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晋名将。字士治。弘农湖人。在灭吴战役中益州造楼船,石头收降幡,功勋卓著,千古驰名。但他矜功自伐,负气任志,致使争起朝堂,白璧生瑕。

一、受知羊祜造船伐吴王出身于世代两千石的官吏之家。他博通典籍,姿容修美,但由于不求名望,不谨细行,因而不为乡里所称道。后来,他改变了原来的性格志节,变得疏通亮达起来。

不久,王被征召为河东从事。因他为人严正清峻,听说他到任,好多不廉洁的郡守、县令望风退职而去。刺史徐邈有一女儿,贤淑有才,尚未许人,正在择夫。徐邈大会僚佐之吏,让女儿在内室察选。女儿相中了王,徐邈便依从女儿之意,把她嫁给了他。后来,王参征南军事,羊祜见他不凡,深相接纳。于是转任王为车骑从事中郎。有识者认为羊祜能知人,善荐人。

此后,王睿任巴郡太守。巴郡邻近吴国,士兵苦于征役,所以生下男孩都不愿抚养。王到任,整肃有关法律条文,宽缓徭役租税,对产育之人都给予休养之便,保全了几千婴儿。后又转任广汉太守,垂布德惠,百姓赖之。不久,益州刺史皇甫晏被杀,朝廷升任王为益州刺史。王一到益州,便发谋定计,诛灭作乱之人,因功被封为关内侯。王睿在任,广行仁惠,树威立信,当地各族百姓情愿归附。

鉴于王业绩突出,朝廷命他人朝任右卫将军、大司农之职。羊祜当时正筹划平吴,知他奇略过人,才可大用,上表请仍留他于益州刺史任上,参与平吴大计。于是朝廷重新任命王为益州刺史,专治水军。王受命修造战船,长达七年。不久,升任王为龙骧将军,监梁、益诸军事。

太康元年正月,王自成都东下伐吴,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进攻丹杨,擒获吴丹杨监盛纪。吴人在长江险碛要害之处拉上铁锁链,横断江面；还打造丈余长的铁锥暗藏江中,用来阻挡行船。此前,羊祜擒获吴国间谍,详细了解了吴国的这些江防措施,并通告过王溶。王制造几十张大筏,并联成百步见方,船队行进时,先令善游泳者推着大筏走在前面,使水下铁锥扎在筏上被拔掉；还制作十多丈长、几十围粗的大火炬,灌上麻油,安放在大船船头,行进时遇到铁锁链,就点燃火炬,使铁链被融化烧断。楼船行进,再无障碍,晋军顺流直下。二月问,相继攻克西陵、荆门、夷道、乐乡诸城,擒获将领多人。朝廷下诏,提升王为平东将军、假节、都督益、梁诸军事。

西晋（265年～317年）。晋朝皇族的源头为河内司马氏，在曹魏时代已世代为官。皇族中的司马懿极具政治及军事才略，在曹魏后期，抵御蜀汉北伐及平定辽东，是魏国的重臣。司马懿去世后，其子司马师及司马昭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的权势。265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篡夺皇位，改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司马炎即晋武帝。280年，吴主孙皓投降，吴国灭亡，西晋统一天下。

司马氏执政后，开始诛杀异己，分封宗室，这使得西晋开国功臣中少有德才兼备的人物，多碌碌无为之辈。当时的社会风气很不好，贪污、奢靡成风。著名的石崇、王恺斗富就发生在晋武帝当政时期。西晋立后，为了避免权臣专政及地方割据，武帝开始裁撤州郡守兵，封赏诸王，令地方宗室的权力大增。与此同时，边境的胡人开始迁入中原。这些胡族内迁后，不时受汉官欺压或歧视，内心非常不满，叛乱的事时有发生。大臣郭钦、江统等人以“徙戎论”劝武帝用武力将内迁的外族徙迁回原住地，但没有被采纳，为日后五胡乱华埋下了隐患。290年，晋武帝去世，晋惠帝继位，外戚杨骏辅政。由于惠帝智商低下，皇后贾南风趁机干政。晋王室愈发衰微。300年，太子司马遹被废。赵王司马伦采孙秀计，挑拨贾后杀掉太子。而后，赵王伦联合齐王司马冏以替太子报仇为由发兵去除贾后及其党羽，赵王伦专政。从赵王伦始，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常山王（后封长沙王）乂、东海王越、豫章王炽等为了争权开始不停作乱。到306年，东海王攻入长安；河间王颙和成都王颖败走，最后被杀。东海王迎惠帝还洛阳。惠帝后来被毒死，豫章王司马炽继位，即晋怀帝，由东海王专政。八王之乱至此结束。

八王之乱期间，司马氏在地方上的影响顿减，地方势力不断膨胀，外族陆续叛变独立。李成与汉赵都先后自立。晋王室面临着覆亡的危机。313年，晋怀帝被杀，愍帝于长安继位。汉赵开始发兵进攻西晋。316年，晋愍帝投降，最后被杀，西晋灭亡。此后，匈奴、氐、羯、鲜卑及羌等族，陆陆续续在北方建立了一系列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

历史上出现了很多朝代，很多战争。相应的也出现了很多的功臣。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下力助西晋统一华夏的大功臣。他们的后代为什么会被泯灭在东晋政权。这其中是因为什么原因？

