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定位是都市类报纸的最大特色。然而在大众化、平民化、市场化的旗帜下，一些都市类报纸或多或少弥漫着庸俗化、媚俗化的不良倾向，值得我们警惕。其具体表现在：

　　一、渲染暴力和色情场面

　　新闻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传递信息。然而媒体对信息的选择并不是任意的。可是看现在有一些都市类报纸，过多过滥地刊载一些有明显负面影响的社会新闻，诸如抢劫杀人、偷盗扒窃、吸毒贩毒、绑架勒索、卖*嫖娼、搞婚外恋、包二奶、家庭暴力犯罪等等。这些报道的重心不是落在如何吸取教训、避免同类事件发生以及宣传法律知识上，而是对犯罪细节进行详尽的描述，极尽渲染、夸张、虚构之能事，津津乐道，不惜版面。

　　这里笔者摘取一些都市类报纸上刊登的标题：《壮汉如厕遭遇性骚扰一傻妇强行脱其裤子》、《重庆少女仅着三角裤赤裸彩绘醉山城》、《贪官为何难过“美色关”？》等等，这些标题字号粗大，令人目眩，有的配上大幅照片，找不到照片的就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段，从网络中下载，在文章中细节描述不厌其烦，其对受众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河北某都市类报纸刊登了一则题为《15岁的女孩当了妈》的新闻，内容是：一个15岁的农村弱智女孩多次被本村数名男子强奸，直到怀孕其家人才知道真相。女孩的父亲为了掌握证据，忍痛让女儿生下了孩子。他曾一路乞讨为女儿讨回公道，6名犯罪嫌疑人已有5人被警方逮捕。为了不让作恶者逍遥法外，至今他仍在四处奔波……这则新闻的标题做得很大，占了文章总体版面的1/3以上，标题上方配有压题照片，并用了反白、底纹、倾斜等多种编排方式。这样一篇让人读罢心情沉重的新闻，却用这样一个虚张声势的标题，会让读者怀疑报纸报道此事的态度只是出于猎奇，更进一步会让读者怀疑这家报纸是何居心，继而责问编辑的社会责任心。一些都市类报纸还采取第一人称的手法，在报纸的副刊刊登所谓的“都市状态”、“市民手记”等，格调低下，且有明显的导向错误。如某报有《情感实录》一文，作者这样写道：“食色，性也。人如何能一辈子只吃一种菜呢？儿时顿顿红薯让我至今见到红薯就想吐。偶尔的调节只会让我更体会鱼肉的鲜美和青菜的香甜，于是我会加倍地对老妻体贴，加倍地对情人温柔……睡在老妻旁边，听着她均匀的鼾声，我会感到生活的宁静；搂着情人，怀抱着她青春的躯体，我会感觉生活的诱人……”这是一篇完全有悖于社会道德的文章，居然堂而皇之地上了报纸的版面。

　　二、爆炒明星绯闻

　　翻开一些都市类报纸的文化娱乐版，几乎可以看到大量的明星绯闻充斥其中。“文化娱乐新闻＝明星绯闻”已成为这些版面不成文的“规矩”，常常是整版整版不厌其烦地炒那么几个明星。当所谓的“有卖点”的明星出现时，就会有相当数量的“娱记”进行围截采访。

　　导演张艺谋与模特王海珍的“恋情”不知由谁炮制而出，一些都市类报纸却将这条消息当作新闻“活鱼”。竞相报道的内容就有：《张艺谋与19岁模特儿“地下情”曝光》、《她夺去了张艺谋的“贞操”？》等等，将这场子虚乌有的恋情莫名其妙地炒了一把。

　　为了追求所谓的“视觉冲击力”，一些都市报在文化娱乐新闻的标题制作上哗众取宠、危言耸听。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往往断章取义，从文章中挑出一些敏感词汇当作标题。《张柏芝为大众宽衣解带》这样的标题令人瞠目结舌，其真实的内容只不过是影视明星张柏芝为某沐浴露做广告的消息。又如申花队另请了一位外国教练这条新闻，记者巧选角度从原教练徐根宝写起，编辑却取了《徐根宝黯然伤神：爱人结婚了新郎不是我》这样驴唇不对马嘴的标题，以此“煽情”招徕读者，完全有悖于新闻原则。

　　由于片面追求“绯闻卖点”，正常的文化新闻报道却被晾在一边。前年举行的柏林**节应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世纪之交，世界**的发展趋向、中国**业的应对措施、中国**人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等这些非常有价值的新闻很少见诸报端，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都市类报纸围绕所谓张艺谋、巩俐、章子怡的“三角关系”展开了报道大战。《张艺谋与巩俐避免在**节上尴尬碰面》、《章子怡是张艺谋“巩俐情结”的自然流露》、《章子怡能接巩俐的班吗？》等等报道，让人看了连眼睛也生茧。

