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193出场人物：李芳·冯保·张鲸·陈增·陈奉·高淮·梁永·杨荣·陈矩·王安魏忠贤·王体乾·李永贞等·崔文升·张彝宪·高起潜·王承恩·方正化

　　不是陈矩以后的你都要吧？？？很长唉。

　　不管了，先试试译陈矩的吧。

　　原文：

　　陈矩，安肃人。万历中，为司礼秉笔太监。二十六年提督东厂。为人平恕识大体。尝奉诏收书籍，中有侍郎吕坤所著《闺范图说》，帝以赐郑贵妃，妃自为序，锓诸木。时国本未定，或作《闺范图说》跋，名曰《忧危竑议》，大指言贵妃欲夺储位，坤阴助之，并及张养蒙、魏允贞等九人，语极妄诞。逾三年，皇太子立。

　　至三十一年十一月甲子昧爽，自朝房至勋戚大臣门，各有匿名书一帙，名曰《续忧危竑议》，言贵妃与大学士朱赓，戎政尚书王世扬，三边总督李汶，保定巡抚孙玮，少卿张养志，锦衣都督王之桢，千户王名世、王承恩等相结，谋易太子，其言益妄诞不经。矩获之以闻，大学士赓奏亦入。帝大怒，敕矩及锦衣卫大索，必得造妖书者。时大狱猝发，缉校交错都下，以风影捕系，所株连甚众。之桢欲陷锦衣指挥周嘉庆，首辅沈一贯欲陷次辅沈鲤、侍郎郭正域，俱使人属矩。矩正色拒之。已而百户蒋臣捕皦生光至。生光者，京师无赖人也，尝伪作富商包继志诗，有「郑主乘黄屋」之句，以胁国泰及继志金，故人疑而捕之。酷讯不承，妻妾子弟皆掠治无完肤。矩心念生光即冤，然前罪已当死，且狱无主名，上必怒甚，恐辗转攀累无已。礼部侍郎李廷机亦以生光前诗与妖书词合。乃具狱，生光坐凌迟死。鲤、正域、嘉庆及株连者，皆赖矩得全。

　　三十三年掌司礼监，督厂如故。帝欲杖建言参政姜士昌，以矩谏而止。云南民杀税监杨荣，帝欲尽捕乱者，亦以矩言获免。明年奉诏虑囚，御史曹学程以阻封日本酋关白事，系狱且十年，法司请于矩求出，矩谢不敢。已而密白之，竟重释，余亦多所平反。又明年卒，赐祠额曰清忠。自冯保、张诚、张鲤相继获罪，其党有所惩，不敢大肆。帝亦恶其党盛，有缺多不补。迨晚年，用事者寥寥，东厂狱中至生青草。帝常膳旧以司礼轮供，后司礼无人，乾清宫管事牌子常云独办，以故侦卒稀简，中外相安。惟四方采榷者，帝实纵之，故贪残肆虐，民心愤怨，寻致祸乱云。

　　译文：

　　陈矩，安肃的人(今天是什么地方请自己去考证)。万历中期，职位为礼秉笔太监。万历二十六年，做东厂提督。他的为人平和，知大体。曾经按皇上的指示去收书，其中有一本是侍郞吕坤写的<<闺范图说>>，皇帝把这本书赐给了郑贵妃，郑贵妃亲自为这本书写了个序，还刻在木头上。当时还没有立太子，又有人给那本书写了个后序，并称其为<<忧危竑议>>，大体上指明郑贵妃想要夺取储君之位，吕坤偷偷的帮着他，并涉及张养蒙、魏允贞等九个人，书中词语非常妄诞。这样又过了三年，立了皇太子。

　　到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甲子早上的时候，从朝房里的人到勋戚大臣家里，都有一本匿名的书帙，叫<<续忧危竑议>>，说郑贵妃与大学士朱赓(其实这人就叫朱赓，明朝那会皇帝姓朱，逼的人家把姓改了)，戎政尚书王世扬，三边总督李汶，保定巡抚孙玮，少卿张养志，锦衣都督五之桢，千户王名世、王承恩等人相勾结，谋划换太子(就是换郑贵妃的儿子当太子)。书中的语言更夸张，不可信。陈矩得了这本书知道了其内容，这时大学士朱赓的奏折也送了进来。皇上知道这事之后非常生气，命令陈矩和锦衣卫去大力搜捕，一定要逮到写这本书的人。一时间，很多人纷纷入狱，城里都是抓人的人，听到一点风声就去抓人，被株连的人很多。朝臣们也纷纷借此事攻击自己的对手，如“锦衣都督王之桢欲陷锦衣指挥周嘉庆，首辅沈一贯欲陷次辅沈鲤、侍郎郭正域，”。都派人去跟陈矩说。陈矩都一一回绝了。后来百户(小官)蒋臣逮到一个个叫皦(音晈)生光的。这个生光，就是京城一个无赖而已，曾伪造富商包继志的诗，里面有一句“郑主乘黄屋”，用来威胁郑国泰(郑贵妃的亲戚，好像是她哥)及继志，勒索钱财，所以人受怀疑而拤来了。严刑拷打之后，他不承认，家里的人亲人也都跟倒霉被打到体无完胅。陈矩想这个生光是冤枉的，但是之前的罪也够判死刑的，而且这事找不到当事人，皇上必然很生气，怕连累更多的人。礼部侍郎李廷机也认为生光的之前的诗与妖书内容附合。就给他定了罪，生光被凌迟处理。沈鲤、郭正域，嘉庆和其他受株连的人也因为陈矩的行为而得到了保全。