帮助司马炎消灭东吴的太原王氏一脉中的王浑最为可惜。王浑身为西晋消灭孙吴一统华夏的最大功臣之一，他本人以及儿子王骥虽在西晋，高官贵族，但是他的后代在东晋却销声匿迹，这其中最大的原因要数王浑和匈奴刘渊一族建立了过于亲密的关系。王浑的父亲王旭非常喜欢刘渊。到了西晋建国的时候，王浑又极力的向晋武帝司马炎推荐刘渊。王浑的儿子王记还建议司马炎委任刘渊讨伐孙吴。王浑一脉与匈奴刘氏过于亲密的原因总结下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点。首先是地域关系，王浑出自太原晋阳王氏。当时刘氏也一直居住在晋阳。他们两家以汉室宗亲自居，这也是两家三世通好的最主要原因。但是这为他的后代深入东晋政权埋下了隐患。

匈奴刘氏与司马越的势力结下过血海深仇。东晋政权的建立正是司马越等人建立的。所以东晋政权与匈奴刘氏政权不仅仅是民族仇恨，更有家族仇恨掺杂其中。两者犹如世仇，老死不相往来。

而王浑一族因与匈奴刘氏过于亲密的关系而被东晋江左政权所排斥，最终泯灭。而王浑的弟弟王胜一族与匈奴保持距离而得以在东晋政坛获得一席之地。由此看来，帮助西晋统一华夏的大功臣一族在东晋迅速泯灭的原因就是因为跟匈奴刘氏走得太近。

人物生平 弱冠知名

裴楷的父亲裴徽，在曹魏官至冀州刺史。裴楷聪慧有识见度量，弱冠时就已有名于世，特别擅长谈论《老子》和《易经》，年轻时与王戎齐名。后被钟会推荐给相国司马昭，被辟为相国掾属，又迁任尚书郎。

吏部郎之职空缺，司马昭向钟会询问吏部郎的人选。钟会说：“裴楷清明通达，王戎简要省约，都是吏部郎的人选。”于是任命裴楷为吏部郎。

公元264年（咸熙元年），贾充受命改定律令时，任命裴楷为定科郎。等到后来完成时，裴楷奉命在殿前宣读，讨论其中的措施。裴楷擅长当众朗读，周围的人都注视着他，众人听他朗读都忘了疲倦。

公元265年（咸熙二年），司马炎任抚军大将军时，精选僚属，任命裴楷参抚军军事。

盛德居位

西晋建立不久，裴楷被拜为散骑侍郎，历任散骑常侍、河内太守等职，又入朝担任屯骑校尉、右军将军，转任侍中。

裴楷与山涛及和峤都因品德高尚而处于高位，司马炎曾经问裴楷：“朕应天顺时，海内更新，天下教化，何得何失？”裴楷回答说：“陛下您受命，四海承风，之所以没把您的德行与尧舜相比的原因，只是因为贾充这类的人还在朝中而已。您现在应该招纳天下的贤才，与其弘扬正道，不应让天下人看到自己的私心。”当时任恺、庾纯厌恶贾充，多次向司马炎提出意见，司马炎才外任贾充为关中都督。但因荀勖献计，贾充让自己的女儿贾南风成为太子妃，此事才作罢。

屡遭祸难

裴楷之子裴瓒娶外戚杨骏之女，但裴楷素来瞧不起杨骏，与他不和。公元290年（永熙元年），杨骏在执政后，转裴楷为卫尉，又迁任太子少师，裴楷在任上悠闲自得、无所事事，不参与政治斗争。

公元291年（元康元年），杨骏被贾后诛杀，裴楷因为是杨骏的亲家而被收押至廷尉处，要被定罪。当时事情发生的突然，许多人都遇害，众人都为之感到震恐。只有裴楷神色不变，举动自若，要来纸笔与亲戚故旧写信。靠侍中傅祗救援保护才得以幸免，但还是被免职。

太保卫、太宰司马亮称赞裴楷坚贞端方不阿附权臣，应该受封爵土，于是封其为临海侯，食邑二千户。卫和司马亮因楚王司马玮傲慢固执又喜好杀人，想夺去他的兵权，于是让裴楷接替司马玮任北军中候。司马玮听闻后大怒，裴楷听说后，不敢接受北军中候的官职，转任尚书。

裴楷的长子裴舆开始时娶司马亮之女而为妻，裴楷之女而又嫁给卫之子，他忧虑内乱尚未结束，于是请求外出任职，除任安南将军、假节、都督荆州诸军事，正当裴楷要出任时，司马玮果然矫诏诛杀了司马亮与卫。司马玮认为裴楷之前夺自己北军中候之职，而且又与司马亮和卫是婚亲，于是秘密派人寻获裴楷。裴楷明白司马玮对自己不满，在听说变乱后，马上单车返回洛阳，藏在岳父王浑的家中，与司马亮的幼子在一夜之中八次转移，才得以幸免。不久，司马玮伏诛，裴楷出任中书令，加职侍中，与张华和王戎共同管理军国要务。

