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当代新儒家受到来自传统文化研究群体内部的批评，确切地说是受到同样对儒家传统采取卫护立场的某些专家学者的批评。可以说自新儒家作为中国现当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一个派别出现之日起，此类情况就时有发生，但近年此类批评所表现出的系统性和尖锐性，却是前所未有的。应当说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坏事，它在一定意义上标示了儒学研究的进展和深入，因为来自自由主义等方面的批评更多地是着眼于儒学的社会功能及其对民族现代化所可能发生的影响，而来自传统营垒内部的批评则首先是着眼于对儒家和儒家传统本身的认识，从重建传统的角度看，应当说后一方面的争论更深入到了问题的核心。

无论人们抱怎样的态度，当代新儒家作为中国现当代的一个思想文化派别或思潮的存在乃是一不可掩盖的事实，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之加以定位，例如从近代以来的文化冲突中定位，从中国现当代思潮的相互关系中定位，从民族现代化的过程中定位，从纯学理的（哲学的或宗教的）层面定位，从学术史的层面定位，乃至从人类文化的现代发展及其前景方面定位，等等。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对新儒家还必须从儒家思想自身的传衍发展的角度为之定位，这关涉到对儒家和儒家传统本身的理解和认识。如何认识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与核心内容？当代新儒学与传统儒学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新儒家对儒家思想的诠释和发挥能够代表儒家思想之现代发展所应有的方向吗？亦或表现出某种实质性的误导与不相应？这一类问题的讨论和诘难已经与来自自由主义方面的批评有实质性的差异，因为在后者的批评中通常已经预设了新儒家思想与儒家传统之间的一致性。

在来自传统营垒的诸种批评中，又以余英时先生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对当代新儒家思想的检讨较具影响力和代表性。[1]本文的思考与拜读余先生的文章有关，但本文的立意却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呼应或回应余先生文章中的问题，[2] 而是立足于客观地分析新儒家道统论的形成及其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对于儒家与新儒家的道统论（特别是儒家自身的发展中所谓道统与学统之关系）的一点认识。

一、 梁、熊、冯的有关思想

余先生在文章中论及三种道统观：一是为钱穆先生所批评的由韩愈首先提出、由宋明儒学加以发挥倡导的“主观的”、“一线单传的”道统观，它表现为某种具体的传道谱系；二是钱先生本人所主张的谓“此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的“思想史家的道统观”；三是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的思想中表现为“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为标准的“哲学家的道统观”。[3]而余先生所论新儒家的道统观乃是特指“哲学家的道统观”而言，此所谓新儒家又是特指由熊十力的师门传承所形成的哲学流派，更确切地说主要是指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师徒而言。[4]

从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5]到韩愈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传道系统，[6]再到朱子《中庸章句序》明确提出“道统”一词，传统儒家的道统观确是与具体的传道谱系关联在一起。至于余先生所说“思想史家的道统观”自然已与宋明儒所谓“道统”的本义相去甚远，此在钱穆先生的著作中，本来就属退一步的说法或云姑且言之之意，因为钱先生本来就对理学家所谓道统持批评的态度。

至于“哲学家的道统观”，依余先生所论：“自熊十力起，新儒家都有一种强烈的道统意识，但是他们重建道统的方式则已与宋明以来的一般取径有所不同。他们不重传道世系，也不讲‘传心’，而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来判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在这一点上，他们确与陆、王的风格比较接近。由于新儒家第一代和第二代诸人对于‘心’、‘性’、‘道体’的确切涵义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都没有获得一致的结论，他们的道统谱系因此也有或严或宽的不同。但无论严宽，大致都认定孟子以后，道统中断，至北宋始有人重拾坠绪；明未以来，道统又中断了三百年，至新儒家出而再度确立。”[7]

说熊先生等“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来判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这应当说是没有问题的，尽管已有学者对此提出反驳。[8]至于余先生一方面说熊十力等新儒家“不重传道世系”，另一方面又说他们有自己“或宽或严”的“道统谱系”，我们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区别？大致说来当代新儒家的所谓道统谱系至少不似韩愈、宋儒那样明确而直接，而往往是隐含在他们有关儒家思想之发展、演化的论述中。且就熊十力先生的思想而言，即便是此类松散的道统谱系也并不完整或者说尚未形成。因为就当代新儒家而言，所谓道统谱系之形成的重要一环是必须对宋明儒家的思想脉络进行系统的疏理和分判，此项工作是五十年代后由牟宗三先生完成的。