　　万历三十三年间，他任司礼监太监，还是提督东厂。皇上想杖责进言的参政姜士昌，因为陈矩的进谏而放弃了。云南有暴民杀了税监杨荣，皇上想逮捕作乱的人，又因为陈矩的话使这些人获免。第二年，又奉皇上旨意去审讯囚犯，御史曹学和曾因阴封日本王关白的事，被捕入狱十年，法司请求陈矩能把人放出来，陈矩说不敢。然而不能直说，去使曹学程获释了，其余的人也有很多平反了。第二年，陈矩死了，赐给他祠堂匾额：清忠。自冯保、张诚、张鲤相继被判罪，他们的一党也多被处罚，不敢太过嚣张。皇帝也厌烦党争过盛，有很多职位空着，却不补充人员。到了晚年，干事的人很少了。以至东厂的监狱里都长了草。皇帝吃的饭以前由司礼监轮着供奉，后来司礼监都没人了，乾清宫管事的牌子常常一个人就给办了，所以兵将稀少，中外相安。只有各地方管税收的人，皇帝实际上比较放纵他们，所以这些人贪婪、残暴，人民心生愤怨，后来导致祸乱

关于万历皇帝对阎崇年之流谬论的彻底驳斥 明亡于万历的说法由来已久，满清修的明史中就说“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后人也多将之奉为圭臬，不断引用,可见深入人心的程度。 在各种关于明朝历史的论述中,都把万历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无是处的皇帝。除了在张居正当政的十年之外，以后的万历时期，就乏善可陈。在一些人眼里万历就是一个败家子，就是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然而万历果真有他们描绘的这般不堪么？ 2、万历怠政问题 首先是说万历怠政，凡是攻击万历的言论中，对这一点都是必然提及的。提起万历怠政，都摆出一副怒其不争的嘴脸大加指责，对所谓怠政的后果更是大肆渲染，仿佛最后明朝灭亡大半就是万历怠政导致的。 但有些事情，不是仅凭想当然就能评定的。我们还是需要仔细分析一下，才能得出符合事实真相的结论。按阎崇年的说法，万历怠政的表现有所谓的六不做，什么六不做呢？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 所谓不郊就是不亲自祭祀天地，不庙就是不亲自祭祀宗庙，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见就是不接见大臣，不批就是不对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讲就是不参加经筵讲席。 这六项当中除了，不见、不批以外，其他四项都只是形式礼仪上的套路，对处理国家政事而言，并没有实际意义，将之上纲上线，作为怠政的表现，大批判特批判，实在是小题大做。 神宗不从事这些活动，并非是什么怠惰偷懒，而是有客观的身体原因。比如万历十八年，神宗会见申时行，面对大臣们对他的批评漫骂，耐心解释说：“朕病愈，岂不欲出！即如祖宗庙祀大典也要亲行，圣母生身大恩也要时常定省。只是腰痛脚软，行立不便”[申时行《诏对录》晚明史p632] 后来“王家屏、王锡爵辅政时期，情况仍旧不见好转，神宗仍是‘面目发肿，行步艰难’” 明代的一些文人以及过去一些历史学家总是想当然污蔑万历说他这是故意为自己偷懒找借口，或者认为就算万历真的是生病，那也不过是酒色过度所致！不过考古发现给了这些自以为是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在详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发掘万历陵墓前后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中说“万历一生多病，经常服药一事，文献都有记载。但随着‘国本之争’越演越烈，……臣僚们便把他的病源归罪于酒色过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与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观点。其实，面对定陵出土的实证，应该打破这种近似偏见的结论。因为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有了这样的实物作证，而再以陈腐的观念，把万历的‘足心疼痛、步履艰难’，一味地归结于贪恋酒色所致，这就难免有失历史公允了。” 另外从万历的尸骨看，他的腰部也有严重疾病，因此行动不便，请人代劳是可以理解的。 至于象阎崇年这样的，不顾事实真相，抓住这点，对万历拼命丑化攻击，并借此来抬高衬托满清皇帝的英明伟大，也可谓无耻之尤了。阎崇年说“祭祀天地是皇帝的头等大事。清朝康熙皇帝祭天时，走着到天坛，还要斋戒，以示虔诚。万历皇帝年纪轻轻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况对待臣民呢？”。真是条出色的历史棍子手，一打一抬，一贬一捧的技术运用的相当娴熟，只可惜历史真相并非这类人物所能一手掩盖的！康熙祭祀天地或许很虔诚，他屠杀起无辜平民来同样很虔诚，在他统治下丧心病狂地实行了二十多年的沿海迁界，至少屠杀了沿海几百万的无辜平民，平定三藩之乱，又几乎把四川百姓全部屠杀干净，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曾经不打自招的供认康熙统治下满清的兽行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真是继承了他的祖宗辽东大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四川大屠杀的光荣传统！