振振做的这项工作也可以说是宋词研究的“资料长编”，举凡宋词作家的传记资料、作家作品的纪事资料和评论资料，各按时代顺序分系于相关作家条目之下，遂使各种记载、说法、观点的来龙去脉、此异彼同，孰为首创，孰为因袭，可以一目了然。此编所收录的资料，有许多是不太为人所知见，甚至从未被人

　　提及或使用过的。其中颇多公私所藏善本、稿本，乃至海内孤本。此外，钟振振还就所引各种资料的学术性错误，写了近万条按语，约有数十万字的考辨，供使用者参考，免得继续以讹传讹。相信这部书出版后会给词学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

　　钟振振 对个体词人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和萧鹏的《周密及其词研究》，以深细扎实见长；曾大兴的《柳永和他的词》和刘扬忠的《辛弃疾词心探微》则以立论新颖取胜。尤其是《辛弃疾词心探微》，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

　　王兆鹏 词史的研究，是八九十年代成果最丰硕的一个领域。出版的通代与断代的词史不下十种。而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陶尔夫先生的《南宋词史》、严迪昌先生的《清词史》，则是最有影响和特色的著作。

　　就唐宋词的宏观研究而言，有两本著作深受学人的注目，一是吴熊和先生的《唐宋词通论》，一是杨海明先生的《唐宋词史》。前书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七章立论，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差不多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代表着传统词学“过去时”的完美结束。而后者从词史观到词史的建构方式，都是全新的，代表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子姓，出自商朝高辛氏王族纣王之叔比干，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比干是(太丁)之子，是第三十代商王帝乙的弟弟，第三十一代(末代)商王纣的叔叔。

二个渊源：源于古癸比部落，出自舜帝之妻癸比氏(癸北氏)

在史籍《山海经·海内北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烛光，处河大泽，二女之灵能照此所方百里。一曰登北氏。”注：应为癸比氏(癸北氏)。就是说，帝舜的元妃娥皇无子；次妃女英生子二人：一个叫义均，一个叫季厘；三妃癸比氏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叫宵明，一个叫烛光，生活在黄河溢漫的大泽边上，那两个女儿身有神光，灵照百里，可以照亮方圆百里之内，是为湘神。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的莒国国民，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据《姓纂》记载：春秋时期的莒国有犁比氏。

少典氏第十四代、黄帝轩辕氏第三代为少昊。西周初期，纣武王封少昊之后于祁邑，而置莒其后，兹舆徙于计，二世兹丕复归莒，至纪公乃复纪姓，传三十世而灭于楚国。其分衍姓氏有莒氏、万氏、莒子氏、舆期氏、兹丕氏、展舆氏、庶其氏、郊氏、捷氏、裂氏、犁比氏、林闾氏、渠丘氏、着丘氏、安丘氏、且于氏、务娄氏、无娄氏、菀羊氏，其以邑者有，林氏、挐氏。

其中的犁比氏族人中，有人省文简化为比氏、犁氏。

第四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春秋时期楚国君主楚顷王襄(熊横)，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少典氏第二十代、黄帝轩辕氏第九代季连，为芈姓，季连氏。其后裔繁衍至少典氏第六十七代、黄帝轩辕氏第五十六代孙楚顷王襄，名熊横，迁于陈邑，其后代分衍出诸多姓氏。

单姓有：

荆氏、楚氏、熊氏、附氏、穴氏、鬻氏、粥氏、郢氏、逞氏、能氏、叙氏、序氏、祖氏。其公族则有，成氏、启氏、斵氏、囊氏、贲氏、善氏、逯氏、禄氏、县氏、逮氏、审氏、侧氏、庇氏、次氏、连氏、莫氏、仵氏、昭氏、由氏、景氏、到氏、声氏、晏氏、即氏、闱氏、尹氏、后氏、竟氏、秉氏、宜氏、绎氏、酒氏、枝氏、乘氏、保氏、春氏、钧氏、阳氏、甲氏、环氏、卯氏、武氏、庄氏、霜氏、蜎氏、皋氏、举氏、擧氏、雪氏、紃氏、穿氏、称氏、仆氏、贵氏、严氏、征氏、庾氏、奋氏、贺氏、列氏、监氏、减氏、韵氏、屈氏、卒氏、度氏、翠氏、班氏、陈氏、张氏、李氏。