玉人长逝

裴楷有渴利病，不喜欢在高位上。王浑为他上疏请辞，认为可以让裴楷任光禄勋，但贾后不许，又加裴楷为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等到裴楷病重时，惠帝命黄门郎王衍查看裴楷的病情，裴楷回眸注视着王衍说：“竟未相识。”王衍非常感叹裴楷的姿质不凡。不久后，裴楷家中的厨子在一次把米下锅时，忽然发现，米不是变成拳头的形状，就是化成血，有时还变成蔓青菜。同年，裴楷去世，享年五十五岁，谥号元。

人物评价 总评

裴楷弱冠时已经很有名气，成年后气度高雅、风采神韵，容貌英俊清朗，博览群书，特别精通理义，被时人称为“玉人”。他性格宽厚，与人没有矛盾，有知人之明，当初，乐广还侨居在河南，并未知名时，裴楷见到他，感到很惊奇，将他推荐给相府，后来乐广成为了西晋著名的清谈领袖。吴国灭亡、天下统一后，司马炎准备整治太平之化，在每次引见公卿大臣，都与其谈论施政的方略。裴楷陈述三五之风，又叙说汉魏盛衰之迹。司马炎表示赞同，在座的人都感到叹息佩服。袁宏在《名士传》中以裴楷等人为“中朝名士”。

历代评价

时人：见裴叔则如近玉山，映照人也。

钟会：裴楷清通，王戎简要。

武陔：戎（王戎）尚约，楷清通。

山涛：右军裴楷，通理有才义，佥论宜以为侍中才。

王衍：①见裴令公精明朗然，笼盖人上，非凡识也。②双眸闪闪，若岩下电。

王浑：楷性不竞于物。

傅畅：楷特精易义。

顾恺之：裴楷俊朗有识具。

房玄龄：秀则声盖朋僚，称为领袖。楷则机神幼发，目以清通。俱为晋氏名臣，良有以也。

苏轼：晋武帝探策当如签也耶，惠帝不肖得一，盖神以实告。裴楷谄对，士君子耻之，而史以为善谈，鄙哉。惠怀愍皆不终，牛继马后，岂及二乎。

轶事典故 探策得一

晋武帝司马炎刚登基后，曾用蓍草占卜。推断帝位能传多少代，就在于这个数目的多少。得到“一”字，武帝很不高兴，群臣也吓得脸色发白，没人敢说话。裴楷却依照王弼的《老子注》从容解释说， “臣听说，天得到一就清明，地得到一就安宁，侯王得到一就能做天下的中心。”武帝听后很高兴，群臣也都赞叹且佩服裴楷。

岁请百万

梁王司马肜和赵王司马伦是皇室近亲，贵极一时。裴楷曾请求他们两个封国每年拨出税钱几百万来周济皇亲国戚中那些贫穷的人（一作亲族）。有人指责他说：“为什么向人要钱来做好事？”裴楷说：“破费有余的来补助欠缺的，这是天理。”

精明朗然

王衍说：“我认为裴令公精明开朗，在众人之上，那不是一般见识的人呀。如果人死还能再活，我要和他为同一宗旨努力。”

以楷方衍

曹魏时，有人拿河东裴氏与琅e王氏的八位相比，其中将裴楷与王衍比。

玉山上行

裴楷仪表出众，即使脱下礼帽，穿着粗陋的衣服，头发蓬松，都很美，时人说他是玉人。见到他的人说：“看见裴叔则，就像在玉山上行走，感到光彩照人。”

颊上添毫

顾恺之给裴楷画像时，在脸颊上多画了三根胡子。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顾恺之说：“裴楷俊逸爽朗，很有才识，这恰恰是表现他的才识。”看画的人寻味起画来，确实觉得增加了三根胡子才更有气韵，远远胜过还没有添上的时候。

史书记载

《晋书·卷三十五·列传第五》

《资治通鉴》、《晋诸公赞》等也有记载。

家族成员 祖父

裴茂，字巨光，在东汉官至尚书令。

父亲

裴徽，字文秀，在曹魏官至冀州刺史。

兄弟

从兄

裴秀，字季彦。著名地图学家，官至司空，封钜鹿郡公，卒谥元。

兄长

裴黎，裴楷长兄，知名于世。

裴康，裴楷次兄，也有名气。

弟弟

裴绰，字季舒，官至黄门侍郎、长水校尉。

配偶

王氏，西晋司徒王浑之女。

后代

儿子

裴楷有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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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舆，字祖明，世袭临海侯爵位，官至散骑侍郎，卒后谥简。

裴瓒，字国宝，中书郎，杨骏被诛时为乱兵所杀。

裴宪，字景思，后仕石勒，官至右光禄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

裴礼

裴逊

女儿

裴楷有一女嫁卫子。

孙

裴挹，裴宪长子，以文才而知名，后遭人诬陷为石虎所杀。

裴，裴宪次子，也因文才而知名，在石虎时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与裴挹一同遇害。

个人作品

《隋书·经籍志》注说“梁有光禄大夫《裴楷集》二卷，录一卷，亡。”

