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 迁都洛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出动海军陆战队，进攻长江门户上海，企图占据上海进而威逼南京，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就范。当夜，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立即迁都洛阳，积极备战；改组南京政府，由汪精卫接孙科任行政院院长、罗文干接陈友仁任外交部部长，并指定蒋介石为刚刚恢复的军事委员会常委。

1月29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行政院决定成立洛阳行政设备委员会，负责洛阳的建设和管理；又将上海的国际电台迁往洛阳，更名为第二国际电台。

当日，增发南京至洛阳的特快列车，中央各部、委向洛阳火速搬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首脑人物由南京出发，经开封驶往洛阳。除何应钦留守南京维持治安、罗文干主持外交外，其余1000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一同前往，并于次日抵达洛阳。

当时，国民政府驻原河南府衙署（明代福王府旧址，今老城青年宫广场一带），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驻西工公馆街原吴佩孚“天”字一号院（今市政府家属院内），中央党部驻西工兵营司令部旧址，中央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驻省立第四师范（今洛阳市一中院内），汪精卫和行政院驻河洛图书馆（在东北隅老北营旧址）和洛阳农校（今农校街小学），考试院驻周公庙，监察院驻南关贴廓巷庄家大院，司法院驻地方法院（旧军阀张敬尧公馆），教育部、外交部、航空署、军政部、交通部、国府主任处以及军医司驻省立第八中学（时在西大街），其余各机关驻西工兵营。

2月中旬，蒋介石曾赴孟津视察黄河防务，并参观负图寺和刘秀汉陵。3月5日，国民党中央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西工兵营中央礼堂（原广寒宫）召开。会议通过了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定洛阳为战时首都——行都，以西安为陪都。3月18日，蒋介石在西工就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从而形成“汪主政，蒋主军”的格局。蒋委员长之称自此始。

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国民政府准备返迁南京。返京前，5月30日，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还都南京之后繁荣行都之计划》，蒋介石先率各部、院、委返回南京。决定成立行都建设委员会，一是筹建洛阳电厂；二是设立中央军校（1924年，孙中山创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1927年迁到武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改建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三是设立中原社会教育馆；四是修建伊洛河大桥。11月20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决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各院部委，于12月1日返回南京。至12月1日，国民政府举行了回京典礼，当即撤离洛阳。

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后，行都建设委员会根据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在洛阳进行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1932年�在东车站建立了洛阳电报电话局�在周公庙成立了中原社会教育馆�并附设有民众学校，又辟洛京公园。1933年秋�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在西工兵营成立，人数多时约3500人�杭州航空学校迁洛�改名为洛阳航空学校。1934年�扩建西工飞机场。1935年，在西小屯建洛阳电厂。1936年，在洛河天津桥遗址上游和伊河龙门段分别建钢筋混凝土大桥一座，命名为林森桥和中正桥。

国民政府迁洛，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国民政府抗战的决心，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最后的胜利以及洛阳的建设和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洛阳杠次是麻将打法的一种，因最早在洛阳地区流传开来，也叫洛阳杠呲或洛阳杠次，这种玩法在洛阳深得男女老幼之喜爱，无论高手新手，门槛很低，看似规则简单，打起来却乐趣无穷。

游戏规则一局开始前，将最后一张，也就是开杠拿走的那一张亮开，如果谁开杠和这张牌，即“次”，所得赌注翻倍。这种玩法不能平和，只能自摸，不能吃牌，可以碰牌，一直到所有牌摸完，或有人和为止，翻开的那一张不能摸走，只能次和用。

名次解释：

次：就是“和”的意思，以示与一般的和不同。玩家手中的牌开杠时如果将“次张”给自己能和自己其他的牌组成胡牌的情况(其他打法中的杠上开花)称为次。

杠次：也就是杠上开花;

软次：可以自摸，可以次，可以流局;

次张：每次开局庄家出第一张牌前，将最后一张牌翻开称为“次张”;

开杠：开杠后“次张”和自己手中牌组不成胡牌时称开杠，起“次张”的下一张牌;

自摸：玩家手中牌组成一个将，4个刻子、顺子或杠时可以胡牌;

明/暗次：开的杠为明杠时称为明次，开的杠为暗杠时称为暗次;

流局：一局当中若牌张摸完(不包含“次”牌)，未有玩家胡牌，则称为流局。

皮次：当玩家手中有“次张”组成的刻子的时候就可以胡牌了(分值和暗次一样)，手中其他牌不用管。比如次牌是“九条”，你的手里有三张“九条”，无论其他牌是什么，都算是暗次了。

