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究拜师和门第的并非只有相声，像国粹京剧、民间曲艺（评书、快板、大鼓、二人转）、工匠（木匠、瓦匠）以及武林等，京剧讲究这派那派，说白了就是门第观念。只是随着时间推移、社会进步、科技发达等缘故逐渐消失，仅有曲艺界任延续了这种传统。相声是我国民间传承下来的艺术形式，最早要追溯到汉朝的东方朔，传统艺术讲究的是正统传承。相声界从朱绍文先生开始，就是口传心授、代代传承，说相声的只有拜入师门才能进相声界的家谱，才算有了正式的身份，否则等同与旁门左道。

在民间曲艺未进入庙堂之前，讲究师承可以起到保护行业传承和发展的作用，毕竟只有在每一代艺人的传道和授艺下，才能保证行业艺术的持久延续。拜师既是一种契约，也是一份情感，更是对尊师重道这一传统道德观的维系。

至于门第观念，自古就有，根深蒂固，行业中举足轻重的师者，门下弟子自然也会令业内人士刮目相看，起点就比别人高出许多。这就好比有名的博士生导师带出来的博士生，或者名校毕业的大学生，实际水平如何另当别论，在走入社会的起跑线就优越很多。

当然，在建国后相声艺术走进庙堂文化，以及经历两代行业掌门人的改革之后，“拜师”这种被视为带有江湖气息的形式，基本被废弃了。马季老师早期收的“徒弟”，都叫弟子，并未过度强调传统观念上的徒弟，也没有举行“摆知”仪式。

随着郭德纲引领的传统相声的恢复和兴起，拜师及门第观念也随之浮现。但也同时涌现了许多纯粹“拜码头”的滑稽拜师、认干爹，以及为了敛财而收徒的行径——这些对整个行业规则的破坏性非常之大，导致藐视师承关系的事件频频发生，比如曹云金、何云伟。

相声是吃饭的手艺。能把饭碗赏给你的除了父母和至亲也就是师傅了。中国人讲究的就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三年学艺，两年效力，三节两寿。拜了师傅，师傅才有可能把吃饭的本事传给你。相声讲究的是口传心授，师傅拿徒弟当儿子，才会认真地教。有了师门，弟子之间、同门之间，相互也有个照应吧！

相声行业讲究门第吗？不是。相声行业讲究的是辈分。门第没关系，什么辈分走什么规矩，这是中国伦理文化高度发达的表现。大家注意到没有，老郭提到长辈，第二人称一定用“您”，第三人称一定用“怹”。相声行业讲师承吗？非常讲究。包括相声在内，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载体，都需要手把手的指点，心对心的感悟，需要好人品才能有好技能。所以，只有依靠严格的师承，才能保障严格的传承。

学相声一定要拜师吗？不是。但是拜师等于融入一个圈子，发展更容易。并且，一定要区分老师和师傅的概念。现代学校教育工作者是老师，负责学业不负责人生。师傅是既要负责学问，更要负责徒弟的人生。

会有查族谱，主要是门第观念的问题，不过主要是唐和唐朝以前，自此科举制后就渐渐减少

1、盛行魏晋南北朝盛行官修合谱，朝廷举才先察访其家谱，任用显赫人士为官，是谓世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

2、南宋《通志·氏族略》：“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

谱牒是适应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需要而兴起的，在唐末五代，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的瓦解，谱牒彻底衰绝了，专门研究谱牒的谱学也消失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已经彻底瓦解。

谱牒衰绝的过程

如前所述，直到唐代中叶，维系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谱牒，还在不断地重修，谱学还相当兴盛，谱学家也代不乏人。可是，在唐中叶以后，尤其是唐末五代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这时谱牒已经散亡，谱学已经衰绝，我们甚至已无法举出一个有影响的谱学家来了。这说明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彻底瓦解之后，维系它们的统治的谱牒和谱学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被送进了博物馆。那种专门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研究人们血缘世系的官修的谱牒，藏于官府的正本，即人们据以选官和联姻的天下望族谱，因为长期战争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大多毁于战火。后唐时豆卢革说，朝廷选官，据以考查世系的“文书不完”（《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就是指的谱牒已经残缺散佚了。至于藏于私家的副本和单姓谱，或者毁于战火，或跟着它的主人及庄园一齐被消灭，或者在逃亡流徙中散失。五代时，豆卢革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崇韬回答说：“经乱失谱牒。曾听先父说：去汾阳王已经四代。”（《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可见在战乱中丧佚谱牒是普遍现象。由于谱牒在当时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对于它的散亡人们已不怎么关心，也没有必要进行重修。谱牒既然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重大的作用，研究它就没有多大价值，谱学和谱学家自然也就跟着绝迹了。从北宋以后，许多学者曾经一再谈到过谱牒衰绝的这个过程。如苏洵说，自唐朝衰亡，谱牒就废绝了（苏洵：《苏氏族谱谱例》，《嘉佑集》卷十三）；胡应麟说，自五代以后，人们已不崇尚门阀，谱牒之学，遂绝而不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庚部卷三九）；归有光说，魏晋以后，根据门阀高下来选官，所以谱牒之学特别兴盛，直至李唐，还十分崇尚，五代衰乱，谱牒就荡然无存了（归有光《龙游翁氏宗谱序》，《震川先生集》卷二）。他们说的谱牒衰绝的过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2、北宋（公元950-1100年）以后人们均已不知自己的统系来处