《全晋文》又收录有一篇《与石崇书》。

经验之谈吧，那些人基本都是没有去实际了解过吴国情况的。另外世家大族的争斗也有，南征主将，杜预，王睿，都是寒族，孤门，王浑本身是大族，一旦成功，得利的就是这些，要么新的势力崛起，要么王浑家族也会更为显赫，对于其他的世族来说就是打击。所以支持的就只有张华（寒族），羊侃，杜预，这些了。另外，在南征的时候王浑的表现也非常可以推敲，他是东路军的主帅，却在大胜沈莹诸葛靓以后裹足不前，眼瞅着王睿入石头，之后还告状说王睿不听军令，私自行动。这本身就表明王浑家族是求稳的，即便不成功，自己家族也不能冒险，可王睿就不一样了，灭吴是来抢军功的。总得来说，就是敌情不明，私心太重。

王戎的父亲王浑，很有名望，官做到凉州刺史。王浑死后，凉州辖下各郡的故人，怀念他的仁德恩惠，相继送来几百万钱做丧葬费，王戎一概不收。

原文

王戎父浑，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浑薨，所历九郡义故，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戎悉不受。

人物

王戎（234—305）：字濬冲，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长于清谈，以精辟的品评和识鉴著称。与阮籍、嵇康为竹林之游，是竹林七贤之一。最初袭父爵贞陵亭侯，被 司马昭 辟为掾属。累官豫州刺史、建威将军。西晋武帝时因参与伐吴有功，进封安丰县侯，人称王安丰。又被征召为侍中，迁任光禄勋。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傅、中书令、尚书左仆射等职，并领吏部事务。元康七年（296），升任司徒。王戎仰慕古人遽伯玉，看到天下将乱，于是“与时卷舒”，不理世事以求自保。八王之乱中一直随惠帝被众王劫持。 张方 劫惠帝入长安后，王戎逃奔郏县。永兴二年（305），死于郏，年七十二，谥号“元”。

浑：王浑，字长原， 琅琊 临沂（今属山东）人。 曹魏 时期历任尚书、 凉州 刺史，封贞陵亭侯。

王翦是频阳人，儿子王贲，孙子王离。王翦和儿子王贲都是秦灭六国主要战将。孙子王离在秦二世率秦军与项羽战，结果战败被俘。至于被杀掉还是怎么的，太史公司马迁没交待，班固也没有去作调查。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交等了当时秦军几位主将的下场是：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则说“王离军降诸侯”。不过，我估计是活不了，因为项羽的爷爷就是死于王翦之手，以项羽的性格，杀掉了王离正好可以为其祖父项燕报仇。至于王离的子女，史书中没有交待。不过在晋代琅琊王氏的家谱中倒是提到了，说王离有两个儿子，长子王元，次子王威。王离投降了项羽，王离家族的人纷纷出逃，否则秦二世和赵高肯定会灭他们满门。王元逃到了现在临沂，成为琅琊王氏的先祖;而次子王威逃到了现在山西太原，成为太原王氏的始祖。

　　这两家自此后长期默默无闻，直到王元的曾孙王吉出现。王吉曾出任昌邑王刘贺的中尉，昌邑王刘贺被霍光废掉后，其属僚多被处死。王吉因为曾数次劝谏过刘贺，所以得以免死，但要去劳改。后来，王吉又出任益州刺史，汉元帝时病死。当是王吉名气很大，与王章、王尊齐名，号称“三王”。

　　他的儿子王骏出任曾出任御史大夫，后又代薛宣出任丞相。王吉和王骏都是以儒学出身，但是他们两人都没有封侯。而才名等爷爷和父亲的王崇时却被封为扶平侯。不过，当时已时王莽篡位的之前夕，王崇采取的是与王莽划清界线不合作的态度，但是又明抗王莽，于是回到了自己的封地，不久被其侍婢杀掉。天知道这个侍婢是不是王莽的杀手。王崇死后其家族沉默了很长时间。直到王崇的后代中出现了一个王戎的。

　　这前王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王雄及其子王浑都不过是地方官员。王睿曾出任荆州刺史，后来被孙坚以个人恩怨找了个借口给杀了。王氏家族真正成为士族其实源于王戎和堂弟王衍两人的活动。王戎是三国末期竹林七贤之一，不过这个人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本事，而且贪财好利。他的堂弟王衍更不是一个好东西。不过东晋初年的政治军事政治格局倒与此人有很大关系。

　　王衍对西晋末年的局势并不看好，于是便想“狡兔三窟”之计，以确保他们琅琊王氏的安全。他安排王导去琅琊王司马睿那，经营东南;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在北方;而王敦则掌控兵权，在荆州一带。三窟之中只有王旷在北方失败，而王导和王敦两人则完全掌控了东晋初年政军大权，出现了“王与司马共天下”的局面。至于太原王氏，他们长期沉寂，一直到汉末司徒王允的出现。

　　不过王允在杀掉董卓后，被反扑的董卓下属给抄家灭族，只剩下两个侄子逃了出来。他的侄子在汉末三国时期也很有名，可惜后来又一次站错队，再一次被抄家灭族。也就说王允这一支人家基本上结束了。不过王威的后代另一支在西晋时期开始活跃起来，东晋时期这支王氏虽然不如同宗的琅邪王氏，却也曾一度兴盛。