包次：底牌应≤12张时并且没有流局，玩家打出一张牌致使其他玩家次牌，则玩家付给赢家，三个玩家应付的全部分值。

能查到



三槐堂王氏得姓自周灵王太子晋，得派自太原，分支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三槐堂是北宋初年王祜在自家庭院手植三棵槐树而成名的，后人将王祜的祖父王言（唐末任梨阳县令）追尊为三槐堂王氏始祖。因此，三槐堂第一代为王言，第二代王彻（王言长子，余不详），第三代王祜、王祉，第四代即王祜所生三子，长子王懿、次子王旦、三子王旭（王祉有无后裔不详）。第五代十人，即王懿生子王睦、王琼、王贽三人，王旦生子王雍、王冲、王素三人，王旭生子王粹、王质、王玄、王瑞四人。第六代，有记载的共二十人，他们是：王克、王准、王恰、王整、王检、王靖、王厚、王固、王坚、王巩、王本、王硕、王凝、王常、王奥、王毖、王规、王复、王元、王忖等，其中王固、王常、王奥、王巩是王素的儿子。第七代中的王皋（王巩之子，字子高，殿帅府太尉），为三槐堂南渡三沙始祖，王皋的兄弟以及他的前辈（王言之后裔）均为其他支派的三槐堂王氏。

三槐堂南渡三沙王氏，是指北宋末金兵入侵、宋高宗南渡时，三槐堂第七代王皋举家护驾孟太后（又称隆祐太后）、后又护驾宋高宗南渡而来，定居苏州荻扁乡（又称荻川），生三子：长子王易，字吾置，袭殿帅府太尉，迁太仓沙溪，称东沙支；次子王铎，字吾伍，世守荻扁乡，称中沙支；三子王胤，居无锡沙头，称西沙支。东沙、中沙、西沙各支均以王皋为第一世。三沙王氏后代几经迁徙繁衍，散居各地，枝繁叶茂。下面略述迁居江阴的各支。

东沙第九世，有贵八公于元代中期迁居江阴砂山化成乡（周庄镇）万安桥，是为三沙王氏江阴始迁祖。第十世，其堂侄士珍公、安一公（均为贞三公子）迁居祝塘（士珍后裔为民支，安一后裔为军支），恒（贵二公子）、敏（世荣即贵七公子）于元至正末年自常熟尤泾里徙江阴顾山古塘。恒孙裕（第十二世）复徙常熟山塘，为山塘始迁祖；敏则世居古塘，是为古塘始迁祖。

敏生二子，即十一世堂、恕。堂（1325—1357）字希太，生三子：善、和、彝；次子恕，字希仁，生二子：即十二世礼、贤。贤字思中，有才名，喜吟咏，有诗集行世，贤生三子，即十三世俊、伦、伟。伦嗣于礼为后，生五子，即十四世溱、洧、洪、格、澄，五人生子达十五人，俊之孙七人，其时天下太平，古塘王氏经三代人之努力，开始进入家族繁盛时期，蔚为古塘之大族。伟字隐南，游学江阴，定居华溪，为不忘古塘祖地，更名华塘（现江阴市徐霞客镇峭岐地区），生子四人，孙十一人。

贵八公后裔第十二世元吉迁居江阴千家场斜坝、杨舍花园，第十三世林迁居江阴谢家桥黄泥坝（现江阴市城东办事处辖境内），檎迁居横河巷头上、沙湖碾砣桥（现江阴华士镇与张家港市杨舍镇泗港街道相邻区域），森迁居江阴唐沙（现江阴市城东办事处辖境与张家港市金港镇相邻区域），贵二公后裔第十三世经迁居江阴北漍镇（现与顾山镇合并）清水洞桥。

中沙第十世，有吉一公迁居江阴华墅（称在镇支），吉二公迁居江阴清化乡（称清化支，清化乡1949年后分属周庄镇、华士镇）。第十一世，有子良公迁居江阴马嘶水潭，以道公迁居江阴南新桥（今均属新桥镇）。第十二世，有居敬公迁居江阴云亭。第十三世，有维善公迁居江阴筑塘梧村（今属华士镇），庠公迁居江阴杨舍白鹿（现张家港市杨舍镇白鹿街道）。

