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论述东林学风的区域源流，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及文化的关系。文中提出东林学风的核心是务实经世，当东林后人表达手段“灰色”化、逐渐放弃在野抗争的情况下，务实经世的特色却保持着，成为苏南社会近代变迁的一大特征。这一切可以从东林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之间的关系上得到解释。关键词：东林学风；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族教育；家族文化关于东林学风渊源、流变及其历史影响的研究，学术界历来多有成果。但是在东林学风和苏南望族关系的研究上，至今仍存在着一些空白点。这可能和我们以往重点关注东林党与新兴市民阶层间的关系有关。在学者们将很多主观期望或解释赋予东林党人的时候，难免会忽略它与望族这一“灰色”社会阶层间的联系。笔者期望通过本文为研究东林学派及其学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利寻求更全面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启示。一、东林学风源流的区域背景与苏南望族东林学风其源深远，其流悠长，学术界对此久有研究，一般认为是宗奉程朱理学，或云出入王氏心学，而以程朱理学为归。还有学者考证，东林学派虽与张居正的新政时有矛盾，但在实学致用特点上是一样的，开了明清实学之先河。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深刻的。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东林学风不仅具有全国性背景，也有其区域背景，笼统的“程朱理学”等未必能概括苏南区域的历史、社会和学术源流，而且在时间上也显得不够准确。东林学派学风渊源的区域背景，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其一，北宋初年苏南就有经世致用之风。早在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天下”观，以及范仲淹、胡瑗当年在吴中地区实行“分斋教学”时，这一思潮就已形成了相当的社会基础。这应当是东林学风可考辨的最早区域渊源。前者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这是人们所熟知的。所谓“分斋教学”，指的是由著名学者胡瑗所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以培养经世人才为目的，针对科举制下学校教育萎缩、人才多不敷实用的积弊进行改革，以革除当时流行的诵经试帖的应举教学模式。胡瑗要求学生读儒经要能够“明体达用”，学知识要以“经世治事”为宗旨。 范仲淹先是将该制度引入苏州、湖州府学（故又称“苏湖教法”），后又在庆历新政中将其引入太学教学中，一时颇为轰动。正如研治思想史的学者们所言，这种反映在教育中的思想是非常实际、作用也最深远的思想，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样一种孕育于苏南的教学制度，这样一位生养、终老于苏南的政治家、思想家，尤其又是一位最早在家族内创立义庄、义学，被明清许多苏南望族视为效法典范的家族教育倡行人——范仲淹， 其反映的思想比“程朱理学”更早（范、胡都早于程、朱）。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与骨干多出于斯地的望族，不可能不受影响。其二，明代时程朱理学与苏南的务实致用风气的融合。自杨时讲学锡、常诸地，经历长期战乱的影响后，已经很难分辨其传人为谁，也无人声称继承其学脉。但如明代毘陵唐氏、庄氏、薛氏等著名望族的代表人物（唐顺之、薛应旗等）倡导以经术用事、以文章应世的主张，又形成了新一代经世致用思想。唐顺之是明代嘉靖年间常州人，长于治经学。罢官回乡后，他又着重研治数学、地理、天文、历法、兵法和医学等实学，尤其精通三角术，是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其文学观也以载道应世而著称，主张在现代文人生活中重构古代智慧，与好友、昆山人归有光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与薛应旗相善，常一起致力于经世之学，同为常州经世之学的举旗人。庄氏也是常州的著名望族，盛产经学名家，与唐氏关系密切，在思想与学术上深受唐氏的影响。虽然很难找到与程、朱间的师承关系，但他们的思想与范、胡当年所倡行的经世之学以及变革实践，有着精神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其中也融合了杨氏之学、即程朱理学的入世传统，从而具有超出笼统经学意义的文化价值。当然，这与逐渐形成的苏南不拘泥成规、务实重功之民风是不可割裂而视之的，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南，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精神产物。其三，“东林党祸”将东林学风导向了更加务实的轨道。东林党祸震惊了亲睹其惨烈景象的苏南人，也令东林党人、同情者及其后人对经世致用的形式作了多种反思。徐光启关于“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才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的观点便反映了这一点， 他同情东林党、复社却不入“党争”，最终在农业科学实验中找到了归宿。东林党成员黄道周关于“（徐）霞客兄翱翔以来，俯视吾辈，真鸡鹜之在庖俎矣”的叹羡也是典型之例。 徐霞客与徐光启殊途同归，黄道周的评论更耐人寻味，是对东林党祸后东林学风新动向的颇为准确的形容。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则在教导子弟“顾、高之乡可不勉乎”的同时， 走上了研治实学、投身近代工商业和创办新式学校的道路。思想的武器何必与武器的思想争锋？经世之路很多，也很活，这应当是东林务实学风的新内涵。