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穆桂英，戏曲及小说《杨家将》中人物。原为穆柯寨木羽之女，曾生擒杨宗保，并招之成亲。成为杨家将之一员。穆桂英最大的事迹是大破天门阵。后来穆桂英等十二名杨门女将曾奉命出征西夏。卫聚贤撰《杨家将及其考证》一文以为，穆姓实为是杨文广妻子慕容氏之姓氏慕容一语的音转。

杨宗保并非是小说人物，现在称杨宗保无此人是以《宋史》为据，但早于元末的南宋遗民徐大焯《烬余录》就有“延昭子宗保，官同州观察，世称杨家将”记载了的，杨宗保有此人此事。在山西代县《杨氏宗谱》、山西原平《杨氏宗谱》于六郎延朗名下，都分别记有宗保、宗政、宗勉三子；而在湖北黄梅发现的《杨氏宗谱》更明确记有“宗保妻穆氏，生文广、同信二子”（《浙江日报》1983年7 月30日）。可见家谱中有她和杨宗保的。因此，有学者认为，穆桂英姓名虽未见史册，但并非无此人。据称“杨文广之妻慕容氏，武艺高强，英勇善战，辽兵将均畏之”（《保德州志》）。又据该志说，慕容氏家乡在保德州的穆塔村，而慕、穆姓音贴近，所以，学者认为，“《保德州志》未载其名，后人可能除改其姓氏外，还给她起了民间通用的‘桂英’这一名字，以取其流传的方便。”“穆桂英助杨家于沙场；可谓不无根据，至於名字如何，乃其余事”（刘子钦《话说“杨家将”》，山西《文史研究》1988年第1 期）。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是，有学者根据宋人《隆平集》和《宋史·杨业传》，论定杨延昭子无宗保而有杨文广等。杨延昭和杨文广既是父子关系，他两人中间不会再有杨宗保一辈。小说中所述杨宗保在打天门阵后的活动，“兵征西夏”、“平定西夏”都是杨文广的事迹。可以看出宋元评话、杂剧所演述的杨宗保，恐怕实际上是指著杨文广（郝树侯《杨业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4 月）。因为穆桂英的丈夫杨宗保不是历史人物，是小说家虚构的，所谓杨穆联姻，所谓破天门阵，都是小说家为了渲染杨家将，渲染杨门女将而塑造的形象和推理的故事。

　“杨家将”是宋元以来在我国戏曲艺术和说唱艺术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历史传奇故事。老令公杨业、佘太君、七郎八虎（特别是杨六郎杨延昭）、杨宗保、穆桂英、杨文广、八姐、九妹，包括烧火丫头杨排风，几乎都是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特别是在戏曲舞台上，这传奇的一家人都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着崇高的英雄气概。“金沙滩”一战，杨氏兄弟死伤殆尽，接着又是令公碰碑、七郎被害，五郎出家，四郎、八郎失踪。仅剩的六郎依然在为国征战。六郎死后，他的子孙——杨宗保和杨文广，仍然是保卫国家的中流砥柱。杨家不仅男性上战场，女性也是不遑多让。穆桂英挂帅，百岁高龄的佘太君挂帅，让多少中华儿女热血沸腾。

　　然而，从史实角度来看，杨家将的故事只是戏曲小说对杨业血战陈家谷，最后忠勇殉国的悲剧性历史事件的艺术化演绎。历史上真正的杨业死后，只有他的儿子延昭（即六郎）、孙子文广曾是宋朝守边的名将。民间之所以演绎出“杨家将”这一反抗外族侵略的英雄“群像”，源于宋元以来深受外族侵扰的北方人民对这位民族英雄的纪念和向往。

　　民间小说、戏曲与历史最大的不同在于，传说中的诸多人物和事件是不存在的。根据传说以及演义等的记载，杨家将的谱系是这样的：

　　杨门男将：第一代，金刀令公杨继业，继业有八个儿子，其中第六个儿子名叫杨延昭，又名杨六郎，六郎生子名文广，文广之子名宗保，宗保生子名怀玉。

　　杨门女将：主要人物有佘太君、王怀女、穆桂英等。

　　杨门谱系，特别是杨门女将是从《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及《杨家将》二书而来，由于这些人物艺术形象塑造得好，深为老百姓所喜爱。