西沙第十世，有天民公迁居青旸镇南马家湖（今属青阳镇桐岐办事处），其弟天惓公迁居马镇东常村（今徐霞客镇上东村），东常后裔又迁居泗河镇时家圩（今南闸街道），嵩公迁居江阴宝池乡（今周庄镇北部）。第十二世，有让公迁居江阴荡南（今属祝塘镇）。第十三世，有文度公迁居江阴，其后裔又分沙头支、无锡在城支。今年调查，又发现西沙二世王胤长子之后裔生活于江阴桐岐（现亦属青旸镇桐岐办事处）王家弄村，正准备续修新谱。

据有关资料，三沙王氏现有东沙分支八十一支，中沙分支四十一支，西沙分支一百六十八支，三沙合计共有二百九十个分支，堪称三槐一脉中的一个大家族。

东沙王氏始迁江阴古塘祖王敏，据《东沙古塘王氏宗谱》卷七《世系表》记载：“敏，贵七子，字伯明，仕元为荣怀元帅府万户，尝设关扼伪吴，有保土功。至今称王万户关及王舍人桥，遗迹尚存”。其事迹在王应辰《古塘始祖万户伯明公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元末明初在张士诚准备渡长江南下之际，“公相视地势，仗义誓众”，集合乡兵以备。在张士诚渡江至福山后，“将因粮于四境，怵公有备，不敢犯，独公所保，克全无害，人皆服公先见。”“以故数十里内，烽火无惊，纺不停经，耕无悬耜 ，士民德公甚，为梁以旌公伐，至今土人犹名王舍人桥。”“自丙申（1356）讫丁未（1367）前后十二年，公且战且守，务在保境安民，终士诚之世。”

古塘王氏真正兴旺发家，始于王伦。王伦（1418—1499），字德常，号西岩，为东沙王氏第十三世。自此古塘王氏人才辈出，有经营工商业的，也有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仕途的，再有世守田里而务农的，在手工业、政界、农业、文化等领域中作出了一定贡献。现已了解到，王伦兄俊，后裔居地有小墅桥东街、常熟祁村南王家巷、常熟小东门钟楼头、后巷里、五房庄、常熟小石桥等。王伦第五子澄，生四子（第十五世）：授、抚、揖、按，居地有瑶岸、曹家庄、赵家巷、上车场（今周庄镇路口桥下沙里）、锡城中市桥、华德桥、西塘市、长泾镇、马镇一保南巷、常熟菜园村、石井苏庄、云亭北街等。

明清之际，由于战乱，古塘王氏不断向外地迁徙，以求生存。其中，有迁居无锡县五房庄、后巷里、南龚巷、荡上等，又有徙居常熟县河头大坝、车路坝、南村坝，也有迁居江阴长泾镇、董庄桥及北渚等地。以上仅为顾山古塘王氏部分迁徙分布情况，尚不包括以上迁徙地后又再迁的情况。

明朝正统年间，王伦弟伟（字德彰，号隐南）游学至江阴凤过乡（也称凤戈乡）见华（花）溪地面，水清土厚，可乐可耕，遂迁居于此，并改名为“华塘”（花塘），意思不忘顾山古塘之意。后至十五世时，子孙留居华塘（前王村、后王村）者外，有迁居蓉湖柳塘（今江阴月城及武进芙蓉），后有迁居善政桥、晖墩、丘村等地者。

现根据华塘原谱记载及其他已独立修谱的资料归纳其后，华塘王氏的分布大致为：

峭岐：前王村，后王村，陈铁村，小村上，庄家村，凤戈庄，孔家浜，楼下，灰墩汪家村，西张村，邱缸爿，钓台村，上场，吉家村，许家村，陈子白殷家庄，顾家跳。

周庄：茂墅东墩。

要塞：王家场，果园里，顾家村，范家埭，高家衖，黄石桥钱家村，塘坝头，萧家村，蒲鞋桥王龙村，东桥，徐三村，黄泥坝，板桥，陆家村，焦家村，戴家弄，王家村，严家埭，贯庄，双牌。