苏南后来不乏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经世形式，可是却极少有革命家、军事家。为什么东林志士的后人们一方面强调继承“顾、高之学”，一方面却在后来苏南的历史上描写出这样的特点？谜底在于对“东林党祸”的反思。这不啻是东林学风的实践渊源。当东林学风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反思似乎变得“灰暗”时，恰恰是它发展的时候。以上所述，都清晰地反映了东林学风渊源和流变的区域性背景和趋势，辨明这一点，能为下文论述提供许多启示。同时，作为渊源的宋初经世之风是通过教育形式反映出来，通过书院讲学传播开去，又在苏南家族的教育和文化的传承中进一步发展的，这很自然就使握有教育优势的苏南望族成了影响这一学风的重要社会力量，并深深影响了相当长时间里东林学派为代表的苏南学风的流变。物质上的优势决定了教育上的发言和主导权，宋明以来苏南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二、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要理清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关系，必须了解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交往是基础，密切的交往背后必然存在某种内在的、思想上的联系。类似事例很多，这里列举一些最典型的例子。与毘陵唐氏的交往。东林书院创始人、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之一的顾宪成与毘陵唐氏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密切关系。常州府志中唐顺之及其父亲唐瑶二人的传记都是东林领袖顾宪成写的，这两篇传记都被收入了《毘陵唐氏家谱》 。顾宪成与唐顺之之子唐鹤征更是密友，唐鹤征曾“日与同郡龚道立、顾宪成辈讲学东林书院” ，是东林学派骨干成员之一。在顾宪成所著《泾皋藏书》中，还收有他为唐鹤征第三子唐效纯撰写的墓志铭。 除唐鹤征外，唐鹤征的女婿孙慎行也是东林党人。东林骨干钱一本也与毘陵唐氏关系相当密切，唐氏家谱中就收录有钱一本为该族人物所撰写的传记。与毘陵薛氏的交往。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与毘陵薛氏的关系更不同一般。据记载，顾氏兄弟少时曾“问业”于常州经世之学举旗人之一的薛应旗门下，与薛应旗之孙薛敷教有同窗之谊，薛敷教甚至在祖父撮合下，与顾氏兄弟缔有“兄弟交” 。顾宪成对此曾有记述，称“少受业于方山先师（即薛应旗）之门”，而且还受其子薛近鲁“引掖” 。顾氏兄弟问学于薛应旗，并与薛氏家族连续三代皆有密切的交往，这无疑说明常州经世之学与东林学风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不仅如此，薛敷教后来也“从东林讲学”，是东林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通过薛敷教，东林学派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从学术渊源更升华成了盟友关系。东林学派另一位领袖人物高攀龙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他与薛敷教同年中举，一度曾“无日不相过从，交相励勉”。薛敷教去世后，高攀龙为之撰写了墓志铭。7与无锡华氏的交往。华氏是无锡最著名望族之一，其中尤以荡口支华氏更突出。东林领袖高攀龙与荡口支华氏的关系非常深。华贞元曾从高攀龙受业，其族子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三兄弟都曾“闻其教”，甚至还曾“立家会，邀高攀龙、吴桂森诸公公开讲席”，荡口支华氏由此“始兴起于学”。其中，进士出身的华允诚与高攀龙关系最密切。在其从学期间，高攀龙曾赞其“整齐严肃，怠若性成”。在投水自尽前，高攀龙曾写有《别允诚书》，“明以后死绝学之系属”。8 这是一份见证，也是一种殊遇。除高攀龙外，东林骨干之一的毘陵钱一本与荡口华氏也多有交往。华贞元、华允谊、华允诚等都先后从钱一本学《易经》9。与江阴梧塍徐氏的交往。梧塍徐氏是江阴望族，旅行探险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即出于该族。值得注意的是，在徐霞客为祝贺母亲八十寿诞而请人题赠、镌刻的《晴山堂石刻》上，收录了众多东林党著名人物的诗文作品，包括如高攀龙、钱一本、文震孟、孙慎行、黄道周、陈仁锡、钱谦益等的作品。其中高攀龙所题贺的《题秋圃晨机图》诗写道：“吾闻东海有贤母，不艺春园艺秋圃。凡木虽阴不耐霜，独爱离离豆花吐。菽水由来展孝思，于今更可添慈谱。白首晨兴课女工，勤俭为箴自千古。风前有子进霞觞，更挟文孙共斑舞。手授遗书禅冶工，杼声似写丸熊苦。异日昼锦煌煌辉形衣，亦知功自断机能作祖。”10 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是东林领袖与徐氏家族交往的见证。诗中“菽水”里的“孝思”和“秋圃”间的“晨机”、“风前”的“霞觞”与“昼锦”下的“白首”相映成辉，展示了一种奇情异趣，更体现了东林领袖与徐霞客的某种精神交会。另据缪昌期曾孙回忆，徐霞客与东林骨干缪昌期也“以文章道义相交好”，还为子孙缔结了联姻关系。11婚姻是一种更深层的交往关系，传统的联姻往往能反映思想及学术授受，甚至反映了道义和政治的结盟。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及子孙与苏南望族的联姻便是如此。常州的孙慎行、唐鹤征、薛敷教等都是东林骨干，他们不仅本身都出自当地著名望族，且都与本地或邻近望族有联姻关系，孙慎行娶于毘陵唐氏（唐鹤征女婿），唐鹤征的妹妹出嫁毘陵庄氏，薛敷教之女则入无锡华氏之门（华察之妻）。无锡高氏与邹氏、朱氏，顾氏与华氏、秦氏、杨氏，华氏与顾氏、朱氏之间的联姻也是如此。其中邹、华等族都有子弟录名东林，如邹氏家族中有邹期桢、邹期相兄弟二人，华氏家族中更有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兄弟三人上榜，他们都有从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东林的经历。这些联姻行为往往具有多次性、相对稳定的特点，从明代中期甚至延续到清代。