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找啊，我只找到这些，你好好看看，对你也许有些帮助的。

表，是用表的形式表达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的史表。

中国史书，体裁繁富。《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有《尚书》和《春秋》两类，都属于不同体裁的史书。《礼》类记典制，《诗》包含了不少的史诗，也都具有史书性质。《隋书·经籍志》除《书》、《春秋》等列于经部外，专有史部书的著录，共十三类。这十三类史书，各有其在体裁上的特点。刘知几的《史通》，以编年、纪传二体为正史，把偏纪、小录等十类史书列为“杂述”，共十二类，即十二种体裁。清修《四库全书》，定史部为十五类，比《隋书·经籍志》的类别更多一些。这些分类的方法不一定都很恰当，但反映了中国史书体裁之多。当然，这些分类都与内容有关，但也结合着体裁上的特点。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是史书体裁中最主要的三种形式。具体到一部史书，往往是以某种体裁为主，同时也采用别种体裁作为补充的形式。象《春秋》那样单纯的编年体，是很少见的。这种在史书体裁上的综合运用，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长期的传统，不过作者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史书都属于一种单纯的体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一般认为是一部记言的书。从书的基本内容说，是这样的。但从全书内容来看，《尚书》就已经是一部多体裁的书。书中，如《金滕》、《顾命》，都是纪事本末体，《禹贡》是地志，《尧典》则近于本纪。《国语》的情形也是这样，既记言，又记事，还记一事的始末及历史发展的趋势。《尚书》、《国语》都是后人编集而成，把多种体裁的记载汇集在一起，就出现了多体裁的形式，但这并不是编集者要运用什么体裁，还说不上是多体裁的综合运用。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1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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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复：史书体裁

编年体史书，《春秋》只记年月日和事目，记载很简单。后来，《左传》出来了，记事又记言，有时还追溯一事之由起和事态发展的结果。这是编年体史籍本身发展出现的新形式，也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别种体裁的结果。编年体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无年月可考的事，即使是很重要的事，也无法写在书内。《左传》使用了纪事本末的办法，对此有所突破，而所受限制仍然很大。《前汉纪》、《后汉纪》用类举记事的办法，把典章制度和一些人的传记都写了进去。《资治通鉴》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记载的内容大为恢廓。

纪传体的本身，就是一种综合体。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这样作的。《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史事以为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这里说的是《史记》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内容，实际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各种体裁，而形成本纪、列传、世家、书、表综合的形式。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也有关于帝王本人的事迹。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世家，是诸侯和贵族的历史。书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表的形式表达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的史表。《史记》把多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能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构成一个时代的全史，并且容量很大，有很大的伸缩性。这是纪传体在二千年中被长期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历代史家赞扬《史记》的体裁，评论有详有略，侧重或有不同，中心实在于此。范晔、刘知几、章学诚都强调它能够包括丰富内容，囊括历代史事。如刘知几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纲，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赵翼则认为由于《史记》的体例堪称“全史”，因而成为史家的极则。他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梁启超则认为《史记》各体互相补充，包罗丰富，很有伸缩性。他说，“《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又说：“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纪大事，列传以传人物，伸缩自如，实在可供人们研究。”他们所共同强调的《史记》具有综合众体、容量广阔的突出优点，在今天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这个问题在文学界也有人提出来。茅盾同志的《梦回琐记》，说：“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按正史的体裁编一部中国文学史。……本纪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纲而已，读者要知其详，要读列传和书志。”“文学史如此，美术史、音乐史似乎也可以取同样的办法”。茅盾提出要从《史记》的综合体裁中吸取营养，撰写新的纪传体文学史的设想很有见地。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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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复：史书体裁

新综合体裁的探索

《史记》在编撰方法上囊括全局的优点，对于史学的演进影响极大，不仅后世修史竟相仿效，绵延不绝，而且吸引着一些有识史家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尝试。十七世纪以后，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先有清初马骕撰《绎史》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至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深入地辨析体例，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并在修撰方志上作出尝试。本世纪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学家章炳麟、粱启超分别提出了编撰《中国通史》的设想。马、章、章、梁具体做法虽有不同，但都是朝着同一的方向努力。他们都试图突破原有体裁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出历史演进大势，更能广泛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的新体裁。他们不断探索的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学发展的要求。

清初的马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综合体的第一人。他的史学成就在当时就受到重视。顾炎武对他尤为推服。他在青年时期，曾将《左传》改编为纪事本末体，成《左传事纬》一书，至今仍为研究者所重视。此书除正文外，还有附录八卷，内容包括“图表”、“览左随笔”、“名氏谱”等，补充正文叙事的不足。这种做法，已经包含着吸取多种体裁的优点以补充单一体裁所不足的意图。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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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复：史书体裁

《绎史》一书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此书是马一生精力所萃，共计一百六十卷，分为五部：一为“太古部”，二为“三代部，三为“春秋部”，四为“战国部”，计一百五十卷，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或按事件始末立篇，如“夏禹受禅”、“商汤灭夏”等；或按人物及其学说立篇，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等。”最后是“外录”，十卷，补充前面四部记载的不足。冠于全书之首的还有世系图、地图和年表，用来与正文互相配合。总之，马骕是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典制体等，熔炼成为综合的体裁。马骕自述其著述主旨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他为自己确定的要求，是既重记事，又重记人。显然，倘若只是简单地采用传统史学三种主要体栽中的哪一种，都是无法容纳这样广泛的内容的。《绎史》的出现可说是体裁上的突破。清初著名学人李清为《绎史》作序，盛赞它具有“体制之别创”、“谱牒之咸具”等特点，又说“自读《绎史》，然后知天地之大，识宇宙之全”。话说得有些过头，但他特别推崇《绎史》体制别创和内容丰富，则是颇有见地的。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发展的眼光，深入地辨析史书体例的得失，提出了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远见卓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是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加上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范。《汉书》、《三国志》也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法，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这些论述分别见于《史学别录例议》和《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二文中，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一千多年历史编撰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贯串着历史分析的眼光，强调史家的才识，强调灵活运用。他还认为，纪传体本身在反映史事上的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夫史以记事者也；纪传、编年，区分类例，皆期于事有当而已。……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实”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又说：“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这都是讲纪传体不利于反映历史发展主线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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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复：史书体裁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的这一缺陷，正好从纪事本末得到弥补。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漏。”“夫史为记事之文，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或溢也”。这里强调史实本身千变万化，史书要与之适应，就必须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办法，“按事立篇”，“不为常格”，“起讫自如”。

根据上述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利弊的分析，章学诚明确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他说：