山观：尤家埭，户岐村，金童桥。

南闸：灰墩下村，河西，施园场，后塍，曲里吴家埭。

云亭：江家冲，龚家宕，周家村，李家村。

璜塘：皋岸曹家村，大住基，东元塘，东胖官村，保家庄，跳里。

青阳：朱家坝，牌楼头黄家村，坝上李家村， 严家坝，南村头，塘头桥，俞家浜，西阳村，严家坝，茅柴村，邱家村，西衖，北街。

月城：赵家村，蒋家村，中腰坝，陈四房庄，月城桥北街，戴庄李家村。

西郊：梅园里。

文林：茂墅,西旸村。

祝塘：王家住基。

夏港：於王村再迁申港王家店、中街、史巷里及恐龙园旁丁庄村。

城内：三元坊巷。

张家港市金港镇香山青墩。

外迁的有：宜兴，常熟梅里，靖江，无锡等地。

东沙古塘王氏还有迁居山观（今江阴市城东办事处）成章坝等地者。

世居荻扁的王氏中沙支，分“在镇支”（今华士镇）与“清化支”（今周庄镇南部、华士镇西部）。十一世子良公（德二公三子）迁居江阴马嘶为“水潭支”、以道公迁居新桥为“江阴南新桥支”（均属今新桥镇）。十二世有居敬公迁居江阴云亭为“江阴云亭支”（今云亭街道）。十三世有维善公迁居筑塘为“江阴筑塘梧村支”（“筑塘”即今祝塘镇，梧村今属华士镇）、庠公迁居杨厍西北为“江阴杨厍白鹿支”（今张家港市杨舍镇）。清化支地名：长房：连三基、侯士巷，二房：北庄、地板上、常熟东乡浜家市。清化老王巷支地名：老王家巷（老王巷）、龙丼上又名草塘龙丼（丼，读端，去声）、华墅中渡桥、雷家基。南新桥支（水潭支）地名：南新桥、华墅、虎圣堂、常州北外西篁村、无锡东外常庄巷、杨厍前溪巷。

王氏西沙支，第十世有天民、天惓兄弟俩在元末明初战乱中失散，分别到江阴青旸、江阴马镇定居，天民公后裔成为“江阴青旸马家湖支”（今青阳镇），天惓公后裔为“江阴马镇东常支”（今徐霞客镇上东村）和“江阴泗河时家圩支”（今南闸街道）。第十世又有嵩公迁居江阴敔山湾，后裔为“江阴敔山湾支”（今云亭街道）和“江阴宝池支”（今周庄镇），十二世让公迁居江阴荡南为“江阴荡南支”（今祝塘镇五福村）。第十五世有文度公迁居江阴邑城为“江阴支”。江阴今临港新城地区有“小沙头支”，始迁祖待考。光绪元年（一八七五）以来东常支、敔山湾支、宝池支合修《东常王氏西沙支谱》，计修入敔山湾支、宝池支、顾家桥支、瓠岱桥支、尖上支、江阴大街支、尖上支（现属无锡）、丁塔支（现无锡堰桥）、黄山港支，东常支（又分小二房支、号里窑上支、旸岐支、东房分、西房分、船形分、老三房分、祝塘南街、马鞍桥支、后土头支、里庄里支、江阴北门西门支），注明另修有秦泾桥支、马家湖支。

三槐堂三沙王氏在江阴的繁衍分布既广且多，长期居江阴666个姓氏之首（目前居第二位，在张姓之后），江阴135万人口（不含外来工新市民）的5%左右，精确统计有待日后。所谓“长天秋水家声远，一脉三槐世泽长”，非虚语也。

澳门风水大师认为，鉴于庄家的虚张声势常常让赌徒们感到十分迷惑和不安，我们在铲庄家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掘出庄家的实力弱点。

在这方面，洛阳铲的精髓体现在处变不惊，泰然处之。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握住庄家的某些漏洞，持续不断地施加着攻击，直至最终铲倒庄家。而这需要我们对铲庄家的技巧和方法，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和体会。

唐朝中叶以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变迁，使世家大族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经济地位的不稳固。宋代官僚阶层要想长保富贵，就不能不适应社会形势的变化，采取诸多新手段、新举措，以稳定经济地位，收合族属。范仲淹创建的义庄，作为一种前无古人的新举措，在家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向为研究者们所重视，论述已多。已有的研究成果，诸如陈荣照《范仲淹的义庄》[ ](pp186-212)、邢铁《宋代的义庄》[2]以及廖志豪、李茂高《略论范仲淹与范氏义庄》[3]等等，多是就义庄本身立论，对范氏家族进行个案剖析则很不够。作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家族建设新举措，如果能将义庄与范氏家族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说明宋代社会条件下的经济手段与世家大族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无意是很有帮助的。笔者不惴谫陋，拟从这一角度加以探讨，以补前贤研究之缺。不妥之处，肯望教正。