无锡华氏与顾氏间的联姻便是如此，最为典型而感人的要数江阴梧塍徐氏徐霞客与江阴东兴缪氏缪昌期子孙间的联姻。如上文所述，徐霞客与许多东林党人关系密切，不过联姻关系则是后来缔结的。在党祸发生、缪昌期惨死后，为人极重情谊、生死不易的徐霞客却缔结了徐氏与缪昌期子孙连续数代的婚姻关系。徐霞客的长子徐屺妻室缪氏为“故翰院文贞公（即缪昌期）孙女”，徐霞客的两位曾孙女也嫁给了缪昌期的重孙。 这种联姻显然更多的是出于道义目的了。从上述事例可见，东林领袖及骨干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交往，其中既渗透了学术和思想上的渊源授受，也体现了心灵上的交会和精神上的同气相求。三、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东林学派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源于苏南社会，又作用于苏南社会，且生生不息，这些都可以从望族教育体现出来，大致反映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望族家训中的东林志节影响。东林学派精神财富中的一个很重要部分，是十分注重做人的志节。明末东林党人的志节感染了世人，也影响了许多苏南望族，强调做人志节成为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训的特点之一。东林学派代表人物所在家族自然都是如此，《高忠宪公家训十九条》将“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之语作为第一条， 无锡顾氏家族《乾隆谱训约八条》也将“治家以清白为世守”列为第一条。 缪昌期的后人还将此写进了训子诗：“满眼乌珠看汝身，文章切要着精神。残骸不似南山久，赖尔昂昂做个人。” 东林志节深深影响了那些与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关系密切的望族，如毘陵唐氏就强调，“读书变化气质，即资性愚钝，多识几字，习他业亦觉高人一等” 。其他苏南家族，包括一些著名的工商家族也深受影响，如无锡《荣氏家训》“蒙养当豫”条写道：族中子弟接受教育，“他日不必就做秀才、做官，就是为农、为商、为工、为贾，亦不失为纯谨君子” 。所谓“变化气质”、“纯谨君子”和高、缪的“作得一个人”、“做个人”是同一个意思。东林志节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重视育人的传统在明清久已被科举所误、所废，重视人格教育也就显得格外可贵。这种志节对苏南望族和其他家族的追求影响深远，近代苏南的工商实业家族（如无锡荣氏、毘陵迁锡唐氏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资助社会慈善和教育事业、保持爱国情操，与此不无关系。其次，望族教育中的东林学术传承。东林学风包含着许多进步的成分，有在野清议、抗争意识，有经世致用、强国富民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主张。在东林党祸之后其中有些成分（如在野清议、抗争等）逐渐边缘化、变得“灰暗”了，但客观地分析，那原本就属于手段、形式问题。作为东林学风核心的经世致用、强国富民及有关思想，经过历史的选择依旧保留了下来，在苏南望族教育中传承着、发展着。清代前期，无锡荡口支华氏家族内部曾出现过这样一段对话，父亲华汝修曾对儿子华希闵说：“前明一代理学，薛、胡开其始，顾、高集其成，顾、高之乡可不勉乎？” “顾”、“高”是众所周知的，“薛”则指薛瑄，“胡”就是胡居仁，几位都是明代以研治经学见长的学者，宗奉程朱理学。时多以程朱理学为经世之学，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风为其集大成与发展，与王阳明心学有明显区分。很显然，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在教育中自觉地将东林经世学风作为家学传承了下来。还有许多不作声言，却将东林学风渗透教育、加以实践的许许多多苏南望族及至其他家族，如后来既产生学术大师，又涌现近代实业巨子的无锡钱氏（钱钟书家族）、薛氏（薛福成家族）、荣氏，毘陵唐氏（含唐顺之及迁锡支家族）、盛氏（盛宣怀家族）和庄氏（庄存与家族）等等。如毘陵庄受祺“每谓 之学能见其大”的治学气度， 钱钟书伯祖钱熙元“援古证今，有所取法”的学术理念， 伯父钱基成精通经、史、地、兵、医学乃至“重力、汽机之学”的广博学养， 无锡近代实业家唐骧廷祖父唐懋勋“不屑屑于章句之末”的价值倾向， 等等，无不涌动着东林学风的活力。再次，书院实学氛围中的东林学风浸润。在明清苏南望族教育中有一种常见的模式，当子弟在结束族塾或家塾的学业后，往往就进入当地的书院深造。毘陵的庄氏，无锡的华氏、尤氏，吴县的潘氏、彭氏，以及常熟的翁氏家族等等，都有如此惯例。书院的学业对望族子弟来说是教育的关键阶段，通常决定着一生的发展方向。而明末以降苏南的书院充满了实学氛围，纷纷讲求经世之学。比如，乾隆时期的苏州 书院，讲习时“于明理之外，务期实用，凡水利、农田、兵刑、备荒诸政必悉心讲求” ，光绪初年，江阴南菁书院更“专课经学古学，以补救时艺之偏”，在“古学”课考的内容中包括天文、算学、舆地、史论等实学内容。 这种与科举教育全然不同的氛围，可以从顾亭林实学、常州学派作追溯，但追下去却必然溯及东林学风的影响。东林学派借助书院讲学来传播其经世学说与改革主张的形式，给苏南书院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苏南望族子弟在书院中受到的实学浸润，必然会影响苏南社会，清代尤其是近代以来苏南的实学人才优势与此不无关系。知识就是力量，但教育是力量之源，而强调育人、培育可用之人的教育，其力量才真正惊人。家族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是家族的放大，苏南望族教育所受东林学风的影响为苏南的持续发展和近代领先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四、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文化如上所述，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关系密切（自身也出自其中），其学术也通过望族教育得以传承，因而对这些家族文化与学术的影响是很自然的。