谱牒是记录士族的世系源流、血缘亲疏、门第高下的簿籍，是用来区别人们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的依据。一家士族几代以至十几代的发展、繁衍情况及履历宦绩，都在谱牒上记载下来，所以他们对自己家族从始祖以下（一般是从魏晋以来）的历代祖先，叫什么名字，任什么官职，都了如指掌，家族内部支派分析的发展脉络，清清楚楚，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也十分明确。当谱牒衰绝之后，到五代北宋时期，情况就完全变了。历代皇室以至达官显宦大都出身于庶族地主，还有不少贫穷士子通过科举爬到高位，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搞清楚自己五代以上的祖先是谁，即使有的人本人心中有数，但也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草野之民。例如宋初的几位宰相，范质、王溥的家世，只能数到他们的父亲，魏仁浦幼时孤贫，父亲叫什么名字，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赵普的世系虽然能数到曾祖父，再往上也搞不清了（这种情况均见《宋史》本传）。他们都是靠中进士这条路爬上高位的，并非由于家族的荫庇。由于没有了谱牒的记载，家族的世系脉络只能靠口耳相传，时间一久，谁是谁的祖先，谁是谁的子孙，在世的人相互间是什么血缘关系，也就搞不清楚了，家族的世系成了一笔糊涂账，即使那些确实出身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的人们，也搞不清自己的来历了。这就是张载、程颐等人说的人们都已不知道自己的“统系来处”的意思。（张载：《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第258页；程颐：《伊川先生语》，《二程集》第179页。）

宋明时期的家谱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

每个聚族而居的封建家族组织，必有一部以至数部家谱。家谱又有宗谱、族谱、家乘等不同的名称。人口众多的大家族的家谱，同他们的祠堂一样，还分为通谱、支谱、总族谱、分族谱、大同宗谱、小宗谱等等。宋以后，随着近代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修家谱的风气十分盛行。到了明清两代，在农村中，可以说既没有无谱之族，也没有无谱之人。

1、家谱的内容

家谱是一种簿籍性质的东西，其基本内容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一是全族的世系和血缘关系图表，这是家谱的主要内容，一般占90%以上的篇幅。世系图表中详细记载着全族男子的名讳、字号、生卒年月、葬地、配偶姓氏及生卒年月等，以及生几子几女、子何名、女适何地何姓等，“至于讳某宇，娶某氏，生几子，葬某处，寿若干、咸备载于后，庶几可示后昆。”（宋濂：《符氏世谱记》，《宋学士文集。翰苑别集》卷九）有进学中举、为官作宦者还要记其简历。每一代每一人都这样详细记录，不嫌其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家族血缘关系的清楚。世系图表的基本形式有图式和表式两种。图式是把全家族的世系绘成简图。把主要内容注于图中，使人一目了然，表式是将家族世系排列成表格，将世系的内容用小字注于格内，也可收到眉目清楚的效果。

二是全文刊载本族有史以来制订的各种家法族规、家训家范、祖宗训诫子孙的言论等。“谱列家箴、家礼、庭训，立宗法实伸国法也。”（《康熙潜阳吴氏宗谱》卷一凡例）如果一个家族有几百年的历史，历代制订的家法族规就很多，家谱不惜篇幅罗列上去。只有少数兴起不久的家族，修谱时还未制订成文的家法族规，它们的家谱才缺少这部分内容。这类东西是封建家族组织的形态结构的特点之一，载入家谱的用意是便于平时向子孙宣讲，要求族人永远恪守，并使族长能依据此类家法来惩罚不服统治的族众。

三是祠堂、祖茔、族产公田的坐落方位、形胜地图，以及义田记、墓志铭、买地契等等。“其各支家祠、条规、祭产地图，亦宜详载，以见报本追远之意，并使后便翻检”（《道光吴江王氏宗谱》卷首载乾隆间订《续修家谱凡例》）。祠堂的基本轮廓，几进几重、门户窗棂、围墙设施。都要绘制清楚，刻入家谱。祠堂如果是建在新近购置的异姓土地上，还要在家谱中记载购置过程，并附刻地契，以防一旦发生产权纠纷时有案可查。一个家族的祖茔往往有多处，大多错杂在异姓田地之间．抛弃在远郊乡野之外，且无专人经管，经过日晒雨琳风蚀，历年久远，就会树折碑残，失去标记。所以必须在家谱上详细记载每一墓地的方位、坐落和四至，并刻上略图。“祖茔，或绘形胜地图，或书世系格内，某山某向，坐落某处，庶免侵占．志不忘也。”（《康熙潜阳吴氏宗谱》卷一凡例）。

四是家族的历史。每个家族的家谱，都必有一篇叫做“宗族源流”或“族姓渊源”的小序冠于谱首，叙述本族姓氏的由来，始祖的渊源，迁徙的经过，兴盛的始末，祖宗的事迹等等。家族历史既是家族势力向族众进行宗法思想教育的工具，又是核查家族的系统源流确有依据。一般说来，一个家族的来历清楚，迁徙分析脉络分明，血缘关系也必然清楚。

2、家谱的“行辈字派”

这也是家谱所包含的主要规矩。行辈字派又叫祧字，是以之入名并区分辈份、排行的一些字。行辈字派在进入家谱以前就发展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后，起到了巩固宗族作用的姓名范畴内的东西是姓。姓是部落的名称，每个人都用同一个姓，表示每个人都是这家族里的人。后来种族繁衍，人口扩大，家族越分越多，于是出现了氏，氏是姓下面的分支。秦汉以后，姓、氏合一，同时门阀制度又兴起，社会中很讲门第观念和家族出身，这个时候，人们就考虑用名字来表示行辈了。

首先人们是用来表示行辈的，尤其是表示排行。这些常用在字中表示排行的字有：长、次、幼、少、元等等。这些字同先秦时期在名中表示排行的字：孟、伯、仲、叔、季等的作用是一样的，而且一般也都是字中的第一个字。长、元都表示排行第一，是在子，比如晋朝王悦字长豫、桓温字元子，他们都是长子。此外字中用长、元的还有汉司马相如字长卿、徐庶字元直等等。次，是次子的意思，排行第二。比如东汉时的祭彤字次孙。幼和稚都是小儿子的意思，排行最末。比如东吴主孙坚字文台，而其幼弟孙静字幼台，东晋葛洪字稚川，三国蜀马谡字幼常等等。少，是弟弟的意思，比如东汉之时许荆就上有兄长，他的字是少张。此外也有用某一个不是表示排行的字来给家里的兄弟命字的，如袁绍的儿子们的字一律都以显为第一个字。下层人民常以数字为名来表示排行。