一、义庄之创立与发展

皇佑元年（1049年），范仲淹知杭州。由于杭州与其家乡苏州相去不远，因而得以与族人有较多的接触。据范仲淹于皇佑三年正月八日所撰的《续家谱序》记载：“皇佑中（应为‘初’），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书、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派尽在。乃创义田，计族人口数而月给之；又理祖第，使复其居，以永依庇。故作《续家谱》而次序之。”[4]（pp731-732）

在《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志铭》一文中，范仲淹又说：“皇佑初，某来守钱塘，与府君（范仲温）议，置上田十顷于里中，以岁给宗族，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5](P370)购买义田在是年十月，可知一年之内范仲淹在苏州为宗族做了两件事：一是续修家谱，一是创置义庄。 这一年，范仲淹61岁。

关于范仲淹创置义庄的动机，以往学者多认为出于范仲淹的公心和慈爱之心，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又是宋代“收族”观念的实践手段。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没有被揭示出来。我们不妨先看看范仲淹曾对子弟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亦何以入家庙乎？[6]（P863）、[7]（P1174）

对于一个60余岁、为官数十年的老年高级官僚来说，与祖宗子孙同享富贵自然是一种颇令时人敬仰的思想境界。但不宜言表却更有吸引力的理想，则是如何使子孙后代长保富贵。在为乃兄范仲温所撰写的墓志铭中，范仲淹以“积善不诬，厥后其昌”[5]（371） 作尾语，即已透露出了这样的信息。而其贤子贤孙们，也是完全能够领会得出其良苦用心的。范纯仁曾说：“先文正公置义田，非谓以斗米疋缣使能饱暖族人，盖有深意存焉。”[8]（1170） 范仲淹五世孙范之柔亦曾明确提出，创置义庄是乃祖“欲为传远之计”[9]（P1164） 的结果。南宋刘宰在为希墟张氏义庄作记时，曾引用了范仲淹的上述一段话，并分析义庄创建的动机说：“夫乐富贵而羞贫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爱其子孙而不欲其贫且贱，我与祖宗同是心也。”[10]（P579） 可见，无论是范仲淹自己的言论，还是其后裔或其他士大夫的理解，都是将创办义庄与子孙长保富贵绾连在一起的。

由于一些研究者只注意了义庄对贫乏族人的赡助，所以很容易将其视作慈善机构。但从范仲淹初定的十三条规矩中，我们即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条内容：

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

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对于家中使唤着女使、奴婢的族人来说，显然原本就是没有“寒馁之忧”的。至于“出官人”，即使不在官任或暂不领取俸禄，也不应有太大的生活问题。范仲淹对他们的支助，自然已超出慈善的范围。何况对其他族众的支助力度，也基本上达到了衣食无忧的程度。明显具有慈善性质的条款，仅见一条：

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诒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可以看出，义庄的慈善性质并非主流。范仲淹的主要动机是为家族长保富贵提供稳固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从范仲淹后人的行为中还可以得到明显的印证。在陆续形成的续定规矩中，增加了对应举士人的资助及义学方面的内容，以便“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9]（P1168）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为了长保富贵，收合族众，加强宗族势力，范仲淹可谓殚精竭虑。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范仲淹为宗族建设不吝钱财，但他本人生活却十分俭朴。据说在他创置义庄的前夕，子弟曾劝他“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12] ，被他断然拒绝。《宋史》说他“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13]（10276） ，想必不误。

义庄创建之初，范仲淹就已十分注重它对维持提高宗族势力的长久作用。建义宅，设义学，续修家谱，制订义庄规矩，草创之初便注意各种配套措施，考虑可谓较为周全。但范仲淹在义庄建成后的两三年内，便去世了。义庄的巩固和初期发展，主要是在范仲淹儿辈们手中完成的。以下几个方面，可以清楚地反映这一点。

首先，义田规模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义庄的主体经济势力是义田，初创规模为1000亩，范纯仁将其增加为3000亩。纯仁“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14]（10293） 。其做法颇似乃父，但官位却过之，因而能够获得更多的俸赐，从而也就更有条件为范氏义庄多做贡献。