首先，促苏南望族的文化成就呈现辉煌。东林学派在汲取苏南文化养分的同时，又辐射社会和苏南望族的文化。徐霞客在科学探险和地理学上的杰出贡献，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徐霞客从对山水自然的好奇发展到以科学探险、地理考察为归宿，不能仅从家族影响下的个人选择去解释，东林学派的思想也从多个方面给了他影响和帮助。一种是精神上的鼓励，高攀龙诗中的“菽水孝思”、“风前霞觞”也好，黄道周的“乃欲搜剔穷真灵，不畏巉岩不避死”也罢， 都表达了一种知音式的赞赏和鼓励。一种是具体指点和帮助，诸如陈仁锡为徐霞客指点自关外返京师的见闻和奇观、钱谦益力促刻印《徐霞客游记》等等。 徐霞客的成就与东林学派的实学就这样联结到了一起。此外，荡口华氏家族在近代涌现出华蘅芳、华世芳兄弟数学家，并以强大的辐射力培养出徐寿、徐建寅父子化学家、钱穆与钱伟长叔侄等大师级人才，与东林学风传承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其次，为苏南望族的学术整合提供灵魂。望族文化是东林学风的重要来源，而东林学风也为望族文化与学术注入了内涵和活力。华汝修对儿子所说的“顾、高之乡可不勉乎”之语，是荡口华氏家族对高攀龙“后死绝学之系属”嘱托的落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而常州学派学术体系的灵魂可以说就是来自东林学风。一方面东林学风是联结唐顺之、薛应旗经世之学与常州学派的纽带，另一方面它也是明后期以降常州文化的“灵魂”。顾宪成、顾允成、薛敷教、唐鹤征、孙慎行、钱一本等作为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骨干成员，彼此之间诚有学术授受、联姻之谊，一旦入了东林、并活跃于其中，他们所代表的都已经不仅仅是原来的家族及其文化了。比如，唐顺之、薛应旗等的学术传统通过联姻扩大到了毘陵庄氏，而庄氏家族则对创立常州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中期的庄存与继承唐顺之“研经求世用”的学术宗旨，对数学、医学、天文、历法等实学也广泛研究，成为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庄存与等人这种对常州经世之学的重新整合与发展，其实就如同东林学风的“灵魂转世”，二者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其三，对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产生作用。东林学风重视经世致用，主张发展工商业、强国富民，这一进步理念对明清时期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影响很大。这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指的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当许多地区依然盛行科举之风的时候，许多苏南望族受经世学风的影响，已经注意将实学视为更有价值的学问，把务实济世而不是科举中式视为人生的追求。明末江阴人徐霞客就是实践的这一人生追求。清代荡口华翼伦对儿子华蘅芳、华世芳兄弟实施的教育、为其选择的人生方向也是如此。毘陵唐氏家训“读书”条在“读书变化气质……”之语后面，又云“（读书）非止拾青紫、取荣名已也” ，这不只是对读书目的，也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一种解释。另一层指对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毘陵迁锡唐氏、无锡城中薛氏、钱氏等族或出入儒贾、或致力工商实业，视如寻常之事，与徽商发迹后仍固执于科举的归宿迥然不同。这一现象可以从无锡《荣氏家训》（明后期） 、武进《龙溪盛氏宗规》（清代）的“职业当勤”训条中“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是本职”的话语得到解释。 很显然，它们出入儒贾，或以工商实业为归，都是得益于“四业皆是本职”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苏南望族及其他家族在择业观上的机敏灵活特点与东林学风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一突破的意义重大，打破了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为我们揭开苏南近代实业领先的谜底提供了一把钥匙。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没有价值观的突破就不可能有实践的突破，苏南许多家族就是从这里起步向近代化迈进的。应当指出，在价值取向的两个层面中，前者是基础，而这正是东林学风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正是东林学风为苏南人提供了近代腾飞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东林学风的源流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形成与发展更与苏南望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相得益彰。它在明清苏南望族文化中汲取了养分，又影响了苏南望族教育和文化，进而再辐射到更多苏南家族和整个苏南社会。而它之所以会具有那些“灰色”，那保守的伦理观，那后来的虽然务实、却进一步变“灰”（“政治抗争”亮色褪化）的趋势，或许也可从这一点找到一些解释。当然，“务实”才是东林学风最核心的内容，形式或手段的颜色不能改变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读苏南近代化了。（作者系江南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原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1　世：黄帝　嫘祖氏　　　　　　2　世：玄嚣