传道谱系的提出是与判教关联在一起的。熊先生的判教更多的是在大乘佛学空、有二宗与儒家思想之间进行，这是种广义的判教。就儒家思想自身的传衍发展而言，我们固然可以说熊先生的思想更近于陆王（例如他说“阳明之学，确是儒家正脉”）。[9]但他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后儒如何传道，而是儒家精神义理本身的问题。且与牟宗三等人不同，熊先生并不一般地认为由先秦到宋明标示着儒家思想一个新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虽然同样以心性之学为儒家思想的血脉，但熊先生对于心性的理解实与唐、牟等人有很大的不同。拙文《现代新儒学的逻辑推展及其引发的问题》曾论及熊、牟心性理论的差异，指出：“就总体而言，牟宗三似乎更注重本心、性体即内在即超越的方面，因而也就更注重‘性体’的超越义；熊则更强调其‘即存有即活动’的方面，因而凸显了‘心体’的创生义。此所谓‘创生’又并非是限于道德领域而言，而是一种承自于先秦儒家的广大悉备、生机盎然、活泼泼的生命气象。熊常使用‘宇宙的大生命’一语，盖与此有关。他说：‘宋明诸大师，于义理方面，虽有创获，然因浸染佛家，已失却孔子广大与活泼的意思’。”[10]

若从经学方面讲问题则更复杂些。熊先生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囿于传统经学的框架，试图把儒学诠释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因而强调“孔子不反知，极注重科学。”[11]“程朱说理在物，故不能不向外寻理。由其道，将有产生科学方法之可能，”[12]孔子外王学的真义乃在于“同情天下劳苦小民，独特天下为公之大道，荡平阶级，实行民主，以臻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盛。”[13]且认为“孟、荀识短，犹不敢承受也。七十子后学之同乎孟、荀者当不少”。[14]所以在其晚年所著《原儒》中，熊先生可以说是独尊于孔子。说“新儒家都有一种强烈的道统意识”，也可以是宽泛地讲，指他们在文化上有一种强烈的续统和担当的意识。如果我们不局限于余先生对“新儒家”所作的狭义的限定，那么所谓“道统意识”就只能是宽泛地讲。

梁漱溟先生作为“五四”以后新儒家思潮之开山者的地位已很少受到质疑。我们自然也可以笼统地说梁先生在倡导“新孔学”方面亦表现出了强烈的续统意识，但实际上在梁先生的思想中基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道统”观念，他也几乎没有论及道统问题。梁是一位实践家，是一位实践意义上的儒家。此所谓“实践”不仅是指个人的身心修养，而且是指由“内圣”而“外王”，把自己的思想理论转化为影响社会人文的实际行动。可以说梁先生的兴趣所在并不在于把儒家思想诠释为某种义理系统或疏理出儒家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乃至确定某种传道谱系，孜孜于建构某种哲学体系更是他所着力反对的；[15]梁先生所看重的只是对儒家思想的某种解悟， 他要依据此种解悟整合自己对于社会历史人生的认识，并基于此种认识决定自己的实践原则和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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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是唐代着名的文学家，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也是一个对宋明理学有着重大影响的哲学家。韩愈年幼时生活在新禅学学说浓厚的环境中，深受其影响，韩愈为了抵御、压倒佛道两派，继承和发展了前贤的人性论学说，提出了自己的性三品论并建立自己的一套‘道统’理论体系。

意义上的儒学家继承孔孟的道统思想，直到韩愈的出现。

韩愈的道统论时以仁义为核心内容的道统传承谱系，继承孔孟的儒家思想，在中唐统治者信佛、尊佛、崇佛的环境中，志于宣传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同时用儒家思想指导自身的行为，这是韩愈穷其一生所做的事。