　　媒体为何对明星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感兴趣？不外乎就是希望以此来吸引受众。一些媒体以为抓住了明星、绯闻就抓住了读者，事实上恰恰相反。对媒体热衷的明星绯闻，许多受众都表现出不满与反感。在某媒体公布的关于“你认为媒体是否该大量报道张艺谋和王海珍所谓的恋情”的调查中，2万多人中有70％以上的被调查者回答“不该”。又如齐秦和王祖贤结婚的事情，今天说结婚，明天说不结婚，后天又说要结婚了，这些糊弄人的新闻天天填塞版面，连一些青少年读者也反映：娱记们，烦不烦？

　　三、假新闻泛滥成灾

　　曾几何时，报纸在读者的心目中是非常权威的、神圣的，“报纸上这么说的”———以此来证明说话者的正确性不在少数。然而随着都市类报纸对所谓“热点”的爆炒，片面适应少数读者追求新奇、刺激的需要，致使报纸上各种似真似假的新闻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读者对报纸的信任感也因此而降低。

　　国内一些都市类报纸最近报道了《2001年十大假新闻》，有上海将建300层容10万人的摩天大楼、错位夫君夜换娇妻30年、世界10大污染城市中国竟占8个、家庭连环悲剧猪吃娃、美国医生操刀换人头、中国少女改写牛津大学800年校史、女大学生状告爸爸的吻等。这些假新闻在媒体上出现的时候，曾吸引了多少目光！令读者哭笑不得的是在现在这些“揭假”的媒体中，有一部分曾经是不遗余力的“传假”者。

　　以假新闻之一的《中国少女改写牛津大学800年校史》为例，这则消息早在2000年底就已“生产出品”：黑龙江某都市报2000年12月19日以《这在牛津大学建校史上是第一次》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2001年1月23日，在江、浙极有影响的某都市报也以《20岁鹤城姑娘穿上牛津博士服》为题予以报道。这两条消息都比较简单，字数不超过500字。紧接着，长达数千字的各类人物通讯《中国女孩改写牛津校史》将此事放大，急速升温，使之成为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

　　令这些媒体难堪的是，某大报2001年11月23日发表故事主人公吴杨的声明：一、我没有获得博士学位；二、我所学的学科———数学和计算科学不是百分制；三、所有关于我的新闻报道，记者均未采访过我本人，成稿后也从没有经我核对或同意；四、敬请各新闻媒体、杂志、网站不要再转载关于我的这类文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陈力丹撰文指出，出现这么多假新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记者、编辑选择新闻的标准不是其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仅仅为了满足受众的心理需要。随着受众兴趣逐渐转向社会新闻，即使记者、编辑主观上有正确引导的意图，但往往禁不住精彩“事实”的诱惑。十几年前就开始的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的报道，也许最早报道的记者的确是为了探索科学奥秘，而一旦这些新闻“以受众为向心”而不是“以事实为向心”的时候，原来的初衷便异化了。于是，这类明显缺少可靠证据的“事实”，竟能在我们的媒体上连续10多年不断出现。这早已不是什么“倡导科学”，而是在迎合“宁求其怪不求其真”的一种社会心态。

　　另外，媒体竞争的激烈，往往使得记者、编辑对新闻真实性看得很轻，而不管那些精彩的“新闻”是否可靠。因为你不刊登，必有其它媒体会发表；而其它媒体发表了，你不转载，又会失去部分受众。当单纯追求商业利益成为新闻工作的出发点时，便日益腐蚀着新闻传播者应有的道德观念。当一件假新闻被揭发之后，也许有关人员会苦恼一阵，但当又出现更精彩的“新闻”，诸如发现了“孙子兵法82篇”或上千年前的某个历史名人家谱（现在这类新闻时有可见）时，记者、编辑们又会迫不急待地抢先发表，真正能核查事实的仅仅是少数。人在这个时候往往容易失去理性，所以关键在于传播者的理性思考必须成为工作习惯才行。然而，媒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驱动是非常强大的，法规和道德自律可以抑制假新闻的出现频率，但却无法根绝假新闻。

　　综合都市类报纸出现的这些不良倾向，归根结底就是一张报纸该怎样面对它的读者，究竟是引导还是迎合，究竟是大众化还是化大众？只有正确处理和把握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坚持大众化而不庸俗化，既面向市场但又不迷失方向。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都市类报纸拥有大量的青少年读者，这就更要注重报纸的引导教育作用，为他们提供丰富健康的精神食粮，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和阅读取向。这是时代赋予我们新闻