3　世：乔极　　　　　　　　　　4　世：帝喾　庆都氏

5　世：唐尧　散宜氏　　　　　 6　世：监明　凤巫氏

7　世：永河　密氏　　　　　　　8　世：济乐　姚氏

9　世：岁纪　陆、黎氏　　　　　10　世：正坤　鸠氏

11世：长历　熊、翟氏　　　　　12世：德尧　佶、薛氏

13世：仁宏　高阳氏　　　　　　14世：廷光　姒、雍氏

15世：爵南　尚氏　　　　　　　16世：行矩　慕容氏

17世：复旺　蒙易氏　　　　　　18世：茂清　史、丁氏

19世：孔阳　巢氏　　　　　　　20世：日永　梁氏

21世：德荣　逢氏　　　　　　　22世：聚议　姜、吉氏

①金紫光禄大夫、尚书户部侍郎、知青州军安抚使

23世：刘累　佶、姒氏　　　　　24世：昌益　张、黄氏

25世：信盛　徐、张氏　　　　　26世：咏八　高阳氏

27世：相承　秦、农氏　　　　　　28世：全福　巢氏

29世：美勋　景、姬氏　　　　　　30世：钊宁　如、苏氏

31世：炳宽　昌氏　　　　　　　　32世：文盛　妫氏

33世：锦遥　席、米脂氏　　　　　34世：升吉　芋氏

35氏：瑞明　任氏　　　　　　　　36世：先柱　吉氏

37世：源传　姒氏　　　　　　　　38世：维琮　西果氏

39世：新兴　休屠氏　　　　　　　40世：建吕　妫氏

41世：宝招　吕氏　　　　　　　　42世：晨禄　詹、张氏

43世：任玉　姒氏　　　　　　　　44世：添桢　甘、魏氏

45世：树鸿　卞、任氏　　　　　　46世：登贵　吕氏

47世：俊通　田、曹氏　　　　　　48世：彦武　巢氏

49氏：标林　费氏　　　　　　　　50世：德朋　任、曾氏

51世：朝良　张氏　　　　　　　　52世：廷声　张、毛、董氏

53世：元振　古风氏　　　　　　　54世：胜海　陶氏

55氏：试集　姒、孙、姚氏　　　　56世：长远　张氏

57世：华封　古氏　　　　　　　　58世：禄源　公孙氏

59世：星亮　任氏　　　　　　　　60世：拱炤　杨氏

61世：报联　吕氏　　　　　　　　62世：杜伯

63世：隰叔　逢辛氏　　　　　　　64世：士云　孔、张氏

65世：仑模　由、邹氏　　　　　　66世：士为

67世：士谷　　　　　　　　　　　68世：士会　（范武子）　先何氏

69世：士燮(范文子)　赵、柳氏　　　 70世：士匄　（范宣子）　赵氏

71世：士鞅(范献子)　郑、蔡氏　　　　72世：士射（范昭子）　赵、申氏

73世：范弥牟　钟氏　　　　　　74世：范蠡　黄、官氏

75世：范灵澄　姜氏　　　　　　76世：范维孔　吕氏

77世：范金龙　陈氏　　　　　　78世：范依信　周氏

79世：范雎　　欧阳氏　　　　　80世：范楷　高、蓝氏

81世：范灿　司、马氏　　　　　82世：范比　苏氏

83世：范正和　邓氏　　　　　　84世：范增　马、葛氏

85世：范馥　程氏　　　　　　　86世：范政　李氏

87世：范光忠　吴氏　　　　　　88世：范今兴　夏氏

89世：范鹗　李氏　　　　　　　90世：范礼　彭氏

91世：范旺　马氏　　　　　　　92世：范竞　李氏

93世：范逢海　黄氏　　　　　　94世：范正　高氏

95世：范袭　林氏　　　　　　　96世：范达　古氏

97世：范衍　顾氏　　　　　　　98世：范巨卿　罗、钟氏

99世：范丹　　　　　　　　　　100世：范显　马氏

101世：范滂　申、田氏　　　　102世：范粲

103世：范乔　　　　　　　　　104世：范晷

105世：范广　　　　　　　　　106世：范汪　袁氏

107世：范宁　袁氏　　　　　　108世：范弘之　孙氏

109世：范晔　周氏　　　　　　110世：范暑　张氏

111世：范缜　　　　　　　　　112世：范胥

113世：范迪　　　　　　　　114世：范伟勋　成氏

115世：范让　冯氏　　　　　116世：范衡　　梁氏

117世：范焕　谢氏　　　　　118世：范懋勋　包氏

119世：范履冰　赵氏　　　　120世：范冬倩　朱氏

121世：范昆光　朱氏　　　　122世：范正始　陈氏

123世：范远　周氏　　　　　124世：范隋　俞、王氏

125世：范梦龄　陈氏　　　　126世：范赞谟　陈氏

127世：范墉　陈、谢氏　　　128世：范仲淹　李、曹氏

家乘是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字。春秋时晋国史书名《乘》，后因称史籍为史乘。北宋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撰有日记体《宜州家乘》，后人撰修家谱，袭用“家乘”之名，意为家族之史。谱牒是记述氏族或宗族世系的书籍，有专记帝王诸侯世系的，也有记载一姓一族世系及重要人物事迹的，后者又称“族谱”“宗谱”“家谱”或“家乘”。魏晋南北朝时特重门第，官方选用人才必须考察谱牒，因此，撰修族谱之风盛行，隋代以后虽然施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取仕，但直至明清时期，许多家族仍编修族谱。族谱主要内容有姓氏起源、播迁、分支始祖、世代相传的统系、辈字、祠堂、祖茔、族规等，正文前有序和凡例。

根据谢氏宗亲网介绍:谢家最早见于记载的家谱，是南朝人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时引用的《谢氏谱》，其中又分为《陈郡阳夏谢氏谱》和《会稽山阴谢氏谱》两种。前一种家谱在书中共引用七处，后一种引用一处。从全部引文综合分析，这两种家谱的基本内容，包括东晋时两族谢氏人员的名讳、字号、承属关系、官爵、姻娅、子女、子女婚配等等。当时的社会特别重视谱牒，不仅朝廷选官要查寻家谱，而且社会上嫁女择婿也要以家谱为据。为防止假冒，国家还专门成立有谱局，社会上也有专门编撰和研究谱牒的世家。所以谢氏最早的家谱，有可能是根据谢氏提供的资料由官府修成的，时间最早不会超过东晋建国以后。

《世说新语》所引用的《谢氏谱》，大概出自当时的官谱。至于《隋书·经籍志》中收录的《谢氏谱》十卷，则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家谱，即可能出自谢氏族人之手。但遗憾的是今天已经无法看到了。

目前所见谢氏最早的一部完整家谱，是宋朝人汪藻根据《世说新语》和魏晋南北朝及隋朝史书编辑的《世说·陈郡阳夏谢氏谱》。全谱包括世系表、正文、别族、人名考补四个部分，收录三国至隋陈郡谢氏94人，附录会稽谢氏4人。这部家谱的现存最早刊本，藏于日本，与宋本《世说新语》汪藻《叙录》放在一起，近年曾以珂锣版影印的形式与《世说新语》联合刊布发表。

修谱

谢氏修谱，约始于东晋、南朝时期。南朝梁刘孝标为南朝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作注释时，曾引用《谢氏谱》。此谱分为《陈国阳夏谢氏谱》和《会稽山阴谢氏谱》两种。此外，《隋书·经籍志》着录《谢氏谱》十卷，《新唐书·艺文志》着录《谢氏家谱》一卷。可惜这些书都已亡佚。