其次，义庄规矩在实践中得到不断完善，日趋严密。范纯仁兄弟先后十次续订规矩，分别为熙宁六年（1073年）、元丰六年（1083年）、绍圣二年（1095年）二月、绍圣二年四月、元符元年（1098年）、元符二年（1099年）、崇宁五年（1106年）、大观元年（1107年）、政和三年（1113年）、政和五年（1115年），平均4年左右续订一次。由于是“随事立规”，所以续订的内容，多是根据实际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如果说范仲淹的初定十三条“止具给予之目，仅设预先支请之禁”，基本上是赋予族人获得资助权力的内容；那么范纯仁兄弟续订的二十八条，则“关防益密”[15]（P1172） ，主要是对族人相关责任的规定。权力和义务的相互结合，必然使得义庄在管理上日趋严密。

再次，义庄规矩得到了宋朝官府的支持，从而具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治平元年（1064年），范纯仁上书朝廷，述说在义庄的管理中，“今诸房子弟有不尊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伸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子孙饥寒无依”，并因此而要求“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犯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这一要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从此，义庄规矩以朝廷指挥作尚方宝剑，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范氏子孙将其刻石于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子子孙孙遵承勿替”[16](P1160) 。

在两宋之际的宋金战争中，范氏义庄受到了战乱的冲击。政局稳定以后，义庄已经是“虽田亩仅存，而庄宅焚毁，寄廪坟寺，迁寓民舍，蠹弊百出，尽失初意”[17](P1165) 。战乱不仅破坏了义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而且也使义庄规矩受到了冲击，制度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从而使义庄日益向着崩溃的方向发展。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对这一情况做了如下叙述：

中更兵毁，族党星散。故基榛芜，编民豪据为居宇，为场圃。僦直无几，甚失遗意。粟无所储，寓于天平山坟寺，倍有往来给散之劳。寻复圮废，改置城中，反寄他舍，病此久矣。[15](P1171)

看来范氏义庄的庄宅不仅受到破坏，而且为他人所占，仅能收取微乎其微的一点租金。尽管田亩尚存，但已失去了各种配套设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针对这种情况，范氏子孙尤其是文正位有官职的子孙，力图加以重建。官至奉议郎的范公武，“念此有年，赍志而殁”。其子范良器、范之柔兄弟“慨然自任，思图其新”。庆元二年（1196年），他们正式开始了义庄的恢复重建工作。他们所做的第一步，首先是“历告居民，尽除僦直，约期而遣之”。但这一步并不容易，因为有许多“不服者”不愿迁出，范氏兄弟不得不“诉于郡、于监司，以至上达台省”。由于提刑何异、太守郑若容“咸义此举，力为主张”，才使得范氏能够悉得故地。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二步，就是“首捐私帑，缭以垣墙；创建一堂，仍扁‘岁寒’，以祠文正；结屋十楹，以处贫族；就立新仓，寖复旧观”[15](P1171) 。这样一来，义庄的硬件建设便得以重新恢复。接下来便是制度建设问题，所以范良器兄弟所做的第三步，便是“参定约束，加备于前”[17](1165) ，范良器还“亲掌出纳一年，以为后式”[15](1171) 。他们还“经本州镂给板牍，揭示义宅”。尽管如此，时任左司谏的范之柔还不放心，又学范纯仁的做法，上奏朝廷，要求“特颂睿旨札下平江府”，保证新规旧约的执行。这一要求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庆元二年（1196年）以来范良器、范之柔兄弟对义庄的重建，在范氏义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义庄经受住了社会动荡的考验，也表明范氏家族的核心势力仍出自范仲淹一系（即文正位，范良器兄弟为范纯佑后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范氏义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除了范之柔上奏获准，义庄规矩的执行重新获得政治保障以外，南宋朝野人士还对范氏义庄给予了各种各样的特殊关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官府对义庄赋役的与免。在嘉定三年（1210年）范之柔主持的《续定规矩》中，曾提到“义庄及白云功德寺差役并应干非泛科敷并蒙官司蠲免”问题。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认为“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理应“与免科籴”，因此免除吴县、长洲县范氏义庄劝米共计九百七十三石六斗二升。[18](PP1086-1087) 可见，义庄在经济上享有赋役与免的特权，逐渐成为宋朝政府统治下的经济特区。