魏晋以后，人们逐渐又把表示行辈的字从字转向名，这就是现在的家谱中一般的行辈字派了。唐朝的杜甫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宗文、宗武，宋朝的三苏中苏轼与苏辙是兄弟。他们也代表了行辈字派的两种主要形式。

一种行辈字派是对各辈人名中的用字的限定。比如某一辈人的名中都用明字，另一辈都用德字等等。孔氏家族的行辈字派从思晦开始，他规定下一辈均用克字。再往下各辈依次在名中用：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衍、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详、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等等。现在在台湾的孔德成先生是孔子的77代孙。

行辈字派一般都是由家族中的某一位名人制订的，很多都编成几句吉祥话，有的文人甚至可以写成诗。比如浙江《唐氏宗谱》的行辈字派是福禄永昌隆，和良端世美，才智瑞宁聪。湖北《汪氏宗谱》的行辈字派是：正大光明，成先于后，世泽延长，齐家有猷。

行辈字派有的用在名字的头一个字，有的用在后一个字，以前一种居多。考虑行辈字派，既要考虑其意义，又要照顾读音，字形适宜人名，而且还可以与大量的字组合成名，不致于因人多而重名。行辈字派快要用完的时候，就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旅长再次将其延长。

这种行辈字派对人名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使双字名增多，因为这种行辈字派只能起双字名。但是由于其中一个字属于行辈字派，家族内的同辈人都用这个字，而且社会上可入行辈字派的字并不很多，所以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双字名，只是带上了家族标志的单字名。行辈字派还限制了名字的另一个字的使用，这一方面是由于字派的字不多，可与之组合的也不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很多人喜欢让另一个字也互有联系，比如杜周的三个儿子分别名叫延寿、延考、延年，寿、考、年都表示寿命，但这种字毕竟不多，如果这一辈有十几个人，可就十分难办了。所以行辈字派又往往会造成文意不通的名字和冷字僻名，这是由于宗谱既强调行辈关系，又十分重视名讳，不允许出现重名。

另一种行辈字派是用人名字的偏旁作出规定。像在《红楼梦》里，贾家第二代都用亻旁，第三代都用夂旁，第四代都用王旁，第五代都用艹旁，比如贾代善--贾敬--贾珍--贾蓉，这种行辈字派的选择用字范围似乎更宽泛一些，但是一代一代用下来，为数有限的偏旁也就所剩不多了，而有一些偏旁仍旧是字少或意差，如犭旁。

宗谱的行辈字派由于是加强宗法制度的工具，所以其用字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目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美德或吉祥的字，如：德、仁、明、亮、全、有、忠、诚、孝、礼、福、禄、吉、祥、贤、良等等。第二类是希望宗族延续和昌盛的，如：永、传、昌、盛、兴、延、继、承、世、多等等。第三类是怀念先祖和歌颂皇天恩德的，如：泽、祖、显、荣、恩、锡、启、先等等。这也限制了行辈字派的用字。

宗谱在宋元（公元1000-1200年）以后在中层以上的家族中大为风行，甚至影响到皇族。清廷皇室的行辈字派是两种方法并用，像雍正皇帝一辈的名的第一个字都是胤，后一个字都是礻旁。乾隆皇帝一辈都是弘字，后面用日旁字。乾隆、道光、咸丰皇帝还分别规定了四个行辈字派：永、绵、奕、载、溥、毓、垣、启、焘、岂、增、祺。

3、续修家谱的间隔时间

一个家族的家谱，必须定期续修。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家族中总要新生孩子，娶进媳妇，增加人口，还会逝去老人，新增坟墓。族产公田虽不准买卖，但兴旺的家族还会购进公产，破败的家族，族产公田也免不了被不肖子孙偷着出卖，发生变化。所以家谱必须定期续修，把上述种种新的变化反映到家谱上来，这样才能确保家族血缘关系上的清楚准确。续修的间隔时间，绝大多数家族规定为三十年或三世。“谱必三代一修，恐世远年久，无不散失，乖离之弊，其所失为不小。”（《光绪春谷东溪王氏宗谱》卷首载乾隆间订《续修旧谱总纲》）许多家族还规定家谱要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族谱重修刻板后，每十年汇稿，三十年续倍，补刻刷印，附装谱后，以免久远难稽。”（《道光香山黄氏家乘》卷一《族规》）一个家族三十年不修谱，即被认为不孝，“修谱不宜历年久远。古人云：谱宜三十年一修，若不遵此，即属不孝”（《民国浦城高路季氏宗谱》卷一《谱训》），出现了这种情况，对族长及族中执事人员要律以不孝之罪，给予国法和家法的惩治。家谱三十年一修，大体上可以把家族中的两代人衔接起来。三十年是一代人的成长时间。每隔三十年续修一次家谱，就能趁老一辈还健在，新一代又已成长的时候，将三十年里家族中的亲缘关系的变化准确记录下来。如果间隔时间过长，老人陆续死去，族中人丁变化就会记不准确，势必引起血缘关系的混乱。

4、修谱的义例

所谓“义例”，类似我们今天说的指导思想。家谱能不能起到维系家族制度的作用，关键在于遵循什么义例去修纂。如果指导思想不明确，该写的不写，不该写的又写了，或者兼收并蓄，有文必录，非但不能巩固家族统治，还会适得其反，削弱和涣散家族制度。修撰家谱的最基本的义例是什么？就是“隐恶扬善”、“为亲者讳”两句话。这是近代封建家谱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原则。一是扬善，写好的，“谱以正宗派，笃恩义，故独以书善也”（《嘉庆桐城黄氏宗谱》卷一《凡例》）。二是隐恶，不写坏的，祖先族人做了坏事，不准写进家谱，“凡有干谱例，当削不书，违者许房长（即族长）鸣祠处治”（《道光无为查林徐氏家谱》卷首载乾隆间订《规条》）。