　　然而，在正史中，杨业、杨延昭、杨文广三人确实存在，但他们的事迹远没有小说中描写的那么神奇。而其他人物则难寻踪迹，或者身影模糊。

五郎上了五台山后，智聪禅师和他大谈佛经，并说杨家虽有功于社稷，但在战场上杀戮太重，以至遭受灭顶之灾。

劝五郎全心修佛，减轻罪孽。于是五郎从此出家，潜心修佛，为免一 身武艺失传，便将杨家棍、杨家刀、杨家三十六路梨花枪等杨家传统武术传于杨家子弟。在此基础上杨五郎还发展了其他的僧人也加入，也为五台山培养了一批护院武僧。

活至85病故。

扩展资料：

生平经历

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3年），宋太宗亲征辽国，下令三大主力军——杨家军（主帅杨 业）、潘家军（主帅潘仁美）、呼家军（主帅呼延赞）随驾出征。杨家军为前部先锋，潘家军为中军保驾，呼家军在后接应、供应粮草。

到了五台山，杨业率七子上山拜佛，以求平安。方丈智聪禅师得道高深，见杨业以天下为已任，极为感动，不忍杨家遭受灭顶之灾，却又不敢道破天机，便劝杨业解甲归田。老令公叹道：“杨业并非贪功好战之人，只因辽兵屡犯边疆，不单我大宋子民，就是辽国百姓也是深受其害。

杨业唯有以战止战，逼迫辽国退兵，为天下百姓谋福祉。若宋辽两国平息干戈，友好往来，我杨业定解甲归隐，不问功名利禄。”

智聪禅师道：“我有一言，留给将军——金沙滩双龙会；七子去六子回，” 老令公以为会有个儿子回不来，便请智聪禅师解说，禅师摇头不答，老令公也不勉强，逐率七子下山出征。

杨家军作为主力先锋，所向披靡，辽兵节节败退。辽国萧太后为鼓励士气，亲临幽州前线，与宋军对峙。萧太后见杨家军作战勇猛，辽兵屡次攻打北宋都为其所败，杨家众将更是各个武艺高强，辽国上将萧天佐、萧天佑、韩延寿、耶律休哥、耶律斜珍等都不是杨业的对手。

于是萧太后想出“以退为进”的计策，借口谈判，请宋帝赴金沙滩商议，想诱出宋帝与杨家军，布下天罗地网，准备一举擒下宋帝与杨家将。

杨业识破诡计，因长子杨延平长得与皇帝相象，便向太宗建议由延平穿上皇袍，假装皇帝与辽国萧太后谈判。奸臣潘仁美却极力劝阻，说有损国体。最后在杨业的力谏下，太宗同意由杨延平代替自己，率军远赴金沙滩。而萧太后也命天庆王代替自己，率领辽国精兵赴金沙滩，积极备战。

金沙滩上，宋辽两军对峙，杀机四伏。谈判过程中，天庆王看出皇帝是杨延平假扮的，计策已被天庆王识破，逐下令开战。杨业沉着应战，命杨家军分成三路杀进。左路由大郎延平、二郎延定、三郎延辉率领；中路由杨业、六郎延昭、七郎延嗣率领；右路由四郎延朗、五郎延德率领。

杨家军奋力抗敌，从已时战到巳时，突然辽军剧增，将杨家将三路人马分而围之，使其左右前后不得相顾。杨业发现敌情有变，于是发令左右两路向外突围，同时派七郎延嗣冲出重围，找主帅潘仁美，搬救兵求援。

中路军在激战中被辽兵冲散，杨业且战且退，战至午时。当退至陈家谷时，余部只 剩下百十人，仍不见援兵。杨业以死相抗，最终全军覆没，老令公不想被捕受辱，一头撞死在李陵墓前。

--杨五郎

戏剧上的杨家将故事基本上是按照历史事实演义而成，然又不完全是照搬历史。

正式历史记载着杨业、佘太君、杨延昭、杨文广事迹。民间流行的传说故事则更多。

杨、佘两家都是将门豪族，历代出了不少名臣、名将，他们两家又是世家。他们所生活的年代，正处在五代十国混乱时期，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为了保家卫国，两家世代都是习武的，一个形成“杨家将”，一个形成“佘家军”(按佘实姓折，当时佘、折同音)，形成西北屏障，卫国干城。