所以象康熙这类东西的虔诚还是少一点的好，他越虔诚，屠杀起百姓来就越心安理得！ 那么阎崇年攻击万历的“不见”，“不批”又是怎么回事呢？关于“不见”，万历后期，接近大臣的次数确实比前期减少许多，但这一点主要也还是因为万历腿部腰部有疾病行动不便导致的结果，更何况明代处理政事，主要是通过奏疏批阅往来进行，会见大臣对处理政事有作用，但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奏疏往来的意见，因为经过深思熟虑，往往更有价值一些，当面接见，即兴而谈决定的意见，往往带有太多草率的成分，反而靠不住。崇祯时期倒是经常接见大臣，接见袁崇焕，袁崇焕贸然就说五年能够平辽，结果反而让自己处于一个尴尬境地，为后来他滥杀毛文龙埋下祸端。再如温体仁和钱谦益在崇祯面前当廷诘对，结果反而是温体仁把东林党人驳斥质问的体无完肤。 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见大臣就很好，但至少说明，这个所谓“不见”远没有某些人渲染夸张的那样有什么举足轻重的意义。 最后说到不批，则完全是阎崇年等人对万历信口开河的污蔑！确实，万历并非批复所有的上疏，而是有所选择的，尤其是在后期，凡是他认为比较重要的，他都会给予批复，至于那些留中不发的上疏，大多本就没有给予回复的必要，即使批复了也不过是徒然引起不必要的争吵漫骂，空耗精力而已。即便是认为万历“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p79]的黄仁宇也不得不承认万历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对那些递补职位空缺，以及沽名买直，搬弄是非，动辄抗议漫骂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质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阅其他奏疏。也就是说，他的消极怠工，放弃自己的职责，是有所选择的”。 至于樊树志在晚明史中更是说“神宗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处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过批阅奏疏，发布谕旨来进行。他始终牢牢地掌握着朝廷的大政方针，这从‘万历三大征’的全过程可以看的很清楚。”[p633] 另外从明史和明神宗实录的记载来看，即便到了万历四十年以后，在某些人嘴巴中怠政的高峰时期，神宗对于应该批复的奏疏以及应该挽留的官员都是毫不含糊的加以批复和挽留的，比如《明史列传第一百十三》中关于赵焕的传记中提到万历四十年以后的情形 “然是时朋党已成，中朝议论角立。焕素有清望，骤起田间，于朝臣本无所左右，顾雅不善东林。诸攻东林者乘间入之。所举措往往不协清议，先后为御史李若星、给事中孙振基所劾。帝皆优诏慰留之。……” “ 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御史王时熙、魏云中于外。三人尝力攻汤宾尹、熊廷弼者，又不移咨都察院，于是御史汤兆京守故事争，且诋焕。焕屡疏讦辩，杜门不出，诏慰起之。” “兆京以争不得，投劾径归。其同官李邦华、周起元、孙居相，及户部郎中贺烺交章劾焕擅权，请还振基等于言路。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焕请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阙前，出城待命。帝犹遣谕留。” 上面的摘录中，“帝皆优诏慰留之”，“诏慰起之”，“帝为夺诸臣俸，贬烺官以慰焕”，“帝犹遣谕留”等记载随处可见，和某些人把万历丑化成什么都撒手不管的皇帝，只“将大臣奏章‘留中’不发，就是既不批示，也不发下”显然是不相容的，可以说又给这些人一记耳光。 即便到了万历临死前的几年，身体状况已经严重恶化的时候，他依然尽力批复奏疏，比如当时言官弹劾首辅方从哲的时候，万历还下谕安慰告诉他不必对言官弹劾太在意“方今国家多艰，须卿鸿猷匡济，共图化理，岂可以浮言坚欲求去”。而当“方从哲称病在家”，导致内阁无人办事，神宗还派人到方府宣谕“辅臣方从哲速出视事”，当方从哲希望皇帝出面到文华殿召开会议的时候，神宗由于身体确实无法支撑（这个时候离他逝世已经不远了），他特地“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因疾病缠身，无法出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那个阎崇年对此事的记载是“大学士方从哲上疏，希望皇帝能够出御文华殿，召集文武百官，讨论御敌方略。结果这个请求依旧如泥牛入海，留中不报，没有回音”，这个阎崇年大概已经撒谎成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