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兰生是孟家几代人

栏目：资讯发布：2023-10-20浏览：1收藏

孟兰生是孟家几代人,第1张

孟兰生是孟家的第四代传人，根据孟家族谱查询显示。孟兰生，男，汉族，1973年5月出生，山西孝义人，1998年8月加入中国***，1994年9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函授本科学历，现任中共文水县委副书记。

孟姓是中国百家姓之一，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姓氏。像其他姓氏一样，孟姓的人也有自己的家族和家谱。家谱是记录家族成员姓名、世系、婚姻、继嗣等信息的文献，是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孟姓的人也有自己的家谱。

至于为什么姓孟的人都叫孟庆XX，这是因为在中国一些地区，孟姓的人在起名时常常采用特定的字辈，即同一个辈分的人在名字中采用相同的字。比如，在某些孟姓家族中，同一辈的人名字中都包含“孟庆”这两个字。这种命名方式是传统文化的体现，也是家族文化的一部分。

至于你提到的“老孟”和“庆伟”，他们的名字可能是根据孟姓家族的字辈来取的。但是，不是所有的孟姓人都会采用这种方式取名，因此不能一概而论。总之，孟姓人和其他姓氏的人一样，都有自己的家族文化背景和取名方式。

可靠的历史记载和调查材料，使我有理由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约当公元十六世纪八十年代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其中，从万历到明末和从清初到乾隆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的阶段，后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阶段。

　　从万历到乾隆的这个时期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找到当时遗留下来的许多典型厂矿的契约、文书等等，以补充史籍记载的不足。我曾采取了史籍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北京附近门头沟的煤矿业和其他地区的几种手工业进行了调查，得到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它们在某些重要的方面，足以填补我们已有的历史知识的缺陷。我希望有更多的同志进行这种调查研究，从各方面收集系统的资料，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分析和综合，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历史问题以及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解答。

　　在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时候，我遇到一些人提出疑问。这些疑问就是：究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是从什么年代开始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有那些特点这一萌芽时期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当时的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发达的程度怎样这个历史的变化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对于这些问题，我愿意通过一些典型材料的具体分析，试作一个初步的解答。

　　近来有不少文章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作了各种不同的划分。有的说中国资本主义最初的萌芽远在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可以看到，有的认为明朝初年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关系，有的又说资本主义的萌芽是在明朝的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出现的，也有的认为明朝的嘉靖、万历年间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最明显的转折阶段。依我看来，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并不太早，说得太早的人提出的证据并不充分。比如有的文章似乎想令人相信元朝至正年间，约当公元十四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就开始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这些文章所举的唯一证据，乃是徐一夔著的《始丰稿》卷一中的《织工对》。我认为这一类说法有很大缺点。《织工对》所描写的钱塘相安里一个富家有杼机四五具、佣工十数人的情形，只是个别的例子，此外还没有其他有力的例证。如果把这样的个别例子突出地抓取出来，当成大量的现象，那末，我们在元朝以前更早的时候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个别例子。唐朝定州有一个名叫何明远的，“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这是《朝野佥载》上写得很清楚的。可是，谁能够根据这一个个别的例子来判断唐朝已经是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呢显然，离开了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量材料的研究，孤立地观察某一个别的现象，一定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根据近来研究所得，我以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因素有它的萌芽期和成长期。它的萌芽期就在明朝万历年间到清朝乾隆年间。这个时期，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说来，中国无疑地还是一个封建社会。由于长期封建制度的束缚，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仍然非常缓慢，表现了中国封建历史所特有的“停滞性”。但是，不能否认，这个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同以前任何时期相比较，却有重要的新的特点。

　　人们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长期以地主阶级剥削农奴劳动为其经济基础，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只是在自给自足和简单的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进行。官府手工业尽管有很大的规模和很高的技术，它们却只供应封建宫廷的需要，并且它们是用了“工奴”的劳动来生产的；民间手工业受到极大的压抑和束缚，不能出头。同时，在封建土地买卖制度之下，资本不断地被吸引和冻结在土地上面，更加巩固了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形成了地主、高利贷者、商业资本家的三位一体，加深了他们对广大农民的封建剥削。