杨业，并州太原人。据山西代县杨忠武词保存的《杨氏族谱》记载，杨业是汉太尉杨震少子杨奉后代。“父信，为汉麟州(今陕西神木)刺史。业幼倜傥任侠，善骑射，好畋猎，所获倍于人，尝谓其徒曰，我他日为将，用命亦犹用鹰犬逐雉兔耳。”(《宋史》)杨业20多岁到太原，受到北汉重用，任保卫指挥使、建雄节度使，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国人号为 “无敌”。皇帝赐姓刘，名继业，又升任为侍卫新军都虞侯 (五代时高级军官)。这时赵匡胤正图统一全国，杨业劝北汉皇帝刘继元归宋。开始，刘不听，却依靠契丹支援与赵匡胤抗衡。多次交兵，赵匡胤屡攻太原不下。宋太宗赵光义 (原名赵匡义)即位后，刘继元终因国力不支，于太平兴国四年 (979年)五月六日向宋太宗投降。在与赵光义作战中，杨业屡建军功，此时仍然坚守城南苦战。赵光义久闻杨业是员勇将，便命刘继元派亲信前往劝降，杨业“北面再拜，大恸，释甲来见”。宋太宗当即予以嘉奖，恢复姓杨，名业，不久任命杨业为右领军卫大将军、郑州防御史。同年十一月，宋太宗以杨业 "老于边事，洞晓敌情"，任命杨业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担负防御契丹的重任，并给予丰厚的赏赐。

杨业死讯传来，宋太宗非常痛惜，在诏书里有这样一段话，对杨业作了很高评价：“执干戈而卫社棱，闻繁鼓而思将帅，尽力死敌，立节迈伦。”“诫坚金石，气激风云，挺陇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自委戎乘，式资战功，方提貔虎之师，以效边陲之用，而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劲果飙厉，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引文同上) 宋太宗对杨业的评价是很公正的。诏书还决定把王侁、刘文裕除名为民，潘美从大将军降了三级 (但后来又升了官，加同平章事，可以行使宰相之权了)。为了表彰杨业，赠为太尉、大同军节度，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石。

杨业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大将，攻战与士卒同甘苦。雁门以北苦寒，人多穿毛毡，“杨业但夹纩(棉衣)，露坐治军事，旁不设火，侍者殆僵仆，而业怡然无寒色。为政简易，御下有恩，故士卒乐为之用。朔州之败，麾下尚有百余人，业谓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众皆感泣不肯去，淄州刺史王贵杀数十人，矢尽遂死，余亦死，无一生还者，闻者皆流涕。”(引文同上)

杨业有七子，亦说八子。据杨氏族谱记载：有延平、延定、延光、延辉、延昭、延朗、延兴、延玉。实际上延昭、延朗乃是一人，延朗因避讳，改名延昭。延昭幼年即喜习武，最为杨业重视，认为最像他，能够继承他的事业，所以每次打仗，都把杨延昭带在身边，并屡建功劳。延昭出知景州时，江淮地区有自然灾害，朝廷命他把任淮南郡巡检使 (数郡连结处的武官)，崇仪使，知定远军 (地方行政长官，同知州)。后来长期在前线御敌，智勇善战，屡建奇功。他关怀下属，与士卒同甘共苦，所得赏赐都用来犒赏军队。杨延昭和敌人作战常身先行阵，打了胜仗总推功于下，所以将士皆乐为所用。他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很怕他，号称杨六郎(边疆以六郎命名村寨甚多，北京近郊至今尚有六郎村)。杨延昭卒于祥符七年 (1014年)，死后宋真宗甚为悼惜，派中使护送他的灵柩回到他的家乡，河朔一带民众多望柩而泣。

《宋史》：杨延昭有三个儿子，以杨文广最为出名。但据《杨氏族谱》中记载：杨延昭子宗保、宗政、宗勉，杨文广是宗保之子，杨文广尚有两个弟弟充广、文贵。杨文广，宇仲容，因讨张海 (陕北农民起义军)有功，授殿直 (警卫皇帝和京城的武官)。宋英宗器重他，说：“文广名将，后且有功，命他保卫京城。”范仲淹也赏识他，曾收他为部下。后又曾从狄青南征，任广西钤辖，屯守广西十余年。后来又调他到西北边防，在韩琦部下抵御西夏，英勇多智谋，屡建战功。大将韩琦被宋神宗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使，统筹对西夏的战事，兼领永兴军路，治今西安。时杨文广以兴州防御使出任秦凤路副总管，治秦州 (今甘肃天水)。为了抵御西夏向东南侵犯，韩琦接受秦州知州马仲浦建议，在秦州西北90公里的筚篥 (今甘肃甘谷县)筑城屯兵，一以保护居民耕种，一以警备西夏。经宋神宗批准后，把这个任务交给杨文广。这时西夏正谋南下秦川，杨文广感到军情紧急，宣称筚篥堡有泉喷珠，鼓励士兵一昼夜急行军90公里，到达筚篥，立即进行部署。第二天早晨，西夏兵马献出现在筚篥城堡下，他们看到宋军已严阵以待，乃不战而退。杨文广乘势开城迎敌，杀伤数千人。大家都认为杨文广用兵如神。接着杨文广下令自鸡川砦(天水)沿线筑堡，自此沿线以南数百里皆成“内地”。神宗大喜，褒奖杨文广，并改筚篥堡为“甘谷堡”，这就是今之甘谷县城。后来北辽借故南侵，宋廷内部分主战、主和两派，杨文广赞成韩琦、沈括等主张，与辽兵决战，并乘机收复幽燕失地。他并表示愿意担负作战任务，积极整备定州兵马，绘制了进兵地图，但末及回报，不幸于熙宁七年 (1074年)病故于军中。宋廷追赠杨文广为同州观察史。杨文广一生南征北战30余年，继承了杨家将世代忠诚卫国安民的业绩。