二是地方官对范氏的优崇。南宋时期，范仲淹作为家乡的先贤，成为地方官员进行社会教化的楷模。因此，历任地方官无不对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另眼相觑，多加优崇。咸淳十年（1274年），平江府知府潜说友有感于本府未有范文正公专祠，乃“事关风化”的要事，因此不顾财力“窘乏”，于范氏义庄之东建筑范仲淹祠堂。在建成了“为屋六十楹”的大祠堂之后，又“拨没官田土，拘收租米，充春秋二祀之费”。在范氏义庄附近建立的官方范仲淹祠堂，对提高范氏家族和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无疑是有极大帮助的。祠堂“春秋二祀，太守率其属亲莅”[19](pp1087-1088) ，可见，祠堂祭祀的仪式、规格，是很不一般的。

三是名人的宣传。由于范氏义庄的收族作用明显，逐渐受到了理学家们重视。许多知名人士纷纷撰文，对义庄加以宣传和褒奖。如刘清之“尝序范仲淹《义庄规矩》，劝大家族众者随力行之”[20](p12957) 。流传至今的此类文章，北宋时仅有钱公辅《义田记》一文，南宋时则有楼钥《范氏复义宅记》、孙应时《范氏义庄题名》、刘榘《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等文。此类文章的逐渐增多，无疑促进了范氏义庄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许多宗族纷纷效法范仲淹的做法，创建义庄，并借鉴范氏义庄的管理经验。范氏义庄逐渐成为宗族义庄建设的楷模。

通过南宋朝野人士对义庄的各种特殊关照，范氏义庄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得以不断提高。这既是义庄发展的表现，又反过来对义庄的稳定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范氏义庄在两宋200余年的发展，尽管曲曲折折，并非一帆风顺，但毕竟逐渐稳定下来，在宋代的社会土壤中扎住了根。就这一点而言，已可说是社会奇观。要知道，宋代普遍的社会现象已是“田宅无定主”[21]（P162） ，其土地所有权转移之频繁，时人甚至用“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一换家”[ ]（P494）之类的语言来加以形容。范氏义庄的发展，不但表现在制度的完善、地位的提高、声望的扩大等方面，而且其田产的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初创时为1000亩左右，至嘉熙四年（1240年）提领浙西和籴所与免科籴时，其规模为吴县897亩、长洲县2271亩3角，合计3168亩3角。

二、义庄对范氏家族的作用

义庄的创立作为范氏家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一座里程碑，对宋代范氏家族的发展无疑起过多方面的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义庄赡养、团聚了大批家族成员。苏州的范氏族人，均为范隋后裔，至北宋中期已经过四五代人的繁衍。人口已具有一定数量规模，贫富分化也已非常严重。范仲淹虽出身于仕宦支系，但由于家世衰替，甚至“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而不得不声称“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6]（863） 。义庄初建时登记在册的族人数量为90口。当时的千亩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霈然有余而无穷”[23]（P1169） 。此后，范氏家族人口不断增多，义田虽经过一些波折，但规模也在扩大，且逐渐稳定下来。至南宋时期，3000余亩的义田已赡养了数百口范氏族人。在范良器兄弟使义庄“岿然复兴”之时，养活族人约四百五十口，与初创时相比，已是“五倍之矣”[24](P1173) 。

在义庄的庇护下，的确有大批贫穷的范氏族人避免了流离失所、迁徙他乡的命运，因为有着稳定的生活来源，自然就可以安土而居。同时，由于义田对“仕而家居”者同样予以支助，所以又对许多仕宦者回归故乡产生了吸引力，从而团聚了更多的家族中的精英成员。而两宋时期仕宦不归故乡是较为普遍的情况。就范仲淹一系来说，出于仕宦的需要，子孙曾落户于京师附近的许昌，尽管仍与苏州的范氏族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受到两宋之际的战乱冲击之后，不得不南迁。但与其他世家大族南迁后星散各地有所不同，南迁的范氏族人受义庄团聚力的吸引，基本上均落籍于苏州地区。南宋家铉翁以十分羡慕的口气说：“（范仲淹）立义庄，聚族而居之，至今二百余年，范氏裔孙列居文正坊中。”[25](P293) 可见，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具有稳定而长久的团聚作用。

其次，义庄为族人的教育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范仲淹是以科举起家的士大夫，他在为政过程中十分注重教育，所至各地，兴学倡教，不遗余力。义庄创置的动机，就包含有他教育族人的思想在内。虽然在其初创时手定的规矩中尚无有关教育的条目，但在范纯仁首次续定的三条规矩中，便已有了详细的有关义学教师选拔和待遇的规定：