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之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千百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发凡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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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复：史书体裁

章学诚主张的实际内容，就是吸取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之所长，形成一种新的综合体裁。他认为这是为史书的编撰解决了大难题，开辟了新途径。如何实现“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原则，他有过两种设想。一种办法是采用“纪”、“传”、“图”、“表”四体配合。即保留纪传体原有的“纪”、“表”；去掉“书志”名称，设立包含多种类型内容的“传”，并增加“图”。另一办法是设置“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列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此起到提纲挚领的作用。总的意图，则都是要保留纪传体各体配合的特点，补充纪事本末体更能显示历史大势的长处。这与《绎史》的编撰意图是相符合的。

章炳麟、梁启超二人生活的时代距我们更近，他们的史学思想有近代色彩，并且两人还曾通信讨论修撰《中国通史》的体例，他们探索新综合体的尝试更值得注意。

章炳麟于一九○○年写作《中国通史略例》，明确地采用章学诚的主张，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一九○二年，他又写信给梁启超、吴君遂等，重申其见解。这说明：《略例》中提出的设想，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他长时间探索后形成的相当固定的看法。《略例》中所列中国通史目录，有表、典、记、考纪、别录五种表述形式。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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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复：史书体裁

章炳麟的历史观比封建时代的史家进步得多。他申明，修撰《中国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这反映出他当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同时，也反映出他接受了日本、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的影响。他所设想的体制，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目录中的“典”是用以记典章制度，来源于“书志”。“考纪”和“别录”都是记人，来源于“本纪’和“列传”。“表”用以列举次要的人物和纷繁的材料，其来源于纪传体甚明。十篇“记”，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尽管五种体裁中以何为纲没有解决，但总的来说，章炳麟的设想较章学诚前进了一步。

梁启超于一九○一至一九○二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到一九一八年，他在致陈叔通信中概述他订定的《中国通史》体例。要设立“载记”、“年表”、“志略”、“传志”（又称“列传”）四项。现见于《饮冰室文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写于1920年，计有《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春秋年表》和《战国年表》、《志语言文字》和《志三代宗教礼学》，正与此信件中所说四项体例相符。他还有一篇《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共列有朝代篇、民族篇、地理篇等三十一个篇名，但包括不了“载记”、“年表”、“志”的体例，可见这份“目录”是他更早时候所拟而后来放弃了的。

作者： 凤莫忆 2005-8-31 09:12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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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回复：史书体裁

梁启超的“载记”、“年表”、“志”、“列传”四体与章炳麟的五种表述形式有许多相通之处。“载记”的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从《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可见，这是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并加以发展。“载记”是作为大纲，再用“年表”、“志略”和“列传”相辅而行。梁启超认为纪传体史书是帝王家谱，又说“愈晚出之史，卷峡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纪传体的长处也有中肯的评论，如说：“纪传体的长处，在内容丰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纳入。”他设想的《中国通史》体例，其核心内容，就是既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发挥纪传体各体配合、包罗丰富、伸缩自如的长处，而形成新的综合体裁。尽管梁启超远未实现自己的设想，但他的做法和认识却对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曹雪芹在明初，由关内到了关外以后，他们属于卫所的官职。就是做沈阳中卫，他那是军籍，就是当兵的，世代是当兵的。民户有的是当地原住居民，有的是后来从关内到了关外，但是不管他从商也好，还是务农也好，他是民户，不属于军籍，就是跟曹家上世不是一样的。那么丰润说也好、铁岭说也好，恰巧在这个问题上不大符合历史制度。

清代有两个历史制度、两种历史情况要弄清楚。就是作为旗人来讲他的籍贯，他的祖籍指的是他入旗之前的籍贯。旗人好多都是汉人，汉人后金到了辽沈地区以后被俘或者投降了，那么他就入了旗了。他入了旗以后就要入旗籍，就是他是哪个旗的人。那么现在说某地人、某个籍贯，他的籍贯是哪儿，就是他入旗之前，他的户籍所在地，就是旗籍和他的户籍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再一个就是旗人入旗之后，他的籍贯就是旗籍。曹家的旗籍一开始就是正白旗。

沈治钧：现在红学界大部分人比较主张辽阳说的，主要是因为他的证据是比较充分的。概括的说他主要有四方面的证据：第一方面就是说它有实物证据，在辽阳那个地方，现在还有三座石碑在那存着，那上面有曹家人的名字。就说明曹家在那个时代，是活动在辽阳的。第二方面的证据就是地方志，比如说山西通志、集州通志、江宁府志、上元县志等等，这些地方志上也都记载着，曹家的祖籍是辽阳。第三方面的证据，比如曹寅，他自己说自己是千山曹寅。那么我们当然应该相信他自己的话，千山就是辽阳。再有一方面，家谱，吴庆堂家谱上也说，他们家是辽阳人，这是关于祖籍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的家世，家世方面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理解一下，曹雪芹他的父亲现在是谁，现在红学界好像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也是有争论的。但是比较肯定的，要么就是叫曹颙，要么就是曹頫。这两个人之一是他的父亲，另外一个是他的叔叔，那么他的爷爷，刚才两位先生讲到的曹寅，他的曾祖父叫曹玺，他的高祖叫曹振彦，他的五世祖叫曹锡远。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曹雪芹的家世最远的、比较清楚的，就是到曹锡远。那么曹锡远和曹振彦，也就是曹雪芹的五世祖和他的高祖是军官、是军人，当时是驻守在现在的沈阳附近。他是明朝的军官，那么努尔哈赤攻占沈阳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投降了，投降了以后就加入了满洲的满洲旗。所以我们要清楚一个问题就是：曹雪芹他们家本来是汉人，后来才变成了旗人。

研读索解《红楼梦》，当然不能不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生平，那么更何况曹雪芹，是把他家族的兴衰史、兴衰荣枯部分蕴于了小说之中。今天的讲座其实我们也是点到为止，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就是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有了深入的了解之后，会更深入地帮助我们体味原著《红楼梦》。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真的读懂了《红楼梦》，那么也会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去了解作者曹雪芹的内心世界。