宋代理学是从另一个角度发展儒学，可以说并不能算的上是深化。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是与传统儒学仁爱精神的本质是相反的。当时正值资本主义萌芽兴起，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加强集权管理，同时宋代儒学家又对传统儒学进行自己的主观思考，发展出理学。它是儒学的旁支，或者说是一种小的异化（这个有点严重了），但是通过由外理进内理可谓是加强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同时也侧重于内心的发展。从这一点上来说，还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是一种文化，从德行走向禁欲，就势必要势弱的

诸子百家谱系　　先秦　文武道｛顺天应人｝微 周公王道｛礼法｝小、姜子牙｛霸道｝兵法｝大　春秋　管子　老子、孔子、晏子、孙子、范蠡　战国　扁鹊　尹文、列子、庄子、田骈黄老、杨子　邓析、公孙龙子、惠子、　鬼谷子、张仪、苏秦、孙膑、庞涓　孟子、墨子、告子　｛商鞅、申不害、慎子｝　许行、　邹衍　荀子、韩非子、　吕不韦、　汉　司马迁、淮南子、董仲舒。王充　春秋时代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学者们便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自此，中国古代学术界都依从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今人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 [编辑本段]诸子百家的历史渊源　　西周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ˇ庶人不议ˇ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ˇ处士横议ˇ的活跃风气。在对人、事及社会的广泛探讨中，人们不再崇信ˇ天道ˇ，进而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称为ˇ诸子ˇ，ˇ百家ˇ则指这些学派。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各学派的人物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 主张，或著书立说，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随之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和文学派别。诸子散文大都观点鲜明，言辞犀利，感情充沛，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所以诸子百家散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从人类文明演化历史看，曾邦哲《结构论》提出诸子百家及三教九流是早期的学科分类体系，儒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偏向政治军事与伦理领域，墨家、道家、名家、医家和农家等偏向自然工艺与逻辑等领域，还禅家、杂家、书画家等则偏向人文艺术等领域，并且，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所需的一些因素在中华文化已经萌芽，比如，儒家的社会伦理化（科学社会规范）、墨家的实践经验化（实验技艺方法）、禅宗的概念澄清化（理论思维顿悟）和道家的系统逻辑模式（全息结构模型），以及一些技术发明的原型等。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 [编辑本段]诸子百家简介　　一、儒家：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论语》、《孟子》、《荀子》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 ”，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恶，也是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的表现。　二、道家：　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列子。作品：《道德经》、《庄子》、《列子》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三、墨家：　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四、法家：　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商鞅。作品：《韩非子》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及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五、名家：　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和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六、阴阳家：　代表人物：邹衍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七、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创始人：鬼谷子。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八、杂家：　代表人物：吕不韦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九、农家：　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十、小说家：　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诸子百家简述诸子百家中，儒家创始人孔子因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以致儒家学说不仅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显著，而且还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核心内容，对中民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它已渗透传统文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中，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凡是从中国土壤里产生的学说思想、宗教派别，甚至是外来文化、外来宗教，都不能避免带上儒家文化的痕迹。于今而言，犹不止此。儒家思想亦对世界文化还产生了永久的影响（我们知道，日本和“四小龙”推崇儒学也是在它们已实现或者基本现代化后，为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问题而采取的补偏救弊措施。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伦理正在进入西方国家）。 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中的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　诸子所以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　十一、兵家。兵家重点在于指导战争，在不得不运用武力达到目的时，怎么样去使用武力。创始人是孙武，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等。各家学说虽有异同，然其中包含丰富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兵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为我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十二、医家：　代表人物：扁鹊　中国医学理论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封建制度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意识型态、科学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形势，其中包括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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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民族众多，幅员辽阔。中国文字主要是汉字，其次还有东巴文字、契丹文字、西夏文字、藏文、满文、蒙古文等等，还有目前尚未解读的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字等等。这里讨论的中国文字，主要是指汉字而言。

过去，人们讨论汉字，一般只能追溯到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现在，由于战国秦汉简帛文字和货币文字、玺印文字、商周青铜铭文和甲骨文的发现，使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大大提前。