5、家谱的保管

家谱刻印出来，要分发给族人保存，以备必要时查询，发挥它的作用。家谱一般一房一部，不得多印，掌谱人由房长充任，也有的家族规定推本房之贤能者为掌谱人。掌谱人领取、保管家谱时，要在族长处登记造册，注明所领家谱字号，这样便于检查家谱保存好坏，有无破损、失落现象，而且可以分清责任。一个家族，往往在家法族规中对家谱的收藏、保管提出严格的要求。如必须将家谱装进特制版木匣，供于祖龛之上，或藏于书室之中，不得随意乱放，以致亵渎家谱。木匣不准移作他用，家谱不准鼠蚀虫蛀、污损油浸、腐败霉烂、遗失散落、私自誊录或借给外姓人观看，违者依家法处罚。如果领谱人敢于瞒众觅利、鬻谱卖宗、出卖家谱者，则视为不孝，从重惩治。为掌握家谱的收藏、保管情况，家族每年要检查一次或数次，检查时，由领谱人携带原发字号的家谱，到祠堂集中，先由各领谱人相互检查，后由族长评判，保管好者表扬奖励，保管不善者批评处罚。

从湘潭陈氏和平越杨氏对家谱收藏的规定，可以看出家族对此的重视：“凡领谱者宜各什袭藏之，慎勿瓻借。即被水火之灾，亦须急为搬出，以谱之重，无异于契券也。……议定三年一会，公同勘验，若有污秽、添改、散遗、鼠啮及以箱作别用者，重行责罚。”（《宣统湘潭白沙陈氏支谱》卷首《家规》）

“谱牒所载，皆宗族祖、父名讳，见谱即见祖、父也，理宜敬谨收藏，毋得亵渎。莫如用木匣装载，置于香火之上，或藏之书室之中，每逢伏日晒晾，勿使少有蛀烂，所以妥先灵，垂久远也。岁时祭祀之日，各带原本，到祠会看一次，如有鼠咬、油污、墨侵以及磨坏字迹者，祠中之人，即在祖宗前申饬，并凭众罚银三两，归入祠内，以作后日修谱之贽，搞者不得与祭。更有不肖子孙，鬻谱卖宗，或誊写原本，瞒众觅利，致使以假混真，紊乱支派者，众共黜之，不许入祠。”（《咸丰平越杨氏重修小宗祠谱》卷十《原刊条规》）

6、家谱对于维系近代家族制度的作用

家谱的作用，在于防止因年代久远或异姓及同姓异族者迁入本地而造成家族血缘关系的混乱，从而达到“收族”的目的。因此，家谱首先是确认族众的血缘关系亲疏、防止血缘关系混乱的依据。家族既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社会组织，那么族人在家族中与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利益，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血缘关系中所占的地位。一般说来，在三四代以内，谁是谁的父祖，谁是谁的子孙，人们是不会搞混的。但是时间一久，族大人多，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就不容易记得很准确。加上族众中有过继族人子为嗣者，有养异姓儿为子者，有随妻带来异姓子者，有不同家族的同姓迁居本村者，时间一长，就会搞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本家族的人。而这些情况在家谱的世系图表上一查就着，就可以据此确定族众的地位，赈济贫困族众，解决世系纠纷，防止血缘关系的混乱。

其次，家谱在历史上曾是向族人宣传宗法思想的工具或课本。宣传的方法主要是祠堂读谱。通过祠堂读谱这种家族的重大活动和盛大典礼，使宗法思想和家族观念在族众的思想上扎下根来，达到团聚族人的目的。

再次，家谱在历史上还是惩罚族人的一种工具。在封建家族制度盛行的农村，族人的名字列进了家谱，就表示得到了家族的承认，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不准入谱或削去谱名，在人们的观念上认为是一种奇耻大辱。封建家族势力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观念，把不入谱和削谱作为随意处罚族人的手段。族人倘有不孝不悌，犯奸为窃、玷辱家声、逆伦伤化者，一慨不准入谱，如果在修谱之后发现了这些“罪名”．还要从家谱上削去名字，严重的株连父兄子弟一起削去名字。私生子虽有亲近的血缘关系，但也不准上谱。

幼定终身弊处多

原文人之男女，不可于幼小时便议婚姻。大抵女欲得托，男欲得偶，若论目前，悔必在后。盖富贵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贤否，须年长乃可见。若早议婚姻，事无变易，固为甚善，或昔富而今贫，或昔贵而今贱，或所议之婿流荡不肖，或所议之女狠戾不检。从其前约则难保家，背其前约则为薄义，而争讼由之以兴，可不戒哉!

译述家中的孩子，决不应当在他们年纪幼小的时候，就为他们订下婚事。

大抵女方订亲，是要找一位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男方订亲，是要找一位可以相依相伴的女子。如果现在看着他们还相匹配，就为他们定下亲事，将来一定会后悔的。因为家族的富贵兴衰是变化无常的。孩子的贤良与否，也得等到长大后才能看出。如果早早议定了婚事，而两家情况不变，孩子均好，当然很好。可是万一以前富裕而现在穷了，或者以前有权有势而现在没了，或者所议定的女婿游手好闲，或者议定的媳妇性格乖僻，不知检点。那么依照以前所定的婚姻行事，则不保要破家毁业，不依婚约则又负不守信义的恶名，并由此引发官司诉讼。对于此，作为父母的人，能不有所警惕!

评析作父母的为孩子早早定婚不过是由于以下几种情况。父母辈之间，因为交情笃好，性情相投，欲作数世厚谊。父母爱子女若心肝宝贝，想使子女早早成家立业，婚事早谐，以便早日抱到孙子，好承宗传代。父母因慕对方钱势，想借此攀宫折桂，光耀门楣。父母看重人家儿女长得聪明俊秀，容貌秀美，因而想及早娉作自家妇婿，免为别家占先。凡此四种，都是将婚姻系于一些不稳定因素之上。使得本来好好的愿望落空，姻亲两家重则反目成仇，轻则呕气，相互嫌恶。因为诚如袁氏所说"富贵盛衰;更迭不常"。家道的兴衰荣辱，是很容易变化的。特别是在古代，官宦人家，因一人得道便鸡犬升天。或一人犯君，整个家族便"呼喇喇似大厦倒"。那些因羡慕人家钱势的不要顿足捶胸，叫苦连天吗