　　在明朝万历以后，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是，不能否认，这个时候由于社会经济的不平衡的发展，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和经济落后的地区之间，情况却有不同。这个时候，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因素找到了它的萌芽生长的比较适宜的土壤。在这里，它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在这里，封建社会内部严重地妨碍资太主义萌芽发生的某些历史条件，就开始有了变化。到清朝的乾隆年间，这种变化更加明显。这个时候，一方面生产资料逐渐地和直接生产者分离，特别是有一部分生产资料逐渐被掌握到少数人手里变成了资本；另一方面失掉了大部生产资料的半无产者的劳动队伍逐渐形成，他们日益变成了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工人。这个时期除了官府手工业工场以外，在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有了相当数量的由私人资本经营的民间手工业工场，从这里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的萌芽，出现了代表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状态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同时还出现了最初的雇佣劳动者的队伍。这就是说，在当时中国的某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孕育着新的阶级雏型，酝酿着新的社会矛盾和新的思想意识的斗争。这也就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的一些基本特征。

　　当然，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所以会在明朝万历到清朝乾隆的这个期间逐渐发生，从根本上说，这是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是，此外还有其他的历史条件也起了促进的作用。

　　万历年间有一些经济措施曾经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的经济措施之一是在全国各地普遍开矿，它的规模是以前的历史上所没有的。本来明朝的采矿业在万历初年还不很发达，万历二十四年以后，神宗派出大批太监到全国各地去开矿，这才使采矿业能够普遍地合法地进行。结果在两方面发生了影响。一方面因为那些太监到处勒索，就引起了各地人民普遍的反抗；另一方面由于许多矿厂从此大开，民间的工矿业就活跃起来，给了资本的活动以许多便利。其次，万历年间实行“一条鞭法”，把丁役、土贡等项通通归并于田赋之內，计亩征银。这在一方面表现了明朝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剥削的加重；在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封建赋税制度的进步性的改革，它给货币经济的新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

　　除了经济的措施以外，万历年问还举行了正义的“抗日援朝”战争，这是在历史上有重大意义的。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朝派兵援助朝鲜抗日。经过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的第一次战役和万历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的第二次战役，明朝耗费了二千六百万两银子的军费，在战争结束以后，明朝政府还规定把边防费用每年由四十三万两增加到三百八十多万两。这个战争对于明朝政府的经济措施和国家财政都有不小的影响。中国的银币也是在这个战争中才开始铸造的，并且后来由于对外贸易日益增多，外国银币才不断地大量输入中国。

　　万历年间还有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西欧资产阶级的文化科学开始输入中国。例如，意大利人利玛窦就在这个时候到达中国。他在中国传教约二十年，设立了三百多所教堂。除了关于天文、地理、算学、音乐等的译述以外，他写了《天主实义》、《畸人十篇》、《二十五言》、《交友论》、《辩学遗牍》等，可以说，这些是最早在中国流行的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献，它们对于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不小的影响。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述利玛窦到中国以后的情形是：“中土士人授其学者遍宇内，而金陵尤甚。盖天主之教自是西方一种释氏所云旁门外道，亦自奇快动人。若以为窥伺中华，以待风尘之警，失之远矣。”沈德符的这一段文字表明，当时西方思想的影响已经引起了中国社会的一种舆论反响，就是认为它有“窥伺中华”的危险；而沈德符在这里所做的解释只能更加证明利玛窦等人的活动对于中国当时社会思想的影响是明朝万历以后的各种历史条件，仍然继续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但是，不可否认，在公元十七世纪开始以后，约有四十多个年头，明清两个王朝的军事斗争日渐剧烈，接着爆发了农民的大起义，明朝的统治垮台，清兵乘机入关，中国本部社会经济生活的秩序一时又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它使得清朝初年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某种程度的停顿。但是，毕竟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并没有受到多大的破坏，所以恢复和发展也比较快，而在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社会经济显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乾隆以后，在中国经济发达的主要地区，资本主义因素就从萌芽时期进入成长的时期了。

　　为了说明上述论点，我准备把实地调查和收集的材料，同史籍的记载相印证，陆续加以整理发表。现在我先通过北京门头沟煤矿业的一部分材料，来论证中国北方地区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发生的具体过程和它的特征，对于其他材料的研究，留待以后另写文章。