浙江省奉化市溪口镇西北面一公里就是溪口的第一大村------上白村，又称白岩，古称玉崖，现有1008户，总人口2796人，该村坐落茗山脚，外接五林村、溪口镇，里接东山、横涧，南连溪口风景区的蒋母墓道，村前公路又是通往雪窦山的必经之路地，四周群山重叠，风景秀丽，来自商量岗发源的茗山溪从村中流过，并划分了溪外、溪里。古人传说真宗白岩人能知如下秘诀“白岩有三奇，溪外叫溪里，东山在西边，凉亭在屋里。”进凉亭有山台石阶，亭屋柱有几根柱子，茗山溪旁有大悬山一座（1954年人工肩挑而成），大悬山水库一只，当时为增加水利水源而造，年久淤泥增厚，2000年挖泥砌石重修，主要蓄水供村民用水，水库下50米“石桥头”是溪外、溪里的连接桥梁，桥头有350年历史的古樟树一棵，是村中唯一大风景树，再往下50米有正祥桥一座（原叫新桥头），是进村主道，1992年被“730”台风洪水所毁，由台胞徐正祥之子徐汉康出资重建，故称“正祥桥”。茗山溪从村口流出汇入剡江，溪两岸水稻田洪水期屡次受灾，及至镇政府改江后得到了彻底解决。

说到上白村由何时由谁诞生？经调查有以下二种依据：

一 据传说：宋朝顺宗王时仙居黄岩有一家姓徐的弟兄三个，常外出烧炭，有一天经过本村，当时这土地上没有人烟，遍地都是节竹棚烂泥塘，他们路过后继续寻找炭山及山主，兄弟三个四处奔波，一星期后转回原地看到“冷饭饱”原样不变，饭色不变，温度不冷，老大一想，此地非凡，随即安居下来，这块地就是现在的小四房堂前，后堂还有玉石一块，故称上述的玉崖村名；0后来去下官发族，到过人说烟灶比上白还多，都是同姓辈代，我村每届做家谱都来祝贺顺根，有一届送来匾一块，挂在徐氏宗祠台亭后，进大门就看到上写“徐府翰林第”，这个名人就是清朝苏州府台徐立刚；三弟去向不详；以上老大据家谱记载就是徐子兆（八太夫君）是上白徐氏的始祖。

二 据民国二十二年（最后一届家谱）敬-（三房）的四明玉崖徐氏家谱世传（宗谱交奉化档案馆）首页记载如下：

微言公长子始祖太八南宋嘉定年间自黄岩徒居玉崖配锦姓吴氏葬名山东陇大墓山生一子——四一配张氏葬名山祖下生二子，一子徒居公棠——等到此第二十四世。

这届这房记载到第二十四世，奕字辈，徐氏行诗（辈份）是：五、世、其、昌、兆、奕、哉、敦、本、在、明、伦、孝、友、家、风、正、从、斯、起、达、人，现在有各房堂前：大房、二房、三房、四房、七房、新堂前、老屋、秧地头、西宅、高楼下、后二房、后三房共12间，做房内子孙祭拜和丧事办理；小祠堂也叫敬信堂，是第九世伯信（信太公）所造他行与二字实夫捐栗为羲官八乡贤祠，该祠堂过去只为信太公子孙所有使用、议事、祭拜等各种活动，现在为上白老年协会活动中心，刚解放时1950年立过上白乡政府办公室，乡范围有新建、上山、沙堤、入山亭、东山、横涧、伏岩坑八个村，乡长宋行行（宋独眼），江福良、文书江芝兰，土改溪口区上白试点，村行政主任徐敦文，农会主任徐哉清，土改结束乡办公室迁入溪外，徐敦康赶出大屋（被调房主雇工：樊阿福、徐成佳、单三毛），该大屋拆乡后订入奉化公房，八十年代仍卖给徐敦康子孙，据现健在的土改时调议组人员讲：当时的上白只有300余户,人口约1200人，全村水田1800亩，什地500亩(指坟滩、竹园、空基地等)土地改入每人15亩,坐落户每人17亩，每户有土地证存档（内有土地房屋面积四止），县长李会马。那时全村山林面积2500亩，用材林800亩，毛竹、大竹、乌竹山1500亩，其余为荒柴山；据老前辈说上白人多数种田为业，无产业田租田种，学手艺做五匠，有出卖做工，风调雨顺吃吃过，山林收入谈不上搞家庭建设，生活艰苦，住的一间屋祖孙三代做婚房，穿的是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缝缝补补穿热不冻算不错，吃的秋后有全年粮食是好人家，行的不管上山、落洋、市内外遇事就是一条腿，目前青少年是不会相信。