西晋的政治概况

魏国自曹操死后，汉国自诸葛亮死后，都失去进攻对方的力量。吴国一向划江自守，孙权死后，也进入衰落阶段。魏国的司马氏集团，在三国衰落阶段内，是统一趋势的代表者。虽然它是一个极其腐朽的集团，但也不容否认它在完成统一事业上所起的作用。二三八年，司马懿灭辽东割据者公孙渊，北部中国完全统一了。二四○年，司马懿采用邓艾的建议，掘宽漕渠，引黄河水入汴河。又在淮北淮南，大兴屯田。屯田兵五万人，轮番分出一万人守边，四万人经常种田。东南有战争，魏军乘船顺流而下，可直达江淮，沿路储粮充足，免运输的烦费。司马懿说，“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他在淮南北实行屯田积谷，作灭吴的准备。后来晋武帝在这个基础上，终于消灭了吴国。

二六○年，司马昭杀魏帝曹髦，司马氏集团势力愈益巩固，同时汉吴两国愈益衰落，统一的时机成熟了。司马昭定计，汉国小力弱，出兵先取，取汉以后，再水陆并进取吴。二六三年，司马昭遣钟会率兵十余万进攻汉中，又遣邓艾率兵三万牵制驻在沓中（沓音踏tà甘肃临潭县西南）的姜维军。钟会攻入汉中，姜维引兵退守剑阁（四川剑阁县）拒钟会。邓艾自阴平（甘肃文县西北）凿山开路，击败汉守军，进入成都平原。汉后主到邓艾军前投降。汉国人口只有九十四万，士兵却多至十万二千人，官吏多至四万人。普通户大抵八人就得有一人当兵，实际是老弱妇女以外，几乎所有男子都被迫当兵。这样残酷的统治，当然为人民所厌弃。邓艾兵一到平原，百姓纷纷散走，官吏无法禁阻。汉国统治集团除了投降，再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司马昭用兵前后不过三个月，便灭汉国，因为他早看准了这个形势。

司马昭原定灭汉三年后灭吴，可是他在二六五年死去了，当年，晋武帝废魏帝，建立晋朝。他需要先稳定内部，因之延迟了对吴国的进攻。二八○年，晋武帝发兵二十余万，分六路攻吴。其中王濬所统水军，自蜀出击，占领武昌城。建业失去上游屏障，更难自保。王浑所统陆军进攻历阳（安徽和县），大败吴兵。王濬水军自武昌顺流直下，逼近建业，吴水陆军溃散。吴主孙皓到王濬军前投降。吴国人口二百三十万，士兵却多至二十三万，官吏多至三万三千，吴兵役与汉是同样沉重的。晋用兵前后不过三个月，便灭吴国，因为孙氏统治早就为吴人民所厌弃。

司马氏政权迅速地消灭汉吴两国，并且在短暂的太康年间，确也曾使社会呈现出一些繁荣的气象。这是因为它的某些政治措施多少是符合当时人民利益的，因而有可能完成国家的统一事业和有限度地恢复久遭破坏的社会生产力。

一、罢州郡兵

就在灭吴的一年，晋武帝令州郡官解除兵权。兵役是东汉末年以来农民最沉重的一种负担。晋武帝不听群臣谏阻，毅然下诏悉去州郡兵，使农民得免地方兵役，这个措施对恢复生产力有很重大的意义。

二、废屯田制，立占田制及其附属的课田制

魏国屯田，主要的一种是朝廷招募农户，在各级典农官统率下，垦种官田。自曹操开始屯田，收有成效，后来魏国逐渐扩大屯田区，荒地很多成为朝廷直接所有的官田。典农官都是武职。屯田农户受兵法部勒，有典农部民、屯田客、田兵、田卒等名称，实际是终身服兵役半农半兵的特殊农民。朝廷当进行战争的时候，不惜“加其复（免一般徭役）赏”，多招农户来加强屯田，但当战争缓和的时候，就要加强剥削来补偿免除了的一般徭役。屯田农户耕地有定额，朝廷为增加收入，使屯田官凭军事权力强迫田客在定额田外，多种田地若干亩。田客人力有限，耕种法势必粗简，谷物产量也势必低落。从曹操时到晋武帝泰始年间，屯田区旱田每亩收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的生产量低落到一亩只收数斛，同时，官六客四（用官牛）、官客对分（用私牛）的租税率却提高到官八客二或官七客三。屯田制到了魏末晋初，不仅被剥削者穷困不堪，无法再继续生产，就是剥削者也感到无法再进行压榨，反不如废屯田制，别行新制较为有利。司马昭灭汉的第二年，即罢屯田官，各级典农官改称郡守县令等文职。二六八年，晋武帝又下诏改典农官为郡县官。屯田制逐步被废除，到了灭吴的一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占田制和课田制，曹魏以来的屯田制基本上废除了。

占田制和课田制实际是一种租税制度。朝廷规定每户每人应种田若干亩，并不是按户和口实际授予这个数额的田地，而是按规定的田数向每户每人征收规定的租税。不过，这种制度也有它的根据。司马昭改屯田官为郡县官，屯田农户也就成为普通农民，所耕官田也就成为私田。耕官田有定额，一般是五十亩，屯田制废除后，加收五十亩租税，作为官田变为私田的补偿。这就是占田制的根据。屯田官不顾人力，强迫屯田客加种田亩，这就是课田制的根据。为什么屯田制可以作为占田制课田制的根据呢？这是因为在朝廷督促农户开垦荒地、增加田数，不顾生产量低落的方针下，普通农户和屯田农户都在被迫扩大耕地，而屯田农户被迫更甚。占田制规定一户负担一百亩的租税。在朝廷方面，不管农户实际种田若干亩，按百亩收租税，自然是一种简便的方法。在农户方面，屯田农户得私田五十亩，普通农户得确定开垦地的占有权，一百亩租税的负担是可以接受的。课田制改按户加课新垦田为按丁加课，农户也还是可以接受的。占田制课田制开始行施时，额定田数比农户实有田数，相差不是过远，所以占田制课田制是租税制，同时也是农户土地占有制。