据福建谢氏源流研究室主任谢宗楷先生多年调查、发掘、整理，初步发现共有谢氏族谱401部，其中，福建省 166部，涉及44个县市，江苏3部，浙江 23部，安徽5部，江西8部，山东4部，河南3部，湖北2部，湖南6部，广东8部，广东2部，四川1部。台湾档案机构藏谱目录168部，泰国2部。另有《世界谢氏通讯》报导的《成都谢氏族谱》《深圳石岩龙银山谢氏族谱》《广东南海谢氏族谱》等多部族谱，可见谢氏谱牒资料还是相当丰富的。这些族谱，存有宋、元、明、清及近现代名人作的序数十篇，其中著名的有宋代《苏公老泉赠谢氏谱序》、黄庭坚《谢氏世谱序》、苏轼《谢氏宗谱谱序》、朱熹《谢氏宗谱序》、彭龟年《谢氏旧谱序》、文天祥《江西信州叠山谢先生谱序》、谢枋得《修辑族谱原序》及当代著名女作家冰心为福建长乐谢氏宗谱所写的序。

宋代的作者都是著名人物，按理说所作谱序应是非常珍贵的，但是，有些问题却值得考虑：首先是谱序的真伪应予以辨别; 即使是这些名人所写，由于时代的、阶级的、知识的局限，他们论述之事是否符合史实，也须加以研究。例如：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苏轼所写《谢氏宗谱谱序》(一本作《谢氏族谱序》)，落款“宋元祐五年知杭州眉山苏轼”，一本作“知浙江杭州眉山苏轼东坡”，一本作“通判浙江杭州眉山苏轼”，其中必有传抄者妄自增删者。文中有“熙宁三年余以谪通判杭州”、“绍兴与杭接壤”等语。据《苏东坡年谱》载，苏轼先后两次去杭州任职。第一次是宋神宗熙宁四年辛亥(1071年)，因获罪王安石，“乞外避之，除通判杭州”;第二次是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除龙图学士知杭州”。于此可知，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的时间为“熙宁四年”，而不是“熙宁三年”;元祐五年应为“知杭州”而不是“通判浙江杭州”。再者，“绍兴”作为地名，最早是在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而北宋时的苏轼1101年已死，怎能会有“绍兴与杭接壤”之语呢更重要的是文中所说“谢氏自申伯得姓”是非常错误的，因为申伯从来也没有姓过谢。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即使出自名家之手的谱序或谱中所记内容，也必须经过鉴别方能采用。

宋代以后，谢氏由于分散全国各地，随着私家修谱之风的兴起，各地的谢氏族人也纷纷修谱，发放给族中宗亲，并定期续谱，不，断更新。每当新谱一出，旧谱除留少数几部由族长保存外，其余全部销毁，加上社会动荡和天灾人祸，早期家谱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就笔者所知，目前台湾谢氏族人保存有一部明朝万历年间所修的《谢氏统宗志》，大概是较早的一部家谱。至于在此以后的各种落谱牒，较为常见者，有民国时期所修《谢氏宗谱》、明万历《海沧石塘谢氏族谱》、清同治《南海丹山谢氏世谱》、《番禹芳村谢氏族谱》、《西贡沙角尾谢氏族谱》、《深圳石岩龙眼山谢氏族谱》、浙江上虞《盖东谢氏宗谱》等。

1947年，由硕儒谢鸿轩发起并主持，约请各地谢氏宗亲，开始编写一部新的家族通谱。经过多人一年时间的辛勤耕耘，新谱于次年冬至日全部修毕，并请谱师来宗祠中雕版印谱。又过了半年，新谱雕印完毕，共32部，每部12册，定名为《谢氏宗谱》，由于社会动荡和战争的影响，目前这部家谱完整的只有两套。另在台湾的大半套，是由修谱者本人于1949年从大陆带去的。当时修谱者正在督印新谱，来不及将谱印完，仅带一些印毕的纸页匆匆上路。至台湾后经分捡整理，编为家谱的第二至十册。另外三册终因海峡隔阻，多年来一直未能补齐。

近年来两岸关系解冻，寄居台湾的谢姓人纷纷回思念多年的家乡寻根祭祖，又从家乡访得新谱的第一、十一、十二册，带回台湾，使分散的家谱终于合璧。

世系

在谢姓人及其编修的家谱中，多称炎帝为太始祖，申伯为始祖，并说他是炎帝的六十三代孙，在周宣王五年(前823年)因功被封于申国谢邑。子孙别姜为谢，以地为氏。这样，就用一条血缘纽带把炎帝和申伯联系在了一起，同时还确定了申伯受封的确切时间，不过，仅就这一时间而言，历史上还有不同的记载。就笔者所见，明确记载申伯受封时间的书籍是《竹书纪年》，这本书原是一本在西晋太康二年(281年)从魏安厘王墓中发掘出来的书籍，记夏商以来至魏哀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它的原书在宋代以前已经亡佚，今天所能看到的除几种辑本外，还有一种是由明朝人伪造、假称是南朝人沈约编定的《竹书纪年》。属于辑本者一般还能遵循历史的原貌，不擅自改写或添加原文;伪造者不仅全部抄袭他书，而且还随意添文去字，望文生意，甚至加注日期。说申伯在宣王某年确切受封者便出自这本伪造的书中，全文是“宣王……七年，王赐申伯命”，而前者对此事只字未提。这种确切的受封日期与前述受封时间虽有两年之差，但也大约是其说的根据，当然也不否认可能是另有所据。至于谢姓有关家谱明确记载申伯受封时间的做法的初衷，大约也不外乎为了解开人们心中可能存在的疑问，使人有一种确切无疑的历史感，同时也使之树立一种以祖宗为荣的自豪感。另外，大约也正是由于这一缘故，谢姓人还编定了自己传说中的世系，并在这一世系中确定了自己列祖列宗的姓名，以及他们的事迹、婚配、子女、迁徙、寿夭、在位时间等情况，使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到了他们在后人心目中的位置。