顾平旦：《红楼梦》是我们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而它的作者是曹雪芹，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的研究，我们了解得越多，对《红楼梦》的理解和欣赏会越深。红学界关于曹雪芹的家世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但是一个目标都在东北，有一个是在关内。所以有三个说法，一个就是辽阳，辽宁的辽阳，辽阳就是努尔哈赤进关以前建都的地方，就是东京城。那么曹雪芹的曾祖父以及以上的，都是在满洲八旗里当差的。所以这是一个地方，就是要发家的话那就是在辽阳。另外呢就是在关内，河北省丰润县，所以这也是个说法。因为有军队驻扎的地方，他有的到那儿、有的到这儿，所以呢也有可能从关内到了东北。明代军人嘛，所以曹家还有个说法在第三个地方，就是东北的铁岭。现在关于曹雪芹的家世祖籍问题，有三个说法。我的想法是这样，家世咱们翻他六代就差不多了吧，五代、六代就差不多，那么往上倒数六代的话，好像辽阳说比较近一点，近似与这些。都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证据，但是留下来的，从历史的文物或遗迹看，辽阳多一点。

主持人：好，那接着就请张先生，给我们介绍曹雪芹祖上，以及旗籍决定他家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对曹雪芹后来写作《红楼梦》，以及《红楼梦》的思想有什么样的影响，张先生请。

张书才：祖籍问题有三种说法，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为什么说出现了这么三种说法，刚才顾先生说了，各有各的道理，各讲各的原因。但是从整体来说有历史记载的，当时清朝初年记载的地方志，和曹雪芹的祖父自书的天山曹寅等等，基本说他们是奉天辽阳人，辽东辽阳人或著籍襄平，襄平就是辽阳了。所以从证据、从文献这个角度来讲，它确实有这种确切的证据。其他说还缺乏确切的证据。再有一个就是跟历史制度有关，因为搞历史你不了解历史制度，往往就会出现一些不大符合实际的看法。祖籍问题也好、旗籍问题也好，都牵涉到问题。也就是在明代研究祖籍要分清，一个就是军户或者叫军籍，再一个是民户或者叫民籍。怎么说呢？就是曹雪芹在明初，由关内到了关外以后，他们属于卫所的官职。就是做沈阳中卫或其他的地方，他那是军籍，就是当兵的，世代是当兵的。民户呢，当然有的是当地原住居民，有的是后来从关内到了关外，但是不管他从商也好，还是务农也好，他是民户，不属于军籍，就是跟曹家上世不是一样的。那么丰润说也好、铁岭说也好，恰巧在这个问题上不大符合历史制度。

清代也有两个历史制度、两种历史情况要弄清楚。就是作为旗人来讲他的籍贯，他的祖籍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他入旗之前的籍贯，旗人好多都是汉人，汉人后金到了辽沈地区以后被俘了，或者投降了，那么他就入了旗了。他入了旗以后就要入旗籍，就是他是哪个旗的人。那么现在说某地人、某个籍贯，他的籍贯是哪，就是他入旗之前，他的户籍所在地，就是旗籍和他的户籍，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再一个就是旗人入旗之后，他的籍贯就是旗籍。曹家的旗籍好像一开始就是正白旗，这样就是跟清代入关之前，旗有两次大的变化。当然其他小变化还多着呢。两次大的变化就是：努尔哈赤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皇太极继位之后，这时候旗有一个大变，什么大变呢？就是这个人不变，原来属下的人不变，但是这个旗色变了，因为清代崇尚**，皇帝他那个时候叫汗，那么后金汗用的是黄旗，就是努尔哈赤管的这两个旗都是黄旗，正黄旗、镶黄旗，他的儿子皇太极管的是正白旗，后来皇太极的儿子管了镶白旗，这样总体来说两个白旗，正白和镶白这两个旗。在努尔哈赤时代是归皇太极管的，那么他继汗位以后就变了。原来的两黄旗变成了两白旗，原来的两白旗就变成了两黄旗。这里面后来曹振彦，就是曹家发迹最早的那个，他作为多尔衮的属下、包衣，多尔衮当时是哪个旗的旗主呢？是镶白旗的旗主，而不是正白旗旗主。所以说在顺治进关之前，曹家的旗籍是镶白旗包衣，不是正白旗包衣。至于前一段在努尔哈赤时代，我个人考虑应该是属于黄旗，是努尔哈赤的属下，因为努尔哈赤晚年把他管的两个旗，分给了他的三个小儿子。多铎是一个正旗三十六路，是正白旗旗主。阿济格跟多尔衮管镶白旗，开始是阿济格旗主，后来因为他犯了过错以后，就把这个旗主挪回来交给多尔衮了。多尔衮是镶白旗旗主。再一个旗的变化就是顺治继位以后，多尔衮是摄政王，那么利用特权又跟他弟弟换了旗，等于是多铎的正白旗变成了镶白旗，多尔衮的镶白旗又变成了正白旗。所以入关以后，曹家最早的房子在贡院附近，那个地方是镶白旗的地盘，所以后来多尔衮死了以后，正白旗又还皇上执掌，则成了上三旗了。这时候又由多尔衮的王府包衣，成了清朝皇帝内务府包衣。这个包衣就是说曹家说他的旗籍，按照制度、按照清代的说法应该是叫正白旗包衣旗鼓佐领下人。

旗鼓佐领是怎么回事呢？旗鼓佐领就是按照《清文总汇》的解释，跟清代档案来看，就是说由包衣汉人编立的佐领叫旗鼓佐领，或者就直接叫包衣汉军佐领。所以如果这样曹雪芹的旗籍应该是正白旗包衣旗鼓佐领下人，或者按当时说法也可以叫正白旗包衣汉军籍，或者内务府正白旗包衣汉军籍。就是说入关之前他们原来是汉人。清代的八旗实际是按照民族来分的，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包括内务府这些包衣旗，实际叫法都跟民族有关。所以曹家因为先是汉人，虽然入了旗最后成了满洲人包衣，但是他这个身份，所以乾隆皇帝就说包衣汉人，就像曹雪芹他们这个家族这些人，本为汉人，他们本来是汉人，并非满洲，所以包衣人在一些待遇方面，他就很低了。他不像外八旗是平民，他们实际就是奴才了，这样呢曹家就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过去呢，我们只想曹家如何做官，百年望族，强调他和皇帝很亲近的一面、或飞黄腾达的一面，忘记了他们本身的奴才的地位。曹寅跟康熙皇帝的关系非常好，是不是就跟他包衣的身份。后来情况改变了，这应该跟包衣身份有关，因为曹家跟康熙最初的关系是：曹寅的母亲--孙氏做康熙的保姆，所以从他的父亲曹玺开始就比较受重视。现在可以这么说，他的身份和地位肯定是低的，但是他有些机遇应该这么说，突然一下子成了康熙的保姆，等等，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再一个，曹家这几个人都是很有才干的，所以他又在内务府做官，所以很容易被皇帝看到他的成果，很欣赏他的才干，能够重用他。所以除了他的包衣这个捷径以外，还有作为他的思想来讲，就是他的包衣身份那影响是很大的。实际上咱们自己设身处地地想想，我就是人家那个奴才，处处小心谨慎，终日不自由，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