复姓有：

斵耆氏、斵乳氏、斵谷氏、斵强氏、斵缗氏、斵文氏、斵班氏、斵比氏、围龟氏、弥牟氏、若敖氏、叔敖氏、堵敖氏、郏敖氏、越椒氏、罢敌氏、上官氏、三闾氏、五相氏、五参氏、诸将氏、太宰氏、公建氏、良臣氏、左尹氏、右尹氏、申叔氏、申公氏、楚季氏、楚宗氏、巫臣氏、列宗氏、子南氏、子期氏、子庚氏、子西氏、子建氏、子午氏、子重氏、子季氏、子承氏、子千氏、子仪氏、子木氏、尹干氏、无钩氏、无圉氏、无宇氏、无庸氏、余推氏、涉其氏、庆父氏、襄老氏、王孙氏、成王氏、黑肱氏、舒坚氏、来缎氏、沉纤氏、邑由氏、利孙氏、白男氏、吉白氏、屈南氏、耆门氏、市南氏、伍参氏、婴齐氏、弃疾氏、枝如氏、伯比氏、师祁氏、熊率氏、熊相氏、倚相氏、辛廖氏、接舆氏、季融氏、仲雄氏、大心氏、蓝尹氏、厩尹氏、箴尹氏、乐尹氏、芋尹氏、陵尹氏、权尹氏、莠尹氏、清尹氏、郊尹氏、工尹氏、连尹氏、嚣尹氏。

其中的斵比氏、伯比氏族人中，有人省文简化为比氏、斵氏、伯氏。

注：斵，读音作zhuó(ㄓㄨㄛˊ)

第五个渊源：源于 ，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据《中国 云南昭通地区 概述》一书记载，比姓是 姓氏之一，今云南昭通地区有比氏 分布。

第六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蒙古族原姓比渣穆氏，汉化姓氏有比氏、穆氏、蔡氏。

二郡望堂号：

1郡望：

西河郡：古代该郡所指不一。春秋时期卫国西境沿黄河一带称西河，即今浚县、滑县等地。战国时期黄河在今安阳东，故安阳可称西河，据史籍《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夏居西河教授”是也。魏国时期曾取秦国今陕西黄河沿岸地，置西河郡，则以晋陕间黄河为准，西岸为西河。西汉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置郡，治所在平定(今内蒙古东胜)，其时辖地在今陕西、山西两省之间黄河沿岸一带地区，并拥有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东部及晋西等地。东汉朝时期移治到离石(今山西离石)。南北朝时期北魏的西河郡，其北部为羌胡所得，仅保有晋西一带地区，治所在兹氏，即在今山西省离石(今山西汾阳)。唐朝时期亦曾以汾州为西河郡。

南安郡：西汉时期置县，治所在狄道(今甘肃陇西)。东汉中平五年(公元188年)分汉阳郡再置郡，治所亦在狄道(今甘肃陇西渭水南岸)，其时辖地在甘肃陇西县东部及定西、武山县一带地区。南北朝时期的梁国天监年间(公元502～519年)亦置南安郡，其时辖地在今甘肃省西部各县，为全省三郡之一，辖兴、泉、漳三地。隋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郡为县。

资料有待补充。

2堂号：

西河堂：比氏得姓始祖林坚，是殷商忠直之臣比干之子。比干被暴君纣王剖心杀死。比干正妃夫人陈氏怀孕逃往牧野(今河南淇县)生男名泉。周武王即位，旌表忠烈，徵其后嗣得泉，因泉生于长林山，故赐姓林，易名坚。考河南淇水，地处古黄河之西，世称西河，故郡望为西河。“西河堂”名源于此。

三历史名人：

比　干：（公元前1092～前1029年），子姓，沫邑人（今河南卫辉）。著名商朝末期忠臣。

比干生于殷帝乙丙子之七祀，为殷商贵族，商三大丁（文丁）之子，名干。其兄乙继位后，封干于比邑（今山东曲阜），称比干。

比干一生忠君爱国，倡导“民本清议，士志于道。”

比干幼年聪慧，勤奋好学，二十岁就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又受托孤重辅侄儿帝辛。比干从政四十多年，主张减轻赋税徭股，鼓励发展农牧业生产，提倡冶炼铸造，富国强兵。

商朝末帝辛纣王暴虐荒*，横征暴敛，比干因此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

纣王问比干何以自恃，比干回答：“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

纣王怒道：“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剖比干，视其心。比干因而惨死，终年六十三岁。

当时比干夫人妫氏甫孕三月，恐祸及，逃出朝歌，于长林石室之中而生男，名泉。

比干庙位于今河南省卫辉市顿房店乡比干庙村。比干为商纣王之叔，林氏宗祖。商朝末年，因不满纣王无道，被剖心残杀，葬于牧野（今河南卫辉）。比干庙占地四十四万平方米，规模宏伟壮观。每年的5月24日，世界各地的林氏、比氏、梅氏、荡氏、王氏、干氏等宗亲会，都要来此参加纪念比干诞辰的活动。