介绍了杨家将，回头再来介绍杨业的大人折 (佘)太君。史学家毕沉《吴中金石记》说：“折太君，杨业妻，折德底女。”她原名折赛花，太君是后来的封号。折姓罕见，东汉有折象，其祖封折侯，因以为氏，聚居于陕晋边一带。折赛花是陕北府谷人，自唐、五代、宋，折家都是将门豪族。折赛花曾祖父折嗣伦、祖父折从阮、父亲折德扆 (读衣)、弟折御勋和后世的折克行、折可适等，皆为名将。《五代史》有折从阮、折德底的传记。折家祖孙数代东抗契丹，西御西夏，号称 “折家军”，“控扼西北，中国赖之”(《五代史》）。

她的祖父折从远，字可久，因避后汉高祖刘知远名，改从阮。从阮的父亲折嗣伦是麟州刺史，后唐庄宗李存勘镇太原，以为牙将，后为府州刺史。后晋出帝 (石敬塘子)与契丹败盟，从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余，升为本州团练使，兼领朔州刺史、振武军节度使，后汉高祖刘知远代后晋为帝，于州府建永安军，以从阮为节度使，加检校太师。隐帝时，又迸封歧国公。后来他儿子折德庆被任为府州团练使。后周显德六年 (959年)自检校太保加检校太傅。

折赛花生长在世代名将的家庭环境中，自幼即爱骑马射箭，舞剑耍刀，且学习兵法，颇通兵略，协助父兄把关御敌。一年秋天，契丹派耶律敌烈率兵五万侵犯府州，老将折德扆在敌我力量悬殊下，又兼身体欠佳，折赛花毅然向父亲提出代父把关。她一方面采取拖延战术，一方面急派人到火山王杨弘信那里求援。杨弘信是杨业的父亲，与折德扆是世交，弘信即亲率军队前往府州援救，辽兵在杨、折两军夹击下大败，耶律敌烈也被杨弘信杀死。这次胜利，表现了折赛花的军事才能。

由于杨折二家是通家之好，又兼杨业和折赛花自幼青梅竹马，志趣和爱好相同，于后汉乾佑二年 (949年)结为夫妇。婚后折赛花随夫居住太原北汉 “杨府”。平时，她组织杨府内女仆习武训练。康基田著 《晋搜略》一书中说：折赛花家中“婢仆技勇，过于所部。用兵克敌，如蕲夫人 (梁红玉)之亲授桴鼓然。”现在戏剧上的“杨门女将”大多有其原型，是经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有一定的根据。如八姐、九妹。据山西代县鹿蹄涧村杨家后代说，杨业有两个女儿，一个叫杨延琪，一个叫杨延琅，是折赛花的得力助手。但 《杨家将世系表》中无此二人。因为旧社会家谱一般郡不录妇女，不管怎样，折家军也是一间巾帼英雄。代县杨忠武伺保存的《杨氏族谱》中对折太君作了全面评价：中心乐善，内助教忠，受龟寿五福之多，邀象服六珈之贵，不我先不我，后睹星月之重明；俾尔炽俾尔，昌焕乾坤之新渥。爱稽邦典，益迸郡封。汝有子，若汉室功臣山河永誓；汝有德，如鲁候寿母松柏弥坚。被我宠光，贰缓休祉，可特封郑国科太君夫人。”这个评语的根据应是皇帝的浩封，也是后人尊称之为折(佘)老太君的由来。

关于折太君的生卒年月，据杨维森先生所若 《弘农杨氏族史》一书称，折太君卒于934年，卒于1014年，享年80岁。她死后葬在今山西保德县城南20公里折窝村 (乾隆《保德州志》），陕两白鹿原鲸鱼沟有佘家坡头村，村中佘姓皆佘太君母家后代。