关于谢姓传说中祖先的名字和世系，不少家谱都有记载，其间虽存在一些差别但大同小异。

八世祖考榆罔公，在位55年。蚩尤作乱，禅位黄帝，降为侯。妣伊耆氏，子帝柱。

九世祖考帝柱公，因父降为列侯，分封丁洛，世袭其职。妣伊耆氏，子庆甲。

十世祖考庆甲公，妣陈张氏，一作陈绛氏，子戏。

十一世祖考戏公，妣有邰氏，子器。

十二世祖考器公，妣风氏，子祝融。

十三世祖考祝融公，相黄帝而治天下，辩乎南方。妣挚氏，子垂。

十四世祖考垂公，妣蜀山氏，子伯益、伯夷。

十五世祖考伯益公，舜命为虞，佐禹治水有功，禹崩以天下授之，公不受，乃避居箕山之阳。妣虞氏，一作有娥氏，子若木。

十六世祖考若木公，妣石费氏，子费昌。

十七世祖考费昌公，妣祝绛氏，子房。

十八世祖考房公，妣视山氏，一作蜀山氏，子仁昌。

十九世祖考仁昌公，一作仁公。妣有娥氏，一作娥氏，子天英。

二十世祖考天英公，妣蜀山氏，子矽。

二十一世祖考矽公，妣扈氏，一作有扈氏，子敏。

二十二世祖考敏公，妣嫩訾氏，一作(女取)紫氏，子豹。

二十三世祖考豹公，妣鬼方氏，子谦。

二十四世祖考谦公，妣有扈氏，一作扈氏，子澄。

二十五世祖考澄公，妣挚氏，子晔。

二十六世祖考晔公，妣风氏，子宇。

二十七世祖考宇公，妣己氏，子清。

二十八世祖考清公，妣伊耆氏，子宝。

二十九世祖考宝公，妣鬼方氏，子宽。

三十世祖考宽公，妣有娥氏，一作娥氏，子典。

三十一世祖考典公，一作兴公。妣有娇氏，一作蟜子明。

三十二世祖考明公，妣有娇氏，一作蟜氏，子车。

三十三世祖考车公，妣宝惠氏、一作实费氏，子能。

三十四世祖考能公，妣蜀山氏，子宏。

三十五世祖考宏公，妣宝惠氏，一作实费氏，子瑞。

三十六世祖考瑞公，妣风氏，子倚。

三十七世祖考倚公，妣宝惠氏，一作实费氏，子拜。

三十八世祖考拜公，妣有娥氏，一作娥氏，子世长。

三十九世祖考世长公，妣景仆氏，子恭。

四十世祖考恭公，妣鬼方氏，子祥若。

四十一世祖考祥若公，妣有邰氏，一作邵氏，子范。

四十二世祖考范公，妣陈绛氏，子箨。

四十三世祖考箨公，妣有娇氏，一作娇氏，子安世。

四十四世祖考安世公，妣伊耆氏，子忠贞。

四十五世祖考忠贞公，妣挚氏，子绍良。

四十六世祖考绍良公，妣风氏，子庵年。

四十七世祖考庵年公，妣蜀山氏，子卿。

四十八世祖考卿公，妣景仆氏，子(讠合艹)。

四十九世祖考(讠合艹)公，妣风氏，子彦。五十世祖考彦公，妣姬氏、鬼方氏，子绥章、筠生绥章，一作绂章。

五十一世祖考筠生公，一作虺筠公。妣姬氏，子吕尚。

五十二世祖考吕尚公，字子牙，号飞熊，一称姜太公。年八十遇周文王，相武王而治天下，周尊为师尚父，封齐侯，子孙世袭。妣马氏，子丁、王、年、彦、柯、绍、骆、铎、青、易、尚、其、佐。

五十三世祖考佐公，封于申。妣景仆氏，子汲。

五十四世祖考汲公，妣有扈氏，一作扈氏，子陵高。

五十五世祖考陵高公，妣姬氏，子嵩。

五十六世祖考嵩公，妣温氏，子谋。

五十七世祖考谋公，一作某公。妣顾氏，子成。

五十八世祖考成公，妣马氏，子胡。

五十九世祖考胡公，妣温氏，子献。

六十世祖考献公，妣有施氏，子宁。

六十一世祖考宁公，妣顾氏，子恩。

六十二世祖考恩公，字宏道，妣孟氏女适周厉王。子诚、申甫。

六十三世祖诚公，号申伯。辅宣王中兴，宣王赐封于谢，子孙因以为氏，遂为谢氏受姓始祖。妣王、高、张氏，子弘、猛。

清乾隆癸酉年是哪一年

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金山镇东部18公里处，群山中着一个长约2公里的“葫芦谷”，谷中散落着小铺子、东山、邬家河等10个自然村，从清乾隆癸酉年(1753)开始，这里的后裔为，追怀故土，凝聚族胞，大兴修建宗祠之风，凸显汉式建筑艺术风格，不经意间筑成一个“宗祠博物馆”，一些宗祠甚至完整保留到今天，成为难得的乡土文化遗产。

明代汉族进入云南，主要在明初洪武、两朝，而且绝大部分是以军屯形式迁入的。《明史·兵志》载，明代在云南共设二十卫，二十二千户所。这些卫所基本上都是在洪武、年间设立的。该志说：“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军士应起解者皆金妻(带家眷)。”学者们统计，洪武年间云南共设有二十一卫，二十一千户所。万历《云南通志·兵食志》载，万历时云南仍存军卫数为二十，千户所十二，御三，与《明史·兵志》所载大致相同。可以认为，洪武年间所设卫所即奠定了明代云南卫所的基本布局，洪武以后不过略有增损变更。由此得知，明朝有计划大规模地向云南的时期仅限于明初。中又以军人及其家属占了绝大多数。明初移人云南的外省人口大致在30万左右，此后或有滴戍、仕宦、捕逃、贸迁，但为数不多。