　　二一百座民窑的遗迹

　　我在北京西山门头沟矿区发现了明清两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百座民窑的遗迹。我收集了它们的大批契约文书，其中截至乾隆末年为止的共有一百三十七张，另有民窑文约登记本和账单各一，民窑业主的家谱一册，民窑争执的诉状两纸和一个抄本，还有窑图两张。这些材料可以说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不仅仅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而且在北方地区，例如在北京附近也同时出现。

　　北京西山门头沟地区，在元朝已经有封建官府征工开采的煤窑，到了明朝中叶以后，这一带开始出现了民间的采煤业，它同斋堂、周口店等地一样成为供应京畿地区煤炭的主要釆源地之一。《明一统志》记载“顺天府宛平县出石炭”，它所指的主要就是门头沟和斋堂两地的煤田:《清一统志》记载“宛平、房山二县出煤”，它所指的则是门头沟斋堂和周口店这几个相连的采煤地区。其中门头沟出产的煤炭,一开始就直接供应北京城市的需要，居于最重要的地区。这一带的煤窑，从明朝万历年间起，逐渐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民窑；相形之下，官窑却日益衰落了。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据《明神宗实录》第三八0卷的记载，当万历三十一年的时候，这里只有一座官窑；第三八一卷又引顺天府尹许弘纲的奏疏说：“查勘官窑仅一二座，其余尽属民窑。”到清朝乾隆二十九年的时候，据《畿辅通志》《榷税篇》的记载，这里也仅仅“有煤窑一座”。这一座当然是官窑。除了这座官窑以外，事实上却有许多民窑没有被记载进去。只有朱彝尊编的《日下旧闻》第二十四卷引宋启明《长安可游记》有如下的一段记载：

　　“由门头村登山，数里至潘阑庙，三里上天桥，从石门进，二里至孟家胡同，民皆市石炭为生。”

　　现在人们在门头沟还可以找到潘阑庙、天桥、孟家胡同等古老的地名，并且在大峪村附近还可以找到一座废窑，据说它就是明朝的官窑。从这里往北，在九龙山的半山腰，我看到一所颓废不堪的“净明禅寺”，里面有明英宗天顺二年的石碑，碑文中有一句是：“敕赐净明寺在顺天府宛平县玉河乡西山大峪窑之地。”这样看来，大峪村旁边在明朝确有官窑。当时的官窑是规模很大的官府手工业工场。它是以“工奴”劳动为基础的，由封建宫廷直接派太监担任“总管”。我在九龙山净明寺旁边还看见有一个“明故御用监南监韩公之墓”的石碑，据查这位韩公就是万历、天启之间派到这里的官窑当总管的。这座官窑一方面对后来许多民窑的兴起有刺激作用，另一方面对民窑的发展却又有阻碍作用，而且阻碍的作用比刺激的作用还要大得多。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手工业发展过程的一个显明的特点。

　　然而，我在这里要着重论述的却不是这个官窑以及它对于当时社会经济的阻滞作用，而是在它的附近连续出现的许多民窑，它们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官窑。这许多民窑的情形，从来没有人加以详细的记载，但是，当地有些老窑主的家里却保存了祖上遗留下来的一些契约和文书。当地也还有好几辈子开煤窑的老先生能够帮助访问者了解许多历史情况。

　　由于京西矿区党委书记景振洋同志、区长龙文耀同志、门头沟镇委书记傅长有同志和区政府矿务科科长李成敏同志、工程师陈毓龄同志、技术员王善祥同志等的帮助，我从门头沟收集到许多民窑的材料，访问了许多老窑主。根据这些材料和史籍记载对照来看，门头沟民窑兴起于明朝的万历年间，到清朝的乾隆年间大盛起来。七十几岁的老窑主阎锡珍曾向我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并且对我说：“别处我不敢说，这道沟里，早年老百姓开的窑，是明朝就有的。”问他是明朝的什么年间，他说不上，他只能告诉我：“由清朝往上数，还不止三辈，早就开了煤窑。”我认为他的话是可靠的，因为这同历史的记载是一致的。