三、赋税制

在占田制基础上，规定赋税制。赋是户调，税是田租。

户调——如丁男作户主，每户每年纳绢三匹，绵三斤。如户主是妇人或次丁男，绢绵减半。有些边郡纳三分之二，远郡纳三分之一。边地非汉族人，按住地远近，每户纳賨（赋）布一匹或一丈。

田租——西晋田租每亩八升，朝廷按下列田亩数收税。户主占田七十亩，户主妻三十亩，一户共纳占田租一百亩（八斛）。一户内正丁男纳课田租五十亩，正丁女纳二十亩。次丁男纳课田租二十五亩，次丁女不课。边地非汉族人不课田，按住地远近，每户纳义米三斛或五斗。住地极远，纳米不便，改纳钱每人二十八文。

两汉户赋用钱。曹操改为每户纳绢二匹绵二斤。晋户调比魏制加一匹绢一斤绵。曹操定户调在东汉末大乱时，晋初社会经济已经恢复了一些，按州郡远近有所增减，应是一种合理的制度。两汉有口赋钱算赋钱和三十税一的田租。曹操废两汉租赋制，户调以外，不取口赋算赋，田租改为每亩收租四升。晋斟酌汉魏旧制，改田租为每亩八升。并规定十六岁以上至六十岁的男女为正丁，十五岁以下至十三岁，六十一岁以上至六十五岁的男女为次丁，十二岁以下、六十六岁以上的男女为老小。除户主夫妇纳占田租，次丁女和老小不纳田租，其余正丁男女和次丁男都得纳课田租。所谓课田租，如果纳租者并无实田，那就等于纳口赋算赋。晋武帝时齐王司马攸说，现在土地有余，务农的人却嫌少，附业（种课田）多有虚假。晋惠帝时束晰（音析xī）说，占田课田，往往有名无实。这都说明占田制课田制，只是一种意在督促农户加辟耕地的赋税制。它比魏重，比汉轻，对当时农户说来，还不算是过重的负担。它的又一特征是立户赋税重，附业较轻，因之，西晋虽增收课田租，但一户所包容的人口，比汉魏仍有增长的趋势。在土地有余、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农户内人口增加，是有利于生产的。

四、王公官员限田

国王公侯得在京师有住宅一所。大国王在京师近郊，得有田十五顷，次国王十顷，小国王七顷。公侯所占近郊田当是依次递减。

官员按官品高卑占田。第一品占田五十顷，每低一品，减田五顷，至第九品占田十顷。这种限田制的效力是可疑的，例如强弩将军庞宗就有田二百顷以上。大抵官品渐卑，限田制效力渐大，下级官员任意占田，比高级官员要困难些。既然官员中有些人占田受限制，也就意味着土地兼并多少受到些阻碍，这对农户算是起着有益的作用了。

五、恢复户口

东汉末大乱，人口遭受极严重的损耗。损耗的原因，主要是死亡，其次是流散逃匿和豪强霸占户口，胁迫贫弱户当私属。三国时期，人口不见显著的恢复，主要原因是豪强阻止私属上升为编户。晋在灭吴前后，对恢复户口曾有些措施，在这些措施下，太康年间户口达到东汉末以来最高的数字。

司马懿灭辽东，令“中国人（中原人）欲还旧乡者，恣听之”，地方官吏和豪强不得阻止。后来司马昭灭汉，劝募蜀人内徙，应募者给食粮两年，免徭役二十年。晋武帝灭吴，优待内徙的吴人，将吏免徭役十年，百姓及百工免徭役二十年。这不一定是为了减损蜀吴户口来补内地户口，主要还在于招北方流亡户口归旧乡里。东汉末，士民避乱，或逃入深山大泽，或投奔边塞外落后族，晋用重赏招募流亡，是恢复户口的一种方法。晋武帝时，塞外不少落后族率众内附，很可能是中原流亡人起着劝说的作用。

晋武帝定制，民间女子年十七，父母不让出嫁，由官府代择配偶。又发官奴婢屯田，奴婢配为夫妇，每一百人成立一屯。官奴婢是罪人，其中许多是司马氏政敌的子女，官奴婢被允许成家，可见朝廷对人口增殖的重视。

与限田制同时颁布的有荫佃客和荫衣食客（与奴相似的仆役）制。荫佃客制规定一品二品官不得过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品九品一户。荫衣食客制规定六品官以上得荫三人，七八品二人，九品及不入品的吏士一人。自九品官人法行施以来，士族严格地区分出各级门第，大体上按高中下三级固定了在政治上的地位。一二品官与三品官所荫佃客户数悬殊，六品官以上与七品以下所荫衣食客人数不同，这就是三级士族所享权利的差别。朝廷另给高级士族荫亲属的特权，以换取他们在限田客制上的让步。对中下级士族，朝廷是有控制力的。这样，原来被士族霸占的户口，在荫佃客制的限制下，至少有一部分农民，从私属变为编户。