在曹寅的诗文集里很多，感到做官是个危途，也就是曹寅的这个思想，直接影响到曹雪芹。当然了应该说曹雪芹有些思想，又超过了他的祖父。为什么？因为毕竟曹寅他是个官，他做官就要对皇帝忠诚。可能他对皇帝也好、对清王朝忠心不二的那种感情。跟皇室呢，可能要淡一些，这样就可能促使他对社会的认识，特别是他在被抄家以后，从很好的生活一下降到更低层，那么他的奴才身份可能体会就更深一些。这可以叫反抗意识或者不满意识，各个方面可能更多一些，所以这样他就能更体现在他小说的人物或者构思各方面可能更深。

主持人：另外《红楼梦》由曹雪芹来写，也是有他这种特定的意义在的。就是说他的祖父本身就是一个诗文各方面修养比较好的，他的这方面的艺术的修养和天赋，是不是对曹雪芹从小，就有一个很好的熏陶和影响？

顾平旦：这个我想刚才张先生都谈了，曹家有两个机遇，我认为一个机遇是：他原来是明代的戍边军里的军官，投降以后变成包衣身份。但是他怎么会得到重用呢？一个是大家看《红楼梦》焦大喝醉酒，骂人那段话，看看去你们就知道。曹家起家，荣国公就是曹雪芹他们家那个祖父，和曾祖父起家是拼死拼活，在战场上立了功才得到重用的。等到进关以后，我刚才想说的问题，就是进关以后，实际到曹寅这一代，已经是非常非常有文学修养，有很高文化层次的人了。所以他有曹寅的藏书，到现在藏书的还有呢。在北图、师大都有藏书。另外他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剧作家，写传奇的。《红楼梦》里面，五十四回里面，贾母在藕香榭听清唱，十二官清唱的时候，点了一个戏叫“续琵琶”，这个“续琵琶”的剧本就是曹寅写的。现在原本没了，抄本现在在北京图书馆里。另外他还写过别的一些剧本，传下来至少有三部书。所以这是有很高文化修养的，传统文化的修养是很高的。家里有那么多藏书，曹雪芹尽管没见过到他的祖父曹寅，他出生后，曹寅已经死了，但是他家里的藏书，他家里那种大家规范的修养，肯定会影响他。所以曹雪芹所以能够写出《红楼梦》，成为这么一个伟大的作家，不是偶然的，有他的家学的问题，家学渊源的问题。所以曹雪芹把祖父写的“续琵琶”，写到《红楼梦》里去了，等等还有很多。写那么多对联、那么多诗词，要是一点没修养的话不可能写出来的。

沈治钧：刚才张先生和顾先生主要谈了几个方面的问题：我想我用比较简练的一些语言，把他概括一下。他们首先谈的一个是祖籍问题，祖籍问题刚才两位先生已经说了，一共有三种说法 一个是辽阳说，一个是丰润说，还有一个是铁岭说。那么现在红学界大部分人，是比较主张辽阳说的，那么辽阳说为什么，受到了这么多人的信服，主要是因为他的证据是比较充分的，概括的说他主要有四方面的证据：第一方面就是说它有实物证据，在辽阳那个地方，现在还有三座石碑在那存着，那上面有曹家人的名字。就说明曹家在那个时代，是活动在辽阳的。第二方面的证据就是地方志，比如说山西通志、集州通志、江宁府志、上元县志等等，这些地方志上也都记载着，曹家的祖籍是辽阳。第三方面的证据，比如曹寅，他自己说自己是千山曹寅。那么我们当然应该相信他自己的话，千山就是辽阳。再有一方面，家谱，吴庆堂家谱上也说，他们家是辽阳人，这是关于祖籍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他的家世，家世方面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理解一下，就是说曹雪芹他的父亲现在是谁，现在红学界好像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也是有争论的。但是比较肯定的，要么就是叫曹颙，要么就是曹頫。这两个人之一是他的父亲，另外一个是他的叔叔，那么他的爷爷就是，刚才两位先生讲到的曹寅，是他的爷爷 曹雪芹的爷爷，他的曾祖父叫曹玺，他的高祖叫曹振彦，他的五世祖叫曹锡远。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曹雪芹的家世最远的、比较清楚的，就是到曹锡远，那么曹锡远和曹振彦，也就是曹雪芹的五世祖和他的高祖是军官、是军人，当时是驻守在现在的沈阳附近。他是明朝的军官，那么努尔哈赤攻占沈阳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投降了，投降了以后呢，就加入了满洲的满洲旗。所以我们要清楚一个问题就是：曹雪芹他们家本来是汉人，后来才变成了旗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有些文学史，比如说少数民族文学史、或者是满族文学史，把曹雪芹说成是满族作家，其实不是很准确的。旗人和满人也是两个概念，这就是刚才两位专家谈的旗籍问题。

那么大家要注意的就是，曹雪芹的祖父就是曹寅，对曹雪芹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到了我刚才说，曹锡远和曹振彦是军官，但是他们入了关以后，从曹玺就是他的曾祖父开始，到南京做江宁织造，这个时候他们家，就已经向书香门第转化了。那么曹寅是文采非常高的，咱们现在看到的全唐诗《配文韵府》都是他刻的。他会写诗、会写戏剧，那么从他开始，曹家就有了文学的传统。我想曹雪芹肯定是受到了他的祖父的影响。下面还继续请两位专家接着谈。

主持人：曹家从曹寅开始才，进入家庭的鼎盛期，可以这么说，跟他同康熙的这种亲密的关系紧密相连。

顾平旦：对，我在补充一点吧，《红楼梦》里有一句话“赫赫扬扬以及百载 ”，一百年，这个一百年算起来，如果从曹玺做江宁织造开始，到南京去做官开始，他们是三代人 六十年差不多。那么前四十年就是从关外打到关内，从军功起家，再加另一个机遇，刚才张炎谈到的，就是曹寅的曾祖母曾经是康熙的奶妈，小孩对奶妈，那是比自己的妈还要亲的 ，还要听话的。在《红楼梦》里也有反映的，贾宝玉的奶妈就是李嬷嬷，那是不得了的，她说什么就都得听的。所以这个奶妈是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在清初明末出天花，小孩出天花是很危险的，要大批的死人。当皇帝的必须出过天花，没出过天花的人不能当皇帝的，怕死掉，出过天花之后，以后就免疫了。他要避痘，在流行的情况下，到一个地方去躲开传染，那么就是孙氏带着康熙住在现在的南长街的府佑寺里面，在那里避痘了。所以就有那么一层关系，就是了不得的关系了。另外就是说他当过清宫的侍卫，给康熙当过侍卫。这个说法倒是可以，因为他当时20多岁吧。另外大家看康熙王朝有一个故事，就是除掉鳌拜皇帝靠着的那些人，就是小侍卫把鳌拜擒住的。我想说的就是侍卫这个身份和地位，他有机会接近康熙的。再加上曹寅自己出众的才能，他自会得到重用。