在华夏大地,有且只有四姓是所谓的“通天家谱”，这四姓就是孔、孟、曾、颜。这四家的祖先都分别追溯到孔丘、孟轲、曾参、颜回四大圣贤，四家所用的字辈千百年来完全相同。

这四姓始祖，古往今来，皆以圣人尊之。至圣为孔子，孟子被尊为亚圣，他是孔子之再传弟子，而复圣颜回、宗圣曾子均是孔子的嫡传高足。

孔孟颜曾四姓在现实世界虽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却以“斯文在兹”的信念为后世中国人建立了一个精神家园。

这个看似与国家民族没有多大关系的同族谱之字辈，实际上却折射出一个民族血脉相承的缩影。

一

该四姓后人的现取名，正式订出行辈是从孔门第五十六代开始的。明朝初年，朱元璋曾赐孔氏八个辈字：即“公、彦、承、弘、闻、贞、尚、胤”供起名用。后因洪武元年五十六代孔希学及洪武十七年第五十七代孔讷先后袭封衍圣公。

明末由第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孔荫植)奏准，崇祯帝赐字“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至清朝乾隆皇帝又赐字“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民国八年由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又立二十个字咨请当时的北洋政府核准公布。亦即第八十六代至一百零五代。即“建道敦安定，懋修肈彝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到现在为止，已知最小的辈是孔门第八十三代“念”字辈。因此，不少孔孟等四姓后人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辈分大小。

有待指出的是：这并非是孔、孟、颜、曾传人一直使用的，而是在清乾隆九年（1744年），由礼部调查整理，报皇帝钦定作为孔孟颜曾后裔行辈的顺序的。现家谱如下：

希、言、公、彦、承，

弘、闻、贞、尚、胤；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维、垂、佑，

钦、绍、念、显、扬；

建、道、敦、安、定，

懋、修、肈、彝、常；

裕、文、焕、景、瑞，

永、锡、世、绪、昌。

二

上述四姓族谱，据说“卜”姓亦遵照之。卜商为卜姓始祖。不过，卜子的影响力远不及上述四圣。

说到四姓该族谱，尤以“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惟垂佑，钦绍念显扬”而耳熟能详。在当代四姓的族人中，许多人都会当做家谱来背诵。甚至有不少外姓人也说这是孔孟两大家的家谱，也有些人说这是孔孟颜曾四大家的共同家谱。

严格的讲，这些表明辈分的名子开头“字”不是家谱，家谱是记载某个家族世系传承情况——即各个支脉的男性家庭成员及其配偶、儿孙年龄职业住址等情况（封建社会中女性长大成人要出嫁，所以不计入家谱）的花名册（类似家族内部的户口登记薄）和家族成员中重要人物重大事迹的记录本。

近来，历年清明节至，来自海内外的三百余名孔子后裔必然在山东曲阜孔林孔子墓前祭奠了共同的祖先——孔子，子孙们依次向一世主孔子深深鞠躬行礼、敬献花蓝，并诵读祭文。之后又分别来到二世祖墓、三世祖墓、中兴祖孔仁玉墓和远代诸墓望祭之坛前，按照释奠先祖“必丰、必洁、必诚、必敬”的礼仪要求，举行了传统释奠祭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恢复祭孔活动以来，曲阜的祭孔活动都是在孔子诞辰日举办，属于“秋祭”。而在传统上，最隆重、最重要且必不可少的都是“春”“秋”两大祭。2008年，曲阜恢复了传统的春季祭孔。如今的春季祭孔大典定于4月3日在孔子出生地尼山隆重举行。曲阜的孔氏家族墓地，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墓葬最多和最集中的家族墓地，也是世界延时最久保存最完整的家族墓葬群。自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其子孙接冢而葬，两千多年从未间断。

据悉，目前，孔子后代有三百多万人，至今已繁衍八十多代。其中，曲阜的孔子后裔占曲阜人口的五分之一，大约有23万！

孔子家族嫡长孙（第四十六代）自宋仁宗至和二年起世袭爵位“衍圣公”，主要任务为祭祀孔子、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台湾已故的孔德成是延续八百九十余年的“衍圣公”最后一代。