从《杨氏族谱》中，可以看到杨氏一族，出将入相，世代簪缨，从两汉到明代，名人辈出，成为山西的茂族，一般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杨家却是例外，可能和杨氏的家风有关。

杨氏出自黄帝之姬姓，后稷的裔孙。周宣王少子尚父被封为杨侯，食邑于杨 (今山西洪洞县东)，因以为姓。据杨维森考证，杨姓始祖有二：其一如上述，其二是据西汉杨家所撰家传，晋武公之子伯侨因食邑于杨邑，囚以为姓。而尚父所封杨国，春秋时为晋所灭，世系失传。故所册多尊伯侨为杨姓之祖 (即得姓之祖)。杨氏历来为“弘农”望郡，弘农杨氏之第一氏祖，当为战国时秦国左庶长杨章，因攻灭楚国有功，封华阴侯 (属陇西弘农郡)，故被弘农华阴杨氏尊为一世祖。杨喜为四世祖。杨喜助汉高祖征战有功，封赤泉侯 (也有资料称杨喜为一世祖的，实为一支之祖)。中国修谱，只能从有文字可考者为第一代，实为一支开派之租，或称始迁祖，或称“来祖”。(如赵姓家谱以名人赵孟頫为始迁祖，五河欧族以欧怀英为来祖，因五河欧氏家谱写明欧族“由苏迁五”。明代朱元璋从苏南吴县一带迁移十八万户充实凤阳府，欧氏来祖欧怀英将军是这十八万户之一。)四世杨敞，西汉时以给事大将军迁大司马、御史大夫，汉昭帝拜为爪相，封平安侯。八世杨震，以拒贿“天知、地知、我知、子知”四知闻名于世。所以杨族党号为“四知堂”。杨震与子杨秉、孙杨赐、曾孙杨彪，四世太尉。杨震另一个儿子杨奉是后汉城门校尉、中书侍郎。成为汉代名门望族。以后从汉末、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以来，皆有做高官的。以宰相、公侯、进士、将军、侍郎，到进爵为王、公、侯的，都有事迹记载。杨业是杨族第三十四世孙。杨业后代知名的有南宋的杨存中、杨再兴，皆抗金名将。(杨再兴是岳飞手下大将)文官中值得一提的如杨梦弼，明代举人，初任河南浙川县知县，升陕西巩昌府同知，后改授河南开封府同知。时有仪封王行为不轨，杨公欲调查此事，仪封王害怕，遗金十万，杨梦弼遂将仪封王不轨之事与贿金上奏朝廷。明神宗下诏，削仪封王王籍为庶人，并御书杨梦弼为“天下清官第二员”，名震中州，人称 “小包公”。杨梦弼弘扬了杨族“四知堂”的家风。杨氏族中，出现那样多的廉吏名臣、爱国将领、知名人士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从《族谱》中了解这些情况，说明族谱学、谱碟学在研究历史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戏剧上的杨家将故事基本上是按照历史事实演义而成，然又不完全是照搬历史。

正式历史记载着杨业、佘太君、杨延昭、杨文广事迹。民间流行的传说故事则更多。

杨、佘两家都是将门豪族，历代出了不少名臣、名将，他们两家又是世家。他们所生活的年代，正处在五代十国混乱时期，战争频仍，社会动荡，为了保家卫国，两家世代都是习武的，一个形成“杨家将”，一个形成“佘家军”(按佘实姓折，当时佘、折同音)，形成西北屏障，卫国干城。