曹玺病故之后 ，曹寅当苏州织造、江宁织造，等于都是康熙钦命的。曹玺在当江宁织造的时候，曹寅已经派到苏州织造去了。曹玺病了以后有一个记载，就是说康熙让曹寅，就是曹玺的儿子协理江宁织造。康熙三十一年的时候，就由苏州织造调到了江宁织造，这样曹家就在江宁织造这个任上三代。曹寅死了以后是他的亲儿子，曹颙继任了织造，曹颙没几年死了以后，就是又把曹寅弟弟的儿子，曹頫过继给曹寅的遗孀，再继任江宁织造。曹寅在江宁织造的任上，康熙四次南巡，都是由曹寅来照顾，今天的说法就是由曹寅来接待的。

主持人：那么曹家后来出现了巨额的亏空，跟康熙四次南巡，招待皇上有没有直接的联系？

沈治钧：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大家要特别注意到这点，就是康熙皇帝非常器重、或者说非常照顾曹家，他很喜欢曹家的人。刚才两位专家也说了，曹家三代四个人，也就是说曹雪芹的父亲、雪芹的叔叔、曹雪芹的爷爷和他的老爷爷、曾祖父，三代四个人都做过江宁织造，也就是说曹家到了南京以后，他所有的家产基本上就在南京了。那么康熙皇帝为了不使他的家业败落，因为他一旦离任调到另外一个地方，他那些家业就没办法再保存了。所以三代四个人，一直让他在那里做织造。当然中间有短期的换人什么的，那是另外一个情况了。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大家看《红楼梦》的时候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情节：就是贾府最后是被皇帝抄家了，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个抄家的情节不是曹雪芹写的，那是后四十回了。但是我们知道曹雪芹，在他原来的写作计划当中，他确确实实也要写到，贾府最后确实被抄家了。为什么说这个事情有意思呢？就是曹家、曹雪芹他自己的家，也是被皇帝抄家的，被雍正皇帝给抄家了，所以说我们如果了解了他的家世情况对理解他的作品是非常有帮助的。至于说曹家为什么被抄家，也是有不同的说法，有经济原因说，有政治原因说，这方面好像张书才先生比较有研究，是不是请张书才先生说一说。

张书才：这事对曹雪芹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刚才也大致谈了一下。曹家怎么败落的，曹府这么快就败落了，基本属于这种情况，因为曹寅、曹家这些人卷入了康熙朝皇子之间争夺储位，就是争夺皇帝的这种斗争。那么曹家是雍正皇帝对立面那一派的，所以雍正皇帝一继位、一登台，那就非要把他干掉。这样呢，就认为《红楼梦》里面写的处处、字里行间都体现了、或者叫反映了康雍乾三朝的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人们研究问题就比较实事求是了，开始注重从实际出发，从现有的清代的档案和其他的文献记载，来分析考察曹家败落的原因。所以就出现了经济原因，大概我是提这相观点比较早的。

顾平旦：讲到曹家的时候，刚才沈先生谈到，跟他们当织造接待四次皇帝，也是《红楼梦》里的李嬷嬷说的，当时花银子像海水似的花掉了，花给谁了，拿皇帝的钱花到皇帝身上去，这就亏空了。所以康熙照顾爱护曹寅到什么程度，就比如说知道他又亏空钱了，你赶快去兼扬州的盐差去，当时盐是官卖的，就是统制的，这里面可以刮钱的，就是搜刮钱的，就百般地照顾他。另外曹寅临死的时候，康熙就听说他犯了疟疾，就说，赶快把我吃的金鸡纳霜，康熙王朝里讲这个问题了，就是康熙得疟疾了，赶快把他吃的金鸡纳霜药送给曹寅，连夜派人送去，关心到这种程度。康熙知道他死了以后，曹寅肯定是要吃亏的，就赶快去弄钱补了，还是补不上。一个数字可以说明，曹寅死了以后还欠了皇帝的钱，有三十六万两银子，那父债子要还的，招待皇上招待的赔本了、亏空了。

沈制钧：如果是老皇帝，如果说康熙一直在位上，那没问题，一直没问题，但是新皇帝，雍正皇帝上台以后不认账，说你欠了我们这么多钱你必须要还，他还不出来，所以结合起来经济问题是很重要的。

张书才：我认为，假如说康熙皇帝再多活几年 ，曹家照样要垮台。为什么呢？一个是经济亏空，经济原因从曹寅的后期就开始了。一个是接驾 ，再一个皇太子、皇子、太监找他要银子，当然他本人也很奢侈，养戏班子，家庭的花销很大。曹寅本身有这么个思想，就是盛极而衰物极必反。他想到家庭鼎盛之后，肯定会走向覆灭。所以他念佛的时候常有一句口头禅，也就是“树倒猢狲散”。我想他的家庭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一个很有钱的富商、贵族这么一个家庭，这个家庭里面肯定会出现很多的弊病，比如说奢侈 浪费等等。

主持人：曹家衰败以后，曹家北归搬到北京，那年曹雪芹十四岁，就是广安大街拆掉的那个蒜市口吧。顾先生讲一讲曹雪芹和北京的关系。

顾平旦：蒜市口十七间半的问题，是张先生从档案馆的文献里发现的资料，就是曹雪芹总的讲都是谜。包括刚才说的他的父亲是谁、他生在哪年、死在哪年、葬在哪里的，都是问题都弄不清楚，都有几种说法，包括他的祖籍。但是惟一一件事情，确确实实地就在宫里面的，皇帝的批件批的。雍正六年，就是曹家回到北京以后，从接任他们江宁织造的隋赫德的奏折里面批下来说，你要在你的接收曹家的财产里面，再拿出一处房子，就在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十七间半 和两对家人，留给曹雪芹的祖母，孀妇度日，过日子。所以这是惟一的有文字记载的，就在蒜市口。当然现在已经拆掉了。