金山镇的明代，世家不少，大北厂、小铺子等地，都居住着后裔。大北厂有王氏，小铺子有潘氏，虽千里徙来，却重振族纲，大有作为。兵屯带来了先进的思想和技术，促进了边地的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的发展。

在这块鲜为人知的土地上，计有东山村潘氏宗祠、邬家河村邬氏宗祠、鲍氏宗祠、小铺子村顾氏宗祠、弓兵村李氏宗祠、中屯村五氏宗祠6处建筑群，目前，除五氏、鲍氏宗祠成为危房外，余者基本完好，尚能居住。

宗祠，即祠堂、宗、祖、祖祠，是祖先和场所，是我国儒家传统文化的象征。宗祠制度产生于周代。上古时代，士大夫不敢建宗，宗为专有。宋代朱熹提倡家族祠堂：每个家族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m)神主的祠堂四龛。祠堂是族权与神权交织中心。宗的主祭称宗子，管理全族事务称宗长，还有宗正、宗直等职。宗祠体现宗法制家国一体的特征，是凝聚团结的场所，它往往是城乡中规模最宏伟、装饰最华丽的建筑群体，不但巍峨壮观，而且注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华儒教文化的代表。宗祠记录着家族的辉煌与传统，是家族的殿。作为中华悠久历史和儒教文化的象征与标志，具有无与伦影响力和历史价值。

李白《江南春怀》诗云：“天涯失乡路，江外老华发。”们在丧失故土的路径后，通过宗祠家族，抱团御辱，扩展事业，教育族人，传承家风族风，像族谱、家训等文献，在宗得以保护传承，丰富了乡土文化的内涵，是研究发展、民俗乃至历史的宝贵资料，为、民俗、历史学家们所重视。

初春，寂静的山间条状坝子里各种杂花渲染着一个迷人季节的开始，油菜花将大山深处的景致涂上重彩，古驿道上的东山村被花海包装起来，像在深山里的妙龄女郎，不为外界所识。48岁的村民小组长潘士荣是潘氏宗祠最新一届“管事”，没有报酬的义务管理全凭良心，定期检查建筑是否有损坏，并及时筹资修葺。潘氏宗祠是这些村庄中保存最完整的四合院，大堂和厢房格局完好，雕梁画栋，原木镂刻的门窗精致古朴，技艺超群。正堂的整面墙上记录潘氏族人世系，字迹清晰可辨，是一部刻在墙上的家谱。

潘士荣说，每年正月族人都会定期在祠堂聚会，宰牲祭祖，除了村里52户215人齐聚于此外，外乡、外县甚至省外的一些族人都会赶来祖先，参与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祠堂里烹制佳肴，隆重庄严的祭祖活动，成为定制。因此，祭祖活动其实就是族人的大聚会，是族人一年一度的重逢日，许多潘氏后裔闻讯赶来，宗祠成为纽带，维系着家族的血脉，祭祖活动从而颇受族人重视。当然，宗祠还是全村的公共活动场所，村人凡有喜事，都前来祠堂里举办，族人非常珍爱这个地方。

据《潘氏宗祠碑》记载，潘氏自明朝军屯戍边定居路溪屯后，分为濂、澄、济、净四支。碑文说：“而净一支传公度，公度传起鲸，起鲸传秸禾，秸禾传竣祚，特盖五世矣。”也就是说，这座宗祠建成后，他们的族谱已记录了来云南落籍的五代年表。碑文讲了一件事：“竣鼎与父秸禾相继去世，遗母陶氏。特鼎字上铉，年方十一岁，幸有次兄祚鼎扶持，攻读孝养孀母，于雍正元年游泮，遂起建家祠之意。”这个家庭关系很清楚：明初军屯来滇落籍的潘氏有四弟兄，只有潘净一支留下家谱并传承后人。潘净之子潘公度、潘公度之子潘起鲸、潘起鲸之子潘秸禾，潘秸禾有三子，潘俊鼎、潘祚鼎、潘特鼎，和长兄去世后，次子祚鼎扶持幼弟“游泮”(读书)，孝养。特鼎学成后，起了建家祠的念头。雍正十二年(1734)逝世，特鼎卖田筹资修建家祠，得到族胞的鼎力支持，家祠告竣。由是，修建潘氏家祠的首倡者是潘特鼎。但是，这块碑立于道光(1838)，是潘氏家祠建成后104年后的事，详细记载捐资修建、维护宗祠的家族人员名单，宗田的地理位置及分布，宗族的分布等，是一份难得的乡土文化研究资料。

研究者们发现，宗祠、族谱、上的潘氏之姓，一律写为“畨”，无左上一撇。村中老人言，潘氏先祖不耻与宋代奸臣潘仁美同姓，姓氏故意少写一撇，以示与奸臣有别，以此训令后代不得，祸害。

《鲍氏祠堂碑记》现存芦子冲村鲍氏族人家中，立于光绪十七年(1891)，记录鲍氏先祖随沐英征滇定居于此的史实。《邬氏祖谱序碑》镶嵌于邬家河村邬氏宗祠正厅墙上，言邬氏历来重视儒学，祠堂内孔子牌位，实际上祠堂即学堂，使邬氏人才辈出，“七代为官”，“三受恩宠”。祠堂悬挂“进士”、“武魁”金字大匾，家谱记载，邬希明、邬定国、邬凤昌为清代进士。此碑立于道光十年(1830)，距今188年。

宗祠是金山乡土文化中的绚烂一页，庄严的建筑，详实的族谱，充满向上、向善精神的家训、族规，倡导耕读传家的传统思想，以及贤者的事迹，都是组成中华道德文化的基础，具有不可复制的文化价值。

云南 记者 李成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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