商代甲骨文，主要是指商代后期盘庚迁殷以后的殷墟甲骨卜辞。在此之前，目前考古发掘已经提供了商代前期，乃至夏代早期的单个汉字。再往前，则是中国史前文化中大量存在于陶器、玉器上面的刻划符号。这些刻划符号，一部分可能永远是符号，如良渚文化陶器、玉器上的一种云片形或火焰形符号；而另一部分则应该视为原始文字。换言之，中国汉字的起源，必须追溯到原始刻划符号上去。

据古籍记载，五帝时代已经发明文字。《世本》说：“仓颉作书”，“作书”就是创造文字。《荀子·解蔽》：“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韩非子·五蠹》：“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在《吕氏春秋》、《论衡》里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说文解字·序》：“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故谓之‘文’。”据《荀子》可知，仓颉作书时，“好书者众矣”，仓颉不过是其中的代表而已。

历史学上的五帝时代，在考古学上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5000年至4000年左右。不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有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黄河中游为仰韶文化后段至龙山文化，黄河下游则为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长江下游有良渚文化。

就在这样的时空范围内，考古学上已发现了许多与文字起源有关的陶器、玉器刻划符号。这些陶玉器刻符可以与文献记载中黄帝时代以仓颉为代表的祖先开始“作书”的传说相印证。因此，我们应重视陶器、玉器上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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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标识，也是中华文明的显著标志，并对朝鲜、韩国、日本等国文字文化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连续4000多年的汉字文化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原汉字史，汉字的产生及其每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几乎都发生在中原大地上。

——徐光春

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契刻符号在河南；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仓颉造字在河南；第一套完善的汉文字系统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帮助秦始皇“书同文”、制定规范书写“小篆”的李斯，是河南上蔡人；编写世界第一部字典、归纳汉字生成规律、统一字义解析的文字学家许慎是河南漯河人，他在家乡完成了《说文解字》这部汉文字学巨著；至今我们还在使用的规范性字体“宋体”字产生在河南开封，著名的活字印刷术也发生在这里。

如果说斧、锤的发明十倍地增强了人类的力量，弓箭的发明百倍地延长了人类的手臂，那么文字的发明则无限地扩展了人类的智慧，人类社会因此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文字的出现，是史前史和文明史的界标。同样，汉字的出现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开始，可以说，一部文字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史。

汉字是汉民族自古以来用以记录汉语、交流思想的工具，是汉族祖先在劳动和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汉字本身有一定的严谨的规律，自有其完整的系统性。尽管汉语方言歧异纷呈，可使用汉字写下的书面语言，南北各地的人都能看得懂；虽然古今语音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无论是商周的古文字还是秦汉传下来的古书，现在依然能读得懂。

在中国几千年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汉字对团结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全民族的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的统一、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等，都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曾指出：“中国的这种统一”，“是由语言加固的，不是因地区而异的口语，而是书面语，即那些在中国到处都绝对一致的著名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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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文字的历史看中华文明五千年

中国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古埃及象形文字及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三大古老文字。而甲骨文又是唯一一个具有文化意义上传承至今的成熟文字。甲骨文发现的时间并不长，并且颇具传奇色彩。

甲骨文存在的时代约是殷商后期，距今大约3200年左右。但是从甲骨文成熟的程度和传承关系看，它的存在应该更为遥远，甚至可以上溯至传说中的夏代甚至更早。上古传说中的仓颉造字虽然不可考，但也给现代人提供了中国文字起源的文化线索。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史官，距今约5000年左右，属于母系始祖时期。而母系氏族社会的沿袭时代更为宽泛，可以上溯至7000年左右。半坡文化遗址发掘的“人面鱼纹盆”是当时文化的典型作品，人面鱼纹线条明快，人头像的头顶有三角形的发髻，两嘴角边各衔一条小鱼。此外还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这似乎可以看出，当时人类的审美趣味和形成初级文字交流的文化想像力。

但这些都是历史推断。随着考古发掘的纵深，一些攸关中华文字起源的材料也逐渐披露出来。

2005年，连云港夏代启字祭台遗址及蛇、龙和女阴图腾组合的发现，将中国有文字之论提前了700多年。考古发现还验证了连云港是古代东夷文化的中心。但由于这是一次地方性的考古，加之有连云港提升本地历史文化的意味，并没有为考古界所认可。