主持人：那么具体到曹雪芹和《红楼梦》，就是《红楼梦》中，到底写了多少曹家的事，脂砚斋强调这里没有什么虚构，就是说都是有实事的。那么脂砚斋是在故意地给红学家和红学读者设置谜团呢？还是说《红楼梦》确实非常多地写了曹家的实事？

顾平旦：讲文学作品讲的话，任何一个作家写任何一个题材，都是生活的反映。那么这个生活是自己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别人的生活，把这些东西综合起来，成了一个典型。那么才可以成为文学作品。所以曹雪芹写《红楼梦》，我个人的认识，他有他们家里的或者家族的事情在里面，也有当时社会上这种家庭，这种等级的家庭的典型的事情在里边。另外就是一个作家来反映生活，不是刻板地、自然主义地反映。所以说绝对不能，把《红楼梦》里面写到的和曹雪芹自己的成长，或者家属一一对应起来。一定要做艺术的作品来看。所以在红学研究上，我是主张你首先要研究《红楼梦》，才能谈到其他，但是我们今天研究曹雪芹的话，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红楼梦》才要研究的。所以要讲到内容那是很多的，大家仔细思考，因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是在北京完成的，所以他把北京的东西写进去很多的，有很多是实地，现在名字还在的，或者现在还能找得到地方的。比如说《红楼梦》有一个情节，就是邢妯烟 、邢夫人那个情节，是很穷的。所以有一次，有个丫头拾到一个当票，那么薛宝钗说这是什么东西？当票，这个当票是哪个当铺的？就是鼓楼西大街的“恒书当”。你看《红楼梦》写得清清楚楚的，而这个当铺当时在鼓楼西大街，确确实实有这个当铺，这是一个证明，写到北京的事情。还有贾琏偷娶尤二姐，他二奶藏的地方是叫花枝胡同，在后海那儿，现在还有一个花枝胡同。这是一个。贾雨村到北京住在兴隆街，前门崇文门那儿有个东兴隆街。所以我觉得这样来了解曹雪芹，这样来了解《红楼梦》，咱们会进入到另一种境界里去，而不是光看情节，你会体会到中国的社会的发展历史，会理解到一个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的真实，一种社会发展的规律，会得到很大的启发，得到很多启示。还有人的灵魂的解剖，通过这种情节你会得到很多启发。

　　我们通常说的史料，就是指那些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并帮助我们认识、解释和重构历史过程的痕迹。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和研究离不开史料。

　　史料是指可以据以为研究或讨论历史时的根据的东西。一般将史料区分为第一手史料以及第二手史料。前者是指接近或直接在历史发生当时所产生，可较直接作为历史根据的史料，后者是指经过后人运用一手史料所作的研究及诠释，但二者的界限经常并不明确(例如史记就很难说是一手或二手史料)。一般中文所称史料，主要是指第一手史料而言。

　　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荣孟源把史料分为四大类，一般被认为是较为全面合理的传统史料分类法。第一类为书报，包括历史记录、历史著作、文献汇编和史部以外的群籍。第二类为文件，包括政府文件、团体文件和私人文件。第三类为实物，包括生产工具、生活资料和历史事件的遗迹。第四类为口碑，包括回忆录、调查记录、群众传说和文艺作品。

　　文字史料

　　(一)文献史料:距离要研究的时代较近的人所写的史书，是研究当时的重要史料。

　　①史部类。经、史、子、集是战国古代对学科的划分标准，史部类即关于历史的书籍。史部书是我国历史资料储藏量最丰富、最集中的宝藏。《四库全书总目》把史部类分为15个子目，所收书籍连存目共2714部，37000多卷。在史部类图书中，以正史类最为重要，它是历代封建王朝官私机构专门编写的记载各朝代历史发展概况的纪传体史书。人们将其合称为《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共3249卷，约4500万字，记述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明崇祯17年(1644年)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是研究中国历史最主要的文献资料。除正史外，还有如《资治通鉴》等编年史类，《宋史记事本末》等记事本末体类，《国语》、《战国策》等杂史类，以及各种别史、起居注、实录、政书等等。都是对正史较为有利的补充记载，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②经、子、集类。"经"字本意是指纵的线，就是订书的线。演化为古籍的统称，凡带有原理原则性的著述，都可以称作经。汉代以后，专指儒家所传授的几种书。而经学开辟的时代，当以孔子定六经为始。清人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经部诸书中，《尚书》、《左传》本身就是史书;《周礼》、《仪礼》是研究先秦官制和社会制度的重要典籍;《易经》包含着许多反映殷周和殷以前的历史的重要资料;《诗经》虽是古代一部诗歌总集，但其中蕴含的史料价值也是人们公认的。子部类汇总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作品，是研究哲学史、古代科学史和当时社会历史变革的重要史料。集部书系文学性质，不专门记载史事，但里面同样不乏珍贵的史料。如唐代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历来被称为"诗史"，其著名的"三吏"、"三别"生动的反映了唐玄宗、代宗、肃宗三朝的社会情况。集部书中有很多内容可与史书互证、互补，甚至多有史书未曾记载的内容。

　　③档案类。档案分公、私档案两种。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建立了国家档案制度，凡涉及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大事，便记载下来，由专门机构加以保管。故宫博物院是目前我国收藏档案最丰富的地方，清朝内阁大库所藏明清两朝档案有很多都存于此。各地方所藏历史档案的数量也为数极为可观。除公家档案外，还有大量的私家档案，如私人信札、笔记、谱牒、契约、帐簿、商号、文书等，对于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宗法关系和阶级关系颇有价值。

　　④地方志类。地方志是记载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社会生活、历史变迁、地理沿革、风土人情等情况的书籍。我国历来重视地方志的编修工作，其涉及地域之广，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地方志一般分为总志和地区志。总志是全国性的方志，如战国时的《禹贡》、《山海经》，清朝时的《一统志》;地区志极为丰富，省、府、州、郡、县一般都各有其志，记载详细，内容广泛，是研究地方史的一手资料，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二)思想或学术著作:反映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以及学术的发展。如由孟子中可看到战国时代人的想观念，借由黄帝内经可了解中国古代人的医学以及对人的身体的认识。皇朝经世文篇反映了清代人的政治社会思想以及政治社会上的问题等等。

　　(三)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内容虽有虚构之处，但常可反映当时人的生活、想法以及观念等，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有所助益。如从世说新语看六朝人的思想及生活，由元杂剧看元代人的观念及生活，从金瓶梅观察晚明文化及生活。