又那些数世交好，欲想要靠儿女结亲来延续友谊的，殊不想男女尚小，性情、形貌都没有定格，万一长大后性情不合，彼此又各情有所属，两家大人不是很难决断，进退维谷况且两家关系亲密，免不了频频往来，礼尚互搭，难免会发生些龃龉。但两家儿女婚姻夹在中间，彼此面和心不和。如果草率完婚，而大人之间交情日疏，表里不一，儿女便要在中间难做人。在古代又战乱不时发生，如果一家搬迁，消息不通，男女各到婚嫁年龄，如何处置不但耽误儿女青青，且弄不好世交之谊，毁于一旦。那些因爱人家儿女而早早为他们定婚的，一般结果也不会好。小时候聪明的，大了不一定聪明，小时候漂亮的大了不一定漂亮，即使容貌相匹配，其中还有一个品性问题。一旦女婿或媳妇性体不好，德行有亏，不是因爱反而害了子女吗看来，早早地为子女定婚是有百害而可能没有一益的。

议亲贵人品

原文男女议亲，不可贪其阀阅之高，资产之厚。苟人物不相当，则子女终身抱恨，况又不和而生他事者乎!

译述男女双方在议定婚事时，决不可贪图对方的门第和财富。如果双方在形貌品性上不相配，却缔结了婚姻，就会使子女抱恨终身，况且，夫妻不和又会引发许多事端呢!

评析门第观念，是随着世族地主势力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腐朽的地主阶级意识。世族在东汉末年发展起来，到魏文帝时行九品中正法，选举制度被世族地主集团控制，他们尊世胄，卑寒士，完全根据门第的高低来选择官吏。同时在婚姻方面，高门势族也是自恃清高，不与庶族地主官员轻易通婚。门第完全成为判别人品及取官婚配的标准，即所谓："取士必问家世，婚姻必问阀阅。"在这种情况下，谱谍之学应运而生。世族地主纷纷为自己编撰家谱、族谱，在各地评定门第的等级，统治者则用法律的形式对高门势族加以保护和标谤。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现在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已数世衰微，犹抱着他们旧日的门望，自高自大，每当嫁女他族，必广索聘礼。甚至以门第的等级，定聘礼的多少，论数定约，同于市场买卖，损害风俗，旧的门第等级如此轻重颠倒，非改革不可。

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又诏令禁止旧世族卖婚，诏曰："(旧族)吹嘘门望的目的在于勒索钱财，因此连姻必找富室。然而竟有新官之辈，财富之家，慕其徒有虚名的门望，竟相结亲，多纳财货，有如卖婚，于是有的自损家门，甘受屈辱。有的则矜其旧族，对姻亲非礼，自今年六月起禁止卖婚。"

尽管山东的崔、卢、李，郑家世日趋下落，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但在婚姻上仍十分吃香。一些公卿宰相大臣之家，争相与他们缔结婚姻，并且愿陪送大量资财。而对李唐皇室缔婚则多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唐太宗曾命皇室子女选妃择婿，只挑本朝勋臣之家，"不议山东之族"。

但房玄龄、魏征、李勣等人，却和山东旧族"盛与为婚"。在门望方面，依靠与山东旧族连姻来攀高门。唐太宗对此虽然不满，但在强大的习惯势力面前也无可奈何，只能迁就了事。

今天门第观念似有死灰复燃之势，实是男女婚姻之大患，我们不可不防。

婚配需条件相当

原文有男虽欲择妇，有女虽欲择婿，又须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痴庸下，若娶美妇，岂特不和，或有他事;如我女丑拙狠妒，若嫁美婿，万一不和，卒为其弃出者有之。凡嫁娶因非偶而不和者，父母不审之罪也。

译述家中男孩要聘媳妇，女孩要定女婿，做父母的得考虑一下自家的子女条件如何，如果自家儿子愚笨平庸，却娶了一个美貌女子为妻，不但夫妻会不和，还会发生其他事情。如果自家女儿又丑又笨还爱争风吃醋，却嫁了一个好女婿，万一夫妻不和，就会被人家抛弃，大凡男女结婚后，因为不般配而导致双方不能和睦相处的，都是做父母的事先没有考虑周全的过错。

评析《醒世恒言》上有一回，叫做《钱秀才错占凤凰俦》。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说西洞庭有户人家，家主高赞，有一子一人。女名秋芳，风流不让崔莺，袅娜休言西子，面如桃花含露，体如白雪团成。人物齐整，且又聪明。高赞便想拣个读书君子，才貌双全的配她，财礼不论，要男子亲来，自己相过才可。有一钱青秀士，饱读诗书，一表人才，但年当弱冠，无力娶妻。幸得同县一位表兄，家道颇富，邀他在家读书，供给食宿。表兄姓颜名俊，面貌丑陋，胸无点墨，却好妆扮，穿红着绿，低声强笑，自以为美，又有好高之病，想娶一美女为妻。故而亦未婚娶。

听得高赞此说，明知自己不行，却是心恋高女美貌，便心生一计，让钱青假冒，替他娶回。钱青受人恩惠，明知不妥，又无办法，便惴惴而行。高赞一眼相中，便择日迎娶。高赞又要新郎亲迎，钱青又不得不再辛苦。迎娶之时忽然起大风，下起大雪，因两家隔湖而住，不能过去，高便决定在己家完婚。钱青心知不妙，再三推脱，不可，不想大风三日方息。

颜俊在家心急如火。等到迎亲队伍归来，遂不分青红抓住钱青就打。钱青三日之中，虽秋毫无犯，如何说得明白。高赞见人欧打新郎，便率仆从挥拳相向，两家大打出手，满街喧哗。县令听说，捕系两家到堂，问明情况，判高女为钱青之妻。判词曰："佳男配了佳妇，而得其宜;求妻到底无妻，自作之孽。"

冯梦龙为诗曰：丑脸如何骗美妻作成表弟得便宜，可怜一片吴江月，冷照鸳鸯湖上飞。

设若高老不是详审亲判，岂不误了女儿的终身而颜俊不自思量，终于偷鸡不着蚀把米。

媒人之言不可轻信

原文古人谓"周人恶媒"，以其言语反复。给女家则曰男富，给男家则曰女美，近世尤甚。给女家则曰：男家不求备礼，且助出嫁遣之资;给男家则厚许其所迁之贿，且虚指数目。若轻信其言而成婚，则责恨见欺，夫妻反目，至于仳离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无媒，而媒者之言不可尽信。如此，宜谨察于始。