2007年5月，中国权威的新闻杂志《了望新闻周刊》曾发表一篇署名文章，认为在宁夏大麦地岩画中的2000多个图画和符号，具有早期象形文字的特点。据该文报道，大麦地岩画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可以说是人类早期丰富的社会生活画廊，内容包括狩猎畜牧、战争舞蹈、牛羊虎狼、日月星辰、天地神灵、手足蹄印、男根女阴、图案符号等。据考证，这些岩画的年代距今约7000年，如果是早起文字，那就又将中国有文字的历史提升了4000多年。但这些岩画，画的成分较多，虽然蕴含了表意的意思，但至多只能算是文字岩画的一个阶段。

近期，从刚刚召开的第三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上得知，在内蒙古翁牛特旗高日苏大黑山发现了绘有初始文字符号的岩画。这些岩画和宁夏岩画不同，不仅有画，更多有符号。在已经发现的40处共数千幅岩画中，其中12幅附有上下连贯的初始文字符号，373幅附有独立体初始文字符号。据介绍，这些符号大约存在于红山文化晚期。红山文化是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在考古发掘中，当地出土的C形玉猪龙和一个食品贮藏窖中发现的猪头骨和贝壳连缀而成的曲摺体被视作中国龙文化起源的考古实证。这也证明了红山文化和中原的华夏文明系出一源。

因此，如果这些符号真的被证明是远古文字，那就意味着和甲骨文有着同样的文化谱系。这样就将中华文字的起源历史推进到距今5000年。

如果联想到宁夏岩画的以画为主到红山文化的画和符号交织的情况，不难发现我们远古的先辈们在距今7000年到距今5000年间在表意文字上进行的艰苦而又漫长的文化深耕。

不过，还需要更为缜密和细致的考古材料来佐证。譬如能否发现距今四、五千年前介于红山文化岩画符号和甲骨文之间的过渡性文字符号，尤其这样的文字符号能否在中原地区发现。果如此，中国文字的起源史才可以从学术层面得到权威确认。不惟如此，这样的考古发现也可以解决夏朝是否存在的历史迷案。

因此，中国的考古学家们还需加油，尽快发现和甲骨文亲缘最近的远古文字符号，否则就是假想与推测，不用说中华文明五千年，就是中华文字的历史上溯也不具权威性。

儒家经典

儒家经典主要指儒学十三经。《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

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颇为重视，立于学官。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并用以取士。所谓“九经”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唐文宗开成年间于国子学刻石，所镌内容除“九经”外，又益以《论语》、《尔雅》、《孝经》。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孟子》首次跻入诸经之列。南宋硕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孟子》正式成为“经”。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了解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不能不阅读《十三经》。

儒家的五种经典，指《易》、《尚书》、《诗》、《礼》、《春秋》。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立五经博士，奠定了儒家经典的尊贵地位。《易》又称《周易》，包括经、传两部分。经的部分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卦辞和爻辞共约5000字，可能是西周初年编定的。它不仅对于了解殷周时代的哲学思想、社会生活有极重要的意义，而且保存了一些相当罕见的商周史事材料。《易》的传，包括系辞、说卦等十个部分，旧称“十翼”，是东周时人所写的对于《易》经部分的解释。《尚书》是我国上古时代王室诰命、誓辞和追述古代史迹的著作汇编。最初只泛称为《书》，其后分为夏、商、周书，以后才称为《尚书》，义谓上古之书。秦汉之际，《尚书》多亡，独秦博士济南伏生壁藏之书。汉初，伏生求得其书，存28篇，教授于齐鲁之间。这部《尚书》以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故称《今文尚书》。此外，汉代还有《古文尚书》，据说比《今文尚书》多出16篇。《诗》，又称《诗经》。汉初传授《诗》的有齐、鲁、韩三家，都立于学官。毛公亦传，未得立。后来，三家诗亡缺，毛诗独传，因此《诗》又称《毛诗》。《诗》今存305篇，各篇时代早晚不一，早至周初，晚至春秋中期。《诗》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了解先秦社会风貌的珍贵材料。《礼》，汉时指《仪礼》，后世指《礼记》。《仪礼》是春秋战国时代一部礼仪制度的汇编。汉世所传有戴德本、戴圣本和刘向《别录》本。《礼记》是西汉时人所编定的儒家关于礼的阐释，分为《小戴礼》和《大戴礼》两种，戴圣所编49篇并由郑玄作注的为《小戴礼》，戴德所编85篇称为《大戴礼》。《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事，以春秋代表四时，故名《春秋》。现存《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记242年间史事。虽然文句简短，但对当时政治事件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评价。后人为其作注解，流传下来的有《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四书为儒家经典，南宋学者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四书》独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后《四书》已凌驾《五经》的地位。