　　(四)报刊杂志:为近现代史的重要史料，一般性报纸有助了解一些事件的发展，以及当时人从不同观点对此事的了解，娱乐性的报刊则可以观察当时人的文化和生活。

　　(五)日常生活中的文字遗留:包括如古代的农民历、商店的帐簿、土地契约书，以及私人来往的书信等。由于这些大多不是刻意留传下来的东西，常能更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实际生活及想法。

　　(六)外国人著述类。外国人有关中国历史的记载中不乏颇有价值者。如《马可波罗游记》、波斯人拉施特的《蒙古史》，是研究元朝历史的重要文献;朝鲜的《李朝密录》对研究前清的历史很有帮助。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国外的交往日益频繁，外国人关于中国的论述也越来越多，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口述史料

　　口传资料是指经历代口耳传承得以保存下来的以往人类的言行。梁启超曾形象地说:"十口相传为古"，说明口传资料同样是重要的史料形式。常言说的"路上行人口似碑"，"有口皆碑"，也证实说口耳相传的作用与碑文记载具有同样的价值。在文字发明以前，口耳相传是保留史料的基本形式之一。利用口传资料进行历史研究，在我国也有悠久的历史。孔子编《春秋》，曾采用不少"所闻"的口传资料。司马迁编《史记》时，"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也大量采用了口传资料。近年来盛行的各种口述录音资料、回忆录等等，都是利用口传资料的表现。但与口传资料相比，文字资料无疑以其更加丰富且完备而更为重要。我国历史源远流长，前人为我们留下的文字材料也极为丰富。

　　其他史料

　　包括如碑刻、墓志、家谱等等。

　　甲骨和金石铭文类。甲骨文是商周时期人们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金文以商周青铜器为主。它们都是研究商周时代的珍贵史料，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和《卜辞通纂》总汇了甲骨金文资料。石刻铭文包括石经、造像、墓志、记事碑等，以记事碑的史料价值为最高，它往往记录了不见史传的重要史实。如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唐太宗时基督教由欧洲传入中国，在长安建寺传教的情况。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年)吐蕃赞普建的《唐蕃会盟碑》，用汉、藏两种文字记载了两族人民的亲密关系。

　　图像类:如绘画、壁画、刺绣图案等，有助于了解当时人的生活及审美观等，图像史料中最有名的是有助于研究宋代城市生活的的清明上河图

　　实物类:包括古代建筑、家具、衣物、器物、饰品、钱币、墓葬，用以探讨当时人的生活、及观念等等。这类的史料，有很大部分是由考古发掘的。

　　风俗类:借由对于当今流传风俗文化的观察，作为讨论历史现像的依据。例如由现今对遗留的民间信仰仪式研究为线索，来了解其在古代的情形。或由现在仍存在的原始民族的研究，来推断早期古代人的生活方式。

清朝人物简介---乾隆皇帝

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雍正皇帝第四子,清朝入关后第四位皇帝。他在将清朝的康乾盛世推向顶峰的同时，也亲手将它带向低谷，他是影响中国18世纪以后历史进程的重要皇帝。

弘历是雍正帝第四子，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生于雍亲王府。雍正十三年（1735年）即位，年号乾隆。

弘历幼年天资聪颖，颇受皇祖康熙帝宠爱，曾为其慎择良师，进行多方面教育。雍正元年（1723年）被密立为太子，十一年封为和硕宝亲王，开始参预军国要务。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去世，弘历即位。由此，他站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至高点，开始施展其“文治武功”。

乾隆帝的“文治”表现于他在政治、经济上的作为和文化上的贡献。

乾隆帝即位后，政治上矫其祖宽父严之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整顿吏治，厘定各项典章制度，优待士人，安抚雍正朝受打击之宗室。经济上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全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之势。从乾隆初年至中期左右，是乾隆帝政治生命中最有活力，备受后人称颂的时期。后期倚重于敏中、和珅，尤其宠信贪官和珅，加之乾隆帝本人年事已高，致使吏治败坏，弊政丛出，贪污盛行，使乾隆帝辉煌的一生罩上了阴影。

乾隆帝儒雅风流，一生著文吟诗，其诗作竟达四万二千余首，几与《全唐诗》相埒。又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令将内府珍藏编成《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乾隆帝最突出的文化成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编纂巨帙《四库全书》。然而与此相悖的是他大兴文字狱，焚毁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文化典籍，使其“文治”黯然失色。

乾隆帝还曾六下江南，六莅五台，奠孔林等，数十次木兰秋狝，多次于避暑山庄宴见西北边疆少数民族首领，这些举措对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安定边疆产生了重要作用。但乾隆帝的视角还仅限于中国本土，对同时期已经蓬勃发展的欧洲各国的科学文化尚无足够的认识。

乾隆帝的“武功”主要是对边疆的战事，虽有胜有负，有义与不义，然而他皆自诩为“十全武功”。

乾隆帝执政60年后，虽禅位与其子颙琰，但又以太上皇的身份进行了3年统治。他不仅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寿命最长的皇帝，而且也是实际执政时间最久的皇帝。

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帝去世。卒谥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孝慈神圣纯皇帝。庙号高宗。葬河北遵化清东陵之裕陵。乾隆曾经多次以诗的形式表明自己是生在雍和宫。在一首雍和宫纪事诗中，乾隆更明确地写到：“斋阁东厢胥熟路，忆亲唯念我初生。”这里，乾隆不仅认定自己诞生在雍和宫，而且还点出了具体的出生地点，就在雍和宫的东厢房。

可是，就在乾隆皇帝还在位的时候，就有人对乾隆皇帝的出生地有不同的议论。朝中有一个官员叫管世铭的，到避暑山庄的时候，写了三十首诗，其中有一首诗，就涉及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年年讳日行香去，狮子园边感圣衷。”管世铭在这首诗的后面有个小注，这个小注说：“狮子园是乾隆皇帝的诞生地，因此乾隆常常到先帝雍正驾崩的忌日到那里小住几天。”

这狮子园，是承德避暑山庄外的一座园林，因为它的背后有一座形状像狮子一样的山峰而得名。管世铭等一些朝野人士认为，这个园子才是乾隆的降生地。

大概是乾隆在晚年对自己出生地的流言蜚语有所耳闻，他在72岁那年正月到雍和宫拜佛后写诗作注说：“余实康熙辛卯生于是宫也。”他说，我确实是在康熙辛卯年生在这雍和宫。

乾隆79岁那年正月，到雍和宫拜完佛，又写下一首七律《雍和宫瞻礼》，在注释中他不但再一次重申，他的确是在康熙五十年生于雍和宫，而且在那里生活了12年。

在嘉庆刚登基的那年八月，乾隆以太上皇的身份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跟随去了，而且写诗庆贺，在诗的后面，做出这样的注解，说康熙老太爷在辛卯那年题写了“避暑山庄”的匾额，皇父乾隆也是恰好在这年降生在山庄。第二年，乾隆又到避暑山庄过生日，嘉庆再次写诗祝寿，在诗文的注释中把“皇父”的出生地说得更明确了。他明明白白地写到：皇父在辛卯那年诞生于山庄。