杨业，并州太原人。据山西代县杨忠武词保存的《杨氏族谱》记载，杨业是汉太尉杨震少子杨奉后代。“父信，为汉麟州(今陕西神木)刺史。业幼倜傥任侠，善骑射，好畋猎，所获倍于人，尝谓其徒曰，我他日为将，用命亦犹用鹰犬逐雉兔耳。”(《宋史》)杨业20多岁到太原，受到北汉重用，任保卫指挥使、建雄节度使，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国人号为 “无敌”。皇帝赐姓刘，名继业，又升任为侍卫新军都虞侯 (五代时高级军官)。这时赵匡胤正图统一全国，杨业劝北汉皇帝刘继元归宋。开始，刘不听，却依靠契丹支援与赵匡胤抗衡。多次交兵，赵匡胤屡攻太原不下。宋太宗赵光义 (原名赵匡义)即位后，刘继元终因国力不支，于太平兴国四年 (979年)五月六日向宋太宗投降。在与赵光义作战中，杨业屡建军功，此时仍然坚守城南苦战。赵光义久闻杨业是员勇将，便命刘继元派亲信前往劝降，杨业“北面再拜，大恸，释甲来见”。宋太宗当即予以嘉奖，恢复姓杨，名业，不久任命杨业为右领军卫大将军、郑州防御史。同年十一月，宋太宗以杨业 "老于边事，洞晓敌情"，任命杨业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担负防御契丹的重任，并给予丰厚的赏赐。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三月，辽国大军攻雁门，杨业命部将董思源等堵截峡口南口，自己则率几百名骑兵从小道绕到雁门关峡口北口向南猛攻，杀死辽军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活捉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从此，杨业声威大震，"契丹威之，望见业旌旗即别去。不久，杨业升任云州 (今大同)节度使，仍判郑州、代州。这引起了山西主将潘美的妒嫉，上书皇帝毁谤杨业，但太宗没有轻信，反而把书封好交给杨业，以示信任。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契丹三万骑分三路南侵，西路攻府州，被折御卿打败。东路攻高阳，被崔彦进打败。中路袭雁门，被杨业打得大败。宋军杀死辽兵三千人，俘一万多人，取得全胜。雍熙三年 (986年)正月，宋太宗下诏分三路北伐，东路曹彬、崔彦迸率主力玫幽州，中路田重迸部直趋飞狐。西路军以忠武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 (地方高级军官)，命杨业副之，以蔚州刺史王侁为军器库使，监军，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师次桑乾河。出师初期，战斗颇为顺利，尤其是西路军杨业，在雁广北口首战告捷，乘胜攻占寰、朔二州，随后又攻克云、应二州。五月初，东路曹彬部被辽军打败，被迫撒兵。于是辽军集中兵力压向西路潘、杨部，杨业退回代州，辽军占领寰州 (即今朔县)，这时宋中央政府命令潘、杨率军护送代北四川居民内迁。但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要完成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杨业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方案：先派人密告云、朔等守将，等我军离代州北上时，令云州民众先出城，同时派骑兵接应，强弩千人守住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以保证三州民众撤走。监军王侁在潘美的支持下，有意陷杨业于困境，不同意杨业的意见，并讽刺杨业“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要杨业率兵出雁门向北进攻。刘文裕也从旁一唱一和，赞成王侁意见，杨业当即说道：“不可，此必败之势也。”王侁进一步挑衅地说：“君侯素号无敌，今先敌追挠不战，得非有它志乎？”逼杨出战。杨业非常气愤地说：“我不是怕死，我是考虑如何完成任务。既然你们这样责问我，我只好出战，这样必定失败。我是太原降将，蒙皇上大恩，我愿以死报国。”临出发时，杨业指着陈家谷说：“你们务必在两翼布置步兵强弩，我转战到这里，你们就出兵夹击救之，不然，我们将全军覆没。”七月八日夜，杨业率军出石碣路上，第二天早晨到达朔州东部，与辽将耶律斜轸相遇，双方激战，杨业部被围。后突围退到狼牙村时，被辽兵赶上，又打了一场恶战。黄昏时，杨业突出重围，来到陈家谷口。潘、王在当天于陈家谷口布阵，从早晨到中午，使人登高望之，王侁以为辽兵定被杨业打败，欲争其功，即领兵离开谷口进军，潘美不能制止，沿交河西南行10公里，打算领兵抢攻。可是不久即得到杨业战败的消息，便慌忙撤兵逃走。杨业退到陈家谷口，一见无人，“即抚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兵力战，身受几十处伤，士兵所剩无几。杨业仍手刃数十百人，马重伤，不能迸，遂为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也战死。杨业叹息日：“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宋史》）

杨业死讯传来，宋太宗非常痛惜，在诏书里有这样一段话，对杨业作了很高评价：“执干戈而卫社棱，闻繁鼓而思将帅，尽力死敌，立节迈伦。”“诫坚金石，气激风云，挺陇上之雄才，本山西之茂族，自委戎乘，式资战功，方提貔虎之师，以效边陲之用，而群帅败约，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沙漠，劲果飙厉，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此。”(引文同上) 宋太宗对杨业的评价是很公正的。诏书还决定把王侁、刘文裕除名为民，潘美从大将军降了三级 (但后来又升了官，加同平章事，可以行使宰相之权了)。为了表彰杨业，赠为太尉、大同军节度，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石。