一）晏几道其人

1、云间晏公子--晏几道生平略说

鲁迅说过，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那么，这本家谱里自然找不到晏几道这样的畸人的传记。晏几道几身相门，生平事迹却扑朔迷离，生卒年居然都不可考，个中缘故，颇值深思。

晏几道约生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是年其父晏殊四十岁。欧阳修为晏殊撰写碑文时，述殊子八人，谓："几道、传正，皆太常寺太祝。"（《晏殊神道碑》）以人数次序推算，晏几道当是第七子，与黄庭坚所说的"临淄公暮子"（《小山词序》）相合。其太常寺太祝一官，则系承父荫而得，是内廷供奉的闲曹。

既贵为相门公子，且才华奕奕，少年时代的晏几道自是跌宕歌词，纵横诗酒，斗鸡走马，乐享奢华。当时情景，如其自己所述quot;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晏几道《小山词自序》）

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作《鹧鸪天·碧藕花开》。黄升《花庵词选》在该词之后有如下注文："庆历中，开封府与棘寺同日奏狱空，仁宗于宫中宴乐，宣晏叔原作此，大称上意。"由此可见晏氏早年就颇负时声。

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晏殊去世。是年晏几道约二十六岁。父亲的死，是晏几道一生的转折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生涯戛然而止，这位不谱人情事故的青年立刻感受到外部世界的霜刀雪剑quot;常欲轩轾人而不受世之轻重。诸公虽爱之，而又以小谨望之，遂陆沉于下位。"（黄庭坚《小山词序》）

熙宋七年（公元1074年），晏几道以郑侠事下狱。"熙宋中，郑侠上书，事作下狱，悉治平时往还厚善者。侠家搜得叔原与侠诗云：'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裕陵称之，即令释出"。虽然有惊无险，却也颇尝牢狱之苦，想必对其精神是一次沉重打击，加速了他朝'畸'的方向发展。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晏氏出任"监颍昌许田镇"的低级官职。时韩维知许州，时韩维知许州，晏作新词献之。《邵氏闻见录》载："晏叔原为临淄公晚子，监颍昌府许田镇，手写自作长短句，上府帅韩少师。少师报书：'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群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不胜门下老吏之望云。'一监镇官敢以杯酒自作长短句示本道大帅，以大帅之严，犹尽门生忠于郎群之意。在叔原为甚豪，在韩公为甚德也。"这量则很有意思材料，它展示了三种不同的价值观念：一是晏氏的价值观，把文学创作当作高尚的事业来看待，并不是把鄙视为"小道"，正如黄庭坚所评论的"磊隗权奇，疏于顾忌，文章翰墨，自立规摹"（《小山词序》）。所以，他不顾身份的低微，敢于向权高位重的韩维献词。在晏氏的心目中，天平只称得出文学价值的高低，而称不出世俗地位的高低。另一种则是韩维的价值观，他批评晏"才有余而德不足。"为什么"才有余"，因为"才"突破了一般的社会规范，并以其独特性向既成世界提出挑战；为什么"德不足"？因为晏词缺乏"温柔敦厚"之美，晏氏为人也缺乏宋儒"心平气和"的处世原则。在韩维这样的高级官员的心目中。邵氏心底里也许更欣赏"甚豪"，可形诸笔端之际，却又不由自主地偏向韩的"甚德"，可见时代观念对个人的压抑和改写。

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小山词》结集。《小山词自序》对云quot;钱月已，为高平公缀辑成篇"。高平公当指范仲淹之中范纯仁。宛书城曰："纯仁元佑四年知颍昌府，见宰辅表。盖代韩缜任。是年七月，适有已日。"可以推测，范与晏关系良好，范给予晏以诸多物质及精神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所以，晏几道才在序文中特别提及。正如夏承焘先生所说："词序谓'为高平公缀辑成编'，殆谓由范敦促，非以此献范。叔原不肯见政事堂中人，此时已高年，或不至以小山词求贵人顾盼耳。"（《二晏年谱》）

《砚北杂志》记载："元佑，叔原以长短句行，苏子瞻因黄鲁直欲见之。则谢曰：'今日政事堂中斗吾家旧客，亦未暇见也。'"其时，苏轼已名满天下，而晏氏的回答，足见其"畸人"性情。此时夏谱记载为元佑三年。其时小山已年近六旬。