译述古人说："心思缜密的人讨厌媒人。"这是因为媒人大都言而无信，满嘴谎辞。在女方家里说男方如何富裕;在男方家里说女方如何貌美。

近年来，这种风气更为恶劣，在女方家里，媒人会说男方不要求嫁妆多么丰厚，相反会出一些钱作为女方嫁女之资。在男方家里，媒人则说女方准备了多么丰富的嫁妆。并且虚编一个数字来欺骗男方。倘若轻信了媒人的话，让双方结婚，就会因被欺骗而恼怒在心，至于夫妻反目，因此而离婚的也大有人在。一般来说，婚姻嫁娶固然少不了媒人，可媒人的话决不可全信。鉴于此种情况，作为双方父母，一开始就要谨慎小心，察访清楚。

评析封建时代不同现在，讲究自由恋爱，它依据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原则，婚姻靠得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隔不远，父母尚可打听周祥，稍有距离，则不得不靠媒人的话，得知一滴半点对方的消息。男女双方更不得见面，及到洞房花烛，夫妻才得见面。一瞅，噢!夫婿如何，噢!媳妇如何。于是男子貌如潘安，女子丑于无盐;或女子貌美如花，男子萎锁如虾。然而这样结为夫妇的大有其事。于是不得不叹息自己时乖命舛，上演一出出对花伤心，望月劳情的悲愁故事，令人心酸，令人长叹。故而媒人之言大都不可信。

男女本应平等对待

原文嫁女须随家力，不可勉强。然或财产宽余，亦不可视为他人，不以分给。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托女家，及身后葬祭皆由女子者，岂可谓生女之不如男也!大抵女子之心最为可怜，母家富而夫家贫，则欲得母家之财以与夫家;夫家富而母家贫，则欲得夫家之财以与母家。为父母及夫者，宜怜而稍从之。及其男女嫁娶之后，男家富而女家贫，则欲得男家之财以与女家;女家富而男家贫，则欲得女家之财以与男家。为男女者，亦宜怜而稍从之。若或割贫益富，此为非宜，不从可也。

译述嫁女时置办嫁妆，应该量力而行，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可如果确实家道殷实，也不可把她视作外人而不分财产给她。现在这个社会原本就有有小子却不能依靠而依靠女儿家的，甚至死后埋葬祭祀都要由女儿操办的，怎么能说生女儿不如生男儿呢一般来说，女儿家的心肠最让人爱惜。如果娘家富而婆家穷，就想法从娘家得些财物接济婆家。如果婆家富而娘家穷，就想法从婆家得些财物接济娘家。作为父母亲和丈夫的，对此都应持怜惜的态度而宽容她，等到自己的儿女长大成婚后，如果儿子家里富而女儿家贫，就会想法从儿子家拿一些钱物接济女儿家。如果女儿家富而儿子家穷，又会想法从女儿家得些钱物接济儿子，作为儿女的，对此都应该宽容一些。但是，如果把贫家的财物往富家拿，就不对了，不顺从她便是应该的了。

评析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了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处处依靠作为一家之长的丈夫，经济上的不独立，造成人格上的不独立，因而对她的所作所为，丈夫便有许多挑剔之处。袁采劝诫世人，对女子的"心肠"

应多宽容、体谅一些，少加指责一些。可见，作为封建士大夫的袁采对女子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同情，因而，他的这种观点也有值得人深思的一面。

家谱中的行辈字派，行辈字派又叫祧字，是以之人名并区分辈分、排行的一些字。

行辈字派在进入家谱前发展了很长时间。

作用是巩固宗族姓氏范畴内的姓。

行辈字派，系一姓家族繁衍的伦理规范和文化密码，也是华夏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宗法制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宋以来，编纂族谱最重要的是确定字派，并规定族人为儿孙起名，均应与族谱中先祖定下的字派相对应，不可越雷池。

姓是部落的名称，每个人用同一个姓，表示都是此家族里的人。

后来种族繁衍、人口扩大，家族越分越多，又出现了氏，氏是姓下面的分支。

秦汉以后，姓氏合一，门阀制度兴起，社会中很讲门第观念和家族出身，这时人们就考虑用名字来表示行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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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古代社会，婚姻算是头等大事。哪怕是出身名门望族的世家，也非常注重一段好的姻缘。而在古代婚姻的发展过程中，择婿是一个颇为讲究的事情，直到现在，都还有不少名人轶事流传。

世人比较熟悉的典故，有魏晋时期的东床快婿，也有两宋时期更有榜下捉婿。从表面上看，古人的择婿标准看似发生了明显改变，但实际上，这却是一种门观念的另类延续。

东床快婿，也叫东床坦腹，始终被人津津乐道。故事的主人公，正是大名鼎鼎的书圣王羲之。俗话说，出名要趁早，王羲之在年轻时，便擅长绘画书法，并气度不凡，深受家族中的长辈称赞。

（一）东床坦腹，家世是魏晋士族之间通婚的基础

当时，太傅郄鉴的女儿已经到了及笄的年纪，于是他便向王导商量，要在王氏家族中寻求一个后辈子弟当女婿。为此，王导让所有适龄的子弟都前往东厢房。不久之后，郄鉴的代表便来挑选姑爷了。

听说太傅郄鉴的女儿生的标致，又很有才华，王家子弟们都精神抖擞，试图给的郄鉴门生留下一个好印象。唯独王羲之，一个人侧卧在东床之上，解开了衣服露出自己的胸怀，还一边吃着东西。

郄鉴门生回去之后，便是这样说的："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床上坦腹卧，如不闻。"不曾想到，郄鉴听闻之后，便大喜道："此人正是我的女婿！"

就这样，吃瓜群众王羲之便成了当朝太尉郄鉴的女婿。王羲之自己出身名门，又颇有才华，还迎娶了大家**，这显然是妥妥的人生赢家。正因如此，这则"东床坦腹"的典故，才会在民间广为流传。