晋灭魏时，得户九十四万余，人口五百三十七万余（包括原来汉国的户口），灭吴时，又得户五十二万余，人口二百三十万余。三国合计，户不过一百四十六万余，人口不过七百六十七万余。可是就在灭吴的一年，晋统计全国户口，共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比三国总户口，户增一百万，人口增一倍以上。晋灭魏至灭吴，前后仅十六年，户口的增加很快，显然是国家统一，统治力加强的结果。招集流亡，督促婚嫁，限制荫佃客等措施，对增加户口都起着一定的作用。大抵劳苦群众为减轻赋税与徭役，不免有些隐避，即使在社会安定的时期，朝廷所得户口数往往小于真实户口数，所以太康户口应是比较可信的数字。

统一以后，不少塞外落后族要求内附，晋武帝为增加人口，允许他们居住塞内。《晋书》有下列内附诸部的记载：晋武帝即位后，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内附。散居在平阳、西河、太原等六郡。二八四年，匈奴胡太阿厚率部落二万九千三百人内附，居西河。二八五年，参离四千余落内附。二八六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匈奴十九种之一）等各率种落共十万余人内附，居雍州。二八七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率种落一万一千五百人内附。二八九年，奚柯男女十万人内附。

晋容纳落后族居住塞内，游牧生活逐渐改变为农业生活，这对两方本来都是有益的。但由于晋官吏的残虐，使内徙诸部落受侵怨恨，本来有益的事也就不是有益而是有害了。

六、改定律令

两汉律令极为烦杂，魏时已加改革，但还不够简括。司马昭集羊祜、杜预等名儒重臣十四人，删改魏律，去其苛秽，存其清约，订定新律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余字。律与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字。又从令中划分出条例章程，称为故事，各归本官府执掌。二六八年，新律修成，晋武帝令抄录死罪条目，在亭、传（旅舍）悬挂，使人民知所趋避。从汉律令和说解七百七十三万字省约到十二万字，在法律编纂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人民生活上，多少减轻些动辄得罪轻重无准的威胁。

上列六条都各有其部分的积极意义，也都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久经丧乱的广大劳动群众，这才有可能来恢复社会经济，补救战争的创伤。《晋书·食货志》说，太康年间，“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自东汉末大乱以来，这算是一个难得的光明时期。可是，黑暗又很快掩蔽了光明。黑暗势力的代表仍是这个以晋武帝为首的司马氏集团。

黑暗势力也就是割据势力，具体表现在两个制度上。两个制度实际只是一个士族制度，即门阀制度。它是西晋十六国大乱的祸根，也是南北朝长期分裂的一种祸根。晋武帝时这个祸根完全成熟了。

一、士族制度

魏文帝行施九品官人法，取得了士族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司马氏要夺取曹氏政权，当然也必须从争取士族入手。司马懿当权，夏侯玄请减削中正官权力。司马懿不敢得罪高级士族，谢绝夏侯玄的建议。自司马懿至司马昭，用优厚的待遇收买士族，形成司马氏集团。依靠这个集团，残酷地屠杀拥曹氏的士族。到司马昭时，拥曹士族已经全部消灭。晋武帝建立晋朝，对待高级士族愈益宽容。例如刘友、山涛、司马睦、武陔四人各私占官稻田，被李憙告发。晋武帝说，山涛等三人私占官稻田，查明是刘友干的事，刘友侵剥百姓来欺骗朝士，应诛死以惩邪佞，山涛等可不问罪。晋武帝罚小官不罚大官，显然是宽容所谓朝士的高级士族。一个高级士族出身的胡威，曾谏晋武帝行政不要太宽。晋武帝说，我对中等官以下，一点也不假借。胡威说，我说的不是指中等官以下，我指的是象我等这一类人。整肃法令必须从我等这一类人开端。高级士族的利益，在于压迫中下级士族不得上升，晋武帝约束中等官以下，实际是为高级士族保障利益。他的约束力之所以有效，主要来自高级士族的支持，对高级士族当然不可能有所谓整肃的法令。

高级士族政治上的权利，从九品官人法得到保障。州郡县设中正官，朝廷设吏部尚书。名义上中正官评定士人的品德，吏部尚书执掌选用人才的权柄。事实上中正官只依据士人的籍贯及祖、父官位，定门第的高低，吏部尚书依据门第高低作用否的标准。这种选举法称为门选，结果自然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任何人（包括皇帝）不能侵犯高级士族做高级官的特权。高级士族的经济上权利，从荫亲属制得到保障。所谓荫亲属，就是高级官的同族人得在他的荫庇下，免向国家纳租税服徭役，也就是被荫者须向荫者纳租税服徭役。所荫亲属，多的可以到九族（上起高祖，下至玄孙），少的也还有三世。高级官以外，宗室（司马氏）、国宾（被废的魏帝）、先贤的后代、士人的子孙（名门世家）也得按门阀高低荫亲属。这些亲属各有田和佃客，而且亲属也未必真是亲属。荫亲属制实际是法律承认高级士族按门阀高低、势力大小，有权从国家总户口中割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私属，从国家总赋税中割取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私赋税。高级士族以荫亲属为名，成为拥有土地臣民部曲类似周朝的贵族领主。区别只在贵族领主得建立采邑或国家，公开割据；荫亲属虽然可以作“百室合户，千丁共籍（户籍）”的大户主，但还不能取得割据的正式名号。