诸位子弟内选曾得解或预贡有士行者二人充诸位教授，月给糙米五石（若遇米价每石及一贯以上即每石即支钱一贯文），虽不曾得解预贡，而文行为众所知者，亦听选，仍诸位共议（本位无子弟入学者不得与议）。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给三石，及八人给四石，及十人全给（诸房量助出钱以助束修者听）。

牟巘在《义学记》一文中说：“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11](P1188) 必定是有一定根据的。在家族内部，有教师，又有学校，自然使家族成员受教育有了方便条件。更重要的是，稳定的经济来源，足以使族众衣食无忧，这就为他们安心读书提供了基本保障，更何况家族内的教育又是全部免费的。

再次，义庄对范氏家族成员的仕宦具有一定的作用。范氏家族成员在教育中的有利条件，即已为他们从事科举考试奠定了基础。同时，范氏义庄还为实际赴考的子弟提供经费资助和奖励，鼓励子弟赴考。熙宁六年（1073年）的续定规矩中这样一条：

诸位子弟得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七十七陌下皆准此），再贡者减半，并须实赴大比试乃给。即已给而无故不试者追纳。

嘉定三年（1210年）的续定规矩，又根据实际情况做了如下调整：

旧规诸房子弟得贡大比者，义庄支裹足钱十千金。物价翔贵，难拘此数。如有子弟得解赴省，义庄支官会一百千，其钱于诸房月米内依时值均克。其免举人及补入大学者支官会五十千，度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

更重要的是，义庄为家族提供了稳定的经济基础，家族成员在日益加剧的社会竞争中有了一个避风港。这就使家族的发展不至于骤起骤落，即使有波折，也不会使家族整体上衰败到一蹶不振的程度，而是总有重新兴起的条件和机会。在历史的短时段内，这种作用可能不甚明显，处于一种潜在的状态中。但在长时段内，潜在的作用就会得到充分的体现。透过范氏家族在宋代的发展历史，时人即已看出了这种作用。南宋刘宰甚至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何近时名门,鲜克永世；而范公之后,独余二百年，绵十余世而泽不斩也”[10](P580)

不过，就两宋时期而言，义庄对范氏家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作用，毕竟是次要的，不能估计过高。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支系，对义庄的贡献是主要方面。由于定居于中原地区的许昌，成员从义庄中得到的实际助益并不多。这一时期范仲淹支系仕宦的昌盛，主要得利于其他各种因素，如荫补、婚姻关系、社交关系以及范仲淹声望的影响等。经济上由于有两代高官仕宦所得的丰厚俸赐为主要来源，再加上范氏俭朴家风的作用，至北宋末期尚没有衰败的迹象。南宋时期义庄的作用的确较为明显，但范氏世家大族地位的维持仍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应当加以注意的是，在宗族内部，义庄使范仲淹直系后裔基本上确立了族长的地位。元朝初年的范士贵，曾“充平江路学职，兼管本族义庄、义学勾当”，据云“系先贤范文正公嫡孙”[26](P1089) 。方回在其诗注中提到的范氏族长范邦瑞[27](P994) ，亦被称为范仲淹之八世孙。这说明，从增广义庄的范纯仁，到恢复义庄的范良器、之柔兄弟，再到异代鼎革后的范士贵、范邦瑞，范氏家族的***基本上是产生于范仲淹直系后裔之中的。由于在管理规矩中逐渐增加了各种对族人的惩戒内容，这些内容不但与族人的经济利益相联系，而且重要处罚还要“诸房具申文正位”[17](P1167) 。因此，义庄又为范仲淹直系后裔中的领导层实施家法族规提供了基础。明人方苞曾说：“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于庙，则祖父行俯首而听命。过愆辩讼，皆于家庙治之。故范氏之子孙，越数百年，无受罚于公庭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28] 可见，义庄在教养、团聚族人的同时，也束缚、控制住了族人。

三、结语

两宋时期社会经济关系的变迁，使官僚家族长期维持已有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依靠荫补、科举竞争、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大官僚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般可以维持两三代人的时间，但由于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其衰败也是较为迅速的。义庄的创置，为家族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经济保障，对家族地位的维持起着潜在的和持久的作用。

范仲淹家族以科举而兴，又靠荫补、婚姻关系等手段使家族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创置和经营义庄使这一家族在两宋时期没有彻底衰败，维持了较为长久的世家大族地位，成为宋代世家大族学习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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