从上文叙述可知，也从某种角度上点明了魏晋士族之间通婚的主要评判依据，那就是家世。

（二）一场利益交换

王羲之所在的家族，同样是颇为有名的琅琊王氏。在东晋南迁的过程中，王导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被司马睿看重，后进封为丞相。王导另一个堂兄王敦，时任大将军、荆州牧，也是手握军权的存在。

王家兄弟俩掌控了朝堂上的军政大权，故而还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而郄鉴所在的高平郄氏，虽然不及王氏，但也是名门望族。郄鉴本人身为太傅，与王导同为辅政大臣之一，因此他提出联姻的打算时，王导自然不会拒绝。

事实上，崛起于两汉，兴盛于魏晋年间的门阀士族，始终靠着联姻手段，来完成双方之间利益上的交换。

联姻的两家一般都是旗鼓相当，即便是有差距，也不会相差太多。毕竟要完成利益上的各取所需，联姻双方都要拿出相对差不多的筹码来，才能保证各自利益不会有所损失。

学者陈寅恪曾说过："魏晋以来的高门望族，正是凭借'婚'、'宦'二途，维系并巩固了他们的社会特权。"这句话，无疑是一针见血。

（三）门阀士族的壮大过程

门阀崛起在两汉时期，依靠的是汉朝的察举制。这种选官制度，便是州郡长官向中央举荐地方上的才子。

显而易见，才子是否能被举荐，得益于地方长官的主观意愿。一般情况下，长官为了维持自己在地方上的统治地位，往往会与当地的士族集团合作。

士族在地方上拥有不俗的军事、经济与政治权力，有了他们的支持，地方长官便能掌握主动权。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汉末荆州牧刘表。当初刘表单骑入荆州，凭借自己以前的名声和皇族身份，如愿取得蒯氏、蔡氏等大族的支持。随后，刘表联合士族斩杀当地几十个匪首，采取雷霆手段坐稳了荆州之主的位子。

支持地方长官，对士族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很明显，他们的后辈子弟能否进入仕途，全靠长官向朝廷的表奏。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孙氏与江东豪族的联合。孙策死后，他的弟弟孙权继位，并任用朱治为吴郡太守，征辟了很多世家子弟入关。正是如此，如顾、陆、朱、张等大姓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东晋南迁之后，这些士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面讲的是魏晋门阀的"宦"途，而他们的"婚"途，则是为世家繁荣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开始，互相联姻的家族，大多都出身于一个地方。比如谯县曹氏与夏侯氏、丁氏，便联姻好几百年。不客气的说，整个谯县的各种利益，都已经被这几家给瓜分了。

（四）联姻是重要手段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天下都不稳定了，经常会出现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行为。这么一来，不少家族开始跨地区联姻，无论人口再怎么迁移，他们之间都已经形成了一个牢牢的关系网。

最上面那几家，都是互相联姻。举个例子来说：王导、王敦都是第一代人物，如果第二代都是平庸之辈，那么王导便会出让一部分利益给自己的盟友。

等到第三代出现可培养的人才时，这些盟友也会贡献一部分资源，让王氏子弟一路扶摇而上。这样一来，士族门阀便能保证长久兴盛下去。

而想要做到这一点，便需要家族与家族之间的"门当户对"，这便是门第观念最初成型的阶段。一个人的婚姻虽然是头等大事，可在"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之下，即便是出身高门的女子，也成为了一件筹码，用以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

（5） 宗法观念的遗留

总的来说，门阀之间的联姻，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它始终为家族利益而服务，是家族与家族之间维系关系、拓展势力与共享特权的必要手段。

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家族对待联姻对象的考虑，也尤为慎重。所谓的门当户对，便是看这场婚姻背后的利益，是否能如愿进行等价交换。由此，门第观念逐渐成型，并影响着后代。

而从源头上来看，这种观念最早又起源于奴隶制时期，是一种宗法思想。大贵族与大贵族之间通婚，小贵族与小贵族之间联姻，平民只能娶平民，奴隶更是被随意买卖。

古代结婚场面

这种现象，已经牢牢印刻在社会与人们的思维观念中。即便宗法制没有继续延续下去，这种门第等级的观念，也始终根植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

魏晋时期的门第观念，对后世的影响，是颇为深远的。当士族门阀制度逐渐确立时，它便是一种不容更改与挑衅的规则；即便门阀士族被瓦解，门第观念也会"与时俱进"地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

（1） 门阀制度下的根深蒂固

据《梁史·侯景传》记载：梁武帝在位时，东魏的大将军侯景来降。为此，梁武帝很是开心，并给予了侯景很高的荣耀与赏赐。

可没过多久，侯景便提出要与王谢两家通婚。不曾想到，一向对侯景很宽容的梁武帝竟然拒绝了。他说："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

梁武帝的话外音很明显：以侯景的身份地位，只能在二流的朱、张之下，他就算找人联姻，也只能选择三流的家族。至于一流的王谢之家，那想都不要想。

显然，在门阀制度已经确立的南北朝时期，就连皇室，也无法直接干预他们的通婚。可见当时的门第观念，是不可撼动的。

南齐有个官员，叫做王源，出身士族之家。他贪图一个富商的聘礼，想要把女儿嫁出去，显然违反了士庶不通婚的要求。于是不少士族纷纷站出来，称王源"唯利是求，玷辱流辈，莫斯为甚"，还要求免去他的官职。

士庶不通婚，反映的便是门第观念。尽管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这样要求，但它的确是笼罩在绝大多数士族心中的一条不容更改的铁律。

（2） 宋代榜下择婿

在唐高宗时期，以长孙无忌为首的甘陇贵族集团，被李治借着武则天的手除掉。自此以后，门阀制度便逐渐走向了衰弱。

当时社会中的联姻，已经不再看家世了。正所谓，"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唐宋年间的婚姻，已经不把看对方的姓氏与出身了。