再说村中古代建筑大祠堂（徐氏宗祠），据识古人士推佑，明朝所造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外望五马山墙，进大门两边二楼廊屋，台亭前天井，中堂三间，台亭建筑威严，精致细雕，虽被扫四旧时有破坏，但形壳基本完整，奉化市内不多，也是文物之一；祠堂目前由老年协会管理，为村民办福利搞活动的室内场所；解放前“东海小学”校址，二个先生，几十个学生，复式班上课，可现在的上白小学，可说是奉化市第一舍，有学生218人，老师9人，学校占地面积3000多平方米，12间三楼一幢，有广阔的体育场所。大祠堂过去用于祭拜议事办事的活动场所，辈代最高，年龄最大为一族之长，一开祠堂门由他说了算；以下分四个堡：溪外、前宅、后堡、中堡，堡长也是一堡之内辈代最高，年龄最大；又有千首，能干有财的人为民办事。

古代建筑白岩庙也了略有名气（西祠庙），位置在蒋母墓道下，它是近地四庙中第一庙（新建南祠、北祠、五林东祠），范围大、石柱多、全套石銮驾，石元宝桌，菩萨是肖王庙同一体叫肖公绥银侯王，名字叫肖施西，生前，奉化县长，因开肖镇活动和灭蝗虫有功、爱民，故皇上封其以上之称，神是四方，这样的庙可惜在1976年被造上白小学时拆除。

土改后，全村人人有土地，个个与饭吃，生产劳动组织了互助组，十几户人家有组长派领下集中劳动一起做工，年终结算，这就是历史上没有的农业集体劳动开端的第一步。土地分到户对贫下中农种田还有困难，缺少资本及农具，为此上级政府号召进一步农村走集体化道路办合作社，我村办了复兴、中兴、爱国等五个小社，劳力土地山林，归集体所有（山林折价归还），农具作劳力股金投资，按劳记工分，按人记定粮，每年年终分配，社委会有主任会计保管员记分员组成，到1958年有原五个加伏岩坑共6个和拼上白高级社，主任徐中夫，监察主任殷定奎，财务主任徐高水，会计徐祖国，1958年下半年贯彻三面红旗总线路，-，人民公社，我村为溪口人民公社上白大队，组织军士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同吃同住同劳动，全村一个食堂，劳动不得自行。1961年食堂解散了，大队也分了，后横一大队书记徐宝康，前横二大队书记徐敦友，溪外三大队书记徐根宝，有生产队核算分配，全村24个生产队，也就是目前24个村民组，这是粮食通过见缝插针，种植比以往也有好转，可是到1968年0开始，各单位分两派，公社书记毛丹成，又把我村三个大队和拼为上白大队，书记徐宝康，生产队核算不变，因生产队劳力不得自由，赚钱搞副业就是资本主义，生活艰苦，人口有发展，上白大队的村名一直到1991年就是三块牌子：上白村委会，党支部，社委会；再说上白有1000多亩水稻田，其中1/4是梯田，雨点一息无三天水量，旱情年年有，无法解决，田头争水兄弟没面孔，莫奈何兄求龙王，有些年旱灾加虫灾，甚至颗粒无收；1952年溪外马夹岙独落坑开始筑山塘水库，“以工代中”做一天三斤米，接续上述写的大悬山水库，按受益田亩负担出工，并有溪口部队支援，那是主要蓄水灌溉，1957年1958年连续分布挑水库有马夹岙鸡龙站（1995年已建造宁蓄电站）黄泥岙、竹夹岙、羊坑庵等七只水库，有益改轻了旱情，为了上白根本性防旱保权，有徐林云设计名山缺口筑坝，造名山水库，经市水利局同意，支援无偿提供水泥、钢筋、0三村物质，劳力村自负，于1968年8月由村书记徐宝康进入中峰村亲自指挥施工，全年不停地进行打石、挑土，全村劳力上半年以农田为主，下半年留晚稻后期管理外，其余全部劳力挑水库，水利工程委及食堂人员紧紧长住中峰村，十三年后竣工回家，附近受益村同样也助工。1978年—1983年先后由溪口镇与上白村投资合造名山一、二级电站两只，发电不妨害灌溉，电收入镇分成60%，村分成40%，到2000年由徐华栋村长把两只名山电站全部买回归村所有，并重修了二级电站厂机房，又规定二只电站收入专项资金每年供老年人享受，目前每人每年200元，以后可能更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了农村劳力的积极性，有生产对的土地包产到户，粮食产量增长速度较快，改革开放以来，按各人所长，办厂的、经商的、搞第三产业的年年增多，就是搞农业的从原来种粮食也调整了产值结构，种经济作物为主体，目前上白的土地上已经看不到水稻田了，据2005年年报农业总收入888万元，比1990年945000元增长了94倍，农作物播种846亩，特色农业：花卉苗木445亩（外地租种例外），水蜜桃316亩，雷竹550亩，个私企业45家，工业收入1415万元，比1990年156000元增长90倍，建筑业373万元，其他127万元（利息、房租），总收入达5026万元，人均7551元，村级经济年收入达100万元，先后搞起了村政建设：有1974年电灯照亮了全村每家，永别了过去青、火油灯，洋烛照明；1986年拓宽了名山路，汽车进了村，2000年溪口公交上白设了停靠站，村民从村里就可到各地；1988年各户接上了自来水，消灭了肩挑井、河水饮用；1992年有线电视到每户，1997年上白实行了电话村，现在一般青年男女都带上了手机通话，摩托车行路，住的从八十年代开始建造水泥砖木结构屋，开始是名山路两旁三楼6幢65间，2000年名山路两边又造了别墅80套，改变了上白村村容村貌；回忆六十年代青年结婚打泥墙屋做新房，现在穿着方面，不但买高档，还要赶时髦，吃的既合胃口，由讲营养，再不象过去农家人说“家有咸菜不吃吃淡饭，农户人家没有客人决不上市买菜”。不但村民生活过的富裕，个人存款累累，如今的一般生活可说是历史未有的。