数量不大的高级士族在魏代汉的时候，取得九品官人的特权，在晋代魏的时候，又取得荫亲属的特权。有了这两个特权，高级士族的势力愈益巩固，各种矛盾也因此而愈趋尖锐化。

二、分封制度

晋武帝亲自看到魏国禁锢诸王，帝室孤立，司马懿父子结合士族，夺取曹氏政权的事实，因此，他违反秦汉以来虚封王侯的惯例，恢复周朝的分封制度，大封皇族为国王，希望这些诸王屏藩帝室，对抗士族中的野心家。事实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诸王中很多就是野心家。

二六五年，晋武帝封皇族二十七人为国王。起初国王留居京师，二七七年，遣各王就国。王国中有五个大国，六个次国，其余都是小国。大国有民户二万，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次国有民户一万，置上下二军，兵三千人。小国有民户五千或不满五千，置一军，兵一千五百人。王国内文武官员，国王得自己选用。这些国王各拥大批徒党，有机会就可以起兵作乱。

晋武帝既分封同姓，当然也得分封异姓士族。司马昭所设五等爵号以外，仍保存汉魏以来乡侯、亭侯、关内侯、关中侯、关外侯等名号。高级士族一般都得到五等爵号，并实封土地，立国多至五百余国，这些五等国虽有封地和官属，郡公郡侯县侯还有军，但危害性比国王要小得多。这是因为异姓不象皇族那样容易攘夺政权，又公侯国比小王国还小，更重要的是高级士族的真实势力都固着在本地方，所谓郡望郡姓（如琅琊郡王姓、太原郡王姓），就是在本郡或本县有势力的大族。他们分封到别郡别县，便缺乏凭借，无法建立新势力，因之受封的异姓公侯，实力不在封地上而是仍在本地方。

受了五等爵的高级士族还必须有适当的官职。不受封的和中下级士族也必须有官职。当时朝廷为安置士族，大量设官，都督增至十个。州陆续增设到二十个，郡县增设更多，将军多至二十余，此外还有杂号将军。这种文武官职，只能给予高级士族或某些中级士族，大多数中下级士族，无法安置到有限的官职里来。朝廷允许国王和五等爵各自选用官属，就是安置中下级士族的一个方法。事实上这个方法远不能满足中下级士族的要求，士族中存在着大批失意士人，等待机会反对高级士族。

晋武帝大封国王，以为已经造成了一个皇族势力。他又想造成一个代表士族的势力，和皇族势力互相制约，合力来拥戴帝室。士的严格含义是儒生。司马昭死，晋武帝不听群臣谏阻，坚持行三年丧礼，下诏说“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意思是说，我家本来是传礼的儒生人家，不能因为做了皇帝改变我的儒生本色。从来没有一个国君或皇帝行过三年之丧，他一定要这样做，无非是表示自己是纯粹的士族。他曾和宠妾胡贵嫔（父胡奋，征南将军）赌博，胡贵嫔不逊让。他发怒说，你原来是个将种。胡贵嫔说，北伐公孙，西拒诸葛（指司马懿），不是将种是什么？他听了很觉得惭愧。士族以积世文儒为贵，如果祖先曾做武将或其他杂业就不算纯粹。大抵自东汉末士族制度形成以来，士族在政治地位上有高低，而且也在门第世系上矜清浊。晋武帝自称诸生家，就是在政治地位以外，还要争取门第上的清望。司马师娶东汉名儒蔡邕的外孙女羊氏为妻，司马昭娶魏名儒王肃的长女王氏为妻，这都是司马氏通过婚姻来提高门第的一种表现。司马昭给晋武帝聘弘农郡华阴县杨氏女（杨艳）为妻，也是含有同样的意义。华阴杨氏（详见《后汉书·杨震传》），按门第来说，是无与伦比的纯粹士族。

杨皇后生晋惠帝。晋惠帝一向是个白痴，当他做皇太子的时候，晋武帝屡次要废他，别立皇太子。杨皇后和大臣们提出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古训，阻止废立。杨皇后将死，要求晋武帝不得立妾为妻，正式聘娶她的从妹杨氏（杨芷）为皇后。晋武帝以诸生家自命，愿和华阴杨氏联姻，只好一一听从。杨芷做皇后后，她的父亲杨骏超升为车骑将军，杨氏声势压倒一切。晋武帝有意造成杨氏势力，希望它作为士族的代表，与皇族势力合成辅佐帝室的两翼。事实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杨氏力谋利用晋惠帝昏愚，恢复东汉皇太后临朝称制，外戚擅权的旧例，杨氏早被培养成了野心家。

晋武帝满以为两翼造成了，临死时，诏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子）、杨骏同辅政。杨皇后杨骏别造诏书，令杨骏掌管全部政权。以杨氏攘夺政权为爆发点，接连爆发着无穷的祸乱。这种祸乱的根基，就是统治阶级主要是高级士族的极度腐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