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晏几道任开封府推官。任职不到一年，即乞食退居京师赐第，不践诸贵之门。据著名笔记《碧鸡漫志》记载："蔡京重九冬至日，遣官求长短句，欣然为鹧鸪天'九日悲欢不到心云云，'晓日迎长岁岁同'云云，竟无一语及蔡者。"此时，晏氏已七十余岁，而耿介不阿的人格依然不变。《小山词》中有不少描写晚年情怀的句子，如"东野亡来无丽句，于君去后少交亲，追思旧事好沾巾。白头王建在，犹见咏诗人"（《临江侧》），"吴霜发华，自悲清晓"（《泛清波》），"霜发知他从此去，几度春风"（《浪淘沙》）。这些都看作晏氏老寿的明证。

2、先天与后天

黄庭坚在《小山词序》中称晏氏有"四痴"，即"仕宦连蹇，而不能一傍贵人之门，是一痴也；论文自有体，不肯作新进士语，此又一痴也；费资千百万，家人寒饥而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痴也；人百负之而不恨，已信人而终不疑其欺已，此又一痴也。"这"四痴"将晏氏的性格活脱脱地勾画了出来。

小山的"痴"，首先是一种天生的性格，是谓"真痴"而非"佯痴"也。因此，他的"痴"显得格外可爱可亲。《墨庄漫录》记载："晏叔原聚书甚多，每有迁徙，其妻厌之，谓叔原有类乞人搬漆碗。叔原戏作诗云：'生计唯兹碗，般擎岂惮劳。造虽从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调，颜瓢庶共操。朝盛负余米，暮籍残糟。幸免皤间乞，终甘泽畔逃。挑宜筇作杖，捧称诸为袍。傥受桑间饷，何堪井上螬。绰然徒自计，呼尔未应饕。世人轻原宪，人方逐于敖。愿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这是小山不多的五言诗之一，极能体现其性情。小山的价值观是畸人的价值观，妻子的价值观是欲的价值观，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学的价值并不是能够让人更好地生活，相反，它将文学家逼入一种西风瘦马的生存方式之中。这便是小山的选择，他深知：当文学外化为饭碗的时候，文学就丧失了它坚硬的质地。这首诗中，既有浓郁的孤苦；既有悲凉的自嘲，又有坚持的自傲。晏几道的边缘地位是他自觉自觉选择的，他本有许多机会和条件融入主流社会，但他都未加以利用。这是他的天性使然。

小山的天性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狂，一是真。因其真，便显其狂；因其狂，便显其真。出身高门，使其能深味权力的秘密：那些由权力所支撑的道貌岸然、威风凛凛的外表，在他看来，都不过是一具纸糊的老虎而已。叶嘉莹分析晏诗《观画目送飞雁手提白鱼》时，这样写到："从他诗中所写的'知几避缯缴'，'贪饵失江湖'以及'慕冥伤涸'的一些话来看，都可见到他对官场中得失争逐之营谋的恐惧和轻鄙。"叶嘉莹的论述颇为精到，但我认为，在"恐惧"与"轻鄙"两者上，晏氏更多的是"轻鄙"而非"恐惧"。晏几道并非寒门出身，官场的黑幕，自小就耳熏目染。他眼中的官场是："官身几日闲，世事何时足。君貌不长红，我鬓无重绿。"（《生查子》）他之所以退出官场，是出自本能的一种厌恶。

晏几道的"痴"同时也是诸多后天的因素所催生的，必须放置在一个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作立体的观照和考察。法国艺术家丹纳认为，如同某种植物只能在适当的天时地利中生长一样，艺术家也只能在特殊的种族、环境、时代氛围中产生。"每个形势产生一种精神状态，接着产生一批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品。"按照这个思路，我们来看看晏几道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受的文化熏陶。

北宋初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政治气侯相对宽松。士丈夫阶层既获得政权的优厚待遇，又保持着一定的人格尊严。他们的生活是舒适的而非困顿的，他们的思想是宽容的而非刻板的，他们的感情是丰富的而非枯涩的。他们既有大的政治理想，又有小的生活情趣。当时，中央和地方各级官署都没有官妓，达官贵人之家则蓄有家妓。有一则关于晏殊的逸事说："晏元献为京兆，辟张先为通判。新纳待儿，公甚属意，先能为诗词，公雅党之。每张来，令待儿出侑觞，往往歌子野之所为之词。其后王夫人浸不能容，公即出之。一日，子野至，公与之饮，子野作此词，令营妓歌之，至末句，公闻之怃然曰：'人生行乐耳，何自苦如此。'亟命于宅库支钱若干，复取前所出侍儿。既来，夫人亦不复如何也。"这则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宋初文人及时行乐、通达从容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对小山的影响无疑是极为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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