又说上白革命战士殷定奎，曾经参加过孟古良、大别山、淮海战役，过长江、卢中南、抗美援朝战役（有奖章），2005年8月份民政局转发中央24K抗日战争纪念章一枚，币800元，自即日起他的个人医疗费全报；上白高才生徐涵江学历研究生，上海邦联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平龙学历博士生，在美国就读博士后；徐志勇学历博士生，江苏省常州肿瘤研究所副所长；徐其军学历研究生，奉化罗蒙技术科长。

上白村附近有溪口、武山庙、武岭门、蒋氏故居、溪口长安桥、葛竹王宅等旅游景点，有溪口千层饼、奉化水蜜桃、溪口笋竹、花卉苗木、奉化竹笋、溪口白果等特产。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这句话的意思是：一片报国之心充满心怀三十多年来虽已建立一些功名，但如同尘土微不足道，南北转战八千里，经过多少风云人生。

《满江红·写怀》

作者岳飞 朝代宋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白话翻译：

气得头发竖起，以至于将帽子顶起，登高倚栏杆，一场潇潇细雨刚刚停歇。抬头望眼四望辽阔一片，仰天长声啸叹，一片报国之心充满心怀三十多年来虽已建立一些功名，但如同尘土微不足道，南北转战八千里，经过多少风云人生。不要虚度年华，花白了少年黑发，只有独自悔恨悲悲切切。

靖康年的奇耻，尚未洗雪。臣子愤恨，何时才能泯灭。我要驾着战车向贺兰山进攻，连贺兰山也要踏为平地。我满怀壮志，打仗饿了就吃敌人的肉，谈笑渴了就喝敌人的鲜血。我要从头再来，收复旧日河山，朝拜故都京阙。

扩展资料

《满江红·怒发冲冠》自明代发现以来，世人一直认为是岳飞的作品。明代弘治（1488—1505）年间，浙江镇守太监麦秀命将《满江红·怒发冲冠》刻于杭州岳飞庙碑之上，并由赵宽书写，显然认为此词系岳飞所作。

明人徐阶（1503—1583）所编《岳集》持相同观点。此后数百年间，人们对此深信不疑。然而，至20世纪30年代起，先后有余嘉锡、夏承焘、徐著新等学者提出对《满江红》为非岳飞所作的质疑。

其理由主要是，岳珂所编《金佗稡编》《鄂王家谱》都没有收录《满江红》词，而且弘治十五年（1502）赵宽所书《满江红》词碑之前，从未见到过此词在世间的流行。

有人疑《满江红》为明弘治年间时人反抗西北鞑靼人欺扰，可能为王越或幕府手下人等为鼓舞人心而作。明时对岳飞愈加“隆崇”，因而岳飞诗文影响“突出于明之中叶”是十分自然的。

有人质疑的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一句，指出贺兰山与黄龙府方向相对、相距甚远，而且是岳飞没有经历过的地方，不可能在词作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