在宋代，流行一种颇为奇葩的择婿方式，叫做"榜下捉婿"。在科举考试放榜那天，不少达官贵人便会来到提前在榜下候着，一旦出现新科进士，他们便会被一拥而上的家丁给捉去。有些豪门家中，便提前准备好了一切，只待将人捉来，便会安排好成亲事宜。

当然，进士中的一些好苗子，往往会被朝中大员提前"预定"。欧阳修在第一次见自己的恩师胥偃，就直接与后者的女儿定了亲。待欧阳修高中进士之后，他便立即与胥偃之女完婚。在宋神宗时期，还有个大臣叫蔡卞，他在高中之日，便立即被王安石选为了女婿。

纵观宋朝历史，每一届的进士无论其美丑好坏，几乎都会被朝中大员先挑一遍，然后再给剩下的达官贵人选择。有的进士在考试之前，便已经成家立业了。但为了自己日后前途，甚至再会行再娶之举。

（3） 门第观念"换汤不换药"

其实，无论是东床快婿，还是榜下择婿，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在魏晋时期，门阀制度盛行的年代，世家之间联姻的首要标准，其实是看对方的家族与姓氏。

因为当时的选官制度是九品中正制，才子依靠自己的家族与姓氏，便能轻松步入仕途，这便是他们自带的优势。

到了唐宋时期，门阀士族早就倾颓下去，由于科举制的盛行，导致读书人这个阶级更加抢手。在《宋史》中有传的臣子，其中半数是出身于平民之家，但他们的身份却始终都是士子。

结语

所以说，古代贵族择婿的标准，始终有着门第观念。魏晋时期，士族与庶族之间有门第之差；而在宋代，读书人与非读书人，也有着明显的门第之差。

综上可知，这种等级森严的门第观念，是因为封建官僚体系对于自身利益的主动维护。无论是门阀子弟，还是进士出身的读书人，他们在各自时代都是最有可能掌权的那一批人。所以这些贵族的择婿标准，也自然是在这个标准上进行的。

古代帝王尤其是初代帝王在位登九五上了帝号，削平各个山头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取得政权合法化的一系列措施。所谓马上得天下，还要下马治天下，这些措施一部分是通过君权神授的方式，借助于大自然或者神秘力量，比如刘邦斩白蛇等。另一方面就是采用世俗化的文化观念力量的方式，比较典型的有宋朝的百家姓把赵姓放在第一，吴越武肃王钱镠的钱姓只能屈居第二。唐朝的李家是关陇军事政治集团夺了隋朝的天下。

作为关中的大姓，八柱国之一的李家，在统一全国之后必然要改变自魏晋南北朝时代遗留下的山东士族和南方士族的排位问题。这也是唐太宗希望建立以唐宗室和功臣集团为主题的新士族为核心，从而保证李氏天下的长远统治的初心。

唐太宗李世民让高士廉为负责人，将南北士族、山东、关中士族、鲜卑士族按照家谱、历史源流来考证分为上上到下下九个等级。唐太宗为何如此重视编写一部氏族志来达到他维护统治的目的呢？这是因为三国时代魏文帝建立九品官人法，按照家谱和谱籍来推选人才，没有好的门第是当不了官的，这种门第观念一直延续到了唐初，要改变这种状态必然要重新进行排位。

各大士族 中其中北方士人过江的称为侨姓，以王、谢、袁、萧为主体，比较著名的是王导、谢安家族。南方土著的大族则称为吴姓，以朱、张、顾、陆为主体，在三国时期孙权家族其实属于侨姓，他是淮泗集团迁居江南与当地吴姓融合形成了吴国。北方山东土族称为郡姓，以王、崔、卢、李、郑为大姓；关中则以韦、斐、柳、薛、杨、杜为大姓。另外还有鲜卑姓又称为虏姓，以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为大姓。

当然这些大姓并不是一成不变，有些是渊源很久但是后来衰微，也有新起的大姓，但是社会并不一定承认。门第的形成还有礼教和风尚的区别，比如南方的谢姓和王姓就是熟知儒学、佛学、玄学，又能写文章为风尚的家族。旧时王谢堂前燕就是说的两个家族的门第很高，与普通士族是不会通婚的。唐太宗让高士廉去编写氏族志，但是开始并没有说出自己心中隐秘的目的。

高士廉完成初稿后呈给唐太宗观看，列山东崔姓为上之上等，可见当时的门第观念影响深入人心。唐太宗对于高士廉没有心领神会自己的用意很不满的说道：我跟山东的崔、卢、郑等大姓并没有嫌弃怨恨，本来他们就已经衰微，现在连个大官他们都做不到，还自负门第，与他族联姻还要很多钱财，不知道世人为何看中他们。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在朝廷做大官的要么功业显赫要么德行过人，要么学术通达，才能升到三品以上，为什么要和这些衰落户结亲，给的彩礼少了还被轻蔑。

高士廉经过唐太宗这一番批评才明白圣上的本意，将皇族列为第一等，外戚列为第二等、崔姓第三等。当时的崔民干也只是黄门侍郎四品官，在朝廷是没有多大的话语权。《氏族志》编写完成一共包含二百九十三个姓、将很多唐朝的功臣列为士族，关中士族一向看不起山东士族，氏族志将两个并列。

另外就是南方士族被北方士族轻视，这次也恢复南方士族的声望。氏族志编写组的人员组成有代表山东士族的高士廉、代表关中士族的韦挺、代表南方士族的岑文本、代表河西士族的令狐德棻。四人按照唐太宗的本意将之前的士族重新排列，形成了以唐宗室为首，功臣与关中士族为辅佐，山东和南方士族为次要辅佐的新统治集团。这种安排恰好是唐朝以关中为根本，统一中国的需要。

唐太宗在撰写新的士族排序的同时，也在用心培植这个集团，他将诸王和公主与功臣集团名臣家族进行通婚，而不和山东旧族联姻。后来科举制度代替了士族制度，到唐高宗时代又进行了改动。正是通过这种世俗化的制度设计保证了初唐的稳定局面，虽然期间有武则天代表的关中和山东士族等的斗争，但是大致没出过什么乱子，这比后来的朱元璋分封儿子要高明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