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四书”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 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 《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己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 “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 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 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所编定的《四书》次序本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现在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

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切于世用；又由于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 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在朱注《四书》里。由于这些因素，使《四书》不仅成为 了儒学的重要经典，而且也成了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成了直到近代全国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 方的《圣经》相比，认为它是东方的“圣经”。事实上，无论就其流传的广泛，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铸造影响的深刻来看，这种比拟都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儒家本来有六经，它们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和《春秋》。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五部。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庸阝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组成，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 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 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一般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相形见绌，诗味不多。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 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 《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代焚书后，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这十六篇不久亡佚。晋人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析出数篇，连同原有的今文 《尚书》共为五十八篇，也称古文《尚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经过晋人手术的这种古文《尚书》。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书。《虞书》、《夏书》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 《商书》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汤誓》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但这篇文章语言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盘庚》三篇古奥难读，较多地保留了原貌。 这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虽然语辞古奥，但盘庚讲话时充沛的感情、尖锐的谈锋，还是可以感受到的，如他说：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炪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盘庚》上） 短短的一段话，用了三个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条不紊”作为成语，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盘庚告诫臣下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动。 《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 《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这些作品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于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表达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这样写道：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如果自以为是，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从谏如流则十分艰难，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书》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标志着散文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韩愈谓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但抛开文字的障碍不谈，在情感的表达上，其实是朴素而简要的。由于发表那些言辞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语之间，具有居高临下的自信。对于后人来说，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质朴自信，又显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书》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也是有感于此吧。不过，这里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不过，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 （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由于我国早在夏、商、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所以《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全书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时补以《考工记》。 《周礼》为何人所作，何时产物？历来也是有争论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于汉初。 《周礼》一书，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参考资料。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 辅助周王的大官，相传有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儿子伯禽，也当过周王的师保。在令尊、令彝铭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种官职的总称，即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称六卿。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周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务有密切的关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处于人神之间的媒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职官吏。太史这一职位，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称为“作册毕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也是重要的职务。 六卿还有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所以总称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还设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司空在铭文中写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职事的。 司马则是管理军赋的职官。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地位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职。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属，如属于司马的有师氏、虎臣和专管马的走马（趣马）等等，构成专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贿的，管理贵族吃、穿、用以及娱乐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专门的官吏。这些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统治区的四面八方，分布着许多封国，所以称为“四方”，具体地指侯、甸、男等诸侯，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权。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授予特权，可以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从事征伐，捍卫周天子，成为方伯，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不是诸侯的封号。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头衔，如周公和召公就是这样。 所谓“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无论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后人加工的结果。 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总的说来，它是从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而来的，不过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体制也越系统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体系。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还有它的影响作用。《周礼》还包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被誉为诸经之首，三玄之一。《易经》也叫做《周易》，就是周代之易, 孔子定为五经之一, 计有24070字。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 本经包括八卦, 重卦, 卦辞, 为易有主体, 故称为经；大传包括上彖, 下彖二, 上象三, 下象四, 上系五, 下系六, 文言七, 说卦八, 序卦九, 杂卦十, 此十者合称十翼 十翼为阐明易经而作, 故曰传 它是用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为结构框架，把中华民族在太古时代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用抽象的符号记录下来，进一步以阴阳变化之道来分析，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通过卜卦来启示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规律。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 《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但它的语言表达，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 《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相传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当然，刻意求深，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