杨业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大将，攻战与士卒同甘苦。雁门以北苦寒，人多穿毛毡，“杨业但夹纩(棉衣)，露坐治军事，旁不设火，侍者殆僵仆，而业怡然无寒色。为政简易，御下有恩，故士卒乐为之用。朔州之败，麾下尚有百余人，业谓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与我俱死无益也，可走还报天子。’众皆感泣不肯去，淄州刺史王贵杀数十人，矢尽遂死，余亦死，无一生还者，闻者皆流涕。”(引文同上)

杨业有七子，亦说八子。据杨氏族谱记载：有延平、延定、延光、延辉、延昭、延朗、延兴、延玉。实际上延昭、延朗乃是一人，延朗因避讳，改名延昭。延昭幼年即喜习武，最为杨业重视，认为最像他，能够继承他的事业，所以每次打仗，都把杨延昭带在身边，并屡建功劳。延昭出知景州时，江淮地区有自然灾害，朝廷命他把任淮南郡巡检使 (数郡连结处的武官)，崇仪使，知定远军 (地方行政长官，同知州)。后来长期在前线御敌，智勇善战，屡建奇功。他关怀下属，与士卒同甘共苦，所得赏赐都用来犒赏军队。杨延昭和敌人作战常身先行阵，打了胜仗总推功于下，所以将士皆乐为所用。他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很怕他，号称杨六郎(边疆以六郎命名村寨甚多，北京近郊至今尚有六郎村)。杨延昭卒于祥符七年 (1014年)，死后宋真宗甚为悼惜，派中使护送他的灵柩回到他的家乡，河朔一带民众多望柩而泣。

《宋史》：杨延昭有三个儿子，以杨文广最为出名。但据《杨氏族谱》中记载：杨延昭子宗保、宗政、宗勉，杨文广是宗保之子，杨文广尚有两个弟弟充广、文贵。杨文广，宇仲容，因讨张海 (陕北农民起义军)有功，授殿直 (警卫皇帝和京城的武官)。宋英宗器重他，说：“文广名将，后且有功，命他保卫京城。”范仲淹也赏识他，曾收他为部下。后又曾从狄青南征，任广西钤辖，屯守广西十余年。后来又调他到西北边防，在韩琦部下抵御西夏，英勇多智谋，屡建战功。大将韩琦被宋神宗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使，统筹对西夏的战事，兼领永兴军路，治今西安。时杨文广以兴州防御使出任秦凤路副总管，治秦州 (今甘肃天水)。为了抵御西夏向东南侵犯，韩琦接受秦州知州马仲浦建议，在秦州西北90公里的筚篥 (今甘肃甘谷县)筑城屯兵，一以保护居民耕种，一以警备西夏。经宋神宗批准后，把这个任务交给杨文广。这时西夏正谋南下秦川，杨文广感到军情紧急，宣称筚篥堡有泉喷珠，鼓励士兵一昼夜急行军90公里，到达筚篥，立即进行部署。第二天早晨，西夏兵马献出现在筚篥城堡下，他们看到宋军已严阵以待，乃不战而退。杨文广乘势开城迎敌，杀伤数千人。大家都认为杨文广用兵如神。接着杨文广下令自鸡川砦(天水)沿线筑堡，自此沿线以南数百里皆成“内地”。神宗大喜，褒奖杨文广，并改筚篥堡为“甘谷堡”，这就是今之甘谷县城。后来北辽借故南侵，宋廷内部分主战、主和两派，杨文广赞成韩琦、沈括等主张，与辽兵决战，并乘机收复幽燕失地。他并表示愿意担负作战任务，积极整备定州兵马，绘制了进兵地图，但末及回报，不幸于熙宁七年 (1074年)病故于军中。宋廷追赠杨文广为同州观察史。杨文广一生南征北战30余年，继承了杨家将世代忠诚卫国安民的业绩。

介绍了杨家将，回头再来介绍杨业的大人折 (佘)太君。史学家毕沉《吴中金石记》说：“折太君，杨业妻，折德底女。”她原名折赛花，太君是后来的封号。折姓罕见，东汉有折象，其祖封折侯，因以为氏，聚居于陕晋边一带。折赛花是陕北府谷人，自唐、五代、宋，折家都是将门豪族。折赛花曾祖父折嗣伦、祖父折从阮、父亲折德扆 (读衣)、弟折御勋和后世的折克行、折可适等，皆为名将。《五代史》有折从阮、折德底的传记。折家祖孙数代东抗契丹，西御西夏，号称 “折家军”，“控扼西北，中国赖之”(《五代史》）。