嘉庆这两次写的诗和注释表明，在他看来，“皇父”乾隆生在热河是一件确凿无疑的事。

可是，过了十几年以后，嘉庆又放弃了这一看法。原来清朝每一位皇帝登基以后，都要为他的皇父撰修《实录》和《圣训》。

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嘉庆皇帝命令朝臣编修乾隆的《实录》和《圣训》。嘉庆在审阅时发现，这两部非同小可的文献典籍，把“皇父”的出生地都写成了雍和宫。他当即命令编修大臣认真核查。

这时，翰林出身的刘风诰把乾隆当年写的诗找出来，凡是乾隆自己说生在雍和宫的地方都夹上纸条，送给嘉庆审阅。面对白纸黑字，嘉庆开始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嘉庆只好放弃狮子园说法，批准在《实录》和《圣训》里写道：“……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上于雍和宫邸。”经明确把乾隆出生地写成雍和宫。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嘉庆皇帝到塞外打猎，住在避暑山庄，第二天突然死去。在军机大臣以嘉庆的名义撰写的遗诏中说，皇父乾隆当年就生在滦阳行宫，即避暑山庄，今天我死在这里，也没什么遗憾了。新继位的道光皇帝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以每天六百里加急，将已经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的嘉庆遗诏从路上追回来。把原来说乾隆生在避暑山庄，改写成乾隆的画像挂在避暑山庄。

道光为了把他的爷爷乾隆生在北京雍和宫的说法作为结论确定下来，他不得不把他父亲嘉庆当年说乾隆生在山庄的诗作都改过来。由于嘉庆的诗早已公开流行天下，这样大张旗鼓地修改，结果是越抹越黑，使天下的官员百姓对乾隆的出生地问题愈加议论纷纷。

乾隆这么一位很有名的皇帝，不但他的出生地闹不清楚,甚至就连他的母亲是谁人们也产生了怀疑。其中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说是热河行宫里有一个很丑的宫女在草棚里面生下了乾隆。

不过，乾隆的生母究竟是谁，只要看一看清朝皇家的家谱《玉牒》和乾隆时期的《实录》以及《圣训》，问题就一清二楚了。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玉牒》和生卒记录底稿上，都清楚地写着：乾隆的亲生母亲是钮祜禄氏。在《实录》和《圣训》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乾隆是个大孝子，他在慈宁宫为母亲60岁诞辰举行盛大寿宴，并把它绘画叫《慈宁燕喜图》，侍奉母亲三次上泰山，四次下江南，多次到塞外避暑山庄。乾隆还别出心裁，用3000多两黄金做了一个金塔，专门用来存放供奉他母亲梳头时掉下来的头发，所以叫金发塔。乾隆爱写诗，在他的诗中，有不少是称颂生母钮祜禄氏养育之恩的。

尽管史料上记载得很清楚，乾隆的生母就是钮祜禄氏。但还是有人硬要从里面挑出毛病。例如在清朝后期，长沙湘潭有位名叫王闿运的学者提出，乾隆的生母虽然是钮祜禄氏，但的确与山庄有关。王闿运是曾国藩的幕友，也是晚清著名的诗人。

王闿运在《湘绮楼文集》内的“列女传”中说：乾隆的生母钮祜禄氏，老家在承德，家道平常没有仆人，十三岁时到北京混入姐妹群中入选秀女，被分到雍亲王府当使唤丫头，后来竟生下了乾隆。

在清朝，选秀女的制度是非常严格的，清宫的门卫制度更是森严。怎么可能让承德当地一个女子随随便便混进去呢？

围着乾隆的出生问题，又冒出来另一个说法：说乾隆是浙江海宁一个大盐商陈阁老的儿子。

浙江海宁县，在清朝时属杭州府，是海边的一个小县。相传，海宁有位盐商叫陈世倌，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与雍亲王一家常有往来。这一年，恰好雍亲王和陈阁老的两家夫人分别生了孩子，而且是同年同月同日，雍亲王让陈家把孩子抱入王府看看。可是，等孩子再送出来时，陈家老小个个目瞪口呆，自家的胖小子竟变成了个小丫头。那换入皇宫的胖小子，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小说家金庸也是浙江海宁人，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便是围绕乾隆身世之谜展开的。金庸在小说中有声有色地写道：陈世倌的小孩抱进雍亲王府，“哪知抱进去的是儿子，抱出来的却是女儿。陈世倌知是四皇子掉了包，大骇之下，一句都不敢泄露出去。”

民间甚至传说，乾隆登基后六下江南，目的就是探望亲生父母。而他六次南巡竟有四次住在陈阁老的私家园林，这是明显的“假公济私”，为的是探望自己的生身父母。

所谓的陈阁老，也就是陈世倌，他在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担任内阁大学士以后时间不长，就因为起草谕旨出错被革职了，当时乾隆骂他：少才无能，实不称职。

至于乾隆为什么六下江南，有四次到浙江的海宁，而且每次都住在陈家的私人花园？据考证，乾隆南巡到海宁，主要是视察耗资巨大的钱塘江海塘工程。

海宁是一个偏僻小县，找不到比陈家花园更好的地方让皇帝住了。再说陈家花园离陈家的住宅实际还有几里路远，乾隆在陈家花园住过四次，但对陈家子孙却一次也没有召见过，更谈不上“探望亲生父母”了。

有一本晚清文人天嘏写的野史叫《清代外史》。这位作者在书中还进一步说：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族人，因此在宫中常常穿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自己是否像汉人。

乾隆的确经常穿汉服，现在故宫还保存着不少乾隆穿汉服的画像。也许这就是引起传说的原因之一。

1、顺治

顺治帝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是皇太极的第九子，生于崇德三年（1638）崇德八年八月二ten+six日在沈阳即位，改元顺治，在位18年。卒于顺治十八年（1661），终24岁。

顺治即位后，由叔父多尔衮辅政。顺治七年，多尔衮出塞射猎，死于塞外。14岁的福临提前亲政。顺治帝天资聪颖，读书勤奋，他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更张，且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借鉴，警惕宦官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注意与民休息，取之有节。但他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噪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