不过，目前最流行的说法是民国时代的大财阀孔祥熙，并非孔门嫡传后裔。因其母嫁入孔门时已有身孕。

此外，还有一部分是回民，姓孔，这是很特殊的。或许会有人问，孔子是汉族，为什么他的子孙是回族哪。原因是：孔子的第59代子孙孔彦嵘娶了一名回族女子，名叫马甲尕，夫妻两人生育了3个儿子。马甲尕要求一个儿子加入回族，并且信仰伊斯兰教。她缝制了一顶穆斯林戴的白布帽子，三儿子年幼好奇，争着戴这顶帽子，于是顺从母亲的意愿成了穆斯林。在甘肃永靖县，孔氏穆斯林被当地人称为“孔回回”。

孔孟四姓的后裔中除了有回族外，还有土族、东乡族、藏族、满族、保安族、土家族、朝鲜族和撒拉族，他们分别信仰伊斯兰教、佛教、喇嘛教、基督教等宗教。

三

现在，我们具体谈谈该四姓共同族谱的由来。

先说是否存在“孔孟一家亲”。当前，“天下孔孟是一家，看字排辈论高低”的说法很流行。由于孔子、孟子的后人共用一个家谱，不管姓孔姓孟走到哪里都要当一家人来对待。还说在旧中国孔家孟家子弟外出旅行，即使逃荒讨饭，来到陌生的孔孟人家，只要一提自己姓孔或者姓孟，就会被当一家人来看待。要按照姓名中的“字”表明的辈分论高低，岁数大辈分低的人也要给岁数小辈分高的人磕头行礼，称“叔”喊“爷”。东道主要给讨饭者安排吃住，走时还要送些粮食。这是和外姓人的区别之处。

要搞清孔孟是否真的一家，就需要看是不是两家真的共用一个家谱。经查阅家谱网得知：《孔子世家谱》是专门记录孔子家族繁衍脉络的谱牒，从孔子时代至今已传承了二千五百多年，跨越了八十多个代次，共登记近200万人。2005年，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在法兰克福宣布，中国的《孔子世家谱》被认定为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家谱。

《孔子世家谱》原为手抄本，明朝时《孔子世家谱》形成“六十年一大修，三十年一小修”之约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只大修过四次，分别在明朝天启年间、清朝康熙年间、乾隆年间、和1937年民国时期。

而《孟子世家谱》也记载了从孟子到第七十五代孙孟祥拹（1990年在台湾继任亚圣奉祀官）的历代孟氏子孙繁衍情况。清朝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孟子六十五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衍泰修编了一部较为完整的族谱，分送族众。康熙六十一年(172Z年)秋，孟子六十五代孙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孟衍泰重校《三迁志》。

孟氏族谱规定，续谱之时要将旧谱缴入谱馆，一旦新谱修成，要将旧谱销毁，所以清代以前的孟氏族谱已经没有了，现在传世的只有《道光谱》、《同治谱》两种木版刊印本。

由此可见，孔孟两家各有独立的家谱，家谱中都没有两家合并为一家之说。至于曾、颜，亦如是。我们进而可以推断，从宗族的角度讲，孔家就是孔家，孟家就是孟家，曾家事曾家，颜氏仍是颜氏。颜氏之源与孔子母亲无涉。

据说，这四个通天谱的后裔，是不需要说“免贵”的姓氏。

也有此分析出：四姓具备共同族谱，并非是春秋战国时代相约而定的，而是后来的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强行以定。

当然，无可否认，四姓之始祖确实亦渊源甚多。众所周知，孔子及其学生的学说不仅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发展进程，还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在西方人看来，孔子无疑是足以与苏格拉底、耶稣、释迦牟尼柏齐名的思想家。

而孟轲，也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是影响了很多执政者的至理名言。

关于曾参，其实是孟轲的老师的老师，其在孔学中的地位，很长时间以来未被认识，唐宋之后才被高度认可。他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他的修齐治平的政治观，省身、慎独的修养观，以孝为本的孝道观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被称为“上承孔子道统，下开思孟学派”。

而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徒弟，有评价说“颜渊独知孔子圣也。”颜回所认同的“天人合一观”所表现的对客观规律的尊重是那个年代的精神瑰宝。

其实，儒家学派以孝道为先，排序以入道为先，应该是孔、颜、曾、孟才对。原因很简单：颜回和曾参是孔子的学生，颜回是曾参的师兄，曾参却是孟轲的师祖！

孔孟颜曾四姓在现实世界没有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却以“斯文在兹”的信念为后世中国人建立了一个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