她的祖父折从远，字可久，因避后汉高祖刘知远名，改从阮。从阮的父亲折嗣伦是麟州刺史，后唐庄宗李存勘镇太原，以为牙将，后为府州刺史。后晋出帝 (石敬塘子)与契丹败盟，从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余，升为本州团练使，兼领朔州刺史、振武军节度使，后汉高祖刘知远代后晋为帝，于州府建永安军，以从阮为节度使，加检校太师。隐帝时，又迸封歧国公。后来他儿子折德庆被任为府州团练使。后周显德六年 (959年)自检校太保加检校太傅。

折赛花生长在世代名将的家庭环境中，自幼即爱骑马射箭，舞剑耍刀，且学习兵法，颇通兵略，协助父兄把关御敌。一年秋天，契丹派耶律敌烈率兵五万侵犯府州，老将折德扆在敌我力量悬殊下，又兼身体欠佳，折赛花毅然向父亲提出代父把关。她一方面采取拖延战术，一方面急派人到火山王杨弘信那里求援。杨弘信是杨业的父亲，与折德扆是世交，弘信即亲率军队前往府州援救，辽兵在杨、折两军夹击下大败，耶律敌烈也被杨弘信杀死。这次胜利，表现了折赛花的军事才能。

由于杨折二家是通家之好，又兼杨业和折赛花自幼青梅竹马，志趣和爱好相同，于后汉乾佑二年 (949年)结为夫妇。婚后折赛花随夫居住太原北汉 “杨府”。平时，她组织杨府内女仆习武训练。康基田著 《晋搜略》一书中说：折赛花家中“婢仆技勇，过于所部。用兵克敌，如蕲夫人 (梁红玉)之亲授桴鼓然。”现在戏剧上的“杨门女将”大多有其原型，是经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有一定的根据。如八姐、九妹。据山西代县鹿蹄涧村杨家后代说，杨业有两个女儿，一个叫杨延琪，一个叫杨延琅，是折赛花的得力助手。但 《杨家将世系表》中无此二人。因为旧社会家谱一般郡不录妇女，不管怎样，折家军也是一间巾帼英雄。代县杨忠武伺保存的《杨氏族谱》中对折太君作了全面评价：中心乐善，内助教忠，受龟寿五福之多，邀象服六珈之贵，不我先不我，后睹星月之重明；俾尔炽俾尔，昌焕乾坤之新渥。爱稽邦典，益迸郡封。汝有子，若汉室功臣山河永誓；汝有德，如鲁候寿母松柏弥坚。被我宠光，贰缓休祉，可特封郑国科太君夫人。”这个评语的根据应是皇帝的浩封，也是后人尊称之为折(佘)老太君的由来。

关于折太君的生卒年月，据杨维森先生所若 《弘农杨氏族史》一书称，折太君卒于934年，卒于1014年，享年80岁。她死后葬在今山西保德县城南20公里折窝村 (乾隆《保德州志》），陕两白鹿原鲸鱼沟有佘家坡头村，村中佘姓皆佘太君母家后代。

从《杨氏族谱》中，可以看到杨氏一族，出将入相，世代簪缨，从两汉到明代，名人辈出，成为山西的茂族，一般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杨家却是例外，可能和杨氏的家风有关。

杨氏出自黄帝之姬姓，后稷的裔孙。周宣王少子尚父被封为杨侯，食邑于杨 (今山西洪洞县东)，因以为姓。据杨维森考证，杨姓始祖有二：其一如上述，其二是据西汉杨家所撰家传，晋武公之子伯侨因食邑于杨邑，囚以为姓。而尚父所封杨国，春秋时为晋所灭，世系失传。故所册多尊伯侨为杨姓之祖 (即得姓之祖)。杨氏历来为“弘农”望郡，弘农杨氏之第一氏祖，当为战国时秦国左庶长杨章，因攻灭楚国有功，封华阴侯 (属陇西弘农郡)，故被弘农华阴杨氏尊为一世祖。杨喜为四世祖。杨喜助汉高祖征战有功，封赤泉侯 (也有资料称杨喜为一世祖的，实为一支之祖)。中国修谱，只能从有文字可考者为第一代，实为一支开派之租，或称始迁祖，或称“来祖”。(如赵姓家谱以名人赵孟頫为始迁祖，五河欧族以欧怀英为来祖，因五河欧氏家谱写明欧族“由苏迁五”。明代朱元璋从苏南吴县一带迁移十八万户充实凤阳府，欧氏来祖欧怀英将军是这十八万户之一。)四世杨敞，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